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镇反将领平反录 作者:西塞罗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0/02/27 10:47:45
[CENTER][B]前面的话[/B][/CENTER]

[B]一、闲话镇反[/B]

  在谈到建国后的历次运动时,人们多会提到大跃进、文革等。而第一场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往往会被忽视。实际上,这场运动的意义不容小觑,它从模式、走向、力度等方面给以后的历次运动树立了一个典范。首先,是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在建国前主要还仅限于党政军内部或部分地区(如肃反肃托等),现在则扩展到全国所有的角落。其次,与历次改朝换代后大赦天下、休养生息的做法不同,新政权是以阶级斗争为指导思想,采取的是无情打击的做法。这个思路在以后历次运动中均加以沿用。

  镇反运动是在建国初期,社会尚不稳定,且新解放地区爆发大规模土匪叛乱的情况下启动的。1950年3月和7月,中央政府先后两次下达了镇压反革命的指示。但是由于人们的思维还陷于战争时期的宽大政策,力度还不够大。于是1950年10月,中央再次发出镇反指示,即有名的“双十指示”,警告各地纠正“宽大无边”的“右倾”倾向。“双十指示”是一个转折点,镇反运动从此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一批批的“反革命分子”被送上了断头台。由于人越杀越多,后期发出了刹车信号,到1953年11月基本告一段落,但零星的案例仍有延续。[  西塞罗]

  镇反的对象主要包括土匪叛乱分子、地主恶霸分子、会道门首领、特务分子、有血债的历史反革命分子等等,但实际打击的范围远不止于此。实际上,在旧政权内做过一官半职的、在地方上稍有名声的人物多遭牵涉。一般来讲,解放较早的省份由于以前在土改中已经干掉不少,加之比较安定,因此杀的比较少,比如辽宁省公布的数字是处决八千余名。新解放的诸省(如两广、两湖、四川、云贵、河南等省)由于匪患等不安定因素,一般都不少于几万人,一般平均每县都要处决几百人,有的多达上千人(如河南南阳县仅1950年就枪决了1100余人)。

  在一些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天津等,由于中央的特别督促,也杀了不少。比如,1951年天津拟定了全年杀掉1500人的计划,得到老毛称赞,并批转上海、南京等学习天津的做法,“大城市是反革命分子及其领导机关潜藏的最主要的巢穴,必须用很大的力量去对付,必须认真研究,周密布置,大杀几批,才能初步地解决问题。”“天津准备于今年一年内杀一千五百人(已杀一百五十人),四月底以前先杀五百人。完成这个计划,我们就有了主动。我希望上海、南京、青岛、广州、武汉及其他大城市、中等城市,都有一个几个月至今年年底的切实的镇反计划”,“都能大杀几批”。毛泽东1月下旬明确地针对上海的情况提出:“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今年一年内,恐怕需要处决一二千人,才能解决问题。在春季处决三五百人,压低敌焰,伸张民气,是很必要的。”2月12日,毛泽东再度电示华东局和上海的领导人称:“上海是一个六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二万余人仅杀二百余人的情况,我认为一九五一年内至少应当杀掉罪大的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及会门头子三千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应杀掉一千五百人左右。这个数目字是否适当,请你们加以斟酌。”由于毛泽东的三令五申,华东及上海方面的领导人终于放下一切顾虑,按照毛泽东的要求,下决心定出了一个年内在上海分批处决近3000人的计划来了。1951年3月15日,饶漱石把上海市委的这一计划转报给了毛泽东,其电称:上海决心在已经捕了1068人,处死100余人的基础上,再放手捕10000人,杀3000,关4000,管3000。毛泽东对此当即表示欣慰。3月24日,他满意地批示道:上海这次的计划总算“有具体执行的步骤,有时间,有准备杀关管的数目字,比过去大进一步了”。他同时鼓励上海方面称:“如果你们能逮捕万余,杀掉三千,将对各城市的镇反工作发生很大的推动作用。”到1951年底,上海全年基本完成了原定的“杀”“关”“管”的指标,公开枪毙的人犯总算达到了1800名以上,接近了2000之数,公开宣判的人犯已接近10000名。[  西塞罗]

  在镇反过程中,人民的情绪也逐渐达到高潮甚至疯狂。广州社情委员会报告中称,“过去杀的几批45名、51名,及71名,群众还有些反映杀得太多,可是这次大张旗鼓的杀了将近200名,反而很少听见说杀的多了。”每天游街示众、刑场枪毙必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使人不禁联想起法国大革命时期断头台的奇观。

  镇反期间到底杀了多少人?虽然没有正式公布确切数字,但存在的一些说法是值得注意的。如一九五四年四月毛泽东在中央扩大会议上称:“镇压反革命共杀、关、管二百至三百万人。”,这个数字包括关管者,按此比例处决者应小于一百万。一九五七年二月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又称:“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二年杀了七十万,以后三年又杀了不到八万人。” 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四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中称:从1949年初到1952年2月分两个阶段进行的“镇反”中,镇压了反革命份子157万6千1百多人,其中87万3千6百余人被判死刑。前《纽约时报》驻北京采访主任纪思道(Nicholas D. Kristof)和伍洁芳(Sheryl Wudunn)合着的《中国觉醒了》(China Wakes)中说:“据中共前公安部长罗瑞卿提交的报告估算,从1948年到1955年,有400万人被处决”(这个数字应包括土改中打死的人数和镇反前的处决人数,一般我们所讲的镇反不包括土改)。国外的说法从一两百万到一两千万(这个数字显然夸大很多)。[  西塞罗]

  在镇反中处决了的人,是否都是非杀不可的呢?我想起朋友dazui讲述他的家乡(信阳地区一个县)镇反情形,那也许是在许多个乡村里重复的故事。1950年底的一天,县里将500多名在旧政权里做过保甲长以上官职的人的全部抓捕,召开万人群众大会。在会上,挨个被提到台上接受群众判决,如台下有喊打喊杀声响起,则台上的人即被判定有“民愤”,拉到一旁(如果不幸有个仇家和对头,可就惨了),这个过程花了整整两三天时间。最后有300多人被机枪扫射,平了“民愤”。其中一个在日伪期间做过保长的七十多岁老头,病在床上,家里就让他的儿子顶替他跟民兵去开会,结果儿子成为了“民愤”的牺牲品,老头闻讯也一命呜呼。

  不少地方处理这类事情,由于任务重、时间紧,很难对一个人进行详细的调查,因而非常草率。枪毙进入高潮时,到处一片血腥,一些地方乐于将父子、叔侄、兄弟同时枪毙,近乎灭门。石柱县一对父子临刑时,其父慷慨赋诗“父子今朝同赴死,黄泉路上我不孤。” 仅举几例,起义将领罗广文的堂兄、四川大学教授罗广瀛早年留学日本,一生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据说他编写的“蚕桑”教材直到八十年代还在四川大学使用。解放前夕,罗广瀛痛感国民党贪污腐化,以兄长身份冒着危险前往罗广文司令部劝说罗广文率部起义,投向共产党。在镇反中罗广瀛被捕,他的妻子写给政府请求宽大的信,信上说,一家八口全靠罗广瀛养活,望给予宽大处理,给全家人一条生路,但是罗广瀛的性命还是被结果了。广东台山县一位老教育家陈觉生,虽曾任旧政府参议会参议长,在共产党的队伍进城前,恶霸劣绅们纷纷避往香港时,他自持平素并无劣行,便留下协助解放军,被誉为“民主人士”,但在镇反中被残酷打死。上海的铁路老工人程阿鸿,曾任国民党区分部委员,这时被人检举还参加过有国民党背景的“正气社”,且上海解放后不满新政权,发牢骚,被上海市法院据此于1951年4月下旬判处死刑,最后报到负责政法的潘汉年那里,改判徒刑廿年。曾任国民党时期上海市工人福利委员会指导组妇女股股长的吴月明,只因曾为国民党上海工会骨干分子,又不坦白登记,虽无明显劣迹,亦被判处死刑,后经潘汉年批复,改判徒刑十五年。这样例子比比皆是。[  西塞罗]

  一般来讲,经过镇反运动,地方上在旧政权中担任过保甲长到市县长一级的人物大多均落入杀关管的下场,旧政权的社会基础可以说从肉体上也不存在了,更谈不上“复辟”了。这对我党而言,无疑是有很大益处的。但从国家民族的角度上看,一大批社会精英分子、知识分子的消失,其影响则是长久的和深远的.......


