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垄断是教育供给不足的总病根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19 11:31:57
任南
中国的教育为什么如此僵死和稀缺？不是政府不重视和不投入，相反，正是政府过于关注和垄断教育投入了。教育行政部门的心态是，要扩大教育供给，也只能通过我们来做，别人不准进入我们的垄断领域。这是一种占山为王，控制地盘的行径！
教育供给为什么不足？
高考的残酷竞争直接控制了中国的基础教育。为什么高考竞争如此残酷？正常的理由是，家长都渴望孩子升入大学，社会受教育需求极大，而高等学校有限，教育供给不足，所以高考就成为选拔淘汰学生的必由之路。一考定终生，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成千上万的孩子被挤落桥下。虽然残酷，但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人们普遍认为，如果加大政府的财政投入，将来高等教育非常大众化了，大部分人都能进大学，也就不用这样严格了。也就是说，应试教育之罪，就罪在教育供给不足。
那么，为什么会教育供给不足呢？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因为国家太穷。某些分管教育的领导也常说：“穷国办大教育，办不起啊！”真是这么个道理吗？在笔者看来，将教育供给不足归到“国家太穷”，这是从根本上掩盖了现行教育体制之恶。从这样的逻辑会引出这样荒谬的推理：过去为什么要围绕权力搞关系？为什么要搞配给制？为什么要发粮票、发布票、发肉票？为什么百姓难吃饱？为什么要向领导写思想汇报？都是因为国家太穷了。现在为什么出现学生在学习压力下自杀，为什么出现大量的考场作弊现象，为什么中国学生成为世界上最苦的学生，都是因为国家太穷了。一句“国家太穷了”，就能为教育的专横特权赋予合理性吗？
二十多年前，中国很穷，但邓小平想通了国家穷的原因，就是国家权力统得过死管得过多，过多的管制压制了基层的积极性和活力。不能因为穷而要求强化管制，相反，正是因为穷而要求放松管制，因为管制和垄断就是穷困的根源。邓小平因此支持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城市企业权力下放的改革，从而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序幕。人民公社干部对农民的控制权被消除了，农产品很快就丰富了起来。城市计划部门对工业企业的控制权被减弱了，工业产品很快大批出现在市场之上。邓小平一生的功绩，不就是基于尊重基层的创造力，不就是把政府部门控制的权力逐步下放到社会吗？同样的道理是，中国教育供给短缺，不是因为国家太穷，而是因为教育行政部门全面控制和垄断了教育的权力。1997年的《社会力量办学条例》的第5条明确规定：“国家严格控制社会力量举办高等教育教育机构。”这样的规定到现在仍没有任何变化。为什么一定要“严格控制社会力量”进入高等教育领域呢？抬得上桌面的理由是什么呢？根本就不给你一个理由，反正就这么定了。民办高等教育在“严格控制”下如何发展呢？中国改革二十多年了，教育行政部门对教育的控制和垄断不是被减弱，而是变着法子地更加强化了。教育改革严重滞后，教育行政部门成为中国最后的最大的计划控制的堡垒，这是中国教育供给严重不足的总病根。
从历史原因来说，中国教育供给的严重不足，是从建国后教育的全面公立化改造开始的。
秦朝到满清二千多年的历史中，虽然政府也举办官办学校，但是私立学校总数仍然占绝大多数。到半个世纪前的1945年时，中国205所高等学校中，私立高校仍有81所，占高等学校总数的39%，占高等学校学生的37%左右。5073所中学中，私立中学仍有2152所，占学校总数的42.4%，占高中学生总数的39%左右。这说明即便在兵荒马乱的时代，非政府办学也占学生总数的近40%，社会力量是教育供给的重要依托。按照中国历史的传统，私立学校从来是教育供给的重要来源。建国后直到现在，这起码应该是40%左右的非政府教育供给力量被打掉了，中国教育的供给怎么会不短缺？
在当代富裕的发达国家，私立学校学生总数也仍然占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二左右。美国私立高等学校占学校总数的58%左右，日本的私立高校占其高校总数的71.1%，韩国的私立高校占其高校总数的80.5%，中国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的私立大学也占总数的50%和66.1%。即便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私立学校学生数也超过一半以上。印度私立大学占全国大学入学率的59%，印度尼西亚则高达94%。按照发达国家的特点，私立学校，尤其是私立的高等学校，是教育供给的主要力量。
无论是参照中国历史的教育传统还是参照当代发达国家的标准，中国公立学校一统天下的格局都是一个绝无仅有的怪胎。现在人们都在埋怨学校太少，因此高考竞争严酷。但人们却没有想到，正是因为私立学校被消灭和压制，才造成了学校太少这种现象。按照中国的历史传统和当代发达国家的经验，只要开放办学，民办学校的力量将会支持一半以上的高等教育。半个世纪前，中国兵荒马乱，积贫积弱，但是非政府办学尚能达到近40%的全国大学入学率，这说明了非政府办学的社会力量完全可以承担起半边天。但是实际情况是，直到今天，中国民办小学仅占全国小学在校生的1.83%，民办普通中学在校生仅占全国普通中学在校生的4.63%，民办高校在校生仅占全国普通高校在校生的2.19%。所以，中国的高等学校总数不够，根本不是因为什么“国家太穷”，而是因为教育行政部门太专横太垄断，而是因为中国的私立教育在种种压制和打击下发展不起来。试想想，如果近二十多年中国的私营经济没有发展起来，现有的国有经济如何解决就业！经济如此，教育也如此，逻辑是一致的。一看到教育供给不足，善良的百姓就会想，应当加大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但不妨想想，现在中国大学毛入学率刚突破15%，与此同时财政性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不到3%。按此比例简单推算，中国大学毛入学率要提高到30%，财政性教育投入就应当占到GDP的6%。如果大学毛入学率要达到60%，财政性教育投入就应当占到GDP的12%，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达到这样的财政投入水平。显然，走增加政府教育财政性投入的路，只能解决部分问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教育供给不足的问题。现在美国的公共教育经费占其GDP的5~6%左右，而其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超过80%，原因是什么呢？是社会教育自主化和社会资金的大量流入，是私立教育的大发展。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一方面要控制民办高校发展，一方面又不能保障多数学生上公立大学，造成教师和学生玩了命地投入考试战争，造成了今天中国教育领域的种种弊端。如果让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去管理美国的教育，那么每年占美国GDP高达1.7%的私人和社会资金将会被逼退出教育领域，短缺一出现，美国学生也非得听我们教育行政部门的高考指挥棒走不可！一个活泼泼的社会就会被整死。
专横垄断造成短缺，造成教育精神的衰败，所以中国历史上就出现了一个令人悲叹的现象：天下混乱，没有政府统一控制的时期，往往是教育百花齐放大发展的时期。二千五百多年前，如果不是天下大乱，政府教育部门控制不了教育，孔子根本不可能开办私学，他的三千弟子（他们都是平民出身，而这之前平民没有权利受教育）不会有受教育的机会。满清王朝结束后的近代时期，兵荒马乱，政府教育控制松驰，中国教育因此而大发展。在教育开放自由的背景下，中国涌现出了以蔡元培、陶行知等为代表的成批的教育家，直到今天，我们主流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仍然达不到他们的水平。天下乱，教育兴，这难道不是中国的悲哀吗？这说明集权过度，必然压制民间的教育活力。难道我们就不能找到天下太平和教育兴盛的统一点吗？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要想实现天下太平和教育兴盛的统一，我们需要的只能是一个服务型而非管制垄断型的教育行政部门。中外历史的经验都说明一点：政府垄断控制教育，教育数量一定短缺，教育质量一定低劣。说到底，中国教育事业的罪人是谁呢？教育行政垄断就是教育供给短缺和教育质量低劣的罪人。从教育供给数量来说，今天的中国，高考毛录取率超过了15%，教育行政部门大力宣传这个成绩，但不要忘了，今天中国普通初中升高中的比例仅有50%！大量的初中生与高中无缘。今天政府财政预算内拔款也仅占全国教育经费比例的56%左右，所谓的“义务教育”早就义务不了了。而且近年来，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增长幅度一年比一年减少，中国的教育财政投入仍然不到GDP的4%这个印度的水平。从教育质量来说，我们的应试教育摧残学生，因此大量家庭只好将几十万孩子送出国学习，每年大量的外汇流出中国。
中国市场经济有了很大发展，民间积累了大量财富，只要教育行政部门的垄断权力被减少，教育独立和自由的空间加大，民间力量一定会迅速补入教育。现在，市场上有各式各样的服装、家用电器，这是政府重视和投入的结果吗？不是，正是政府不重视、不投入和管制减少的结果。中国的教育为什么如此僵死和稀缺？不是政府不重视和不投入，相反，正是政府过于关注和垄断教育投入了。教育行政部门的心态是，要扩大教育供给，也只能通过我们来做，别人不准进入我们的垄断领域。这是一种占山为王，控制地盘的行径！在1999年秋举行的面向21世纪民办教育国际研讨会上，世界银行下属的国际金融公司（IFC）驻中国代表马若锦先生在发言中，介绍国际金融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已向11个民办教育机构提供了4400万美元的贷款，但中国还没有，原因是限制因素太多。他提到中国民办教育面临的四个问题：股本投资回报问题；投资义务教育的限制问题；民办教育企业能否上市问题；教育资产的抵押问题。这些问题都抓住了中国民间教育供给限制的要害。到目前为止，惟有第一个问题“股本投资回报问题”被羞羞答答地承认了。说羞羞答答，是因为附加了若干限制条款。供给短缺，是由于教育行政部门千方百计将社会的教育热情和力量挡在了教育领地外面，才使得中国教育缺少了百花齐放的活力。社会不是没有扩大教育的热情和力量，而是没有从事教育的足够的权利。远的不说，我们可以近看韩国，它的高考入学率已超过66%，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因为韩国高等教育经费来源中，80%以上来自于社会和企业。现代、三星、大宇这些企业，都是韩国教育的积极投资者。韩国与中国同文甚至同种，它有这样的民间教育热情，我们中国就没有吗？韩国高等教育供给之所取得迅速提升，不是因为韩国政府的教育财政投入有多高，而是因为韩国没有“国家严格控制社会力量举办高等教育教育机构”这样的法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民办教育在政策歧视和被不断打压中艰难而迅速地成长，就是中国社会教育热情的明证！但为了将社会和银行资金拖进教育领域以扩大教育供给，民办教育投资人为此所吃的苦头，岂是教育部门那些喝茶看报开会过日子的官僚们所能理解的！要解决教育供给不足的困难，不需要祈求教育行政部门重视教育和加大教育投入，而是需要争取教育行政部门少些管制少些垄断，要求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结束垄断，开放教育，给中国的教育投资人和教育者们以从事教育的自由和权利。总之，没有教育的民主化，就没有教育的足量化、高质量化和多样化。
艰难的发展环境
民办教育投资人斗胆进入教育时，往往有这样的想法：仅靠政府的财政投入，不可能解决中国教育供给不足的问题。百姓教育需求的膨胀，一定会迫使教育行政部门逐步放松教育的管制，逐步给民办教育创造更好的营运环境。随着经济的日趋发展，社会会有愈来愈多的闲置资金，银行的存款也会愈来愈多，如果有一定比例的社会资金和银行资金进入教育，这对教育就会是一个根本的促进。于是，他们将自己积累的资金投入教育，试图牵引更多的银行资金和社会资金进入教育，实现教育经营与教育发展的统一。
这种今天看来很天真的想法，其实是有政策撑腰的。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领》就主张：“改变政府包揽办学的格局，逐步建立以政府办学为主、社会各界共同办学的体制”，并提出对社会办学“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十六字方针，许多民办教育投资人当时便据此认定：中国民办教育的春天到来了。
利用市场经营的力量和技能来发展教育，不仅有政策撑腰，在世界上更有成功的范例。美国有77家上市教育公司，这些上市教育公司不仅自己开办学校，还承包了美国许多公立学校。美国梅里尔·林奇公司（Merrill Lynch，美国最大的上市教育公司）和诺贝尔集团公司（Edison，美国上市教育公司）是许多民办教育投资人的榜样，这两家公司能从资本市场上融来几百亿美元投入教育领域，至今仍毫无颓势。
但问题在于，民办教育投资人显然低估了制度环境的滞后性。梅里尔·林奇公司和诺贝尔集团公司之所以能持续稳定发展，除了内部管理的因素外，有利的社会生态起了重要的作用。教育自主和教育多元化的社会环境，政府面对公立教育和私立教育的一视同仁的平等政策，健康规范的资本市场等等，都是教育管理公司发展的重要条件。这些外部条件，中国根本不具备。于是，民办教育投资人不断在教育行政部门划定的铁笼中四处碰壁，不断在变动不已的教育政策环境中艰难挣扎。教育行政部门打个喷嚏，他们就会感冒，多打几个喷嚏，他们就会发烧。而这么多年来，他们几乎都处在不断感冒发烧之中。
比如，他们将自有资金投入学校，随后马上就会遇到融资困难。银行不给贷款，理由有两个：第一个理由是，教育是公益事业，公益资产不能用于抵押贷款；第二个理由是，法律规定教育投资人不能以赢利为目的，今后用什么收入来还款。银行贷款不通，资本市场不通，仅靠自己的自有资金绝对不够，怎么办？这就把他们逼向了储备金的办法。所谓储备金，指家长一次性交一笔钱给学校（不同阶段、不同学校8~20万不等），此外不再缴学费和伙食费，学校用这笔钱建设和运行学校，在学生离开学校的时候，学校将这笔钱如数还给家长。这样的融资方式，是由广东英豪学校首先采用的，以后为许多民办学校所采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这种融资来的资金，实际资金成本接近18%左右，这在1994年前后的经济热潮时期，学校还能撑得住，那时经济过热，不少金融机构高息揽储，钱存放在金融机构都可以得到20%左右的利息。但1996年底开始宏观调控，以后几年经济一路冷下来，银行存款利息一路下降，学校的储备金负担逐渐变成了套在学校脖子上的绞索。许多民办学校被逼破产关闭，即便到今天，活下来的许多民办学校仍然没有能把储备金的负担消化掉。只要宏观环境好，生活和融资环境好，回笼的现金流大，学校可以用新到的资金来补偿该还的资金，还有可能最终进入良性循环。如果宏观环境恶化，新进的资金量收缩，正常的资金流就可能中断，危机就可能以各种方式爆炸。面对金融机构存款利率走低的趋势，民办学校能不能将储备金用于其它经营以换取高收益呢？这样做，一是经营风险性大，二是不符合国家关于学校经营的规定。民办学校从融资方式到资金经营，与银行和教育部门的许多规定并不一致。储备金很容易被扣上乱集资的罪名，用储备金从事经营，也容易被当成挪用教育经费处理。有了学校就有了一份沉重的责任，为了支撑学校运行，有些与政策并不一致的事还得去做，民办教育投资人天天提心吊胆，就怕出事。可以说，根据上世纪90年代的法律和政策规定，在银行和资本市场对民办学校关上大门的情况下，许多民办学校就是在半违法的状态中启动的。好在小平南巡后几年，不怕犯错误，大胆尝试仍然是社会的主流风气。而今天，小平时代敢闯敢干的精神已一去不复返，动则得咎，谁还敢越雷池半步？
