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大转帖』亚洲周刊:中共抗战史观微妙变化!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0/08/04 04:13:41
亚洲周刊:中共抗战史观微妙变化


香港《亚洲周刊》/在民间集体记忆的驱动下,中共抗战史观发生微妙变化,以往只讲中共领导统一战线、批判国民党蒋介石不抵抗政策,今天蒋介石及国军已不断在中国大陆媒体以正面形象出现,一些地方纪念馆以「乡情」取代「国情」,宣扬国军在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浴血奋战的牺牲精神;在台独兴起的时刻,肯定国民党历史地位更具现实政治意义,蒋介石当年的贡献成为今天中共反击美日台围堵的历史资源。

中华民族抗战胜利六十周年之际,中共抗战史观在中国大陆出现微妙变化。过去被中共指为「不抵抗」的蒋介石及国军,已在大量的中国大陆媒体中以正面形象出现,从肯定国民党「正面战场贡献」的《国殇》,到电影《血战台儿庄》、《铁血昆仑关》,都肯定国军奋勇抗敌的精神;一些地方的抗战纪念馆以强烈的「乡情」取代官方口径的「国情」,大量宣传国民党部队的正面贡献。同时在连战、宋楚瑜访北京后,中共对台部门为了对台湾民众统战,也了解「抗战牌」是凝聚两岸民心的重要力量,在某个程度内还原历史,让蒋介石的形象从国共之争的囚笼中解放出来。

但更重要的是台独的兴起与台湾「去中国化」的力量,使国民党在抗战的历史地位更具有现实的政治意义。美国退役将军陈纳德的「飞虎队」率领志愿空军赴华助战,缔造中美独特情谊;美国史迪威将军与国军将领孙立人紧密合作,在印缅战区重创日军;以及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与邱吉尔、罗斯福并列于国际舞台,展现中美英反法西斯的团结力量,都是今日北京当局可以反击台独及美日台围堵中国的历史资源。

抗日战争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纪念日,一股「抗战热」席卷神州大地。从各地相关的抗战纪念馆纷纷翻新,以及媒体推出的以抗战为主题的专题报道,可以看出中共有关抗战史内容和观点已发生微妙变化。

长期淡化国军战绩

长期以来,中共强调中国共产党是抗战的中流砥柱,国民党蒋介石消极抗战,即使有个别国军抗战也是受了共产党的「感召」。过去整整三十年的抗战史教育中,中国大陆民众知道的是毛主席在延安领导全国抗战;八路军活跃于华北,新四军纵横于苏、皖;地道战、游击战、宣传战、大生产等等,这些名词都是耳熟能详的;电影《平原游击队》中「李向阳」的英雄形象更早已深植人心。至于正面战场则往往只字不提,或者以负面的角度描绘国军节节败退,比较例外的是有反蒋色彩或与蒋若即若离的非黄埔系将领,如张学良、十九路军的蔡廷锴、二十九路军的宋哲元、张自忠等人。事实上,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对上述国民党将领均曾高度肯定。受到政治因素影响,一九四九年后关于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唯一作为正面事例提出的,一是蔡廷锴领导的「一二八战役」以及宋哲元指挥的「长城抗战」,不过这两个事例的宣扬不仅在表现中国军民的英勇,同时也在凸显蒋介石的妥协与怯弱。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大陆抗战史的尺度逐步放宽,原因一是向台湾示好,以局部肯定国民党的抗战拉拢台湾。二是历史力量的本身,即经由民间记忆的自然浮现以及政权道德基础的演变。八十年代中期,首先揭开序幕的是电影《血战台儿庄》。这是一九三八年五月徐州会战前中国军队的一场胜仗,由李宗仁部对南下日军矶谷师团一次成功的截击。电影里中华民国与国民党旗飞扬,国军官兵前仆后继的英勇形象令人耳目一新。当时许多国际媒体都认为是中国国情变化的重要象徵。但李宗仁毕竟于一九六五年由美国返回中国受到毛泽东欢迎,他死后骨灰与中共开国元勋朱德、彭德怀、贺龙等人同置一室,非其他国民党人所能比拟。《血战台儿庄》之后,正面战场的史实并未进一步开放,许多抗战英雄仍困于「历史问题」而不见天日。

不过,虽然中央有既定的抗战史观,而社会逐步开放的性质却使得民间的、地方的自发性力量无可阻挡。抗战英雄无论其党派归属,都受到故乡百姓的崇拜,引为当地的莫大荣誉。此外,正面战场的发生地,战况惨烈,民间慷慨助战,以一九四四年秋的滇西大反攻为例,参战牺牲的官兵多为云南当地子弟,大批后人均在,先辈英勇的事迹早为地方的骄傲。因此,尽管中央仍坚持「以我为核心」的抗战史观,但各地方在建立本乡抗战光荣史、修建纪念碑、纪念馆、出版相关书籍、宣扬本乡抗战英雄等等努力之中,实际上正面战场史实已以某种零散的方式重建起来。譬如上海的淞沪会战、广西昆仑关战役、三次长沙会战、常德会战、滇西战役、芷江受降等等,都有纪念馆,至于南京地方政府不时以「民国首都」自居,重庆地方人士更经常把「战时陪都」挂在嘴上,更不在话下。

抗战图志呈抗战全貌

上海文化人杨克林、曹红经过近十年努力搜集史料并详加整理,九十年代初在香港出版三册的《中国抗日战争图志》,是中国大陆人士首次以详尽的图文呈现抗战的全貌,还请蒋纬国将军题词,这套书对大陆知识界有广泛的影响。九十年代中以后,网路兴起,打破了通讯的界线,大量的抗战研究文章甚至原始文献灌进了各种历史和社会科学网站,几乎任何资料一搜索就可取得,对于有心了解抗战的任何人而言,资料已不再是找不着,而是到处都是。另外,四川成都一名抗战史料收藏家樊建川,自资兴建各种抗战纪念馆,今年八月十五日他一口气为九间抗战纪念馆开幕,其中就包括了「国民党军抗战纪念馆」。

可以说,无论是史料本身还是研究者的开放态度,以及地方人士的热情,包括正面战场在内的完整的抗战史的重建,其社会和文化土壤均已成熟,目前的问题仅在于中共中央如何看待自己在民族完整历史重建过程中的角色。由于正面战场会凸显出国民党的英勇形象,而共产党革命的正当性正建立在国民党的软弱与腐败不仁,两者之间有矛盾。逻辑上,前者的强化会造成后者的弱化,从而削弱了共产党的权力基础,因此必须受到限制。

不过,历史也有难以割断的延续性,过去改朝换代历史中也存在一种必然现象,即新朝一开始均以革命者自居,将旧朝人士贬为逆贼,不过三代人以后,新朝又会以旧朝的继承者自居,宣扬其光荣的功绩。理由是,新朝初立,根基不稳,旧朝思维依然活跃,因此必须强力否定旧朝的任何正当性,藉以镇压旧朝遗老遗少,等到八十年、一百年后,新朝统治稳固,旧朝遗绪消失殆尽,为了深耕典章制度以求长治久安,新朝必须将自己设定为某种历史道统的继承者,以再创「万世盛德」。

就今天的中国大陆而言,共产党最终无可避免要提升蒋介石、宋美龄在抗战中的地位,尤其宣扬飞虎队的重要贡献以及「开罗会议」的光辉,否则将无以继承中美两国亲密的历史关系,以及今天解决台湾问题的国际合法地位。这就是新政权由「革命者」向「继承者」转化的内在历史逻辑。

中国大陆官定抗战史的逐步重建其实也带着这种性质,不同的是,今天世界的潮流毕竟不同于从前,民主为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其核心精神正在于建立开放的社会,拒绝政治权力垄断言论市场,以多元丰富的知识和观点培养理性、成熟的国民,以确保国家民族的健全发展。因此,只要中国稳健地走向民主,完整的抗战史也必将逐步出现,精神上是发自人心,形式上也是由下而上、由民而官,虽然偶有摩擦,最终必将是水到渠成,其意义与内涵自非过去封建王朝堪与比拟。

因此,今天中国大陆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就抗战史实呈现上,就带着新旧论点交错的特色,地方的抗战纪念几乎「只问省籍,不管党派」,中央仍强调八路军和新四军等共产党部队在抗战中的作用,宣传部门也再三要求传媒不可过度报道国民党的正面战场,不过由于近年大量抗战史料问世,尤其宋美龄去世后,大陆媒体大量报道宋美龄抗战期间在美国国会演讲以及蒋、宋与美、英元首并列,中国国际地位大幅提升的史实,有关「共产党领导全国抗战」等过去常听到的话,如今比较不容易说出口;相反地,具有指标意义的芦沟桥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虽然仍强调共产党抗战的部分,对正面战场或轻描淡写,或只字不提,不过在一个模拟南京受降的场面上,现场挂着中、美、英、苏等同盟国国旗时,中华民国国旗赫然出现上方,令人眼睛为之一亮,这是迄今中国大陆国家级抗战纪念馆在尊重抗战史实上,最亮丽的表现。

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人物蒋介石一生中有两项演说被视为经典之作,一是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七日的庐山抗战演说,二是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的重庆抗战胜利演说。两个演说皆与抗战有关。抗战演说强调:「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蒋是统帅不容抹煞

随着国民党正面战场史实在中国大陆逐步获得平反,作为国民党领袖蒋介石的抗战角色是否也将难以回避?或者进一步说,蒋介石作为全中国抗战领袖此一事实是否终获确立?由一九二七年四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到一九三七年七月的全面抗战刚好十年之久,这是蒋介石逐步巩固权势的时期,中国国运依旧坎坷,内有大规模的「中原大战」以及共产党革命,外则是日军持续对中国鲸吞蚕食,从「九一八」、「一二八」、「长城抗战」、「绥远抗战」等,可说是内外夹攻,无一宁日。无怪东京大本营(参谋本部)评估一旦战事爆发,只要两、三个月即可彻底解决「支那事变」。这样的评价是从日军历次侵华行动中所得的结论,即日军发动强烈攻击,中国军队迅速溃败,中国政府接着又在谈判桌上迅速妥协。中国的反应模式确实使得日本得到一个印象,即中国人贪生怕死,中国政府软弱可欺,因此只要日本大军压境,只要两、三个月,中国政府就会竖起白旗。

日本对中国军力的评估或许与事实相去不远,不过对中国人牺牲的决心却严重低估,其误判实源于日本帝国主义思想中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殊不知中国的退让不过是在争取内部整合与发展的时间。日本竟看不出,中国每一次退让都在争取多装备几个现代师,多训练几千个人才,多增加一点经济实力。这是中国悠久历史与辽阔领土所形塑的惯性思维,战术的退让往往代表着战略的进取,战术退让的终点就是战略进攻的起点。

从今天揭露的历史文献显示,「芦沟桥事变」爆发乃至「八一三淞沪战役」时,日本对中国制定全面作战的计划,尤其淞沪战役随着战事的升高,日本被迫不断增兵、不断易帅,直到占领大上海后,上海派遣军总司令才向大本营建议直取南京,不过中国政府旋又迁往武汉、重庆。由此可见,尽管中国军队在淞沪战役与南京保卫战的末期,因上级指挥不当,出现溃败混乱的憾事,但基本上战争的地点、时间和节奏,却是由中国决定的。一九三零年蒋冯阎军阀「中原大战」结束、全国大抵统一后,蒋介石已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德国军事顾问团除了带来新式武器和训练之外,更重要的是协助中国以中国地理环境为基础,制定了长期的作战计划,亦即充分地探讨在绝不投降或谈和的前提之下,如何对日本打一场长期的、全面的战争。

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战的爆发,几乎全是依照中国预先演练的作战计划进行的,尽管十年新练的中国精锐部队全部溃于淞沪战役,但却也向日本充分证明了侵华战争绝无短时间解决的可能;易言之,日本虽派出强大的军队主动出击,但在战争的进程上却是被动的,一步步被拉进中国预先设好的「持久战」泥淖中。

至于国共合作,抗战初期双方的搭配十分密切。共产党事后指责蒋介石无合作的诚意并不公允,最明显的证据是周恩来受邀成为国府军委会政治部副主任,其第三处要职多由共产党员担任,使得周恩来可以利用合法的地位,大肆扩张共产党的文宣队伍,使得共产党部队的活动即使局限在华北和苏皖一带,但是其文宣和政战人员却活跃于全国范围。如果说蒋介石完全不信赖共产党,怎么会把一部分最关键的意识形态部门交由共产党掌管?至于八路军和新四军当时属于国民革命军,领国民党军饷,其军事活动受到国府军委会的指挥与节制,其不断自行增建队伍、扩大地盘的做法自然会受到上级的责难。

尽管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一连串政治与经济的失策,使得共产党的革命迅速壮大,从而取代了国民党的执政地位,但这并无法改变抗战史实以及蒋介石作为全国抗战领袖的地位。尤其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透过同盟国的密切合作,蒋介石更代表了中国的形象跃升为世界级的人物,这正是中国摆脱百年桎梏的关键时期,一九四三年初「中美新约」、「中英新约」的签定,废除了不平等条约,解决了租界问题,一九四三年「开罗会议」决定了台湾、澎湖归还中国,乃至参与成立联合国,使得中国成为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参与战后国际新秩序的主导工作。这每一个影响中国至深的国际事件中,都可看见蒋介石鲜明的身影。事实上,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得以发挥影响力的最大国际舞台联合国,以及解决台湾问题的国际法基础「开罗宣言」,都是建立在蒋介石的政绩上。

中宣部维持旧史观

当然,今日中共抗战史观的微妙变化,也引起中共中宣部的警惕。最近中央电视台拍摄三十集《抗战》纪录片,片中一些「太正面」强调国民党部队英勇事迹的描述都被删去,并压缩至十二集。官方媒体并为此发表评论文章,继续向国人强调「中国共产党是抗战的中流砥柱」。

民间学者认为,当前中国大陆平反抗战正面战场的趋势中,蒋介石的抗战领袖角色的平反最终也将难以回避,曾任《南方周末》总编辑、现任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研究员的大陆学者钱钢表示:「目前大陆学者在写书时已经常提到蒋介石作为抗战领袖,不过官方全面平反蒋介石的抗战地位目前还不可能,因为共产党里还有一些老人跟蒋介石打过仗,等到这一代完全过去了,我相信对蒋介石的客观评价迟早会出现。」

蒋介石在抗战胜利演说中所说:「我全国同胞们自抗战以来,八年间所受的痛苦与牺牲虽是一年一年的增加,可是抗战必胜的信念,亦是一天一天的增强;尤其是我们沦陷区的同胞们,受尽了无穷摧残与奴辱的黑暗,今天是得到了完全解放。这几天以来,各地军民的欢呼与快慰的情绪,其主要意义亦就是为了被占领区同胞获得了解放。」

