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文摘】抗战时期国民党将领军事素质评论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0 19:52:39
作者：吴俊，李大伟
作战胜败固然是以军事力量的优劣为物质基础，但是军队战斗力能否充分发挥，则直接取决于各级军官指挥效能的高低。在整个抗日战场上，虽然己方处于劣势条件，但因指挥员指挥高超而形成局部优势和主动，并进而取得胜利的战例并不鲜见；相反，在兵力及战场态势均占优势的情况下，由于指挥失当而造成作战失败的战例也不少见。可见，各级军官、尤其是高级将领的素质高低对于一支军队战斗力的发挥至关重要。这里所说的素质既包括军事素质、指挥能力等业务素质，也包括恪尽职守、主动精神、铁的纪律等军人品德。本文就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陆军将官的业务素质和军人品德两方面做一简要评述。
业务素质
要对国军将领的业务素质有比较全面的了解，首先要对其所接受的军事教育作一探讨。
根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主管人事的部门）统计，抗战开始时国民党军经过铨叙的正式陆军将官有1247人，未经铨叙的500余人。其中出身地方及行伍者393人，包括总司令2人、军长35人、师长63人；出身保定军校者388人，其中总司令4人、军长25人、师长36人；出身陆军大学者215人，其中军长2人、师长9人；留学国外军校者159人，其中军长1人、师长6人；出身黄埔军校者92人，其中军长7人、师长20人（陆军大学和留学国外军校者大多数是黄埔毕业）。到抗战末期的1944年，黄埔和陆军大学出身的将官大大增加，有一千多人。陆军大学出身的主要担任参谋长和参谋处长的职务；黄埔出身的担任正副集团军司令以上的32人、军长40人、师长132人；保定军校、地方军校和行伍出身的将官较以前减少，但占据了绝大多数战区的正副司令职务，另有军长71人、师长149人；“海龟”人数虽增加到285人，但没有担任军长、师长的，而任集团军正副司令以上的有9人。[ 蛇公子]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抗战期间（特别是初期）的军长以上高级将领多数是保定军校和行伍出身，毕业于黄埔的为数不多，师一级的则主要是黄埔、地方军校和行伍出身。从发展趋势来看，黄埔出身的军官晋升很快，到44年从师长到集团军司令中已占半壁江山。
作为民国初年中国最为完善的正规化军事院校——保定军校创办于1912年，学制为2年，一共办了9期，1923年停办。一个标准的保定军官生，应该是先上陆军小学（15~18岁，高小学历资格报考，学制3年），然后上陆军中学（2年），最后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经过7年的军事养成教育，才能成为一名中尉级的下级军官到部队服役。由于办学水平较高，毕业生具有较高的军事素养，但由于开办时间比较早，所学知识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内容，对于一战后军事技术及战略战术的发展涉及很少。而作为国民党军官摇篮的黄埔军校与保定军校相比，所授内容汲取了一战后国外军事学术和军事技术的新发展，办学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但是抗战时期担任国民党军将官的毕业生大多毕业于前几期，学制近6个月左右，所学内容非常有限。至于其他地方军校如东北讲武堂，一般认为水平不如上述两校。无论上述那所学校，都只是属于养成教育，培养的都是初级军官，在作战指挥方面最多学到团一级。
保定军校
黄埔军校
由于条件限制，大多毕业于正规初级军校的军官之后很少有机会再回到军校进行进一步系统的深造。而担负深造教育的陆军大学也只是以师一级战术为主，对于大兵团作战的指挥作业练习并不多，当然所授内容在当时来说还是给很多军官带来了不少先进的军事思想和技术装备，但在教学上还是存在照搬国外教材、理论脱离实际等问题。陆军大学很多课程是由外国教官（初期主要是日本教官，抗战爆发前主要是德国和少量俄国教官）直接授课。在陆大任教的德国教官都是经历过一战的中高级军官，战术素养高，授课也很敬业。他们担任的战术教学强调集中优势兵力（火炮、坦克、飞机），全力进攻，速战速决，并强调利用制空权、高速进攻的原则。虽然这些军事思想在当时来说都是先进的，还有一些“闪击战”的雏形，但由于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很简陋，所以学员所学知识很多与军队实际情况相差甚远。抗战爆发时国军中装备最好的“德式师”中央军第88、87师，师属炮兵也只有一个山炮营（75mm山炮12门）和一个战防炮连（37mm战防炮4门）。师以下的炮兵则主要师82mm迫击炮（每团12门）和20mm机关炮（每团6门）。至于机械化重炮部队，全国只有炮兵第10团装备德制150mm榴弹炮（全团24门，汽车牵引）。装甲兵部队只有少量德、英和意制的轻型坦克和装甲车，从苏联购入的82辆T-26轻型坦克，也只是少量用于支援步兵作战