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出台，里面对民办学校创办人能否取得合理回报和银行对民办学校贷款放了口子。但是，政策是不配套的，抵押担保的法律之中，仍将学校资产视为公益资产，学校的贷款仍受到诸多限制。要想越过这些法律设置的障碍得到贷款，个人关系必不可少，这无形中大大增加了学校运行的成本和风险性。将社会资金、银行资金引向教育，这么一个理想主义的愿望，实现起来是多么的困难！个人在其中承担着许多不该承担的风险！在社会资金、银行资金与教育资金需求之间，存在着太多难以打通的法律和政策障碍，学校硬要打通这条路，等于是将负责人的命运赌了进去。教育是神圣的有意义的事业，但在中国，要想把民办教育撑下去，就得有点当年革命者的决心，随时准备牺牲。教育之难，如同穿过炼狱。
好不容易苦撑了多年，又等来了教育行政部门给民办教育雪上加霜的一天！这就是今年来连续出台的三大政策：独立学院、名校办民校和取消民办学校学历文凭考试。同时，在今年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下，民办机构在贷款上受到严格控制。这些政策的合力，一起将民办学校逼向了困境。《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细则》一出台，许多民办教育投资人就明白，这不是民办教育促进法，而是民办教育破产法。恐惧因此充斥着民办教育领域。笔者没有统计过，但从经验感受看，中国的民办高校应当有70%左右面临破产，能撑下去的为数不多了。
恶性抢夺：化公为私的“独立学院”和“名校办民校”
研究教育行政部门的几十年来的邪门做法，笔者概括出“集权—养权—分权—享权”这样的历程。
所谓“集权”，指的是改革前几十年教育的全部公立化，以此建立起教育行政部门在教育领域惟我独尊的地位。
所谓“养权”，指的改革开放以来的重点学校的建设。教育行政部门对公立学校并不是一视同仁的，他们将国家财政资源集中起来养出了一批最强的公立学校。在高等教育领域，最终表现为“211工程”为代表的重点高校的建设，这些重点高校目前占全国高校总数的3%左右。各省市依样画葫芦，以财政资源重点扶持少数重点中学和小学。目前，全国重点中小学在全国中小学总数的2%左右。也就是说，全国公立学校中，也只有2~3%的学校得到了政府财力和政策的重点支持。目前，教育升学竞争的焦点，就是这2~3%的重点学校。教育行政部门“养权”的做法，使中国2~3%的学校成为著名大学、著名中学和著名小学，它们无论在校舍、师资、财力上都远远优于普通学校。“养权”阶段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持续到二十一世纪初。重点学校倾斜的政策，使重点学校成为家长们狂热争夺的对象，教育行政部门按区域划片入学的规定成为摆设，下发的成吨成吨的禁止乱收费的禁令成为空话，在中小学基础教育领域，“择校生”和重点学校高收费现象愈演愈烈。当然，所谓的“择校生”，无外乎三类人，这就是“条子生”（教育系统领导的条子）、“关系生”（非教育系统，但利害相关的单位领导）、“票子生”（塞钱进校），也就是有权有势的家庭。因此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一个逻辑：集中政府财力和政策搞重点学校，无论嘴上说得多么好听，其实是为自己的子女在搞重点学校。也就是说，将更多的公共财政资源转向于培养自己的子女。教育行政部门一边高喊禁止择校生和乱收费，一边继续大力支持重点学校，人为拉开校际水平的差距，这里面的矛盾他们难道会不明白吗？我们只要问一个问题：“重点学校”的好处主要被谁占有了？
所谓“分权”和“享权”，指的是2000年以来以“独立学院”和“名校办民校”为代表的公立教育资源的私有化进程。教育行政部门经过多年“集权”和“养权”的阶段，终于搞出了含金量很高的一批重点学校。而现在，教育行政官僚们（含公立学校的校领导们）不愿意这些名校继续姓“公”了，他们要将这批重点大学和重点中小学校的好处分归个人所有和享用，中国教育现在就进入了“瓜分”教育权力资源和“享受”教育权力资源的阶段。
所谓“独立学院”，指的公立大学设立民办的二级学院，这些学院依托原有公立大学的声誉和实力，降低录取分数线招生，实行高收费，而且许多独立学院的文凭仍以原校本部的名义颁发。2003年5月，教育部下发《关于规范并加强普通高校以新的机制和模式试办独立学院管理的若干意见》，鼓励独立学院发展。而且规定，独立学院只能是“民办”。当然，一般的“民”是很难染指这样的“民办”学校的。在这样的政策下，独立学院迅速发展，目前在25个省市已有300多所，在校本科生已有40多万人。
所谓“名校办民校”，指的是公立重点中小开办私有的“民校”，因此形成了“校中校”或“校外校”，这些“民办”学校对外实行高收费政策。在许多重点中小学，它们办的“民校”所收学生总数，已超过学生总数的一半以上。本应承担社会公平任务的公立教育也因此被列上了“十大暴利产业”的排行榜！
在实际运行过程中，重点高校办的“独立学院”和重点中小学办的“民校”直接无偿或低价利用原来母校的品牌、师资甚至教室开办，但高收入的学费都装入开办者们的个人腰包。面对社会的批评，教育部门的文件要求“独立学校”和名校所办“民校”要母校独立出来，做到独立品牌、独立法人、独立核算、独立校园、独立管理等。但是，教育部的要求也只是一种倡导，对那些并不真正“独立”的学校该怎么办呢？没听说过有谁因为“不独立”而受到处罚。公立重点学校的领导一方面从教育行政部门得到财政支持，一方面将血输到他们自己的私有学校之中，靠纳税人的血来养肥自己的“独立学院”和名校办的“民校”。
从公立名校中分出“独立学院”和“民校”，这是一个瓜分教育权力资源的过程。控制“独立学院”和名校办的“民校”，这是享用教育权力资源的过程。现在的教育行政部门，正热火朝天地忙于搞“分权”和“享权”之事。
“独立学院”和名校所办“民校”的受益人是谁呢？谁能成为高等教育的“独立学院”和中小学名校所办的“民校”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呢？只要清查一下，只会是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和校领导的利益关系户。教育行政部门的两个政策，就把多年争论不休的教育乱收费彻底合法化了，就把全国人民奉献的税收所养育出来的重点学校的教育资源一把收入个人口袋中，他们还将这种明目张胆的化公为私的行为美之名曰“发展民办教育”，还称这是将公立学校的教育资源与社会的资源结合起来的创举。但是，有多少“社会资源”进入了“独立学院”和公立名校所办“民校”呢？从笔者的调查看，不是社会资源进来了，而是权力资本化了，同一份公立教育资源，被挂上了两块牌子，收入进入了两个不同的财务系统而已。以公立的门脸，收私人的好处。在这样的政策下，教育供给的总量没有什么增加，教育思想和方法没有丝毫改变，但是教育资源的所有权和收益权则暗中被改变了。目前，这场瓜分公立重点学校教育资源的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在教育行政部门的垄断之下，教育这块圣地，都蜕变到什么地步了！
教育行政部门为了给自己控制的“独立学院”争夺自费生资源，发出通知，规定自2005年起，原有的所有进行文凭考试试点的民办教育机构，一律终止招收文凭考试学生。同时，“独立学院”刚一成立，就拥有招收文凭考试学生的权力。这一收一放，就将原有的真正的民办高校逼入了死角。一些成立了十几年的真正的民办高校不能再搞学历文凭考试，而那些刚冒出来的“独立学院”就有学历文凭考试的资格，这就是教育行政部门的“依法教育”和“教育公平”！“独立学院”占用原有重点学校的资源，加上教育行政部门的行政权力的公开配合，马上抢占了原来的民办高校的市场份额，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竞争？教育上的官僚私人资本就用这样的不公平的行政手段来喂养自己！对公立重点学校来说，垄断造成短缺，短缺造成垄断利润，垄断利润造成腐败，一发而不可收拾。对民办学校来说呢，2003年，在教育行政部门支持的“独立学院”和“名校办民校”的高压之下，原有民办高校和民办中小学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等待它们的命运只有三条：破产（生源不足被迫关闭）、被兼并（被“独立学院”或名校所办民校兼并）、被招安（成为“独立学院”的分校或成为名校所办的“民校”）。面对无穷的变数和不可抗力，中国的民办教育投资人苦苦支撑了多少年，但这苦难何时是一个尽头呢？任南
中国的教育为什么如此僵死和稀缺？不是政府不重视和不投入，相反，正是政府过于关注和垄断教育投入了。教育行政部门的心态是，要扩大教育供给，也只能通过我们来做，别人不准进入我们的垄断领域。这是一种占山为王，控制地盘的行径！
教育供给为什么不足？
高考的残酷竞争直接控制了中国的基础教育。为什么高考竞争如此残酷？正常的理由是，家长都渴望孩子升入大学，社会受教育需求极大，而高等学校有限，教育供给不足，所以高考就成为选拔淘汰学生的必由之路。一考定终生，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成千上万的孩子被挤落桥下。虽然残酷，但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人们普遍认为，如果加大政府的财政投入，将来高等教育非常大众化了，大部分人都能进大学，也就不用这样严格了。也就是说，应试教育之罪，就罪在教育供给不足。
那么，为什么会教育供给不足呢？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因为国家太穷。某些分管教育的领导也常说：“穷国办大教育，办不起啊！”真是这么个道理吗？在笔者看来，将教育供给不足归到“国家太穷”，这是从根本上掩盖了现行教育体制之恶。从这样的逻辑会引出这样荒谬的推理：过去为什么要围绕权力搞关系？为什么要搞配给制？为什么要发粮票、发布票、发肉票？为什么百姓难吃饱？为什么要向领导写思想汇报？都是因为国家太穷了。现在为什么出现学生在学习压力下自杀，为什么出现大量的考场作弊现象，为什么中国学生成为世界上最苦的学生，都是因为国家太穷了。一句“国家太穷了”，就能为教育的专横特权赋予合理性吗？
二十多年前，中国很穷，但邓小平想通了国家穷的原因，就是国家权力统得过死管得过多，过多的管制压制了基层的积极性和活力。不能因为穷而要求强化管制，相反，正是因为穷而要求放松管制，因为管制和垄断就是穷困的根源。邓小平因此支持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城市企业权力下放的改革，从而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序幕。人民公社干部对农民的控制权被消除了，农产品很快就丰富了起来。城市计划部门对工业企业的控制权被减弱了，工业产品很快大批出现在市场之上。邓小平一生的功绩，不就是基于尊重基层的创造力，不就是把政府部门控制的权力逐步下放到社会吗？同样的道理是，中国教育供给短缺，不是因为国家太穷，而是因为教育行政部门全面控制和垄断了教育的权力。1997年的《社会力量办学条例》的第5条明确规定：“国家严格控制社会力量举办高等教育教育机构。”这样的规定到现在仍没有任何变化。为什么一定要“严格控制社会力量”进入高等教育领域呢？抬得上桌面的理由是什么呢？根本就不给你一个理由，反正就这么定了。民办高等教育在“严格控制”下如何发展呢？中国改革二十多年了，教育行政部门对教育的控制和垄断不是被减弱，而是变着法子地更加强化了。教育改革严重滞后，教育行政部门成为中国最后的最大的计划控制的堡垒，这是中国教育供给严重不足的总病根。
从历史原因来说，中国教育供给的严重不足，是从建国后教育的全面公立化改造开始的。
秦朝到满清二千多年的历史中，虽然政府也举办官办学校，但是私立学校总数仍然占绝大多数。到半个世纪前的1945年时，中国205所高等学校中，私立高校仍有81所，占高等学校总数的39%，占高等学校学生的37%左右。5073所中学中，私立中学仍有2152所，占学校总数的42.4%，占高中学生总数的39%左右。这说明即便在兵荒马乱的时代，非政府办学也占学生总数的近40%，社会力量是教育供给的重要依托。按照中国历史的传统，私立学校从来是教育供给的重要来源。建国后直到现在，这起码应该是40%左右的非政府教育供给力量被打掉了，中国教育的供给怎么会不短缺？
在当代富裕的发达国家，私立学校学生总数也仍然占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二左右。美国私立高等学校占学校总数的58%左右，日本的私立高校占其高校总数的71.1%，韩国的私立高校占其高校总数的80.5%，中国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的私立大学也占总数的50%和66.1%。即便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私立学校学生数也超过一半以上。印度私立大学占全国大学入学率的59%，印度尼西亚则高达94%。按照发达国家的特点，私立学校，尤其是私立的高等学校，是教育供给的主要力量。
无论是参照中国历史的教育传统还是参照当代发达国家的标准，中国公立学校一统天下的格局都是一个绝无仅有的怪胎。现在人们都在埋怨学校太少，因此高考竞争严酷。但人们却没有想到，正是因为私立学校被消灭和压制，才造成了学校太少这种现象。按照中国的历史传统和当代发达国家的经验，只要开放办学，民办学校的力量将会支持一半以上的高等教育。半个世纪前，中国兵荒马乱，积贫积弱，但是非政府办学尚能达到近40%的全国大学入学率，这说明了非政府办学的社会力量完全可以承担起半边天。但是实际情况是，直到今天，中国民办小学仅占全国小学在校生的1.83%，民办普通中学在校生仅占全国普通中学在校生的4.63%，民办高校在校生仅占全国普通高校在校生的2.19%。所以，中国的高等学校总数不够，根本不是因为什么“国家太穷”，而是因为教育行政部门太专横太垄断，而是因为中国的私立教育在种种压制和打击下发展不起来。试想想，如果近二十多年中国的私营经济没有发展起来，现有的国有经济如何解决就业！经济如此，教育也如此，逻辑是一致的。一看到教育供给不足，善良的百姓就会想，应当加大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但不妨想想，现在中国大学毛入学率刚突破15%，与此同时财政性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不到3%。按此比例简单推算，中国大学毛入学率要提高到30%，财政性教育投入就应当占到GDP的6%。如果大学毛入学率要达到60%，财政性教育投入就应当占到GDP的12%，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达到这样的财政投入水平。显然，走增加政府教育财政性投入的路，只能解决部分问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教育供给不足的问题。现在美国的公共教育经费占其GDP的5~6%左右，而其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超过80%，原因是什么呢？是社会教育自主化和社会资金的大量流入，是私立教育的大发展。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一方面要控制民办高校发展，一方面又不能保障多数学生上公立大学，造成教师和学生玩了命地投入考试战争，造成了今天中国教育领域的种种弊端。如果让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去管理美国的教育，那么每年占美国GDP高达1.7%的私人和社会资金将会被逼退出教育领域，短缺一出现，美国学生也非得听我们教育行政部门的高考指挥棒走不可！一个活泼泼的社会就会被整死。