[B]二、镇反中被处决而后平反的前国民党将领[/B]

  在国内出版的大型综合民国将领传记不少,比如九千将领、黄埔军校人物、民国军人志、民国人物寻踪等等,各省市地县也有不少人物志、地方志、文史资料等,资料不可谓不多。在这些将领传记中,不知大家可曾注意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五十年代几年初死去的人物数目远远高于其它年份的平均值,其中的原因主要是由于镇反。有些人可以查到是镇反镇压,或受镇反牵连狱死、自杀等。还有更多的人物则是语焉不详,不提死因,非常可疑。在这个时间段,少将以上的将领去世者不下数百人,但在传记中指明被镇压的不过百余人,一小部分指明是“病逝”,更多的人以含混不清的“去世”、“逝世”、“死”、“殁”、“卒”等忽悠过去,有的干脆只注生卒年份。[   西塞罗]

  总而言之,在镇反中被处决的前国民党将领是一个不小的群体。一般对被镇压的前将领,可以略加分类:

  1) 解放战争末期起义投诚后解职返乡者,被俘后释放(一般都经过几个月的解放军军官教育团学习)返乡者,此类人数最多。
  2) 退役返乡已有数年,或闲居,或从商,或从事其他职业(如教师、律师等)。此类人数也不少。
  3) 继续作战,打游击而最终在剿匪战斗中被俘者,以及特务背景者。此部分人数并不算多。
  4) 其他,如因畏惧逃亡外地者,隐姓埋名而被查出者。人数也不多

  在八十年代,由于对台统战的需要,对前两类别的情况基本上全部予以平反,后两类大多未予平反。实际上,后来被定性为“错杀”而予平反的将领人数据说占到被镇压总人数的80%以上,可见其谬差之远矣。相对来讲,这些人还算幸运的,还有平反昭雪的结论,众多无辜被杀的下层人士恐怕就很难得到这样的特殊待遇了。[   西塞罗]

  与其多说点闲话,不如来点干货。下面整理了可以查到的几十名前国民党将领被镇反后又平反的情况,有些还在查,得费点日子了。主要是希望通过这些人的沉浮命运个例,对镇反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见仁见智,在于自己。也欢迎诸位补充,提供相关信息。
[此贴子已经被新侨联委员于2005-8-25 16:14:44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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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一、闲话镇反[/B]

  在谈到建国后的历次运动时,人们多会提到大跃进、文革等。而第一场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往往会被忽视。实际上,这场运动的意义不容小觑,它从模式、走向、力度等方面给以后的历次运动树立了一个典范。首先,是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在建国前主要还仅限于党政军内部或部分地区(如肃反肃托等),现在则扩展到全国所有的角落。其次,与历次改朝换代后大赦天下、休养生息的做法不同,新政权是以阶级斗争为指导思想,采取的是无情打击的做法。这个思路在以后历次运动中均加以沿用。

  镇反运动是在建国初期,社会尚不稳定,且新解放地区爆发大规模土匪叛乱的情况下启动的。1950年3月和7月,中央政府先后两次下达了镇压反革命的指示。但是由于人们的思维还陷于战争时期的宽大政策,力度还不够大。于是1950年10月,中央再次发出镇反指示,即有名的“双十指示”,警告各地纠正“宽大无边”的“右倾”倾向。“双十指示”是一个转折点,镇反运动从此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一批批的“反革命分子”被送上了断头台。由于人越杀越多,后期发出了刹车信号,到1953年11月基本告一段落,但零星的案例仍有延续。[  西塞罗]

  镇反的对象主要包括土匪叛乱分子、地主恶霸分子、会道门首领、特务分子、有血债的历史反革命分子等等,但实际打击的范围远不止于此。实际上,在旧政权内做过一官半职的、在地方上稍有名声的人物多遭牵涉。一般来讲,解放较早的省份由于以前在土改中已经干掉不少,加之比较安定,因此杀的比较少,比如辽宁省公布的数字是处决八千余名。新解放的诸省(如两广、两湖、四川、云贵、河南等省)由于匪患等不安定因素,一般都不少于几万人,一般平均每县都要处决几百人,有的多达上千人(如河南南阳县仅1950年就枪决了1100余人)。

  在一些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天津等,由于中央的特别督促,也杀了不少。比如,1951年天津拟定了全年杀掉1500人的计划,得到老毛称赞,并批转上海、南京等学习天津的做法,“大城市是反革命分子及其领导机关潜藏的最主要的巢穴,必须用很大的力量去对付,必须认真研究,周密布置,大杀几批,才能初步地解决问题。”“天津准备于今年一年内杀一千五百人(已杀一百五十人),四月底以前先杀五百人。完成这个计划,我们就有了主动。我希望上海、南京、青岛、广州、武汉及其他大城市、中等城市,都有一个几个月至今年年底的切实的镇反计划”,“都能大杀几批”。毛泽东1月下旬明确地针对上海的情况提出:“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今年一年内,恐怕需要处决一二千人,才能解决问题。在春季处决三五百人,压低敌焰,伸张民气,是很必要的。”2月12日,毛泽东再度电示华东局和上海的领导人称:“上海是一个六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二万余人仅杀二百余人的情况,我认为一九五一年内至少应当杀掉罪大的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及会门头子三千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应杀掉一千五百人左右。这个数目字是否适当,请你们加以斟酌。”由于毛泽东的三令五申,华东及上海方面的领导人终于放下一切顾虑,按照毛泽东的要求,下决心定出了一个年内在上海分批处决近3000人的计划来了。1951年3月15日,饶漱石把上海市委的这一计划转报给了毛泽东,其电称:上海决心在已经捕了1068人,处死100余人的基础上,再放手捕10000人,杀3000,关4000,管3000。毛泽东对此当即表示欣慰。3月24日,他满意地批示道:上海这次的计划总算“有具体执行的步骤,有时间,有准备杀关管的数目字,比过去大进一步了”。他同时鼓励上海方面称:“如果你们能逮捕万余,杀掉三千,将对各城市的镇反工作发生很大的推动作用。”到1951年底,上海全年基本完成了原定的“杀”“关”“管”的指标,公开枪毙的人犯总算达到了1800名以上,接近了2000之数,公开宣判的人犯已接近10000名。[  西塞罗]

  在镇反过程中,人民的情绪也逐渐达到高潮甚至疯狂。广州社情委员会报告中称,“过去杀的几批45名、51名,及71名,群众还有些反映杀得太多,可是这次大张旗鼓的杀了将近200名,反而很少听见说杀的多了。”每天游街示众、刑场枪毙必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使人不禁联想起法国大革命时期断头台的奇观。

