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把自由和公平还给教育！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0 17:22:44
袁伟时 孙红缨
中国教育有病！病在何方？综合各方意见，可确诊为严重的公平缺乏症和自由恐惧症。
利用公办学校的无形资产办私立（民办）学校，一些政府机关乃至政府官员染指其间，从中分利。
在反复折腾、吃尽苦头后，把平等视为平均的人恐怕非常稀罕了；但中国人有权要求起点尽可能公平。人生的重要起跑线是学校教育。可就在这里不公平现象比比皆是。为什么在全国统考制度下，靠中央财政“重点”投入的大学，全国录取分数线不是一视同仁，而要按省市分配名额并把很大一部分留给北京？几年前山东考生已为此提出宪法诉讼，只落个不了了之的结果，情况至今没有多大变化。农民工子弟的义务教育说要跟当地居民同等待遇，但多数城市依然画饼充饥。
受教育者如此，有志办教育的国人也得不到平等待遇。只要学校不是官办的，各种或明或暗的歧视就接踵而至。有些长期从事民办教育的人士说：“公平是民办学校要求得到的最大优惠。”举例来说吧：“民办学校评等级，标准设置比同级公校更高。广州市某区的一级学校评估公立学校的跑道标准是一百米，民办学校则是两百米。”“广州市有一所外来工学校，开办两年才拿到证书，教育局的理由是‘学校占地面积达不到一万平方米’，不够办学标准。这种标准，其实有三分之一的公立学校也达不到。”至于民办学校不能拿自己的房产去取得抵押贷款，更是司空见惯。面对诸如此类现象，人们当然有权问：这是为什么？
21世纪的中国应该成为文明、自由、民主的现代化的大国。为此，中国人不但应该受到九年乃至十二年的义务教育，还应让大部分年青人受到高等教育。这是由政府包办无法完成的任务。在发达国家，私立学校学生总数占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二左右。即便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私立学校学生数也超过一半以上。按照国际惯例，私立学校尤其是私立高等学校，是教育供给的主要力量。但反差巨大的是，直到今天，我国民办小学仅占全国小学在校生的1.83%，民办普通中学在校生仅占全国普通中学在校生的4.63%，民办高校在校生仅占全国普通高校在校生的2.19%。由于政府投入不足，中国法定的义务教育——小学、初中教育——要收费，义务教育名实不符。解决这些问题的必由之路是开通民间资金进入教育的无障碍通道。
不幸，教育行政当局却反其道而行之，为民间资金注入教育领域设置了重重障碍。由于得不到应有支持，民办学校频频关门，已成为近年来的普遍现象。
问题的症结在利益！近年风起云涌的名校办民校就是一个最好的诠释：利用公办学校的无形资产办私立（民办）学校，某些政府官员乃至政府机关染指其间，从中分利。如果说这类办校方式是利用了法律的灰色地带的话，政府机关、政府官员和公办学校负责人从中分利甚至占有“股权”（非法分利长期化）则无疑是违法行为。
2002年12月通过的《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国家对民办教育实行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依法管理的方针。”公平就是要把这个方针真正兑现。
自由恐惧综合症
不妨从最近的一宗笑话说起。瑞典皇家科学院10月5日宣布，将2004年度物理学奖授予三位美国科学家戴维·格罗斯、戴维·波利策和弗兰克·维尔切克，以肯定他们在夸克粒子理论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消息传来，有的媒体炒作说：“中国人与诺贝尔奖擦身而过”！因为据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所研究员何祚庥称，我国在1965年就率先提出了夸克模型(在我国叫做“层子模型”)这一量子色动力学中的关键理论，而且，当时提出的关于颜色的概念已经很接近最后的结果。“这个成果就算不一定是最原始、最根本的结果，但也已经是次原始的了”。但随之而来的“文革”使所有的科研工作被迫停止，我们痛失了一次“冲刺”诺贝尔奖的机会。“这样一来，最重大的发现已经让人家发现了。”
对何祚庥的此种自夸，有人立即指出：中国科学家不可能在1965年还“率先”提出夸克模型。“当时的中国科学家们和世界上大部分科学家一样，并没有完全接受夸克模型，认为层子模型可以在夸克模型之外成立甚或取代夸克模型。……在尘埃落定的今天，却理所当然地把层子模型直接称为夸克模型，是很不严肃的。”
是不是文革导致“层子模型”研究工作停顿，而使中国人与诺贝尔奖擦身而过呢？物理学泰斗杨振宁有另外一个说法：“那个时候，大家都在研究强子结构，中国提出了层子模型的想法。但后来的发展在另外一个方向上，所以层子模型后来也没有人讲了。”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教授韩荣典更详细解释了当年我们所做的工作：“早在上世纪60年代，我国科学家在进行‘层子模型’的研究。但相比美国这三位科学家，我们的理论比较粗糙。后来当夸克理论被世界广泛提及的时候，层子模型就不怎么提了。”
杨振宁为什么要说夸克模型与层子模型不同，是“在另外一个方向上”呢？话中有话，需了解当时背景才能领会其中奥妙。为此要读一读毛泽东的书。1964年8月24日毛泽东找北大校长周培源、中宣部科学处处长于光远等人谈日本科学家坂田昌一的文章。他说：“坂田说基本粒子不是不可分的，电子是可分的。他这样说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上的。”“宇宙从大的方面看来是无限的。宇宙从小的方面看来也是无限的。不但原子可分，原子核也可分，电子也可以分，而且可以无限地分割下去。”中国科学院闻风而动，专门抽调人力物力研究这个课题，中心是论证物质无限可分即“一分为二”的正确性。于是，以毛泽东的谈话为指导思想的所谓“层子模型”应运而生。
参加这个课题研究的人员中有些是很优秀的科学家，但他们无法抗拒“最高指示”。说到底，它的方向就是论证领袖思想正确；这样产生的成果，又怎么可能不“粗造”呢？有的文章还指出，今年获奖的主要成果之一“夸克在近距离尺度上是自由的概念是Feynman等人在1969年间通过对试验数据的总结上提出的。”这种严肃的科学研究走的当然是和所谓层子模型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方向”。正如诺贝尔奖得主丁肇中今年在广州中山大学一次谈话中所说：“科学研究只有第一，没有第二”，中国人提出的“层子模型”，即使没有文革，也无法逃脱在世界科学发展的洪流冲刷下泡沫化并被人遗忘和抛弃的命运。
在中国，此类政治干扰学术的事例比比皆是。进一步想想，这个个案体现了一个带普遍性的现象：缺乏思想自由。这不但是中国科学研究的致命伤，也是教育工作的致命伤。
想办好一间学校吗？有现代教育常识的人都知道，学术自由是现代教育的生命线。1919年，蔡元培在《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中说：“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专制的国家，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进去了，想稍稍开点风气，请了几个比较的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来比较，用我的理想来批评，还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点儿沾沾自喜的，我还觉得好笑。那知道旧的一方面，看了这点半新的，就算‘洪水猛兽’一样了。又不能用正当的辨论法来辩论，鬼鬼祟祟，想借着强权来干涉。于是教育部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么?”蔡元培85年前的这番宏论，今天仍不免振聋发聩。管得太多，文艺没希望。套用赵丹的这个遗嘱，同样可以说，管得太多，学校没希望，教育没希望。
不是说要恢复创新能力吗？不是朝思暮想，冀图在中国本土冒出诺贝尔学术奖得主吗？如果不提供一个自由的环境，使中国人从儿童时代开始就让自己的思维自由飞翔，这个愿望只能一再落空。
不是信誓旦旦要在多少年内让多少间大学跻身世界一流吗？离开从小学到大学，从招生到教材、教法乃至教学内容、学术研究自由竞争，恐怕难以逃脱南辕北辙的宿命。当年实行统一招生制度曾有力回击了利用权势走后门的歪风。到了市场经济时代，为打破一考定终身的荒唐，为什么不能在接受舆论严格监督的前提下，实行不少国家行之有效的考、招分离，学校自主招生呢？
“美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的比例不到５％,美国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人数却占全球获得该奖人数的７０％以上，其中奥妙何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主任科尔韦尔的回答是：“人们总将提出疑问，并朝着新领域迈出下一步。可是，许多国家存在一种传统的倾向，不敢打破现状，对长者或上司总是表现得毕恭毕敬。我敢说，美国科学家并不特别顺从于一些过时的想法。”“假如其他条件相同，如果你在洛杉矶或什里夫波特上学，你成才的概率就会比你在湖南省上学的概率要大。”面对如此直率的言词，中国人要不要认真反思？特别是某些恐惧自由的官员们应扪心自问：你们把国家命运和民族未来究竟摆在什么位置？
清除教育大改革的障碍
我们的文化教育制度已到了非改不可的阶段。可有关人士仍沾沾自喜，不敢正视那些带根本性的问题。甚至深受其害的学校和个人也讳莫如深，生怕自己哪句话触犯了主管官员，带来难以想像的后果。这种万马齐喑的局面是教育改革的最大障碍。
任何政府机关和政府官员都有接受公民监督的义务，如何对待诤言是考验官员是否合格的重要标志。人间没有全知全能的上帝，任何人的认识都会有缺陷。对待正确、不正确乃至错误的批评不外有三种态度：合格的公仆坦诚地倾听来自公民的声音，即使对不那么全面的意见在作出必要的说明的同时也反求诸己，举一反三，认真改正；猥琐小人文过饰非，依然故我；等而下之的则认为批评有碍自己的仕途，怀恨在心，伺机打击报复。但愿有关人士交出的是一份合格的答卷，从而为教育大改革清除第一道障碍。袁伟时 孙红缨
中国教育有病！病在何方？综合各方意见，可确诊为严重的公平缺乏症和自由恐惧症。
利用公办学校的无形资产办私立（民办）学校，一些政府机关乃至政府官员染指其间，从中分利。