专横垄断造成短缺，造成教育精神的衰败，所以中国历史上就出现了一个令人悲叹的现象：天下混乱，没有政府统一控制的时期，往往是教育百花齐放大发展的时期。二千五百多年前，如果不是天下大乱，政府教育部门控制不了教育，孔子根本不可能开办私学，他的三千弟子（他们都是平民出身，而这之前平民没有权利受教育）不会有受教育的机会。满清王朝结束后的近代时期，兵荒马乱，政府教育控制松驰，中国教育因此而大发展。在教育开放自由的背景下，中国涌现出了以蔡元培、陶行知等为代表的成批的教育家，直到今天，我们主流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仍然达不到他们的水平。天下乱，教育兴，这难道不是中国的悲哀吗？这说明集权过度，必然压制民间的教育活力。难道我们就不能找到天下太平和教育兴盛的统一点吗？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要想实现天下太平和教育兴盛的统一，我们需要的只能是一个服务型而非管制垄断型的教育行政部门。中外历史的经验都说明一点：政府垄断控制教育，教育数量一定短缺，教育质量一定低劣。说到底，中国教育事业的罪人是谁呢？教育行政垄断就是教育供给短缺和教育质量低劣的罪人。从教育供给数量来说，今天的中国，高考毛录取率超过了15%，教育行政部门大力宣传这个成绩，但不要忘了，今天中国普通初中升高中的比例仅有50%！大量的初中生与高中无缘。今天政府财政预算内拔款也仅占全国教育经费比例的56%左右，所谓的“义务教育”早就义务不了了。而且近年来，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增长幅度一年比一年减少，中国的教育财政投入仍然不到GDP的4%这个印度的水平。从教育质量来说，我们的应试教育摧残学生，因此大量家庭只好将几十万孩子送出国学习，每年大量的外汇流出中国。
中国市场经济有了很大发展，民间积累了大量财富，只要教育行政部门的垄断权力被减少，教育独立和自由的空间加大，民间力量一定会迅速补入教育。现在，市场上有各式各样的服装、家用电器，这是政府重视和投入的结果吗？不是，正是政府不重视、不投入和管制减少的结果。中国的教育为什么如此僵死和稀缺？不是政府不重视和不投入，相反，正是政府过于关注和垄断教育投入了。教育行政部门的心态是，要扩大教育供给，也只能通过我们来做，别人不准进入我们的垄断领域。这是一种占山为王，控制地盘的行径！在1999年秋举行的面向21世纪民办教育国际研讨会上，世界银行下属的国际金融公司（IFC）驻中国代表马若锦先生在发言中，介绍国际金融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已向11个民办教育机构提供了4400万美元的贷款，但中国还没有，原因是限制因素太多。他提到中国民办教育面临的四个问题：股本投资回报问题；投资义务教育的限制问题；民办教育企业能否上市问题；教育资产的抵押问题。这些问题都抓住了中国民间教育供给限制的要害。到目前为止，惟有第一个问题“股本投资回报问题”被羞羞答答地承认了。说羞羞答答，是因为附加了若干限制条款。供给短缺，是由于教育行政部门千方百计将社会的教育热情和力量挡在了教育领地外面，才使得中国教育缺少了百花齐放的活力。社会不是没有扩大教育的热情和力量，而是没有从事教育的足够的权利。远的不说，我们可以近看韩国，它的高考入学率已超过66%，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因为韩国高等教育经费来源中，80%以上来自于社会和企业。现代、三星、大宇这些企业，都是韩国教育的积极投资者。韩国与中国同文甚至同种，它有这样的民间教育热情，我们中国就没有吗？韩国高等教育供给之所取得迅速提升，不是因为韩国政府的教育财政投入有多高，而是因为韩国没有“国家严格控制社会力量举办高等教育教育机构”这样的法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民办教育在政策歧视和被不断打压中艰难而迅速地成长，就是中国社会教育热情的明证！但为了将社会和银行资金拖进教育领域以扩大教育供给，民办教育投资人为此所吃的苦头，岂是教育部门那些喝茶看报开会过日子的官僚们所能理解的！要解决教育供给不足的困难，不需要祈求教育行政部门重视教育和加大教育投入，而是需要争取教育行政部门少些管制少些垄断，要求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结束垄断，开放教育，给中国的教育投资人和教育者们以从事教育的自由和权利。总之，没有教育的民主化，就没有教育的足量化、高质量化和多样化。
艰难的发展环境
民办教育投资人斗胆进入教育时，往往有这样的想法：仅靠政府的财政投入，不可能解决中国教育供给不足的问题。百姓教育需求的膨胀，一定会迫使教育行政部门逐步放松教育的管制，逐步给民办教育创造更好的营运环境。随着经济的日趋发展，社会会有愈来愈多的闲置资金，银行的存款也会愈来愈多，如果有一定比例的社会资金和银行资金进入教育，这对教育就会是一个根本的促进。于是，他们将自己积累的资金投入教育，试图牵引更多的银行资金和社会资金进入教育，实现教育经营与教育发展的统一。
这种今天看来很天真的想法，其实是有政策撑腰的。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领》就主张：“改变政府包揽办学的格局，逐步建立以政府办学为主、社会各界共同办学的体制”，并提出对社会办学“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十六字方针，许多民办教育投资人当时便据此认定：中国民办教育的春天到来了。
利用市场经营的力量和技能来发展教育，不仅有政策撑腰，在世界上更有成功的范例。美国有77家上市教育公司，这些上市教育公司不仅自己开办学校，还承包了美国许多公立学校。美国梅里尔·林奇公司（Merrill Lynch，美国最大的上市教育公司）和诺贝尔集团公司（Edison，美国上市教育公司）是许多民办教育投资人的榜样，这两家公司能从资本市场上融来几百亿美元投入教育领域，至今仍毫无颓势。
但问题在于，民办教育投资人显然低估了制度环境的滞后性。梅里尔·林奇公司和诺贝尔集团公司之所以能持续稳定发展，除了内部管理的因素外，有利的社会生态起了重要的作用。教育自主和教育多元化的社会环境，政府面对公立教育和私立教育的一视同仁的平等政策，健康规范的资本市场等等，都是教育管理公司发展的重要条件。这些外部条件，中国根本不具备。于是，民办教育投资人不断在教育行政部门划定的铁笼中四处碰壁，不断在变动不已的教育政策环境中艰难挣扎。教育行政部门打个喷嚏，他们就会感冒，多打几个喷嚏，他们就会发烧。而这么多年来，他们几乎都处在不断感冒发烧之中。
比如，他们将自有资金投入学校，随后马上就会遇到融资困难。银行不给贷款，理由有两个：第一个理由是，教育是公益事业，公益资产不能用于抵押贷款；第二个理由是，法律规定教育投资人不能以赢利为目的，今后用什么收入来还款。银行贷款不通，资本市场不通，仅靠自己的自有资金绝对不够，怎么办？这就把他们逼向了储备金的办法。所谓储备金，指家长一次性交一笔钱给学校（不同阶段、不同学校8~20万不等），此外不再缴学费和伙食费，学校用这笔钱建设和运行学校，在学生离开学校的时候，学校将这笔钱如数还给家长。这样的融资方式，是由广东英豪学校首先采用的，以后为许多民办学校所采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这种融资来的资金，实际资金成本接近18%左右，这在1994年前后的经济热潮时期，学校还能撑得住，那时经济过热，不少金融机构高息揽储，钱存放在金融机构都可以得到20%左右的利息。但1996年底开始宏观调控，以后几年经济一路冷下来，银行存款利息一路下降，学校的储备金负担逐渐变成了套在学校脖子上的绞索。许多民办学校被逼破产关闭，即便到今天，活下来的许多民办学校仍然没有能把储备金的负担消化掉。只要宏观环境好，生活和融资环境好，回笼的现金流大，学校可以用新到的资金来补偿该还的资金，还有可能最终进入良性循环。如果宏观环境恶化，新进的资金量收缩，正常的资金流就可能中断，危机就可能以各种方式爆炸。面对金融机构存款利率走低的趋势，民办学校能不能将储备金用于其它经营以换取高收益呢？这样做，一是经营风险性大，二是不符合国家关于学校经营的规定。民办学校从融资方式到资金经营，与银行和教育部门的许多规定并不一致。储备金很容易被扣上乱集资的罪名，用储备金从事经营，也容易被当成挪用教育经费处理。有了学校就有了一份沉重的责任，为了支撑学校运行，有些与政策并不一致的事还得去做，民办教育投资人天天提心吊胆，就怕出事。可以说，根据上世纪90年代的法律和政策规定，在银行和资本市场对民办学校关上大门的情况下，许多民办学校就是在半违法的状态中启动的。好在小平南巡后几年，不怕犯错误，大胆尝试仍然是社会的主流风气。而今天，小平时代敢闯敢干的精神已一去不复返，动则得咎，谁还敢越雷池半步？
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出台，里面对民办学校创办人能否取得合理回报和银行对民办学校贷款放了口子。但是，政策是不配套的，抵押担保的法律之中，仍将学校资产视为公益资产，学校的贷款仍受到诸多限制。要想越过这些法律设置的障碍得到贷款，个人关系必不可少，这无形中大大增加了学校运行的成本和风险性。将社会资金、银行资金引向教育，这么一个理想主义的愿望，实现起来是多么的困难！个人在其中承担着许多不该承担的风险！在社会资金、银行资金与教育资金需求之间，存在着太多难以打通的法律和政策障碍，学校硬要打通这条路，等于是将负责人的命运赌了进去。教育是神圣的有意义的事业，但在中国，要想把民办教育撑下去，就得有点当年革命者的决心，随时准备牺牲。教育之难，如同穿过炼狱。
好不容易苦撑了多年，又等来了教育行政部门给民办教育雪上加霜的一天！这就是今年来连续出台的三大政策：独立学院、名校办民校和取消民办学校学历文凭考试。同时，在今年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下，民办机构在贷款上受到严格控制。这些政策的合力，一起将民办学校逼向了困境。《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细则》一出台，许多民办教育投资人就明白，这不是民办教育促进法，而是民办教育破产法。恐惧因此充斥着民办教育领域。笔者没有统计过，但从经验感受看，中国的民办高校应当有70%左右面临破产，能撑下去的为数不多了。
恶性抢夺：化公为私的“独立学院”和“名校办民校”
研究教育行政部门的几十年来的邪门做法，笔者概括出“集权—养权—分权—享权”这样的历程。
所谓“集权”，指的是改革前几十年教育的全部公立化，以此建立起教育行政部门在教育领域惟我独尊的地位。
所谓“养权”，指的改革开放以来的重点学校的建设。教育行政部门对公立学校并不是一视同仁的，他们将国家财政资源集中起来养出了一批最强的公立学校。在高等教育领域，最终表现为“211工程”为代表的重点高校的建设，这些重点高校目前占全国高校总数的3%左右。各省市依样画葫芦，以财政资源重点扶持少数重点中学和小学。目前，全国重点中小学在全国中小学总数的2%左右。也就是说，全国公立学校中，也只有2~3%的学校得到了政府财力和政策的重点支持。目前，教育升学竞争的焦点，就是这2~3%的重点学校。教育行政部门“养权”的做法，使中国2~3%的学校成为著名大学、著名中学和著名小学，它们无论在校舍、师资、财力上都远远优于普通学校。“养权”阶段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持续到二十一世纪初。重点学校倾斜的政策，使重点学校成为家长们狂热争夺的对象，教育行政部门按区域划片入学的规定成为摆设，下发的成吨成吨的禁止乱收费的禁令成为空话，在中小学基础教育领域，“择校生”和重点学校高收费现象愈演愈烈。当然，所谓的“择校生”，无外乎三类人，这就是“条子生”（教育系统领导的条子）、“关系生”（非教育系统，但利害相关的单位领导）、“票子生”（塞钱进校），也就是有权有势的家庭。因此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一个逻辑：集中政府财力和政策搞重点学校，无论嘴上说得多么好听，其实是为自己的子女在搞重点学校。也就是说，将更多的公共财政资源转向于培养自己的子女。教育行政部门一边高喊禁止择校生和乱收费，一边继续大力支持重点学校，人为拉开校际水平的差距，这里面的矛盾他们难道会不明白吗？我们只要问一个问题：“重点学校”的好处主要被谁占有了？
所谓“分权”和“享权”，指的是2000年以来以“独立学院”和“名校办民校”为代表的公立教育资源的私有化进程。教育行政部门经过多年“集权”和“养权”的阶段，终于搞出了含金量很高的一批重点学校。而现在，教育行政官僚们（含公立学校的校领导们）不愿意这些名校继续姓“公”了，他们要将这批重点大学和重点中小学校的好处分归个人所有和享用，中国教育现在就进入了“瓜分”教育权力资源和“享受”教育权力资源的阶段。
所谓“独立学院”，指的公立大学设立民办的二级学院，这些学院依托原有公立大学的声誉和实力，降低录取分数线招生，实行高收费，而且许多独立学院的文凭仍以原校本部的名义颁发。2003年5月，教育部下发《关于规范并加强普通高校以新的机制和模式试办独立学院管理的若干意见》，鼓励独立学院发展。而且规定，独立学院只能是“民办”。当然，一般的“民”是很难染指这样的“民办”学校的。在这样的政策下，独立学院迅速发展，目前在25个省市已有300多所，在校本科生已有40多万人。
所谓“名校办民校”，指的是公立重点中小开办私有的“民校”，因此形成了“校中校”或“校外校”，这些“民办”学校对外实行高收费政策。在许多重点中小学，它们办的“民校”所收学生总数，已超过学生总数的一半以上。本应承担社会公平任务的公立教育也因此被列上了“十大暴利产业”的排行榜！
在实际运行过程中，重点高校办的“独立学院”和重点中小学办的“民校”直接无偿或低价利用原来母校的品牌、师资甚至教室开办，但高收入的学费都装入开办者们的个人腰包。面对社会的批评，教育部门的文件要求“独立学校”和名校所办“民校”要母校独立出来，做到独立品牌、独立法人、独立核算、独立校园、独立管理等。但是，教育部的要求也只是一种倡导，对那些并不真正“独立”的学校该怎么办呢？没听说过有谁因为“不独立”而受到处罚。公立重点学校的领导一方面从教育行政部门得到财政支持，一方面将血输到他们自己的私有学校之中，靠纳税人的血来养肥自己的“独立学院”和名校办的“民校”。
从公立名校中分出“独立学院”和“民校”，这是一个瓜分教育权力资源的过程。控制“独立学院”和名校办的“民校”，这是享用教育权力资源的过程。现在的教育行政部门，正热火朝天地忙于搞“分权”和“享权”之事。