炮兵第10团
旧中国连年内战，军官职务升迁很快，但很多人的军事素养并没有相应提高，并不具备指挥所属军、师部队的能力，具体体现在很多军官对部队掌握不住，不会计划、不会图上指挥，不懂现代后勤补给条例等。对于这点，早在1933年蒋介石的德国顾问就曾向蒋提出建议，认为一个军人“不先任下级官长，遍充排、连、营、团长各职多年，断不能于短期内具有高级指挥官经验。无论如何勇敢，亦于事无济”。即便是早期毕业于军校的一些军官，虽然在内战中有很多指挥作战的经验，但由于无论军阀混战还是后来的“剿共”作战，其作战水平本身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甚至低于一战的水平，所以大多数指挥员的战术素养和指挥能力鲜有提高，尤其是缺乏对坦克、飞机等现代化武器装备的了解和对抗的理论和实践。至于行伍出身的将领，虽然不少人作战经验丰富，作战勇敢，但对现代战争的性质和技术的了解非常少。这就使得抗战期间正面战场上国民党军在对抗装备先进、战术灵活的日军时吃了大亏。
“德式师”作者：吴俊，李大伟
作战胜败固然是以军事力量的优劣为物质基础，但是军队战斗力能否充分发挥，则直接取决于各级军官指挥效能的高低。在整个抗日战场上，虽然己方处于劣势条件，但因指挥员指挥高超而形成局部优势和主动，并进而取得胜利的战例并不鲜见；相反，在兵力及战场态势均占优势的情况下，由于指挥失当而造成作战失败的战例也不少见。可见，各级军官、尤其是高级将领的素质高低对于一支军队战斗力的发挥至关重要。这里所说的素质既包括军事素质、指挥能力等业务素质，也包括恪尽职守、主动精神、铁的纪律等军人品德。本文就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陆军将官的业务素质和军人品德两方面做一简要评述。
业务素质
要对国军将领的业务素质有比较全面的了解，首先要对其所接受的军事教育作一探讨。
根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主管人事的部门）统计，抗战开始时国民党军经过铨叙的正式陆军将官有1247人，未经铨叙的500余人。其中出身地方及行伍者393人，包括总司令2人、军长35人、师长63人；出身保定军校者388人，其中总司令4人、军长25人、师长36人；出身陆军大学者215人，其中军长2人、师长9人；留学国外军校者159人，其中军长1人、师长6人；出身黄埔军校者92人，其中军长7人、师长20人（陆军大学和留学国外军校者大多数是黄埔毕业）。到抗战末期的1944年，黄埔和陆军大学出身的将官大大增加，有一千多人。陆军大学出身的主要担任参谋长和参谋处长的职务；黄埔出身的担任正副集团军司令以上的32人、军长40人、师长132人；保定军校、地方军校和行伍出身的将官较以前减少，但占据了绝大多数战区的正副司令职务，另有军长71人、师长149人；“海龟”人数虽增加到285人，但没有担任军长、师长的，而任集团军正副司令以上的有9人。[ 蛇公子]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抗战期间（特别是初期）的军长以上高级将领多数是保定军校和行伍出身，毕业于黄埔的为数不多，师一级的则主要是黄埔、地方军校和行伍出身。从发展趋势来看，黄埔出身的军官晋升很快，到44年从师长到集团军司令中已占半壁江山。
作为民国初年中国最为完善的正规化军事院校——保定军校创办于1912年，学制为2年，一共办了9期，1923年停办。一个标准的保定军官生，应该是先上陆军小学（15~18岁，高小学历资格报考，学制3年），然后上陆军中学（2年），最后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经过7年的军事养成教育，才能成为一名中尉级的下级军官到部队服役。由于办学水平较高，毕业生具有较高的军事素养，但由于开办时间比较早，所学知识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内容，对于一战后军事技术及战略战术的发展涉及很少。而作为国民党军官摇篮的黄埔军校与保定军校相比，所授内容汲取了一战后国外军事学术和军事技术的新发展，办学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但是抗战时期担任国民党军将官的毕业生大多毕业于前几期，学制近6个月左右，所学内容非常有限。至于其他地方军校如东北讲武堂，一般认为水平不如上述两校。无论上述那所学校，都只是属于养成教育，培养的都是初级军官，在作战指挥方面最多学到团一级。