  镇反期间到底杀了多少人?虽然没有正式公布确切数字,但存在的一些说法是值得注意的。如一九五四年四月毛泽东在中央扩大会议上称:“镇压反革命共杀、关、管二百至三百万人。”,这个数字包括关管者,按此比例处决者应小于一百万。一九五七年二月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又称:“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二年杀了七十万,以后三年又杀了不到八万人。” 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四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中称:从1949年初到1952年2月分两个阶段进行的“镇反”中,镇压了反革命份子157万6千1百多人,其中87万3千6百余人被判死刑。前《纽约时报》驻北京采访主任纪思道(Nicholas D. Kristof)和伍洁芳(Sheryl Wudunn)合着的《中国觉醒了》(China Wakes)中说:“据中共前公安部长罗瑞卿提交的报告估算,从1948年到1955年,有400万人被处决”(这个数字应包括土改中打死的人数和镇反前的处决人数,一般我们所讲的镇反不包括土改)。国外的说法从一两百万到一两千万(这个数字显然夸大很多)。[  西塞罗]

  在镇反中处决了的人,是否都是非杀不可的呢?我想起朋友dazui讲述他的家乡(信阳地区一个县)镇反情形,那也许是在许多个乡村里重复的故事。1950年底的一天,县里将500多名在旧政权里做过保甲长以上官职的人的全部抓捕,召开万人群众大会。在会上,挨个被提到台上接受群众判决,如台下有喊打喊杀声响起,则台上的人即被判定有“民愤”,拉到一旁(如果不幸有个仇家和对头,可就惨了),这个过程花了整整两三天时间。最后有300多人被机枪扫射,平了“民愤”。其中一个在日伪期间做过保长的七十多岁老头,病在床上,家里就让他的儿子顶替他跟民兵去开会,结果儿子成为了“民愤”的牺牲品,老头闻讯也一命呜呼。

  不少地方处理这类事情,由于任务重、时间紧,很难对一个人进行详细的调查,因而非常草率。枪毙进入高潮时,到处一片血腥,一些地方乐于将父子、叔侄、兄弟同时枪毙,近乎灭门。石柱县一对父子临刑时,其父慷慨赋诗“父子今朝同赴死,黄泉路上我不孤。” 仅举几例,起义将领罗广文的堂兄、四川大学教授罗广瀛早年留学日本,一生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据说他编写的“蚕桑”教材直到八十年代还在四川大学使用。解放前夕,罗广瀛痛感国民党贪污腐化,以兄长身份冒着危险前往罗广文司令部劝说罗广文率部起义,投向共产党。在镇反中罗广瀛被捕,他的妻子写给政府请求宽大的信,信上说,一家八口全靠罗广瀛养活,望给予宽大处理,给全家人一条生路,但是罗广瀛的性命还是被结果了。广东台山县一位老教育家陈觉生,虽曾任旧政府参议会参议长,在共产党的队伍进城前,恶霸劣绅们纷纷避往香港时,他自持平素并无劣行,便留下协助解放军,被誉为“民主人士”,但在镇反中被残酷打死。上海的铁路老工人程阿鸿,曾任国民党区分部委员,这时被人检举还参加过有国民党背景的“正气社”,且上海解放后不满新政权,发牢骚,被上海市法院据此于1951年4月下旬判处死刑,最后报到负责政法的潘汉年那里,改判徒刑廿年。曾任国民党时期上海市工人福利委员会指导组妇女股股长的吴月明,只因曾为国民党上海工会骨干分子,又不坦白登记,虽无明显劣迹,亦被判处死刑,后经潘汉年批复,改判徒刑十五年。这样例子比比皆是。[  西塞罗]

  一般来讲,经过镇反运动,地方上在旧政权中担任过保甲长到市县长一级的人物大多均落入杀关管的下场,旧政权的社会基础可以说从肉体上也不存在了,更谈不上“复辟”了。这对我党而言,无疑是有很大益处的。但从国家民族的角度上看,一大批社会精英分子、知识分子的消失,其影响则是长久的和深远的.......


[B]二、镇反中被处决而后平反的前国民党将领[/B]

  在国内出版的大型综合民国将领传记不少,比如九千将领、黄埔军校人物、民国军人志、民国人物寻踪等等,各省市地县也有不少人物志、地方志、文史资料等,资料不可谓不多。在这些将领传记中,不知大家可曾注意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五十年代几年初死去的人物数目远远高于其它年份的平均值,其中的原因主要是由于镇反。有些人可以查到是镇反镇压,或受镇反牵连狱死、自杀等。还有更多的人物则是语焉不详,不提死因,非常可疑。在这个时间段,少将以上的将领去世者不下数百人,但在传记中指明被镇压的不过百余人,一小部分指明是“病逝”,更多的人以含混不清的“去世”、“逝世”、“死”、“殁”、“卒”等忽悠过去,有的干脆只注生卒年份。[   西塞罗]

  总而言之,在镇反中被处决的前国民党将领是一个不小的群体。一般对被镇压的前将领,可以略加分类:

  1) 解放战争末期起义投诚后解职返乡者,被俘后释放(一般都经过几个月的解放军军官教育团学习)返乡者,此类人数最多。
  2) 退役返乡已有数年,或闲居,或从商,或从事其他职业(如教师、律师等)。此类人数也不少。
  3) 继续作战,打游击而最终在剿匪战斗中被俘者,以及特务背景者。此部分人数并不算多。
  4) 其他,如因畏惧逃亡外地者,隐姓埋名而被查出者。人数也不多

  在八十年代,由于对台统战的需要,对前两类别的情况基本上全部予以平反,后两类大多未予平反。实际上,后来被定性为“错杀”而予平反的将领人数据说占到被镇压总人数的80%以上,可见其谬差之远矣。相对来讲,这些人还算幸运的,还有平反昭雪的结论,众多无辜被杀的下层人士恐怕就很难得到这样的特殊待遇了。[   西塞罗]

  与其多说点闲话,不如来点干货。下面整理了可以查到的几十名前国民党将领被镇反后又平反的情况,有些还在查,得费点日子了。主要是希望通过这些人的沉浮命运个例,对镇反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见仁见智,在于自己。也欢迎诸位补充,提供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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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不同,观点自然不同,一向如此[em01][em01][em01][em01]
第四号:护法健将宋鹤庚
简历:

    宋鹤庚,字皋南,1883年生,湖南湘乡人。1902年考入湖南陆军学堂,毕业后赴日,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九期步科学习毕,在日本期间加入同盟会。1911年回国后参加辛亥革命,光复后历任湖南都督府第三科科长、铁道守备连长、营长。1913年与1916年先后两次参加讨袁,护国战争胜利后任湘军第一师三团团长。1917年参加护法战争,在湖南与北洋军作战,晋升第一旅旅长。1920年驱逐张敬尧后,任湘军第一师师长,成为谭延闿系湘军的中坚骨干。1921年出任援鄂自治军总指挥兼第一军司令,进军湖北,与北洋军阀王占元、吴佩孚作战。1923年随谭延闿入粤投孙中山,被任命为湖南讨贼军湘军第一军军长兼前敌总指挥、建国军北伐军中央总指挥等职务。1925年孙中山的北伐因南北军阀的夹击而失败,宋鹤庚愤而辞职,脱离军界。
    之后开始往政界发展,1929年被任命为湖南省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1931年发表为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不久辞职回乡,闲居上海、长沙、湘乡,以绘画、学佛、游山玩水自娱。
    1949年临近解放,宋鹤庚拿出自己私藏的枪枝,授意他的侄子组织湘乡县花桥警察队,投奔中共地下武装姜亚勋部。
    1950年镇反开始,时宋鹤庚居住于上海的女儿家,被上海公安机关逮捕,押解回湘乡。1952年1月,湘乡县人民法庭以宋鹤庚“曾充任匪军师长、军长、省建设厅长、上将参议等职,一贯危害人民,反抗革命...”等罪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八十年代,湘乡县人民法院复查,并报请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审批认定:宋鹤庚早年投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曾参与黄兴起义和讨伐陈炯明战役。1927-1930年虽跟随蒋介石,但在解放前夕做过有益于党的工作,应按起义投诚人员政策对待,不究既往,撤销原判。