“独立学院”和名校所办“民校”的受益人是谁呢？谁能成为高等教育的“独立学院”和中小学名校所办的“民校”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呢？只要清查一下，只会是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和校领导的利益关系户。教育行政部门的两个政策，就把多年争论不休的教育乱收费彻底合法化了，就把全国人民奉献的税收所养育出来的重点学校的教育资源一把收入个人口袋中，他们还将这种明目张胆的化公为私的行为美之名曰“发展民办教育”，还称这是将公立学校的教育资源与社会的资源结合起来的创举。但是，有多少“社会资源”进入了“独立学院”和公立名校所办“民校”呢？从笔者的调查看，不是社会资源进来了，而是权力资本化了，同一份公立教育资源，被挂上了两块牌子，收入进入了两个不同的财务系统而已。以公立的门脸，收私人的好处。在这样的政策下，教育供给的总量没有什么增加，教育思想和方法没有丝毫改变，但是教育资源的所有权和收益权则暗中被改变了。目前，这场瓜分公立重点学校教育资源的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在教育行政部门的垄断之下，教育这块圣地，都蜕变到什么地步了！
教育行政部门为了给自己控制的“独立学院”争夺自费生资源，发出通知，规定自2005年起，原有的所有进行文凭考试试点的民办教育机构，一律终止招收文凭考试学生。同时，“独立学院”刚一成立，就拥有招收文凭考试学生的权力。这一收一放，就将原有的真正的民办高校逼入了死角。一些成立了十几年的真正的民办高校不能再搞学历文凭考试，而那些刚冒出来的“独立学院”就有学历文凭考试的资格，这就是教育行政部门的“依法教育”和“教育公平”！“独立学院”占用原有重点学校的资源，加上教育行政部门的行政权力的公开配合，马上抢占了原来的民办高校的市场份额，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竞争？教育上的官僚私人资本就用这样的不公平的行政手段来喂养自己！对公立重点学校来说，垄断造成短缺，短缺造成垄断利润，垄断利润造成腐败，一发而不可收拾。对民办学校来说呢，2003年，在教育行政部门支持的“独立学院”和“名校办民校”的高压之下，原有民办高校和民办中小学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等待它们的命运只有三条：破产（生源不足被迫关闭）、被兼并（被“独立学院”或名校所办民校兼并）、被招安（成为“独立学院”的分校或成为名校所办的“民校”）。面对无穷的变数和不可抗力，中国的民办教育投资人苦苦支撑了多少年，但这苦难何时是一个尽头呢？
中国的教育为什么如此僵死和稀缺？不是政府不重视和不投入，相反，正是政府过于关注和垄断教育投入了。教育行政部门的心态是，要扩大教育供给，也只能通过我们来做，别人不准进入我们的垄断领域。这是一种占山为王，控制地盘的行径！
教育供给为什么不足？
高考的残酷竞争直接控制了中国的基础教育。为什么高考竞争如此残酷？正常的理由是，家长都渴望孩子升入大学，社会受教育需求极大，而高等学校有限，教育供给不足，所以高考就成为选拔淘汰学生的必由之路。一考定终生，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成千上万的孩子被挤落桥下。虽然残酷，但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人们普遍认为，如果加大政府的财政投入，将来高等教育非常大众化了，大部分人都能进大学，也就不用这样严格了。也就是说，应试教育之罪，就罪在教育供给不足。
那么，为什么会教育供给不足呢？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因为国家太穷。某些分管教育的领导也常说：“穷国办大教育，办不起啊！”真是这么个道理吗？在笔者看来，将教育供给不足归到“国家太穷”，这是从根本上掩盖了现行教育体制之恶。从这样的逻辑会引出这样荒谬的推理：过去为什么要围绕权力搞关系？为什么要搞配给制？为什么要发粮票、发布票、发肉票？为什么百姓难吃饱？为什么要向领导写思想汇报？都是因为国家太穷了。现在为什么出现学生在学习压力下自杀，为什么出现大量的考场作弊现象，为什么中国学生成为世界上最苦的学生，都是因为国家太穷了。一句“国家太穷了”，就能为教育的专横特权赋予合理性吗？
二十多年前，中国很穷，但邓小平想通了国家穷的原因，就是国家权力统得过死管得过多，过多的管制压制了基层的积极性和活力。不能因为穷而要求强化管制，相反，正是因为穷而要求放松管制，因为管制和垄断就是穷困的根源。邓小平因此支持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城市企业权力下放的改革，从而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序幕。人民公社干部对农民的控制权被消除了，农产品很快就丰富了起来。城市计划部门对工业企业的控制权被减弱了，工业产品很快大批出现在市场之上。邓小平一生的功绩，不就是基于尊重基层的创造力，不就是把政府部门控制的权力逐步下放到社会吗？同样的道理是，中国教育供给短缺，不是因为国家太穷，而是因为教育行政部门全面控制和垄断了教育的权力。1997年的《社会力量办学条例》的第5条明确规定：“国家严格控制社会力量举办高等教育教育机构。”这样的规定到现在仍没有任何变化。为什么一定要“严格控制社会力量”进入高等教育领域呢？抬得上桌面的理由是什么呢？根本就不给你一个理由，反正就这么定了。民办高等教育在“严格控制”下如何发展呢？中国改革二十多年了，教育行政部门对教育的控制和垄断不是被减弱，而是变着法子地更加强化了。教育改革严重滞后，教育行政部门成为中国最后的最大的计划控制的堡垒，这是中国教育供给严重不足的总病根。
从历史原因来说，中国教育供给的严重不足，是从建国后教育的全面公立化改造开始的。
秦朝到满清二千多年的历史中，虽然政府也举办官办学校，但是私立学校总数仍然占绝大多数。到半个世纪前的1945年时，中国205所高等学校中，私立高校仍有81所，占高等学校总数的39%，占高等学校学生的37%左右。5073所中学中，私立中学仍有2152所，占学校总数的42.4%，占高中学生总数的39%左右。这说明即便在兵荒马乱的时代，非政府办学也占学生总数的近40%，社会力量是教育供给的重要依托。按照中国历史的传统，私立学校从来是教育供给的重要来源。建国后直到现在，这起码应该是40%左右的非政府教育供给力量被打掉了，中国教育的供给怎么会不短缺？
在当代富裕的发达国家，私立学校学生总数也仍然占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二左右。美国私立高等学校占学校总数的58%左右，日本的私立高校占其高校总数的71.1%，韩国的私立高校占其高校总数的80.5%，中国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的私立大学也占总数的50%和66.1%。即便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私立学校学生数也超过一半以上。印度私立大学占全国大学入学率的59%，印度尼西亚则高达94%。按照发达国家的特点，私立学校，尤其是私立的高等学校，是教育供给的主要力量。
无论是参照中国历史的教育传统还是参照当代发达国家的标准，中国公立学校一统天下的格局都是一个绝无仅有的怪胎。现在人们都在埋怨学校太少，因此高考竞争严酷。但人们却没有想到，正是因为私立学校被消灭和压制，才造成了学校太少这种现象。按照中国的历史传统和当代发达国家的经验，只要开放办学，民办学校的力量将会支持一半以上的高等教育。半个世纪前，中国兵荒马乱，积贫积弱，但是非政府办学尚能达到近40%的全国大学入学率，这说明了非政府办学的社会力量完全可以承担起半边天。但是实际情况是，直到今天，中国民办小学仅占全国小学在校生的1.83%，民办普通中学在校生仅占全国普通中学在校生的4.63%，民办高校在校生仅占全国普通高校在校生的2.19%。所以，中国的高等学校总数不够，根本不是因为什么“国家太穷”，而是因为教育行政部门太专横太垄断，而是因为中国的私立教育在种种压制和打击下发展不起来。试想想，如果近二十多年中国的私营经济没有发展起来，现有的国有经济如何解决就业！经济如此，教育也如此，逻辑是一致的。一看到教育供给不足，善良的百姓就会想，应当加大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但不妨想想，现在中国大学毛入学率刚突破15%，与此同时财政性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不到3%。按此比例简单推算，中国大学毛入学率要提高到30%，财政性教育投入就应当占到GDP的6%。如果大学毛入学率要达到60%，财政性教育投入就应当占到GDP的12%，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达到这样的财政投入水平。显然，走增加政府教育财政性投入的路，只能解决部分问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教育供给不足的问题。现在美国的公共教育经费占其GDP的5~6%左右，而其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超过80%，原因是什么呢？是社会教育自主化和社会资金的大量流入，是私立教育的大发展。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一方面要控制民办高校发展，一方面又不能保障多数学生上公立大学，造成教师和学生玩了命地投入考试战争，造成了今天中国教育领域的种种弊端。如果让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去管理美国的教育，那么每年占美国GDP高达1.7%的私人和社会资金将会被逼退出教育领域，短缺一出现，美国学生也非得听我们教育行政部门的高考指挥棒走不可！一个活泼泼的社会就会被整死。
专横垄断造成短缺，造成教育精神的衰败，所以中国历史上就出现了一个令人悲叹的现象：天下混乱，没有政府统一控制的时期，往往是教育百花齐放大发展的时期。二千五百多年前，如果不是天下大乱，政府教育部门控制不了教育，孔子根本不可能开办私学，他的三千弟子（他们都是平民出身，而这之前平民没有权利受教育）不会有受教育的机会。满清王朝结束后的近代时期，兵荒马乱，政府教育控制松驰，中国教育因此而大发展。在教育开放自由的背景下，中国涌现出了以蔡元培、陶行知等为代表的成批的教育家，直到今天，我们主流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仍然达不到他们的水平。天下乱，教育兴，这难道不是中国的悲哀吗？这说明集权过度，必然压制民间的教育活力。难道我们就不能找到天下太平和教育兴盛的统一点吗？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要想实现天下太平和教育兴盛的统一，我们需要的只能是一个服务型而非管制垄断型的教育行政部门。中外历史的经验都说明一点：政府垄断控制教育，教育数量一定短缺，教育质量一定低劣。说到底，中国教育事业的罪人是谁呢？教育行政垄断就是教育供给短缺和教育质量低劣的罪人。从教育供给数量来说，今天的中国，高考毛录取率超过了15%，教育行政部门大力宣传这个成绩，但不要忘了，今天中国普通初中升高中的比例仅有50%！大量的初中生与高中无缘。今天政府财政预算内拔款也仅占全国教育经费比例的56%左右，所谓的“义务教育”早就义务不了了。而且近年来，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增长幅度一年比一年减少，中国的教育财政投入仍然不到GDP的4%这个印度的水平。从教育质量来说，我们的应试教育摧残学生，因此大量家庭只好将几十万孩子送出国学习，每年大量的外汇流出中国。
中国市场经济有了很大发展，民间积累了大量财富，只要教育行政部门的垄断权力被减少，教育独立和自由的空间加大，民间力量一定会迅速补入教育。现在，市场上有各式各样的服装、家用电器，这是政府重视和投入的结果吗？不是，正是政府不重视、不投入和管制减少的结果。中国的教育为什么如此僵死和稀缺？不是政府不重视和不投入，相反，正是政府过于关注和垄断教育投入了。教育行政部门的心态是，要扩大教育供给，也只能通过我们来做，别人不准进入我们的垄断领域。这是一种占山为王，控制地盘的行径！在1999年秋举行的面向21世纪民办教育国际研讨会上，世界银行下属的国际金融公司（IFC）驻中国代表马若锦先生在发言中，介绍国际金融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已向11个民办教育机构提供了4400万美元的贷款，但中国还没有，原因是限制因素太多。他提到中国民办教育面临的四个问题：股本投资回报问题；投资义务教育的限制问题；民办教育企业能否上市问题；教育资产的抵押问题。这些问题都抓住了中国民间教育供给限制的要害。到目前为止，惟有第一个问题“股本投资回报问题”被羞羞答答地承认了。说羞羞答答，是因为附加了若干限制条款。供给短缺，是由于教育行政部门千方百计将社会的教育热情和力量挡在了教育领地外面，才使得中国教育缺少了百花齐放的活力。社会不是没有扩大教育的热情和力量，而是没有从事教育的足够的权利。远的不说，我们可以近看韩国，它的高考入学率已超过66%，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因为韩国高等教育经费来源中，80%以上来自于社会和企业。现代、三星、大宇这些企业，都是韩国教育的积极投资者。韩国与中国同文甚至同种，它有这样的民间教育热情，我们中国就没有吗？韩国高等教育供给之所取得迅速提升，不是因为韩国政府的教育财政投入有多高，而是因为韩国没有“国家严格控制社会力量举办高等教育教育机构”这样的法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民办教育在政策歧视和被不断打压中艰难而迅速地成长，就是中国社会教育热情的明证！但为了将社会和银行资金拖进教育领域以扩大教育供给，民办教育投资人为此所吃的苦头，岂是教育部门那些喝茶看报开会过日子的官僚们所能理解的！要解决教育供给不足的困难，不需要祈求教育行政部门重视教育和加大教育投入，而是需要争取教育行政部门少些管制少些垄断，要求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结束垄断，开放教育，给中国的教育投资人和教育者们以从事教育的自由和权利。总之，没有教育的民主化，就没有教育的足量化、高质量化和多样化。
艰难的发展环境
民办教育投资人斗胆进入教育时，往往有这样的想法：仅靠政府的财政投入，不可能解决中国教育供给不足的问题。百姓教育需求的膨胀，一定会迫使教育行政部门逐步放松教育的管制，逐步给民办教育创造更好的营运环境。随着经济的日趋发展，社会会有愈来愈多的闲置资金，银行的存款也会愈来愈多，如果有一定比例的社会资金和银行资金进入教育，这对教育就会是一个根本的促进。于是，他们将自己积累的资金投入教育，试图牵引更多的银行资金和社会资金进入教育，实现教育经营与教育发展的统一。
这种今天看来很天真的想法，其实是有政策撑腰的。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领》就主张：“改变政府包揽办学的格局，逐步建立以政府办学为主、社会各界共同办学的体制”，并提出对社会办学“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十六字方针，许多民办教育投资人当时便据此认定：中国民办教育的春天到来了。
