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农大两万学生激辩去基层就业得失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0/02/28 08:11:31
2005年08月24日 09:50 中国青年报
专题策划 周珣 罗旭辉 本报记者 李健
  中国农科院祁阳红壤实验站5年来终于迎来了一名大学应届毕业生。
  今年4月14日,湖南省委宣传部副厅级研究员蒋祖烜在衡阳市祁阳县开展农村文化调研,顺道拜访中国农科院祁阳红壤实验站。
  该站始建于1960年,由一批来自北京的青年农业科技工作者创建,是首批35个国家级野外站之一,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中青年科学家,首任站长刘更另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但由于条件艰苦,该站后继乏人。想进几位大学毕业生,连续3年未能如愿。去年站领导去湖南农业大学挑选毕业生,看中资源与环境学院的两名学生,先后找他们谈了两次,结果在正式办手续时学生变了卦。
  得知这一情况,蒋祖烜当晚致信湖南农业大学党委书记刘强。信中说:“我不相信湖南农业大学的优秀毕业生都不愿意去做这种相对艰苦清贫的基础科研工作……建议在您的领导下组织一些必要的公开讨论,就农大毕业生的理想与前途、专业与就业、待遇与成就,发表各种意见,以期达到某种程度的共识。”
  接到来信,刘强当即批示:“我校个别毕业生不愿到祁阳红壤实验站工作的情况,令人深思。请宣传部在校报刊登此信,并请学工部、团委组织学生,特别是在高年级学生中开展讨论:我们农大办学的目的是什么?学生的理想和责任是什么?我们应该怎样选择工作岗位?”
  《湖南农业大学报》4月20日头版头条刊登了来信和批示,校报发到4000多个学生寝室,由此拉开了主题为“基层的呼唤、我们的责任”的大讨论。全校近两万名学生以学生干部座谈会、班团民主生活会、专题报告会、演讲、辩论等多种形式开展讨论。校团委在校园网站开辟“基层在线”,让学生自由发表意见和看法。宣传部、学工部组织优秀团干、班干深入农村、工厂、街道开展社会调查。
  最近几年,湖南农大毕业生就业率、每年去基层工作的毕业生总人数、选调生人数、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录取人数均超出省内其他高校。但由于受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和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一些大学生就业方向上的功利主义选择也确实存在。学生们就此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校学生会主席王倡同学说,大学生不仅应当下基层,而且应当自觉地下基层。大学生只有把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同国家和人民的需要结合起来,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动物科学学院谭小龙同学表示,愿意参加省委组织部的选调到湘西贫困地区工作。有同学问他:“你去了湘西,或许一辈子就在乡里,不一定还能上来。”他说:“有为才有位,只要有为,哪里都有自己的位置。”
  生物安全学院李肇博同学认为,就业不应当首先考虑城乡,而应当首先考虑自己的专业知识是否能够派上用场。他说:“我们读了几年大学,学到的专业知识不能用,这是最大的浪费。”
  资源与环境学院罗慕菲同学谈到,基层确实相对清贫,但在选择职业时只为眼前某些物质利益考虑,就会耽误青春。大学生的目光不应如此短视,不应过于计较钱财和地位。
  工程学院奉成芳同学觉得,端正就业思想,重要的一点是要向刘更另等老一辈科学工作者学习。越是艰苦的地方越蕴涵着成功的机遇,越是艰苦的地方越有机会挑重担、担大梁。
  也有部分同学认为,蒋祖烜同志来信中说的情况很正常,大学生就业观肯定是多角度、多元化的。作为农大学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也和其他大学的学生一样,可以有这样的选择,也可以有那样的选择,不能说选择不下基层就是错误的。