蒋介石说:「我中国同胞们必知『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一贯声言,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今天敌军已被我们盟邦共同打倒了,我们当然要严密责成他忠实执行所有的投降条款,但是我们并不要报复,更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污辱,我们只有对他们为他的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拔于错误与罪恶。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覆敌人从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覆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决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

他还说:「首先想到了一件最难的工作,就是那些法西斯纳粹军阀国家受过错误领导的人们,我们怎样能使他们不只是承认他自己的错误和失败……承认公平正义的竞争,较之他们武力掠夺与强权恐怖的竞争,更合乎真理和人这要求的一点,这就是我们中国与联盟国今后一件最艰巨的工作。我确实相信全世界永久和平是建筑在人类平等自由的民主精神和博爱互助的合作基础之上,我们要向着民主与合作的大道上迈进,来共同拥护全世界永久的和平。」观诸今日恶化的中日关系,蒋介石的这段谈话仍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无论如何,整体而言,今年中国大陆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一系列活动,在行礼如仪之余,也展现出民族自我探索、自我内省的活力,充满着进步的意义。尤其民间的力量更令人刮目相看,就如上海知名画家李斌以巨幅的「昆仑关凯歌」作为参加抗战美展的作品,这是一幅表现国民党将领杜聿明指挥第五军与日军血战昆仑关的史诗巨作,李斌收集了大量有关昆仑关战役的历史照片,模拟战后广西山岳的悲壮场面,将中国人深刻的民族感情灌注在油彩上,这幅以正面战场为主题的画作不一定能获主办单位同意参展,不过李斌并不介意,他说:「我必须表达我的感受,为抗战作出贡献的,无论什么党派,都是中国人,历史应该是公平的,民族才会有好的前景。」亚洲周刊:中共抗战史观微妙变化


香港《亚洲周刊》/在民间集体记忆的驱动下,中共抗战史观发生微妙变化,以往只讲中共领导统一战线、批判国民党蒋介石不抵抗政策,今天蒋介石及国军已不断在中国大陆媒体以正面形象出现,一些地方纪念馆以「乡情」取代「国情」,宣扬国军在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浴血奋战的牺牲精神;在台独兴起的时刻,肯定国民党历史地位更具现实政治意义,蒋介石当年的贡献成为今天中共反击美日台围堵的历史资源。

中华民族抗战胜利六十周年之际,中共抗战史观在中国大陆出现微妙变化。过去被中共指为「不抵抗」的蒋介石及国军,已在大量的中国大陆媒体中以正面形象出现,从肯定国民党「正面战场贡献」的《国殇》,到电影《血战台儿庄》、《铁血昆仑关》,都肯定国军奋勇抗敌的精神;一些地方的抗战纪念馆以强烈的「乡情」取代官方口径的「国情」,大量宣传国民党部队的正面贡献。同时在连战、宋楚瑜访北京后,中共对台部门为了对台湾民众统战,也了解「抗战牌」是凝聚两岸民心的重要力量,在某个程度内还原历史,让蒋介石的形象从国共之争的囚笼中解放出来。

但更重要的是台独的兴起与台湾「去中国化」的力量,使国民党在抗战的历史地位更具有现实的政治意义。美国退役将军陈纳德的「飞虎队」率领志愿空军赴华助战,缔造中美独特情谊;美国史迪威将军与国军将领孙立人紧密合作,在印缅战区重创日军;以及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与邱吉尔、罗斯福并列于国际舞台,展现中美英反法西斯的团结力量,都是今日北京当局可以反击台独及美日台围堵中国的历史资源。

抗日战争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纪念日,一股「抗战热」席卷神州大地。从各地相关的抗战纪念馆纷纷翻新,以及媒体推出的以抗战为主题的专题报道,可以看出中共有关抗战史内容和观点已发生微妙变化。

长期淡化国军战绩

长期以来,中共强调中国共产党是抗战的中流砥柱,国民党蒋介石消极抗战,即使有个别国军抗战也是受了共产党的「感召」。过去整整三十年的抗战史教育中,中国大陆民众知道的是毛主席在延安领导全国抗战;八路军活跃于华北,新四军纵横于苏、皖;地道战、游击战、宣传战、大生产等等,这些名词都是耳熟能详的;电影《平原游击队》中「李向阳」的英雄形象更早已深植人心。至于正面战场则往往只字不提,或者以负面的角度描绘国军节节败退,比较例外的是有反蒋色彩或与蒋若即若离的非黄埔系将领,如张学良、十九路军的蔡廷锴、二十九路军的宋哲元、张自忠等人。事实上,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对上述国民党将领均曾高度肯定。受到政治因素影响,一九四九年后关于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唯一作为正面事例提出的,一是蔡廷锴领导的「一二八战役」以及宋哲元指挥的「长城抗战」,不过这两个事例的宣扬不仅在表现中国军民的英勇,同时也在凸显蒋介石的妥协与怯弱。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大陆抗战史的尺度逐步放宽,原因一是向台湾示好,以局部肯定国民党的抗战拉拢台湾。二是历史力量的本身,即经由民间记忆的自然浮现以及政权道德基础的演变。八十年代中期,首先揭开序幕的是电影《血战台儿庄》。这是一九三八年五月徐州会战前中国军队的一场胜仗,由李宗仁部对南下日军矶谷师团一次成功的截击。电影里中华民国与国民党旗飞扬,国军官兵前仆后继的英勇形象令人耳目一新。当时许多国际媒体都认为是中国国情变化的重要象徵。但李宗仁毕竟于一九六五年由美国返回中国受到毛泽东欢迎,他死后骨灰与中共开国元勋朱德、彭德怀、贺龙等人同置一室,非其他国民党人所能比拟。《血战台儿庄》之后,正面战场的史实并未进一步开放,许多抗战英雄仍困于「历史问题」而不见天日。

不过,虽然中央有既定的抗战史观,而社会逐步开放的性质却使得民间的、地方的自发性力量无可阻挡。抗战英雄无论其党派归属,都受到故乡百姓的崇拜,引为当地的莫大荣誉。此外,正面战场的发生地,战况惨烈,民间慷慨助战,以一九四四年秋的滇西大反攻为例,参战牺牲的官兵多为云南当地子弟,大批后人均在,先辈英勇的事迹早为地方的骄傲。因此,尽管中央仍坚持「以我为核心」的抗战史观,但各地方在建立本乡抗战光荣史、修建纪念碑、纪念馆、出版相关书籍、宣扬本乡抗战英雄等等努力之中,实际上正面战场史实已以某种零散的方式重建起来。譬如上海的淞沪会战、广西昆仑关战役、三次长沙会战、常德会战、滇西战役、芷江受降等等,都有纪念馆,至于南京地方政府不时以「民国首都」自居,重庆地方人士更经常把「战时陪都」挂在嘴上,更不在话下。

抗战图志呈抗战全貌

上海文化人杨克林、曹红经过近十年努力搜集史料并详加整理,九十年代初在香港出版三册的《中国抗日战争图志》,是中国大陆人士首次以详尽的图文呈现抗战的全貌,还请蒋纬国将军题词,这套书对大陆知识界有广泛的影响。九十年代中以后,网路兴起,打破了通讯的界线,大量的抗战研究文章甚至原始文献灌进了各种历史和社会科学网站,几乎任何资料一搜索就可取得,对于有心了解抗战的任何人而言,资料已不再是找不着,而是到处都是。另外,四川成都一名抗战史料收藏家樊建川,自资兴建各种抗战纪念馆,今年八月十五日他一口气为九间抗战纪念馆开幕,其中就包括了「国民党军抗战纪念馆」。

可以说,无论是史料本身还是研究者的开放态度,以及地方人士的热情,包括正面战场在内的完整的抗战史的重建,其社会和文化土壤均已成熟,目前的问题仅在于中共中央如何看待自己在民族完整历史重建过程中的角色。由于正面战场会凸显出国民党的英勇形象,而共产党革命的正当性正建立在国民党的软弱与腐败不仁,两者之间有矛盾。逻辑上,前者的强化会造成后者的弱化,从而削弱了共产党的权力基础,因此必须受到限制。

不过,历史也有难以割断的延续性,过去改朝换代历史中也存在一种必然现象,即新朝一开始均以革命者自居,将旧朝人士贬为逆贼,不过三代人以后,新朝又会以旧朝的继承者自居,宣扬其光荣的功绩。理由是,新朝初立,根基不稳,旧朝思维依然活跃,因此必须强力否定旧朝的任何正当性,藉以镇压旧朝遗老遗少,等到八十年、一百年后,新朝统治稳固,旧朝遗绪消失殆尽,为了深耕典章制度以求长治久安,新朝必须将自己设定为某种历史道统的继承者,以再创「万世盛德」。

就今天的中国大陆而言,共产党最终无可避免要提升蒋介石、宋美龄在抗战中的地位,尤其宣扬飞虎队的重要贡献以及「开罗会议」的光辉,否则将无以继承中美两国亲密的历史关系,以及今天解决台湾问题的国际合法地位。这就是新政权由「革命者」向「继承者」转化的内在历史逻辑。

中国大陆官定抗战史的逐步重建其实也带着这种性质,不同的是,今天世界的潮流毕竟不同于从前,民主为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其核心精神正在于建立开放的社会,拒绝政治权力垄断言论市场,以多元丰富的知识和观点培养理性、成熟的国民,以确保国家民族的健全发展。因此,只要中国稳健地走向民主,完整的抗战史也必将逐步出现,精神上是发自人心,形式上也是由下而上、由民而官,虽然偶有摩擦,最终必将是水到渠成,其意义与内涵自非过去封建王朝堪与比拟。

因此,今天中国大陆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就抗战史实呈现上,就带着新旧论点交错的特色,地方的抗战纪念几乎「只问省籍,不管党派」,中央仍强调八路军和新四军等共产党部队在抗战中的作用,宣传部门也再三要求传媒不可过度报道国民党的正面战场,不过由于近年大量抗战史料问世,尤其宋美龄去世后,大陆媒体大量报道宋美龄抗战期间在美国国会演讲以及蒋、宋与美、英元首并列,中国国际地位大幅提升的史实,有关「共产党领导全国抗战」等过去常听到的话,如今比较不容易说出口;相反地,具有指标意义的芦沟桥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虽然仍强调共产党抗战的部分,对正面战场或轻描淡写,或只字不提,不过在一个模拟南京受降的场面上,现场挂着中、美、英、苏等同盟国国旗时,中华民国国旗赫然出现上方,令人眼睛为之一亮,这是迄今中国大陆国家级抗战纪念馆在尊重抗战史实上,最亮丽的表现。

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人物蒋介石一生中有两项演说被视为经典之作,一是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七日的庐山抗战演说,二是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的重庆抗战胜利演说。两个演说皆与抗战有关。抗战演说强调:「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蒋是统帅不容抹煞

随着国民党正面战场史实在中国大陆逐步获得平反,作为国民党领袖蒋介石的抗战角色是否也将难以回避?或者进一步说,蒋介石作为全中国抗战领袖此一事实是否终获确立?由一九二七年四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到一九三七年七月的全面抗战刚好十年之久,这是蒋介石逐步巩固权势的时期,中国国运依旧坎坷,内有大规模的「中原大战」以及共产党革命,外则是日军持续对中国鲸吞蚕食,从「九一八」、「一二八」、「长城抗战」、「绥远抗战」等,可说是内外夹攻,无一宁日。无怪东京大本营(参谋本部)评估一旦战事爆发,只要两、三个月即可彻底解决「支那事变」。这样的评价是从日军历次侵华行动中所得的结论,即日军发动强烈攻击,中国军队迅速溃败,中国政府接着又在谈判桌上迅速妥协。中国的反应模式确实使得日本得到一个印象,即中国人贪生怕死,中国政府软弱可欺,因此只要日本大军压境,只要两、三个月,中国政府就会竖起白旗。

日本对中国军力的评估或许与事实相去不远,不过对中国人牺牲的决心却严重低估,其误判实源于日本帝国主义思想中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殊不知中国的退让不过是在争取内部整合与发展的时间。日本竟看不出,中国每一次退让都在争取多装备几个现代师,多训练几千个人才,多增加一点经济实力。这是中国悠久历史与辽阔领土所形塑的惯性思维,战术的退让往往代表着战略的进取,战术退让的终点就是战略进攻的起点。

从今天揭露的历史文献显示,「芦沟桥事变」爆发乃至「八一三淞沪战役」时,日本对中国制定全面作战的计划,尤其淞沪战役随着战事的升高,日本被迫不断增兵、不断易帅,直到占领大上海后,上海派遣军总司令才向大本营建议直取南京,不过中国政府旋又迁往武汉、重庆。由此可见,尽管中国军队在淞沪战役与南京保卫战的末期,因上级指挥不当,出现溃败混乱的憾事,但基本上战争的地点、时间和节奏,却是由中国决定的。一九三零年蒋冯阎军阀「中原大战」结束、全国大抵统一后,蒋介石已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德国军事顾问团除了带来新式武器和训练之外,更重要的是协助中国以中国地理环境为基础,制定了长期的作战计划,亦即充分地探讨在绝不投降或谈和的前提之下,如何对日本打一场长期的、全面的战争。

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战的爆发,几乎全是依照中国预先演练的作战计划进行的,尽管十年新练的中国精锐部队全部溃于淞沪战役,但却也向日本充分证明了侵华战争绝无短时间解决的可能;易言之,日本虽派出强大的军队主动出击,但在战争的进程上却是被动的,一步步被拉进中国预先设好的「持久战」泥淖中。

至于国共合作,抗战初期双方的搭配十分密切。共产党事后指责蒋介石无合作的诚意并不公允,最明显的证据是周恩来受邀成为国府军委会政治部副主任,其第三处要职多由共产党员担任,使得周恩来可以利用合法的地位,大肆扩张共产党的文宣队伍,使得共产党部队的活动即使局限在华北和苏皖一带,但是其文宣和政战人员却活跃于全国范围。如果说蒋介石完全不信赖共产党,怎么会把一部分最关键的意识形态部门交由共产党掌管?至于八路军和新四军当时属于国民革命军,领国民党军饷,其军事活动受到国府军委会的指挥与节制,其不断自行增建队伍、扩大地盘的做法自然会受到上级的责难。

尽管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一连串政治与经济的失策,使得共产党的革命迅速壮大,从而取代了国民党的执政地位,但这并无法改变抗战史实以及蒋介石作为全国抗战领袖的地位。尤其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透过同盟国的密切合作,蒋介石更代表了中国的形象跃升为世界级的人物,这正是中国摆脱百年桎梏的关键时期,一九四三年初「中美新约」、「中英新约」的签定,废除了不平等条约,解决了租界问题,一九四三年「开罗会议」决定了台湾、澎湖归还中国,乃至参与成立联合国,使得中国成为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参与战后国际新秩序的主导工作。这每一个影响中国至深的国际事件中,都可看见蒋介石鲜明的身影。事实上,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得以发挥影响力的最大国际舞台联合国,以及解决台湾问题的国际法基础「开罗宣言」,都是建立在蒋介石的政绩上。