在反复折腾、吃尽苦头后，把平等视为平均的人恐怕非常稀罕了；但中国人有权要求起点尽可能公平。人生的重要起跑线是学校教育。可就在这里不公平现象比比皆是。为什么在全国统考制度下，靠中央财政“重点”投入的大学，全国录取分数线不是一视同仁，而要按省市分配名额并把很大一部分留给北京？几年前山东考生已为此提出宪法诉讼，只落个不了了之的结果，情况至今没有多大变化。农民工子弟的义务教育说要跟当地居民同等待遇，但多数城市依然画饼充饥。
受教育者如此，有志办教育的国人也得不到平等待遇。只要学校不是官办的，各种或明或暗的歧视就接踵而至。有些长期从事民办教育的人士说：“公平是民办学校要求得到的最大优惠。”举例来说吧：“民办学校评等级，标准设置比同级公校更高。广州市某区的一级学校评估公立学校的跑道标准是一百米，民办学校则是两百米。”“广州市有一所外来工学校，开办两年才拿到证书，教育局的理由是‘学校占地面积达不到一万平方米’，不够办学标准。这种标准，其实有三分之一的公立学校也达不到。”至于民办学校不能拿自己的房产去取得抵押贷款，更是司空见惯。面对诸如此类现象，人们当然有权问：这是为什么？
21世纪的中国应该成为文明、自由、民主的现代化的大国。为此，中国人不但应该受到九年乃至十二年的义务教育，还应让大部分年青人受到高等教育。这是由政府包办无法完成的任务。在发达国家，私立学校学生总数占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二左右。即便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私立学校学生数也超过一半以上。按照国际惯例，私立学校尤其是私立高等学校，是教育供给的主要力量。但反差巨大的是，直到今天，我国民办小学仅占全国小学在校生的1.83%，民办普通中学在校生仅占全国普通中学在校生的4.63%，民办高校在校生仅占全国普通高校在校生的2.19%。由于政府投入不足，中国法定的义务教育——小学、初中教育——要收费，义务教育名实不符。解决这些问题的必由之路是开通民间资金进入教育的无障碍通道。
不幸，教育行政当局却反其道而行之，为民间资金注入教育领域设置了重重障碍。由于得不到应有支持，民办学校频频关门，已成为近年来的普遍现象。
问题的症结在利益！近年风起云涌的名校办民校就是一个最好的诠释：利用公办学校的无形资产办私立（民办）学校，某些政府官员乃至政府机关染指其间，从中分利。如果说这类办校方式是利用了法律的灰色地带的话，政府机关、政府官员和公办学校负责人从中分利甚至占有“股权”（非法分利长期化）则无疑是违法行为。
2002年12月通过的《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国家对民办教育实行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依法管理的方针。”公平就是要把这个方针真正兑现。
自由恐惧综合症
不妨从最近的一宗笑话说起。瑞典皇家科学院10月5日宣布，将2004年度物理学奖授予三位美国科学家戴维·格罗斯、戴维·波利策和弗兰克·维尔切克，以肯定他们在夸克粒子理论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消息传来，有的媒体炒作说：“中国人与诺贝尔奖擦身而过”！因为据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所研究员何祚庥称，我国在1965年就率先提出了夸克模型(在我国叫做“层子模型”)这一量子色动力学中的关键理论，而且，当时提出的关于颜色的概念已经很接近最后的结果。“这个成果就算不一定是最原始、最根本的结果，但也已经是次原始的了”。但随之而来的“文革”使所有的科研工作被迫停止，我们痛失了一次“冲刺”诺贝尔奖的机会。“这样一来，最重大的发现已经让人家发现了。”
对何祚庥的此种自夸，有人立即指出：中国科学家不可能在1965年还“率先”提出夸克模型。“当时的中国科学家们和世界上大部分科学家一样，并没有完全接受夸克模型，认为层子模型可以在夸克模型之外成立甚或取代夸克模型。……在尘埃落定的今天，却理所当然地把层子模型直接称为夸克模型，是很不严肃的。”
是不是文革导致“层子模型”研究工作停顿，而使中国人与诺贝尔奖擦身而过呢？物理学泰斗杨振宁有另外一个说法：“那个时候，大家都在研究强子结构，中国提出了层子模型的想法。但后来的发展在另外一个方向上，所以层子模型后来也没有人讲了。”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教授韩荣典更详细解释了当年我们所做的工作：“早在上世纪60年代，我国科学家在进行‘层子模型’的研究。但相比美国这三位科学家，我们的理论比较粗糙。后来当夸克理论被世界广泛提及的时候，层子模型就不怎么提了。”
杨振宁为什么要说夸克模型与层子模型不同，是“在另外一个方向上”呢？话中有话，需了解当时背景才能领会其中奥妙。为此要读一读毛泽东的书。1964年8月24日毛泽东找北大校长周培源、中宣部科学处处长于光远等人谈日本科学家坂田昌一的文章。他说：“坂田说基本粒子不是不可分的，电子是可分的。他这样说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上的。”“宇宙从大的方面看来是无限的。宇宙从小的方面看来也是无限的。不但原子可分，原子核也可分，电子也可以分，而且可以无限地分割下去。”中国科学院闻风而动，专门抽调人力物力研究这个课题，中心是论证物质无限可分即“一分为二”的正确性。于是，以毛泽东的谈话为指导思想的所谓“层子模型”应运而生。
参加这个课题研究的人员中有些是很优秀的科学家，但他们无法抗拒“最高指示”。说到底，它的方向就是论证领袖思想正确；这样产生的成果，又怎么可能不“粗造”呢？有的文章还指出，今年获奖的主要成果之一“夸克在近距离尺度上是自由的概念是Feynman等人在1969年间通过对试验数据的总结上提出的。”这种严肃的科学研究走的当然是和所谓层子模型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方向”。正如诺贝尔奖得主丁肇中今年在广州中山大学一次谈话中所说：“科学研究只有第一，没有第二”，中国人提出的“层子模型”，即使没有文革，也无法逃脱在世界科学发展的洪流冲刷下泡沫化并被人遗忘和抛弃的命运。
在中国，此类政治干扰学术的事例比比皆是。进一步想想，这个个案体现了一个带普遍性的现象：缺乏思想自由。这不但是中国科学研究的致命伤，也是教育工作的致命伤。
想办好一间学校吗？有现代教育常识的人都知道，学术自由是现代教育的生命线。1919年，蔡元培在《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中说：“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专制的国家，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进去了，想稍稍开点风气，请了几个比较的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来比较，用我的理想来批评，还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点儿沾沾自喜的，我还觉得好笑。那知道旧的一方面，看了这点半新的，就算‘洪水猛兽’一样了。又不能用正当的辨论法来辩论，鬼鬼祟祟，想借着强权来干涉。于是教育部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么?”蔡元培85年前的这番宏论，今天仍不免振聋发聩。管得太多，文艺没希望。套用赵丹的这个遗嘱，同样可以说，管得太多，学校没希望，教育没希望。
不是说要恢复创新能力吗？不是朝思暮想，冀图在中国本土冒出诺贝尔学术奖得主吗？如果不提供一个自由的环境，使中国人从儿童时代开始就让自己的思维自由飞翔，这个愿望只能一再落空。
不是信誓旦旦要在多少年内让多少间大学跻身世界一流吗？离开从小学到大学，从招生到教材、教法乃至教学内容、学术研究自由竞争，恐怕难以逃脱南辕北辙的宿命。当年实行统一招生制度曾有力回击了利用权势走后门的歪风。到了市场经济时代，为打破一考定终身的荒唐，为什么不能在接受舆论严格监督的前提下，实行不少国家行之有效的考、招分离，学校自主招生呢？
“美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的比例不到５％,美国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人数却占全球获得该奖人数的７０％以上，其中奥妙何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主任科尔韦尔的回答是：“人们总将提出疑问，并朝着新领域迈出下一步。可是，许多国家存在一种传统的倾向，不敢打破现状，对长者或上司总是表现得毕恭毕敬。我敢说，美国科学家并不特别顺从于一些过时的想法。”“假如其他条件相同，如果你在洛杉矶或什里夫波特上学，你成才的概率就会比你在湖南省上学的概率要大。”面对如此直率的言词，中国人要不要认真反思？特别是某些恐惧自由的官员们应扪心自问：你们把国家命运和民族未来究竟摆在什么位置？
清除教育大改革的障碍
我们的文化教育制度已到了非改不可的阶段。可有关人士仍沾沾自喜，不敢正视那些带根本性的问题。甚至深受其害的学校和个人也讳莫如深，生怕自己哪句话触犯了主管官员，带来难以想像的后果。这种万马齐喑的局面是教育改革的最大障碍。
任何政府机关和政府官员都有接受公民监督的义务，如何对待诤言是考验官员是否合格的重要标志。人间没有全知全能的上帝，任何人的认识都会有缺陷。对待正确、不正确乃至错误的批评不外有三种态度：合格的公仆坦诚地倾听来自公民的声音，即使对不那么全面的意见在作出必要的说明的同时也反求诸己，举一反三，认真改正；猥琐小人文过饰非，依然故我；等而下之的则认为批评有碍自己的仕途，怀恨在心，伺机打击报复。但愿有关人士交出的是一份合格的答卷，从而为教育大改革清除第一道障碍。
中国教育有病！病在何方？综合各方意见，可确诊为严重的公平缺乏症和自由恐惧症。
利用公办学校的无形资产办私立（民办）学校，一些政府机关乃至政府官员染指其间，从中分利。
在反复折腾、吃尽苦头后，把平等视为平均的人恐怕非常稀罕了；但中国人有权要求起点尽可能公平。人生的重要起跑线是学校教育。可就在这里不公平现象比比皆是。为什么在全国统考制度下，靠中央财政“重点”投入的大学，全国录取分数线不是一视同仁，而要按省市分配名额并把很大一部分留给北京？几年前山东考生已为此提出宪法诉讼，只落个不了了之的结果，情况至今没有多大变化。农民工子弟的义务教育说要跟当地居民同等待遇，但多数城市依然画饼充饥。