保定军校
黄埔军校
由于条件限制，大多毕业于正规初级军校的军官之后很少有机会再回到军校进行进一步系统的深造。而担负深造教育的陆军大学也只是以师一级战术为主，对于大兵团作战的指挥作业练习并不多，当然所授内容在当时来说还是给很多军官带来了不少先进的军事思想和技术装备，但在教学上还是存在照搬国外教材、理论脱离实际等问题。陆军大学很多课程是由外国教官（初期主要是日本教官，抗战爆发前主要是德国和少量俄国教官）直接授课。在陆大任教的德国教官都是经历过一战的中高级军官，战术素养高，授课也很敬业。他们担任的战术教学强调集中优势兵力（火炮、坦克、飞机），全力进攻，速战速决，并强调利用制空权、高速进攻的原则。虽然这些军事思想在当时来说都是先进的，还有一些“闪击战”的雏形，但由于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很简陋，所以学员所学知识很多与军队实际情况相差甚远。抗战爆发时国军中装备最好的“德式师”中央军第88、87师，师属炮兵也只有一个山炮营（75mm山炮12门）和一个战防炮连（37mm战防炮4门）。师以下的炮兵则主要师82mm迫击炮（每团12门）和20mm机关炮（每团6门）。至于机械化重炮部队，全国只有炮兵第10团装备德制150mm榴弹炮（全团24门，汽车牵引）。装甲兵部队只有少量德、英和意制的轻型坦克和装甲车，从苏联购入的82辆T-26轻型坦克，也只是少量用于支援步兵作战
炮兵第10团
旧中国连年内战，军官职务升迁很快，但很多人的军事素养并没有相应提高，并不具备指挥所属军、师部队的能力，具体体现在很多军官对部队掌握不住，不会计划、不会图上指挥，不懂现代后勤补给条例等。对于这点，早在1933年蒋介石的德国顾问就曾向蒋提出建议，认为一个军人“不先任下级官长，遍充排、连、营、团长各职多年，断不能于短期内具有高级指挥官经验。无论如何勇敢，亦于事无济”。即便是早期毕业于军校的一些军官，虽然在内战中有很多指挥作战的经验，但由于无论军阀混战还是后来的“剿共”作战，其作战水平本身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甚至低于一战的水平，所以大多数指挥员的战术素养和指挥能力鲜有提高，尤其是缺乏对坦克、飞机等现代化武器装备的了解和对抗的理论和实践。至于行伍出身的将领，虽然不少人作战经验丰富，作战勇敢，但对现代战争的性质和技术的了解非常少。这就使得抗战期间正面战场上国民党军在对抗装备先进、战术灵活的日军时吃了大亏。
“德式师”
作战胜败固然是以军事力量的优劣为物质基础，但是军队战斗力能否充分发挥，则直接取决于各级军官指挥效能的高低。在整个抗日战场上，虽然己方处于劣势条件，但因指挥员指挥高超而形成局部优势和主动，并进而取得胜利的战例并不鲜见；相反，在兵力及战场态势均占优势的情况下，由于指挥失当而造成作战失败的战例也不少见。可见，各级军官、尤其是高级将领的素质高低对于一支军队战斗力的发挥至关重要。这里所说的素质既包括军事素质、指挥能力等业务素质，也包括恪尽职守、主动精神、铁的纪律等军人品德。本文就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陆军将官的业务素质和军人品德两方面做一简要评述。
业务素质
要对国军将领的业务素质有比较全面的了解，首先要对其所接受的军事教育作一探讨。
根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主管人事的部门）统计，抗战开始时国民党军经过铨叙的正式陆军将官有1247人，未经铨叙的500余人。其中出身地方及行伍者393人，包括总司令2人、军长35人、师长63人；出身保定军校者388人，其中总司令4人、军长25人、师长36人；出身陆军大学者215人，其中军长2人、师长9人；留学国外军校者159人，其中军长1人、师长6人；出身黄埔军校者92人，其中军长7人、师长20人（陆军大学和留学国外军校者大多数是黄埔毕业）。到抗战末期的1944年，黄埔和陆军大学出身的将官大大增加，有一千多人。陆军大学出身的主要担任参谋长和参谋处长的职务；黄埔出身的担任正副集团军司令以上的32人、军长40人、师长132人；保定军校、地方军校和行伍出身的将官较以前减少，但占据了绝大多数战区的正副司令职务，另有军长71人、师长149人；“海龟”人数虽增加到285人，但没有担任军长、师长的，而任集团军正副司令以上的有9人。[ 蛇公子]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抗战期间（特别是初期）的军长以上高级将领多数是保定军校和行伍出身，毕业于黄埔的为数不多，师一级的则主要是黄埔、地方军校和行伍出身。从发展趋势来看，黄埔出身的军官晋升很快，到44年从师长到集团军司令中已占半壁江山。