中宣部维持旧史观

当然,今日中共抗战史观的微妙变化,也引起中共中宣部的警惕。最近中央电视台拍摄三十集《抗战》纪录片,片中一些「太正面」强调国民党部队英勇事迹的描述都被删去,并压缩至十二集。官方媒体并为此发表评论文章,继续向国人强调「中国共产党是抗战的中流砥柱」。

民间学者认为,当前中国大陆平反抗战正面战场的趋势中,蒋介石的抗战领袖角色的平反最终也将难以回避,曾任《南方周末》总编辑、现任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研究员的大陆学者钱钢表示:「目前大陆学者在写书时已经常提到蒋介石作为抗战领袖,不过官方全面平反蒋介石的抗战地位目前还不可能,因为共产党里还有一些老人跟蒋介石打过仗,等到这一代完全过去了,我相信对蒋介石的客观评价迟早会出现。」

蒋介石在抗战胜利演说中所说:「我全国同胞们自抗战以来,八年间所受的痛苦与牺牲虽是一年一年的增加,可是抗战必胜的信念,亦是一天一天的增强;尤其是我们沦陷区的同胞们,受尽了无穷摧残与奴辱的黑暗,今天是得到了完全解放。这几天以来,各地军民的欢呼与快慰的情绪,其主要意义亦就是为了被占领区同胞获得了解放。」

蒋介石说:「我中国同胞们必知『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一贯声言,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今天敌军已被我们盟邦共同打倒了,我们当然要严密责成他忠实执行所有的投降条款,但是我们并不要报复,更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污辱,我们只有对他们为他的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拔于错误与罪恶。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覆敌人从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覆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决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

他还说:「首先想到了一件最难的工作,就是那些法西斯纳粹军阀国家受过错误领导的人们,我们怎样能使他们不只是承认他自己的错误和失败……承认公平正义的竞争,较之他们武力掠夺与强权恐怖的竞争,更合乎真理和人这要求的一点,这就是我们中国与联盟国今后一件最艰巨的工作。我确实相信全世界永久和平是建筑在人类平等自由的民主精神和博爱互助的合作基础之上,我们要向着民主与合作的大道上迈进,来共同拥护全世界永久的和平。」观诸今日恶化的中日关系,蒋介石的这段谈话仍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无论如何,整体而言,今年中国大陆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一系列活动,在行礼如仪之余,也展现出民族自我探索、自我内省的活力,充满着进步的意义。尤其民间的力量更令人刮目相看,就如上海知名画家李斌以巨幅的「昆仑关凯歌」作为参加抗战美展的作品,这是一幅表现国民党将领杜聿明指挥第五军与日军血战昆仑关的史诗巨作,李斌收集了大量有关昆仑关战役的历史照片,模拟战后广西山岳的悲壮场面,将中国人深刻的民族感情灌注在油彩上,这幅以正面战场为主题的画作不一定能获主办单位同意参展,不过李斌并不介意,他说:「我必须表达我的感受,为抗战作出贡献的,无论什么党派,都是中国人,历史应该是公平的,民族才会有好的前景。」
妹妹好文章~~~~~~
顶先
中国抗日战争图志

http://www.bookschina.com/book_detail/this.asp?book_id=42

特色及评论 


这是一部滴血的书昭示骨岳血渊所塑造的中国抗日战争勿忘国耻显现中华民族的浩气和尊严一部爱国主义教育的珍贵教材


 内容简介 


节选日本侵华的开始甲午战争的起因是什么?黄海海战后,李鸿章为什么不许北洋舰队出战?……袁世凯为何接受了有辱国权的"二十一条"卖国条约,是心里害怕,还是心怀鬼胎?……局部抗战中国的抗战,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的?日本军以何籍口挑起事端,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向中国展开了疯狂的全面侵华战争?蒋中正向张学良下达了什么密令,从而导致日军迅速占 领沈阳和东北?……国共合作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何时正式形成的?……全面抗战日军以什么样的无理要求进攻卢沟桥?中国军队为何早早撤出北平?……是在谁的指挥下,对我同胞进行了长达6周丧心病狂的南京大屠杀?日军是以什么方式杀害了 我30多万同胞?……我第2集团军池峰成率31师官兵坚守台儿庄,与敌炮火、坦克相拚,至死不退……台儿庄大 战是我国抗战以来正面战场取得的最重大的胜利……全面抗战清精卫集团公开向日本投降,提出了哪几项卖国立场?……你知道除了地雷战、地道战灵活地打击敌军以外,还有破袭战和"麻雀战"吗?中国抗日战 争演出了人类游击战争空前伟大的一慕……日军在"扫荡"和反"扫荡"中进行了毁灭性的"三光政策",我敌后军民是怎样与之周旋 的?……反攻这是一个惊天动地的时刻,东方的醒狮在怒吼!中国人民向日本侵略者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大 的反功……抗日战争结束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拖得精疲力竭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中国军民强大反攻以及苏军有力打 击和美国原子弹的震慑下,被迫于1945年8月10日通过中立国瑞士、瑞典、向盟国发出乞降 照会……


 本书前言 


序:
  我非常高兴,杨克林先生和他的文友,经过逾十年的奔波努力,终于编撰成这部空前规模的大型书册——《中国抗日战争图志》。
  中国抗日战争已过去逾半个世纪了,亲身经历过那场残酷战争的同胞,至今仍无法平抑心中的巨大伤痛;而生活在和平环境下的后来人,对中华民族的这段血与火的历史,却缺乏全面深刻的认识。
  抗日战争是本世纪30—40年代,所有中华儿女包括海外同胞,和各国正义之士、不分民族、不分阶层、不分地域,在亡国灭种的危境中进行的一场惊心动魄艰苦卓绝的民族自卫战争。这场战争不但挽救了中华民族,显示了炎黄子孙无比顽强的生命力,并对整个人类的和平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上出版了很多有关这场战争的书册,但是中国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却没有得到足够的反映,而我们自己,由于种种原因,也没有出版过一本比较全面、客观和深入地体现全中国人民同仇敌、抗日御侮这一伟业的书册。这实在有愧于3500万在战争中伤亡的先列和同胞。
  君不见,以色列人民对他们犹太裔的传统与史迹是如何地珍惜,如何地努力发扬光大!犹太人被纳粹党残害的历史,不但有详细记录,而且有书本、有影片、有电视不断地描述。相比之下,我们对抗日战争史实的全面客观的收集整理及编撰出版工作,便显得很不足够。
  有感于斯,出版《中国抗日战争图志》,便得以昭示骨岳血渊所塑造的中国抗日战争,显现中华民族的浩气和尊严,并引起对民族和世界未来的更深刻的思索。
  中国的抗战,不是在欧战爆发时开始的,也不是在卢沟桥事变时开始的,而是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时开始的。若从甲午战争算起,日本人侵华前后有五十年的历史。现在,我们眼睁睁地看着日本——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者,经济实力迅速膨胀,成为新兴的经济大国,并雄视四方,显示出向政治大国、军事大国发展的趋势。我们中国人走向哪里,难道不值得深思呢?
  日本有人在改实历史,如果我们连一本完整客观的抗战书册都无法编印出来,就将面对历史直相被刻意歪曲的现实,我们将无颜以对先烈,无颜以对后代的诘问。
  经济增长、科技进步是今日当务之急,但千万不要忘记中国有血有肉的历史,历史是一面镜子,这镜子给我们启示,也给我们往前的勇气。


 文章节选 


大事记:
1936年
  4月18日
  △日本广田弘毅内阁会议决定加强“中国驻屯军”,驻屯兵力由1771人增至5774人。

  5月6日
  △日本陆军部规定“中国驻屯军”的任务是:维护日本在华利益,必要时使用兵力。关东军将兵力一部部署在长城线南侧。“中国驻屯军”将主力部署在北平、天津、塘沽、滦州(今滦县)、秦皇岛及山海关之间铁路沿线。

  6月3日
  △日本陆军部制定《昭和十二年(1937年)度的对华作战计划》,规定:在对华北作战时,除过去的2个军(5个师团)外,根据情况再增加3个师团,必要时还可能在华北5省(河北、山西、山东、察哈宾、绥远)进行作战;对华中方面,原来计划以第9军(3个师团)占领上海近,但是这方面的中国军队增加了兵力……因此,计划调新编的第10军(2个师团)从杭州湾登陆,沿太湖南面前进,两军策应向南作战,以实现占领和确保上海、杭州、南京三角地带。
  9月18日
  △日军强占丰台。
1937年
  6月25日
  △日军在卢沟桥一带进行实弹演习。
  △日本驻屯军开始在丰台、唐山等举行大操演3天。
  6月26日
  △日军700余人,在宛平县境河套一带实弹演习。其步兵旅团长河边正三前往该地视察。
  6月29日
  △夜,日军以演习为名,向我卢沟桥一带进行射击。我提出抗议。
  7月6日
  △驻丰台日军携带重炮至卢沟桥附近演习。
  △日军要求通过宛平县城到长辛店演习,被我驻军拒绝。10余小时后,日军退回。
  7月7日
  △夜7时30分,驻丰台日军牟田口联队第8中队由中队长清水节郎率领,在龙王庙以卢沟桥作为假想攻击目标进行演习。
  △夜11时40分,日军称有一人“失踪”,欲入宛平城搜查,我驻军第29军37师110旅219团坚决拒绝,日

进攻卢沟桥的日军魁首牟田口廉也(左2)
军遂开枪进攻,我军奋起还击。是为“卢沟桥事变”。   
  7月8日
  整日大雨。
  △中日两军自昨夜相持至今晨,历5小时之久。
  △北平城门紧闭。平汉铁路中断。
  △因北平中日当局谈判,战事暂停。
  △双方谈判时,日方要求我军11时先从卢沟桥撤退,我方拒绝。11时许,战事再起。双方争夺铁路桥,备极惨烈。
  △蒋中正电令冀察当局:“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
  △中国外交部以日军在卢沟桥挑衅,酿成事变,向驻华日使馆提出口头抗议。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通电,主张武装保卫华北,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国共合作,抵抗日军进攻。
  △长辛店工人支援第29军作战。
  △下午1时许,大批日军增援部队开到卢沟桥附近,占领各重要路口及龙王庙、铁路桥。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北平各界救国联合会、北平市学生联合会等团体,派代表到宛平前线慰问抗日将士。
  △毛泽东、朱德等致电蒋中正、宋哲元,要求一致抗日。
  △晚,我军反击向宛平城进攻的日军,并以大刀队摸营,激战3小时,歼敌颇多。

我第29军在卢沟桥上自卫
  △日军占领丰台。
  △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在青岛发表谈话:“地方事件要由地方解决。”
亲历者言证:
  李毅岑(当时任第29军37师219团3营11连3排排长)
  7月7日晚11点,有两名荷枪实弹、全副武装的日本兵,来到桥头附近的回庞庙前,要强登河堤,我排战士喝令他们止步,他们抬手就打了两枪。我们的执勤人员被迫还击,也打了两枪,两名日军狼狈逃走,双方均无伤亡。我听到枪响,当即到哨上查问情况,并立即向金振忠营长作了报告。金营长吩咐:“严加防范,如日军再敢来犯,坚决予以回击。”当晚,上级电话通知营部,说日军大队人马在4门大炮的配合下,从丰台向卢沟桥开来。营部立即从10连抽调一个排的兵力,由沈排长带到桥东,协助守卫大桥东头,并归我统一指挥。黎明4点钟,大批日军到达桥头,成4路纵队,气势汹汹,声言要到我军驻地搜寻他们失踪的土兵。沈排长当即拒绝了日军这一挑衅性的无理要求,并说要向我报告。就在这时,日军竟开枪打死了沈排长。当时我气极了,于是我一声令下:“打!狠狠地打!”我方两个排6挺机关枪六、七十枝步枪一起开火,这这样,保卫卢沟桥的战斗打响了。激烈的战斗一直打到天亮,日军在东河堤下丢下了200多具尸体,我军伤亡也十分惨重,我所带的3排仅剩下我和一名机枪手。我浑身是血,脸上、头部、身上都有炮弹皮崩的伤。沈排长带来的一个排也只剩下五、六个人,其余的60多名战士全部战死。就这样,桥头被日军暂时占领了。我当时眼睛都气红了,非和日本鬼子拼命不行。连部过来一个姓边的大个子兵,把我连背带拖救上了河西岸,送到连部。
  7月9日
  △蒋中正电告宋哲元:已派孙连仲部两个师和庞炳勋部、高桂滋部向保定、石家庄集中,望宋哲元速回保定指挥。
  △宋哲元致蒋中正电云:“华北部队守士有责,自当努力应付当前现况,取决遵照钧座‘不丧权、不失土’之意旨,誓与周旋。倘中枢大战准备完成,则固囿民心理夙夜祷企者也。”
  △辰4时,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告称“失踪”士兵已找到,可以和平解决。
  △中日双方议定同时由卢沟桥撤兵。宛平由石友三的北平保安队接防。
  △6时,日军河边正三旅团长率部向我宛平县城发炮70余发,7时30分始停。
  △9时,中日双方派代表到卢构桥一带监视撤兵换防情况。
  △9时后,换防的保安队到卢沟桥,途经大井时被日军所阻。

我军孙连仲部奉命增援
  △下午3时,双方监视撤兵委员会到达宛平。
  △下午6时,冀北保安队50人到达宛平城接防。
  △晚,日军不按协议撤退,隐藏在铁路涵洞等处。
  7月10日
  △晨2时,日军复图攻城,我军奋勇反击。
  △上午,宛平县县长王冷齐、北平市市长秦德纯和河北省政府主席兼37师师长冯治安等与日方代表谈判。席间,日方代表樱井、中岛、笠井等藉打电话为名,不辞而别。
  △下午5时,大批日军由天津、古北口和山海关开到。日军以坦克和重炮掩护,向卢沟桥进犯,我守军迎头痛击。
  △中国外交部向日本驻华大使馆提出书面抗议,声明卢沟桥事件的责任应由日方担负。
  7月11日
  △日本五相会议决定:“火速以关东军以朝鲜军准备好的部队(3个师团和18个飞行中队)迅速派往华北。”
  △日本发表《关于向华增兵的政府声明》。
  △日任命香月清司中将接替田代一郎(暴毙),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
  