受教育者如此，有志办教育的国人也得不到平等待遇。只要学校不是官办的，各种或明或暗的歧视就接踵而至。有些长期从事民办教育的人士说：“公平是民办学校要求得到的最大优惠。”举例来说吧：“民办学校评等级，标准设置比同级公校更高。广州市某区的一级学校评估公立学校的跑道标准是一百米，民办学校则是两百米。”“广州市有一所外来工学校，开办两年才拿到证书，教育局的理由是‘学校占地面积达不到一万平方米’，不够办学标准。这种标准，其实有三分之一的公立学校也达不到。”至于民办学校不能拿自己的房产去取得抵押贷款，更是司空见惯。面对诸如此类现象，人们当然有权问：这是为什么？
21世纪的中国应该成为文明、自由、民主的现代化的大国。为此，中国人不但应该受到九年乃至十二年的义务教育，还应让大部分年青人受到高等教育。这是由政府包办无法完成的任务。在发达国家，私立学校学生总数占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二左右。即便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私立学校学生数也超过一半以上。按照国际惯例，私立学校尤其是私立高等学校，是教育供给的主要力量。但反差巨大的是，直到今天，我国民办小学仅占全国小学在校生的1.83%，民办普通中学在校生仅占全国普通中学在校生的4.63%，民办高校在校生仅占全国普通高校在校生的2.19%。由于政府投入不足，中国法定的义务教育——小学、初中教育——要收费，义务教育名实不符。解决这些问题的必由之路是开通民间资金进入教育的无障碍通道。
不幸，教育行政当局却反其道而行之，为民间资金注入教育领域设置了重重障碍。由于得不到应有支持，民办学校频频关门，已成为近年来的普遍现象。
问题的症结在利益！近年风起云涌的名校办民校就是一个最好的诠释：利用公办学校的无形资产办私立（民办）学校，某些政府官员乃至政府机关染指其间，从中分利。如果说这类办校方式是利用了法律的灰色地带的话，政府机关、政府官员和公办学校负责人从中分利甚至占有“股权”（非法分利长期化）则无疑是违法行为。
2002年12月通过的《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国家对民办教育实行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依法管理的方针。”公平就是要把这个方针真正兑现。
自由恐惧综合症
不妨从最近的一宗笑话说起。瑞典皇家科学院10月5日宣布，将2004年度物理学奖授予三位美国科学家戴维·格罗斯、戴维·波利策和弗兰克·维尔切克，以肯定他们在夸克粒子理论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消息传来，有的媒体炒作说：“中国人与诺贝尔奖擦身而过”！因为据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所研究员何祚庥称，我国在1965年就率先提出了夸克模型(在我国叫做“层子模型”)这一量子色动力学中的关键理论，而且，当时提出的关于颜色的概念已经很接近最后的结果。“这个成果就算不一定是最原始、最根本的结果，但也已经是次原始的了”。但随之而来的“文革”使所有的科研工作被迫停止，我们痛失了一次“冲刺”诺贝尔奖的机会。“这样一来，最重大的发现已经让人家发现了。”
对何祚庥的此种自夸，有人立即指出：中国科学家不可能在1965年还“率先”提出夸克模型。“当时的中国科学家们和世界上大部分科学家一样，并没有完全接受夸克模型，认为层子模型可以在夸克模型之外成立甚或取代夸克模型。……在尘埃落定的今天，却理所当然地把层子模型直接称为夸克模型，是很不严肃的。”
是不是文革导致“层子模型”研究工作停顿，而使中国人与诺贝尔奖擦身而过呢？物理学泰斗杨振宁有另外一个说法：“那个时候，大家都在研究强子结构，中国提出了层子模型的想法。但后来的发展在另外一个方向上，所以层子模型后来也没有人讲了。”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教授韩荣典更详细解释了当年我们所做的工作：“早在上世纪60年代，我国科学家在进行‘层子模型’的研究。但相比美国这三位科学家，我们的理论比较粗糙。后来当夸克理论被世界广泛提及的时候，层子模型就不怎么提了。”
杨振宁为什么要说夸克模型与层子模型不同，是“在另外一个方向上”呢？话中有话，需了解当时背景才能领会其中奥妙。为此要读一读毛泽东的书。1964年8月24日毛泽东找北大校长周培源、中宣部科学处处长于光远等人谈日本科学家坂田昌一的文章。他说：“坂田说基本粒子不是不可分的，电子是可分的。他这样说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上的。”“宇宙从大的方面看来是无限的。宇宙从小的方面看来也是无限的。不但原子可分，原子核也可分，电子也可以分，而且可以无限地分割下去。”中国科学院闻风而动，专门抽调人力物力研究这个课题，中心是论证物质无限可分即“一分为二”的正确性。于是，以毛泽东的谈话为指导思想的所谓“层子模型”应运而生。
参加这个课题研究的人员中有些是很优秀的科学家，但他们无法抗拒“最高指示”。说到底，它的方向就是论证领袖思想正确；这样产生的成果，又怎么可能不“粗造”呢？有的文章还指出，今年获奖的主要成果之一“夸克在近距离尺度上是自由的概念是Feynman等人在1969年间通过对试验数据的总结上提出的。”这种严肃的科学研究走的当然是和所谓层子模型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方向”。正如诺贝尔奖得主丁肇中今年在广州中山大学一次谈话中所说：“科学研究只有第一，没有第二”，中国人提出的“层子模型”，即使没有文革，也无法逃脱在世界科学发展的洪流冲刷下泡沫化并被人遗忘和抛弃的命运。
在中国，此类政治干扰学术的事例比比皆是。进一步想想，这个个案体现了一个带普遍性的现象：缺乏思想自由。这不但是中国科学研究的致命伤，也是教育工作的致命伤。
想办好一间学校吗？有现代教育常识的人都知道，学术自由是现代教育的生命线。1919年，蔡元培在《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中说：“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专制的国家，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进去了，想稍稍开点风气，请了几个比较的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来比较，用我的理想来批评，还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点儿沾沾自喜的，我还觉得好笑。那知道旧的一方面，看了这点半新的，就算‘洪水猛兽’一样了。又不能用正当的辨论法来辩论，鬼鬼祟祟，想借着强权来干涉。于是教育部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么?”蔡元培85年前的这番宏论，今天仍不免振聋发聩。管得太多，文艺没希望。套用赵丹的这个遗嘱，同样可以说，管得太多，学校没希望，教育没希望。
不是说要恢复创新能力吗？不是朝思暮想，冀图在中国本土冒出诺贝尔学术奖得主吗？如果不提供一个自由的环境，使中国人从儿童时代开始就让自己的思维自由飞翔，这个愿望只能一再落空。
不是信誓旦旦要在多少年内让多少间大学跻身世界一流吗？离开从小学到大学，从招生到教材、教法乃至教学内容、学术研究自由竞争，恐怕难以逃脱南辕北辙的宿命。当年实行统一招生制度曾有力回击了利用权势走后门的歪风。到了市场经济时代，为打破一考定终身的荒唐，为什么不能在接受舆论严格监督的前提下，实行不少国家行之有效的考、招分离，学校自主招生呢？
“美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的比例不到５％,美国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人数却占全球获得该奖人数的７０％以上，其中奥妙何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主任科尔韦尔的回答是：“人们总将提出疑问，并朝着新领域迈出下一步。可是，许多国家存在一种传统的倾向，不敢打破现状，对长者或上司总是表现得毕恭毕敬。我敢说，美国科学家并不特别顺从于一些过时的想法。”“假如其他条件相同，如果你在洛杉矶或什里夫波特上学，你成才的概率就会比你在湖南省上学的概率要大。”面对如此直率的言词，中国人要不要认真反思？特别是某些恐惧自由的官员们应扪心自问：你们把国家命运和民族未来究竟摆在什么位置？
清除教育大改革的障碍
我们的文化教育制度已到了非改不可的阶段。可有关人士仍沾沾自喜，不敢正视那些带根本性的问题。甚至深受其害的学校和个人也讳莫如深，生怕自己哪句话触犯了主管官员，带来难以想像的后果。这种万马齐喑的局面是教育改革的最大障碍。
任何政府机关和政府官员都有接受公民监督的义务，如何对待诤言是考验官员是否合格的重要标志。人间没有全知全能的上帝，任何人的认识都会有缺陷。对待正确、不正确乃至错误的批评不外有三种态度：合格的公仆坦诚地倾听来自公民的声音，即使对不那么全面的意见在作出必要的说明的同时也反求诸己，举一反三，认真改正；猥琐小人文过饰非，依然故我；等而下之的则认为批评有碍自己的仕途，怀恨在心，伺机打击报复。但愿有关人士交出的是一份合格的答卷，从而为教育大改革清除第一道障碍。袁伟时 孙红缨
中国教育有病！病在何方？综合各方意见，可确诊为严重的公平缺乏症和自由恐惧症。
利用公办学校的无形资产办私立（民办）学校，一些政府机关乃至政府官员染指其间，从中分利。
在反复折腾、吃尽苦头后，把平等视为平均的人恐怕非常稀罕了；但中国人有权要求起点尽可能公平。人生的重要起跑线是学校教育。可就在这里不公平现象比比皆是。为什么在全国统考制度下，靠中央财政“重点”投入的大学，全国录取分数线不是一视同仁，而要按省市分配名额并把很大一部分留给北京？几年前山东考生已为此提出宪法诉讼，只落个不了了之的结果，情况至今没有多大变化。农民工子弟的义务教育说要跟当地居民同等待遇，但多数城市依然画饼充饥。
受教育者如此，有志办教育的国人也得不到平等待遇。只要学校不是官办的，各种或明或暗的歧视就接踵而至。有些长期从事民办教育的人士说：“公平是民办学校要求得到的最大优惠。”举例来说吧：“民办学校评等级，标准设置比同级公校更高。广州市某区的一级学校评估公立学校的跑道标准是一百米，民办学校则是两百米。”“广州市有一所外来工学校，开办两年才拿到证书，教育局的理由是‘学校占地面积达不到一万平方米’，不够办学标准。这种标准，其实有三分之一的公立学校也达不到。”至于民办学校不能拿自己的房产去取得抵押贷款，更是司空见惯。面对诸如此类现象，人们当然有权问：这是为什么？
