超级军网人格力量和学术自由于国难中造就西南联大的绝世传奇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6 06:24:44
尽笳吹弦诵在山城——回溯西南联大
(2005-08-15 10:44:15)
近代史上，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九州遍洒黎元血”，民族存亡系于一线。在那个时代，中华民族的知识精英如何面对国难？让我们汇集各方史料，回顾西南联大的历程。
位于北京大学燕园的西南联大纪念碑
1937年7月前，中国计有专科以上学校108所，其中大学42所、独立学院34所、专科学校32所。1937年7月底，日军攻击天津，日机滥炸南开大学，图书馆和许多建筑设施被毁，开始了对中国高等学校的系统破坏。根据当时教育部编定的《敌人摧残我文化事业录》载，截至1937年10月，除北平的14所大学因被敌盘踞而未被轰炸外，3个月来全国计有23所高校被炸。到1938年8月底，108所高校中有91所遭受敌人破坏，其中25所被迫停办。
为了从这场浩劫中抢救和保存我国文化命脉，东部地区的高校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大迁移：106所高校进行了300余次搬迁，迁校3次以上的有19所，8所高校迁校达4次。西南联大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诞生的。
1937年7月29日、30日，北平、天津相继沦陷。8月19日，北大、清华、南开3校领导与教育部协商南迁事宜，9月10日教育部正式下令，北大、清华、南开联合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0月26日在长沙举行开学典礼。南京沦陷后，长沙临时大学西迁昆明，命名为西南联合大学。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
1937年，中国的高等教育仅仅有40年的历史，主要分布在沿海大城市。这些现代高等学校，大多是按美国模式建立的，脱离社会、脱离民众，是当时知识精英的普遍现象。而席卷大半个中国的高校内迁，让知识精英们“辞却了五朝宫阙”，走出了象牙塔。
日本人打到北京城外，闻一多先生拿着几本书，带着孩子就走了，走到路上碰见臧克家，问他那么多名贵的书怎么全部抛弃了，闻一多说：“国家大片大片的国土都丢了，我几本书算什么呢！”
日本宪兵队送请柬来请陈寅恪，希望收服这位京城的学界领袖，从而收服文化界。陈寅恪没等老父丧事办完，就悄然离开京城，汇集到西南联大的队伍中。他的父亲陈三立，因日本人占领东三省，打进北平，绝食而亡。
出身书香门第的陈岱孙，南下时从会议室直接上路，到了长沙，身上只有一件白夏布长衫。
国难当头，当时的知识精英们就这样在抗日救亡的洪流中走进了社会底层。社会各阶层也借此认识了他们，原本泾渭分明的精英与平民两个集团，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汇聚到了一起。
西南联大从长沙到昆明，由267名男同学和11位中青年教师组成“湘黔滇旅行团”，徒步行走到昆明。他们翻过雪峰山、武陵山、苗岭、乌蒙山，步行3600里。闻一多是11位教师中的一位，有学生问闻一多：“闻先生，像您这样的大教授，怎么放着火车、轮船不坐，和我们一起受这份罪？”闻一多笑笑说：“火车我坐过了，轮船我也坐过了。但对于中国的认识，其实很肤浅。今天，我要用我的脚板，去抚摸祖先经历的沧桑。国难当头，我们这些掉书袋的人，应该重新认识中国了！”
两个月的行军，正如闻一多先生期望的，让师生们“重新认识了中国”。
当时跟随闻一多采风的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马学良回忆说：“每到一处山寨，他顾不得安排住处，也顾不得旅途的疲劳，一到宿营地就带着我们几个年轻人走家串户，采风问俗。他在破旧的村舍里和老乡们促膝长谈，谁也看不出他是中外著名的教授和学者。他兴味十足地观看少数民族青年男女的舞蹈，并从中考证《楚辞》与当地民俗的关系。他喜欢去茶馆酒楼闲坐，听素不相识的老乡论古道今，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
刘兆吉在闻先生指导下沿途采风，采得各地区、各民族民间歌谣2000多首。他每到一地，在田畔、牧场、茶馆、街头，向遇到的农夫、儿童们搜集，沿途访问中小学、民众教育馆、教育局和其他文化机关，并请他们代为从街头、墙垣、庙宇墙壁上的涂写中搜集，并且搜集当地印行的各种歌谣印本和抄本。到昆明后整理成《西南采风录》。
闻一多沿途作了50多幅写生画；生物系教师李继侗、吴征镒带领学生采集了许多动植物标本，其中许多植物标本是过去3个学校从未收藏过的；经过矿区的时候，曾昭抡和理工学院的同学，指导了当地的矿工冶炼；地质学家袁复礼则几乎一路都在不停地敲石头，向学生讲述地质地貌。
更重要的是，他们看到了我们国家的贫穷落后，更看到即使这么贫困，饥寒交迫的人们依然不愿当亡国奴，死也不愿受辱。
到达昆明后，西南联大的师生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从事教学和科研。
朱自清教授过冬天时连棉袍子都做不起一件，就买了件赶马人披的毡披风，出门时披在身上，睡觉时当褥子垫上。他披着这种毡披风旁若无人地走在昆明大街上，坦然自得，一点儿不觉得寒酸。吴大猷教授常常身穿补着大膏药一样的补丁裤子站在讲台上，侃侃而谈。曾昭抡教授的鞋子总是前后见光，既通风又透气。
当时，全校一半同学都到校外“兼差”，勤工俭学。他们进入了昆明的各个阶层，大多数是做家庭教师或中小学教员，也有到报馆当编辑的，还有做电灯匠、油漆匠、邮差、售票员、广告员、卖报郎的……甚至大西门城楼上打午炮报时的活计也被联大的学生包了。兼差耗费了同学们不少的精力和时间，但却使他们了解了社会，磨炼了意志，与人民群众建立了深厚感情。
正是这种与平民休戚与共的经历，造就了我国历史上罕见的一代知识精英，在这里，我们能看到一座座精神的丰碑、一个个人格的典范、一门门学科的基石，他们至今仍让我们景仰、敬佩、深思、自省。
位于清华大学的西南联大纪念碑
多难殷忧新国运 动心忍性希前哲
国运，是那个时代知识精英心中永远的痛。他们在国难中认识社会，在国难中关注时局，也在国难中反省自己。
西南联大的师生们从切身的经历中看到了“国运”究竟衰败到什么程度。民生艰困，敌寇猖獗，根源何在？这是联大师生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1942年2月7日美国国会批准无条件向中国贷款5亿美元，到1943年底，中国政府提取了2.4亿美元，但根据美国财政部的调查资料，这其中有8000万美元已经存入了孔祥熙等人的个人账号上。美国财政部有人甚至把宋氏家族戏称为“宋氏贼团”。
1942年6月美国与中国签订《租借协定》，向中国提供价值为35亿美元的军用物资，但这些援助物资，被国民党政府官员们视为“唐僧肉”，大家都试图从这里捞一把。美国驻中国战区最高参谋史迪威向罗斯福密报，很多美援物资流到了日本人手中。
在河南战区，以“水、旱、蝗、汤”著称的汤恩伯，借战争之名向农民征收“特别税”，加上天候不好，造成了1942年到1943年的河南大饥荒，饿死400万人。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报道了那里饿殍遍野、人吃人的惨状，在美国引起很大反响。而宋美龄看到《时代周刊》的报道后的反应是：大怒，要求《时代周刊》解雇写该报道的记者。1943年的开罗会议上，罗斯福向蒋介石问起河南大饥荒的情况，蒋介石表现得十分冷漠，罗斯福在开罗会议后说：“对于中国民众的悲惨状况，中国政府明显缺乏应有的同情心。”
1944年日本集结50多万军队向豫湘桂地区进攻，拥兵40余万的汤恩伯部，面对5万多日军的进攻，全线溃败。汤恩伯率先脱逃，还命令他部队中800辆卡车中的600辆，为他和他的妻妾亲戚们搬运家私。
这就是当时中国的现实，这样的现实教育着每一位知识精英，改变着他们的立场和选择。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几天后，日军攻占香港，一批滞留香港的著名人士无法及时撤离，而孔祥熙等达官贵人却垄断中航的飞机，专事运输私人财物。
30日，联大民主墙上出现一张以“倒孔”为口号的标语，同学们写出了《铲除孔贼祥熙》、《重燃“五四”烈火》等文章。翌年1月6日，千余学生拥出校门上街游行，沿途高呼“打倒操纵金融的孔祥熙”、“打倒内贼、外奸孔祥熙”、“打倒贪官污吏！”的口号。这是抗战以来昆明学生运动的第一声。
当时的知识精英，整体上左倾，国民党政权将其归因于共产党的煽动。其实，这批深受“科学”、“民主”理念熏陶，独立判断意识极强的高级知识分子，又岂是“煽动”所能左右的？
知识精英的左倾，内因在于他们深深地关切国运。外因在他们亲身感受到民生之凋敝，感受到国民党政权那种令人绝望的腐败。
于是，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爆发了反内战罢课示威，国民党政权则报之以“一二·一”惨案。继之枪杀了李公朴、闻一多。耀武扬威的国民党政权由此隔绝了与知识精英主体的沟通，并在短短几年内失去了大陆政权。而当时的知识精英主体，则为50年代开始的国家建设，贡献了一大批学有专长而无私奉献的人杰。
绝徼移栽桢干质
西南联大的校舍是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设计的。两人呕心沥血一个月，拿出了一个一流现代化大学的设计方案。然而设计方案很快被否定了——西南联大拿不出这么多经费。
此后两个月，梁思成夫妇把设计方案改了一稿又一稿：高楼变成了矮楼，矮楼变成了平房，砖墙变成了土墙。当梁思成夫妇交出最后一稿设计方案时，建设长黄钰生无奈地告诉他：经校委会研究，除了图书馆的屋顶可以使用青瓦，部分教室和校长办公室可以使用铁皮屋顶之外，其他建筑一律覆盖茅草，土坯墙改为用黏土打垒，砖头和木料的使用再削减1/2，希望梁思成再作一次调整。