简评:

    宋鹤庚在一二十年代之交时非常有名,张敬尧、王占元、孙传芳、吴佩孚这些北洋大佬都多少吃过他的苦头,当时有“湘军第一健将”之称誉。在政治上一直紧跟“谭婆婆”,并随谭在孙中山手下干。1927年国共分家时,也早已脱离军界。最后那个判决书非常耐人寻味,把孙中山麾下的与北洋军作战的军队也称为“匪军”,审判人员的政治水平不能不令人叹服。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镇反审判中的随意和草率性。
第五号:起义军长陈春霖
简历:

    陈春霖,别字思棣,1900年出生,四川资阳人。1919年入成都法政学校学习,1921年投入川军作书记员。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政治科,北伐后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军人科干事、总干事,1932年任华北抗日救亡宣传大队长,1934年任第四十军政训处长,1936年改任河南省国民军事训练委员会主任。
    1938年抗战爆发后,河南省国民军事训练委员会改组为河南省军管区,任参谋长兼军训处长。1939年被保送入陆军大学深造,1941年毕业后出任第六战区军务处长兼干训团教育处长,1943年调任远征军军务处长兼干训团教育处长。1944年任第四十四军一四九师师长,率军在湖南作战。抗战胜利后,任军政部人事处处长兼三青团组织处处长,1947年任国防部副官处处长。1948年3月被选为国大代表,6月任任国防部副官局局长兼副官学校校长,9月22日授少将军衔。
    1949年4月被任命为重建的第四十四军中将军长,归属于罗广文第十五兵团序列。12月随同罗广文率部参加在川西起义。起义后陈春霖被送入西南军政大学高研班学习,不久因误传与李文逃跑案有牵连而被捕。在镇反运动中于1951年11月9日被西南军区军法处判处死刑。1983年9月成都军事法院宣布给其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简评:

    陈春霖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军人,在党团政各方面均有插足。据说其为人办事干练,易得上司赏识,比如小蒋就比较欣赏他。值得注意的是对他的审判并非是掌握政策水平较低的地方市县机关,而是西南军区这样的大单位,依据的罪名也不过是个并无确实根据的谣传。
第六号:投诚军长徐经济
简历:

    徐经济,别字子材,1897年出生,陕西临潼人。少时曾入县立雨金高等小学堂、省立三原工业职业学校学习,1923年聘任西安省立第一中学教师,后考入上海吾州体育专科。1924年经于右任介绍,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并加入国民党,毕业后留校学习空军。1925年春被派赴国民二军工作,任排长、连长、副营长,国民二军失败后返回西安省立一中任教。
    1930年年被杨虎城任为省会公安局第三分局局长,1931年任兰州警察厅督察长。1934年投效胡宗南部,任第一师招募处主任、陕西省国民军事训练委员会上校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与何文鼎组织抗日义勇军,任陕西抗日义勇军第一纵队少将副司令。1938年任西安绥靖公署防空司令部副司令兼参谋长。1939年初任陕西省政府委员兼省保安处处长,达七年之久。1941年冬任陕西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并兼任中央军校第七分校高级教官、军委会战干团分团总队长、三青团西安市总干事长等职。1944年任第三十四集团军暂编第五十四师师长。1945年军队整编,免军职回家为民
    1946年当选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1948年任宝鸡守备司今。1949年在汉中任新编第五军军长、陕南行署主任兼陕南游击自卫军总司令。1949年12月30日率新五军在西南向解放军投诚。1950年被送入西北大学学习。
    1951年在镇反中被处决。1983年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给予平反,恢复起义投诚人员名誉。


简历:

    黄埔一期,资格不浅。仕途平平,没有显赫的高位和事迹。解放前夕刚混上一个由地方部队升格为军的军长,就成了降将。但投诚的行动似乎并没在镇反中起什么作用。
第七号:起义将领尹作干
简历:

    尹作干,字子固,1905年生,山东日照人。早年毕业于日照县立中学,1924年入南昌军士教导队学习,毕业后在江西军队与五省联军中历任差遣员、排长、连长、掌旗官、作战参谋。1929年后在第四十七师任连长、团副、营长。1932年加入国民党,历任军团、师党部执行委员,并兼任第十八军军事教导大队第六队队长。1933年和1934年两年的夏天,分别参加庐山训练班和陆军大十三期学习,补黄埔六期学籍。1937年先后任十八军情报科科长和该军六十二团少校团长。1938年,先后任二十一旅上校副旅长和十一师三十一旅少将旅长,同时兼任徽州戒严司令。1941年任第九师参谋长。1944年,任六十五师副师长兼十五军干训班教育长,曾去印度蓝姆伽美国陆军战术学校受训,1945年秋任十八军十一师参谋长,后因战事失利免职。抗战胜利后人陆军总司令部高参,1946年任整编第十五师参谋长,并参加陆军大学将官班学习。1948年任第九师师长,9月授衔陆军少将,10月任第二军副军长兼宜昌警备司令
    1949年8月长沙起义后尹作干逃往香港,11月返回长沙参加陈明仁起义,任兵团高参,入中南军政大学学习。1952年被中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逮捕,并先后押送山东、河南审理。1954年4月8日由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1987年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和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给其平反,恢复起义投诚人员名誉。


简评:

    山东汉子尹作干自随五省联军变为国民革命军后,剿共、抗日、戡乱,无役不与,算是一员勇将。中共地下党曾对他做了长久的争取工作,在其为第二军副军长时多次策反,但尹作干与军长陈克非交情不浅,犹豫而不忍背去,最后只身逃去香港。在香港后,尹作干没了“负义”之疚,算是对朋友有了交代,于是从港只身回湘参加起义,但不幸也埋下了以后被杀的种子。
沈荃,别号德余,1906年生,湖南凤凰人,沈从文胞弟。早年在湘西巡防军第三支队当兵,后曾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教导团排长,第十四军特务团连长。1928年起任第十九师军官讲习所队长、教务长,新三十四师参谋主任,第五团副团长,师工兵营长等职,并至中央军校军官研究班学习。1936年任第一二八师三八二旅七六四团团长。抗战爆发后,先后任第一二八师志愿兵团团长,暂编第五师四团团长,1942年3月任第一二八师补充第二旅副旅长。1943年在美军驻印兰姆伽军校学习毕业后,任军委会驻滇干训团上校战术教官。1945年5月任军训部步兵监部监员。1948年4月任国防部少将监察员。1949年家乡凤凰县和平解放时,任凤凰县临时治安委员会军事组副组长。
    1951年秋在镇反中被处决。1983年平反,恢复起义投诚人员名誉。
第八号:起义将领甘清池