  生物安全学院一位动植物检疫专业的同学说,我们这个专业在大城市、在海关也许更有作为。
  讨论中,有许多同学表达了他们想去基层又不了解基层、不敢去基层的心态。一位农学院大三的女同学说,她随毕业班老乡参加过两次人才招聘会,没有看到过县乡级的单位要人。他们希望学校和社会理解、体谅大学生的想法,为他们在大学期间尽早了解基层、毕业后去基层能有所作为创造有利条件,同时也希望基层单位加强自身宣传。
  相关职能部门、各教学院部对同学们的讨论作了认真的记录、汇总,并向校党委书记刘强反馈。
  刘强书记认为,该校学生在讨论中谈的各种想法,在各地大学生中有普遍性。他呼吁各高校、教育部门以及全社会尊重大学生的合理诉求,在采取措施帮助大学生了解基层、热爱基层,树立正确发展观和就业观的同时,研究、完善有助于大学生在基层迅速成长的人才发展机制,让基层对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有吸引力。
  ■附蒋祖烜给刘强的信
  刘强书记:
  我这次奉命到湘南搞农村文化调研,顺道去拜访了一个农业科研机构———中国农科院祁阳红壤实验站。这个单位是1960年建立的,当时一批来自北京的青年农业科技工作者,扎根在这片红色而贫瘠的土壤,大胆创新,默默奉献,获得了一批国家级、省部级的重大科研成果,为改良红壤土质,提高农作物产量,为当地人民的生产生活水平的提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中,他们自身也取得了进步,单位在全国800多个科学实验工作站中,成为首批35个国家级的野外站之一,涌现了一大批优秀中青年科学家,首任站长刘更另先生还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对此给予肯定。
  我在这里了解到一个与您和贵校相关的情况,该站目前有点后继乏人的窘迫,连续3年想进人,都没有人愿意来。去年曾经去农大选招毕业生,看中了资源与环境学院两名学生,先后谈了两次,结果到正式办手续时又变了卦,另择高枝而去,据说主要是嫌这里条件艰苦,待遇不高。
  听到这一情况,我感到很意外,也很惋惜。农大毕业的学生,到这样性质和级别的机构,从事与湖南农业大省的发展紧密相关的科研工作,是很对口、很能发挥作用的。在这样一个起点很高的平台与研究氛围很浓的环境中,通过几年的努力,使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把个人理想和建设小康社会与实现民族复兴联系在一起(这决不是大话),青春会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奉献中更加绚丽,人生将因融入国家民族的事业而发光。
  我不相信湖南农业大学的优秀毕业生都不愿意去做这种相对艰苦清贫的基础科研工作。也许以上情况是某种范围的巧合,个别同学或者确有客观困难,也许一部分同学中确实存在某种急功近利的想法。我建议把这封信在贵校的校报上刊登出来,建议在您的领导下组织一些必要的公开讨论,就农大毕业生的理想与前途、专业与就业、待遇与成就,发表各种意见,以期达到某种程度的共识,既发挥学校的教育引导作用,又充分调动大学生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参与性,或许这也是高校思想教育的具体、现实的方式之一。
  想到这些,夜不能寐。提笔就写,斟酌不细,也可能言不及意而失之偏颇,请予以理解和原谅。

  


中国农业科学院祁阳红壤实验站前的土路



副站长秦道珠(右二)与毕业生王晶在当地百姓为实验站立的碑前



看上去和农民没什么差别的副研究员王伯仁

从湖南衡阳到广西友谊关的322国道83公里处,有一条长满野草的小岔道。几乎没人会注意,小路尽头会有一个国家级科学实验站———中国农业科学院祁阳红壤实验站。
  1994年,这个离最近的乡政府也有1公里多远的实验站,走出了一名中国工程院院士。可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地理位置偏僻、工作条件艰苦,实验站人才不断流失,最近5年更是招不到一名大学毕业生。“如果再没有人来,实验站可能生存不下去了”,今年52岁的副站长秦道珠说。
  1992年起,大批科研人员以诸多理由离开