作为民国初年中国最为完善的正规化军事院校——保定军校创办于1912年，学制为2年，一共办了9期，1923年停办。一个标准的保定军官生，应该是先上陆军小学（15~18岁，高小学历资格报考，学制3年），然后上陆军中学（2年），最后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经过7年的军事养成教育，才能成为一名中尉级的下级军官到部队服役。由于办学水平较高，毕业生具有较高的军事素养，但由于开办时间比较早，所学知识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内容，对于一战后军事技术及战略战术的发展涉及很少。而作为国民党军官摇篮的黄埔军校与保定军校相比，所授内容汲取了一战后国外军事学术和军事技术的新发展，办学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但是抗战时期担任国民党军将官的毕业生大多毕业于前几期，学制近6个月左右，所学内容非常有限。至于其他地方军校如东北讲武堂，一般认为水平不如上述两校。无论上述那所学校，都只是属于养成教育，培养的都是初级军官，在作战指挥方面最多学到团一级。
保定军校
黄埔军校
由于条件限制，大多毕业于正规初级军校的军官之后很少有机会再回到军校进行进一步系统的深造。而担负深造教育的陆军大学也只是以师一级战术为主，对于大兵团作战的指挥作业练习并不多，当然所授内容在当时来说还是给很多军官带来了不少先进的军事思想和技术装备，但在教学上还是存在照搬国外教材、理论脱离实际等问题。陆军大学很多课程是由外国教官（初期主要是日本教官，抗战爆发前主要是德国和少量俄国教官）直接授课。在陆大任教的德国教官都是经历过一战的中高级军官，战术素养高，授课也很敬业。他们担任的战术教学强调集中优势兵力（火炮、坦克、飞机），全力进攻，速战速决，并强调利用制空权、高速进攻的原则。虽然这些军事思想在当时来说都是先进的，还有一些“闪击战”的雏形，但由于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很简陋，所以学员所学知识很多与军队实际情况相差甚远。抗战爆发时国军中装备最好的“德式师”中央军第88、87师，师属炮兵也只有一个山炮营（75mm山炮12门）和一个战防炮连（37mm战防炮4门）。师以下的炮兵则主要师82mm迫击炮（每团12门）和20mm机关炮（每团6门）。至于机械化重炮部队，全国只有炮兵第10团装备德制150mm榴弹炮（全团24门，汽车牵引）。装甲兵部队只有少量德、英和意制的轻型坦克和装甲车，从苏联购入的82辆T-26轻型坦克，也只是少量用于支援步兵作战
炮兵第10团
旧中国连年内战，军官职务升迁很快，但很多人的军事素养并没有相应提高，并不具备指挥所属军、师部队的能力，具体体现在很多军官对部队掌握不住，不会计划、不会图上指挥，不懂现代后勤补给条例等。对于这点，早在1933年蒋介石的德国顾问就曾向蒋提出建议，认为一个军人“不先任下级官长，遍充排、连、营、团长各职多年，断不能于短期内具有高级指挥官经验。无论如何勇敢，亦于事无济”。即便是早期毕业于军校的一些军官，虽然在内战中有很多指挥作战的经验，但由于无论军阀混战还是后来的“剿共”作战，其作战水平本身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甚至低于一战的水平，所以大多数指挥员的战术素养和指挥能力鲜有提高，尤其是缺乏对坦克、飞机等现代化武器装备的了解和对抗的理论和实践。至于行伍出身的将领，虽然不少人作战经验丰富，作战勇敢，但对现代战争的性质和技术的了解非常少。这就使得抗战期间正面战场上国民党军在对抗装备先进、战术灵活的日军时吃了大亏。
“德式师”作者：吴俊，李大伟
作战胜败固然是以军事力量的优劣为物质基础，但是军队战斗力能否充分发挥，则直接取决于各级军官指挥效能的高低。在整个抗日战场上，虽然己方处于劣势条件，但因指挥员指挥高超而形成局部优势和主动，并进而取得胜利的战例并不鲜见；相反，在兵力及战场态势均占优势的情况下，由于指挥失当而造成作战失败的战例也不少见。可见，各级军官、尤其是高级将领的素质高低对于一支军队战斗力的发挥至关重要。这里所说的素质既包括军事素质、指挥能力等业务素质，也包括恪尽职守、主动精神、铁的纪律等军人品德。本文就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陆军将官的业务素质和军人品德两方面做一简要评述。
业务素质
要对国军将领的业务素质有比较全面的了解，首先要对其所接受的军事教育作一探讨。