21世纪的中国应该成为文明、自由、民主的现代化的大国。为此，中国人不但应该受到九年乃至十二年的义务教育，还应让大部分年青人受到高等教育。这是由政府包办无法完成的任务。在发达国家，私立学校学生总数占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二左右。即便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私立学校学生数也超过一半以上。按照国际惯例，私立学校尤其是私立高等学校，是教育供给的主要力量。但反差巨大的是，直到今天，我国民办小学仅占全国小学在校生的1.83%，民办普通中学在校生仅占全国普通中学在校生的4.63%，民办高校在校生仅占全国普通高校在校生的2.19%。由于政府投入不足，中国法定的义务教育——小学、初中教育——要收费，义务教育名实不符。解决这些问题的必由之路是开通民间资金进入教育的无障碍通道。
不幸，教育行政当局却反其道而行之，为民间资金注入教育领域设置了重重障碍。由于得不到应有支持，民办学校频频关门，已成为近年来的普遍现象。
问题的症结在利益！近年风起云涌的名校办民校就是一个最好的诠释：利用公办学校的无形资产办私立（民办）学校，某些政府官员乃至政府机关染指其间，从中分利。如果说这类办校方式是利用了法律的灰色地带的话，政府机关、政府官员和公办学校负责人从中分利甚至占有“股权”（非法分利长期化）则无疑是违法行为。
2002年12月通过的《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国家对民办教育实行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依法管理的方针。”公平就是要把这个方针真正兑现。
自由恐惧综合症
不妨从最近的一宗笑话说起。瑞典皇家科学院10月5日宣布，将2004年度物理学奖授予三位美国科学家戴维·格罗斯、戴维·波利策和弗兰克·维尔切克，以肯定他们在夸克粒子理论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消息传来，有的媒体炒作说：“中国人与诺贝尔奖擦身而过”！因为据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所研究员何祚庥称，我国在1965年就率先提出了夸克模型(在我国叫做“层子模型”)这一量子色动力学中的关键理论，而且，当时提出的关于颜色的概念已经很接近最后的结果。“这个成果就算不一定是最原始、最根本的结果，但也已经是次原始的了”。但随之而来的“文革”使所有的科研工作被迫停止，我们痛失了一次“冲刺”诺贝尔奖的机会。“这样一来，最重大的发现已经让人家发现了。”
对何祚庥的此种自夸，有人立即指出：中国科学家不可能在1965年还“率先”提出夸克模型。“当时的中国科学家们和世界上大部分科学家一样，并没有完全接受夸克模型，认为层子模型可以在夸克模型之外成立甚或取代夸克模型。……在尘埃落定的今天，却理所当然地把层子模型直接称为夸克模型，是很不严肃的。”
是不是文革导致“层子模型”研究工作停顿，而使中国人与诺贝尔奖擦身而过呢？物理学泰斗杨振宁有另外一个说法：“那个时候，大家都在研究强子结构，中国提出了层子模型的想法。但后来的发展在另外一个方向上，所以层子模型后来也没有人讲了。”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教授韩荣典更详细解释了当年我们所做的工作：“早在上世纪60年代，我国科学家在进行‘层子模型’的研究。但相比美国这三位科学家，我们的理论比较粗糙。后来当夸克理论被世界广泛提及的时候，层子模型就不怎么提了。”
杨振宁为什么要说夸克模型与层子模型不同，是“在另外一个方向上”呢？话中有话，需了解当时背景才能领会其中奥妙。为此要读一读毛泽东的书。1964年8月24日毛泽东找北大校长周培源、中宣部科学处处长于光远等人谈日本科学家坂田昌一的文章。他说：“坂田说基本粒子不是不可分的，电子是可分的。他这样说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上的。”“宇宙从大的方面看来是无限的。宇宙从小的方面看来也是无限的。不但原子可分，原子核也可分，电子也可以分，而且可以无限地分割下去。”中国科学院闻风而动，专门抽调人力物力研究这个课题，中心是论证物质无限可分即“一分为二”的正确性。于是，以毛泽东的谈话为指导思想的所谓“层子模型”应运而生。
参加这个课题研究的人员中有些是很优秀的科学家，但他们无法抗拒“最高指示”。说到底，它的方向就是论证领袖思想正确；这样产生的成果，又怎么可能不“粗造”呢？有的文章还指出，今年获奖的主要成果之一“夸克在近距离尺度上是自由的概念是Feynman等人在1969年间通过对试验数据的总结上提出的。”这种严肃的科学研究走的当然是和所谓层子模型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方向”。正如诺贝尔奖得主丁肇中今年在广州中山大学一次谈话中所说：“科学研究只有第一，没有第二”，中国人提出的“层子模型”，即使没有文革，也无法逃脱在世界科学发展的洪流冲刷下泡沫化并被人遗忘和抛弃的命运。
在中国，此类政治干扰学术的事例比比皆是。进一步想想，这个个案体现了一个带普遍性的现象：缺乏思想自由。这不但是中国科学研究的致命伤，也是教育工作的致命伤。
想办好一间学校吗？有现代教育常识的人都知道，学术自由是现代教育的生命线。1919年，蔡元培在《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中说：“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专制的国家，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进去了，想稍稍开点风气，请了几个比较的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来比较，用我的理想来批评，还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点儿沾沾自喜的，我还觉得好笑。那知道旧的一方面，看了这点半新的，就算‘洪水猛兽’一样了。又不能用正当的辨论法来辩论，鬼鬼祟祟，想借着强权来干涉。于是教育部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么?”蔡元培85年前的这番宏论，今天仍不免振聋发聩。管得太多，文艺没希望。套用赵丹的这个遗嘱，同样可以说，管得太多，学校没希望，教育没希望。
不是说要恢复创新能力吗？不是朝思暮想，冀图在中国本土冒出诺贝尔学术奖得主吗？如果不提供一个自由的环境，使中国人从儿童时代开始就让自己的思维自由飞翔，这个愿望只能一再落空。
不是信誓旦旦要在多少年内让多少间大学跻身世界一流吗？离开从小学到大学，从招生到教材、教法乃至教学内容、学术研究自由竞争，恐怕难以逃脱南辕北辙的宿命。当年实行统一招生制度曾有力回击了利用权势走后门的歪风。到了市场经济时代，为打破一考定终身的荒唐，为什么不能在接受舆论严格监督的前提下，实行不少国家行之有效的考、招分离，学校自主招生呢？
“美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的比例不到５％,美国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人数却占全球获得该奖人数的７０％以上，其中奥妙何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主任科尔韦尔的回答是：“人们总将提出疑问，并朝着新领域迈出下一步。可是，许多国家存在一种传统的倾向，不敢打破现状，对长者或上司总是表现得毕恭毕敬。我敢说，美国科学家并不特别顺从于一些过时的想法。”“假如其他条件相同，如果你在洛杉矶或什里夫波特上学，你成才的概率就会比你在湖南省上学的概率要大。”面对如此直率的言词，中国人要不要认真反思？特别是某些恐惧自由的官员们应扪心自问：你们把国家命运和民族未来究竟摆在什么位置？
清除教育大改革的障碍
我们的文化教育制度已到了非改不可的阶段。可有关人士仍沾沾自喜，不敢正视那些带根本性的问题。甚至深受其害的学校和个人也讳莫如深，生怕自己哪句话触犯了主管官员，带来难以想像的后果。这种万马齐喑的局面是教育改革的最大障碍。
任何政府机关和政府官员都有接受公民监督的义务，如何对待诤言是考验官员是否合格的重要标志。人间没有全知全能的上帝，任何人的认识都会有缺陷。对待正确、不正确乃至错误的批评不外有三种态度：合格的公仆坦诚地倾听来自公民的声音，即使对不那么全面的意见在作出必要的说明的同时也反求诸己，举一反三，认真改正；猥琐小人文过饰非，依然故我；等而下之的则认为批评有碍自己的仕途，怀恨在心，伺机打击报复。但愿有关人士交出的是一份合格的答卷，从而为教育大改革清除第一道障碍。
全国“扶”北大，北大“扶”北京？
在刚刚闭幕的两会上，高考招生的公平问题炙手可热——代表、委员讨论，媒体抨击，公众关注。教育部长周济也表示，教育部今后在解决教育公平问题上将加大工作力度。之于既成共识的问题，剖析其生成根源，制定缓解、改善、解决的保障性制度和现实性方案，才是根本态度。
令人遗憾的是，北大、清华等九大高校负责人针对全国政协委员李文志“高招指标分配不能地域歧视”的提案，热议高考招生公平，得出的结论是：招生指标确实存在各地不均衡的现象，但短时间内很难改变。（3月13日新华网）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院士表示北大不会放弃按照地域招生。并表示，北大每年录取的京籍学生数基本都是占录取总数的15%左右。因为继续扩招，今年京籍生所占比例估计会在13%。（3月14日新华网）
呜呼！笔者看到的是：讨论过后一成不变，维持原状！
查阅北大校园网，2004年北大计划招生总数为2599人，其中，北京市高达713人，占计划招生总数的27.43%，而且，应用药学等几个医学类专业计290人只面向北京招生，电子信息科学、临床医学专业在北京市投放计划分别为45人和52人，相当于一个省的投放总额。所以，对许校长“每年录取的京籍学生数基本都是占录取总数的15%左右”的说法姑且存疑。由于北大在仅有1100多万人口的北京市大比例投放计划，并在录取中“尽可能多地（在北京市）投放了机动名额，其中理科按121.6%提档，文科按110%提档”（北大招生网）；而在其他省份投放计划多则百人左右，少则10人，导致2004年北大在北京考生中可以百十人中选一个，而在有些省份苛求到3000多人选一名。