    甘清池,1900年10月出生于广东信宜。少时毕业于广东省第九中学,任廉江县科员。1921年到广州孙中山大本营任辎重营书记,1922年在粤军第二旅机关枪营任书记,1923年任廉江县安铺区区长,曾因反对军的邓本殷而被捕。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次年参加本国回民党。毕业后被委任为黄埔军校教导团第九连排长、连长、第一师参谋等职。1936年参加北伐战争,历任东路军第十路指挥部参谋主任、浙江省防军参谋长、第一师四团团长兼温州戒严司令。1930年,任浙江省平阳县县长,1931年赴南京,参与筹办陆军步兵专门学校。该校成立后,他任教导总队队长兼战争史教官。1935年后历任第九十二师参谋长、第六十师参谋长。
    抗战爆发后,于1938年任第十二集出军总司令部高级参谋,兼任军事总队队长,参加了抗战中的粤北第一、二次会战。1941年任第九十四军参谋长,参加鄂西各次会战。后任第九十九军副军长,参加湘赣诸战役。抗战胜利后,任整编第六十九师副师长。1947年任广东省第七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1949年春任广东省阳江县县长。1949年11月5日率县保安队、自卫队在信宜宣布起义
    1950年,被任命为信宜县电力厂厂长。1951年3月被捕,12月被处决。1982年8月信宜县人民法院宣布对其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第九号:投诚将领叶干武

    叶干武,1901年出生,广东梅县人。梅县紫黄堡高等小学、东山中学毕业。曾任蕉岭城北高等小学校及梅县明德国民学校教员,后往汕头市裕顺安行任副财库。在汕头认识了叶剑英,1924年4月由叶剑英介绍投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在建国粤军第一军任见习排长。1925年任国抿革命军第二军政治部宣传科员,参加了东征和南征。1927年起任第二军第四师排长、副连长、第十八师连长、营附等职。1930年在龙冈战斗中被红军俘获后释放,回家乡梅县任畬江中学校长、省商学校军事教官等职。
    抗战爆发后任军委回训练总监部上校监察官,1945年冬任青年军编练总监部军法处少将副处长。1946年7月退役,任顺德糖厂厂长,并被选为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候补监察委员。1947年应李铁军聘任为甘肃省河西警备总司令部少将高参、监察官。1949年冬兰州战役中向解放军投诚,后自愿返回原乡梅县畬江务农
    1950年秋在镇反中被处决。1980年获平反,恢复起义投诚人员名誉。



第十号:起义将领曾宪成

    曾宪成,原籍四川成都,1911年生于湖北钟祥。1928年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炮科学习,1930年毕业后在国民革命军第九师任排、连长。1931年后回到钟祥,先后任钟祥县大队中队长、保安团营长、团长、钟祥县县长、湖北省参议会参议等职。抗战爆发后于1938年任京、钟、应三县军政指挥官,1939年升任第五战区第三挺进纵队司令,与日伪军与新四军作战。
    抗战胜利后,补为国防部少将附员。1946年任湖北省保安第一旅旅长,1948年任湖北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1949年初任第三兵团暂编第八军副军长。同年12月27日在四川新都率部起义气,后入西南军区军政学校学习。
    1952年自愿回乡定居,同年10月在镇反中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共产国际"五月指示"与"罗易泄密"事件
1927年底,共产国际给中共发来的紧急指示,史称"五月指示",其要点为:
一、开展土地革命,坚决主张动员千百万人起来没收地主土地。“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胜利。没有土地革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就会成为不可靠的将军们的可怜的玩物。”
二、必须从下面吸收更多的新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里去。“这些新的工农领袖的大胆呼声会使老头们坚定起来,或者使他们变成废物。”
三、必须根除对不可靠的将军们的依赖性。动员两万名***员,加上湖南、湖北的5万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组织一支可靠的军队,8-10个师的兵力。
四、组织革命法庭,惩办反动军官。

当时中共内部对这个指示分歧很大。陈独秀担心执行这一指示,会导致联合战线破裂。鲍罗廷也认为,莫斯科太不了解武汉的情形,目前  无法执行。罗易想执行,但他认为,假若汪精卫同意了,就可以执行。最后给国际回电:“命令收到,一旦可行,立即照办。” 事后,罗易见到汪精卫,泄露了“五月指示”内容。汪精卫大吃一惊,分手时,汪精卫问:“是否可以给我一份译文?”罗易犹豫片刻,然后说:“好,我明天送你一份,因为文字上有两处需要改动。”他认为,给汪精卫看可以增加双方的信任,国际几个指示专电没有讲不支持武汉国民政府的话。第二天,汪精卫得到抄本,说了声“谢谢”,打发掉了罗易。汪精卫得到“抄件”,给陈友仁看,陈友仁面如土色,说:“这意味着两党之间的战争。”汪精卫又将电报拿给唐生智及其部下看。7月15日,武汉国民党中央会议通过分共决议,与我党分道扬镳
十一号:北伐抗日将领周址

    周址,字之础,广东开平人,1890年生。黄埔陆军小学毕业后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步科,因成绩优异被选送入北京陆军大学第三期。1925年南下广州投奔革命政府,任党军第一旅三团八营中校营长,以后充任国民革命军东征军第二纵队独立团上校团长。第二次东征中因功先后升任独立第四师副师长、少将师长。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办公厅中将主任。1929年起任南京中央军校及陆军大学军官研究班中将主任。1932年任第一集团军第三军参谋长。1936年1月授陆军少将。
    抗日战争爆发后,于1938年任广东军管区司令部兵役处长。1940年起任第七战区司令部参谋处长,第十二集团军参谋长。1945年任陆军总司令部第十二兵站分监。在此期间,在对日军的多次会战中出力甚大。
    抗战后于1947年7月授陆军中将,同年秋退役。以后离开军界在南京经商。1949年一度出任广东省政府顾问,不久回家乡开平定居。
    1953年3月8日在镇反运动中被判处死刑。1985年1月开平县法院宣告其无罪,属于错杀,给予平反。


第十二号:抗日将领宋士台

    宋士台,字君博,1893年生,广东花县人。保定军校第六期步科毕业。历任广东护国军第二军排、连长,粤军第二师五团营长。1928年任第八路军第二师四团团长。1930年任第一集团军第一军二师六团团长。1936年任第四路军第二师六旅少将旅长。
    抗战爆发后,任第四战区第六十六军一六0师师长,1939年6月授陆军少将。曾参加南京保卫战、南浔战役和昆仑关战役。1942年任第七战区惠阳守备区指挥官,1943年调任第七战区少将高参。1946年退役从商。
    1953年在镇反中被处决。1985年8月撤销原判,予以平反。


第十三号:抗日将领陈应龙

    陈应龙,字美山,1897年出生,海南文昌县人。早年在文昌县立谭深高等小学、广州市中学校毕业毕业后,曾任国民党广州市第一区慰劳会管理员、琼崖留省会馆干事。1924年5月考入黄埔陆军校第一期,11月毕业后奉派在黄埔军校教导团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任排、连、营长,参加两次东征和平定杨刘之乱。1926年又随军北伐,升任第一军第二师中校副团长、上校团长。1928年又随军参加第二次北伐,任第一军第二师第二十六团上校团长。同年7月完成北伐后军队整编,仍在第九师二十六旅任团长。嗣参加中原大战,升任第二十六旅旅长。1933年率部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是年冬至1934年初调福建参加围攻十九路军,继而参加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1934年调任师部参谋长,1936年3月授陆军少将,1937年5月升任第九师副师长
    抗战爆发后参加凇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1938年5月升任第二军副军长兼第九师师长。以后又率部参加桂南会战、鄂西枣宜会战。1941年调任军事委员会第三补训处中将处长。时因与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发生矛盾,被军事法庭以“结党营私、图谋不轨”罪名判刑入狱。出狱后,弃官从商。抗日战争胜利后赴上海,1948年携眷还乡,创办文昌县文西中学,受家乡父老称赞。
    1951年在镇反中被捕处死。八十年代平反,宣告系无罪错杀,并立碑于他创办的文西中学旁边草坪,以志纪念。