  为解决湘南低产田而建立的祁阳红壤实验站,至今已经有45年历史,前后有160多名大学生曾在这里工作。1960年至1966年,响应中央到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号召,北京中国农科院的7名青年,加上湖南省、衡阳市和祁阳县同时选拔的15名青年科技工作者,到祁阳县官山坪村,要把当地水稻产量成倍提高。随后一段时间,陆续又有科技人员被抽调到这个艰苦的实验站。7年里,这里的科研人员最多时达到57名,平均年龄24岁。村民们回忆说,实验站里整天发出小伙子们开怀的笑声。
  这样的情景很快被“文化大革命”改变。实验站受到严重破坏,大部分科研人员被打倒,只有4人留下,给实验站看家。他们白天接受劳动改造,偷偷摸摸做试验,晚上躲进小屋,点着煤油灯查资料、写实验报告。
  1978年后,全国掀起向科技进军的高潮。湖南农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衡阳农校、宁陵农校和长沙农校等学校分配来的46名大中专毕业生,给实验站注入新的活力。
  当科研工作再次走上正轨时,1984年,华中农业大学一位大学生在实验站待了两年之后,提出离开。理由很简单,实验站离他老家湖北太远,加上工作生活环境太苦不能适应。他的离开像一枚重磅炸弹,把实验站青年人的思想炸得七零八落。面对艰苦的环境,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有了离开的念头。
  实验站开始想各种办法,尽最大努力挽留这群富有朝气和才华的年轻人。为了让大家开阔视野,每年11月,实验站分批派科研人员到北京图书馆查找资料,到其他单位进行业务交流,鼓励科研人员多参加国际、国内的各种学术会议。从20世纪90年代起,实验站每隔一段时间就要送科研人员到澳大利亚合作单位或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学习。实验站还将一些小课题从开始申请到最后写论文都交给年轻人来做,让他们在业务上得到锻炼,有成就感。
  但种种努力仍然挡不住人才流失。从1992年开始,越来越多的科研人员以“找不到女朋友、家里来人没地方住、待遇养活不了自己”等为由离开实验站。流失一直持续到2001年一名骨干副站长离开。实验站最后只剩下16人。
  2002年实验站有了自来水,结束了喝泥巴水的历史;同时还挤出有限资金,把站前泥泞的小路拓宽,这条长600米、有9个弯的小路原本只有两米宽,颠翻过一位来访韩国专家的小车。2003年,实验站又在衡阳用土地找房地产商换了几十套房子,让科研人员可以住得宽敞点。
  但从2001年到今年7月,实验站没有招到一名大学生。副站长秦道珠说:“招大学生招得我们心都凉了。”目前,实验站剩下的16人中,能搞科研的只有8人,年纪最大的55岁,最小的38岁,平均年龄50岁左右,人才出现严重断层。
  当地百姓为实验站立碑,“希望每个字都能表达谢意”
  红壤实验站三楼荣誉室,各种奖状在桌子上摆得密密麻麻,和人才流失一样,实验站的成绩同样引人注目。
  湘南红壤低产田耕作后泥土不烂,土块跟鸭屎一样大小,产量只有100公斤左右,被当地老百姓叫做“鸭屎泥”。1960年,实验站成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对“鸭屎泥”进行调查,走访了50多个村,召开了140多次调查会,实验了几十种肥料。经过3年努力,终于解决了这一问题,亩产提高到287公斤,缺粮的官山坪村变成了余粮村。据1964年不完全统计,这一方法在湘中南地区推广295万亩,增加稻谷1.8亿公斤。1964年,实验站解决“鸭屎泥”的成果,获得国家重大科技成果奖。
  1980年以后,实验站开始尝试在丘陵地带、不同海拔的地方种不同的作物。科研人员不仅自己试验,还手把手地教当地农民。丁源冲村村民聂小春,就是试验的受益者。在科研人员的指导下,他在山下种水稻,在山脚种西瓜和玉米,在山腰种果树和牧草,在山顶种保持水土流失的树木。这种立体模式很快取得了效果,仅牧草养羊这一项,聂小春家里每年就可以增收6000多元。聂小春说:“实验站将科学技术变得实实在在,能让农民富裕”。
  有这种感受的不止聂小春,所有村民都得到过实验站的技术指导。今年70多岁的官山坪村老支书王风元说,实验站不仅让村民们吃饱了,还让大家富裕了,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农民科学种田的意识。1995年实验站提出的立体农业模式获得国家“八五”科技攻关重大成果,在全国推广。据统计,45年来,实验站获得国家级奖项3个,省部级奖项19个,几乎每两年就有一个奖项。