根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主管人事的部门）统计，抗战开始时国民党军经过铨叙的正式陆军将官有1247人，未经铨叙的500余人。其中出身地方及行伍者393人，包括总司令2人、军长35人、师长63人；出身保定军校者388人，其中总司令4人、军长25人、师长36人；出身陆军大学者215人，其中军长2人、师长9人；留学国外军校者159人，其中军长1人、师长6人；出身黄埔军校者92人，其中军长7人、师长20人（陆军大学和留学国外军校者大多数是黄埔毕业）。到抗战末期的1944年，黄埔和陆军大学出身的将官大大增加，有一千多人。陆军大学出身的主要担任参谋长和参谋处长的职务；黄埔出身的担任正副集团军司令以上的32人、军长40人、师长132人；保定军校、地方军校和行伍出身的将官较以前减少，但占据了绝大多数战区的正副司令职务，另有军长71人、师长149人；“海龟”人数虽增加到285人，但没有担任军长、师长的，而任集团军正副司令以上的有9人。[ 蛇公子]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抗战期间（特别是初期）的军长以上高级将领多数是保定军校和行伍出身，毕业于黄埔的为数不多，师一级的则主要是黄埔、地方军校和行伍出身。从发展趋势来看，黄埔出身的军官晋升很快，到44年从师长到集团军司令中已占半壁江山。
作为民国初年中国最为完善的正规化军事院校——保定军校创办于1912年，学制为2年，一共办了9期，1923年停办。一个标准的保定军官生，应该是先上陆军小学（15~18岁，高小学历资格报考，学制3年），然后上陆军中学（2年），最后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经过7年的军事养成教育，才能成为一名中尉级的下级军官到部队服役。由于办学水平较高，毕业生具有较高的军事素养，但由于开办时间比较早，所学知识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内容，对于一战后军事技术及战略战术的发展涉及很少。而作为国民党军官摇篮的黄埔军校与保定军校相比，所授内容汲取了一战后国外军事学术和军事技术的新发展，办学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但是抗战时期担任国民党军将官的毕业生大多毕业于前几期，学制近6个月左右，所学内容非常有限。至于其他地方军校如东北讲武堂，一般认为水平不如上述两校。无论上述那所学校，都只是属于养成教育，培养的都是初级军官，在作战指挥方面最多学到团一级。
保定军校
黄埔军校
由于条件限制，大多毕业于正规初级军校的军官之后很少有机会再回到军校进行进一步系统的深造。而担负深造教育的陆军大学也只是以师一级战术为主，对于大兵团作战的指挥作业练习并不多，当然所授内容在当时来说还是给很多军官带来了不少先进的军事思想和技术装备，但在教学上还是存在照搬国外教材、理论脱离实际等问题。陆军大学很多课程是由外国教官（初期主要是日本教官，抗战爆发前主要是德国和少量俄国教官）直接授课。在陆大任教的德国教官都是经历过一战的中高级军官，战术素养高，授课也很敬业。他们担任的战术教学强调集中优势兵力（火炮、坦克、飞机），全力进攻，速战速决，并强调利用制空权、高速进攻的原则。虽然这些军事思想在当时来说都是先进的，还有一些“闪击战”的雏形，但由于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很简陋，所以学员所学知识很多与军队实际情况相差甚远。抗战爆发时国军中装备最好的“德式师”中央军第88、87师，师属炮兵也只有一个山炮营（75mm山炮12门）和一个战防炮连（37mm战防炮4门）。师以下的炮兵则主要师82mm迫击炮（每团12门）和20mm机关炮（每团6门）。至于机械化重炮部队，全国只有炮兵第10团装备德制150mm榴弹炮（全团24门，汽车牵引）。装甲兵部队只有少量德、英和意制的轻型坦克和装甲车，从苏联购入的82辆T-26轻型坦克，也只是少量用于支援步兵作战
炮兵第10团
旧中国连年内战，军官职务升迁很快，但很多人的军事素养并没有相应提高，并不具备指挥所属军、师部队的能力，具体体现在很多军官对部队掌握不住，不会计划、不会图上指挥，不懂现代后勤补给条例等。对于这点，早在1933年蒋介石的德国顾问就曾向蒋提出建议，认为一个军人“不先任下级官长，遍充排、连、营、团长各职多年，断不能于短期内具有高级指挥官经验。无论如何勇敢，亦于事无济”。即便是早期毕业于军校的一些军官，虽然在内战中有很多指挥作战的经验，但由于无论军阀混战还是后来的“剿共”作战，其作战水平本身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甚至低于一战的水平，所以大多数指挥员的战术素养和指挥能力鲜有提高，尤其是缺乏对坦克、飞机等现代化武器装备的了解和对抗的理论和实践。至于行伍出身的将领，虽然不少人作战经验丰富，作战勇敢，但对现代战争的性质和技术的了解非常少。这就使得抗战期间正面战场上国民党军在对抗装备先进、战术灵活的日军时吃了大亏。
“德式师”
战场教训