“高校指标分配是否公平很难用一个绝对的标准来衡量。”这话笔者相信，但笔者也相信以上数字表明“京籍生所占比例估计会在13%”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导致了“同样的分数，在北京能上北大，在河南、山东只能读普通大学”的直接结果。童大焕先生曾经发问：北大到底是谁的北大？许智宏院士说，北京大学不仅仅是北京的大学，更是全国的国立大学，经费来源都是由国家拨给的。斯言确矣！
作为近代中国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国立大学”，北大是富有的——106年的历史积淀；“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传统精神；经久不朽的大家与大师；“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胆识与豪迈……今日北大之富有，是集全国之力历经百年打造出来的！一方面，作为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的大学之一，中央政府的大额拨款，是属于全国纳税人的。这是经济上举国的扶持。另一方面，在高招上，以去年为例，北大在全国招收了43名状元，其中文科32名，理科11名。湖北省文科前30名悉数被北大收入帐下，青海、湖南、浙江三省文科前10名均被北大录走，在其他省份（除北京市外）录取的考生亦均是名列前茅的精英学子。让人看到了一个欲汇天下英才于未名湖畔的“集富”的北大。正是每年享尽优先优势招录的全国各地的精英才俊以及他们在先天优势下走出校园创造的精英成就，使北大声名经久不衰，敢于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这是现行制度保证下的教育对象上的举国扶持。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北大的历史和现在，是属于中华民族的，是属于全国人民的！但是，这种全国性的“扶而富之”，今日却成了北大“扶持”北京（在北京市大比例投放计划，优先为北京考生就读国家北大提供条件）的资本。出现了一个“全国‘扶’北大，北大‘扶’北京”的单向性链条。难道这就是北大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这就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招生原则？以我的寡陋，还从没见到哪所世界一流大学在招生上存在如此的地域“歧视”和地域倾向！
事实上，招生计划大比例投放在院校所在地，不单单北大一所院校，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中国科大等全国性大学同样如此。而我们在两会新闻中所闻所见是：“招生指标是一个长期比较确定的格局，很难改变”，“统一分数线很难操作”……国立高校依然故我的结果，将使去年高招的严重不公继续上演：北京市宣布70%的考生能够考上大学，而按招生名额与考生的比例，山东省只有27%强，贵州省仅为1.2%强（3月12日《新京报》）
其实，统不统一分数线或许并不重要，乡村、小城市、大城市、大都市在享有教育资源上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用同一条分数线来衡量不同教育资源作用到教育对象上所产生的阶段性效果，显然也是一种不公平的考量。在当下高等教育各地发展不平衡的前提下，保证各地考生的录取率大致平衡才是保证高招公平的根本，最起码应该向高等教育落后地区适当倾斜而不是向院校所在地强度倾斜，以保证那些经济和高等教育水平不发达地区的符合接受高等教育素质要求的考生，能够有机会步入与其素质相符的高等学校。这是举国教育的良知所在，也是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趋势的要求。
集全国之菁华而成的大学，如果走不出招生计划投放比例厚此薄彼的怪圈，就不可能实现这所国立大学的招生公平！也就不可能实现高等教育招生的公平！
在刚刚闭幕的两会上，高考招生的公平问题炙手可热——代表、委员讨论，媒体抨击，公众关注。教育部长周济也表示，教育部今后在解决教育公平问题上将加大工作力度。之于既成共识的问题，剖析其生成根源，制定缓解、改善、解决的保障性制度和现实性方案，才是根本态度。
令人遗憾的是，北大、清华等九大高校负责人针对全国政协委员李文志“高招指标分配不能地域歧视”的提案，热议高考招生公平，得出的结论是：招生指标确实存在各地不均衡的现象，但短时间内很难改变。（3月13日新华网）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院士表示北大不会放弃按照地域招生。并表示，北大每年录取的京籍学生数基本都是占录取总数的15%左右。因为继续扩招，今年京籍生所占比例估计会在13%。（3月14日新华网）
呜呼！笔者看到的是：讨论过后一成不变，维持原状！
查阅北大校园网，2004年北大计划招生总数为2599人，其中，北京市高达713人，占计划招生总数的27.43%，而且，应用药学等几个医学类专业计290人只面向北京招生，电子信息科学、临床医学专业在北京市投放计划分别为45人和52人，相当于一个省的投放总额。所以，对许校长“每年录取的京籍学生数基本都是占录取总数的15%左右”的说法姑且存疑。由于北大在仅有1100多万人口的北京市大比例投放计划，并在录取中“尽可能多地（在北京市）投放了机动名额，其中理科按121.6%提档，文科按110%提档”（北大招生网）；而在其他省份投放计划多则百人左右，少则10人，导致2004年北大在北京考生中可以百十人中选一个，而在有些省份苛求到3000多人选一名。
“高校指标分配是否公平很难用一个绝对的标准来衡量。”这话笔者相信，但笔者也相信以上数字表明“京籍生所占比例估计会在13%”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导致了“同样的分数，在北京能上北大，在河南、山东只能读普通大学”的直接结果。童大焕先生曾经发问：北大到底是谁的北大？许智宏院士说，北京大学不仅仅是北京的大学，更是全国的国立大学，经费来源都是由国家拨给的。斯言确矣！
作为近代中国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国立大学”，北大是富有的——106年的历史积淀；“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传统精神；经久不朽的大家与大师；“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胆识与豪迈……今日北大之富有，是集全国之力历经百年打造出来的！一方面，作为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的大学之一，中央政府的大额拨款，是属于全国纳税人的。这是经济上举国的扶持。另一方面，在高招上，以去年为例，北大在全国招收了43名状元，其中文科32名，理科11名。湖北省文科前30名悉数被北大收入帐下，青海、湖南、浙江三省文科前10名均被北大录走，在其他省份（除北京市外）录取的考生亦均是名列前茅的精英学子。让人看到了一个欲汇天下英才于未名湖畔的“集富”的北大。正是每年享尽优先优势招录的全国各地的精英才俊以及他们在先天优势下走出校园创造的精英成就，使北大声名经久不衰，敢于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这是现行制度保证下的教育对象上的举国扶持。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北大的历史和现在，是属于中华民族的，是属于全国人民的！但是，这种全国性的“扶而富之”，今日却成了北大“扶持”北京（在北京市大比例投放计划，优先为北京考生就读国家北大提供条件）的资本。出现了一个“全国‘扶’北大，北大‘扶’北京”的单向性链条。难道这就是北大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这就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招生原则？以我的寡陋，还从没见到哪所世界一流大学在招生上存在如此的地域“歧视”和地域倾向！
事实上，招生计划大比例投放在院校所在地，不单单北大一所院校，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中国科大等全国性大学同样如此。而我们在两会新闻中所闻所见是：“招生指标是一个长期比较确定的格局，很难改变”，“统一分数线很难操作”……国立高校依然故我的结果，将使去年高招的严重不公继续上演：北京市宣布70%的考生能够考上大学，而按招生名额与考生的比例，山东省只有27%强，贵州省仅为1.2%强（3月12日《新京报》）
其实，统不统一分数线或许并不重要，乡村、小城市、大城市、大都市在享有教育资源上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用同一条分数线来衡量不同教育资源作用到教育对象上所产生的阶段性效果，显然也是一种不公平的考量。在当下高等教育各地发展不平衡的前提下，保证各地考生的录取率大致平衡才是保证高招公平的根本，最起码应该向高等教育落后地区适当倾斜而不是向院校所在地强度倾斜，以保证那些经济和高等教育水平不发达地区的符合接受高等教育素质要求的考生，能够有机会步入与其素质相符的高等学校。这是举国教育的良知所在，也是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趋势的要求。
集全国之菁华而成的大学，如果走不出招生计划投放比例厚此薄彼的怪圈，就不可能实现这所国立大学的招生公平！也就不可能实现高等教育招生的公平！
特权年年依旧，旧文还需再贴
全国人民反对北京在高考升学上的特权，要害有二。一是名牌大学和热门专业的名额分配不公，国家教育部在这两方面都对北京学生大力倾斜。二是违背全国统一高考的初衷，对北京市和其他省搞双重标准。这与中国人民反对西方国家的经济掠夺，反对西方在人权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如出一辙。中国在这些方面反对西方霸权，是正义斗争；那么，中国人反对全国高考的不公平，也是理直气壮。任何为这种现状辩护的人，从国家教育部，北京教育部门到北京本地人，都显得底气不足，避实就虚。为多招北京学生服务的“素质论“只不过是掩耳盗铃，连了解各地教育状况的北京教师也不会真的相信。如同毛泽东的名言，’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只要坚持不懈，胜利属于正义的人民。