  7月12日
  △晨1时讲,日军向财神庙进犯,遭我猛烈还击,不支而退。
  △夜10时后,宛平一带展开大规模冲突,双方陷入激烈混战。
  △蒋中正电示宋哲元,以不屈服、不扩大的方针,就地抵抗日军。并令中央军集中保定,在永定河与沧保线持久作战。
  △日军占领天津东站。
  7月13日
  △中日军队在北平永定门外发生冲突。  
  7月14日
  △天津日军在开往丰台途中,在落垡车站与我军冲突。  
  7月16日
  △蒋中正在卢山召集各界知名人士谈话会,讨论中日局势,共策御侮图存大计。中共代表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等出席。
  △日调陆军10万来华。
  △香月清司接到东京指示:“应对宋哲元采取强硬态度。”
  △日军5个师团移往前线,占据丰台,并进攻宛平。
  △中国政府请英国大使许阁森,向日方要求军队停止调动,被日本政府拒绝。
  7月17日
  △东京五相会议决议,动员40万日军侵华。
  △香月清司限宋哲元在19日以前承诺7项要求。
  △何应钦电宋哲元等:日本大举出兵,准备攻占北平,望勿为政治谈判所误,应作军事准备,于北平、南苑、宛平集结兵力,构筑工事,作持久抵抗。
  △蒋中正在卢山严正宣布:卢沟桥事变为最后关头,中国将坚持最低限度立场。
  7月18日
  △下午4时,日炮轰我宛平城东北角。
  △蒋介石致电宋哲元和秦德纯说:日人“不重信义……勿受其欺”。
  7月19日
  △日军集中火力向宛平县城进攻,城内房屋都被炸毁。
  △日调5个师团来华,两个师团已全部集中平津。
  △日本大使馆送一份相当于最后通牒的照会给中国外交部,推卸一切责任。
  △中国外交部用照会严辞驳斥日本强辞夺理、抹杀事实的论点。
  △宋哲元经天津回北平。宋致电何应钦云:昨在天津与香月清司会晤,彼此希望早日恢复本月8日以前状态。  
  7月20日
  △何应钦电宋哲元:“为图守土,备历艰辛……惟日人谋我,野心未戢,观其着着部署,用意难测。”
  △下午3点到21日晨,日军大举进攻,炮轰宛平城。

我守军官兵在津埔路沿线阻击日军
  △蒋中正从卢山回到南京。  
  7月21日
  △日军炮击我宛平城、长辛店一带守军。
  △日军飞机11架到北平侦察。大批日军又开抵丰台。
  △卢沟桥、衙门口、龙王庙和八宝山等地我驻军后撤。
  7月22日
  △日军用飞机50架由日本运抵天津。
  △日军更猛烈炮击宛平城、长辛店等地。
亲历者言证
  李致远(当时任第29军38师独立26旅旅长)
  ……攻战东局子敌机场的部队,因相距较远,部队跑步前进。警长远了两个排长一同跑在最前面,当他们跑到机场时,部队还没有赶到,他们3人就隐蔽在机场门口,用大刀将两个站岗的日军砍死。这时由机场内开出一辆小汽车来,他们3人开枪将小汽车打坏,刚好部队也赶到了,一齐冲进机场。日军的飞机驾驶员都睡在飞机下,听见门口枪声,就都上了飞机,开动发动机,准备起飞。部队扑向停在机场上的机群,将汽油倒到飞机上,火柴却划不着(因跑步出汗和天气潮湿,火柴都湿了),只有一个飞机点着了。驻在机场的日军,疯狂向我士兵射击,我士兵一部分设法烧飞机,一部分抵抗。这时约有20多架飞机将要起飞,有些士兵急了,不管管事不管事,用刀乱砍飞机;有的抓着飞机不放,飞机起飞,只好放手掉下来,跌伤了三四个士兵。飞不了的飞机,士兵们用大刀砍,用刺刀刺,用枪打,用手榴弹炸;起了火的飞机,士兵们不管火烫,用手扳下着了火的飞机碎片,在别的飞机上引火,霎时机场上烟火冲天。我军喊杀之声惊天动地,将守卫机场的日军压迫到机场办公楼和营房的工事里。起飞了的飞机黑夜里看不清地面,在机场上空乱飞。天亮以后,形势对我们就不利了。我军暴露在机场的平地上。敌机向我军扫射,敌军在楼内居高临下向我们射击,伤亡甚大。
  7月25日
  △日军在广安门与我29军发生冲突。
  7月26日
  △东京参谋本部电令香月清司动用武力。
  △香月清司向宋哲学致最后通牒,限期撤退我驻卢沟桥、八宝山及西苑的37师。
  △日军袭击广安门我驻军。
  △宋哲元任命赵登禹为南苑指挥官,阻击日军。
  △晨,日飞机狂轰廊坊,我守军与敌激战。廊坊失陷。
  7月27日
  △日军向我通县、团河驻军进攻,并于当夜向南、北苑猛攻。
  △宋哲元拒绝日最后通牒,发出自卫守土的通电,并报告南京政府。
  7月28日

第13军军长汤恩伯等人视察前方阵地(左2为汤恩伯)
  △晨1时,日军派特务机关长松井向宋提无理要求,限第29军立即撤出北平,宋当即拒绝。
  △我驻守天津的38师在副师长李文田的率领下,袭击日军占据的东局子飞机场、天津东站、海光寺等地。
  △晨3时,塘沽日军攻我大沽口驻军,我军奋勇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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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非常好的书  
读者:lisasara   2005-8-22 14:19:00
    曾经以为这样的大部头一定是华而不实的,但《中国抗日战争图志》却彻底征服了我。
     这是一部可以真正当作抗日战争史来读的书,也是我看到的第一本这样的书。
     作者历经十年,跑遍海峡两岸及美国、日本的采访,使这本书拥有大量珍贵图片和翔实史料,使我看后常感脑子里充满沉甸甸的新鲜史实。同时,作者精心的编排和细腻的文笔,又让这本书极富历史感和人文色彩翻阅中时时震撼我的心灵。
     书很大,图片很多,内容很多,不容易一下子看完,却适宜置于架上案头,不时翻阅,常看常新;或当作史料,留做收藏。
     这本书唯一的缺点是,它是用繁体字印刷的。这是因为它是在香港出版的。
     想到这样一本好书却一再降价,由500多元到今天的72元,作者十年的心血就这样被贱卖,令人心酸。不过,这也使我这样的工薪族有缘买到它,读到它,收藏它。
     总之,强烈建议每个对抗战这段历史感兴趣,想了解抗战真实历史,又对阅读繁体字不感到太困难的人买上一册。绝对物超所值!
精品书架
山河滴血国耻难忘
———《中国抗日战争图志》读后
作者:薛林荣 2005年8月07日 来源:海南日报
  16开大型图册《中国抗日战争图志》,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这部图册是编写者积十年之功完成的民族御侮史书,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显得极其醒目。
  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书册举不胜举,但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却没有得到足够的反映。全景式展示中国人民同仇敌忾、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抗日御侮史,是对抗日战争中3500万伤亡先烈和同胞的慰祭。在世界范围内,刻骨铭记本民族的优秀传统、喋血仇恨和旷世灾难,是一个血性民族必须修习的一门课业,例如,犹太人对纳粹党残害历史的详尽记录,以色列人对他们犹太裔的传统与史迹的倍加珍惜等等。《中国抗日战争图志》,以其详尽的资料、愤怒的声讨和冷静的反思,几可视作是中华民族抗日御侮的志书与史书,诚可贵也。
  对于每个中国人而言,“抗日”是一个深入骨髓的烙血的字眼,这个最早肇始于上个世纪甲午战争的特殊词汇,刻写着民族的尊严。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全民族的抗日战争拉开帷幕,八年的救亡图存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中融入了一种特殊的介质,那就是对军国主义的极端仇恨和对和平美好的热切向往。60年过去了,我们的邻国日本,却从来没有认真地反思过它对战争应负的责任,反而一再激怒中国人民———参拜靖国神社,为军国主义招魂;修改教科书,美化侵略本质;此外还有钓鱼岛和海洋油气开采等问题。是可忍,孰不可忍!日本每张牙舞爪一次,都会强烈地刺激中国人。笔者经常看到数千名网友在关于中日关系的新闻后愤怒谴责日本,虽然鲁迅先生说过,“恐吓和辱骂绝不是战斗”,但是日本某些人是患有历史遗忘症的,对待这样的人,允许我们表达痛切的愤怒是适宜的。
  《中国抗日战争图志》为我们表达愤怒提供了理性参照和历史依据。它的大事记甚至以小时为单位,详尽列述其间发生的一切史实,并由亲历者进行言证。它刊载的诸多图片,就像一部分剪贴了拷贝的电影,让人义愤填膺又深深思索。
  历史学家郭廷以先生说:“两千年来,中国施之于日本者甚厚,再造于日本者至大。百年来,日本报之于中国者极酷,为祸中国者独深。近代中国所遭受的创痛,虽然不能说全部来自于日本,但实际上以日本所给予的最多最巨。”诚哉斯言,《中国抗日战争图志》正是让人们全面了解这场中华儿女在亡国灭种的危境中进行的惊心动魄而艰苦卓绝的民族自卫战争,认识日本为祸中国之深,永记山河滴血,以不忘国耻。
  倘把《中国抗日战争图志》作为一面镜子,它映照出的不仅有可歌可泣的民族抗日御侮史,更映照出了今日经济增长和国力增强的当务之急。在当前,日本不能执迷不悟,频繁触及中华民族的集体伤痛,而应尊重历史,敢于对历史负责,这是化解一切危机的法宝。有血有肉的中国需要理性表达民族愤怒,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也许正是一切抗战图书包括《中国抗日战争图志》的出发点和归宿。
现在陈纳德在中国“抗战史”上的地位都比蒋介石高,飞虎队的贡献都比国军大,真真搞笑。
历史永远为政治服务!
有时候总会有些东西,让人们蒙住眼睛的:(
[B]以下是引用[I]pc220[/I]在2005-8-25 21:12:00的发言:[/B][BR]历史永远为政治服务!

凤凰周刊》:大国伤心地

2005年07月26日 10:40【文章字体:大 中 小】

文/记者 邓康延 图/陈祖梁 李正提供
“几年前我们这里挖地盖房还能挖出远征军尸骨。”云南腾冲高黎贡山下界头乡的几户村民告诉我们。
“怎么知道是远征军的?”我问。
“他们都穿草鞋。日本兵穿的是皮鞋。”
后来,一位研究滇西抗战的学者告诉我,当年远征军新兵的第一课,不是瞄准、操练,而是编草鞋。老兵们身上都有一个小包,装着随处拣到的布条,能把草鞋打得不磨脚。
中国抗日胜利的千里之行,始于草鞋脚下。
我们几位朋友被60年前的远征军事迹感召,自筹经费从深圳、昆明奔赴滇西,拍摄纪录片。同行的作了数年田野调查的人文地理学者章东磐、孙敏、李正感叹来的晚了,他们前年、去年所采访的远征军老人有些已相继离世。
沿着中国远征军从东岸越怒江、跨高黎贡山、攻腾冲的同样反攻路径,我们一行人原路回溯,时间是2005年5月初,正好是61年前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反攻的开始日,也正值俄国向全世界盛大展示二战胜利60周年阅兵式的那几天。红场上几大国首脑恭居一侧,一车车卫国老兵们穿过全世界崇敬的目光。俄国,以一册精装的历史书,向世人导读他们的光荣。
因为这一面镜子,因为镜子外面我们的物象,我们怅然若失。
其实,二战规模中最大的、历时最长的、死伤最多的战场在中国。可悲的是当60年前世界都在庆祝战争结束时,惟有我们的国度开始了另一场鏖战,这一次双方以同一语言在同一故乡兵戎相见。巨大的族群分裂,横亘至今。
当一个民族连自己的历史都不能正本清源,又怎能阻挡别人的妄加篡改;当一辈后人连自己的浴血卫国的父兄都不能尊敬,又怎能奢望明天的社会理至情归。对历史的态度,其实是国品之所彰,国运之所系。
正是当年,十万中国远征军和美国盟军死死抵住日军直插中国腹地昆明、重庆的钢刀,并以百年间第一次反侵略的战略反攻,奠定了抗战的胜利,奠定了中国在二战同盟以及联合国大国的地位。那曾是凄怆的壮美: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学生十万兵。
我觉得抗战的云南有三条惊世骇俗的道路。一条是血路-滇缅路:绵延千里,历时数年,十万民众修筑,无日不被轰炸的中国战时惟一的接受国际援助的生命线;一条是铝路-驼峰航线:中美空军几乎以两架飞行就有一架不归的航行,维系了中国的军需命脉,而坠毁的飞机铝片也在地下铺成闪光的路;还有一条鲜为人知的尸骨路-远征军的反攻线:强渡怒江,仰攻高黎贡山、松山,巷战腾冲、龙陵,几个月间每天都有几百人伤亡并被就地掩埋于山涧沟壑。太多的士兵没有墓碑,甚至没有留下名字。
高黎贡山脚下的老人说,打完仗几天,山坡上流的都是“血旺子”。山泉也红了一年。
我在查资料时看到了两本参战者回忆录,一本是日军士兵吉野孝公1980年在日本出版的《腾越玉碎记》,另一本是远征军198师592团团长陶达纲1988年在台湾出版的《滇西抗日血战写实》。前者九死一生地在3000多名“玉碎”的日军中幸存下来,战后几十年常感受到濒临死亡时的痛苦与颤栗。后者也常常怀想着战死的上千兄弟而不安。他们写的恰好是相同的时间和战场,故对比来看极具张力。
吉野孝公《腾越玉碎记》(摘)
敌人突然在黑暗中怒涛般地涌了过来,一场军刃和刺刀的混战。敌人被击溃,遁入灌木丛用机枪反击。这时我们推出一门大队炮,小队长命令:“零距离射击,放!”敌丛里飞溅起巨大的火花,五六发以后,敌丛哑然无声,微微传来敌兵的呻吟声。……敌人并没有就此败退,新手一个个地接替上来继续对我实施轮番进攻,阵地上的树木几乎全被击毁,痛苦中死去的战友尸体还紧紧地抱着枪身。从凹洼处爬上来的敌人在我方重机枪的枪口下,像小山一样堆积。但我们的子弹已所剩无几。敌人立即在层层堆积的他们同伴的尸体上架起机枪开始扫射。
……我们退回腾冲城内,3000多日军,受到6万多中国军进攻。……我穿过到处爆炸的城内去寻找粮食,两旁重叠着被炸死的友军尸体,有的没了手,有的没了脚,有没死的二三名日本士兵,表情痛苦地伸出满是血污的手向我求救。
九月十日,敌人在蒋介石总统的愤怒激励下,实施最后总攻。我们剩下的守备队兵有350多名,他们像狂涛一样席卷而来,奋战、奋战,殊死奋战。城内战场在充满怒吼和叫骂的肉搏中化成一片血腥的荒野。9月12日太田大尉发给师团司令部诀别电报:“我们已弹尽粮绝,突入城内优势之敌自昨日以来即与我混乱战斗中。我决定将军旗及密码烧掉后,实行最后的冲锋和突围,敬祝全军胜利。”
一个军曹嘶叫起来:“我们的最后时刻已经到了,现在我们就去靖国神社,大家不要落后,冲! ”
我被俘后醒来,卫生兵在包扎我的伤口时,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对我非常亲切。为我抬担架的士兵,肩上渗出了血,丝毫也看不出敌意。
我后来被押到一位中国远征军少将面前,他称自己毕业于日本军官学校,将军对我说,“腾冲守备队龙兵团一直战斗到最后一人,很勇敢,但对于全体战死的官兵来说,也真是很可怜。我也失去了二百多名少尉以上的军官,受到蒋总统的严厉斥责。战争对人类来说,是一种非常痛苦和不幸的事。我们同是亚细亚同胞,彼此进行了这么长时间的不幸战争。”将军后来说,“你来到这儿,绝不允许自杀,战争一结束,你们就要成为重建日本的支柱。中日两国也须尽早结束战争状态……”