  1995年红壤实验站成立35周年,老百姓和县政府在站里立了块碑。负责起草碑文的原祁阳县县委副书记黄承先说,碑文先后请了3个人写,修改了无数次,“我们希望每个字都能表达我们的谢意”。
  虽然远离都市,但“实验站在国际上的名气比国内大”,科研人员笑着说。从1983年以来,来自菲律宾、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等12个国家的200多名专家,先后到这里考察合作,实验站也有65人次出国考察、培训。
  2002年在实验站住了5个多月的韩国博士朴洪圭感叹,“所有村民都认识科技人员,你们不仅在实验室工作,更把科学实验做到了农民心里”。到站里访问的澳大利亚博士罗伯特临走把一顶太阳帽送给晒得黑黑的科研人员。
  2001年实验站从800多个野外实验站(台)里脱颖而出,成为第一批30个“国家野外观测实验站(台)”之一。红壤实验站是农业研究领域惟一的一个,今后将承担更多的国家级实验项目,为相关部门提供更多的参考数据。
  2004年,世界顶级土壤研究站———英国洛桑实验站专程到这里交流业务。因为历史悠久,洛桑实验站的1克实验样土比1克黄金还贵。在我国,红壤实验站也是土壤长期性研究最早、取得成绩最大的实验站。“我们要成为中国的洛桑”,站里的规划这样写道。
  远看像要饭的,近看像卖炭的,仔细一问是实验站的
  王伯仁蹲在田埂上,戴着破旧的草帽,裤子卷得很高,一边吃饼干,一边跟身边除草的老农聊天。这位看上去和农民没什么差别的副研究员,早晨5时起床到田里取土样,刚停下来。远远望去,应了老百姓形容站里科研人员的一首歌谣,“远看像要饭的,近看像卖炭的,仔细一问是实验站的。”吃完早饭,王伯仁还要做完40亩旱田的土壤取样。
  副站长秦道珠说,王伯仁工作了20多年,一个月工资也就1000多元,老婆下岗了,还要供一个孩子上学,“非常困难”。刚来的大学生,工资还不到500元。作为国家级实验站,这里的条件让所有到过这里的人吃惊。
  科研人员走出办公室,就进水稻田,每天要顶着烈日在野外工作8小时以上。“大家都在地里,所以白天从不开会,吃完晚饭,开始讨论问题。”科研人员高菊生说。
  20世纪60年代建起的房子,室内阴暗潮湿,墙面已经面目全非,墙角的小洞可以透风。实验室地面已经坑坑洼洼,实验桌上的油漆几乎被磨光。官山坪村老支书王风元说,“站里的房子不如老百姓家里,比长沙市的很多厕所还差”。中国农科院副院长刘旭曾看过站里的住房,第一句就说“这是危房,赶紧搬出去”。
  站里虽然喝上了自来水,但一桶水几乎有半桶泥,沉淀干净了才能饮用。以前站里有个食堂,后来人走得太多了,剩下的人只好自己做饭吃。“关键是站里养不起一个食堂师傅啊。”科研人员也为自己写了首歌谣,“住的是泥砖房,喝的是泥巴水,干的是苦力活,拿的是零工钱”。华南农业大学的樊小林教授曾到站里调研,他说,“站里良好的科研基础条件和恶劣的工作条件同样让人震惊”。
  2005年08月24日 09:50 中国青年报
专题策划 周珣 罗旭辉 本报记者 李健
  中国农科院祁阳红壤实验站5年来终于迎来了一名大学应届毕业生。
  今年4月14日,湖南省委宣传部副厅级研究员蒋祖烜在衡阳市祁阳县开展农村文化调研,顺道拜访中国农科院祁阳红壤实验站。
  该站始建于1960年,由一批来自北京的青年农业科技工作者创建,是首批35个国家级野外站之一,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中青年科学家,首任站长刘更另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但由于条件艰苦,该站后继乏人。想进几位大学毕业生,连续3年未能如愿。去年站领导去湖南农业大学挑选毕业生,看中资源与环境学院的两名学生,先后找他们谈了两次,结果在正式办手续时学生变了卦。
  得知这一情况,蒋祖烜当晚致信湖南农业大学党委书记刘强。信中说:“我不相信湖南农业大学的优秀毕业生都不愿意去做这种相对艰苦清贫的基础科研工作……建议在您的领导下组织一些必要的公开讨论,就农大毕业生的理想与前途、专业与就业、待遇与成就,发表各种意见,以期达到某种程度的共识。”
  接到来信,刘强当即批示:“我校个别毕业生不愿到祁阳红壤实验站工作的情况,令人深思。请宣传部在校报刊登此信,并请学工部、团委组织学生,特别是在高年级学生中开展讨论:我们农大办学的目的是什么?学生的理想和责任是什么?我们应该怎样选择工作岗位?”