梁思成忍无可忍，冲进主持校务的梅贻琦的办公室：“我已经修改到第五稿了，从高楼到矮楼，从矮楼到平房，现在又要我去盖茅草房。茅草房就茅草房吧，你们知不知道农民盖一幢茅草房要多少木料？而你给的木料连盖一幢标准的茅草房都不够！”梅贻琦叹了口气说：“正因为如此，才需要土木工程系的老师们对木材的用量严格计算啊。你想想，没有这些茅草房，学生就要在露天上课，风吹，日晒，雨淋。大家都在共赴国难，以你的大度，请再最后谅解我们一次。等抗战胜利回到北平，我一定请你来建一个世界一流的清华园，算是我还给你的谢意，行吗？”
当时的梁思成一定没想到，他设计的这些茅草房将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最伟大的建筑物，因为这些茅草房里，为民族复兴培养出了一代栋梁（桢干质）。
一代人杰的培养，需要两块坚实的基石：
第一块基石：教育者的人格力量。
日本人占领北京后，曾要求教授们继续教学，保证照样有丰厚的年金。然而，这一批教授宁愿放弃象牙塔中的舒适生活，混入难民的队伍，滚滚向南去。邓稼先的父亲、北大教授邓以蜇，留在北京，但是8年来没有去日伪的大学里教过一天的课，靠在街头卖自己家里的古董度日。后来抗战胜利归来，3个大学有一个共同的约定：凡是在日伪时期，作为教授在学校里讲过课的，一律不再聘用。
1941年，教育部曾规定大学里凡兼任行政工作的教授每人发给一笔“特别办公费”，联大25位系主任上书谢绝：
“盖同人等献身教育，原以研究学术、启迪后进为天职，于教课之外兼负一部分行政责任，亦视为当然之义务，并不希冀任何权利。”
视行政责任为“当然之义务”，拒绝领取“职务津贴”，对于浸淫在官本位中的人们，恐怕难以想象。在那啼饥号寒的条件下，宁可“同尝甘苦，共体艰危”，也不愿“失平均之谊”，这就是人格力量。这25位系主任是：冯友兰、张奚若、罗常培、雷海宗、陈福田、李继侗、陈岱孙、吴有训、汤用彤、郑天挺、黄钰生、陈雪屏、许浈阳、饶毓泰、燕树棠、孙云铸、查良钊、施嘉炀、李辑祥、章名涛、王得荣、陶葆楷、苏国桢、杨石先、陈序经。
人格还表现在极高的道德准则，以大局为重，以团结为重，勤勉奋斗的敬业精神。
西南联大由三个学校临时组成，不论常委会、教务处、总务处，或者是各个学院和系，一般说都有三个学校的人，却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从没有互相排斥、互相斗争之事。三校老师和行政人员，大家都以学校前途为重，不计较个人或原先“小团体”的荣辱得失，和衷共济，亲密无间。
华罗庚的勤奋在学术界有口皆碑，同行们对他的评价是“用功非常人可及”。华罗庚一家6口，住在牛圈上头用来堆草的楼棚里。在这里华罗庚为世界数学史开创了一门新学科——矩阵几何学，攻克了十多个世界数学史上的难题，写出了《堆垒素数论》和《数论导引》两本专著及十几篇论文，仅公开发表的论稿就达百万字之多。
雷海宗主讲文理科大一学生共同必修课“中国通史”。他上课堂不带片纸只字，但对历史人名、历代重要人物的生卒年月、地名、年代、参考书目，娓娓讲来如数家珍。随手板书，从无错漏。以至在他讲课时闻风前来旁听的学生或校外人土，趋之若鹜。窗外也站满了旁听者或没有找到座位的选课生。
第二块基石是学术自由。
西南联大的负责人梅贻琦曾说：“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在这种信念下，西南联大发扬光大三校原有的“民主办学”的传统，贯彻学术自由、百家争鸣的方针。
西南联大实行选课制，使学生的兴趣和所长得到了充分调动，有利于学生文理相通，扩大知识面。选课制还使教师在学生面前接受检验。尤其是一门课程由几个教师同时开设，形若擂台较量。如中国通史一门课，雷海宗、吴晗都在讲授，《庄子》课，刘文典、闻一多都在开设；楚辞一门课，闻一多、罗庸、游国恩三位都在讲授。一门哲学概论，金岳霖和贺麟在讲授；一门统计学，杨西孟和戴世光在讲述。联大没有森严的门禁，课堂都向社会开放，校外青年可自由来校听课，许多青年利用这一优厚条件，学到很多知识。
1940年教育部3次下令，统一规定大学应设课程、考核成绩方法、用何教材需呈部核示等。联大教授们呈文反对：
“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以刻板文章，勒令从同。世界各著名大学之课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课程各大学所授之内容亦未有一成不变者。惟其如是，所以能推陈出新，而学术乃可日臻进步也。”
“教部为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大学为最高教育学术机关，教部可视大学教学研究之成绩，以为赏罚殿最。但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律以孙中山先生权能分立之说，则教育部为有权者，大学为有能者，权能分职，事乃以治。”
教育部无奈，回文默许西南联大变通执行。
对当时西南联大自由民主的学风，身临其境的人才有最亲切的感觉。著名的数理逻辑学家王浩回忆，这里不论年资权位，教师与教师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师生之间，可以说“谁也不怕谁。当然每个成员因为品格和学识不等，会受到别人的尊重或轻视，也有些人为了个人的复杂心理，做事对人不公正。但是大体上开诚布公多于阴谋诡计，做人和做学问的风气都是好的”。
那时西南联大从梅贻琦到众多教授，对上面的各种指令，也有惹不起的时候，但除了抵制外，多数情况下是应付了事。1941年，哲学家贺麟教授在《学术与政治》中的一段话，表达了西南联大学术自由的理念：
“学术在本质上必然是独立自由的，不能独立自由的学术，根本上不能算是学术。学术是一个自主的王国，她有她的大经大法，她有她神圣的使命，她有她特殊的广大的范围和领域，别人不能侵犯。每一门学术都有每一门学术的负荷者或代表人物，这一些人，一个个都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态度，忠于其职，贡献其心血，以保持学术的独立自由和尊严，在必要时，牺牲性命亦在所不惜。因为一个学者争取学术的自由独立和尊严，同时也就是争取他自己人格的自由独立和尊严，假如一种学术，只是政治的工具，文明的粉饰，或者为经济所左右，完全为被动的产物，那么这一种学术就不是真正的学术。”
“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成为学术发展和人杰培养的良好环境。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
人格力量与学术自由，使西南联大罗致了众多一代宗师、泰斗。
搞社会科学的有闻一多、朱自清、陈寅恪、杨振声、罗常培、冯友兰、王力、罗庸、向达、陈达、潘光旦、叶公超、朱光潜、汤用彤、陈序经、吴晗、吴达元、金岳霖、陈岱孙、张奚若、钱钟书、刘文典、冯文潜、费孝通、沈从文、冯至、郑天挺、卞之琳、任继愈、游国恩、余冠英等，都是我国文坛的著名学者。
从事自然科学的有吴有训、周培源、华罗庚、江泽涵、杨武之、陈省身、赵访熊、赵忠尧、赵九章、吴大猷、王竹溪、方毅、任之恭、曾昭抡、黄子卿、李继侗、沈同、牛满江、吴征镒、朱德祥等。
联大还聘请了一些外籍学者、教授，如米士、白英、温德、噶邦福、陆伯慈、白约翰、雷夏、贾恩培等。再加上不定期邀客座学者讲学，更开阔了学生视野。著名的李约瑟、华莱士与费正清夫妇和老舍、曹禺、林语堂等都任过联大的客座学者。
正如梅贻琦所言：“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正是这一代大师为国家造就了一代人杰。
殷海光曾回忆他向金岳霖请教的一段往事：我在昆明西南联大读书的时候，在一个静寂的黄昏，同我的老师金岳霖先生在一起散步。那时种种宣传正闹得很响。我就问金先生，哪一派是真理。他并没有特定的回复这个问题。沉思了一会，他说：“凡属所谓的‘时代精神’，掀起一个时代的人兴奋的，都未必可靠，也未必能持久。”接着我又问他:“什么才是比较持久而可靠的思想呢？”他说：“经过自己长久努力思考出来的东西……比如说，休谟、康德和罗素等人的思想。”
正是这种宽容、开放，坚持独立思考的环境，培养了一代思想家。
西南联大对学生的学业要求极严，何炳林回忆道：在西南联大你不拼命念书不行，这样我们一年只收30人，到毕业的时候只剩15个，其他15个就被刷掉了。
杨振宁回忆道：“西南联大的教学风气是非常认真的。我们那时候所念的课，一般老师准备得很好，学习习题做得很多，所以我学了很多东西。”“总的说来，课程都非常有系统，而且都有充分的准备，内容都极深入。直到今天我还保存着当年听王（竹溪）先生教授量子力学时的笔记，它对我仍是有用的参考资料。”
1955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部委员中出身于西南联大的有118人，占学部委员总数473人的24.9％。
现在的院士中来自西南联大的有90人，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80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2人（朱光亚、郑哲敏为双院士）。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1人：黄昆（物理系）。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6人：屠守锷（航空系）、郭永怀（物理系研究生）、陈芳允（物理系）、王希季（机械系）、朱光亚（物理系）、邓稼先（物理系）。
事实上，几乎每一个学科都有来自西南联大的开拓者、带头人。
今天，抗日战争已经胜利60周年，中国已今非昔比，西南联大的先贤们，对此应会感到欣慰。
当年的学生们已年逾古稀，教授们大多走进了历史。作为后人，我们遥望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抚今追昔，所感受的不仅是激情，更是深深的沉思。尽笳吹弦诵在山城——回溯西南联大