利用市场经营的力量和技能来发展教育，不仅有政策撑腰，在世界上更有成功的范例。美国有77家上市教育公司，这些上市教育公司不仅自己开办学校，还承包了美国许多公立学校。美国梅里尔·林奇公司（Merrill Lynch，美国最大的上市教育公司）和诺贝尔集团公司（Edison，美国上市教育公司）是许多民办教育投资人的榜样，这两家公司能从资本市场上融来几百亿美元投入教育领域，至今仍毫无颓势。
但问题在于，民办教育投资人显然低估了制度环境的滞后性。梅里尔·林奇公司和诺贝尔集团公司之所以能持续稳定发展，除了内部管理的因素外，有利的社会生态起了重要的作用。教育自主和教育多元化的社会环境，政府面对公立教育和私立教育的一视同仁的平等政策，健康规范的资本市场等等，都是教育管理公司发展的重要条件。这些外部条件，中国根本不具备。于是，民办教育投资人不断在教育行政部门划定的铁笼中四处碰壁，不断在变动不已的教育政策环境中艰难挣扎。教育行政部门打个喷嚏，他们就会感冒，多打几个喷嚏，他们就会发烧。而这么多年来，他们几乎都处在不断感冒发烧之中。
比如，他们将自有资金投入学校，随后马上就会遇到融资困难。银行不给贷款，理由有两个：第一个理由是，教育是公益事业，公益资产不能用于抵押贷款；第二个理由是，法律规定教育投资人不能以赢利为目的，今后用什么收入来还款。银行贷款不通，资本市场不通，仅靠自己的自有资金绝对不够，怎么办？这就把他们逼向了储备金的办法。所谓储备金，指家长一次性交一笔钱给学校（不同阶段、不同学校8~20万不等），此外不再缴学费和伙食费，学校用这笔钱建设和运行学校，在学生离开学校的时候，学校将这笔钱如数还给家长。这样的融资方式，是由广东英豪学校首先采用的，以后为许多民办学校所采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这种融资来的资金，实际资金成本接近18%左右，这在1994年前后的经济热潮时期，学校还能撑得住，那时经济过热，不少金融机构高息揽储，钱存放在金融机构都可以得到20%左右的利息。但1996年底开始宏观调控，以后几年经济一路冷下来，银行存款利息一路下降，学校的储备金负担逐渐变成了套在学校脖子上的绞索。许多民办学校被逼破产关闭，即便到今天，活下来的许多民办学校仍然没有能把储备金的负担消化掉。只要宏观环境好，生活和融资环境好，回笼的现金流大，学校可以用新到的资金来补偿该还的资金，还有可能最终进入良性循环。如果宏观环境恶化，新进的资金量收缩，正常的资金流就可能中断，危机就可能以各种方式爆炸。面对金融机构存款利率走低的趋势，民办学校能不能将储备金用于其它经营以换取高收益呢？这样做，一是经营风险性大，二是不符合国家关于学校经营的规定。民办学校从融资方式到资金经营，与银行和教育部门的许多规定并不一致。储备金很容易被扣上乱集资的罪名，用储备金从事经营，也容易被当成挪用教育经费处理。有了学校就有了一份沉重的责任，为了支撑学校运行，有些与政策并不一致的事还得去做，民办教育投资人天天提心吊胆，就怕出事。可以说，根据上世纪90年代的法律和政策规定，在银行和资本市场对民办学校关上大门的情况下，许多民办学校就是在半违法的状态中启动的。好在小平南巡后几年，不怕犯错误，大胆尝试仍然是社会的主流风气。而今天，小平时代敢闯敢干的精神已一去不复返，动则得咎，谁还敢越雷池半步？
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出台，里面对民办学校创办人能否取得合理回报和银行对民办学校贷款放了口子。但是，政策是不配套的，抵押担保的法律之中，仍将学校资产视为公益资产，学校的贷款仍受到诸多限制。要想越过这些法律设置的障碍得到贷款，个人关系必不可少，这无形中大大增加了学校运行的成本和风险性。将社会资金、银行资金引向教育，这么一个理想主义的愿望，实现起来是多么的困难！个人在其中承担着许多不该承担的风险！在社会资金、银行资金与教育资金需求之间，存在着太多难以打通的法律和政策障碍，学校硬要打通这条路，等于是将负责人的命运赌了进去。教育是神圣的有意义的事业，但在中国，要想把民办教育撑下去，就得有点当年革命者的决心，随时准备牺牲。教育之难，如同穿过炼狱。
好不容易苦撑了多年，又等来了教育行政部门给民办教育雪上加霜的一天！这就是今年来连续出台的三大政策：独立学院、名校办民校和取消民办学校学历文凭考试。同时，在今年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下，民办机构在贷款上受到严格控制。这些政策的合力，一起将民办学校逼向了困境。《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细则》一出台，许多民办教育投资人就明白，这不是民办教育促进法，而是民办教育破产法。恐惧因此充斥着民办教育领域。笔者没有统计过，但从经验感受看，中国的民办高校应当有70%左右面临破产，能撑下去的为数不多了。
恶性抢夺：化公为私的“独立学院”和“名校办民校”
研究教育行政部门的几十年来的邪门做法，笔者概括出“集权—养权—分权—享权”这样的历程。
所谓“集权”，指的是改革前几十年教育的全部公立化，以此建立起教育行政部门在教育领域惟我独尊的地位。
所谓“养权”，指的改革开放以来的重点学校的建设。教育行政部门对公立学校并不是一视同仁的，他们将国家财政资源集中起来养出了一批最强的公立学校。在高等教育领域，最终表现为“211工程”为代表的重点高校的建设，这些重点高校目前占全国高校总数的3%左右。各省市依样画葫芦，以财政资源重点扶持少数重点中学和小学。目前，全国重点中小学在全国中小学总数的2%左右。也就是说，全国公立学校中，也只有2~3%的学校得到了政府财力和政策的重点支持。目前，教育升学竞争的焦点，就是这2~3%的重点学校。教育行政部门“养权”的做法，使中国2~3%的学校成为著名大学、著名中学和著名小学，它们无论在校舍、师资、财力上都远远优于普通学校。“养权”阶段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持续到二十一世纪初。重点学校倾斜的政策，使重点学校成为家长们狂热争夺的对象，教育行政部门按区域划片入学的规定成为摆设，下发的成吨成吨的禁止乱收费的禁令成为空话，在中小学基础教育领域，“择校生”和重点学校高收费现象愈演愈烈。当然，所谓的“择校生”，无外乎三类人，这就是“条子生”（教育系统领导的条子）、“关系生”（非教育系统，但利害相关的单位领导）、“票子生”（塞钱进校），也就是有权有势的家庭。因此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一个逻辑：集中政府财力和政策搞重点学校，无论嘴上说得多么好听，其实是为自己的子女在搞重点学校。也就是说，将更多的公共财政资源转向于培养自己的子女。教育行政部门一边高喊禁止择校生和乱收费，一边继续大力支持重点学校，人为拉开校际水平的差距，这里面的矛盾他们难道会不明白吗？我们只要问一个问题：“重点学校”的好处主要被谁占有了？
所谓“分权”和“享权”，指的是2000年以来以“独立学院”和“名校办民校”为代表的公立教育资源的私有化进程。教育行政部门经过多年“集权”和“养权”的阶段，终于搞出了含金量很高的一批重点学校。而现在，教育行政官僚们（含公立学校的校领导们）不愿意这些名校继续姓“公”了，他们要将这批重点大学和重点中小学校的好处分归个人所有和享用，中国教育现在就进入了“瓜分”教育权力资源和“享受”教育权力资源的阶段。
所谓“独立学院”，指的公立大学设立民办的二级学院，这些学院依托原有公立大学的声誉和实力，降低录取分数线招生，实行高收费，而且许多独立学院的文凭仍以原校本部的名义颁发。2003年5月，教育部下发《关于规范并加强普通高校以新的机制和模式试办独立学院管理的若干意见》，鼓励独立学院发展。而且规定，独立学院只能是“民办”。当然，一般的“民”是很难染指这样的“民办”学校的。在这样的政策下，独立学院迅速发展，目前在25个省市已有300多所，在校本科生已有40多万人。
所谓“名校办民校”，指的是公立重点中小开办私有的“民校”，因此形成了“校中校”或“校外校”，这些“民办”学校对外实行高收费政策。在许多重点中小学，它们办的“民校”所收学生总数，已超过学生总数的一半以上。本应承担社会公平任务的公立教育也因此被列上了“十大暴利产业”的排行榜！
在实际运行过程中，重点高校办的“独立学院”和重点中小学办的“民校”直接无偿或低价利用原来母校的品牌、师资甚至教室开办，但高收入的学费都装入开办者们的个人腰包。面对社会的批评，教育部门的文件要求“独立学校”和名校所办“民校”要母校独立出来，做到独立品牌、独立法人、独立核算、独立校园、独立管理等。但是，教育部的要求也只是一种倡导，对那些并不真正“独立”的学校该怎么办呢？没听说过有谁因为“不独立”而受到处罚。公立重点学校的领导一方面从教育行政部门得到财政支持，一方面将血输到他们自己的私有学校之中，靠纳税人的血来养肥自己的“独立学院”和名校办的“民校”。
从公立名校中分出“独立学院”和“民校”，这是一个瓜分教育权力资源的过程。控制“独立学院”和名校办的“民校”，这是享用教育权力资源的过程。现在的教育行政部门，正热火朝天地忙于搞“分权”和“享权”之事。
“独立学院”和名校所办“民校”的受益人是谁呢？谁能成为高等教育的“独立学院”和中小学名校所办的“民校”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呢？只要清查一下，只会是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和校领导的利益关系户。教育行政部门的两个政策，就把多年争论不休的教育乱收费彻底合法化了，就把全国人民奉献的税收所养育出来的重点学校的教育资源一把收入个人口袋中，他们还将这种明目张胆的化公为私的行为美之名曰“发展民办教育”，还称这是将公立学校的教育资源与社会的资源结合起来的创举。但是，有多少“社会资源”进入了“独立学院”和公立名校所办“民校”呢？从笔者的调查看，不是社会资源进来了，而是权力资本化了，同一份公立教育资源，被挂上了两块牌子，收入进入了两个不同的财务系统而已。以公立的门脸，收私人的好处。在这样的政策下，教育供给的总量没有什么增加，教育思想和方法没有丝毫改变，但是教育资源的所有权和收益权则暗中被改变了。目前，这场瓜分公立重点学校教育资源的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在教育行政部门的垄断之下，教育这块圣地，都蜕变到什么地步了！
教育行政部门为了给自己控制的“独立学院”争夺自费生资源，发出通知，规定自2005年起，原有的所有进行文凭考试试点的民办教育机构，一律终止招收文凭考试学生。同时，“独立学院”刚一成立，就拥有招收文凭考试学生的权力。这一收一放，就将原有的真正的民办高校逼入了死角。一些成立了十几年的真正的民办高校不能再搞学历文凭考试，而那些刚冒出来的“独立学院”就有学历文凭考试的资格，这就是教育行政部门的“依法教育”和“教育公平”！“独立学院”占用原有重点学校的资源，加上教育行政部门的行政权力的公开配合，马上抢占了原来的民办高校的市场份额，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竞争？教育上的官僚私人资本就用这样的不公平的行政手段来喂养自己！对公立重点学校来说，垄断造成短缺，短缺造成垄断利润，垄断利润造成腐败，一发而不可收拾。对民办学校来说呢，2003年，在教育行政部门支持的“独立学院”和“名校办民校”的高压之下，原有民办高校和民办中小学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等待它们的命运只有三条：破产（生源不足被迫关闭）、被兼并（被“独立学院”或名校所办民校兼并）、被招安（成为“独立学院”的分校或成为名校所办的“民校”）。面对无穷的变数和不可抗力，中国的民办教育投资人苦苦支撑了多少年，但这苦难何时是一个尽头呢？任南
中国的教育为什么如此僵死和稀缺？不是政府不重视和不投入，相反，正是政府过于关注和垄断教育投入了。教育行政部门的心态是，要扩大教育供给，也只能通过我们来做，别人不准进入我们的垄断领域。这是一种占山为王，控制地盘的行径！
教育供给为什么不足？
高考的残酷竞争直接控制了中国的基础教育。为什么高考竞争如此残酷？正常的理由是，家长都渴望孩子升入大学，社会受教育需求极大，而高等学校有限，教育供给不足，所以高考就成为选拔淘汰学生的必由之路。一考定终生，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成千上万的孩子被挤落桥下。虽然残酷，但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人们普遍认为，如果加大政府的财政投入，将来高等教育非常大众化了，大部分人都能进大学，也就不用这样严格了。也就是说，应试教育之罪，就罪在教育供给不足。
那么，为什么会教育供给不足呢？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因为国家太穷。某些分管教育的领导也常说：“穷国办大教育，办不起啊！”真是这么个道理吗？在笔者看来，将教育供给不足归到“国家太穷”，这是从根本上掩盖了现行教育体制之恶。从这样的逻辑会引出这样荒谬的推理：过去为什么要围绕权力搞关系？为什么要搞配给制？为什么要发粮票、发布票、发肉票？为什么百姓难吃饱？为什么要向领导写思想汇报？都是因为国家太穷了。现在为什么出现学生在学习压力下自杀，为什么出现大量的考场作弊现象，为什么中国学生成为世界上最苦的学生，都是因为国家太穷了。一句“国家太穷了”，就能为教育的专横特权赋予合理性吗？
二十多年前，中国很穷，但邓小平想通了国家穷的原因，就是国家权力统得过死管得过多，过多的管制压制了基层的积极性和活力。不能因为穷而要求强化管制，相反，正是因为穷而要求放松管制，因为管制和垄断就是穷困的根源。邓小平因此支持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城市企业权力下放的改革，从而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序幕。人民公社干部对农民的控制权被消除了，农产品很快就丰富了起来。城市计划部门对工业企业的控制权被减弱了，工业产品很快大批出现在市场之上。邓小平一生的功绩，不就是基于尊重基层的创造力，不就是把政府部门控制的权力逐步下放到社会吗？同样的道理是，中国教育供给短缺，不是因为国家太穷，而是因为教育行政部门全面控制和垄断了教育的权力。1997年的《社会力量办学条例》的第5条明确规定：“国家严格控制社会力量举办高等教育教育机构。”这样的规定到现在仍没有任何变化。为什么一定要“严格控制社会力量”进入高等教育领域呢？抬得上桌面的理由是什么呢？根本就不给你一个理由，反正就这么定了。民办高等教育在“严格控制”下如何发展呢？中国改革二十多年了，教育行政部门对教育的控制和垄断不是被减弱，而是变着法子地更加强化了。教育改革严重滞后，教育行政部门成为中国最后的最大的计划控制的堡垒，这是中国教育供给严重不足的总病根。
从历史原因来说，中国教育供给的严重不足，是从建国后教育的全面公立化改造开始的。
秦朝到满清二千多年的历史中，虽然政府也举办官办学校，但是私立学校总数仍然占绝大多数。到半个世纪前的1945年时，中国205所高等学校中，私立高校仍有81所，占高等学校总数的39%，占高等学校学生的37%左右。5073所中学中，私立中学仍有2152所，占学校总数的42.4%，占高中学生总数的39%左右。这说明即便在兵荒马乱的时代，非政府办学也占学生总数的近40%，社会力量是教育供给的重要依托。按照中国历史的传统，私立学校从来是教育供给的重要来源。建国后直到现在，这起码应该是40%左右的非政府教育供给力量被打掉了，中国教育的供给怎么会不短缺？
在当代富裕的发达国家，私立学校学生总数也仍然占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二左右。美国私立高等学校占学校总数的58%左右，日本的私立高校占其高校总数的71.1%，韩国的私立高校占其高校总数的80.5%，中国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的私立大学也占总数的50%和66.1%。即便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私立学校学生数也超过一半以上。印度私立大学占全国大学入学率的59%，印度尼西亚则高达94%。按照发达国家的特点，私立学校，尤其是私立的高等学校，是教育供给的主要力量。
