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进入黄金期 揭开外交神秘面纱

中国外交进入黄金期 揭开外交神秘面纱  
2005年09月05日 1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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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外交学院的会客室里，记者接过了吴建民的名片，上面印着四个职务：外交学院院长、国际展览局主席、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兼新闻发言人、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副会长。毋须多言，这张名片已说明了他有多忙。二十二岁踏入外交界的吴建民，在四十多年的外交生涯中见证了中国外交的风云变幻。他曾给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前领导人做过翻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后的第一批工作人员之一；他曾是世界注目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曾在塞纳-马恩省河畔度过自己将近五年驻法大使的生活。
中国外交进入黄金期
记者：你的外交官生涯见证了几十年的中国外交风云。与历史上的各个时期相比，中国外交目前的发展状况如何﹖
吴建民：我从一九六一年参加工作，二○○三年退下来。中国外交在这些年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七十年代在发展中国家帮助下重返联合国，是一次胜利。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往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在一九八九年陷入最低潮时期。就目前来讲，我觉得中国的外交是搞得很好的，可以说，中国外交进入黄金时期。
为什么说它进入黄金时期﹖因为中国的外交舞台从来没有今天这么大，这个舞台是全世界。在一九七一年时，中国的邦交国大约有六十个国家左右；到一九七九年之后，跟中国建交的国家有一百一十六个国家，现在达到了一百六十多个国家。我们的领导人，国家主席、总理、委员长，我们的外交部长，足迹遍及全世界。
再者，外交对中国的影响从来没有这么大，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重要。中国更需要世界，世界也更加需要中国。而外交能促进世界对中国的了解，了解后就有了合作发展的机遇。从这个角度看，外交是一个重要的资源，外交的巨大作用怎么估计也不会过高。中国经济对外交的依存度也从来没有这么大。中国与国际的经济融合的紧密程度前所未有。外国对华投资热潮从来没有今天这么高涨，这就是国际投资者对中国投了信任票，外交在这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记 者：但一些中国民众仍然觉得对自己国家的外交缺乏了解的渠道。
吴建民：我刚才说到，中国外交有声有色，有很多成功的方面，但问题当然也有。我是二○○三年七月八日离任驻法大使的。按照外交惯例，离任大使会提交一个《离任报告》，一般外交官习惯在报告中总结自己任内两国关系的发展情况，但是我想为中国外交提一下意见。我在报告中写到，蒙在中国外交上的神秘面纱应该及早揭去。
今天，中国的开放度是史无前例的，每年三千多万人出国，外交对中国老百姓生活影响愈来愈大。而且中国经济中涉外的部分量是很大的。老百姓不了解外交，就会丧失很多机会，也会对外交有看法、有误解。外交当然有需要保密的部分，但应当把外交的情况及时地向百姓沟通，这两点并不矛盾。
中日僵局宜理性化解
记 者：你前段时间曾提出中日合作建立“东亚经济共同体”的主张，但在网上也遭到了一些网民的指摘。一些中国民众认为，日本欠了中国的，中国不应该服软。你如何看待这种情绪﹖
吴建民：周恩来总理曾经说过，中日两国是“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胡主席四月份会见小泉时也强调，中日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俱伤”。
民间有人认为日本侵华，日本是理亏的，觉得我国当前外交不够硬，好像只有强硬才是正确的，妥协就是错误的。这种看法简单化了。要讲日本侵华，可以说家家有仇。我是一九三九年三月三十日出生在重庆，日军重庆大轰炸的时候我才一个月零几天，我妈妈抱着我，一个瓦片飞过来，打在她的手臂上，只差一点点就打在我脑袋上，我就没命了。