(2005-08-15 10:44:15)
近代史上，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九州遍洒黎元血”，民族存亡系于一线。在那个时代，中华民族的知识精英如何面对国难？让我们汇集各方史料，回顾西南联大的历程。
位于北京大学燕园的西南联大纪念碑
1937年7月前，中国计有专科以上学校108所，其中大学42所、独立学院34所、专科学校32所。1937年7月底，日军攻击天津，日机滥炸南开大学，图书馆和许多建筑设施被毁，开始了对中国高等学校的系统破坏。根据当时教育部编定的《敌人摧残我文化事业录》载，截至1937年10月，除北平的14所大学因被敌盘踞而未被轰炸外，3个月来全国计有23所高校被炸。到1938年8月底，108所高校中有91所遭受敌人破坏，其中25所被迫停办。
为了从这场浩劫中抢救和保存我国文化命脉，东部地区的高校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大迁移：106所高校进行了300余次搬迁，迁校3次以上的有19所，8所高校迁校达4次。西南联大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诞生的。
1937年7月29日、30日，北平、天津相继沦陷。8月19日，北大、清华、南开3校领导与教育部协商南迁事宜，9月10日教育部正式下令，北大、清华、南开联合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0月26日在长沙举行开学典礼。南京沦陷后，长沙临时大学西迁昆明，命名为西南联合大学。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
1937年，中国的高等教育仅仅有40年的历史，主要分布在沿海大城市。这些现代高等学校，大多是按美国模式建立的，脱离社会、脱离民众，是当时知识精英的普遍现象。而席卷大半个中国的高校内迁，让知识精英们“辞却了五朝宫阙”，走出了象牙塔。
日本人打到北京城外，闻一多先生拿着几本书，带着孩子就走了，走到路上碰见臧克家，问他那么多名贵的书怎么全部抛弃了，闻一多说：“国家大片大片的国土都丢了，我几本书算什么呢！”
日本宪兵队送请柬来请陈寅恪，希望收服这位京城的学界领袖，从而收服文化界。陈寅恪没等老父丧事办完，就悄然离开京城，汇集到西南联大的队伍中。他的父亲陈三立，因日本人占领东三省，打进北平，绝食而亡。
出身书香门第的陈岱孙，南下时从会议室直接上路，到了长沙，身上只有一件白夏布长衫。
国难当头，当时的知识精英们就这样在抗日救亡的洪流中走进了社会底层。社会各阶层也借此认识了他们，原本泾渭分明的精英与平民两个集团，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汇聚到了一起。
西南联大从长沙到昆明，由267名男同学和11位中青年教师组成“湘黔滇旅行团”，徒步行走到昆明。他们翻过雪峰山、武陵山、苗岭、乌蒙山，步行3600里。闻一多是11位教师中的一位，有学生问闻一多：“闻先生，像您这样的大教授，怎么放着火车、轮船不坐，和我们一起受这份罪？”闻一多笑笑说：“火车我坐过了，轮船我也坐过了。但对于中国的认识，其实很肤浅。今天，我要用我的脚板，去抚摸祖先经历的沧桑。国难当头，我们这些掉书袋的人，应该重新认识中国了！”
两个月的行军，正如闻一多先生期望的，让师生们“重新认识了中国”。
当时跟随闻一多采风的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马学良回忆说：“每到一处山寨，他顾不得安排住处，也顾不得旅途的疲劳，一到宿营地就带着我们几个年轻人走家串户，采风问俗。他在破旧的村舍里和老乡们促膝长谈，谁也看不出他是中外著名的教授和学者。他兴味十足地观看少数民族青年男女的舞蹈，并从中考证《楚辞》与当地民俗的关系。他喜欢去茶馆酒楼闲坐，听素不相识的老乡论古道今，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
刘兆吉在闻先生指导下沿途采风，采得各地区、各民族民间歌谣2000多首。他每到一地，在田畔、牧场、茶馆、街头，向遇到的农夫、儿童们搜集，沿途访问中小学、民众教育馆、教育局和其他文化机关，并请他们代为从街头、墙垣、庙宇墙壁上的涂写中搜集，并且搜集当地印行的各种歌谣印本和抄本。到昆明后整理成《西南采风录》。
闻一多沿途作了50多幅写生画；生物系教师李继侗、吴征镒带领学生采集了许多动植物标本，其中许多植物标本是过去3个学校从未收藏过的；经过矿区的时候，曾昭抡和理工学院的同学，指导了当地的矿工冶炼；地质学家袁复礼则几乎一路都在不停地敲石头，向学生讲述地质地貌。
更重要的是，他们看到了我们国家的贫穷落后，更看到即使这么贫困，饥寒交迫的人们依然不愿当亡国奴，死也不愿受辱。
到达昆明后，西南联大的师生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从事教学和科研。
朱自清教授过冬天时连棉袍子都做不起一件，就买了件赶马人披的毡披风，出门时披在身上，睡觉时当褥子垫上。他披着这种毡披风旁若无人地走在昆明大街上，坦然自得，一点儿不觉得寒酸。吴大猷教授常常身穿补着大膏药一样的补丁裤子站在讲台上，侃侃而谈。曾昭抡教授的鞋子总是前后见光，既通风又透气。
当时，全校一半同学都到校外“兼差”，勤工俭学。他们进入了昆明的各个阶层，大多数是做家庭教师或中小学教员，也有到报馆当编辑的，还有做电灯匠、油漆匠、邮差、售票员、广告员、卖报郎的……甚至大西门城楼上打午炮报时的活计也被联大的学生包了。兼差耗费了同学们不少的精力和时间，但却使他们了解了社会，磨炼了意志，与人民群众建立了深厚感情。
正是这种与平民休戚与共的经历，造就了我国历史上罕见的一代知识精英，在这里，我们能看到一座座精神的丰碑、一个个人格的典范、一门门学科的基石，他们至今仍让我们景仰、敬佩、深思、自省。
位于清华大学的西南联大纪念碑
多难殷忧新国运 动心忍性希前哲
国运，是那个时代知识精英心中永远的痛。他们在国难中认识社会，在国难中关注时局，也在国难中反省自己。
西南联大的师生们从切身的经历中看到了“国运”究竟衰败到什么程度。民生艰困，敌寇猖獗，根源何在？这是联大师生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1942年2月7日美国国会批准无条件向中国贷款5亿美元，到1943年底，中国政府提取了2.4亿美元，但根据美国财政部的调查资料，这其中有8000万美元已经存入了孔祥熙等人的个人账号上。美国财政部有人甚至把宋氏家族戏称为“宋氏贼团”。
1942年6月美国与中国签订《租借协定》，向中国提供价值为35亿美元的军用物资，但这些援助物资，被国民党政府官员们视为“唐僧肉”，大家都试图从这里捞一把。美国驻中国战区最高参谋史迪威向罗斯福密报，很多美援物资流到了日本人手中。
在河南战区，以“水、旱、蝗、汤”著称的汤恩伯，借战争之名向农民征收“特别税”，加上天候不好，造成了1942年到1943年的河南大饥荒，饿死400万人。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报道了那里饿殍遍野、人吃人的惨状，在美国引起很大反响。而宋美龄看到《时代周刊》的报道后的反应是：大怒，要求《时代周刊》解雇写该报道的记者。1943年的开罗会议上，罗斯福向蒋介石问起河南大饥荒的情况，蒋介石表现得十分冷漠，罗斯福在开罗会议后说：“对于中国民众的悲惨状况，中国政府明显缺乏应有的同情心。”
1944年日本集结50多万军队向豫湘桂地区进攻，拥兵40余万的汤恩伯部，面对5万多日军的进攻，全线溃败。汤恩伯率先脱逃，还命令他部队中800辆卡车中的600辆，为他和他的妻妾亲戚们搬运家私。
这就是当时中国的现实，这样的现实教育着每一位知识精英，改变着他们的立场和选择。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几天后，日军攻占香港，一批滞留香港的著名人士无法及时撤离，而孔祥熙等达官贵人却垄断中航的飞机，专事运输私人财物。
30日，联大民主墙上出现一张以“倒孔”为口号的标语，同学们写出了《铲除孔贼祥熙》、《重燃“五四”烈火》等文章。翌年1月6日，千余学生拥出校门上街游行，沿途高呼“打倒操纵金融的孔祥熙”、“打倒内贼、外奸孔祥熙”、“打倒贪官污吏！”的口号。这是抗战以来昆明学生运动的第一声。
当时的知识精英，整体上左倾，国民党政权将其归因于共产党的煽动。其实，这批深受“科学”、“民主”理念熏陶，独立判断意识极强的高级知识分子，又岂是“煽动”所能左右的？
知识精英的左倾，内因在于他们深深地关切国运。外因在他们亲身感受到民生之凋敝，感受到国民党政权那种令人绝望的腐败。
于是，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爆发了反内战罢课示威，国民党政权则报之以“一二·一”惨案。继之枪杀了李公朴、闻一多。耀武扬威的国民党政权由此隔绝了与知识精英主体的沟通，并在短短几年内失去了大陆政权。而当时的知识精英主体，则为50年代开始的国家建设，贡献了一大批学有专长而无私奉献的人杰。
绝徼移栽桢干质
西南联大的校舍是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设计的。两人呕心沥血一个月，拿出了一个一流现代化大学的设计方案。然而设计方案很快被否定了——西南联大拿不出这么多经费。
此后两个月，梁思成夫妇把设计方案改了一稿又一稿：高楼变成了矮楼，矮楼变成了平房，砖墙变成了土墙。当梁思成夫妇交出最后一稿设计方案时，建设长黄钰生无奈地告诉他：经校委会研究，除了图书馆的屋顶可以使用青瓦，部分教室和校长办公室可以使用铁皮屋顶之外，其他建筑一律覆盖茅草，土坯墙改为用黏土打垒，砖头和木料的使用再削减1/2，希望梁思成再作一次调整。