抗战期间在正面战场上的历次会战中，日军在武器装备上占有绝对优势，尤其是炮兵、航空兵火力远远超过中国军队。在坦克掩护下日军的多梯队部署也具有极强的多波次连续冲击能力。这就要求在防御作战中应当将主要兵力、兵器集中在主要防御方向，形成重点，并作纵深配置。同时战区指挥官应掌握强有力的预备队，在敌突破阵地时乘其立足未稳立即封闭突破口，消灭突入阵地的敌人，或者在敌改变主攻方向时，迅速变更部署，组成新的防御方向
忻口会战
1937年忻口会战中，担负正面防务的第2战区由于战区指挥官手中掌握有强大的预备队，在每个阵地被突破后都能组织兵力进行反击，即便在全线撤退前两天还对突破防线的日军进行强有力的反击，歼灭了突入的日军。在日军进攻受挫时，第9军郝梦龄部还乘机发动反攻，使日军遭受了很大损失。在历时20多天的战斗中，中国军队在坚守阵地的同时，大量消耗了日军有生力量，有力的阻止了日军的南进。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在更多的时候国民党军高级将领还是分兵把口，将主要（甚至是全部）兵力、兵器配置于宽广的战线正面第一线上，没有形成真正的重点，以致处处防守，处处薄弱，由于缺少纵深配置，且没有强有力的预备队，只要被日军突破防线中一点，就会立即全线动摇。而一旦有增援部队到达，往往又用来替换下伤亡惨重的部队，逐次投入兵力。这样，战役最高指挥官手中始终没有一支有力的应变部队，以致防御体系一旦被破坏就很难再恢复，只能被迫后退。此外，由于缺乏对现代战争的认识，中国军队虽然在总的部署上是分散配置，但在具体兵力配置和机动时又多采用密集队形，以致伤亡极大。
两军隔苏州河对峙
1937年淞沪会战中，第48军第174师的一个团在敌火力下接防，仍按常规，全团集中站队由团长训话后再进入阵地，结果在集中时遭到日军航空兵火力的袭击，尚未进入阵地就已伤亡过半。再加上中国守军的阵地编成绝大多数是一线阵地，大多数部队又对工事构筑不重视，所以通常在一道阵地上仅仅筑有一道战壕，而没有侧防工事和机枪预备掩体，也没有良好的防空、防炮掩蔽设施和伪装，致使在日军猛烈的炮兵、航空兵火力打击下部队伤亡惨重，而且极易被突破。如淞沪会战中，一个齐装满员的步兵师通常在阵地上防守几天就会伤亡过半。时任国民党第4军第59师师长韩汉英对此作了一番相当中肯的检讨：“……例如淞沪之役，我们战线由闸北到江湾以迄浏河，逶迤数十公里，配置二三十个师在阵地死守，一个师被打完了，跟着补上第二个师，第二个师被打完了，又补上第三个。这样，在士气上虽然可以博得人们的喝彩，得到英雄的威名，然就作战利害而言，尤其在我国军事装备劣势条件之下，那是不行的。因为大凡作战，其阵地的布置必须有重点。但是这样的摆长蛇阵，没有重点，虽然处处防守，而处处力量都感觉薄弱。结果一处被敌人击破，全线就同归于崩溃了……”
松沪战场的防空
抗战期间国军伤亡很大，部队也多次扩充，军官的升迁就更快，到抗战后期军中许多军长师长不过三十四岁。按理说在战争中学习，同样可以提高军事素养和指挥能力，甚至比在院校深造提高更多、更扎实，但由于种种原因，这种将领为数不多，能够独当一面，心有全局的优秀将领则更为稀少。这一点在抗战末期中国远征军滇西反攻作战中表现得很突出。
1942年日军占领怒江西岸地区后，在高黎贡山的崇山峻岭和原始森林中修筑了很多极其坚固的永久性防御工事。中国远征军于1943年重新组建后得到了很多美式装备，部队装备和训练水平都有了提高，而且有美军强大的空中火力支援。但在发起进攻之前，远征军司令部及各攻击兵团指挥官既没有对日军防御工事组织认真周密的侦察，又没有针对敌情对部队组织山地战、丛林战和攻坚战的战斗、战术演练；当作战中被日军防御阵地所阻时，各军长、师长又不善于运用空军、炮兵和步兵装备的火箭筒和火焰喷射器等进行协同作战，只是一味的指挥士兵死拼硬打，虽然最后收复了滇西失地，并打通了中印公路，但付出的代价是极其高昂的。特别是松山一役，日军守备部队仅有1000多人，但由于国民党军战前情报不准确，再加上指挥员不知道采用灵活的战术，面对日军构筑的坚固永久性防御工事束手无策，战斗停滞不前。由于松山未能拿下，使龙陵的第11集团军陷入非常危险的境地，险些使整个反攻作战功亏一篑。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远征军先后投入了3个师，伤亡高达6763人，最后幸亏第8军副军长李弥调整了战术，并采纳了美国顾问对主峰阵地实施爆破的建议，才拿下了阵地。
驻印军的M4A4
抗战后期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魏德迈对国民党军将领的军事素质颇为不满，他说：“在我接触的国军高级军官中，很少是有效率或是受过良好训练的。我并不怀疑他们对于委员长的忠诚，但作为蒋的参谋长，我必须评估他们的作战能力和知识，带兵的资格以及配合全盘作战计划、执行命令的意愿……”魏德迈的看法也许有点偏激，但不可否认国民党军中的确有很多将领缺乏指挥大兵团进行现代作战的军事素质。