不论按总人口，还是考生总数计算，北京占有的名牌大学录取名额，和热门专业的比例，都高得离谱。北京人说清华北大等高校是由北京投资的，故优先招收北京人。。。笑话！你以为非北京的中国人都是傻子，你有教育部撑腰，凭你一句话就能堵住大家的嘴？清华靠庚子赔款发展起来，庚子赔款都是北京市政府出的吗？国民党建都南京后，将中央大学设为中央学府，正式取代北京大学的地位，并一度撤销北京大学(也许北大学生不知道北大曾经亡校)。结果呢，失去中央学府地位的北京大学从此一蹶不振，直到52年才时来运转。 建政后，将北大清华列为重中之重，与外地重点大学的差距越拉越大，造成现在两校师资和招生的绝对优势。这些都说明了什么？说明清华北大从来就离不开全国的支持，而没有中央政府重点支持的高校，发展都比较艰难。清华北大有现在的地位和设施，靠北京市政府投资，行吗？既然清华北大不是北京养的(养不起)，既然清华北大占用了那么多纳税人的贡献，就应该公揽全国英才，小小的北京市哪有理由要占1/6的名额？清华北大建在北京，那又要怎样？中央政府也建在北京，就能要求北京人在中央政治局占1/6名额吗？那样的话中国肯定亡国！
有人说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等，也是教育部高校，招本地学生更多。在北京的部委高校多，却招那么多北京人，其他省的名额那么少，他们还能去哪里？且不说当地政府对这些高校的投资各占多大比例，你也不看看国家对清华北大和其他大学投资的悬殊。既属国家的教育资源，理当在全国范围公平分配，完全做得到的事吧。让江苏人拿南京大学的名额，让湖北人拿武汉大学的名额，让浙江人拿浙江大学的名额，跟清华北大换，江苏湖北浙江肯定都愿意，北京人有理由反对吗？你成绩不如别人，本不该进清华北大，去其他这几所大学会委屈你吗？北京可以自愿放弃外地的名额，佩得上清华北大的外地学生还是愿意去北京的。不是因为外地人喜欢北京，是因为北京的建设花了全国纳税人的钱，全国人都有理由从自己的贡献中得到回报，他们都在乎投在北京的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看不惯自己的那一份被北京人无偿占有。自49年来，北京从国家获得的资金已多得无法计算了，如果这些钱留在各个省建设自己的家园，其他省的状况不会比北京差多少，也不会有多少人在乎北京的。“有贡献无回报“的现状尚未改变，怪不得大家要反对。
北京市的很多部委高校，主要也是由中央投资支持，要不北京哪来那么多’211工程高校’？北京市政府对高等教育投资不少，可大部份投资都给了北京市属高校，如北京工业大学，首都医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甚至北京联合大学。否则北京工业大学这样一所在北京不入流的大学，凭什么进’211’？北京学生都去这几所北京市重点投资的高校，分数再低，全国人民也没多大意见。可北京人的成绩明明比外地学生低上百分，也抢着进中央政府重点投资的高校，享受好的教学条件，谁会答应？
有人拿美国的州立大学来作幌子，说什么州立大学也多招本地学生，中国也该如此。在美国，只有法盲才这么说！凡看过美国大学招生手册的人，应该注意到了，不论公立私立大学，在最末总会出现Equity之类的词汇，强调本校招生时对种族，性别，年龄，残疾，家庭背景各异的学生一视同仁。为什么美国大学都写这段话？怕有歧视的嫌疑，万一惹上大官司，会把家底赔光！如果有人请律师，找统计学专家查出某大学的招生结果与学生的种族和家庭背景有直接的因果联系，招生歧视的证据成立，大学就会因为搞歧视而被迫向受害学生赔偿。美国律师收入高，可不是白拿钱的。
美国州立大学不搞地方歧视，对各地学生有同样的录取标准，为什么本州学生多呢？原因是，州立大学由本州政府资助，钱来自于本州纳税人，所以本州学生如果被录取(这是前提)，可以减免学费。而去外州上大学，由于不给当地纳税，就不会获得这种优惠。想省钱的，在本地读州立大学；愿意多掏钱的，可以去外地上学，仍然与当地学生有同等录取机会。由于这个经杠杆的作用，才使得州立大学的本地学生多，美国大学根本就不会对本地学生降低录取标准！如此，本地居民确实享受经济上的优惠，而各地来的学生在录取时有平等机会。纳税人陶钱养活州政府，可没有权力要求州政府去歧视外地的美国人，因为美国宪法不是摆看的。这样既保证了美国公民人权平等，又实现了谁出钱谁受益的成本效益原则，公平合理。至少在大学招生这方面，不得不佩服美国的民主法制和经济原则。中国早已经实行高学费上大学了，就业也是双向选择了，用经济杠杆来调节本地和非本地学生比例，是行得通的。没必要继续用户口这种原始低效，很不人道的办法了。谁有才能，不管哪里人，就该上最好的大学，借钱也要读；外地学生，如果能低学费上本地最好的大学，不会倾家荡产去北京上学的(除非被更好的大学录取)。
在清华北大和其他部委高校，计算机，电子，自动化，金融，临床医学，等等热门专业，招收北京学生的比例都非常高。而象核物理，核工程，地质，等等冷门专业，却愿意多招外地学生。难道北京培养的“高素质“学生，不适合学习国家非常需要的专业，不适宜在国防部门就业？把这个重任交给“高分低能“的外地学生，中国的国家安全不会受影响吗？如果说这还不是赤裸裸的歧视，那只能说“司马昭之心“了。
现在，每年有3％的北京考生有机会被清华北大录取，将近一半考生能上重点大学。如果考生人数多的省份也有这么高的比例，那将是惊人的录取名额。有什么不合理吗？可我们都在中国，受同样的法律保护，都对国家有贡献，应当机会均等，有相近的比例。如果说不合理，那就是说，相对于于全国的水平，北京占有的比例不合理。不合理为什么能存在，那是因为全国很多省的人民牺牲了自己的利益，才维持了北京的高录取比例。很多省的高等教育不发达，与这种分配不公有关，也就是说北京市民作为事实上的受益者，应该对此承担道义责任，不应该想方设法维持这种不道德的既得利益。
按某些北京人的逻辑，北京搞素质教育，分数低但素质高，多录取是应该的。说北京的学生素质高，也不先看看清华北大的教授都从哪里来的，北京出了几个可称民族脊梁的人物？说那种话的人连因果逻辑都没搞清楚，如果这代表北京素质教育的水平，北 京就比教育相对发达的省差太多了。如果全国每个省都有3％的考生有机会被清华北大录取，有一半考生能上重点大学，那全国各地的中学教师就不必把高考看太重，会马上鼓励自己的学生去学画画，学唱歌，学跳舞，学下棋，学写小说，学吹牛。。。这样，不仅学生能说会道，在社会上混得开，而且照样轻松上大学。任何稍有条件的中学，既能有素质教育的丰硕成果，又能向外界炫耀“不搞应视教育也能全班上清华北大“，师生皆大欢喜！全国实现了素质教育，中国就能很快赶上美国了。这是大好事，可谁出钱养活去这么多大学，总不能让北├伤叭来承担其他省的支出吧，那样太不人道。既然不能给其他省那么多录取机会，既然其他省的学生分数低就考不上大学，就算搞好素质教育，就算比北京学生能说会道，就算比北京学生素质高，会有用吗？反过来，把清华北大在北京的录取名额降到1/30，北京学生还有几个能考上这两校？把北京的重点大学录取名额减一半，北京的中学还有闲心搞素质教育吗？只怕北京学生，老师和家长，哭爹叫娘都来不及吧。有什么好哭的，没见过世面，全国各省不都如此吗？
全国统一高考，统一阅卷，统一录取，都以高考成绩为标准，高分退挡要有正当理由，这么强调全国统一和分数，不就为了全国公平嘛！北京人对内仍然按分录取，分越高的上越好的大学和专业，对外怎么成了分数低的应该先上大学。由此可见，衡量北京学生和非北京学生，实际上采用了双重标准。其他省的学生凭高考成绩上大学，不看是否能说回道。北京的学生应该上大学，因为他们接受素质教育，社会活动能力强，所以高考分数比外地低100分可以不考虑。我看，连西方的人权组织在搞双重标准时，也没这么厚的脸皮。北京市的教育条件，与南京，武汉，长沙、成都，杭州的差距，有中国与美国的差距大吗？说农村学生知识面有限看起来有理，难道这些外地大城市的学生也没摸过电脑，没上过网，没跟外国人说过话吗？这些城市的学生素质(按北京的标准)再高，也要凭高考成绩上大学，凭什么他们上好大学也要比北京学生高五六十分。这些地方有不少学生每天玩都能考600分，凭什么他们不能像北京学生一样轻松上清华北大？
说北京学生聪明，不见得吧。能在国际奥赛上得奖的中学生都很聪明，只会读死书的人做不到，素质一般的人做不到，没人能否认吧，反正清华北大强着要。最近三年，仅湖南学生就获得10金4银，而江苏，上海，福建和湖北的奖牌数也都在6枚以上，北京不少重点中学每年有几十上百的学生“考上“清华北大，却总共只有3枚奖牌，差距不是一般啊。上海很多方面与北京类似，奥赛奖牌仍然比北京多不少，说明什么？如果说奥赛奖牌不代表整体教育水平，多了也不是坏事吧，特长教育是素质教育的一个方面，北京最好的中学也把奥赛获奖当作学校荣誉，怎么不多拿几块？湖南，江苏，福建和湖北四省的考生总数是北京的20倍，而分配给这四省的清华北大招生名额总数仅仅相当于北京一个市，据说是因为北京学生比这些省学生的素质高。由于优先获得的教学资源，很多北京学生从小就接触奥赛，普及程度高于其他省份。可是，这四省奥赛奖牌总数是北京的10倍以上，北京接受最好的教育，“素质最高”的学生却几乎拿不到奖牌！
如果说大学招生不应该只看高考成绩，还要看综合素质，那也要把衡量素质的标准明明白白亮出来啊！录取要公开，是不是原则？这样，不仅北京招生可以看学生的素质，其他省招生也可以看素质啊。全国各地都进步了，中国才能大进步。比谁看的书多，全国的考生都会为上好大学把书店搬回家的。比谁会唱歌跳舞，全国的考生都愿去歌舞厅使劲练的。比谁会吹牛，全国的考生都会从早到晚磨嘴皮子的。比谁见识广，全国的考生都会整天上网闲逛去见识世界各地。比谁的社会活动能力强，全国的考生都会到处去混，专学拉关系走后们的。如果真的不比考试成绩，全国考生都会三呼万岁的！不管比什么，只要敢在全国公开标准，全国的考生都不怕比不过北京的。这么容易的试卷，北京学生都只考四五百分，还有什么要怕的，还有什么理由不自信？只要外地学生还有升学压力带来的拼劲，北京学生无论如何是比不过的，不管考什么试卷，不管比哪种素质，只要是高考录取的标准，只要是全国统一的标准！
这个问题，只要还没有妥善解决，就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不光要在这里讲，还有向全国各地的人民大力宣传，因为这关系到中国亿万纳税人的权利，亿万家庭子女的未来，还有多少比这影响更广更远的事？中国的法律规定公民有平等机会接受教育，这是中国公民的基本权利。西方说中国人民没有人权，我们的政府却坚持在教育机会上执行歧视性政策，波及全中国，恰好给西方人权组织提供了口实，难道不是吗?