梁思成忍无可忍，冲进主持校务的梅贻琦的办公室：“我已经修改到第五稿了，从高楼到矮楼，从矮楼到平房，现在又要我去盖茅草房。茅草房就茅草房吧，你们知不知道农民盖一幢茅草房要多少木料？而你给的木料连盖一幢标准的茅草房都不够！”梅贻琦叹了口气说：“正因为如此，才需要土木工程系的老师们对木材的用量严格计算啊。你想想，没有这些茅草房，学生就要在露天上课，风吹，日晒，雨淋。大家都在共赴国难，以你的大度，请再最后谅解我们一次。等抗战胜利回到北平，我一定请你来建一个世界一流的清华园，算是我还给你的谢意，行吗？”
当时的梁思成一定没想到，他设计的这些茅草房将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最伟大的建筑物，因为这些茅草房里，为民族复兴培养出了一代栋梁（桢干质）。
一代人杰的培养，需要两块坚实的基石：
第一块基石：教育者的人格力量。
日本人占领北京后，曾要求教授们继续教学，保证照样有丰厚的年金。然而，这一批教授宁愿放弃象牙塔中的舒适生活，混入难民的队伍，滚滚向南去。邓稼先的父亲、北大教授邓以蜇，留在北京，但是8年来没有去日伪的大学里教过一天的课，靠在街头卖自己家里的古董度日。后来抗战胜利归来，3个大学有一个共同的约定：凡是在日伪时期，作为教授在学校里讲过课的，一律不再聘用。
1941年，教育部曾规定大学里凡兼任行政工作的教授每人发给一笔“特别办公费”，联大25位系主任上书谢绝：
“盖同人等献身教育，原以研究学术、启迪后进为天职，于教课之外兼负一部分行政责任，亦视为当然之义务，并不希冀任何权利。”
视行政责任为“当然之义务”，拒绝领取“职务津贴”，对于浸淫在官本位中的人们，恐怕难以想象。在那啼饥号寒的条件下，宁可“同尝甘苦，共体艰危”，也不愿“失平均之谊”，这就是人格力量。这25位系主任是：冯友兰、张奚若、罗常培、雷海宗、陈福田、李继侗、陈岱孙、吴有训、汤用彤、郑天挺、黄钰生、陈雪屏、许浈阳、饶毓泰、燕树棠、孙云铸、查良钊、施嘉炀、李辑祥、章名涛、王得荣、陶葆楷、苏国桢、杨石先、陈序经。
人格还表现在极高的道德准则，以大局为重，以团结为重，勤勉奋斗的敬业精神。
西南联大由三个学校临时组成，不论常委会、教务处、总务处，或者是各个学院和系，一般说都有三个学校的人，却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从没有互相排斥、互相斗争之事。三校老师和行政人员，大家都以学校前途为重，不计较个人或原先“小团体”的荣辱得失，和衷共济，亲密无间。
华罗庚的勤奋在学术界有口皆碑，同行们对他的评价是“用功非常人可及”。华罗庚一家6口，住在牛圈上头用来堆草的楼棚里。在这里华罗庚为世界数学史开创了一门新学科——矩阵几何学，攻克了十多个世界数学史上的难题，写出了《堆垒素数论》和《数论导引》两本专著及十几篇论文，仅公开发表的论稿就达百万字之多。
雷海宗主讲文理科大一学生共同必修课“中国通史”。他上课堂不带片纸只字，但对历史人名、历代重要人物的生卒年月、地名、年代、参考书目，娓娓讲来如数家珍。随手板书，从无错漏。以至在他讲课时闻风前来旁听的学生或校外人土，趋之若鹜。窗外也站满了旁听者或没有找到座位的选课生。
第二块基石是学术自由。
西南联大的负责人梅贻琦曾说：“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在这种信念下，西南联大发扬光大三校原有的“民主办学”的传统，贯彻学术自由、百家争鸣的方针。
西南联大实行选课制，使学生的兴趣和所长得到了充分调动，有利于学生文理相通，扩大知识面。选课制还使教师在学生面前接受检验。尤其是一门课程由几个教师同时开设，形若擂台较量。如中国通史一门课，雷海宗、吴晗都在讲授，《庄子》课，刘文典、闻一多都在开设；楚辞一门课，闻一多、罗庸、游国恩三位都在讲授。一门哲学概论，金岳霖和贺麟在讲授；一门统计学，杨西孟和戴世光在讲述。联大没有森严的门禁，课堂都向社会开放，校外青年可自由来校听课，许多青年利用这一优厚条件，学到很多知识。
1940年教育部3次下令，统一规定大学应设课程、考核成绩方法、用何教材需呈部核示等。联大教授们呈文反对：
“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以刻板文章，勒令从同。世界各著名大学之课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课程各大学所授之内容亦未有一成不变者。惟其如是，所以能推陈出新，而学术乃可日臻进步也。”
“教部为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大学为最高教育学术机关，教部可视大学教学研究之成绩，以为赏罚殿最。但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律以孙中山先生权能分立之说，则教育部为有权者，大学为有能者，权能分职，事乃以治。”
教育部无奈，回文默许西南联大变通执行。
对当时西南联大自由民主的学风，身临其境的人才有最亲切的感觉。著名的数理逻辑学家王浩回忆，这里不论年资权位，教师与教师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师生之间，可以说“谁也不怕谁。当然每个成员因为品格和学识不等，会受到别人的尊重或轻视，也有些人为了个人的复杂心理，做事对人不公正。但是大体上开诚布公多于阴谋诡计，做人和做学问的风气都是好的”。
那时西南联大从梅贻琦到众多教授，对上面的各种指令，也有惹不起的时候，但除了抵制外，多数情况下是应付了事。1941年，哲学家贺麟教授在《学术与政治》中的一段话，表达了西南联大学术自由的理念：
“学术在本质上必然是独立自由的，不能独立自由的学术，根本上不能算是学术。学术是一个自主的王国，她有她的大经大法，她有她神圣的使命，她有她特殊的广大的范围和领域，别人不能侵犯。每一门学术都有每一门学术的负荷者或代表人物，这一些人，一个个都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态度，忠于其职，贡献其心血，以保持学术的独立自由和尊严，在必要时，牺牲性命亦在所不惜。因为一个学者争取学术的自由独立和尊严，同时也就是争取他自己人格的自由独立和尊严，假如一种学术，只是政治的工具，文明的粉饰，或者为经济所左右，完全为被动的产物，那么这一种学术就不是真正的学术。”
“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成为学术发展和人杰培养的良好环境。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
人格力量与学术自由，使西南联大罗致了众多一代宗师、泰斗。
搞社会科学的有闻一多、朱自清、陈寅恪、杨振声、罗常培、冯友兰、王力、罗庸、向达、陈达、潘光旦、叶公超、朱光潜、汤用彤、陈序经、吴晗、吴达元、金岳霖、陈岱孙、张奚若、钱钟书、刘文典、冯文潜、费孝通、沈从文、冯至、郑天挺、卞之琳、任继愈、游国恩、余冠英等，都是我国文坛的著名学者。
从事自然科学的有吴有训、周培源、华罗庚、江泽涵、杨武之、陈省身、赵访熊、赵忠尧、赵九章、吴大猷、王竹溪、方毅、任之恭、曾昭抡、黄子卿、李继侗、沈同、牛满江、吴征镒、朱德祥等。
联大还聘请了一些外籍学者、教授，如米士、白英、温德、噶邦福、陆伯慈、白约翰、雷夏、贾恩培等。再加上不定期邀客座学者讲学，更开阔了学生视野。著名的李约瑟、华莱士与费正清夫妇和老舍、曹禺、林语堂等都任过联大的客座学者。
正如梅贻琦所言：“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正是这一代大师为国家造就了一代人杰。
殷海光曾回忆他向金岳霖请教的一段往事：我在昆明西南联大读书的时候，在一个静寂的黄昏，同我的老师金岳霖先生在一起散步。那时种种宣传正闹得很响。我就问金先生，哪一派是真理。他并没有特定的回复这个问题。沉思了一会，他说：“凡属所谓的‘时代精神’，掀起一个时代的人兴奋的，都未必可靠，也未必能持久。”接着我又问他:“什么才是比较持久而可靠的思想呢？”他说：“经过自己长久努力思考出来的东西……比如说，休谟、康德和罗素等人的思想。”
正是这种宽容、开放，坚持独立思考的环境，培养了一代思想家。
西南联大对学生的学业要求极严，何炳林回忆道：在西南联大你不拼命念书不行，这样我们一年只收30人，到毕业的时候只剩15个，其他15个就被刷掉了。
杨振宁回忆道：“西南联大的教学风气是非常认真的。我们那时候所念的课，一般老师准备得很好，学习习题做得很多，所以我学了很多东西。”“总的说来，课程都非常有系统，而且都有充分的准备，内容都极深入。直到今天我还保存着当年听王（竹溪）先生教授量子力学时的笔记，它对我仍是有用的参考资料。”
1955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部委员中出身于西南联大的有118人，占学部委员总数473人的24.9％。
现在的院士中来自西南联大的有90人，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80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2人（朱光亚、郑哲敏为双院士）。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1人：黄昆（物理系）。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6人：屠守锷（航空系）、郭永怀（物理系研究生）、陈芳允（物理系）、王希季（机械系）、朱光亚（物理系）、邓稼先（物理系）。
事实上，几乎每一个学科都有来自西南联大的开拓者、带头人。
今天，抗日战争已经胜利60周年，中国已今非昔比，西南联大的先贤们，对此应会感到欣慰。
当年的学生们已年逾古稀，教授们大多走进了历史。作为后人，我们遥望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抚今追昔，所感受的不仅是激情，更是深深的沉思。
