爾愛其廠 我愛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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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8.25  中國時報
管中閔


    一九九○年代初,還籠罩在「六四天安門事件」陰影下的中國大陸開始努力發展經濟,全力對外招商,也開啟了台灣商人赴大陸投資的新頁。十多年來,不論政府政策為何,赴大陸的台商一直絡繹於途,而投資的熱潮始終未曾稍歇。

    根據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的統計,至今年四月為止,台商對大陸投資累積已近四百三十億美元,中國大陸商務部的統計亦相當接近。這些投資占我國對外總投資的一半,而金額換算台幣超過一兆兩千億元,約為我國一年國內生產毛額的九分之一。若再加上透過其他管道的投資,我國對大陸的投資必然更加可觀。


    在這股西進的熱潮下,政府政策也由早期具有禁止性的「戒急用忍」,轉變成近年的「積極開放,有效管理」。後者的「開放」,是回應企業界的要求,而所謂的「管理」其實是限制,也是在不得不開放之下的防守性策略。政府認為對台商投資的項目加以限制,可以避免台灣關鍵產業的優勢流失,也能平抑經濟向大陸傾斜的趨勢。

    然而「開放」與「限制」本是先天矛盾的方向,所以執行起來難免左右為難。以十二吋晶圓廠為例,企業面對國際市場的競爭以及大陸市場的吸引,強烈要求開放投資;政府卻憂心此舉將使大陸在相關技術上得以發展,繼而威脅台灣產業,因此遲遲不願鬆手。

    當政府與企業間還在爭論什麼「廠」可以開放投資,我們卻對台商西進中所流失的「人」感到分外惋惜。這些被歸類為台商的人包括大小企業家、經營與管理幹部,以及各種工程技術人員。許多報導中估計,僅上海到蘇州昆山一帶,台商人數已超過五十萬人;若再加上各地的台商以及台商眷屬,人數更是不知凡幾。有些台商由於不耐長年兩地奔波,於是將家眷接去,逐漸落地生根。

    如果多數台商具有大學學歷,而培養一位大學生政府平均花費約八十萬元,五十萬台商就是約四千億元的教育投資;如果再加上義務與高中教育,其數更不止此。更重要的是,這些人還代表著許多難以估算的專業知識、實務經驗,以及各行業的特殊 know-how。所以我們過去十多年所實際流失的,必然倍於那一兆兩千億元的直接投資。

    這麼看來,似乎更多的限制才是避免資金與人才繼續流失的對策。其實不然。當國際資金可以自由流動,目前對台商投資的限制只有象徵意義,而不會有實質效果,因為它無法阻擋迂迴前進的台灣投資者,也無法阻止當地企業在其他國際合作下的興起。同樣的,人的移動也無法限制。當企業依循經濟力量的指引而移動,作為生產要素的人也勢必選擇對他們最有利的地方。

    在目前西進的大趨勢下,除了繼續自身經濟體質的調整外,我們需要的是更多的開放。因為開放,專業人士得以自由出入於兩岸經濟活動,而不必被迫在兩地之間作選擇。當我們對中芯半導體開罰,我們就永遠失去了這批人。當台商選擇在對岸安家落戶,我們也永遠失去了這批人。有些失去的已無法改變,而我們應該避免失去更多。

    前不久桃園停水之際,我們才複習了「臨渴掘井」這個成語,而現在或許是重新認識另外兩句:「歧路亡羊」與「亡羊補牢」的時候了。

    (作者為中研院經濟所特聘研究員)(本專欄不代表本報立場)2005.08.25  中國時報
管中閔


    一九九○年代初,還籠罩在「六四天安門事件」陰影下的中國大陸開始努力發展經濟,全力對外招商,也開啟了台灣商人赴大陸投資的新頁。十多年來,不論政府政策為何,赴大陸的台商一直絡繹於途,而投資的熱潮始終未曾稍歇。

    根據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的統計,至今年四月為止,台商對大陸投資累積已近四百三十億美元,中國大陸商務部的統計亦相當接近。這些投資占我國對外總投資的一半,而金額換算台幣超過一兆兩千億元,約為我國一年國內生產毛額的九分之一。若再加上透過其他管道的投資,我國對大陸的投資必然更加可觀。


    在這股西進的熱潮下,政府政策也由早期具有禁止性的「戒急用忍」,轉變成近年的「積極開放,有效管理」。後者的「開放」,是回應企業界的要求,而所謂的「管理」其實是限制,也是在不得不開放之下的防守性策略。政府認為對台商投資的項目加以限制,可以避免台灣關鍵產業的優勢流失,也能平抑經濟向大陸傾斜的趨勢。

    然而「開放」與「限制」本是先天矛盾的方向,所以執行起來難免左右為難。以十二吋晶圓廠為例,企業面對國際市場的競爭以及大陸市場的吸引,強烈要求開放投資;政府卻憂心此舉將使大陸在相關技術上得以發展,繼而威脅台灣產業,因此遲遲不願鬆手。

    當政府與企業間還在爭論什麼「廠」可以開放投資,我們卻對台商西進中所流失的「人」感到分外惋惜。這些被歸類為台商的人包括大小企業家、經營與管理幹部,以及各種工程技術人員。許多報導中估計,僅上海到蘇州昆山一帶,台商人數已超過五十萬人;若再加上各地的台商以及台商眷屬,人數更是不知凡幾。有些台商由於不耐長年兩地奔波,於是將家眷接去,逐漸落地生根。

    如果多數台商具有大學學歷,而培養一位大學生政府平均花費約八十萬元,五十萬台商就是約四千億元的教育投資;如果再加上義務與高中教育,其數更不止此。更重要的是,這些人還代表著許多難以估算的專業知識、實務經驗,以及各行業的特殊 know-how。所以我們過去十多年所實際流失的,必然倍於那一兆兩千億元的直接投資。

    這麼看來,似乎更多的限制才是避免資金與人才繼續流失的對策。其實不然。當國際資金可以自由流動,目前對台商投資的限制只有象徵意義,而不會有實質效果,因為它無法阻擋迂迴前進的台灣投資者,也無法阻止當地企業在其他國際合作下的興起。同樣的,人的移動也無法限制。當企業依循經濟力量的指引而移動,作為生產要素的人也勢必選擇對他們最有利的地方。

    在目前西進的大趨勢下,除了繼續自身經濟體質的調整外,我們需要的是更多的開放。因為開放,專業人士得以自由出入於兩岸經濟活動,而不必被迫在兩地之間作選擇。當我們對中芯半導體開罰,我們就永遠失去了這批人。當台商選擇在對岸安家落戶,我們也永遠失去了這批人。有些失去的已無法改變,而我們應該避免失去更多。

    前不久桃園停水之際,我們才複習了「臨渴掘井」這個成語,而現在或許是重新認識另外兩句:「歧路亡羊」與「亡羊補牢」的時候了。

    (作者為中研院經濟所特聘研究員)(本專欄不代表本報立場)
台商中是蓝大于绿,都赶走了,对绿色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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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只谈利没有政治立场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