作为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对这点也有认识，如1938年11月26日的南岳军事会议上指出：“高级将领不学习，不研究已成的学术”，“以致已有的知识不能用之于实际，而战斗的学问和技能亦不能及时进步”，“全靠部下的牺牲，敌来时只是驱策官兵凭血肉之躯向前一战便了，结果不是事倍功半，就是徒劳无力。这就是徒然牺牲，无补大局，害了部下，害了国家”。1940年3月6日又在参谋长会议上说：“如果我们仍旧只知沿袭成规，一切都只是刻板的依照军官学校和陆军大学所讲的战术战略去做”，“就一定不能收得抗战的成效”，“我们一般高级指挥官的参谋长一定要打破一切旧习，研究出新的革命战术”，“才能获得致胜千里的效果”等等
南京城墙上
抗战期间在正面战场上的历次会战中，日军在武器装备上占有绝对优势，尤其是炮兵、航空兵火力远远超过中国军队。在坦克掩护下日军的多梯队部署也具有极强的多波次连续冲击能力。这就要求在防御作战中应当将主要兵力、兵器集中在主要防御方向，形成重点，并作纵深配置。同时战区指挥官应掌握强有力的预备队，在敌突破阵地时乘其立足未稳立即封闭突破口，消灭突入阵地的敌人，或者在敌改变主攻方向时，迅速变更部署，组成新的防御方向
忻口会战
1937年忻口会战中，担负正面防务的第2战区由于战区指挥官手中掌握有强大的预备队，在每个阵地被突破后都能组织兵力进行反击，即便在全线撤退前两天还对突破防线的日军进行强有力的反击，歼灭了突入的日军。在日军进攻受挫时，第9军郝梦龄部还乘机发动反攻，使日军遭受了很大损失。在历时20多天的战斗中，中国军队在坚守阵地的同时，大量消耗了日军有生力量，有力的阻止了日军的南进。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在更多的时候国民党军高级将领还是分兵把口，将主要（甚至是全部）兵力、兵器配置于宽广的战线正面第一线上，没有形成真正的重点，以致处处防守，处处薄弱，由于缺少纵深配置，且没有强有力的预备队，只要被日军突破防线中一点，就会立即全线动摇。而一旦有增援部队到达，往往又用来替换下伤亡惨重的部队，逐次投入兵力。这样，战役最高指挥官手中始终没有一支有力的应变部队，以致防御体系一旦被破坏就很难再恢复，只能被迫后退。此外，由于缺乏对现代战争的认识，中国军队虽然在总的部署上是分散配置，但在具体兵力配置和机动时又多采用密集队形，以致伤亡极大。
两军隔苏州河对峙
1937年淞沪会战中，第48军第174师的一个团在敌火力下接防，仍按常规，全团集中站队由团长训话后再进入阵地，结果在集中时遭到日军航空兵火力的袭击，尚未进入阵地就已伤亡过半。再加上中国守军的阵地编成绝大多数是一线阵地，大多数部队又对工事构筑不重视，所以通常在一道阵地上仅仅筑有一道战壕，而没有侧防工事和机枪预备掩体，也没有良好的防空、防炮掩蔽设施和伪装，致使在日军猛烈的炮兵、航空兵火力打击下部队伤亡惨重，而且极易被突破。如淞沪会战中，一个齐装满员的步兵师通常在阵地上防守几天就会伤亡过半。时任国民党第4军第59师师长韩汉英对此作了一番相当中肯的检讨：“……例如淞沪之役，我们战线由闸北到江湾以迄浏河，逶迤数十公里，配置二三十个师在阵地死守，一个师被打完了，跟着补上第二个师，第二个师被打完了，又补上第三个。这样，在士气上虽然可以博得人们的喝彩，得到英雄的威名，然就作战利害而言，尤其在我国军事装备劣势条件之下，那是不行的。因为大凡作战，其阵地的布置必须有重点。但是这样的摆长蛇阵，没有重点，虽然处处防守，而处处力量都感觉薄弱。结果一处被敌人击破，全线就同归于崩溃了……”
松沪战场的防空
抗战期间国军伤亡很大，部队也多次扩充，军官的升迁就更快，到抗战后期军中许多军长师长不过三十四岁。按理说在战争中学习，同样可以提高军事素养和指挥能力，甚至比在院校深造提高更多、更扎实，但由于种种原因，这种将领为数不多，能够独当一面，心有全局的优秀将领则更为稀少。这一点在抗战末期中国远征军滇西反攻作战中表现得很突出。
1942年日军占领怒江西岸地区后，在高黎贡山的崇山峻岭和原始森林中修筑了很多极其坚固的永久性防御工事。中国远征军于1943年重新组建后得到了很多美式装备，部队装备和训练水平都有了提高，而且有美军强大的空中火力支援。但在发起进攻之前，远征军司令部及各攻击兵团指挥官既没有对日军防御工事组织认真周密的侦察，又没有针对敌情对部队组织山地战、丛林战和攻坚战的战斗、战术演练；当作战中被日军防御阵地所阻时，各军长、师长又不善于运用空军、炮兵和步兵装备的火箭筒和火焰喷射器等进行协同作战，只是一味的指挥士兵死拼硬打，虽然最后收复了滇西失地，并打通了中印公路，但付出的代价是极其高昂的。特别是松山一役，日军守备部队仅有1000多人，但由于国民党军战前情报不准确，再加上指挥员不知道采用灵活的战术，面对日军构筑的坚固永久性防御工事束手无策，战斗停滞不前。由于松山未能拿下，使龙陵的第11集团军陷入非常危险的境地，险些使整个反攻作战功亏一篑。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远征军先后投入了3个师，伤亡高达6763人，最后幸亏第8军副军长李弥调整了战术，并采纳了美国顾问对主峰阵地实施爆破的建议，才拿下了阵地。