全国人民反对北京在高考升学上的特权，要害有二。一是名牌大学和热门专业的名额分配不公，国家教育部在这两方面都对北京学生大力倾斜。二是违背全国统一高考的初衷，对北京市和其他省搞双重标准。这与中国人民反对西方国家的经济掠夺，反对西方在人权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如出一辙。中国在这些方面反对西方霸权，是正义斗争；那么，中国人反对全国高考的不公平，也是理直气壮。任何为这种现状辩护的人，从国家教育部，北京教育部门到北京本地人，都显得底气不足，避实就虚。为多招北京学生服务的“素质论“只不过是掩耳盗铃，连了解各地教育状况的北京教师也不会真的相信。如同毛泽东的名言，’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只要坚持不懈，胜利属于正义的人民。
不论按总人口，还是考生总数计算，北京占有的名牌大学录取名额，和热门专业的比例，都高得离谱。北京人说清华北大等高校是由北京投资的，故优先招收北京人。。。笑话！你以为非北京的中国人都是傻子，你有教育部撑腰，凭你一句话就能堵住大家的嘴？清华靠庚子赔款发展起来，庚子赔款都是北京市政府出的吗？国民党建都南京后，将中央大学设为中央学府，正式取代北京大学的地位，并一度撤销北京大学(也许北大学生不知道北大曾经亡校)。结果呢，失去中央学府地位的北京大学从此一蹶不振，直到52年才时来运转。 建政后，将北大清华列为重中之重，与外地重点大学的差距越拉越大，造成现在两校师资和招生的绝对优势。这些都说明了什么？说明清华北大从来就离不开全国的支持，而没有中央政府重点支持的高校，发展都比较艰难。清华北大有现在的地位和设施，靠北京市政府投资，行吗？既然清华北大不是北京养的(养不起)，既然清华北大占用了那么多纳税人的贡献，就应该公揽全国英才，小小的北京市哪有理由要占1/6的名额？清华北大建在北京，那又要怎样？中央政府也建在北京，就能要求北京人在中央政治局占1/6名额吗？那样的话中国肯定亡国！
有人说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等，也是教育部高校，招本地学生更多。在北京的部委高校多，却招那么多北京人，其他省的名额那么少，他们还能去哪里？且不说当地政府对这些高校的投资各占多大比例，你也不看看国家对清华北大和其他大学投资的悬殊。既属国家的教育资源，理当在全国范围公平分配，完全做得到的事吧。让江苏人拿南京大学的名额，让湖北人拿武汉大学的名额，让浙江人拿浙江大学的名额，跟清华北大换，江苏湖北浙江肯定都愿意，北京人有理由反对吗？你成绩不如别人，本不该进清华北大，去其他这几所大学会委屈你吗？北京可以自愿放弃外地的名额，佩得上清华北大的外地学生还是愿意去北京的。不是因为外地人喜欢北京，是因为北京的建设花了全国纳税人的钱，全国人都有理由从自己的贡献中得到回报，他们都在乎投在北京的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看不惯自己的那一份被北京人无偿占有。自49年来，北京从国家获得的资金已多得无法计算了，如果这些钱留在各个省建设自己的家园，其他省的状况不会比北京差多少，也不会有多少人在乎北京的。“有贡献无回报“的现状尚未改变，怪不得大家要反对。
北京市的很多部委高校，主要也是由中央投资支持，要不北京哪来那么多’211工程高校’？北京市政府对高等教育投资不少，可大部份投资都给了北京市属高校，如北京工业大学，首都医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甚至北京联合大学。否则北京工业大学这样一所在北京不入流的大学，凭什么进’211’？北京学生都去这几所北京市重点投资的高校，分数再低，全国人民也没多大意见。可北京人的成绩明明比外地学生低上百分，也抢着进中央政府重点投资的高校，享受好的教学条件，谁会答应？
有人拿美国的州立大学来作幌子，说什么州立大学也多招本地学生，中国也该如此。在美国，只有法盲才这么说！凡看过美国大学招生手册的人，应该注意到了，不论公立私立大学，在最末总会出现Equity之类的词汇，强调本校招生时对种族，性别，年龄，残疾，家庭背景各异的学生一视同仁。为什么美国大学都写这段话？怕有歧视的嫌疑，万一惹上大官司，会把家底赔光！如果有人请律师，找统计学专家查出某大学的招生结果与学生的种族和家庭背景有直接的因果联系，招生歧视的证据成立，大学就会因为搞歧视而被迫向受害学生赔偿。美国律师收入高，可不是白拿钱的。
美国州立大学不搞地方歧视，对各地学生有同样的录取标准，为什么本州学生多呢？原因是，州立大学由本州政府资助，钱来自于本州纳税人，所以本州学生如果被录取(这是前提)，可以减免学费。而去外州上大学，由于不给当地纳税，就不会获得这种优惠。想省钱的，在本地读州立大学；愿意多掏钱的，可以去外地上学，仍然与当地学生有同等录取机会。由于这个经杠杆的作用，才使得州立大学的本地学生多，美国大学根本就不会对本地学生降低录取标准！如此，本地居民确实享受经济上的优惠，而各地来的学生在录取时有平等机会。纳税人陶钱养活州政府，可没有权力要求州政府去歧视外地的美国人，因为美国宪法不是摆看的。这样既保证了美国公民人权平等，又实现了谁出钱谁受益的成本效益原则，公平合理。至少在大学招生这方面，不得不佩服美国的民主法制和经济原则。中国早已经实行高学费上大学了，就业也是双向选择了，用经济杠杆来调节本地和非本地学生比例，是行得通的。没必要继续用户口这种原始低效，很不人道的办法了。谁有才能，不管哪里人，就该上最好的大学，借钱也要读；外地学生，如果能低学费上本地最好的大学，不会倾家荡产去北京上学的(除非被更好的大学录取)。
在清华北大和其他部委高校，计算机，电子，自动化，金融，临床医学，等等热门专业，招收北京学生的比例都非常高。而象核物理，核工程，地质，等等冷门专业，却愿意多招外地学生。难道北京培养的“高素质“学生，不适合学习国家非常需要的专业，不适宜在国防部门就业？把这个重任交给“高分低能“的外地学生，中国的国家安全不会受影响吗？如果说这还不是赤裸裸的歧视，那只能说“司马昭之心“了。
现在，每年有3％的北京考生有机会被清华北大录取，将近一半考生能上重点大学。如果考生人数多的省份也有这么高的比例，那将是惊人的录取名额。有什么不合理吗？可我们都在中国，受同样的法律保护，都对国家有贡献，应当机会均等，有相近的比例。如果说不合理，那就是说，相对于于全国的水平，北京占有的比例不合理。不合理为什么能存在，那是因为全国很多省的人民牺牲了自己的利益，才维持了北京的高录取比例。很多省的高等教育不发达，与这种分配不公有关，也就是说北京市民作为事实上的受益者，应该对此承担道义责任，不应该想方设法维持这种不道德的既得利益。
按某些北京人的逻辑，北京搞素质教育，分数低但素质高，多录取是应该的。说北京的学生素质高，也不先看看清华北大的教授都从哪里来的，北京出了几个可称民族脊梁的人物？说那种话的人连因果逻辑都没搞清楚，如果这代表北京素质教育的水平，北 京就比教育相对发达的省差太多了。如果全国每个省都有3％的考生有机会被清华北大录取，有一半考生能上重点大学，那全国各地的中学教师就不必把高考看太重，会马上鼓励自己的学生去学画画，学唱歌，学跳舞，学下棋，学写小说，学吹牛。。。这样，不仅学生能说会道，在社会上混得开，而且照样轻松上大学。任何稍有条件的中学，既能有素质教育的丰硕成果，又能向外界炫耀“不搞应视教育也能全班上清华北大“，师生皆大欢喜！全国实现了素质教育，中国就能很快赶上美国了。这是大好事，可谁出钱养活去这么多大学，总不能让北├伤叭来承担其他省的支出吧，那样太不人道。既然不能给其他省那么多录取机会，既然其他省的学生分数低就考不上大学，就算搞好素质教育，就算比北京学生能说会道，就算比北京学生素质高，会有用吗？反过来，把清华北大在北京的录取名额降到1/30，北京学生还有几个能考上这两校？把北京的重点大学录取名额减一半，北京的中学还有闲心搞素质教育吗？只怕北京学生，老师和家长，哭爹叫娘都来不及吧。有什么好哭的，没见过世面，全国各省不都如此吗？
全国统一高考，统一阅卷，统一录取，都以高考成绩为标准，高分退挡要有正当理由，这么强调全国统一和分数，不就为了全国公平嘛！北京人对内仍然按分录取，分越高的上越好的大学和专业，对外怎么成了分数低的应该先上大学。由此可见，衡量北京学生和非北京学生，实际上采用了双重标准。其他省的学生凭高考成绩上大学，不看是否能说回道。北京的学生应该上大学，因为他们接受素质教育，社会活动能力强，所以高考分数比外地低100分可以不考虑。我看，连西方的人权组织在搞双重标准时，也没这么厚的脸皮。北京市的教育条件，与南京，武汉，长沙、成都，杭州的差距，有中国与美国的差距大吗？说农村学生知识面有限看起来有理，难道这些外地大城市的学生也没摸过电脑，没上过网，没跟外国人说过话吗？这些城市的学生素质(按北京的标准)再高，也要凭高考成绩上大学，凭什么他们上好大学也要比北京学生高五六十分。这些地方有不少学生每天玩都能考600分，凭什么他们不能像北京学生一样轻松上清华北大？
说北京学生聪明，不见得吧。能在国际奥赛上得奖的中学生都很聪明，只会读死书的人做不到，素质一般的人做不到，没人能否认吧，反正清华北大强着要。最近三年，仅湖南学生就获得10金4银，而江苏，上海，福建和湖北的奖牌数也都在6枚以上，北京不少重点中学每年有几十上百的学生“考上“清华北大，却总共只有3枚奖牌，差距不是一般啊。上海很多方面与北京类似，奥赛奖牌仍然比北京多不少，说明什么？如果说奥赛奖牌不代表整体教育水平，多了也不是坏事吧，特长教育是素质教育的一个方面，北京最好的中学也把奥赛获奖当作学校荣誉，怎么不多拿几块？湖南，江苏，福建和湖北四省的考生总数是北京的20倍，而分配给这四省的清华北大招生名额总数仅仅相当于北京一个市，据说是因为北京学生比这些省学生的素质高。由于优先获得的教学资源，很多北京学生从小就接触奥赛，普及程度高于其他省份。可是，这四省奥赛奖牌总数是北京的10倍以上，北京接受最好的教育，“素质最高”的学生却几乎拿不到奖牌！
如果说大学招生不应该只看高考成绩，还要看综合素质，那也要把衡量素质的标准明明白白亮出来啊！录取要公开，是不是原则？这样，不仅北京招生可以看学生的素质，其他省招生也可以看素质啊。全国各地都进步了，中国才能大进步。比谁看的书多，全国的考生都会为上好大学把书店搬回家的。比谁会唱歌跳舞，全国的考生都愿去歌舞厅使劲练的。比谁会吹牛，全国的考生都会从早到晚磨嘴皮子的。比谁见识广，全国的考生都会整天上网闲逛去见识世界各地。比谁的社会活动能力强，全国的考生都会到处去混，专学拉关系走后们的。如果真的不比考试成绩，全国考生都会三呼万岁的！不管比什么，只要敢在全国公开标准，全国的考生都不怕比不过北京的。这么容易的试卷，北京学生都只考四五百分，还有什么要怕的，还有什么理由不自信？只要外地学生还有升学压力带来的拼劲，北京学生无论如何是比不过的，不管考什么试卷，不管比哪种素质，只要是高考录取的标准，只要是全国统一的标准！
这个问题，只要还没有妥善解决，就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不光要在这里讲，还有向全国各地的人民大力宣传，因为这关系到中国亿万纳税人的权利，亿万家庭子女的未来，还有多少比这影响更广更远的事？中国的法律规定公民有平等机会接受教育，这是中国公民的基本权利。西方说中国人民没有人权，我们的政府却坚持在教育机会上执行歧视性政策，波及全中国，恰好给西方人权组织提供了口实，难道不是吗?