  《湖南农业大学报》4月20日头版头条刊登了来信和批示,校报发到4000多个学生寝室,由此拉开了主题为“基层的呼唤、我们的责任”的大讨论。全校近两万名学生以学生干部座谈会、班团民主生活会、专题报告会、演讲、辩论等多种形式开展讨论。校团委在校园网站开辟“基层在线”,让学生自由发表意见和看法。宣传部、学工部组织优秀团干、班干深入农村、工厂、街道开展社会调查。
  最近几年,湖南农大毕业生就业率、每年去基层工作的毕业生总人数、选调生人数、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录取人数均超出省内其他高校。但由于受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和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一些大学生就业方向上的功利主义选择也确实存在。学生们就此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校学生会主席王倡同学说,大学生不仅应当下基层,而且应当自觉地下基层。大学生只有把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同国家和人民的需要结合起来,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动物科学学院谭小龙同学表示,愿意参加省委组织部的选调到湘西贫困地区工作。有同学问他:“你去了湘西,或许一辈子就在乡里,不一定还能上来。”他说:“有为才有位,只要有为,哪里都有自己的位置。”
  生物安全学院李肇博同学认为,就业不应当首先考虑城乡,而应当首先考虑自己的专业知识是否能够派上用场。他说:“我们读了几年大学,学到的专业知识不能用,这是最大的浪费。”
  资源与环境学院罗慕菲同学谈到,基层确实相对清贫,但在选择职业时只为眼前某些物质利益考虑,就会耽误青春。大学生的目光不应如此短视,不应过于计较钱财和地位。
  工程学院奉成芳同学觉得,端正就业思想,重要的一点是要向刘更另等老一辈科学工作者学习。越是艰苦的地方越蕴涵着成功的机遇,越是艰苦的地方越有机会挑重担、担大梁。
  也有部分同学认为,蒋祖烜同志来信中说的情况很正常,大学生就业观肯定是多角度、多元化的。作为农大学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也和其他大学的学生一样,可以有这样的选择,也可以有那样的选择,不能说选择不下基层就是错误的。
  生物安全学院一位动植物检疫专业的同学说,我们这个专业在大城市、在海关也许更有作为。
  讨论中,有许多同学表达了他们想去基层又不了解基层、不敢去基层的心态。一位农学院大三的女同学说,她随毕业班老乡参加过两次人才招聘会,没有看到过县乡级的单位要人。他们希望学校和社会理解、体谅大学生的想法,为他们在大学期间尽早了解基层、毕业后去基层能有所作为创造有利条件,同时也希望基层单位加强自身宣传。
  相关职能部门、各教学院部对同学们的讨论作了认真的记录、汇总,并向校党委书记刘强反馈。
  刘强书记认为,该校学生在讨论中谈的各种想法,在各地大学生中有普遍性。他呼吁各高校、教育部门以及全社会尊重大学生的合理诉求,在采取措施帮助大学生了解基层、热爱基层,树立正确发展观和就业观的同时,研究、完善有助于大学生在基层迅速成长的人才发展机制,让基层对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有吸引力。
  ■附蒋祖烜给刘强的信
  刘强书记:
  我这次奉命到湘南搞农村文化调研,顺道去拜访了一个农业科研机构———中国农科院祁阳红壤实验站。这个单位是1960年建立的,当时一批来自北京的青年农业科技工作者,扎根在这片红色而贫瘠的土壤,大胆创新,默默奉献,获得了一批国家级、省部级的重大科研成果,为改良红壤土质,提高农作物产量,为当地人民的生产生活水平的提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中,他们自身也取得了进步,单位在全国800多个科学实验工作站中,成为首批35个国家级的野外站之一,涌现了一大批优秀中青年科学家,首任站长刘更另先生还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对此给予肯定。