(2005-08-15 10:44:15)
近代史上，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九州遍洒黎元血”，民族存亡系于一线。在那个时代，中华民族的知识精英如何面对国难？让我们汇集各方史料，回顾西南联大的历程。
位于北京大学燕园的西南联大纪念碑
1937年7月前，中国计有专科以上学校108所，其中大学42所、独立学院34所、专科学校32所。1937年7月底，日军攻击天津，日机滥炸南开大学，图书馆和许多建筑设施被毁，开始了对中国高等学校的系统破坏。根据当时教育部编定的《敌人摧残我文化事业录》载，截至1937年10月，除北平的14所大学因被敌盘踞而未被轰炸外，3个月来全国计有23所高校被炸。到1938年8月底，108所高校中有91所遭受敌人破坏，其中25所被迫停办。
为了从这场浩劫中抢救和保存我国文化命脉，东部地区的高校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大迁移：106所高校进行了300余次搬迁，迁校3次以上的有19所，8所高校迁校达4次。西南联大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诞生的。
1937年7月29日、30日，北平、天津相继沦陷。8月19日，北大、清华、南开3校领导与教育部协商南迁事宜，9月10日教育部正式下令，北大、清华、南开联合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0月26日在长沙举行开学典礼。南京沦陷后，长沙临时大学西迁昆明，命名为西南联合大学。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
1937年，中国的高等教育仅仅有40年的历史，主要分布在沿海大城市。这些现代高等学校，大多是按美国模式建立的，脱离社会、脱离民众，是当时知识精英的普遍现象。而席卷大半个中国的高校内迁，让知识精英们“辞却了五朝宫阙”，走出了象牙塔。
日本人打到北京城外，闻一多先生拿着几本书，带着孩子就走了，走到路上碰见臧克家，问他那么多名贵的书怎么全部抛弃了，闻一多说：“国家大片大片的国土都丢了，我几本书算什么呢！”
日本宪兵队送请柬来请陈寅恪，希望收服这位京城的学界领袖，从而收服文化界。陈寅恪没等老父丧事办完，就悄然离开京城，汇集到西南联大的队伍中。他的父亲陈三立，因日本人占领东三省，打进北平，绝食而亡。
出身书香门第的陈岱孙，南下时从会议室直接上路，到了长沙，身上只有一件白夏布长衫。
国难当头，当时的知识精英们就这样在抗日救亡的洪流中走进了社会底层。社会各阶层也借此认识了他们，原本泾渭分明的精英与平民两个集团，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汇聚到了一起。
西南联大从长沙到昆明，由267名男同学和11位中青年教师组成“湘黔滇旅行团”，徒步行走到昆明。他们翻过雪峰山、武陵山、苗岭、乌蒙山，步行3600里。闻一多是11位教师中的一位，有学生问闻一多：“闻先生，像您这样的大教授，怎么放着火车、轮船不坐，和我们一起受这份罪？”闻一多笑笑说：“火车我坐过了，轮船我也坐过了。但对于中国的认识，其实很肤浅。今天，我要用我的脚板，去抚摸祖先经历的沧桑。国难当头，我们这些掉书袋的人，应该重新认识中国了！”
两个月的行军，正如闻一多先生期望的，让师生们“重新认识了中国”。
当时跟随闻一多采风的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马学良回忆说：“每到一处山寨，他顾不得安排住处，也顾不得旅途的疲劳，一到宿营地就带着我们几个年轻人走家串户，采风问俗。他在破旧的村舍里和老乡们促膝长谈，谁也看不出他是中外著名的教授和学者。他兴味十足地观看少数民族青年男女的舞蹈，并从中考证《楚辞》与当地民俗的关系。他喜欢去茶馆酒楼闲坐，听素不相识的老乡论古道今，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
刘兆吉在闻先生指导下沿途采风，采得各地区、各民族民间歌谣2000多首。他每到一地，在田畔、牧场、茶馆、街头，向遇到的农夫、儿童们搜集，沿途访问中小学、民众教育馆、教育局和其他文化机关，并请他们代为从街头、墙垣、庙宇墙壁上的涂写中搜集，并且搜集当地印行的各种歌谣印本和抄本。到昆明后整理成《西南采风录》。
闻一多沿途作了50多幅写生画；生物系教师李继侗、吴征镒带领学生采集了许多动植物标本，其中许多植物标本是过去3个学校从未收藏过的；经过矿区的时候，曾昭抡和理工学院的同学，指导了当地的矿工冶炼；地质学家袁复礼则几乎一路都在不停地敲石头，向学生讲述地质地貌。
更重要的是，他们看到了我们国家的贫穷落后，更看到即使这么贫困，饥寒交迫的人们依然不愿当亡国奴，死也不愿受辱。
到达昆明后，西南联大的师生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从事教学和科研。
朱自清教授过冬天时连棉袍子都做不起一件，就买了件赶马人披的毡披风，出门时披在身上，睡觉时当褥子垫上。他披着这种毡披风旁若无人地走在昆明大街上，坦然自得，一点儿不觉得寒酸。吴大猷教授常常身穿补着大膏药一样的补丁裤子站在讲台上，侃侃而谈。曾昭抡教授的鞋子总是前后见光，既通风又透气。
当时，全校一半同学都到校外“兼差”，勤工俭学。他们进入了昆明的各个阶层，大多数是做家庭教师或中小学教员，也有到报馆当编辑的，还有做电灯匠、油漆匠、邮差、售票员、广告员、卖报郎的……甚至大西门城楼上打午炮报时的活计也被联大的学生包了。兼差耗费了同学们不少的精力和时间，但却使他们了解了社会，磨炼了意志，与人民群众建立了深厚感情。
正是这种与平民休戚与共的经历，造就了我国历史上罕见的一代知识精英，在这里，我们能看到一座座精神的丰碑、一个个人格的典范、一门门学科的基石，他们至今仍让我们景仰、敬佩、深思、自省。
位于清华大学的西南联大纪念碑
多难殷忧新国运 动心忍性希前哲
国运，是那个时代知识精英心中永远的痛。他们在国难中认识社会，在国难中关注时局，也在国难中反省自己。
西南联大的师生们从切身的经历中看到了“国运”究竟衰败到什么程度。民生艰困，敌寇猖獗，根源何在？这是联大师生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1942年2月7日美国国会批准无条件向中国贷款5亿美元，到1943年底，中国政府提取了2.4亿美元，但根据美国财政部的调查资料，这其中有8000万美元已经存入了孔祥熙等人的个人账号上。美国财政部有人甚至把宋氏家族戏称为“宋氏贼团”。
1942年6月美国与中国签订《租借协定》，向中国提供价值为35亿美元的军用物资，但这些援助物资，被国民党政府官员们视为“唐僧肉”，大家都试图从这里捞一把。美国驻中国战区最高参谋史迪威向罗斯福密报，很多美援物资流到了日本人手中。
在河南战区，以“水、旱、蝗、汤”著称的汤恩伯，借战争之名向农民征收“特别税”，加上天候不好，造成了1942年到1943年的河南大饥荒，饿死400万人。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报道了那里饿殍遍野、人吃人的惨状，在美国引起很大反响。而宋美龄看到《时代周刊》的报道后的反应是：大怒，要求《时代周刊》解雇写该报道的记者。1943年的开罗会议上，罗斯福向蒋介石问起河南大饥荒的情况，蒋介石表现得十分冷漠，罗斯福在开罗会议后说：“对于中国民众的悲惨状况，中国政府明显缺乏应有的同情心。”
1944年日本集结50多万军队向豫湘桂地区进攻，拥兵40余万的汤恩伯部，面对5万多日军的进攻，全线溃败。汤恩伯率先脱逃，还命令他部队中800辆卡车中的600辆，为他和他的妻妾亲戚们搬运家私。
这就是当时中国的现实，这样的现实教育着每一位知识精英，改变着他们的立场和选择。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几天后，日军攻占香港，一批滞留香港的著名人士无法及时撤离，而孔祥熙等达官贵人却垄断中航的飞机，专事运输私人财物。
30日，联大民主墙上出现一张以“倒孔”为口号的标语，同学们写出了《铲除孔贼祥熙》、《重燃“五四”烈火》等文章。翌年1月6日，千余学生拥出校门上街游行，沿途高呼“打倒操纵金融的孔祥熙”、“打倒内贼、外奸孔祥熙”、“打倒贪官污吏！”的口号。这是抗战以来昆明学生运动的第一声。
当时的知识精英，整体上左倾，国民党政权将其归因于共产党的煽动。其实，这批深受“科学”、“民主”理念熏陶，独立判断意识极强的高级知识分子，又岂是“煽动”所能左右的？
知识精英的左倾，内因在于他们深深地关切国运。外因在他们亲身感受到民生之凋敝，感受到国民党政权那种令人绝望的腐败。
于是，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爆发了反内战罢课示威，国民党政权则报之以“一二·一”惨案。继之枪杀了李公朴、闻一多。耀武扬威的国民党政权由此隔绝了与知识精英主体的沟通，并在短短几年内失去了大陆政权。而当时的知识精英主体，则为50年代开始的国家建设，贡献了一大批学有专长而无私奉献的人杰。
绝徼移栽桢干质
西南联大的校舍是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设计的。两人呕心沥血一个月，拿出了一个一流现代化大学的设计方案。然而设计方案很快被否定了——西南联大拿不出这么多经费。
此后两个月，梁思成夫妇把设计方案改了一稿又一稿：高楼变成了矮楼，矮楼变成了平房，砖墙变成了土墙。当梁思成夫妇交出最后一稿设计方案时，建设长黄钰生无奈地告诉他：经校委会研究，除了图书馆的屋顶可以使用青瓦，部分教室和校长办公室可以使用铁皮屋顶之外，其他建筑一律覆盖茅草，土坯墙改为用黏土打垒，砖头和木料的使用再削减1/2，希望梁思成再作一次调整。