驻印军的M4A4
抗战后期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魏德迈对国民党军将领的军事素质颇为不满，他说：“在我接触的国军高级军官中，很少是有效率或是受过良好训练的。我并不怀疑他们对于委员长的忠诚，但作为蒋的参谋长，我必须评估他们的作战能力和知识，带兵的资格以及配合全盘作战计划、执行命令的意愿……”魏德迈的看法也许有点偏激，但不可否认国民党军中的确有很多将领缺乏指挥大兵团进行现代作战的军事素质。
作为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对这点也有认识，如1938年11月26日的南岳军事会议上指出：“高级将领不学习，不研究已成的学术”，“以致已有的知识不能用之于实际，而战斗的学问和技能亦不能及时进步”，“全靠部下的牺牲，敌来时只是驱策官兵凭血肉之躯向前一战便了，结果不是事倍功半，就是徒劳无力。这就是徒然牺牲，无补大局，害了部下，害了国家”。1940年3月6日又在参谋长会议上说：“如果我们仍旧只知沿袭成规，一切都只是刻板的依照军官学校和陆军大学所讲的战术战略去做”，“就一定不能收得抗战的成效”，“我们一般高级指挥官的参谋长一定要打破一切旧习，研究出新的革命战术”，“才能获得致胜千里的效果”等等
南京城墙上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8-29 19:22:32编辑过]
抗战期间在正面战场上的历次会战中，日军在武器装备上占有绝对优势，尤其是炮兵、航空兵火力远远超过中国军队。在坦克掩护下日军的多梯队部署也具有极强的多波次连续冲击能力。这就要求在防御作战中应当将主要兵力、兵器集中在主要防御方向，形成重点，并作纵深配置。同时战区指挥官应掌握强有力的预备队，在敌突破阵地时乘其立足未稳立即封闭突破口，消灭突入阵地的敌人，或者在敌改变主攻方向时，迅速变更部署，组成新的防御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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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作者的出发点根本错误，以国军当时死板单一的纯防守战略和互相拆台的战斗作风，怎么指挥都是死，顶多就是多顶一会和少顶一会罢了，长沙，衡阳不过是多顶了一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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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作者的出发点根本错误，以国军当时死板单一的纯防守战略和互相拆台的战斗作风，怎么指挥都是死，顶多就是多顶一会和少顶一会罢了，长沙，衡阳不过是多顶了一会而已
戴安澜是在缅甸招伏击受伤，在野人山没有药才死的！
建国以后的宣传是：
共产党绝大部分是英明的、正确的、战无不胜的，只有极个别的失败是由极个别的人在客观因素的影响下造成的。
国民党绝大部分是愚蠢的、错误的、临阵脱逃的，只有极个别的胜利是由极个别的人在共产党的帮助下获得的。
所有的资料和证据都必须围绕着以上两点原则，否则就不能能称之为资料和证据。
[em05]
共产党绝大部分是英明的、正确的、战无不胜的，只有极个别的失败是由极个别的人在客观因素的影响下造成的。
国民党绝大部分是愚蠢的、错误的、临阵脱逃的，只有极个别的胜利是由极个别的人在共产党的帮助下获得的。
所有的资料和证据都必须围绕着以上两点原则，否则就不能能称之为资料和证据。
[em05]
历史是人书写的，不是不可改变的！
[B]以下是引用[I]无声呐喊[/I]在2005-8-30 14:32:00的发言：[/B][BR]建国以后的宣传是：不错
共产党绝大部分是英明的、正确的、战无不胜的，只有极个别的失败是由极个别的人在客观因素的影响下造成的。
国民党绝大部分是愚蠢的、错误的、临阵脱逃的，只有极个别的胜利是由极个别的人在共产党的帮助下获得的。
所有的资料和证据都必须围绕着以上两点原则，否则就不能能称之为资料和证据。
[em05]
抗战的胜利是全民族的胜利~~~~~~~~~~~~
战术上太死板,死拼硬扛,不善于迂回.
可以看出共产党的中高级军官的素质原本不会比国民党的高多少，基本也是这几个学校出来的。那么不妨问问，共产党后来的军队素质是否有较大提高呢？如果有，又是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