有一种力量是如此强大
这种力量可以公然对抗民意，能在众人的唾弃声数年来“巍然屹立”。给人的感觉颇有几份“敌军围困千万重，我独岿然不动”的气魄，但这并不能给人带来一种孤独的悲壮美，相反让人感觉到是死不悔改与令人恶心的顽固――颇有点像东亚的某位国家元首。
同时可以肯定，这种绝对多数的民意决不会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多数人暴政”，因为它只是一种软性的文明行为，要求的只是得到一种普遍意义上的公平，并不会从精神或肉体上对少数人有极残忍的戕害。
既然如此，以各种理由维护现行高考体制的力量为什么如此强大。这并不要他们的命！只是把一种即不公平也不合理的制度送上“断头台”而已。
这股力量也许也觉得分数的不统一的确对一些省份的学子造成了不公。但他们内心肯定是在得意的笑：谁叫你们不生在天子脚下。当然像他们这样的“社会精英”，并把握着话语权力政治权力的即得利益者，也应该保持一种得胜者的“绅士”风度，并找出一些理由来为自己辩护，这并不奇怪，历史上所有顽固的“保守势力”，为了维护其私利都是同一副嘴脸。他们的理由无非是：纳税人对当地做出了贡献，高考应该对当地纳税人给予照顾；因为贫困、教育落后，而不是因为智力异常，导致老少边地区分数线低，所以也应该对老少边地区给予照顾；因为我们实行的素质教育而有些省份却推行应试教育，尽管在分数上无法相提并论但在综合素质方面我们更胜一筹……
所有的这些“理由”其实都可以不屑一顾，因为有更多的“反理由”比些理由更具说服力得多，是的，纳税人的确应该给予照顾，但北大难道是北京人的北大，清华是紫禁城的清华？老少边穷的确需要关爱但北京难道还没跨过“温饱线”？不必对这些理由一一辩驳。因为道理大家都明白，少数人的公平就是不公平。可为什么，制造这种不公平的力量为什么强大到如此不可撼动？
在这里用一句俗语也许可以作出解释：到了北京，才知道什么官大。
北京城有多少官啊！其子女谁不想在北京城接受北大清华人大的教育，这种默契的联合是多么的强大。
稍微改动一下茨威格的一句名言：不受限制的权力，是力量之本原。茨威格的原话是：不受限制的思想，是力量的本原。
这种力量可以公然对抗民意，能在众人的唾弃声数年来“巍然屹立”。给人的感觉颇有几份“敌军围困千万重，我独岿然不动”的气魄，但这并不能给人带来一种孤独的悲壮美，相反让人感觉到是死不悔改与令人恶心的顽固――颇有点像东亚的某位国家元首。
同时可以肯定，这种绝对多数的民意决不会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多数人暴政”，因为它只是一种软性的文明行为，要求的只是得到一种普遍意义上的公平，并不会从精神或肉体上对少数人有极残忍的戕害。
既然如此，以各种理由维护现行高考体制的力量为什么如此强大。这并不要他们的命！只是把一种即不公平也不合理的制度送上“断头台”而已。
这股力量也许也觉得分数的不统一的确对一些省份的学子造成了不公。但他们内心肯定是在得意的笑：谁叫你们不生在天子脚下。当然像他们这样的“社会精英”，并把握着话语权力政治权力的即得利益者，也应该保持一种得胜者的“绅士”风度，并找出一些理由来为自己辩护，这并不奇怪，历史上所有顽固的“保守势力”，为了维护其私利都是同一副嘴脸。他们的理由无非是：纳税人对当地做出了贡献，高考应该对当地纳税人给予照顾；因为贫困、教育落后，而不是因为智力异常，导致老少边地区分数线低，所以也应该对老少边地区给予照顾；因为我们实行的素质教育而有些省份却推行应试教育，尽管在分数上无法相提并论但在综合素质方面我们更胜一筹……
所有的这些“理由”其实都可以不屑一顾，因为有更多的“反理由”比些理由更具说服力得多，是的，纳税人的确应该给予照顾，但北大难道是北京人的北大，清华是紫禁城的清华？老少边穷的确需要关爱但北京难道还没跨过“温饱线”？不必对这些理由一一辩驳。因为道理大家都明白，少数人的公平就是不公平。可为什么，制造这种不公平的力量为什么强大到如此不可撼动？
在这里用一句俗语也许可以作出解释：到了北京，才知道什么官大。
北京城有多少官啊！其子女谁不想在北京城接受北大清华人大的教育，这种默契的联合是多么的强大。
稍微改动一下茨威格的一句名言：不受限制的权力，是力量之本原。茨威格的原话是：不受限制的思想，是力量的本原。
有一种制度是如此无耻
有这样一种制度：它一脸庄严的说考试面前人人平等，表情肃穆的号称分数决定一切，并很原则性似的在六月上旬的三天时间里（原来这个月份被人们称为“黑色七月”）给千万考生一份同样的试卷，并动用全国之力尽量保证改卷的程序公正，所以的这些表演都让人觉得这项系统工程近乎神圣。在最后录取的时候它开始原形毕露：你是金人，你是南人，你是北方南人。所以你只配分得多少名额。它只差一点像痞子一样满眼坏笑：我是说过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可你并不知道名额面前并非人人平均。
这就是我们所制定的现行高考制度，对“宪法赋予公民平等的受教育权利”之公然挑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九条第三十六条立法肆意凌辱。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三十六条：受教育者在入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依法享有平等权利。
这是谁制定的制度，它的缺陷是如此明显：不是保证招生录取的机会均等，以能力为本位，人人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而是设置多个录取标准。多年来，那么多专家的建议，难道就真找不出一种比现行体制的更为完善的制度出来。即使找不出更完善的，我们也只要最公平的。
教育政策专家劳凯声教授说，不同地区不同分数线，是一种典型的计划体制的做法，越来越受质疑。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已经打破了教育领域原有的社会关系和利益格局，人们在要求享有一种更高水平、更公平的教育，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更公平、更均衡的利益分配格局。在最大限度地追求教育机会分配的社会公平上，政府责无旁贷。
说白了，这种制度仍然是那些握有话语权力与行政权力的人士泡制出来的。他们在某些场面当然需要冠冕堂皇一副忧国忧民铁面无私相，但真正在涉及到个人与家庭利益时，什么“宪法尊严”“法律准则”“公平公正”都可以抛至一边。儿子能不能上清华才是至关重要的，也许三十年之后就能“领袖”这个泱泱大国，即使不能，但像他们一样能够存在于“上流社会”，对他们来说，这才是最为重要的事件。
有这样一种制度：它一脸庄严的说考试面前人人平等，表情肃穆的号称分数决定一切，并很原则性似的在六月上旬的三天时间里（原来这个月份被人们称为“黑色七月”）给千万考生一份同样的试卷，并动用全国之力尽量保证改卷的程序公正，所以的这些表演都让人觉得这项系统工程近乎神圣。在最后录取的时候它开始原形毕露：你是金人，你是南人，你是北方南人。所以你只配分得多少名额。它只差一点像痞子一样满眼坏笑：我是说过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可你并不知道名额面前并非人人平均。
这就是我们所制定的现行高考制度，对“宪法赋予公民平等的受教育权利”之公然挑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九条第三十六条立法肆意凌辱。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三十六条：受教育者在入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依法享有平等权利。
这是谁制定的制度，它的缺陷是如此明显：不是保证招生录取的机会均等，以能力为本位，人人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而是设置多个录取标准。多年来，那么多专家的建议，难道就真找不出一种比现行体制的更为完善的制度出来。即使找不出更完善的，我们也只要最公平的。
教育政策专家劳凯声教授说，不同地区不同分数线，是一种典型的计划体制的做法，越来越受质疑。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已经打破了教育领域原有的社会关系和利益格局，人们在要求享有一种更高水平、更公平的教育，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更公平、更均衡的利益分配格局。在最大限度地追求教育机会分配的社会公平上，政府责无旁贷。
说白了，这种制度仍然是那些握有话语权力与行政权力的人士泡制出来的。他们在某些场面当然需要冠冕堂皇一副忧国忧民铁面无私相，但真正在涉及到个人与家庭利益时，什么“宪法尊严”“法律准则”“公平公正”都可以抛至一边。儿子能不能上清华才是至关重要的，也许三十年之后就能“领袖”这个泱泱大国，即使不能，但像他们一样能够存在于“上流社会”，对他们来说，这才是最为重要的事件。
这个是中国几千年教育的惯性
再说家长和老师的观念很重要,你纠正得过来吗?
再说家长和老师的观念很重要,你纠正得过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