梁思成忍无可忍，冲进主持校务的梅贻琦的办公室：“我已经修改到第五稿了，从高楼到矮楼，从矮楼到平房，现在又要我去盖茅草房。茅草房就茅草房吧，你们知不知道农民盖一幢茅草房要多少木料？而你给的木料连盖一幢标准的茅草房都不够！”梅贻琦叹了口气说：“正因为如此，才需要土木工程系的老师们对木材的用量严格计算啊。你想想，没有这些茅草房，学生就要在露天上课，风吹，日晒，雨淋。大家都在共赴国难，以你的大度，请再最后谅解我们一次。等抗战胜利回到北平，我一定请你来建一个世界一流的清华园，算是我还给你的谢意，行吗？”
当时的梁思成一定没想到，他设计的这些茅草房将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最伟大的建筑物，因为这些茅草房里，为民族复兴培养出了一代栋梁（桢干质）。
一代人杰的培养，需要两块坚实的基石：
第一块基石：教育者的人格力量。
日本人占领北京后，曾要求教授们继续教学，保证照样有丰厚的年金。然而，这一批教授宁愿放弃象牙塔中的舒适生活，混入难民的队伍，滚滚向南去。邓稼先的父亲、北大教授邓以蜇，留在北京，但是8年来没有去日伪的大学里教过一天的课，靠在街头卖自己家里的古董度日。后来抗战胜利归来，3个大学有一个共同的约定：凡是在日伪时期，作为教授在学校里讲过课的，一律不再聘用。
1941年，教育部曾规定大学里凡兼任行政工作的教授每人发给一笔“特别办公费”，联大25位系主任上书谢绝：
“盖同人等献身教育，原以研究学术、启迪后进为天职，于教课之外兼负一部分行政责任，亦视为当然之义务，并不希冀任何权利。”
视行政责任为“当然之义务”，拒绝领取“职务津贴”，对于浸淫在官本位中的人们，恐怕难以想象。在那啼饥号寒的条件下，宁可“同尝甘苦，共体艰危”，也不愿“失平均之谊”，这就是人格力量。这25位系主任是：冯友兰、张奚若、罗常培、雷海宗、陈福田、李继侗、陈岱孙、吴有训、汤用彤、郑天挺、黄钰生、陈雪屏、许浈阳、饶毓泰、燕树棠、孙云铸、查良钊、施嘉炀、李辑祥、章名涛、王得荣、陶葆楷、苏国桢、杨石先、陈序经。
人格还表现在极高的道德准则，以大局为重，以团结为重，勤勉奋斗的敬业精神。
西南联大由三个学校临时组成，不论常委会、教务处、总务处，或者是各个学院和系，一般说都有三个学校的人，却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从没有互相排斥、互相斗争之事。三校老师和行政人员，大家都以学校前途为重，不计较个人或原先“小团体”的荣辱得失，和衷共济，亲密无间。
华罗庚的勤奋在学术界有口皆碑，同行们对他的评价是“用功非常人可及”。华罗庚一家6口，住在牛圈上头用来堆草的楼棚里。在这里华罗庚为世界数学史开创了一门新学科——矩阵几何学，攻克了十多个世界数学史上的难题，写出了《堆垒素数论》和《数论导引》两本专著及十几篇论文，仅公开发表的论稿就达百万字之多。
雷海宗主讲文理科大一学生共同必修课“中国通史”。他上课堂不带片纸只字，但对历史人名、历代重要人物的生卒年月、地名、年代、参考书目，娓娓讲来如数家珍。随手板书，从无错漏。以至在他讲课时闻风前来旁听的学生或校外人土，趋之若鹜。窗外也站满了旁听者或没有找到座位的选课生。
第二块基石是学术自由。
西南联大的负责人梅贻琦曾说：“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在这种信念下，西南联大发扬光大三校原有的“民主办学”的传统，贯彻学术自由、百家争鸣的方针。
西南联大实行选课制，使学生的兴趣和所长得到了充分调动，有利于学生文理相通，扩大知识面。选课制还使教师在学生面前接受检验。尤其是一门课程由几个教师同时开设，形若擂台较量。如中国通史一门课，雷海宗、吴晗都在讲授，《庄子》课，刘文典、闻一多都在开设；楚辞一门课，闻一多、罗庸、游国恩三位都在讲授。一门哲学概论，金岳霖和贺麟在讲授；一门统计学，杨西孟和戴世光在讲述。联大没有森严的门禁，课堂都向社会开放，校外青年可自由来校听课，许多青年利用这一优厚条件，学到很多知识。
1940年教育部3次下令，统一规定大学应设课程、考核成绩方法、用何教材需呈部核示等。联大教授们呈文反对：
“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以刻板文章，勒令从同。世界各著名大学之课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课程各大学所授之内容亦未有一成不变者。惟其如是，所以能推陈出新，而学术乃可日臻进步也。”
“教部为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大学为最高教育学术机关，教部可视大学教学研究之成绩，以为赏罚殿最。但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律以孙中山先生权能分立之说，则教育部为有权者，大学为有能者，权能分职，事乃以治。”
教育部无奈，回文默许西南联大变通执行。
对当时西南联大自由民主的学风，身临其境的人才有最亲切的感觉。著名的数理逻辑学家王浩回忆，这里不论年资权位，教师与教师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师生之间，可以说“谁也不怕谁。当然每个成员因为品格和学识不等，会受到别人的尊重或轻视，也有些人为了个人的复杂心理，做事对人不公正。但是大体上开诚布公多于阴谋诡计，做人和做学问的风气都是好的”。
那时西南联大从梅贻琦到众多教授，对上面的各种指令，也有惹不起的时候，但除了抵制外，多数情况下是应付了事。1941年，哲学家贺麟教授在《学术与政治》中的一段话，表达了西南联大学术自由的理念：
“学术在本质上必然是独立自由的，不能独立自由的学术，根本上不能算是学术。学术是一个自主的王国，她有她的大经大法，她有她神圣的使命，她有她特殊的广大的范围和领域，别人不能侵犯。每一门学术都有每一门学术的负荷者或代表人物，这一些人，一个个都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态度，忠于其职，贡献其心血，以保持学术的独立自由和尊严，在必要时，牺牲性命亦在所不惜。因为一个学者争取学术的自由独立和尊严，同时也就是争取他自己人格的自由独立和尊严，假如一种学术，只是政治的工具，文明的粉饰，或者为经济所左右，完全为被动的产物，那么这一种学术就不是真正的学术。”
“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成为学术发展和人杰培养的良好环境。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
人格力量与学术自由，使西南联大罗致了众多一代宗师、泰斗。
搞社会科学的有闻一多、朱自清、陈寅恪、杨振声、罗常培、冯友兰、王力、罗庸、向达、陈达、潘光旦、叶公超、朱光潜、汤用彤、陈序经、吴晗、吴达元、金岳霖、陈岱孙、张奚若、钱钟书、刘文典、冯文潜、费孝通、沈从文、冯至、郑天挺、卞之琳、任继愈、游国恩、余冠英等，都是我国文坛的著名学者。
从事自然科学的有吴有训、周培源、华罗庚、江泽涵、杨武之、陈省身、赵访熊、赵忠尧、赵九章、吴大猷、王竹溪、方毅、任之恭、曾昭抡、黄子卿、李继侗、沈同、牛满江、吴征镒、朱德祥等。
联大还聘请了一些外籍学者、教授，如米士、白英、温德、噶邦福、陆伯慈、白约翰、雷夏、贾恩培等。再加上不定期邀客座学者讲学，更开阔了学生视野。著名的李约瑟、华莱士与费正清夫妇和老舍、曹禺、林语堂等都任过联大的客座学者。
正如梅贻琦所言：“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正是这一代大师为国家造就了一代人杰。
殷海光曾回忆他向金岳霖请教的一段往事：我在昆明西南联大读书的时候，在一个静寂的黄昏，同我的老师金岳霖先生在一起散步。那时种种宣传正闹得很响。我就问金先生，哪一派是真理。他并没有特定的回复这个问题。沉思了一会，他说：“凡属所谓的‘时代精神’，掀起一个时代的人兴奋的，都未必可靠，也未必能持久。”接着我又问他:“什么才是比较持久而可靠的思想呢？”他说：“经过自己长久努力思考出来的东西……比如说，休谟、康德和罗素等人的思想。”
正是这种宽容、开放，坚持独立思考的环境，培养了一代思想家。
西南联大对学生的学业要求极严，何炳林回忆道：在西南联大你不拼命念书不行，这样我们一年只收30人，到毕业的时候只剩15个，其他15个就被刷掉了。
杨振宁回忆道：“西南联大的教学风气是非常认真的。我们那时候所念的课，一般老师准备得很好，学习习题做得很多，所以我学了很多东西。”“总的说来，课程都非常有系统，而且都有充分的准备，内容都极深入。直到今天我还保存着当年听王（竹溪）先生教授量子力学时的笔记，它对我仍是有用的参考资料。”
1955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部委员中出身于西南联大的有118人，占学部委员总数473人的24.9％。
现在的院士中来自西南联大的有90人，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80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2人（朱光亚、郑哲敏为双院士）。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1人：黄昆（物理系）。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6人：屠守锷（航空系）、郭永怀（物理系研究生）、陈芳允（物理系）、王希季（机械系）、朱光亚（物理系）、邓稼先（物理系）。
事实上，几乎每一个学科都有来自西南联大的开拓者、带头人。
今天，抗日战争已经胜利60周年，中国已今非昔比，西南联大的先贤们，对此应会感到欣慰。
当年的学生们已年逾古稀，教授们大多走进了历史。作为后人，我们遥望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抚今追昔，所感受的不仅是激情，更是深深的沉思。尽笳吹弦诵在山城——回溯西南联大
(2005-08-15 10:44:15)