陶达纲《滇西抗日血战写实》(摘)
在进攻高黎贡山的灰坡时,日寇的速射炮、机关枪如一阵狂风暴雨般……第二天清晨,本人清查官兵伤亡情况、第一、第三两营官兵,已经有85人伤亡。师长叶佩高将军,冒着枪林弹雨到团指挥所,真是与部下同生共死的好长官啊!第二次再攻,本人当晚下令清点人数,可怜又伤亡250余人之多,其中有第三营营长姚立功阵亡,副营长郭砚田阵亡,副团长陈志杰负伤,第一营营长逢桥负伤一直未下火线,其余死伤的排长、班长及士兵二百余人。 这些都是他们父母所心爱的好儿子啊 !
5月30日,打下冷水沟,只见两个坑中有水泡着的十几具日军尸体,细看他们的大腿肉、屁股肉、都有刀痕,有的还见骨头,真是惨啊,皇军的悲惨下场。也感到很奇怪。又随部队到了北斋公房(原日寇据点),房屋四周有一小堆一小堆的黑色屎便,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日本人吃他们自己人的肉,因为纯吃肉的屎便是黑色的,显然五六天以来,日本人后方补给断了……
6月1日这天,高黎贡山上很冷。我眼看着两位战士在我面前冻死去了。
592团之官兵,在滇西大捷一役中,自5月11日起至9月25日止,有不幸负伤一次两次三次者,又再上战场,又再阵亡者。呜呼!能不令人悲伤,他们此种牺牲精神,无愧对中华民族之先烈在天之灵,凡有良知的人,能不同声一哭!
黄昏时分,我们攀到高黎贡山一个叫茶铺的地方安营扎寨,傍水又有平地。原来这里正是61年前叶佩高将军的宿营地,当时资料记载,他也只有块油布挡挡雨。上万士兵漫山遍野,淋在树下,抱枪而憩。
我们未遇上当年的大风雨,吃完马帮穆大哥做的赶马肉,生一堆篝火聊天。想想61年前此地此时的搏杀,脊背生冷。穆大哥说这附近下雨天很多人都听到闹鬼,有时还能听到喊杀声。附近的北斋公房、冷水沟、灰坡这些险要战场如同坟场。我们晴日空手而行山路陡壁已举步维艰。美国新闻战报称这段路上有二百多匹骡马跌入峡谷。当年狭路相逢,一方是又冷又饿在泥泞中负重仰攻的草鞋兵,一方是坚筑工事两年、装备素质精良的日本龙师团。那几乎是鸡蛋碰石头的游戏。惨烈处,叶佩高将军几欲自杀,他实难承受一边是上方火急的攻击令,一边是子弟兵们飞雪般的死亡帖。
在海拔3200多米的山垭中,战壕纵横,散兵坑遍布,来自福冈矿山的日本兵,善挖坑道,作战凶猛,战友配合如兄弟,出击似虎狼,天皇崇拜加武士精神加嗜血杀戮,绝非《地道战》、《地雷战》中挑着太阳旗和鸡的演戏鬼子。
但是,正是那些鸡蛋最终碰裂了、淹没了石头。尸骨之路,温热柔软,却不可阻挡。
我找到一个散兵坑,用手扒下去,只挖了十几下,跳出一个东西,我大喊一声:“子弹!”一颗尚未上膛的三八大盖子弹。我在太阳下凝视它斑驳的绿锈,想着这个坑里的日本兵是被击毙还是打跑了。这颗子弹原本可能会击中一个远征军兄弟,而在61年后它像一个符一样攥在我手里,洞穿着我原来的战争观。
随后的十多天里,我们再深挖也一无所获。据说当年子弹炮弹很多,解放初期和大跃进时,穷苦的山民纷纷来挖,挖到大量子弹以及死尸骸骨。1颗子弹可以换1个粑粑,有人靠捡子弹壳换了一头牛。
战争如此惨烈,但那些死去的和存活下来的官兵们的命运如何呢?
在高黎贡山下的界头乡,正在晒太阳的三位老人给我们讲了一个难以置信的故事。
有一个连的远征军用机枪死守住高黎贡山路口,日军找来一个村民为他们带路,绕到后边,把一个连的一二百人全部打死了。解放后肃反,大家提出那个村民帮敌人杀中国军队,那村民对审讯他的官员称,他杀的都是国民党,那官员想了想,把他放了。后来这村民还当了队长。
我们去保山板桥见到远征军老兵刘志声老人,他先笑着说:“我这辈子死里逃生。”他写了一部尚未出版也难出版的书《征魂》,“写的是我们团上千人的死亡。”他曾在黄埔军校办的干训班培训过,至今记得门口的对联:“贪生怕生莫入此门,升官发财请走别路。”他说国难当头三种人:热血抗敌、麻木不仁、投敌求荣。现在让他选还做第一种人。
他现在还想着为打象达的日军而阵亡的八百多兄弟弄个墓、立个碑,因为他听说黄土坡上那些军人坟被平了,种地的还犁出骨骸来。他还为一位孤寡的远征军老兵写申请向政府求助,可县民政科说无政策,那战友到死也未拿到一分钱。
刘志声的命运也不济,1950年保山地委书记让他做秘书,派克笔都给他用了,但在填表时他如实写了抗日经历,生活全变了,几十年里每逢政治运动就挨整。
保山一中的另一位老人张子文也有相似遭遇。他当年入黄埔13期,慷赴国难,当过怒江边上的炮兵副营长(全营4门炮,5发炮弹)后被调往长官部当参谋,第一天卫立煌接见,称他“少年英俊”。日本投降后,他就逃避内战去昆明工商学校当教师,解放初仍被查出历史,劳教21年,出来后当了英语教师,干到70岁退休。这些年政治环境宽松了,他又被请到广播电台讲当年的抗日经历。
一位钟表店的大妈告诉我,那些留在村里的远征军老兵可惨咧,没人管,一分钱也拿不到,有的七八十岁了还下田,冬天一双凉鞋子。她听村里人说,台湾来的老兵请一个村里老兵吃饭,他不好意思去,怕丢人。
一路上我们见到了十多个远征军老兵,大多数多年前一直被划入人群的另册,噤若寒蝉,几乎每人当年的老照片、纪念物全被抄或自行焚毁。有的人眼里含着泪说:“现在的待遇、生活都好多了。”
好多了。这些大多80岁以上的老人,随时可能人与故事一起消亡。他们比国殇墓园的那些战友,已是死里逃生;他们又在几十年间,生里避死。
一直守护腾冲文脉史鉴的人士称,收复腾冲之战,为全国抗战全歼顽敌之首胜;建立腾冲国殇墓园以安抗日阵亡将士之灵骨,乃全国之首义。1944年11月,日寇尚未降,腾冲尚未康复,腾冲已在筹建墓园。1945年7月7日墓园落成日,全城万民献金、义卖,祭献英灵。
我们走进国殇墓园。长长的甬道,通向“忠烈祠”。国民政府十多位党政要员匾联扑面。蒋中正题“碧血千秋”、“河岳英灵”,何应钦题“气壮山河,成仁取义;光昭日月,生荣死哀。”龙云题“气涌怒江头,恸血溅三军,热泪难填浩波荡;骨收香城畔,看芳留百世,忠魂犹守汉山河。”
后面的坟山上三千多块墓碑环绕、纵列。最底下的是一等兵、二等兵,最上面的是中尉、上尉,四周又有校官、将官的合碑,美国盟军的合碑,至顶处,一塔耸天,底座是李根源题写的“民族英雄”,塔身是霍揆彰题写的“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攻克腾冲阵亡将土纪念塔”。碑石已非1945年的原物,1985年重立的腾冲火山岩碑石经风雨剥蚀、青苔滋生,有的已字迹模糊。四周静寂。几千躺着的人不说话,他们等距离地像生前一样,成班、连、营、团、师地布阵。他们中间许多人临冲杀前都没吃饱肚子,一生中都未穿过皮鞋。我抚摸着一块块碑,那一个个汉字名字幻化成一个个似曾相识的面孔。我的泪水突然溢出,摄影师牛子的泪水突然溢出。四周一片模糊。
守护过墓园的当地八旬老人段大兴告诉我们,1945年,阵亡官兵被集体火化后骨灰成车拉来,开始怕罐不够,压得很满;后来罐又多了,又匀出些装半罐,墓碑并不对应骨灰,三千多名字也不能包括反攻牺牲的九千多阵亡官兵。清明的公祭在五十年代初取消了,大约同期,民政部停发了活着的国民党抗战老兵的抚恤金。国殇墓园沉寂了十多年,再喧闹时是文革涌来的打和砸。墓碑上所纪念的二十集团军中的54军,在内战中曾被蒋介石调到东北与林彪属下的解放军54军对垒过。文革中解放军54军支左恰好驻扎在腾冲。正是革命有理的年代,解放军54军就在远征军54军的纪念塔下埋了炸药。红卫兵们也将坟山上的三千多块刻有远征军官兵的墓碑尽数砸毁。(惟有腾冲另一处纪念54军198师的阵亡将士塔,得以原物保存,只因很早该塔被人用泥糊上后大写了“毛主席万岁”等红色标语)
文革最热闹时,城关镇小学有一位老师带着小学生们来砸墓,他还爬上主建筑“忠烈祠”把四角的飞檐斗拱的木雕锯了,如今仍满檐断茬。
墓园被底朝天毁了一遍,只有一块于右任手书的“忠烈祠”匾额保了全身。当时粮食局职工田复明悄悄拿回家,作了10年床板,1984年墓园重修时他扛回来并捐上10元钱。如今园内上万文物中,存留此一件真物,算是血脉丝连。
“修而复毁,毁而重修。”1984年开始的墓园修复工作,县委下决心搬走了已占园多年的党校。县文化局1984年8月30日送省文化厅的报告称:“纪念塔已被炸成数块,现存党校猪厩。”“全体阵亡官兵名单的碑碣约百方,除用于铺砌祠后走廊阶沿及党校办公室廊外,尚存八十四方。”重建时,台湾报纸大幅报道称:原以为是统战,看来真是纪念了。
国殇墓园,第一次被意识形态侵袭持续了几十年,第二次被商品经济冲撞几年间就已有大变。如今国殇墓园的南边和西边已被食肆街、娱乐厅、珠宝店所蚕食。墓园靠近公路一侧,很远就能看到一块醒目的招牌“高家狗肉馆。”如今墓园门票20元。
在国殇墓园忠烈祠下有一块蒋介石题写的布告,警示不得改变墓地的属性:“……赖我将士忠勇,与敌周旋,前仆后继,遂克腾冲,恢复滇缅国际路线,促成伟大之胜利。丰功伟绩,薄海同钦。兹建此墓园,永垂矜式。除按此举行祀典及随时开放任人瞻仰外,不得擅自驻兵及移作别用,以示爱护、尊崇之意,倘有干犯例禁,定即严惩不贷。”
在国殇墓园我们遇到一位7旬老人,他是个共产党的老军人,他感慨道:几十年回过头说一句公道话:国共都在抗战,只是当年国军守土有责,必须正面抵挡拼杀,所以责任更大,伤亡也更重。忘记远征军对民族的功绩,就是背叛共产党实事求是的精神。之后我得知,他原来是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原院长秦伯益将军。当时我看到他虽身穿便装,仍以一个中国老军人的威严向墓塔敬了军礼。而那天,我们也看到有多位年轻的解放军军官,在墓地间言行随便,不知肃穆。
在国殇墓园的留言簿上,写着“毋忘国耻,警醒同胞”,“我爱远征军”,也写着“杀死日本人”,“一百万日军,二百万伪军,为什么?“墓园收门票是用烈士血骨赚钱”。显示了另一种惊心。
在一把日本刀的展柜前,没有什么解说词。曾接受此刀捐赠又转给墓园的腾冲文管所原所长李正先生告诉我们,这把刀是浙江海宁籍远征军预备二师排长沈荣裳的战利品。在攻克腾冲的血战中,一个日本军官挥刀跳出残破的掩体,8位中国兵猝不及防地死于刀下。沈排长端起冲锋枪朝这发疯的鬼子扫尽最后一颗子弹。战后他回到老家,跪着把军刀献给母亲,当作抗战胜利的纪念,再后来母亲怕留下政治运动的罪证,把刀层层包裹投入水井。1990年沈荣裳从台湾返乡,委托义弟羊坚将刀辗转送到腾冲。
我亲眼目睹了李正先生经历的另一次无奈。他说年前去庙宇祭母,发现地下一块碑上有字,他慢慢用手抠,发现竟是他研究过的战死于腾冲的名将李颐少将墓碑,他赶紧让人送到国殇墓园。这次陪我们来拍摄,他问起李颐的碑,没想到被搁在院草丛中,翻过正面,已有虫爬。
在滇西战死的美军、日军尸骨都是怎样处理的呢?
配合远征军的美国顾问团共亡19人,他们都在当时或战斗后几天举办了葬礼,其中军衔最高的梅姆瑞少校在大塘子阵亡后,当地土司提供了一口价值700大洋的上好棺木。1946年、1947年美国政府两次专门派出公益救护队寻找他们的遗骸,用绿帆布袋装了回国迁葬,并写出上报国防部的寻找报告,进入国家档案。
日军在中国的阵亡者,战争之初祭典规格高,死的多了,只好从简。保山市史志办的陈祖梁先生对此事研究过多年。他说,日本人早先是把尸首都运回本土,后来尸骨成堆,不及运送了就割头带回,再后来阵亡的长官割一臂,士兵切一指。到远征军反攻时,日军节节败退仍拖着死尸同行。有位远征军军官称,他们最后打下腾冲东北角,日军除了几个活的,其他死尸垒成一人高的垛,一个月下来,尸上爬满白蛆。一户腾冲人光复后回到家,发现二楼堆满日本骨灰盒,每个盒上放着手表、钢笔、书信、照片、奖章等。那户人家又惊恐又愤怒,一炬焚之。
日军阵亡者骨灰大多数进入举世瞩目的靖国神社。参观神社不收门票。“靖”在汉字里有“平安”之意,却因所附后缀,在华人心里淌着血腥。一部分横尸缅甸的日军遗骸,几十年间在其遗属、企业财团、政府的大量资金人力关注下,或被迁回或在当地大修墓地,不论原址上已盖酒楼或民居,日人皆重金买下而祭祀,甚至犬马也有立碑。一位旅居缅甸的远征军老兵提起当年葬缅的战友墓地,哽咽难语。
而日本人也在盘算着将死在滇西的日军骨骸及文物迁回国,自然遭到拒绝。至今我们还能看到日本人在滇西的倭冢或日军战死地悄悄鞠躬、洒酒、焚香。
远征军死亡的故事太多,立碑的太少,毁碑的不少。保山博物馆李枝彩先生讲了父亲亲历过的场景。61年前一个营的远征军在山神庙峡谷乘夜埋伏,计划凌晨偷袭日军,没想到被发现,日军集中火力一阵狂轰,只逃生了一个拉肚子的士兵。战后多天,尸体腐臭,一拖就会掉腿和胳膊,只好就地掩埋。沟底因此垫高一尺,乡民不再走此路,斜坡上又辟一径。60多年了,像冷水沟、灰坡、象达一样,渐渐再无人知道死了多少人,他们叫什么名字,来自何方。
腾冲,原本是中国最具特色的火山石石头城,浴火尽毁,几十年间的重建,仍未显出一方风骨。起码,没有一尊远征军雕塑。我们想,如果能够向全国发起征集,能不能塑造出一尊震撼人心的城标呢?如果再建立一个基金,或许会让地下的远征军睡得好一些,让越来越少的活着的远征军活得好一些。
战争和胜利都很远了。比起当年的美军、苏军,甚至战败的日军,中国远征军是最寂寞的一群,像被火山翻腾过的黑石,他们早已不可能成为腾冲的玉。可他们是我们这个民族不断向前延伸的道路中,最坚实的一部分。
远征军,时间空间都不远,近在每一颗有良知的心。
其实真的很微妙,时间能冲淡一切吧
实事求是
很好,应该耐心看完
肯定gcd在抗战中的作用与承认gmd的功绩并不矛盾.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都把两者对立起来.
大家应该去看看《中日大决战》,这本书里写的中华民族的抗战历史非常感人。
比较持平的评价。
GCD和GMD都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的问题是抗日战争爆发前的矛盾的继续。
老蒋认为尽快解决GCD再抗日一样来得及,反而可能争取到更多的时间;但GCD利用抗日激情,换来了喘息的机会,也是事实。
我不觉得GCD和GMD在抗日中的作用有抵触的地方,GMD组织了大规模的正面作战和中缅边境的有效抗战;中共组织的是发动群众的敌后作战方式。
看了现在刚刚播完的《八路军》,感觉比以前进步一些了。
相比国民党对共产党抗战的评价,共产党对国民党抗战的评价厚道多了。
[B]以下是引用[I]杨波[/I]在2005-8-28 12:08:00的发言:[/B][BR]相比国民党对共产党抗战的评价,共产党对国民党抗战的评价厚道多了。