第十四号:北伐将领孙天放

    孙天放,1903年生,安徽怀远人。家父业商,经济中等。怀远县立高等学堂肄业,安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1923年由管鹏介绍加入国民党,并推荐报考黄埔军校。同年5月到广州,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第三队学习。毕业后参加第一、二次东征和北伐战争。历任黄埔军校教导一团第三营见习,入伍生队排长、区队长,东征军第二团连长,黄埔军校潮州分校入伍生步兵大队中校队长,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六师七十七团营长、副团长。参加攻克武昌战役、是役团长蒋先云牺牲后,接任第七十七团上校团长。1927年春后辞职返乡。1929年入杭州军官补训班学习,后任国民革命军团、旅长,军事委员会参议。1944年任江苏省政府防空处少将处长,江苏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1947年7月授陆军少将。不久因病辞职返乡定居
    1951年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宣布为错杀,无罪平反。


第十五号:两广老将林伯民

    林伯民,原名秉彝,1886年生,广东梅县人。少时随父移居广西。于广西边防陆军讲武堂毕业后,先后任广西新军马队队官、管带,后任广西陆军小学监督。民国元年任第十二混成旅旅长。1915年至北京任陆军部咨议。1923年曾短期出任粤军洪兆麟部师长,以后赋闲居香港多年。1928年为李宗仁聘请,先后在武汉、南宁出任顾问和参军之职。1931年出任广西第五路军总司令部参军,授衔陆军中将。1941年任第四战区荣誉军人管理处中将处长。1945年抗战胜利后,退役回家乡梅县南口居住。
    告老还乡后曾多次设法掩护过当时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和游击队。1949年7月,国民党军胡琏兵团南逃经梅县时,他也曾设法保护南口乡民的安全,得免败兵之骚扰。
    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1986年6月4日梅县市法院宣布系属错杀,予以平反昭雪。
十六号:起义将领何际元

    何际元,字印三,湖南宁乡人,1908年出生。少时于云山高等小学、宁乡甲种师范学校毕业,后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步兵科。毕业后曾任连长、营长等职。1937年调到武汉禁烟督获处任巡缉队长,从此进入军统系统。不久又调粤汉铁路护路大队长。1941年升任军统局湘鄂赣边区挺进指挥部调查室上校主任。1942年由戴笠保荐为别动军益阳技术训练班少将主任,年底任军委会别动军第四纵队指挥官,深入敌后打击日军。
    1946年任交警第十三总队总队长。1947年交警第十三总队编入陆军第一六九师,任副师长,开赴东北作战,曾参加四平解围战斗。后升任第四十九军七十九师师长。1948年冬调回交警总局,任交警训练班副主任。1949年5月经中共地下党策动,在湖南宁乡率部起义,改称湘中挺进纵队,自任司令员。后所部编入陈明仁第二十一兵团,改任兵团司令部高参。
    1950年9月25日以历史反革命罪行在长沙被枪决。1983年宣布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第十七号:起义将领唐伯寅

    唐伯寅,字剑椿,号剑湘,湖南湘潭人,1897年出生。少时曾当过佃工、学徒。1918年投入湘军当兵,先后升任班长、排长、连长。1922年进入湖南陆军讲武堂第一期学习,毕业后一直在湘军何键部任职。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1928年升任第十九师五十五旅一一0团团长,1935年升任第十九师五十五旅旅长。
    抗战爆发后率部参加凇沪会战,所在的师被评为会战中战绩最优的十个师之一。1938年参加武汉会战,在庐山一线击挫日军。1939年8月因功升任第十九师师长并于11月晋升陆军少将,以后率第十九师先后参加了第一、二次长沙会战、上高会战、浙赣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屡立战功,曾获四等云麾勋章。1944年11月后先后调任江西南丰师管区司令、浙江临黄师管区司令,1946年退役回湘。
    1949年3月受中共地下组织策动,参加了中共华中局社会部领导下的江南地下第四军,任副军长。4月又参加了程潜、唐生智等人在湖南发起的和平自救运动,并积极策反湘军旧部。8月随程潜、陈明仁参加了长沙起义,任第二十一兵团高参。
    1952年2月21日在镇反运动中在湘潭被枪决。1983年3月湘潭县法院宣布予以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第十八号:起义将领刘晴初

    刘晴初,名垂霁,1894年8月生于湖南湘潭。1907年考入湖南陆军小学,1910年递升武昌陆军第三中学,民国成立后转入北京清河陆军第一预备学校。1913年升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三期步科。1916年毕业后先后任湖南督军公署副官、参谋、湘粤桂联军兵站总监部副官等职。1921年后先后调任湘军第一师一团团附、第七团营长、团长。1926年随贺耀祖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二师第一旅旅长,参加鄂、赣诸役。1927年后先后调任武汉军委会参谋处第二局局长、湖南湘西善后委员会参谋长、湖南清乡督办公署参谋长兼湘赣两省剿匪总部参谋长,并于1928年4月加入国民党。1930年任第四路军参谋长。1931年底回乡寓居,进行乡镇建设。
    1936年冬考入南京陆军大学特别班学习,1938年冬毕业后,被征召为第九战区长官部中将高参,曾参与第一次长沙会战。1940年因病回乡休养,筹办实业、学校。1944年10月,日军陷湘潭,刘晴初被日寇软禁于现县城,此年7月被游击队营救。抗战胜利后曾一度被怀疑为汉奸,撤职除役,后得以澄清。
    1949年3月加入中共地下组织的外围工作,以后策动当地游杂武装起义,并将保存之五万分之一湖南军用地图交与解放军第十二兵团。1950年5月在家乡筹办简易手工业工厂。
    1951年镇反运动中以反革命罪在湘潭被处决。1983年7月湘潭地、县法院宣布予以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第十九号:起义将领潘峰名

    潘峰名,别字目屏,1899年生,江西乐安人。1923年加入粤军,1925年春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步科,毕业后参加第一、二次东征和北伐战争。1926年秋赴日本学习军事,先后就学于日本陆军步兵学校及自动车学校。1933年回国后,历任军政部交通兵第二团大队长、中央交通辎重学校主任教官。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一三五旅团长、旅长。1939年改任第一一三师师长,第五十一军副军长、代军长,第五战区前方指挥部副主任。参加徐州会战、鲁南会战诸役。1946年退役。1948年出任江西省保安司令部高参,1949年参加起义。
    1950年在镇反中被处决。1981年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补发起义证书。


第二十号:起义将领方涤瑕

    方涤瑕,别号秀泉,1903年生,江西九江人。黄埔军校第五期步科毕业。历任宪兵营长、团长,中央宪兵司令部警务处长,宪兵司令部参谋长。1948年9月授少将军衔,同年11月毕业于陆军大学将官班乙级第四期。任中央宪兵司令部西南区宪兵司令等职。1949年在成都参加起义。
    1951年镇反时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廿一号:起义将领王育成