一九五六年，中国举办日本商品展览会。当时遇到一大难题是要在北京展览馆前挂日本国旗，这让许多中国人在感情上难以接受。于是，周恩来总理亲自做工作，他说，要向群众讲清楚，中日两国人民都是受害者，日本人民是愿意同中国人民友好的，况且现在情况变了，中国和日本都不是过去的中国和日本了，应该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友好。日本方面很受感动，效果很好。
外交要追求双赢睦邻
记 者：这其实也是你刚才讲的，“外交要揭去神秘的面纱，要向老百姓说明情况”。
吴建民：非常对。现在民间出现了盲目反日的情绪，在这种情况下，更需要加强与老百姓的沟通。要揭开外交的神秘面纱，把外交活动中的一些事情、国家的外交政策和外交战略，多跟老百姓沟通。中国现在正进入战略机遇期，中国外交的最大目的就是为这个战略机遇期服务。
处理对日关系要注意三个区分：一是爱国还是误国。爱国不是抽象的，而是与国家的核心利益密切相联的。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是不对的，在当今形势下，中国的核心利益是繁荣和统一。中国目前的发展环境来之不易，有利于繁荣和统一的行动是爱国行动，反之就不能成为爱国行动，甚至是误国的行动。现在出现的一些抵制日货的口号、行为，实际上抵制的日本品牌的商品大都是中国人造的，这不是抵制“国货”吗﹖二是要把日本少数右翼分子的倒行逆施与广大日本人民区分开来，不能见了日本人就反。三是要划清合法和违法的界限，参加未经批准的游行或采取一些过激的行为，不仅违反中国的法律，而且也违反国际法，会损害中国人的形象，表达自己的爱国主义时应该守法、理智。
对待矛盾有两种处理方法，一种是对抗，一种是化解，不是只有对抗才能显示出爱国。邓小平是个有大智慧的人，他在一九八四年就南海问题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新思路，有效化解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在南海诸岛问题上的争端，保持了中国周边地区的和平、稳定。现在国际社会的主题不是战争与革命，而是和平与发展，外交官尤其要学会去化解矛盾。外交要考虑本国的利益，维护本国利益是爱国主义，但考虑对方利益未必就是卖国主义。外交上该斗的要斗，但同时，外交要追求“双赢”、“睦邻”、“安邻”、“富邻”，对话与交流机制是中日两国此刻握在手中化解对立与矛盾的钥匙。(来源：香港大公报，记者 蒋兆勇、马浩)中国外交进入黄金期 揭开外交神秘面纱  
2005年09月05日 1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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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外交学院的会客室里，记者接过了吴建民的名片，上面印着四个职务：外交学院院长、国际展览局主席、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兼新闻发言人、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副会长。毋须多言，这张名片已说明了他有多忙。二十二岁踏入外交界的吴建民，在四十多年的外交生涯中见证了中国外交的风云变幻。他曾给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前领导人做过翻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后的第一批工作人员之一；他曾是世界注目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曾在塞纳-马恩省河畔度过自己将近五年驻法大使的生活。
中国外交进入黄金期
记者：你的外交官生涯见证了几十年的中国外交风云。与历史上的各个时期相比，中国外交目前的发展状况如何﹖
吴建民：我从一九六一年参加工作，二○○三年退下来。中国外交在这些年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七十年代在发展中国家帮助下重返联合国，是一次胜利。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往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在一九八九年陷入最低潮时期。就目前来讲，我觉得中国的外交是搞得很好的，可以说，中国外交进入黄金时期。
为什么说它进入黄金时期﹖因为中国的外交舞台从来没有今天这么大，这个舞台是全世界。在一九七一年时，中国的邦交国大约有六十个国家左右；到一九七九年之后，跟中国建交的国家有一百一十六个国家，现在达到了一百六十多个国家。我们的领导人，国家主席、总理、委员长，我们的外交部长，足迹遍及全世界。