把远征军老兵吊起毒打,胁迫老兵承认腾冲是GCD光复的,把长沙会战军人骨灰破坏,把昆仑关破坏,GCD多厚道了.
[B]以下是引用[I]杨波[/I]在2005-8-28 12:08:00的发言:[/B][BR]相比国民党对共产党抗战的评价,共产党对国民党抗战的评价厚道多了。

看看多厚道!


大国伤心地  

2005年07月26日 10:40【文章字体:大 中 小】

文/记者 邓康延  图/陈祖梁  李正提供
“几年前我们这里挖地盖房还能挖出远征军尸骨。”云南腾冲高黎贡山下界头乡的几户村民告诉我们。
“怎么知道是远征军的?”我问。
“他们都穿草鞋。日本兵穿的是皮鞋。”
后来,一位研究滇西抗战的学者告诉我,当年远征军新兵的第一课,不是瞄准、操练,而是编草鞋。老兵们身上都有一个小包,装着随处拣到的布条,能把草鞋打得不磨脚。
中国抗日胜利的千里之行,始于草鞋脚下。
我们几位朋友被60年前的远征军事迹感召,自筹经费从深圳、昆明奔赴滇西,拍摄纪录片。同行的作了数年田野调查的人文地理学者章东磐、孙敏、李正感叹来的晚了,他们前年、去年所采访的远征军老人有些已相继离世。
沿着中国远征军从东岸越怒江、跨高黎贡山、攻腾冲的同样反攻路径,我们一行人原路回溯,时间是2005年5月初,正好是61年前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反攻的开始日,也正值俄国向全世界盛大展示二战胜利60周年阅兵式的那几天。红场上几大国首脑恭居一侧,一车车卫国老兵们穿过全世界崇敬的目光。俄国,以一册精装的历史书,向世人导读他们的光荣。
因为这一面镜子,因为镜子外面我们的物象,我们怅然若失。
其实,二战规模中最大的、历时最长的、死伤最多的战场在中国。可悲的是当60年前世界都在庆祝战争结束时,惟有我们的国度开始了另一场鏖战,这一次双方以同一语言在同一故乡兵戎相见。巨大的族群分裂,横亘至今。
当一个民族连自己的历史都不能正本清源,又怎能阻挡别人的妄加篡改;当一辈后人连自己的浴血卫国的父兄都不能尊敬,又怎能奢望明天的社会理至情归。对历史的态度,其实是国品之所彰,国运之所系。
正是当年,十万中国远征军和美国盟军死死抵住日军直插中国腹地昆明、重庆的钢刀,并以百年间第一次反侵略的战略反攻,奠定了抗战的胜利,奠定了中国在二战同盟以及联合国大国的地位。那曾是凄怆的壮美: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学生十万兵。
我觉得抗战的云南有三条惊世骇俗的道路。一条是血路-滇缅路:绵延千里,历时数年,十万民众修筑,无日不被轰炸的中国战时惟一的接受国际援助的生命线;一条是铝路-驼峰航线:中美空军几乎以两架飞行就有一架不归的航行,维系了中国的军需命脉,而坠毁的飞机铝片也在地下铺成闪光的路;还有一条鲜为人知的尸骨路-远征军的反攻线:强渡怒江,仰攻高黎贡山、松山,巷战腾冲、龙陵,几个月间每天都有几百人伤亡并被就地掩埋于山涧沟壑。太多的士兵没有墓碑,甚至没有留下名字。
高黎贡山脚下的老人说,打完仗几天,山坡上流的都是“血旺子”。山泉也红了一年。
我在查资料时看到了两本参战者回忆录,一本是日军士兵吉野孝公1980年在日本出版的《腾越玉碎记》,另一本是远征军198师592团团长陶达纲1988年在台湾出版的《滇西抗日血战写实》。前者九死一生地在3000多名“玉碎”的日军中幸存下来,战后几十年常感受到濒临死亡时的痛苦与颤栗。后者也常常怀想着战死的上千兄弟而不安。他们写的恰好是相同的时间和战场,故对比来看极具张力。
吉野孝公《腾越玉碎记》(摘)
敌人突然在黑暗中怒涛般地涌了过来,一场军刃和刺刀的混战。敌人被击溃,遁入灌木丛用机枪反击。这时我们推出一门大队炮,小队长命令:“零距离射击,放!”敌丛里飞溅起巨大的火花,五六发以后,敌丛哑然无声,微微传来敌兵的呻吟声。……敌人并没有就此败退,新手一个个地接替上来继续对我实施轮番进攻,阵地上的树木几乎全被击毁,痛苦中死去的战友尸体还紧紧地抱着枪身。从凹洼处爬上来的敌人在我方重机枪的枪口下,像小山一样堆积。但我们的子弹已所剩无几。敌人立即在层层堆积的他们同伴的尸体上架起机枪开始扫射。
……我们退回腾冲城内,3000多日军,受到6万多中国军进攻。……我穿过到处爆炸的城内去寻找粮食,两旁重叠着被炸死的友军尸体,有的没了手,有的没了脚,有没死的二三名日本士兵,表情痛苦地伸出满是血污的手向我求救。
九月十日,敌人在蒋介石总统的愤怒激励下,实施最后总攻。我们剩下的守备队兵有350多名,他们像狂涛一样席卷而来,奋战、奋战,殊死奋战。城内战场在充满怒吼和叫骂的肉搏中化成一片血腥的荒野。9月12日太田大尉发给师团司令部诀别电报:“我们已弹尽粮绝,突入城内优势之敌自昨日以来即与我混乱战斗中。我决定将军旗及密码烧掉后,实行最后的冲锋和突围,敬祝全军胜利。”
一个军曹嘶叫起来:“我们的最后时刻已经到了,现在我们就去靖国神社,大家不要落后,冲! ”
我被俘后醒来,卫生兵在包扎我的伤口时,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对我非常亲切。为我抬担架的士兵,肩上渗出了血,丝毫也看不出敌意。
我后来被押到一位中国远征军少将面前,他称自己毕业于日本军官学校,将军对我说,“腾冲守备队龙兵团一直战斗到最后一人,很勇敢,但对于全体战死的官兵来说,也真是很可怜。我也失去了二百多名少尉以上的军官,受到蒋总统的严厉斥责。战争对人类来说,是一种非常痛苦和不幸的事。我们同是亚细亚同胞,彼此进行了这么长时间的不幸战争。”将军后来说,“你来到这儿,绝不允许自杀,战争一结束,你们就要成为重建日本的支柱。中日两国也须尽早结束战争状态……”