无论是参照中国历史的教育传统还是参照当代发达国家的标准，中国公立学校一统天下的格局都是一个绝无仅有的怪胎。现在人们都在埋怨学校太少，因此高考竞争严酷。但人们却没有想到，正是因为私立学校被消灭和压制，才造成了学校太少这种现象。按照中国的历史传统和当代发达国家的经验，只要开放办学，民办学校的力量将会支持一半以上的高等教育。半个世纪前，中国兵荒马乱，积贫积弱，但是非政府办学尚能达到近40%的全国大学入学率，这说明了非政府办学的社会力量完全可以承担起半边天。但是实际情况是，直到今天，中国民办小学仅占全国小学在校生的1.83%，民办普通中学在校生仅占全国普通中学在校生的4.63%，民办高校在校生仅占全国普通高校在校生的2.19%。所以，中国的高等学校总数不够，根本不是因为什么“国家太穷”，而是因为教育行政部门太专横太垄断，而是因为中国的私立教育在种种压制和打击下发展不起来。试想想，如果近二十多年中国的私营经济没有发展起来，现有的国有经济如何解决就业！经济如此，教育也如此，逻辑是一致的。一看到教育供给不足，善良的百姓就会想，应当加大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但不妨想想，现在中国大学毛入学率刚突破15%，与此同时财政性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不到3%。按此比例简单推算，中国大学毛入学率要提高到30%，财政性教育投入就应当占到GDP的6%。如果大学毛入学率要达到60%，财政性教育投入就应当占到GDP的12%，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达到这样的财政投入水平。显然，走增加政府教育财政性投入的路，只能解决部分问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教育供给不足的问题。现在美国的公共教育经费占其GDP的5~6%左右，而其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超过80%，原因是什么呢？是社会教育自主化和社会资金的大量流入，是私立教育的大发展。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一方面要控制民办高校发展，一方面又不能保障多数学生上公立大学，造成教师和学生玩了命地投入考试战争，造成了今天中国教育领域的种种弊端。如果让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去管理美国的教育，那么每年占美国GDP高达1.7%的私人和社会资金将会被逼退出教育领域，短缺一出现，美国学生也非得听我们教育行政部门的高考指挥棒走不可！一个活泼泼的社会就会被整死。
专横垄断造成短缺，造成教育精神的衰败，所以中国历史上就出现了一个令人悲叹的现象：天下混乱，没有政府统一控制的时期，往往是教育百花齐放大发展的时期。二千五百多年前，如果不是天下大乱，政府教育部门控制不了教育，孔子根本不可能开办私学，他的三千弟子（他们都是平民出身，而这之前平民没有权利受教育）不会有受教育的机会。满清王朝结束后的近代时期，兵荒马乱，政府教育控制松驰，中国教育因此而大发展。在教育开放自由的背景下，中国涌现出了以蔡元培、陶行知等为代表的成批的教育家，直到今天，我们主流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仍然达不到他们的水平。天下乱，教育兴，这难道不是中国的悲哀吗？这说明集权过度，必然压制民间的教育活力。难道我们就不能找到天下太平和教育兴盛的统一点吗？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要想实现天下太平和教育兴盛的统一，我们需要的只能是一个服务型而非管制垄断型的教育行政部门。中外历史的经验都说明一点：政府垄断控制教育，教育数量一定短缺，教育质量一定低劣。说到底，中国教育事业的罪人是谁呢？教育行政垄断就是教育供给短缺和教育质量低劣的罪人。从教育供给数量来说，今天的中国，高考毛录取率超过了15%，教育行政部门大力宣传这个成绩，但不要忘了，今天中国普通初中升高中的比例仅有50%！大量的初中生与高中无缘。今天政府财政预算内拔款也仅占全国教育经费比例的56%左右，所谓的“义务教育”早就义务不了了。而且近年来，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增长幅度一年比一年减少，中国的教育财政投入仍然不到GDP的4%这个印度的水平。从教育质量来说，我们的应试教育摧残学生，因此大量家庭只好将几十万孩子送出国学习，每年大量的外汇流出中国。
中国市场经济有了很大发展，民间积累了大量财富，只要教育行政部门的垄断权力被减少，教育独立和自由的空间加大，民间力量一定会迅速补入教育。现在，市场上有各式各样的服装、家用电器，这是政府重视和投入的结果吗？不是，正是政府不重视、不投入和管制减少的结果。中国的教育为什么如此僵死和稀缺？不是政府不重视和不投入，相反，正是政府过于关注和垄断教育投入了。教育行政部门的心态是，要扩大教育供给，也只能通过我们来做，别人不准进入我们的垄断领域。这是一种占山为王，控制地盘的行径！在1999年秋举行的面向21世纪民办教育国际研讨会上，世界银行下属的国际金融公司（IFC）驻中国代表马若锦先生在发言中，介绍国际金融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已向11个民办教育机构提供了4400万美元的贷款，但中国还没有，原因是限制因素太多。他提到中国民办教育面临的四个问题：股本投资回报问题；投资义务教育的限制问题；民办教育企业能否上市问题；教育资产的抵押问题。这些问题都抓住了中国民间教育供给限制的要害。到目前为止，惟有第一个问题“股本投资回报问题”被羞羞答答地承认了。说羞羞答答，是因为附加了若干限制条款。供给短缺，是由于教育行政部门千方百计将社会的教育热情和力量挡在了教育领地外面，才使得中国教育缺少了百花齐放的活力。社会不是没有扩大教育的热情和力量，而是没有从事教育的足够的权利。远的不说，我们可以近看韩国，它的高考入学率已超过66%，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因为韩国高等教育经费来源中，80%以上来自于社会和企业。现代、三星、大宇这些企业，都是韩国教育的积极投资者。韩国与中国同文甚至同种，它有这样的民间教育热情，我们中国就没有吗？韩国高等教育供给之所取得迅速提升，不是因为韩国政府的教育财政投入有多高，而是因为韩国没有“国家严格控制社会力量举办高等教育教育机构”这样的法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民办教育在政策歧视和被不断打压中艰难而迅速地成长，就是中国社会教育热情的明证！但为了将社会和银行资金拖进教育领域以扩大教育供给，民办教育投资人为此所吃的苦头，岂是教育部门那些喝茶看报开会过日子的官僚们所能理解的！要解决教育供给不足的困难，不需要祈求教育行政部门重视教育和加大教育投入，而是需要争取教育行政部门少些管制少些垄断，要求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结束垄断，开放教育，给中国的教育投资人和教育者们以从事教育的自由和权利。总之，没有教育的民主化，就没有教育的足量化、高质量化和多样化。
艰难的发展环境
民办教育投资人斗胆进入教育时，往往有这样的想法：仅靠政府的财政投入，不可能解决中国教育供给不足的问题。百姓教育需求的膨胀，一定会迫使教育行政部门逐步放松教育的管制，逐步给民办教育创造更好的营运环境。随着经济的日趋发展，社会会有愈来愈多的闲置资金，银行的存款也会愈来愈多，如果有一定比例的社会资金和银行资金进入教育，这对教育就会是一个根本的促进。于是，他们将自己积累的资金投入教育，试图牵引更多的银行资金和社会资金进入教育，实现教育经营与教育发展的统一。
这种今天看来很天真的想法，其实是有政策撑腰的。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领》就主张：“改变政府包揽办学的格局，逐步建立以政府办学为主、社会各界共同办学的体制”，并提出对社会办学“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十六字方针，许多民办教育投资人当时便据此认定：中国民办教育的春天到来了。
利用市场经营的力量和技能来发展教育，不仅有政策撑腰，在世界上更有成功的范例。美国有77家上市教育公司，这些上市教育公司不仅自己开办学校，还承包了美国许多公立学校。美国梅里尔·林奇公司（Merrill Lynch，美国最大的上市教育公司）和诺贝尔集团公司（Edison，美国上市教育公司）是许多民办教育投资人的榜样，这两家公司能从资本市场上融来几百亿美元投入教育领域，至今仍毫无颓势。
但问题在于，民办教育投资人显然低估了制度环境的滞后性。梅里尔·林奇公司和诺贝尔集团公司之所以能持续稳定发展，除了内部管理的因素外，有利的社会生态起了重要的作用。教育自主和教育多元化的社会环境，政府面对公立教育和私立教育的一视同仁的平等政策，健康规范的资本市场等等，都是教育管理公司发展的重要条件。这些外部条件，中国根本不具备。于是，民办教育投资人不断在教育行政部门划定的铁笼中四处碰壁，不断在变动不已的教育政策环境中艰难挣扎。教育行政部门打个喷嚏，他们就会感冒，多打几个喷嚏，他们就会发烧。而这么多年来，他们几乎都处在不断感冒发烧之中。
比如，他们将自有资金投入学校，随后马上就会遇到融资困难。银行不给贷款，理由有两个：第一个理由是，教育是公益事业，公益资产不能用于抵押贷款；第二个理由是，法律规定教育投资人不能以赢利为目的，今后用什么收入来还款。银行贷款不通，资本市场不通，仅靠自己的自有资金绝对不够，怎么办？这就把他们逼向了储备金的办法。所谓储备金，指家长一次性交一笔钱给学校（不同阶段、不同学校8~20万不等），此外不再缴学费和伙食费，学校用这笔钱建设和运行学校，在学生离开学校的时候，学校将这笔钱如数还给家长。这样的融资方式，是由广东英豪学校首先采用的，以后为许多民办学校所采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这种融资来的资金，实际资金成本接近18%左右，这在1994年前后的经济热潮时期，学校还能撑得住，那时经济过热，不少金融机构高息揽储，钱存放在金融机构都可以得到20%左右的利息。但1996年底开始宏观调控，以后几年经济一路冷下来，银行存款利息一路下降，学校的储备金负担逐渐变成了套在学校脖子上的绞索。许多民办学校被逼破产关闭，即便到今天，活下来的许多民办学校仍然没有能把储备金的负担消化掉。只要宏观环境好，生活和融资环境好，回笼的现金流大，学校可以用新到的资金来补偿该还的资金，还有可能最终进入良性循环。如果宏观环境恶化，新进的资金量收缩，正常的资金流就可能中断，危机就可能以各种方式爆炸。面对金融机构存款利率走低的趋势，民办学校能不能将储备金用于其它经营以换取高收益呢？这样做，一是经营风险性大，二是不符合国家关于学校经营的规定。民办学校从融资方式到资金经营，与银行和教育部门的许多规定并不一致。储备金很容易被扣上乱集资的罪名，用储备金从事经营，也容易被当成挪用教育经费处理。有了学校就有了一份沉重的责任，为了支撑学校运行，有些与政策并不一致的事还得去做，民办教育投资人天天提心吊胆，就怕出事。可以说，根据上世纪90年代的法律和政策规定，在银行和资本市场对民办学校关上大门的情况下，许多民办学校就是在半违法的状态中启动的。好在小平南巡后几年，不怕犯错误，大胆尝试仍然是社会的主流风气。而今天，小平时代敢闯敢干的精神已一去不复返，动则得咎，谁还敢越雷池半步？
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出台，里面对民办学校创办人能否取得合理回报和银行对民办学校贷款放了口子。但是，政策是不配套的，抵押担保的法律之中，仍将学校资产视为公益资产，学校的贷款仍受到诸多限制。要想越过这些法律设置的障碍得到贷款，个人关系必不可少，这无形中大大增加了学校运行的成本和风险性。将社会资金、银行资金引向教育，这么一个理想主义的愿望，实现起来是多么的困难！个人在其中承担着许多不该承担的风险！在社会资金、银行资金与教育资金需求之间，存在着太多难以打通的法律和政策障碍，学校硬要打通这条路，等于是将负责人的命运赌了进去。教育是神圣的有意义的事业，但在中国，要想把民办教育撑下去，就得有点当年革命者的决心，随时准备牺牲。教育之难，如同穿过炼狱。
好不容易苦撑了多年，又等来了教育行政部门给民办教育雪上加霜的一天！这就是今年来连续出台的三大政策：独立学院、名校办民校和取消民办学校学历文凭考试。同时，在今年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下，民办机构在贷款上受到严格控制。这些政策的合力，一起将民办学校逼向了困境。《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细则》一出台，许多民办教育投资人就明白，这不是民办教育促进法，而是民办教育破产法。恐惧因此充斥着民办教育领域。笔者没有统计过，但从经验感受看，中国的民办高校应当有70%左右面临破产，能撑下去的为数不多了。
恶性抢夺：化公为私的“独立学院”和“名校办民校”
研究教育行政部门的几十年来的邪门做法，笔者概括出“集权—养权—分权—享权”这样的历程。
所谓“集权”，指的是改革前几十年教育的全部公立化，以此建立起教育行政部门在教育领域惟我独尊的地位。
所谓“养权”，指的改革开放以来的重点学校的建设。教育行政部门对公立学校并不是一视同仁的，他们将国家财政资源集中起来养出了一批最强的公立学校。在高等教育领域，最终表现为“211工程”为代表的重点高校的建设，这些重点高校目前占全国高校总数的3%左右。各省市依样画葫芦，以财政资源重点扶持少数重点中学和小学。目前，全国重点中小学在全国中小学总数的2%左右。也就是说，全国公立学校中，也只有2~3%的学校得到了政府财力和政策的重点支持。目前，教育升学竞争的焦点，就是这2~3%的重点学校。教育行政部门“养权”的做法，使中国2~3%的学校成为著名大学、著名中学和著名小学，它们无论在校舍、师资、财力上都远远优于普通学校。“养权”阶段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持续到二十一世纪初。重点学校倾斜的政策，使重点学校成为家长们狂热争夺的对象，教育行政部门按区域划片入学的规定成为摆设，下发的成吨成吨的禁止乱收费的禁令成为空话，在中小学基础教育领域，“择校生”和重点学校高收费现象愈演愈烈。当然，所谓的“择校生”，无外乎三类人，这就是“条子生”（教育系统领导的条子）、“关系生”（非教育系统，但利害相关的单位领导）、“票子生”（塞钱进校），也就是有权有势的家庭。因此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一个逻辑：集中政府财力和政策搞重点学校，无论嘴上说得多么好听，其实是为自己的子女在搞重点学校。也就是说，将更多的公共财政资源转向于培养自己的子女。教育行政部门一边高喊禁止择校生和乱收费，一边继续大力支持重点学校，人为拉开校际水平的差距，这里面的矛盾他们难道会不明白吗？我们只要问一个问题：“重点学校”的好处主要被谁占有了？