再者，外交对中国的影响从来没有这么大，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重要。中国更需要世界，世界也更加需要中国。而外交能促进世界对中国的了解，了解后就有了合作发展的机遇。从这个角度看，外交是一个重要的资源，外交的巨大作用怎么估计也不会过高。中国经济对外交的依存度也从来没有这么大。中国与国际的经济融合的紧密程度前所未有。外国对华投资热潮从来没有今天这么高涨，这就是国际投资者对中国投了信任票，外交在这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记 者：但一些中国民众仍然觉得对自己国家的外交缺乏了解的渠道。
吴建民：我刚才说到，中国外交有声有色，有很多成功的方面，但问题当然也有。我是二○○三年七月八日离任驻法大使的。按照外交惯例，离任大使会提交一个《离任报告》，一般外交官习惯在报告中总结自己任内两国关系的发展情况，但是我想为中国外交提一下意见。我在报告中写到，蒙在中国外交上的神秘面纱应该及早揭去。
今天，中国的开放度是史无前例的，每年三千多万人出国，外交对中国老百姓生活影响愈来愈大。而且中国经济中涉外的部分量是很大的。老百姓不了解外交，就会丧失很多机会，也会对外交有看法、有误解。外交当然有需要保密的部分，但应当把外交的情况及时地向百姓沟通，这两点并不矛盾。
中日僵局宜理性化解
记 者：你前段时间曾提出中日合作建立“东亚经济共同体”的主张，但在网上也遭到了一些网民的指摘。一些中国民众认为，日本欠了中国的，中国不应该服软。你如何看待这种情绪﹖
吴建民：周恩来总理曾经说过，中日两国是“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胡主席四月份会见小泉时也强调，中日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俱伤”。
民间有人认为日本侵华，日本是理亏的，觉得我国当前外交不够硬，好像只有强硬才是正确的，妥协就是错误的。这种看法简单化了。要讲日本侵华，可以说家家有仇。我是一九三九年三月三十日出生在重庆，日军重庆大轰炸的时候我才一个月零几天，我妈妈抱着我，一个瓦片飞过来，打在她的手臂上，只差一点点就打在我脑袋上，我就没命了。
一九五六年，中国举办日本商品展览会。当时遇到一大难题是要在北京展览馆前挂日本国旗，这让许多中国人在感情上难以接受。于是，周恩来总理亲自做工作，他说，要向群众讲清楚，中日两国人民都是受害者，日本人民是愿意同中国人民友好的，况且现在情况变了，中国和日本都不是过去的中国和日本了，应该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友好。日本方面很受感动，效果很好。
外交要追求双赢睦邻
记 者：这其实也是你刚才讲的，“外交要揭去神秘的面纱，要向老百姓说明情况”。
吴建民：非常对。现在民间出现了盲目反日的情绪，在这种情况下，更需要加强与老百姓的沟通。要揭开外交的神秘面纱，把外交活动中的一些事情、国家的外交政策和外交战略，多跟老百姓沟通。中国现在正进入战略机遇期，中国外交的最大目的就是为这个战略机遇期服务。
处理对日关系要注意三个区分：一是爱国还是误国。爱国不是抽象的，而是与国家的核心利益密切相联的。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是不对的，在当今形势下，中国的核心利益是繁荣和统一。中国目前的发展环境来之不易，有利于繁荣和统一的行动是爱国行动，反之就不能成为爱国行动，甚至是误国的行动。现在出现的一些抵制日货的口号、行为，实际上抵制的日本品牌的商品大都是中国人造的，这不是抵制“国货”吗﹖二是要把日本少数右翼分子的倒行逆施与广大日本人民区分开来，不能见了日本人就反。三是要划清合法和违法的界限，参加未经批准的游行或采取一些过激的行为，不仅违反中国的法律，而且也违反国际法，会损害中国人的形象，表达自己的爱国主义时应该守法、理智。
对待矛盾有两种处理方法，一种是对抗，一种是化解，不是只有对抗才能显示出爱国。邓小平是个有大智慧的人，他在一九八四年就南海问题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新思路，有效化解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在南海诸岛问题上的争端，保持了中国周边地区的和平、稳定。现在国际社会的主题不是战争与革命，而是和平与发展，外交官尤其要学会去化解矛盾。外交要考虑本国的利益，维护本国利益是爱国主义，但考虑对方利益未必就是卖国主义。外交上该斗的要斗，但同时，外交要追求“双赢”、“睦邻”、“安邻”、“富邻”，对话与交流机制是中日两国此刻握在手中化解对立与矛盾的钥匙。(来源：香港大公报，记者 蒋兆勇、马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