  我在这里了解到一个与您和贵校相关的情况,该站目前有点后继乏人的窘迫,连续3年想进人,都没有人愿意来。去年曾经去农大选招毕业生,看中了资源与环境学院两名学生,先后谈了两次,结果到正式办手续时又变了卦,另择高枝而去,据说主要是嫌这里条件艰苦,待遇不高。
  听到这一情况,我感到很意外,也很惋惜。农大毕业的学生,到这样性质和级别的机构,从事与湖南农业大省的发展紧密相关的科研工作,是很对口、很能发挥作用的。在这样一个起点很高的平台与研究氛围很浓的环境中,通过几年的努力,使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把个人理想和建设小康社会与实现民族复兴联系在一起(这决不是大话),青春会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奉献中更加绚丽,人生将因融入国家民族的事业而发光。
  我不相信湖南农业大学的优秀毕业生都不愿意去做这种相对艰苦清贫的基础科研工作。也许以上情况是某种范围的巧合,个别同学或者确有客观困难,也许一部分同学中确实存在某种急功近利的想法。我建议把这封信在贵校的校报上刊登出来,建议在您的领导下组织一些必要的公开讨论,就农大毕业生的理想与前途、专业与就业、待遇与成就,发表各种意见,以期达到某种程度的共识,既发挥学校的教育引导作用,又充分调动大学生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参与性,或许这也是高校思想教育的具体、现实的方式之一。
  想到这些,夜不能寐。提笔就写,斟酌不细,也可能言不及意而失之偏颇,请予以理解和原谅。

  


中国农业科学院祁阳红壤实验站前的土路



副站长秦道珠(右二)与毕业生王晶在当地百姓为实验站立的碑前



看上去和农民没什么差别的副研究员王伯仁

从湖南衡阳到广西友谊关的322国道83公里处,有一条长满野草的小岔道。几乎没人会注意,小路尽头会有一个国家级科学实验站———中国农业科学院祁阳红壤实验站。
  1994年,这个离最近的乡政府也有1公里多远的实验站,走出了一名中国工程院院士。可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地理位置偏僻、工作条件艰苦,实验站人才不断流失,最近5年更是招不到一名大学毕业生。“如果再没有人来,实验站可能生存不下去了”,今年52岁的副站长秦道珠说。
  1992年起,大批科研人员以诸多理由离开
  为解决湘南低产田而建立的祁阳红壤实验站,至今已经有45年历史,前后有160多名大学生曾在这里工作。1960年至1966年,响应中央到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号召,北京中国农科院的7名青年,加上湖南省、衡阳市和祁阳县同时选拔的15名青年科技工作者,到祁阳县官山坪村,要把当地水稻产量成倍提高。随后一段时间,陆续又有科技人员被抽调到这个艰苦的实验站。7年里,这里的科研人员最多时达到57名,平均年龄24岁。村民们回忆说,实验站里整天发出小伙子们开怀的笑声。
  这样的情景很快被“文化大革命”改变。实验站受到严重破坏,大部分科研人员被打倒,只有4人留下,给实验站看家。他们白天接受劳动改造,偷偷摸摸做试验,晚上躲进小屋,点着煤油灯查资料、写实验报告。
  1978年后,全国掀起向科技进军的高潮。湖南农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衡阳农校、宁陵农校和长沙农校等学校分配来的46名大中专毕业生,给实验站注入新的活力。
  当科研工作再次走上正轨时,1984年,华中农业大学一位大学生在实验站待了两年之后,提出离开。理由很简单,实验站离他老家湖北太远,加上工作生活环境太苦不能适应。他的离开像一枚重磅炸弹,把实验站青年人的思想炸得七零八落。面对艰苦的环境,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有了离开的念头。