    王育成,字鸣琴,1912年生,甘肃伏羌人。1939年毕业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西安第七分校第十四期参谋班,曾任第十七集团军骑兵旅参谋长、宁夏盐池县县长。1944年任第十七集团军第十一军少将参谋长。1947年任第十七集团军少将参谋处长。1949年9月23日在宁夏银川起义。
    1951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廿二号:起义将领项丽源

    项丽源,1912年生湖北监利人。南京中央军校第八期步科毕业,历任军职。1946年任湖北省保安司令部少将参谋处长,1949年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参谋处少将处长等。同年底在成都随部起义。
    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廿三号:起义将领杨健民

    杨健民,1900年生,安徽宿县人。早年于安徽陆军讲武学校肄业,曾任国民革命军排、连、营、团长,并于中央训练团监察官训练班毕业。后任闽南师管区监察官、副司令,第九十六军少将参谋长。1949年11月在四川金堂起义,以后返乡居住。
    1951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廿四号:起义将领周伯英

    周伯英,别字湘雄,1909年生,湖南东安人。1929年7月毕业于中央军校第六期步科。历任国民革命军排、连长,湖南省警训大队中队长,保安第六团营长、团附、团长,补充第十七旅副旅长、旅长。1948年春任国防部少将部员。1949年参加湖南起义,后返乡居住。
    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廿五号:起义将领林芝云

    林芝云,又名盖南,1901年生,湖南湘潭人。祖辈务农,入本县高等小学及省立湘潭中学毕业。1922年加入驻粤湘军,任第一师排长,湘军总司令部副官、差遣、委员等。1924年5月由湘军总司令谭延闿保荐,投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第—队学习。同年底毕业,任驻粤湘军讲武学校教官,该校并人黄埔军校第四期后,任入伍生部第一总队区队长、连长。参加两次东征和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五师连长、营长,湖南省政府警卫团副团长,湖南省保安第二团团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六战区游击挺进纵队副司令。1947年7月授衔陆军少将,任湘鄂赣边清剿区少将司令。1949年8月随陈明仁部起义,后返乡定居。
    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1984年获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第廿六号:起义将领糜藕池

    糜藕池,别字济民,1897年生,贵州毕节人。早年加入黔军,1916年护国战争中随蔡锷入川。1925年1月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二期学习。参加东征与北伐,任黄埔军校第四期步兵一团三营三连排长,第五期入伍生总队连长,第七期学员中队长,第八期步兵第一总队步兵二队中校队长,第九期步兵一团营长,第十期学生大队长。1930年起任中央教导第二师四团团附,第三师第九团副团长。1935年任第八十五师第五0六团上校团长。1937年忻口战役后升任第二五五旅少将旅长。1939年调第一战区战干团任学生总队长。不久任第九十四师中将副师长。其间曾入陆军大学战术训练班受训。1941年至1945年任贵州军管区编练处少将处长兼贵州省保安干部训练班教育长。1946年任首都警察厅西郊警察局简任局长兼首都警察学校学生总队长。1947年11月27日陆军晋任少将。1948年秋返回贵州,任贞丰县县长。1949年任川黔公署独立第一师师长,不久率部起义。
    1951年7月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廿七号:起义将领赵俊图

    赵俊图,1911年生,湖南醴陵人。1929年于中央军校第七期第一总队步科毕业。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安徽省保安第三团营长、团长。后入军委会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第二期,结业后任苏浙皖边区游击挺进军总部少将高参。1946年任国防部第十二军官总队少将大队长、少将高级教官。1947年任国防部少将部员。1949年任湖南醴陵师管区少将副司令,8月率部起义。
    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廿八号:起义将领赵鸿厚

    赵鸿厚,1904年生,河南怀庆人。黄埔军校第三期军官训练班毕业。历任国民革命军排、连长,少校参谋。参加北伐战争,19 29年任国民革命军驻孙殿英第十八师特派员办事处主任,第十八师中校党务指导员、上校副官处长兼政治部主任,第四十师副师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四十师师长,第一战区游击挺进第一纵队副司令,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少将高参。1945年起任鄂豫皖边游击挺进纵队副司令,郑州绥靖公署军官总队大队长。1946年7月退役,1947年任徐州剿总军官教导大队少将副大队长。1949年任长沙绥靖公署军官总队副总队长,后随程潜等参加湖南起义。
    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廿九号:起义将领唐宪尧

    唐宪尧,别号再兴,1899年生,四川梁山人。早年毕业于北京电气工业学校,后任北京西山电厂、重庆电灯公司工程师,梁山县实业所长。后投笔从戎,于黄埔军校第五期工兵科毕业。1929年后历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警卫团排、连、营长,川康绥靖公署第一处上校作战科长,成都中央军校上校技术教官,新编第五军野战补充团团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四战区新编第三十三师少将参谋长,第三十集团军总部少将高参。1946年后任川鄂绥靖公署高参兼前进指挥所代主任,国防部川鄂挺进军司令部少将参谋长。1949年12月在四川渠县起义。
    1951年冬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三十号:起义将领曹森

    曹森,别号润轩,1906年生,河南唐河人。黄埔军校第四期步科毕业。参加北伐战争,历任国民革命军排长、参谋、连长、副营长、营长,河南省保安第二团中校团附,河南省军管区司令部招募委员,第—一六师副官处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独立第一旅团长、旅长,第一一六师参谋长、副师长,第—六九师师长。1946年起任整编第二十六师一三九旅旅长,第二十六军副军长,滇西师管区司令。1948年9月授衔陆军少将。1949年底在云南参加起义,后返乡居住。
    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卅一号:起义将领梁顺德

    梁顺德,别号真心,1909年生,广东梅县人。1927年考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七期第一总队炮科。1929年毕业后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师任排长、连长职务。1931年冬进入中央炮校一期学习,1932年冬到政训班学习,1933年3月起任120师、41师政训处主任。1934年任“蓝衣社”助理员。1935年到中央炮校当助教。1936年到陆军大学参谋班深造。1937年任中央炮校战术教员。抗战爆发后,调炮九团任少校团附,年底任营长,1938年守潼关。1939年至l941年任炮九团副团长、团长职,1943年任七十六军副参谋长。1944年任新二军副参谋长,1946年任河西警备司令部参谋处长、少将参谋长。1947年到重庆陆军大学特别班第八期学习。1949年冬在川南起义,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0年10月在东北沈阳高级炮校任深造班教员。
    1951年镇反中被部队判处死刑。1984年7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地面炮兵学校政治部决定撤销原判,按起义投诚人员看待。


第卅二号:起义将领彭永年

    彭永年,1899年生,广东揭西人。广东警官学校、日本陆军步兵学校毕业。历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吴奇伟的少校秘书、副官,湖南省保安司令部警卫团上校团长,湖南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国防部安徽芜湖军官总队少将副总队长。1946年到台湾,任台北远洋运输公司经理。1949年2月返回湖南,任省保安司令部少将秘书长,同年5月随吴奇伟起义。
    1951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卅三号:起义将领覃守一

    覃守一,1910年生,湖北长阳人,土家族。1927午在第四十三军入伍,后随张润芳入川任中队长、师政训处训导组长。1934年9月入江西星子县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特别训练班第一期。抗战爆发后任第六战区第一纵队司令部参谋主任,军委会湖北战干团第二大队上校大队附,第八十二军参谋处上校处长。1947年任国防部青年救国团第五大队上校大队长。1949年5月任湖北绥靖总司令部长阳总队少将司令兼代长阳县县长,11月11日率部起义。后返乡定居。
    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卅四号:起义将领焦达梯