近代史上，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九州遍洒黎元血”，民族存亡系于一线。在那个时代，中华民族的知识精英如何面对国难？让我们汇集各方史料，回顾西南联大的历程。
位于北京大学燕园的西南联大纪念碑
1937年7月前，中国计有专科以上学校108所，其中大学42所、独立学院34所、专科学校32所。1937年7月底，日军攻击天津，日机滥炸南开大学，图书馆和许多建筑设施被毁，开始了对中国高等学校的系统破坏。根据当时教育部编定的《敌人摧残我文化事业录》载，截至1937年10月，除北平的14所大学因被敌盘踞而未被轰炸外，3个月来全国计有23所高校被炸。到1938年8月底，108所高校中有91所遭受敌人破坏，其中25所被迫停办。
为了从这场浩劫中抢救和保存我国文化命脉，东部地区的高校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大迁移：106所高校进行了300余次搬迁，迁校3次以上的有19所，8所高校迁校达4次。西南联大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诞生的。
1937年7月29日、30日，北平、天津相继沦陷。8月19日，北大、清华、南开3校领导与教育部协商南迁事宜，9月10日教育部正式下令，北大、清华、南开联合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0月26日在长沙举行开学典礼。南京沦陷后，长沙临时大学西迁昆明，命名为西南联合大学。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
1937年，中国的高等教育仅仅有40年的历史，主要分布在沿海大城市。这些现代高等学校，大多是按美国模式建立的，脱离社会、脱离民众，是当时知识精英的普遍现象。而席卷大半个中国的高校内迁，让知识精英们“辞却了五朝宫阙”，走出了象牙塔。
日本人打到北京城外，闻一多先生拿着几本书，带着孩子就走了，走到路上碰见臧克家，问他那么多名贵的书怎么全部抛弃了，闻一多说：“国家大片大片的国土都丢了，我几本书算什么呢！”
日本宪兵队送请柬来请陈寅恪，希望收服这位京城的学界领袖，从而收服文化界。陈寅恪没等老父丧事办完，就悄然离开京城，汇集到西南联大的队伍中。他的父亲陈三立，因日本人占领东三省，打进北平，绝食而亡。
出身书香门第的陈岱孙，南下时从会议室直接上路，到了长沙，身上只有一件白夏布长衫。
国难当头，当时的知识精英们就这样在抗日救亡的洪流中走进了社会底层。社会各阶层也借此认识了他们，原本泾渭分明的精英与平民两个集团，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汇聚到了一起。
西南联大从长沙到昆明，由267名男同学和11位中青年教师组成“湘黔滇旅行团”，徒步行走到昆明。他们翻过雪峰山、武陵山、苗岭、乌蒙山，步行3600里。闻一多是11位教师中的一位，有学生问闻一多：“闻先生，像您这样的大教授，怎么放着火车、轮船不坐，和我们一起受这份罪？”闻一多笑笑说：“火车我坐过了，轮船我也坐过了。但对于中国的认识，其实很肤浅。今天，我要用我的脚板，去抚摸祖先经历的沧桑。国难当头，我们这些掉书袋的人，应该重新认识中国了！”
两个月的行军，正如闻一多先生期望的，让师生们“重新认识了中国”。
当时跟随闻一多采风的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马学良回忆说：“每到一处山寨，他顾不得安排住处，也顾不得旅途的疲劳，一到宿营地就带着我们几个年轻人走家串户，采风问俗。他在破旧的村舍里和老乡们促膝长谈，谁也看不出他是中外著名的教授和学者。他兴味十足地观看少数民族青年男女的舞蹈，并从中考证《楚辞》与当地民俗的关系。他喜欢去茶馆酒楼闲坐，听素不相识的老乡论古道今，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
刘兆吉在闻先生指导下沿途采风，采得各地区、各民族民间歌谣2000多首。他每到一地，在田畔、牧场、茶馆、街头，向遇到的农夫、儿童们搜集，沿途访问中小学、民众教育馆、教育局和其他文化机关，并请他们代为从街头、墙垣、庙宇墙壁上的涂写中搜集，并且搜集当地印行的各种歌谣印本和抄本。到昆明后整理成《西南采风录》。
闻一多沿途作了50多幅写生画；生物系教师李继侗、吴征镒带领学生采集了许多动植物标本，其中许多植物标本是过去3个学校从未收藏过的；经过矿区的时候，曾昭抡和理工学院的同学，指导了当地的矿工冶炼；地质学家袁复礼则几乎一路都在不停地敲石头，向学生讲述地质地貌。
更重要的是，他们看到了我们国家的贫穷落后，更看到即使这么贫困，饥寒交迫的人们依然不愿当亡国奴，死也不愿受辱。
到达昆明后，西南联大的师生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从事教学和科研。
朱自清教授过冬天时连棉袍子都做不起一件，就买了件赶马人披的毡披风，出门时披在身上，睡觉时当褥子垫上。他披着这种毡披风旁若无人地走在昆明大街上，坦然自得，一点儿不觉得寒酸。吴大猷教授常常身穿补着大膏药一样的补丁裤子站在讲台上，侃侃而谈。曾昭抡教授的鞋子总是前后见光，既通风又透气。
当时，全校一半同学都到校外“兼差”，勤工俭学。他们进入了昆明的各个阶层，大多数是做家庭教师或中小学教员，也有到报馆当编辑的，还有做电灯匠、油漆匠、邮差、售票员、广告员、卖报郎的……甚至大西门城楼上打午炮报时的活计也被联大的学生包了。兼差耗费了同学们不少的精力和时间，但却使他们了解了社会，磨炼了意志，与人民群众建立了深厚感情。
正是这种与平民休戚与共的经历，造就了我国历史上罕见的一代知识精英，在这里，我们能看到一座座精神的丰碑、一个个人格的典范、一门门学科的基石，他们至今仍让我们景仰、敬佩、深思、自省。
位于清华大学的西南联大纪念碑
多难殷忧新国运 动心忍性希前哲
国运，是那个时代知识精英心中永远的痛。他们在国难中认识社会，在国难中关注时局，也在国难中反省自己。
西南联大的师生们从切身的经历中看到了“国运”究竟衰败到什么程度。民生艰困，敌寇猖獗，根源何在？这是联大师生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1942年2月7日美国国会批准无条件向中国贷款5亿美元，到1943年底，中国政府提取了2.4亿美元，但根据美国财政部的调查资料，这其中有8000万美元已经存入了孔祥熙等人的个人账号上。美国财政部有人甚至把宋氏家族戏称为“宋氏贼团”。
1942年6月美国与中国签订《租借协定》，向中国提供价值为35亿美元的军用物资，但这些援助物资，被国民党政府官员们视为“唐僧肉”，大家都试图从这里捞一把。美国驻中国战区最高参谋史迪威向罗斯福密报，很多美援物资流到了日本人手中。
在河南战区，以“水、旱、蝗、汤”著称的汤恩伯，借战争之名向农民征收“特别税”，加上天候不好，造成了1942年到1943年的河南大饥荒，饿死400万人。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报道了那里饿殍遍野、人吃人的惨状，在美国引起很大反响。而宋美龄看到《时代周刊》的报道后的反应是：大怒，要求《时代周刊》解雇写该报道的记者。1943年的开罗会议上，罗斯福向蒋介石问起河南大饥荒的情况，蒋介石表现得十分冷漠，罗斯福在开罗会议后说：“对于中国民众的悲惨状况，中国政府明显缺乏应有的同情心。”
1944年日本集结50多万军队向豫湘桂地区进攻，拥兵40余万的汤恩伯部，面对5万多日军的进攻，全线溃败。汤恩伯率先脱逃，还命令他部队中800辆卡车中的600辆，为他和他的妻妾亲戚们搬运家私。
这就是当时中国的现实，这样的现实教育着每一位知识精英，改变着他们的立场和选择。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几天后，日军攻占香港，一批滞留香港的著名人士无法及时撤离，而孔祥熙等达官贵人却垄断中航的飞机，专事运输私人财物。
30日，联大民主墙上出现一张以“倒孔”为口号的标语，同学们写出了《铲除孔贼祥熙》、《重燃“五四”烈火》等文章。翌年1月6日，千余学生拥出校门上街游行，沿途高呼“打倒操纵金融的孔祥熙”、“打倒内贼、外奸孔祥熙”、“打倒贪官污吏！”的口号。这是抗战以来昆明学生运动的第一声。
当时的知识精英，整体上左倾，国民党政权将其归因于共产党的煽动。其实，这批深受“科学”、“民主”理念熏陶，独立判断意识极强的高级知识分子，又岂是“煽动”所能左右的？
知识精英的左倾，内因在于他们深深地关切国运。外因在他们亲身感受到民生之凋敝，感受到国民党政权那种令人绝望的腐败。
于是，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爆发了反内战罢课示威，国民党政权则报之以“一二·一”惨案。继之枪杀了李公朴、闻一多。耀武扬威的国民党政权由此隔绝了与知识精英主体的沟通，并在短短几年内失去了大陆政权。而当时的知识精英主体，则为50年代开始的国家建设，贡献了一大批学有专长而无私奉献的人杰。
绝徼移栽桢干质
西南联大的校舍是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设计的。两人呕心沥血一个月，拿出了一个一流现代化大学的设计方案。然而设计方案很快被否定了——西南联大拿不出这么多经费。
此后两个月，梁思成夫妇把设计方案改了一稿又一稿：高楼变成了矮楼，矮楼变成了平房，砖墙变成了土墙。当梁思成夫妇交出最后一稿设计方案时，建设长黄钰生无奈地告诉他：经校委会研究，除了图书馆的屋顶可以使用青瓦，部分教室和校长办公室可以使用铁皮屋顶之外，其他建筑一律覆盖茅草，土坯墙改为用黏土打垒，砖头和木料的使用再削减1/2，希望梁思成再作一次调整。
梁思成忍无可忍，冲进主持校务的梅贻琦的办公室：“我已经修改到第五稿了，从高楼到矮楼，从矮楼到平房，现在又要我去盖茅草房。茅草房就茅草房吧，你们知不知道农民盖一幢茅草房要多少木料？而你给的木料连盖一幢标准的茅草房都不够！”梅贻琦叹了口气说：“正因为如此，才需要土木工程系的老师们对木材的用量严格计算啊。你想想，没有这些茅草房，学生就要在露天上课，风吹，日晒，雨淋。大家都在共赴国难，以你的大度，请再最后谅解我们一次。等抗战胜利回到北平，我一定请你来建一个世界一流的清华园，算是我还给你的谢意，行吗？”