所谓“分权”和“享权”，指的是2000年以来以“独立学院”和“名校办民校”为代表的公立教育资源的私有化进程。教育行政部门经过多年“集权”和“养权”的阶段，终于搞出了含金量很高的一批重点学校。而现在，教育行政官僚们（含公立学校的校领导们）不愿意这些名校继续姓“公”了，他们要将这批重点大学和重点中小学校的好处分归个人所有和享用，中国教育现在就进入了“瓜分”教育权力资源和“享受”教育权力资源的阶段。
所谓“独立学院”，指的公立大学设立民办的二级学院，这些学院依托原有公立大学的声誉和实力，降低录取分数线招生，实行高收费，而且许多独立学院的文凭仍以原校本部的名义颁发。2003年5月，教育部下发《关于规范并加强普通高校以新的机制和模式试办独立学院管理的若干意见》，鼓励独立学院发展。而且规定，独立学院只能是“民办”。当然，一般的“民”是很难染指这样的“民办”学校的。在这样的政策下，独立学院迅速发展，目前在25个省市已有300多所，在校本科生已有40多万人。
所谓“名校办民校”，指的是公立重点中小开办私有的“民校”，因此形成了“校中校”或“校外校”，这些“民办”学校对外实行高收费政策。在许多重点中小学，它们办的“民校”所收学生总数，已超过学生总数的一半以上。本应承担社会公平任务的公立教育也因此被列上了“十大暴利产业”的排行榜！
在实际运行过程中，重点高校办的“独立学院”和重点中小学办的“民校”直接无偿或低价利用原来母校的品牌、师资甚至教室开办，但高收入的学费都装入开办者们的个人腰包。面对社会的批评，教育部门的文件要求“独立学校”和名校所办“民校”要母校独立出来，做到独立品牌、独立法人、独立核算、独立校园、独立管理等。但是，教育部的要求也只是一种倡导，对那些并不真正“独立”的学校该怎么办呢？没听说过有谁因为“不独立”而受到处罚。公立重点学校的领导一方面从教育行政部门得到财政支持，一方面将血输到他们自己的私有学校之中，靠纳税人的血来养肥自己的“独立学院”和名校办的“民校”。
从公立名校中分出“独立学院”和“民校”，这是一个瓜分教育权力资源的过程。控制“独立学院”和名校办的“民校”，这是享用教育权力资源的过程。现在的教育行政部门，正热火朝天地忙于搞“分权”和“享权”之事。
“独立学院”和名校所办“民校”的受益人是谁呢？谁能成为高等教育的“独立学院”和中小学名校所办的“民校”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呢？只要清查一下，只会是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和校领导的利益关系户。教育行政部门的两个政策，就把多年争论不休的教育乱收费彻底合法化了，就把全国人民奉献的税收所养育出来的重点学校的教育资源一把收入个人口袋中，他们还将这种明目张胆的化公为私的行为美之名曰“发展民办教育”，还称这是将公立学校的教育资源与社会的资源结合起来的创举。但是，有多少“社会资源”进入了“独立学院”和公立名校所办“民校”呢？从笔者的调查看，不是社会资源进来了，而是权力资本化了，同一份公立教育资源，被挂上了两块牌子，收入进入了两个不同的财务系统而已。以公立的门脸，收私人的好处。在这样的政策下，教育供给的总量没有什么增加，教育思想和方法没有丝毫改变，但是教育资源的所有权和收益权则暗中被改变了。目前，这场瓜分公立重点学校教育资源的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在教育行政部门的垄断之下，教育这块圣地，都蜕变到什么地步了！
教育行政部门为了给自己控制的“独立学院”争夺自费生资源，发出通知，规定自2005年起，原有的所有进行文凭考试试点的民办教育机构，一律终止招收文凭考试学生。同时，“独立学院”刚一成立，就拥有招收文凭考试学生的权力。这一收一放，就将原有的真正的民办高校逼入了死角。一些成立了十几年的真正的民办高校不能再搞学历文凭考试，而那些刚冒出来的“独立学院”就有学历文凭考试的资格，这就是教育行政部门的“依法教育”和“教育公平”！“独立学院”占用原有重点学校的资源，加上教育行政部门的行政权力的公开配合，马上抢占了原来的民办高校的市场份额，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竞争？教育上的官僚私人资本就用这样的不公平的行政手段来喂养自己！对公立重点学校来说，垄断造成短缺，短缺造成垄断利润，垄断利润造成腐败，一发而不可收拾。对民办学校来说呢，2003年，在教育行政部门支持的“独立学院”和“名校办民校”的高压之下，原有民办高校和民办中小学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等待它们的命运只有三条：破产（生源不足被迫关闭）、被兼并（被“独立学院”或名校所办民校兼并）、被招安（成为“独立学院”的分校或成为名校所办的“民校”）。面对无穷的变数和不可抗力，中国的民办教育投资人苦苦支撑了多少年，但这苦难何时是一个尽头呢？
教育垄断：扼住国运民祉的黑手
思睿
未来一、二十年中，中国在文化上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陷阱：不健全的社会使制造业片面发展、服务业停滞，国际间的物流把中国人与世界在文化上隔绝起来，进而培育起对经济开放的文化反叛。中国的教育垄断，对于这样一种潜在的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正在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样一种教育将会阻碍中国的产业升级和社会转型。
堕落源于腐败，腐败源于权力的垄断。“绝对的权力绝对地导致腐败”，这是颠扑不破的政治学第一定律。
垄断的弊端
教育垄断与各种经济垄断一样，必然造成以下三种弊端：抬高价格，牟取超额利润；降低质量，批量生产次品；抑制创新，阻碍科技发展。
正如识者所云，现行教育制度下，学生受制于教师和校长，教师和校长受制于教育行政部门的官僚。教育行政部门的官僚们利用他们控制的统一的高考、中考、会考和种种测试的指挥捧，将全中国的学生、教师和校长指挥得团团转，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巨大的教育特权给教育官僚们带来了巨大的特权利益，巨大的特权利益又使他们不愿改变教育险恶的现状，就这样形成了以教育行政部门为核心的权力与利益的相互滋养和相互强化。粗粗算一笔账：全国中小学的课本定价总额，每年在200亿元左右。全国中小学的教辅定价总额，每年在600亿左右。如果再加上试卷等有关费用，要突破1000亿元。教材和教辅的回扣费用约在30%左右，也就是说每年约有300亿左右的回扣流入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负责人手中，这就是统一教材教辅和考试的“好处”。
在激烈的竞争格局下，微软公司不断推出更新换代的软件产品，让消费者用起来越来越顺手。然而，美国法院仍然以违反“反垄断法”为由，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惩罚。因为一旦微软产品一统软件市场，它就会失去提高服务质量的动力，而消费者将对其无可奈何。教育垄断的后果比经济垄断的后果可怕得多，因为教育的最终产品是一代人的综合素质，它将影响到中国未来的国力与国运。根据最近(2004年2月2日—3月1日)新浪网关于“中国青年对枪杀妇孺和战俘的看法”的调查，竟然有82.6%的被调查者赞同枪杀妇孺和战俘，其中有34.0%的被调查者选择“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开枪”，只有3.8%的被调查者选择“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会对妇孺和战俘开枪”。类似的问卷调查和行为研究所揭示的令人触目惊心的心灵扭曲现象，充分证明了在垄断体制下中国教育尤其是思想道德教育的失败。
在发达国家，由于制度原因而不可能实行教育垄断。美国联邦政府虽在1980年代恢复了教育部，但机构简化，人员较少，主要起规划、指导和协调作用。美国的教育管理以州与学区两级为主。各州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各成体系，没有统一的模式。州的教育行政组织一般分为二个部分：一是代表立法机构的“州教育委员会”，二是执行教育法规的“州教育厅”。目前，各州的教育委员会的职权主要是制定教育法规（须经州议会审议批准），州教育厅则主要负责对各学校办学目的与教育质量进行监督和宏观管理，审批公私立各类学校的建校章程，颁发办校执照。州虽然掌握着教育立法权和教育大政决定权，但具体的教育管理权都委托给学区来行使。美国的1.5万个学区的教育委员会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学校课程的设置、教科书的选用、考试方法的确定、校长和教师的聘用等，均由学区自主决定。50个州和1.5万个学区在教育立法和教育管理方面的自主权导致了美国教育体制的五彩斑斓、百花齐放。美国的教科书编撰和教育考试都是由民间机构主持的，有多达几十种乃至几百种可供选择，流行的教科书和考试方法都是在激烈竞争中自然而然地产生的。这种多元化的格局有利于教育改革措施的施行，有利于新的教学理念和方法的推广，更有利于各门类、各档次人才的培养。而在中国，教育行政部门很少有改革的动力，教育专家的主张很少能够付诸试验进而大面积推广。近年来，各界人士强烈呼吁在中小学开设“公民课”，但教育行政部门一概置之不理。在教育垄断格局下，培养不出“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高素质人才，已日益成为社会的共识。
与改革开放之前的教育垄断不同，眼下的教育垄断缺乏意识形态的考量而更多经济利益的盘算，呈现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秦晖所谓的“尺蠖效应”。也就是说，表面上看一会儿“收”，一会儿“放”，实际上好处却都归于社会上的同一群人。识者概括了教育行政部门几十年来“集权-养权-分权-享权”的历程。所谓“集权”，指的是改革前几十年教育的全部公立化。终结私立教育，教育全部公立化，建立起了教育部门在教育领域的垄断地位。所谓“养权”，指的改革开放以来的重点学校的建设。教育行政部门“养权”的做法，使中国2-3%的学校成为著名大学、著名中学和著名小学，它们无论在校舍、师资、财力上都远远优于普通学校，使之成为家长们狂热争夺的对象。当然，竞争获胜的“择校生”，无外乎三类人，这就是“条子生”（教育系统领导的条子）、“关系生”（非教育系统，但利害相关的单位领导）、“票子生”（塞钱进校），也就是有权有势的家庭。所谓“分权”和“享权”，指的是2000年以来以“独立学院”和“名校办民校”为代表的公立教育资源的私有化进程。经过多年“集权”和“养权”，终于搞出了含金量很高的一批重点学校。而现在，教育行政官僚们（含公立学校的校领导们）不愿意这些名校继续姓“公”了，他们要将这批重点大学和重点中小学校的好处分归个人所有和享用，中国教育现在就进入了“瓜分”教育权力资源和“享受”教育权力资源的阶段。公立重点学校的领导一方面从教育行政部门得到财政支持，一方面将血输到他们自己的私有学校之中，靠纳税人的血来养肥自己的“独立学院”和名校办的“民校”。“独立学院”和名校所办“民校”的受益人是谁呢？谁能成为高等教育的“独立学院”和中小学名校所办的“民校”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呢？只要清查一下，只会是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和校领导的利益关系户。教育行政部门为了给自己控制的“独立学院”争夺自费生资源，发出通知，规定自2005年起，原有的所有进行文凭考试试点的民办教育机构，一律终止招收文凭考试学生。同时，“独立学院”刚一成立，就拥有招收文凭考试学生的权力。这一收一放，就将原有的真正的民办高校逼入了死角。
过去我们已经知道，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正在成为少数人攫取私利的富矿，现在我们又知道了，“教育产业化”同样可以成为少数人化公为私、国有资产（包括无形资产）变相流失的一个渠道。在没有政治体制改革配合的情况下，我们不能不对所有时尚的“改革”提高警惕。
深远的祸害
教育垄断与教育腐败的危害，并不仅仅局限于眼下，也不仅仅是对社会公正的践踏，它的危害遍及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而且会造成长远的遗患。
现在，国际上普遍承认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场”。对于中国目前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位置和态势，我们应当有清醒的认识。与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拥有廉价、守纪律的熟练劳动力，这是中国能够成为“世界工场”的前提条件；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当后者已进入“后工业社会”，绝大多数的就业人口已进入服务业的时候，“世界工场”又是世界体系边缘与二流地位的象征。印度的经济总量虽然还比不上中国，但它的发展样式值得我们深思。薛涌指出：印度的服务业，如同中国的制造业一样，近年来抢了许多美国人的饭碗。这些行业主要集中在一些电话服务、医疗、金融咨询等方面。制造业和服务业，在中国和印度不仅领导着不同的发展模式，而且培养着不同的社会文化力量。在中国，制造业的工人夜以继日地为外国的消费者生产产品。这在经济上很开放，但在文化上却并不开放。因为一双鞋制造出来，并不能使生产者和使用者之间有任何交流。生产者还是永远在闭塞的厂房里劳作，要打交道的，是自己的老板或工头。工作太苦、拿不到工资时，就感到受压迫，就觉得自己被人使用、剥削，就会对外面的世界产生敌对情绪，孕育对新的“世道”的反叛。而服务业的崛起，需要的是不同的社会条件，如健全的法治、信息的自由流动、良好的英语训练、对外来文化的熟悉，等等。在这些方面，中国与印度差得甚远。如果说服务业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交流，使不同的文化汇流、使封闭的心灵开放的话，制造业则可能用物质产品把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乃至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对话给阻断，甚至导致心灵锁闭，文化排外。因此，在未来一、二十年中，中国在文化上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陷阱：不健全的社会使制造业片面发展、服务业停滞，国际间的物流把中国人与世界在文化上隔绝起来，进而培育起对经济开放的文化反叛。中国的教育垄断，对于这样一种潜在的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正在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现行教育体制，培养不出诚信社会、信息社会所需要的服务业从业者，只能培养出生产线上的简单劳动力。这样一种教育将会阻碍中国的产业升级和社会转型。