    焦达梯,别字岛松,1903年生,湖南浏阳人。1920年加入国民党,1921年至1923年入人民沙平民大学。 1924年考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后任军校第四期入伍生团排长,第六军十七师连长、营附、营长,第六军十八师独立团团长等职,参加两次东征与北伐战争。1927年任南京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上校侍从副官。1928年改任南京政府警卫第三团团长。1929年任浙江两淮盐务缉私局局长。1931年忙任浙江保安第二团团长。1932年任第八十九师独立旅副旅长,参加一二八凇沪抗战。1933年参加福建事变,任福建政府高参,失败后一度被捕入狱,获释后未受重用。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四川巴中团管区司令。1939年冬调任军政部兵役署上校署员。1941年调任湖南耒阳师管区上校附员。1942年调任第九战区长官部少将高参兼长沙防空司令部参谋长。1944年返乡组织抗日民众武装,任浏阳县自卫总队队副总队长。1947年任军政部南岳第二十七军官总队第五大队大队长,后任中央训练团讲师。1948年调任长沙绥靖公署少将高参。
    1949年5月与中共华中局社会部取得联系,策动旧属起义,参加湖南解放和平活动,并被程潜任为湖南省第一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及浏阳县长。组织“江南地下军”,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中军区江南地下第四军十师师长,并收编土匪千余人。7月率部在浏阳迎接解放军入城。1949年12月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政大学第十二总队三大队学习。
    1952年冬在镇反中被处决。1981年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第卅五号:起义将领谢灵石

    谢灵石,别号云根,1902年生,四川简阳人。早年在上海暨南大学肄业,后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步科。抗战爆发前后任四川江都县警察局督察长,后入军委会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第一期。后历任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部中校参谋,特务团中校团附,第二十九军军械处上校处长,河南信罗师管区第二补充团上校团长。抗战胜利后任新疆迪化警备司令部少将高参。1949年参加新疆和平起义,后返乡定居。
    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卅六号:投诚将领邓士富

    邓士富,1903年出生,广东梅县人。二十岁时投入邓演达部当兵,1924年8月由邓保送入黄埔军校第二期工兵科,1925年参加第一次东征及讨伐杨刘之役。1925年7月毕业后,历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一师排、连长,第二十六师三团营长,南京卫戍司令部警卫师中校团附。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五十二军二师六团团长,第五十二军二十五师副师长等职。
    1947年任东北“剿总”新编第一军三十八师副师长。1948年任新编第七军暂六十师、六十一师师长。1948年10月长春和平解放,率部向解放军投诚。建国后自愿回乡定居,曾任银场村村长。
    1952年镇反运动中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1983年5月平反,恢复起义投诚人员名誉。


第卅七号:投诚将领陈俊三

    陈俊三,别号廷杰,1892年生,江苏雎宁人。早年先后毕业于武昌陆军预备学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步科。历任陆军步兵师连长、营长、旅参谋主任、师参谋处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成都中央军校上校战术教官。后任四川省中上学校军训总教官,川南新兵补训处副处长,川南军管区司令部组训处长、少将副司令。1949年任川滇黔边区绥靖司令部参议。后向人民解放军投诚。
    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卅八号:投诚将领关仲志

    关仲志,别号宗志,1909年生,广东番禺人。南京中央军校第八期军官训练班毕业。1946年5月于陆军大学正则班第二十期毕业。1949年任广东省保安第四师副师长、代理师长。同年10月24日在广东台山那扶镇向解放军投诚。
    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卅九号:投诚将领列应佳

    列应佳,别号介人,1903年生,广东增城人。黄埔军校第五期步科、广东军事政治学校军官研究班毕业。参加北代战争,历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排、连长,广东绥靖区司令部警备大队中校副大队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四战第三游击挺进纵队支队司令,广东保安司令部少将参议。1946年任广东保安第四师少将副师长兼保安第五团团长。1948年5月17日在广东和平县水东地区,被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东江第二支队四团及曾天节起义部队包围,投降并接受改编。
    1952年镇反时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四十号:投诚将领李传霖

    李传霖,别字传林,1897年生,山东泰安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八期、重庆中央训练团党政班第六期毕业。一直在川军服务。曾任第一二七师三八0团团长,第四十五军参谋长。1948年9月授衔陆军少将,任整编第四十七师参谋长及四十七师一二七旅副旅长。1949年12月在贵州都匀向解放军投诚。
    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四十一号:投诚将领戴可雄

    戴可雄,1900年生,广东海丰人。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历任粤军排、连、营长、团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四战区东江游击挺进纵队副司令,海陆丰守备区指挥官。1945年8月授陆军少将。抗战胜利后,任海丰县长,广东保安司令部少将督导专员,军事委员会少将高参。1949年7月率部一千余人向解放军投诚。
    在镇反中处决。八十年代平反。


第四十二号:投诚将领沈荃

    沈荃,别号德余,1906年生,湖南凤凰人,沈从文胞弟。早年在湘西巡防军第三支队当兵,后曾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教导团排长,第十四军特务团连长。1928年起任第十九师军官讲习所队长、教务长,新三十四师参谋主任,第五团副团长,师工兵营长等职,并至中央军校军官研究班学习。1936年任第一二八师三八二旅七六四团团长。抗战爆发后,先后任第一二八师志愿兵团团长,暂编第五师四团团长,1942年3月任第一二八师补充第二旅副旅长。1943年在美军驻印兰姆伽军校学习毕业后,任军委会驻滇干训团上校战术教官。1945年5月任军训部步兵监部监员。1948年4月任国防部少将监察员。1949年家乡凤凰县和平解放时,任凤凰县临时治安委员会军事组副组长。
    1951年秋在镇反中被处决。1983年平反,恢复起义投诚人员名誉。

第四十三号:退役将领詹宝光

    詹宝光,1903年生广东连县人。黄埔军校第二期轴重科毕业。历任第十九路军第六十师排长、连长,福建绥靖公署副官处科长,第—集团军总部上校参谋。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四战区曲江防空指挥部少将指挥官兼情报所长。1942年任中央训练团少将中队附。1944年任广东省干部训练团少将大队长。1945年1月兼任乐昌县长,同年9月授陆军中将。1947年12月任连山县长,1948年9月免职,次年春返乡居住。
    1953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被确认系属错杀,予以平反。
因资料掌握关系,还有一大批死因不明或缺少平反资料者无法核实,只能暂到此。对于此贴,一些易于激动的人士往往联想起“翻案”。但此贴的目的并非是要对镇反本身“翻案”,而是揭示在过去的运动中,即使起初本意是好的,但由于具体地还要靠下面的人来执行起来,执行的后果往往会影响到人们对此的看法。比如前述若干的平反将领,我想当初高层也绝无有将这批人斩尽杀绝的意图,那么他们怎么会死呢?这个过程值得我们深思。前国民党将领中存活下来得很多,说明大多地方在这个问题上还掌握有一定的尺度。但不可否认,不少地方做的是不够好的。这也使得不同经历的人们对这种大规模群众运动产生不同看法和评价。

    法制化建设的历程是漫长的。在建设过程中,对于过去的教训不能忘记,才能避免重蹈覆辙,消除无谓内耗,给民族多留一点“精、气、神”吧。如此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
我们要学会宽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