陶达纲《滇西抗日血战写实》(摘)
在进攻高黎贡山的灰坡时,日寇的速射炮、机关枪如一阵狂风暴雨般……第二天清晨,本人清查官兵伤亡情况、第一、第三两营官兵,已经有85人伤亡。师长叶佩高将军,冒着枪林弹雨到团指挥所,真是与部下同生共死的好长官啊!第二次再攻,本人当晚下令清点人数,可怜又伤亡250余人之多,其中有第三营营长姚立功阵亡,副营长郭砚田阵亡,副团长陈志杰负伤,第一营营长逢桥负伤一直未下火线,其余死伤的排长、班长及士兵二百余人。 这些都是他们父母所心爱的好儿子啊 !
5月30日,打下冷水沟,只见两个坑中有水泡着的十几具日军尸体,细看他们的大腿肉、屁股肉、都有刀痕,有的还见骨头,真是惨啊,皇军的悲惨下场。也感到很奇怪。又随部队到了北斋公房(原日寇据点),房屋四周有一小堆一小堆的黑色屎便,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日本人吃他们自己人的肉,因为纯吃肉的屎便是黑色的,显然五六天以来,日本人后方补给断了……
6月1日这天,高黎贡山上很冷。我眼看着两位战士在我面前冻死去了。
592团之官兵,在滇西大捷一役中,自5月11日起至9月25日止,有不幸负伤一次两次三次者,又再上战场,又再阵亡者。呜呼!能不令人悲伤,他们此种牺牲精神,无愧对中华民族之先烈在天之灵,凡有良知的人,能不同声一哭!
黄昏时分,我们攀到高黎贡山一个叫茶铺的地方安营扎寨,傍水又有平地。原来这里正是61年前叶佩高将军的宿营地,当时资料记载,他也只有块油布挡挡雨。上万士兵漫山遍野,淋在树下,抱枪而憩。
我们未遇上当年的大风雨,吃完马帮穆大哥做的赶马肉,生一堆篝火聊天。想想61年前此地此时的搏杀,脊背生冷。穆大哥说这附近下雨天很多人都听到闹鬼,有时还能听到喊杀声。附近的北斋公房、冷水沟、灰坡这些险要战场如同坟场。我们晴日空手而行山路陡壁已举步维艰。美国新闻战报称这段路上有二百多匹骡马跌入峡谷。当年狭路相逢,一方是又冷又饿在泥泞中负重仰攻的草鞋兵,一方是坚筑工事两年、装备素质精良的日本龙师团。那几乎是鸡蛋碰石头的游戏。惨烈处,叶佩高将军几欲自杀,他实难承受一边是上方火急的攻击令,一边是子弟兵们飞雪般的死亡帖。
在海拔3200多米的山垭中,战壕纵横,散兵坑遍布,来自福冈矿山的日本兵,善挖坑道,作战凶猛,战友配合如兄弟,出击似虎狼,天皇崇拜加武士精神加嗜血杀戮,绝非《地道战》、《地雷战》中挑着太阳旗和鸡的演戏鬼子。
但是,正是那些鸡蛋最终碰裂了、淹没了石头。尸骨之路,温热柔软,却不可阻挡。
我找到一个散兵坑,用手扒下去,只挖了十几下,跳出一个东西,我大喊一声:“子弹!”一颗尚未上膛的三八大盖子弹。我在太阳下凝视它斑驳的绿锈,想着这个坑里的日本兵是被击毙还是打跑了。这颗子弹原本可能会击中一个远征军兄弟,而在61年后它像一个符一样攥在我手里,洞穿着我原来的战争观。
随后的十多天里,我们再深挖也一无所获。据说当年子弹炮弹很多,解放初期和大跃进时,穷苦的山民纷纷来挖,挖到大量子弹以及死尸骸骨。1颗子弹可以换1个粑粑,有人靠捡子弹壳换了一头牛。
战争如此惨烈,但那些死去的和存活下来的官兵们的命运如何呢?
在高黎贡山下的界头乡,正在晒太阳的三位老人给我们讲了一个难以置信的故事。
有一个连的远征军用机枪死守住高黎贡山路口,日军找来一个村民为他们带路,绕到后边,把一个连的一二百人全部打死了。解放后肃反,大家提出那个村民帮敌人杀中国军队,那村民对审讯他的官员称,他杀的都是国民党,那官员想了想,把他放了。后来这村民还当了队长。
我们去保山板桥见到远征军老兵刘志声老人,他先笑着说:“我这辈子死里逃生。”他写了一部尚未出版也难出版的书《征魂》,“写的是我们团上千人的死亡。”他曾在黄埔军校办的干训班培训过,至今记得门口的对联:“贪生怕生莫入此门,升官发财请走别路。”他说国难当头三种人:热血抗敌、麻木不仁、投敌求荣。现在让他选还做第一种人。
他现在还想着为打象达的日军而阵亡的八百多兄弟弄个墓、立个碑,因为他听说黄土坡上那些军人坟被平了,种地的还犁出骨骸来。他还为一位孤寡的远征军老兵写申请向政府求助,可县民政科说无政策,那战友到死也未拿到一分钱。
刘志声的命运也不济,1950年保山地委书记让他做秘书,派克笔都给他用了,但在填表时他如实写了抗日经历,生活全变了,几十年里每逢政治运动就挨整。
保山一中的另一位老人张子文也有相似遭遇。他当年入黄埔13期,慷赴国难,当过怒江边上的炮兵副营长(全营4门炮,5发炮弹)后被调往长官部当参谋,第一天卫立煌接见,称他“少年英俊”。日本投降后,他就逃避内战去昆明工商学校当教师,解放初仍被查出历史,劳教21年,出来后当了英语教师,干到70岁退休。这些年政治环境宽松了,他又被请到广播电台讲当年的抗日经历。
一位钟表店的大妈告诉我,那些留在村里的远征军老兵可惨咧,没人管,一分钱也拿不到,有的七八十岁了还下田,冬天一双凉鞋子。她听村里人说,台湾来的老兵请一个村里老兵吃饭,他不好意思去,怕丢人。
一路上我们见到了十多个远征军老兵,大多数多年前一直被划入人群的另册,噤若寒蝉,几乎每人当年的老照片、纪念物全被抄或自行焚毁。有的人眼里含着泪说:“现在的待遇、生活都好多了。”
好多了。这些大多80岁以上的老人,随时可能人与故事一起消亡。他们比国殇墓园的那些战友,已是死里逃生;他们又在几十年间,生里避死。
一直守护腾冲文脉史鉴的人士称,收复腾冲之战,为全国抗战全歼顽敌之首胜;建立腾冲国殇墓园以安抗日阵亡将士之灵骨,乃全国之首义。1944年11月,日寇尚未降,腾冲尚未康复,腾冲已在筹建墓园。1945年7月7日墓园落成日,全城万民献金、义卖,祭献英灵。
我们走进国殇墓园。长长的甬道,通向“忠烈祠”。国民政府十多位党政要员匾联扑面。蒋中正题“碧血千秋”、“河岳英灵”,何应钦题“气壮山河,成仁取义;光昭日月,生荣死哀。”龙云题“气涌怒江头,恸血溅三军,热泪难填浩波荡;骨收香城畔,看芳留百世,忠魂犹守汉山河。”
后面的坟山上三千多块墓碑环绕、纵列。最底下的是一等兵、二等兵,最上面的是中尉、上尉,四周又有校官、将官的合碑,美国盟军的合碑,至顶处,一塔耸天,底座是李根源题写的“民族英雄”,塔身是霍揆彰题写的“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攻克腾冲阵亡将土纪念塔”。碑石已非1945年的原物,1985年重立的腾冲火山岩碑石经风雨剥蚀、青苔滋生,有的已字迹模糊。四周静寂。几千躺着的人不说话,他们等距离地像生前一样,成班、连、营、团、师地布阵。他们中间许多人临冲杀前都没吃饱肚子,一生中都未穿过皮鞋。我抚摸着一块块碑,那一个个汉字名字幻化成一个个似曾相识的面孔。我的泪水突然溢出,摄影师牛子的泪水突然溢出。四周一片模糊。
守护过墓园的当地八旬老人段大兴告诉我们,1945年,阵亡官兵被集体火化后骨灰成车拉来,开始怕罐不够,压得很满;后来罐又多了,又匀出些装半罐,墓碑并不对应骨灰,三千多名字也不能包括反攻牺牲的九千多阵亡官兵。清明的公祭在五十年代初取消了,大约同期,民政部停发了活着的国民党抗战老兵的抚恤金。国殇墓园沉寂了十多年,再喧闹时是文革涌来的打和砸。墓碑上所纪念的二十集团军中的54军,在内战中曾被蒋介石调到东北与林彪属下的解放军54军对垒过。文革中解放军54军支左恰好驻扎在腾冲。正是革命有理的年代,解放军54军就在远征军54军的纪念塔下埋了炸药。红卫兵们也将坟山上的三千多块刻有远征军官兵的墓碑尽数砸毁。(惟有腾冲另一处纪念54军198师的阵亡将士塔,得以原物保存,只因很早该塔被人用泥糊上后大写了“毛主席万岁”等红色标语)
文革最热闹时,城关镇小学有一位老师带着小学生们来砸墓,他还爬上主建筑“忠烈祠”把四角的飞檐斗拱的木雕锯了,如今仍满檐断茬。
墓园被底朝天毁了一遍,只有一块于右任手书的“忠烈祠”匾额保了全身。当时粮食局职工田复明悄悄拿回家,作了10年床板,1984年墓园重修时他扛回来并捐上10元钱。如今园内上万文物中,存留此一件真物,算是血脉丝连。
“修而复毁,毁而重修。”1984年开始的墓园修复工作,县委下决心搬走了已占园多年的党校。县文化局1984年8月30日送省文化厅的报告称:“纪念塔已被炸成数块,现存党校猪厩。”“全体阵亡官兵名单的碑碣约百方,除用于铺砌祠后走廊阶沿及党校办公室廊外,尚存八十四方。”重建时,台湾报纸大幅报道称:原以为是统战,看来真是纪念了。
国殇墓园,第一次被意识形态侵袭持续了几十年,第二次被商品经济冲撞几年间就已有大变。如今国殇墓园的南边和西边已被食肆街、娱乐厅、珠宝店所蚕食。墓园靠近公路一侧,很远就能看到一块醒目的招牌“高家狗肉馆。”如今墓园门票20元。
在国殇墓园忠烈祠下有一块蒋介石题写的布告,警示不得改变墓地的属性:“……赖我将士忠勇,与敌周旋,前仆后继,遂克腾冲,恢复滇缅国际路线,促成伟大之胜利。丰功伟绩,薄海同钦。兹建此墓园,永垂矜式。除按此举行祀典及随时开放任人瞻仰外,不得擅自驻兵及移作别用,以示爱护、尊崇之意,倘有干犯例禁,定即严惩不贷。”
在国殇墓园我们遇到一位7旬老人,他是个共产党的老军人,他感慨道:几十年回过头说一句公道话:国共都在抗战,只是当年国军守土有责,必须正面抵挡拼杀,所以责任更大,伤亡也更重。忘记远征军对民族的功绩,就是背叛共产党实事求是的精神。之后我得知,他原来是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原院长秦伯益将军。当时我看到他虽身穿便装,仍以一个中国老军人的威严向墓塔敬了军礼。而那天,我们也看到有多位年轻的解放军军官,在墓地间言行随便,不知肃穆。
在国殇墓园的留言簿上,写着“毋忘国耻,警醒同胞”,“我爱远征军”,也写着“杀死日本人”,“一百万日军,二百万伪军,为什么?“墓园收门票是用烈士血骨赚钱”。显示了另一种惊心。
在一把日本刀的展柜前,没有什么解说词。曾接受此刀捐赠又转给墓园的腾冲文管所原所长李正先生告诉我们,这把刀是浙江海宁籍远征军预备二师排长沈荣裳的战利品。在攻克腾冲的血战中,一个日本军官挥刀跳出残破的掩体,8位中国兵猝不及防地死于刀下。沈排长端起冲锋枪朝这发疯的鬼子扫尽最后一颗子弹。战后他回到老家,跪着把军刀献给母亲,当作抗战胜利的纪念,再后来母亲怕留下政治运动的罪证,把刀层层包裹投入水井。1990年沈荣裳从台湾返乡,委托义弟羊坚将刀辗转送到腾冲。
我亲眼目睹了李正先生经历的另一次无奈。他说年前去庙宇祭母,发现地下一块碑上有字,他慢慢用手抠,发现竟是他研究过的战死于腾冲的名将李颐少将墓碑,他赶紧让人送到国殇墓园。这次陪我们来拍摄,他问起李颐的碑,没想到被搁在院草丛中,翻过正面,已有虫爬。
在滇西战死的美军、日军尸骨都是怎样处理的呢?
配合远征军的美国顾问团共亡19人,他们都在当时或战斗后几天举办了葬礼,其中军衔最高的梅姆瑞少校在大塘子阵亡后,当地土司提供了一口价值700大洋的上好棺木。1946年、1947年美国政府两次专门派出公益救护队寻找他们的遗骸,用绿帆布袋装了回国迁葬,并写出上报国防部的寻找报告,进入国家档案。
日军在中国的阵亡者,战争之初祭典规格高,死的多了,只好从简。保山市史志办的陈祖梁先生对此事研究过多年。他说,日本人早先是把尸首都运回本土,后来尸骨成堆,不及运送了就割头带回,再后来阵亡的长官割一臂,士兵切一指。到远征军反攻时,日军节节败退仍拖着死尸同行。有位远征军军官称,他们最后打下腾冲东北角,日军除了几个活的,其他死尸垒成一人高的垛,一个月下来,尸上爬满白蛆。一户腾冲人光复后回到家,发现二楼堆满日本骨灰盒,每个盒上放着手表、钢笔、书信、照片、奖章等。那户人家又惊恐又愤怒,一炬焚之。
日军阵亡者骨灰大多数进入举世瞩目的靖国神社。参观神社不收门票。“靖”在汉字里有“平安”之意,却因所附后缀,在华人心里淌着血腥。一部分横尸缅甸的日军遗骸,几十年间在其遗属、企业财团、政府的大量资金人力关注下,或被迁回或在当地大修墓地,不论原址上已盖酒楼或民居,日人皆重金买下而祭祀,甚至犬马也有立碑。一位旅居缅甸的远征军老兵提起当年葬缅的战友墓地,哽咽难语。
而日本人也在盘算着将死在滇西的日军骨骸及文物迁回国,自然遭到拒绝。至今我们还能看到日本人在滇西的倭冢或日军战死地悄悄鞠躬、洒酒、焚香。
远征军死亡的故事太多,立碑的太少,毁碑的不少。保山博物馆李枝彩先生讲了父亲亲历过的场景。61年前一个营的远征军在山神庙峡谷乘夜埋伏,计划凌晨偷袭日军,没想到被发现,日军集中火力一阵狂轰,只逃生了一个拉肚子的士兵。战后多天,尸体腐臭,一拖就会掉腿和胳膊,只好就地掩埋。沟底因此垫高一尺,乡民不再走此路,斜坡上又辟一径。60多年了,像冷水沟、灰坡、象达一样,渐渐再无人知道死了多少人,他们叫什么名字,来自何方。
腾冲,原本是中国最具特色的火山石石头城,浴火尽毁,几十年间的重建,仍未显出一方风骨。起码,没有一尊远征军雕塑。我们想,如果能够向全国发起征集,能不能塑造出一尊震撼人心的城标呢?如果再建立一个基金,或许会让地下的远征军睡得好一些,让越来越少的活着的远征军活得好一些。
战争和胜利都很远了。比起当年的美军、苏军,甚至战败的日军,中国远征军是最寂寞的一群,像被火山翻腾过的黑石,他们早已不可能成为腾冲的玉。可他们是我们这个民族不断向前延伸的道路中,最坚实的一部分。
远征军,时间空间都不远,近在每一颗有良知的心。
[B]以下是引用[I]杨波[/I]在2005-8-28 12:08:00的发言:[/B][BR]相比国民党对共产党抗战的评价,共产党对国民党抗战的评价厚道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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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n.news.yahoo.com/050522/1341/2c2cu_6.html


阵亡将士墓 而今被推平
承包人将墓推平种了果树,150块墓碑堆在一起。记者抹去碑上浮土,阵亡将士姓名等依稀可见
2005年5月17日中午,记者走访了昔日昆仑关战役的旧战场,从公路边的“广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昆仑关战役遗址”碑,沿一条窄窄的乡间小路,走不多远就看到昆仑关。门洞并不高,宽不过两米,高不过三米,门洞内的题字碑只有一块清朝年间的字迹可辨,其余三块碑字迹几乎完全消失,成了平平的石板。其中一块上面还有当地村委会用油漆写的公告,说不准偷甘蔗。而关口之上,有人建起了一座三面透风的关帝庙,似乎香火挺旺。
昆仑关战役研究专家、广西画家容杰告诉记者,原来昆仑关古关口上是有两层建筑的,跟古时城楼相仿。后来上层建筑被日军炮火击毁。这个小庙是近几年附近村民自发建的。
古关口边上的小山,是放着杜聿明撰写的“陆军第五军昆仑关阵亡将士纪念塔碑文”碑的纪念亭,碑文仍清晰可辨,但背面被人用油画了个古怪的图形,整个碑的基础向一侧陷落,碑身明显倾斜,显然多年未有整修。
在南宁市郊邕江边上的杀牛坡,曾是国军175师驻守江防的阵地,在此牺牲的将士后来部分埋葬于此。记者走访时,发现这些将士的墓碑被一个人造石制品厂的工人堆放到他们工厂的木围栏外,上面长着野草,盖着枯枝败叶,旁边还丢着一些垃圾。容杰说,这些墓原来在坡上,后来有人承包了这块地,就把墓都推平种了果树。承包人把墓碑堆放在一起,但好歹还弄了个简陋的亭子挡雨,没想到几年没来,竟然成了这个样子。记者粗略数了一下,大概有150块左右。抹去碑上的浮土,阵亡将士的姓名、所属部队番号、籍贯、死亡时间等还依稀可见。
来源:南方都市报
[B]以下是引用[I]杨波[/I]在2005-8-28 12:08:00的发言:[/B][BR]相比国民党对共产党抗战的评价,共产党对国民党抗战的评价厚道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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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周刊》:60年的纪念与忘记  

2005年07月10日 10:16【文章字体:大 中 小】

大陆官方60年纪念抗战主题词的演变
文/记者 韩福东
抗战胜利60年来,大陆年年都在纪念,每逢10年,还会举行盛大纪念活动,即使文革期间也没有中断。但在毛泽东时代,每次纪念都是对国民党抗战的批判和遗忘,都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自我隔离。在后毛泽东时代,每次纪念都是对历史的还原,都是对抗战意义的新发现。