当时的梁思成一定没想到，他设计的这些茅草房将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最伟大的建筑物，因为这些茅草房里，为民族复兴培养出了一代栋梁（桢干质）。
一代人杰的培养，需要两块坚实的基石：
第一块基石：教育者的人格力量。
日本人占领北京后，曾要求教授们继续教学，保证照样有丰厚的年金。然而，这一批教授宁愿放弃象牙塔中的舒适生活，混入难民的队伍，滚滚向南去。邓稼先的父亲、北大教授邓以蜇，留在北京，但是8年来没有去日伪的大学里教过一天的课，靠在街头卖自己家里的古董度日。后来抗战胜利归来，3个大学有一个共同的约定：凡是在日伪时期，作为教授在学校里讲过课的，一律不再聘用。
1941年，教育部曾规定大学里凡兼任行政工作的教授每人发给一笔“特别办公费”，联大25位系主任上书谢绝：
“盖同人等献身教育，原以研究学术、启迪后进为天职，于教课之外兼负一部分行政责任，亦视为当然之义务，并不希冀任何权利。”
视行政责任为“当然之义务”，拒绝领取“职务津贴”，对于浸淫在官本位中的人们，恐怕难以想象。在那啼饥号寒的条件下，宁可“同尝甘苦，共体艰危”，也不愿“失平均之谊”，这就是人格力量。这25位系主任是：冯友兰、张奚若、罗常培、雷海宗、陈福田、李继侗、陈岱孙、吴有训、汤用彤、郑天挺、黄钰生、陈雪屏、许浈阳、饶毓泰、燕树棠、孙云铸、查良钊、施嘉炀、李辑祥、章名涛、王得荣、陶葆楷、苏国桢、杨石先、陈序经。
人格还表现在极高的道德准则，以大局为重，以团结为重，勤勉奋斗的敬业精神。
西南联大由三个学校临时组成，不论常委会、教务处、总务处，或者是各个学院和系，一般说都有三个学校的人，却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从没有互相排斥、互相斗争之事。三校老师和行政人员，大家都以学校前途为重，不计较个人或原先“小团体”的荣辱得失，和衷共济，亲密无间。
华罗庚的勤奋在学术界有口皆碑，同行们对他的评价是“用功非常人可及”。华罗庚一家6口，住在牛圈上头用来堆草的楼棚里。在这里华罗庚为世界数学史开创了一门新学科——矩阵几何学，攻克了十多个世界数学史上的难题，写出了《堆垒素数论》和《数论导引》两本专著及十几篇论文，仅公开发表的论稿就达百万字之多。
雷海宗主讲文理科大一学生共同必修课“中国通史”。他上课堂不带片纸只字，但对历史人名、历代重要人物的生卒年月、地名、年代、参考书目，娓娓讲来如数家珍。随手板书，从无错漏。以至在他讲课时闻风前来旁听的学生或校外人土，趋之若鹜。窗外也站满了旁听者或没有找到座位的选课生。
第二块基石是学术自由。
西南联大的负责人梅贻琦曾说：“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在这种信念下，西南联大发扬光大三校原有的“民主办学”的传统，贯彻学术自由、百家争鸣的方针。
西南联大实行选课制，使学生的兴趣和所长得到了充分调动，有利于学生文理相通，扩大知识面。选课制还使教师在学生面前接受检验。尤其是一门课程由几个教师同时开设，形若擂台较量。如中国通史一门课，雷海宗、吴晗都在讲授，《庄子》课，刘文典、闻一多都在开设；楚辞一门课，闻一多、罗庸、游国恩三位都在讲授。一门哲学概论，金岳霖和贺麟在讲授；一门统计学，杨西孟和戴世光在讲述。联大没有森严的门禁，课堂都向社会开放，校外青年可自由来校听课，许多青年利用这一优厚条件，学到很多知识。
1940年教育部3次下令，统一规定大学应设课程、考核成绩方法、用何教材需呈部核示等。联大教授们呈文反对：
“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以刻板文章，勒令从同。世界各著名大学之课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课程各大学所授之内容亦未有一成不变者。惟其如是，所以能推陈出新，而学术乃可日臻进步也。”
“教部为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大学为最高教育学术机关，教部可视大学教学研究之成绩，以为赏罚殿最。但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律以孙中山先生权能分立之说，则教育部为有权者，大学为有能者，权能分职，事乃以治。”
教育部无奈，回文默许西南联大变通执行。
对当时西南联大自由民主的学风，身临其境的人才有最亲切的感觉。著名的数理逻辑学家王浩回忆，这里不论年资权位，教师与教师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师生之间，可以说“谁也不怕谁。当然每个成员因为品格和学识不等，会受到别人的尊重或轻视，也有些人为了个人的复杂心理，做事对人不公正。但是大体上开诚布公多于阴谋诡计，做人和做学问的风气都是好的”。
那时西南联大从梅贻琦到众多教授，对上面的各种指令，也有惹不起的时候，但除了抵制外，多数情况下是应付了事。1941年，哲学家贺麟教授在《学术与政治》中的一段话，表达了西南联大学术自由的理念：
“学术在本质上必然是独立自由的，不能独立自由的学术，根本上不能算是学术。学术是一个自主的王国，她有她的大经大法，她有她神圣的使命，她有她特殊的广大的范围和领域，别人不能侵犯。每一门学术都有每一门学术的负荷者或代表人物，这一些人，一个个都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态度，忠于其职，贡献其心血，以保持学术的独立自由和尊严，在必要时，牺牲性命亦在所不惜。因为一个学者争取学术的自由独立和尊严，同时也就是争取他自己人格的自由独立和尊严，假如一种学术，只是政治的工具，文明的粉饰，或者为经济所左右，完全为被动的产物，那么这一种学术就不是真正的学术。”
“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成为学术发展和人杰培养的良好环境。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
人格力量与学术自由，使西南联大罗致了众多一代宗师、泰斗。
搞社会科学的有闻一多、朱自清、陈寅恪、杨振声、罗常培、冯友兰、王力、罗庸、向达、陈达、潘光旦、叶公超、朱光潜、汤用彤、陈序经、吴晗、吴达元、金岳霖、陈岱孙、张奚若、钱钟书、刘文典、冯文潜、费孝通、沈从文、冯至、郑天挺、卞之琳、任继愈、游国恩、余冠英等，都是我国文坛的著名学者。
从事自然科学的有吴有训、周培源、华罗庚、江泽涵、杨武之、陈省身、赵访熊、赵忠尧、赵九章、吴大猷、王竹溪、方毅、任之恭、曾昭抡、黄子卿、李继侗、沈同、牛满江、吴征镒、朱德祥等。
联大还聘请了一些外籍学者、教授，如米士、白英、温德、噶邦福、陆伯慈、白约翰、雷夏、贾恩培等。再加上不定期邀客座学者讲学，更开阔了学生视野。著名的李约瑟、华莱士与费正清夫妇和老舍、曹禺、林语堂等都任过联大的客座学者。
正如梅贻琦所言：“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正是这一代大师为国家造就了一代人杰。
殷海光曾回忆他向金岳霖请教的一段往事：我在昆明西南联大读书的时候，在一个静寂的黄昏，同我的老师金岳霖先生在一起散步。那时种种宣传正闹得很响。我就问金先生，哪一派是真理。他并没有特定的回复这个问题。沉思了一会，他说：“凡属所谓的‘时代精神’，掀起一个时代的人兴奋的，都未必可靠，也未必能持久。”接着我又问他:“什么才是比较持久而可靠的思想呢？”他说：“经过自己长久努力思考出来的东西……比如说，休谟、康德和罗素等人的思想。”
正是这种宽容、开放，坚持独立思考的环境，培养了一代思想家。
西南联大对学生的学业要求极严，何炳林回忆道：在西南联大你不拼命念书不行，这样我们一年只收30人，到毕业的时候只剩15个，其他15个就被刷掉了。
杨振宁回忆道：“西南联大的教学风气是非常认真的。我们那时候所念的课，一般老师准备得很好，学习习题做得很多，所以我学了很多东西。”“总的说来，课程都非常有系统，而且都有充分的准备，内容都极深入。直到今天我还保存着当年听王（竹溪）先生教授量子力学时的笔记，它对我仍是有用的参考资料。”
1955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部委员中出身于西南联大的有118人，占学部委员总数473人的24.9％。
现在的院士中来自西南联大的有90人，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80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2人（朱光亚、郑哲敏为双院士）。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1人：黄昆（物理系）。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6人：屠守锷（航空系）、郭永怀（物理系研究生）、陈芳允（物理系）、王希季（机械系）、朱光亚（物理系）、邓稼先（物理系）。
事实上，几乎每一个学科都有来自西南联大的开拓者、带头人。
今天，抗日战争已经胜利60周年，中国已今非昔比，西南联大的先贤们，对此应会感到欣慰。
当年的学生们已年逾古稀，教授们大多走进了历史。作为后人，我们遥望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抚今追昔，所感受的不仅是激情，更是深深的沉思。
可惜，建国以后学术自由不复存在，中国再难以重现当年的辉煌。
大学的作用不在于光传授知识，大学最大的作用是从事学术研究和培养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