在21世纪前半叶，中国面临着必须解决好的三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中国成为世界第二乃至第一经济总量大国后，能不能与既存国际体制和平共处进而融为一体，而不是在军备竞赛中擦枪走火，导致新的战争。第二个问题是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实现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第三个问题是防止贫富两极分化和出现“断裂的社会”，防止“阶级斗争”与“革命情绪”卷土重来；使社会结构向发达国家的橄榄型结构靠拢，培育由中间阶层主导的国民意识形态。解决这三大问题都要靠政治体制改革逐步实现。自从大学诞生以来，辩论、自由演讲、五花八门的社团活动，便成为大学的一种传统。在中国科举时代，同年、同门的聚会结社，同样是一种雏形状态的社团组织。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大学能成为“民主堡垒”，也正是凭借了这种传统。而今天，在教育垄断不仅没有放松反而日益强化的情况下，新一代大学生中的部分人竟有走向威权主义乃至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军国主义的苗头。难怪邓小平多年之前便大声疾呼教育是“最大的失误”。
丹尼尔·贝尔指出：工业社会是机器和人协作生产商品，后工业社会与此不同，“是围绕知识组织起来的，其目的在于进行社会管理和指导革新与变革”。他进而强调：“理论知识正日益发展成一个社会的战略源泉，即中轴原理。而大学、研究机构和知识部门等汇集和充实理论知识的场所则成了未来社会的中轴结构。”“文化已成为我们的文明中最具活力的成分，其能量超过了技术本身；而且上述文化冲动力已经获得合法的地位，社会不再像过去那样把文化看作是制定规范、肯定其道德与哲学传统并以此来衡量、（通常是）非难新生力量的力量；如今的文化担负起前所未有的使命：它变成了一种合理合法的、对新事物永无休止的探索活动。”梁启超早就表达过作为一个中国人应有的抱负：人生最大的目的，是要向人类全体有所贡献，因为人类全体才是“自我”的极量。有个国家才容易把这国家以内一群人的文化力聚拢起来，增长起来，好加入人类全体中助他发展，所以建设国家是人类全体进化的一种手段，就象市府乡村的自治结合，是国家成立的一种手段。一个人不是把自己的国家弄到富强便了，要叫自己国家有功于人类全体。“我们的国家有个绝大责任，就是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的文明。”中华文明的复兴需要有一个新的诸子百家时代，教育垄断则是扼杀学术创新、窒息中华文明生命力的一条绞索。
思睿
未来一、二十年中，中国在文化上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陷阱：不健全的社会使制造业片面发展、服务业停滞，国际间的物流把中国人与世界在文化上隔绝起来，进而培育起对经济开放的文化反叛。中国的教育垄断，对于这样一种潜在的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正在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样一种教育将会阻碍中国的产业升级和社会转型。
堕落源于腐败，腐败源于权力的垄断。“绝对的权力绝对地导致腐败”，这是颠扑不破的政治学第一定律。
垄断的弊端
教育垄断与各种经济垄断一样，必然造成以下三种弊端：抬高价格，牟取超额利润；降低质量，批量生产次品；抑制创新，阻碍科技发展。
正如识者所云，现行教育制度下，学生受制于教师和校长，教师和校长受制于教育行政部门的官僚。教育行政部门的官僚们利用他们控制的统一的高考、中考、会考和种种测试的指挥捧，将全中国的学生、教师和校长指挥得团团转，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巨大的教育特权给教育官僚们带来了巨大的特权利益，巨大的特权利益又使他们不愿改变教育险恶的现状，就这样形成了以教育行政部门为核心的权力与利益的相互滋养和相互强化。粗粗算一笔账：全国中小学的课本定价总额，每年在200亿元左右。全国中小学的教辅定价总额，每年在600亿左右。如果再加上试卷等有关费用，要突破1000亿元。教材和教辅的回扣费用约在30%左右，也就是说每年约有300亿左右的回扣流入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负责人手中，这就是统一教材教辅和考试的“好处”。
在激烈的竞争格局下，微软公司不断推出更新换代的软件产品，让消费者用起来越来越顺手。然而，美国法院仍然以违反“反垄断法”为由，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惩罚。因为一旦微软产品一统软件市场，它就会失去提高服务质量的动力，而消费者将对其无可奈何。教育垄断的后果比经济垄断的后果可怕得多，因为教育的最终产品是一代人的综合素质，它将影响到中国未来的国力与国运。根据最近(2004年2月2日—3月1日)新浪网关于“中国青年对枪杀妇孺和战俘的看法”的调查，竟然有82.6%的被调查者赞同枪杀妇孺和战俘，其中有34.0%的被调查者选择“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开枪”，只有3.8%的被调查者选择“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会对妇孺和战俘开枪”。类似的问卷调查和行为研究所揭示的令人触目惊心的心灵扭曲现象，充分证明了在垄断体制下中国教育尤其是思想道德教育的失败。
在发达国家，由于制度原因而不可能实行教育垄断。美国联邦政府虽在1980年代恢复了教育部，但机构简化，人员较少，主要起规划、指导和协调作用。美国的教育管理以州与学区两级为主。各州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各成体系，没有统一的模式。州的教育行政组织一般分为二个部分：一是代表立法机构的“州教育委员会”，二是执行教育法规的“州教育厅”。目前，各州的教育委员会的职权主要是制定教育法规（须经州议会审议批准），州教育厅则主要负责对各学校办学目的与教育质量进行监督和宏观管理，审批公私立各类学校的建校章程，颁发办校执照。州虽然掌握着教育立法权和教育大政决定权，但具体的教育管理权都委托给学区来行使。美国的1.5万个学区的教育委员会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学校课程的设置、教科书的选用、考试方法的确定、校长和教师的聘用等，均由学区自主决定。50个州和1.5万个学区在教育立法和教育管理方面的自主权导致了美国教育体制的五彩斑斓、百花齐放。美国的教科书编撰和教育考试都是由民间机构主持的，有多达几十种乃至几百种可供选择，流行的教科书和考试方法都是在激烈竞争中自然而然地产生的。这种多元化的格局有利于教育改革措施的施行，有利于新的教学理念和方法的推广，更有利于各门类、各档次人才的培养。而在中国，教育行政部门很少有改革的动力，教育专家的主张很少能够付诸试验进而大面积推广。近年来，各界人士强烈呼吁在中小学开设“公民课”，但教育行政部门一概置之不理。在教育垄断格局下，培养不出“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高素质人才，已日益成为社会的共识。
与改革开放之前的教育垄断不同，眼下的教育垄断缺乏意识形态的考量而更多经济利益的盘算，呈现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秦晖所谓的“尺蠖效应”。也就是说，表面上看一会儿“收”，一会儿“放”，实际上好处却都归于社会上的同一群人。识者概括了教育行政部门几十年来“集权-养权-分权-享权”的历程。所谓“集权”，指的是改革前几十年教育的全部公立化。终结私立教育，教育全部公立化，建立起了教育部门在教育领域的垄断地位。所谓“养权”，指的改革开放以来的重点学校的建设。教育行政部门“养权”的做法，使中国2-3%的学校成为著名大学、著名中学和著名小学，它们无论在校舍、师资、财力上都远远优于普通学校，使之成为家长们狂热争夺的对象。当然，竞争获胜的“择校生”，无外乎三类人，这就是“条子生”（教育系统领导的条子）、“关系生”（非教育系统，但利害相关的单位领导）、“票子生”（塞钱进校），也就是有权有势的家庭。所谓“分权”和“享权”，指的是2000年以来以“独立学院”和“名校办民校”为代表的公立教育资源的私有化进程。经过多年“集权”和“养权”，终于搞出了含金量很高的一批重点学校。而现在，教育行政官僚们（含公立学校的校领导们）不愿意这些名校继续姓“公”了，他们要将这批重点大学和重点中小学校的好处分归个人所有和享用，中国教育现在就进入了“瓜分”教育权力资源和“享受”教育权力资源的阶段。公立重点学校的领导一方面从教育行政部门得到财政支持，一方面将血输到他们自己的私有学校之中，靠纳税人的血来养肥自己的“独立学院”和名校办的“民校”。“独立学院”和名校所办“民校”的受益人是谁呢？谁能成为高等教育的“独立学院”和中小学名校所办的“民校”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呢？只要清查一下，只会是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和校领导的利益关系户。教育行政部门为了给自己控制的“独立学院”争夺自费生资源，发出通知，规定自2005年起，原有的所有进行文凭考试试点的民办教育机构，一律终止招收文凭考试学生。同时，“独立学院”刚一成立，就拥有招收文凭考试学生的权力。这一收一放，就将原有的真正的民办高校逼入了死角。
过去我们已经知道，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正在成为少数人攫取私利的富矿，现在我们又知道了，“教育产业化”同样可以成为少数人化公为私、国有资产（包括无形资产）变相流失的一个渠道。在没有政治体制改革配合的情况下，我们不能不对所有时尚的“改革”提高警惕。
深远的祸害
教育垄断与教育腐败的危害，并不仅仅局限于眼下，也不仅仅是对社会公正的践踏，它的危害遍及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而且会造成长远的遗患。
现在，国际上普遍承认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场”。对于中国目前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位置和态势，我们应当有清醒的认识。与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拥有廉价、守纪律的熟练劳动力，这是中国能够成为“世界工场”的前提条件；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当后者已进入“后工业社会”，绝大多数的就业人口已进入服务业的时候，“世界工场”又是世界体系边缘与二流地位的象征。印度的经济总量虽然还比不上中国，但它的发展样式值得我们深思。薛涌指出：印度的服务业，如同中国的制造业一样，近年来抢了许多美国人的饭碗。这些行业主要集中在一些电话服务、医疗、金融咨询等方面。制造业和服务业，在中国和印度不仅领导着不同的发展模式，而且培养着不同的社会文化力量。在中国，制造业的工人夜以继日地为外国的消费者生产产品。这在经济上很开放，但在文化上却并不开放。因为一双鞋制造出来，并不能使生产者和使用者之间有任何交流。生产者还是永远在闭塞的厂房里劳作，要打交道的，是自己的老板或工头。工作太苦、拿不到工资时，就感到受压迫，就觉得自己被人使用、剥削，就会对外面的世界产生敌对情绪，孕育对新的“世道”的反叛。而服务业的崛起，需要的是不同的社会条件，如健全的法治、信息的自由流动、良好的英语训练、对外来文化的熟悉，等等。在这些方面，中国与印度差得甚远。如果说服务业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交流，使不同的文化汇流、使封闭的心灵开放的话，制造业则可能用物质产品把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乃至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对话给阻断，甚至导致心灵锁闭，文化排外。因此，在未来一、二十年中，中国在文化上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陷阱：不健全的社会使制造业片面发展、服务业停滞，国际间的物流把中国人与世界在文化上隔绝起来，进而培育起对经济开放的文化反叛。中国的教育垄断，对于这样一种潜在的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正在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现行教育体制，培养不出诚信社会、信息社会所需要的服务业从业者，只能培养出生产线上的简单劳动力。这样一种教育将会阻碍中国的产业升级和社会转型。
在21世纪前半叶，中国面临着必须解决好的三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中国成为世界第二乃至第一经济总量大国后，能不能与既存国际体制和平共处进而融为一体，而不是在军备竞赛中擦枪走火，导致新的战争。第二个问题是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实现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第三个问题是防止贫富两极分化和出现“断裂的社会”，防止“阶级斗争”与“革命情绪”卷土重来；使社会结构向发达国家的橄榄型结构靠拢，培育由中间阶层主导的国民意识形态。解决这三大问题都要靠政治体制改革逐步实现。自从大学诞生以来，辩论、自由演讲、五花八门的社团活动，便成为大学的一种传统。在中国科举时代，同年、同门的聚会结社，同样是一种雏形状态的社团组织。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大学能成为“民主堡垒”，也正是凭借了这种传统。而今天，在教育垄断不仅没有放松反而日益强化的情况下，新一代大学生中的部分人竟有走向威权主义乃至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军国主义的苗头。难怪邓小平多年之前便大声疾呼教育是“最大的失误”。
丹尼尔·贝尔指出：工业社会是机器和人协作生产商品，后工业社会与此不同，“是围绕知识组织起来的，其目的在于进行社会管理和指导革新与变革”。他进而强调：“理论知识正日益发展成一个社会的战略源泉，即中轴原理。而大学、研究机构和知识部门等汇集和充实理论知识的场所则成了未来社会的中轴结构。”“文化已成为我们的文明中最具活力的成分，其能量超过了技术本身；而且上述文化冲动力已经获得合法的地位，社会不再像过去那样把文化看作是制定规范、肯定其道德与哲学传统并以此来衡量、（通常是）非难新生力量的力量；如今的文化担负起前所未有的使命：它变成了一种合理合法的、对新事物永无休止的探索活动。”梁启超早就表达过作为一个中国人应有的抱负：人生最大的目的，是要向人类全体有所贡献，因为人类全体才是“自我”的极量。有个国家才容易把这国家以内一群人的文化力聚拢起来，增长起来，好加入人类全体中助他发展，所以建设国家是人类全体进化的一种手段，就象市府乡村的自治结合，是国家成立的一种手段。一个人不是把自己的国家弄到富强便了，要叫自己国家有功于人类全体。“我们的国家有个绝大责任，就是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的文明。”中华文明的复兴需要有一个新的诸子百家时代，教育垄断则是扼杀学术创新、窒息中华文明生命力的一条绞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