光荣归于苏联
1950年7月7日,新中国建立后第一个“七七事变”纪念日,在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主持下,首都各界代表五千余人举行了纪念“七七”13周年大会。时任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主席的郭沫若致开会词,为整个纪念大会,也为今后相当长时间的大陆抗日纪念定下了基调。
在谁是抗日战争的领导者问题上,郭沫若说:“八年的神圣抗战,毫无疑问,是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而在反动派方面呢?……蒋介石匪帮在抗日战争期间是走私式的向日本帝国主义者出卖祖国,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便是公开地向美国帝国主义出卖。这一明白的事实,谁也不会怀疑了。”
郭沫若还特别强调:“我们的抗日战争自始至终都得到了苏联的诚心诚意的帮助。在抗日战争初起的时候,全世界帮助我们国家的就只有苏联。”开会词还用了大量篇幅声讨“法西斯轴心国的继承者”美国,而对于日本,则采取了一分为二的态度—在斥责“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的同时,还“对于同受美国侵略并同样进行反抗斗争的日本人民表示同情和敬意”。
1951年8月底,《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关于九月三日抗日战争胜利日纪念办法的通知”。通知要求全国各报纸、杂志、广播电台和其他宣传教育机构,应在9月3日及其前后,进行关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苏联军队解放东北的援助下,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光荣历史的宣传。
《人民日报》同时刊登“今年九月三日抗日战争胜利日的宣传要点”,规定:1、抗日战争以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而结束,这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反帝国主义斗争由失败走到胜利的伟大转变;2、打败日本主要是中国人民和苏联的功劳;3、美帝国主义是今天中国人民的死敌。
1955年,抗战胜利10周年。9月3日上午,沈阳和哈尔滨两市各界人民代表共2000多人分别祭扫了当地的苏军烈士墓。下午,旅大市(今大连市)各界人民代表3000多人在旅顺举行了“胜利纪念塔”揭幕典礼。塔身刻着:“光荣归于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和捍卫了远东和平的苏联人民及其武装部队力量!”当时的国防部副部长萧克在讲话中称,10年前,“苏联决定性地帮助了我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当天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崔奇文章《苏联击溃日本帝国主义的历史意义》,作者批评美国“采取了拖延战争的政策。按照他们的太平洋作战计划,战胜日本依然遥遥无期。”
丑化国民党政府,确立共产党在抗日过程中的领导地位,是中共执政初期为巩固执政合法性所采用的一种手段。当时大陆在外交上完全倒向苏联,又经历抗美援朝战争,对抗日的纪念变成对苏联红军的讨好式颂扬和对“美帝国主义”的批判。后果是,在大陆官方媒体上,国民党的抗战和美国对中国的援助被掩盖了,共产党的抗战也被看轻了,惟有对苏联的感恩戴德。
上世纪60年代以后,中共与苏共两党交恶,大陆关于抗日战争何以胜利的叙述,也发生微妙的变化。
1965年,抗战胜利20周年。8月15日,新华社播发纪念文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称:“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抗战,挽救了当时极其深重的民族危机,取得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胜利。”文中只字未提苏联军队的援助。
在当年的纪念活动中,大陆还多次批判苏联领导人。9月3日,林彪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是帝国主义强盗的帮凶”。
1975年,抗战胜利30周年。9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三十周年》文章,对苏联的表述开始一分为二:抗日战争中,“在斯大林同志领导下的社会主义苏联的军队和人民,在战斗中建立了巨大的功勋”;“这些年来,随着苏美争霸的加剧,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亚洲推行霸权主义的狼子野心越来越暴露。”
直到上世纪80年代,苏联出兵东北的作用才得到大陆官方和史学界比较客观的评价。
[B]以下是引用[I]杨波[/I]在2005-8-28 12:08:00的发言:[/B][BR]相比国民党对共产党抗战的评价,共产党对国民党抗战的评价厚道多了。

难以出版的抗战歌曲集  

2005年07月26日 10:41【文章字体:大 中 小】

文/记者 欧阳斌
抗战胜利60年之际,各类纪念活动数不胜数,年过六旬的阚培桐没有想到自己编写的抗战歌曲集竟然难以出版,原因是有些歌曲不合时宜,除非删除。
倔强的他没有听从朋友们的劝告,拒绝进行删除,坚持要向年轻一代展示完整的抗战歌曲面貌。他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历史。为此,他还在奔走,尽管自己也知道希望渺茫。
历尽3年的辛劳,阚培桐整理出3600首抗战歌曲。今年6月,他接受《凤凰周刊》专访时信心十足地说,这将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歌曲集,如果印行,至少会有8卷。
阚培桐的父亲是原国民革命军第31军131师师长阚维雍。在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时,阚师长率领1万余人驻守桂林,面对近10万日军进攻,苦守10天,在桂林城破前一日,阚师长自尽殉国。这场保卫战是抗战历史上最艰苦的战役之一。
阚培桐说,自己从小就唱抗战歌曲,但是现在这些歌曲越传越少,人们时常提起的总是那几首,显得单调。他觉得抗战文化遗产也急需抢救,希望能以此纪念那段历史。
抗战歌曲也是文物
凤凰周刊:您是怎么想起要收集整理抗战歌曲的呢?
阚培桐:2002年我在北大荒一起生活过8年的朋友们邀请我到北京来团聚。我当时住在广西柳州,来北京住了4天,最后一晚上我们聊起抗战歌曲的事情。我说现在出版的抗战歌曲集没有超过1000首的,我觉得如果由我自己来编,绝对能够超过这个数字。我从小喜欢唱歌,上初中的时候我就把自己小时候唱过的那些歌曲整理出来。到了文革,这个歌本被没收了,我又重新整理了一个,所以我很有信心。
当年的抗战歌曲很多,但是现在大家反复唱的就那么几首,非常单调。秦砖汉瓦是文物,抗战歌曲也是啊,文化遗产更需要及时的保护。
凤凰周刊:您收集这些歌曲主要通过哪些途径?
阚培桐:回到柳州之后我就开始这项工作。首先是收集所有已经出版的抗战歌曲,然后把我自己的积累补进去,后来就是到柳州市的档案馆查资料,拜访柳州的一些老人。这些整理完后,我就转到桂林,因为桂林一度是抗战的大后方,也是文化中心。
柳州和桂林的工作做完,我就已经收集到了2000多首歌曲了,这个成绩已经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我把目标转移到国家图书馆,后来又收集了很多重庆和上海图书馆的资料,因为重庆和上海在抗战时期也是非常重要的城市。
在我做了一段时间之后,社会上知道的 人就比较多了,有了很多其他获得资料的渠道。
当年抗战的时候,宋庆龄和李宗仁的妻子郭德洁成立了很多保育院,收容了很多抗战人士的子女和难童。后来这些保育生把他们当年传唱的抗战歌曲整理出两大本,送给了我一份。台湾一位名叫熊德昕的教授从1980年代开始也在收集抗战歌曲,不过主要是台湾和海外的,有1800首,出了一本书,这个资料我也得到了。还有很多人知道我在做这项工作后,给我打电话或者通过邮寄的方式,给我提供了很多资料。
能省就省
凤凰周刊:您为自己的工作花费了多少钱?
阚培桐:除了朋友帮忙垫付的,我自己并没有花太多的钱,能省就省。比如一首歌印在两页上,如果另一页上的内容不是很多,我就把它抄下来,省得再复印了。
这年头什么都要靠关系。我当过20多年的广西政协委员,认得很多人。到了桂林的时候,我就找到了当时广西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他非常热情,把自己的房子腾出一间来给我住,还帮我介绍了文史委的主任,给我很大帮助。
在国家图书馆收集资料的时候,按图书馆的规定,解放前的资料复印一页9块钱,而且要印就必须整本复印。当时把我给难住了,这样根本印不起。好在有一个老朋友就在这个图书馆工作,帮了很多忙,还帮我找来大量上海和重庆图书馆的资料,整整3大箱子,几百册资料,整理出来1000多首歌。这个朋友帮我垫付了几万块钱,如果没有他帮忙,这些资料估计复印费用要超过百万。
凤凰周刊:您在整理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阚培桐:当时一首歌曲可能会有不同的名称,我要进行校对,考证哪一个的歌词是准确的,哪一个作者是最有可能的,并且要防止重复。这个工作量非常的大。我收集到的几千首歌我全都看过,有的对比过很多遍。为了防止歌曲的重复,我把每首歌的第一个乐句写下来,进行核对。还有很多资料印刷的质量非常差,错误百出,我就要自己手抄,我手抄的歌曲有1000多首。3年的时间里,我经常干通宵,困了就睡,醒了继续干。整个下来瘦了10斤。
时间非常紧张,因为我要在今年出版,今年是60周年,非常有意义。到下一个整年70周年的时候,很多亲身参加过抗战的人就更少了,所以我和朋友们一定会在今年出版的。
我希望能够还原当年的历史
凤凰周刊:您的书为什么难以出版呢?
阚培桐:这和我收录的歌曲的政治结构有关。按照歌词的内容,我把它分成左中右三类。大量的内容都是中性的。还有一类歌词是歌颂中国共产党、歌颂毛泽东、谴责蒋介石和国民党的。这些歌曲一共有1000多首。
另一类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歌词中带有“中华民国”、“三民主义”、“青天白日”等词语,现在大陆比较忌讳,这类歌曲大概有80多首;另一种是比较极端的,比如赞扬蒋介石以及国军将领的,这样的歌曲有20多首,其中有3首是在国共合作其间由延安的音乐家创作的,在一首歌里既赞扬国民党,也赞扬共产党。但是,完全是谴责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歌曲我一首都没有找到。
本来我以为这个比例应该会让大陆比较高兴,而让台湾的一些人不高兴。因为从比例上来说,赞扬共产党的高于赞扬国民党的,而且没有收集到谴责共产党的歌曲。但是没有想到正是这100多首赞扬国民党的歌曲出了问题。出版社要求我把这些歌曲删除,态度非常坚决。我和朋友们谈了20多家出版社,都是因为这个问题不给我们出书。
凤凰周刊:这些歌曲一共只有100多首,只占您全部歌曲的三十六分之一,您有没有想过退让一步呢?
阚培桐:很多朋友这样劝过我,说“退一步海阔天空”。但是我希望能够还原当年的历史,保存历史的真实性。我没有添加任何评论,也没有理由拿掉这些歌曲以保持政治上的纯洁性。现在我们自己借了60万元在做校对和排版的工作。我们要在今年出版,不可能把工作停下来,只能先尽可能地做一些工作。最后实在不行了,也可能拿到香港去出版。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能在大陆出版,给大陆民众一个真实的历史。我们不是为了名利。
凤凰周刊:在您的收集整理过程中,官方是什么样的态度?
阚培桐:没有明确的支持,当然也没有禁止。不过一些统战部门给了我相当大的支持,对我的收集工作有非常大的帮助。今年国家机关工委要组织两场大型的抗战演唱会,很多歌曲都是反复唱的那几首,于是民革中央找到我,挑选了一些歌曲作为曲目报了上去。
凤凰周刊:您觉得您做这件事情的意义何在?
阚培桐:我希望大家不要对历史有偏见,不要用政治的眼光衡量、评价历史,要客观真实地对待历史。我认为,客观真实的历史也是两岸统一的基础。
[B]以下是引用[I]杨波[/I]在2005-8-28 12:08:00的发言:[/B][BR]相比国民党对共产党抗战的评价,共产党对国民党抗战的评价厚道多了。

纪念阵亡烈士是发展的内助力

2005-05-17 03:29更新 来源:新京报 第1页/共1页 << 上一页 | 下一页 >>

宁静的生活往往会让人们失落了对战争的痛苦回忆。因此,在纪念二战胜利60周年时,正如孔令人代表在今年全国两会(图片-新闻-网页) 上提出的,设立中国的“阵亡将士纪念日”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这是对中国历史上反侵略反殖民,追求独立和解放的战争中的个人贡献的国家肯定。这种思路无论目前能否实现,它实际上都提出了以国家方式,制度化表达对反侵略和独立解放战争中牺牲者的尊重和怀念的可能,这就像是另一种形式的国葬,是国家执行力的最高礼节.
其实,很多国家都有自己的“阵亡将士纪念日”或类似的纪念日。大多数这样的纪念日,是以国家遭到袭击,或是历史上军队为保卫和平而战的日子来安排的。例如美国将每年5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一定为“阵亡将士纪念日”,每到这一天,美国现役军人和老战士便前往墓地,鸣枪向阵亡将士致意,吹响军中熄灯号让死难将士安息。
以国家行为制定对牺牲者的纪念活动,其意义在于,首先,这种纪念方式是对目前现有国策的内在助力。今天中国所追求的和平发展,实际上是在经历了历史经验和教训之后的必然选择。而在对外交往过程中,中国所经历的屈辱历史,也是今天中国选择和平发展政策的一种阐释。这种纪念方式可以辅助整个世界理解中国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对于发展方式的选择。我们以国家礼节悼念阵亡将士,表达了一种潜台词,即执政力量要对国家安全负责到底的决心,以及曾经饱受战乱之苦的国家,绝对不会侵略别国的承诺。
其次,将阵亡将士的纪念定为法定节日,则是把勿忘历史的爱国主义提升到制度化的高度。这种制度表述了一个民族群体对公民生命的尊重和维护,生命至高无上,每一个生命所承担的民族责任也都是平等的。目前的中国社会,缺乏制度化的爱国主义教育,而社会情绪中对历史认识,仍然停留在自发状态。制度化的纪念活动,能够从时间和习惯上,将历史态度提升到自觉状态。
把这些爱国主义表达集中起来进行,有助于在社会形成强大的历史舆论场。
再者说,这也是对国内不同政治集团面对外来侵略做出抗争的一种肯定。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历史和解。它让人们了解到,即便意识形态不同,政治立场迥异,但是国家责任至高无上。只要是维护国家尊严和领土完整的行为,都将受到整个民族的永久敬仰。这对于我国推动台湾问题和平解决,反对台独势力,反对外来势力干涉台湾问题,都有着重要意义。
如果把这种对历史上保卫国家的烈士的纪念活动提升到政府行为上来进行,将会充分表达现代理性政治中对于个体生命的最大尊重,也体现了执政力来自历史的合法性基础。这种国家层级的人文关怀和历史追思,既是对烈士的怀念,也是对民族尊严的回归,更将充分教育后人,巩固这个社会的国家责任感。
□周庆安(北京编辑)
这样的文章可以让我们从一个前所未有的新角度去审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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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祖国牺牲的人是最值得尊敬的人!
这个MM过于激动了吧,不可否认,共产党比国民党打得好得多,战斗力也强得多。如果说国民党以空间换时间,丢失大片领土,使数千万国民遭受屠戮,是正确的战略的话,共产党的战略就更无可贬的了。其实,说穿了,国民党想保存实力,又因套着合法政府的套子,不得不正面抗日,而战略又不得法,损兵折将,声望反没有gcd高。如果是毛领导抗战,结果会好得多。蒋在军事、政治上都不行。大家不要带着现代GCD的印象去看当时的GCD,当时的GCD可是人才辈出。
那确实~~~~~~~
不是第一次看了,但还是再次感到痛心。。。
不要争这个了,真的,大家多看看各方面的资料,明白就行了。gcd还是gmd怎么宣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是在发展变化的,都会有所反思。现在信息这么发达,只要是稍有脑筋的人,都不会太片面的。这是发展的必然,历史的恩怨终将被超越。
祈愿我们不要再自己人打自己人,自己人斗自己人,宁可动口不要动手,不要再搞政治运动,尊重每一个公民。否则我真要骂咱们是劣等民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