  实验站开始想各种办法,尽最大努力挽留这群富有朝气和才华的年轻人。为了让大家开阔视野,每年11月,实验站分批派科研人员到北京图书馆查找资料,到其他单位进行业务交流,鼓励科研人员多参加国际、国内的各种学术会议。从20世纪90年代起,实验站每隔一段时间就要送科研人员到澳大利亚合作单位或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学习。实验站还将一些小课题从开始申请到最后写论文都交给年轻人来做,让他们在业务上得到锻炼,有成就感。
  但种种努力仍然挡不住人才流失。从1992年开始,越来越多的科研人员以“找不到女朋友、家里来人没地方住、待遇养活不了自己”等为由离开实验站。流失一直持续到2001年一名骨干副站长离开。实验站最后只剩下16人。
  2002年实验站有了自来水,结束了喝泥巴水的历史;同时还挤出有限资金,把站前泥泞的小路拓宽,这条长600米、有9个弯的小路原本只有两米宽,颠翻过一位来访韩国专家的小车。2003年,实验站又在衡阳用土地找房地产商换了几十套房子,让科研人员可以住得宽敞点。
  但从2001年到今年7月,实验站没有招到一名大学生。副站长秦道珠说:“招大学生招得我们心都凉了。”目前,实验站剩下的16人中,能搞科研的只有8人,年纪最大的55岁,最小的38岁,平均年龄50岁左右,人才出现严重断层。
  当地百姓为实验站立碑,“希望每个字都能表达谢意”
  红壤实验站三楼荣誉室,各种奖状在桌子上摆得密密麻麻,和人才流失一样,实验站的成绩同样引人注目。
  湘南红壤低产田耕作后泥土不烂,土块跟鸭屎一样大小,产量只有100公斤左右,被当地老百姓叫做“鸭屎泥”。1960年,实验站成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对“鸭屎泥”进行调查,走访了50多个村,召开了140多次调查会,实验了几十种肥料。经过3年努力,终于解决了这一问题,亩产提高到287公斤,缺粮的官山坪村变成了余粮村。据1964年不完全统计,这一方法在湘中南地区推广295万亩,增加稻谷1.8亿公斤。1964年,实验站解决“鸭屎泥”的成果,获得国家重大科技成果奖。
  1980年以后,实验站开始尝试在丘陵地带、不同海拔的地方种不同的作物。科研人员不仅自己试验,还手把手地教当地农民。丁源冲村村民聂小春,就是试验的受益者。在科研人员的指导下,他在山下种水稻,在山脚种西瓜和玉米,在山腰种果树和牧草,在山顶种保持水土流失的树木。这种立体模式很快取得了效果,仅牧草养羊这一项,聂小春家里每年就可以增收6000多元。聂小春说:“实验站将科学技术变得实实在在,能让农民富裕”。
  有这种感受的不止聂小春,所有村民都得到过实验站的技术指导。今年70多岁的官山坪村老支书王风元说,实验站不仅让村民们吃饱了,还让大家富裕了,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农民科学种田的意识。1995年实验站提出的立体农业模式获得国家“八五”科技攻关重大成果,在全国推广。据统计,45年来,实验站获得国家级奖项3个,省部级奖项19个,几乎每两年就有一个奖项。
  1995年红壤实验站成立35周年,老百姓和县政府在站里立了块碑。负责起草碑文的原祁阳县县委副书记黄承先说,碑文先后请了3个人写,修改了无数次,“我们希望每个字都能表达我们的谢意”。
  虽然远离都市,但“实验站在国际上的名气比国内大”,科研人员笑着说。从1983年以来,来自菲律宾、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等12个国家的200多名专家,先后到这里考察合作,实验站也有65人次出国考察、培训。
  2002年在实验站住了5个多月的韩国博士朴洪圭感叹,“所有村民都认识科技人员,你们不仅在实验室工作,更把科学实验做到了农民心里”。到站里访问的澳大利亚博士罗伯特临走把一顶太阳帽送给晒得黑黑的科研人员。
  2001年实验站从800多个野外实验站(台)里脱颖而出,成为第一批30个“国家野外观测实验站(台)”之一。红壤实验站是农业研究领域惟一的一个,今后将承担更多的国家级实验项目,为相关部门提供更多的参考数据。
  2004年,世界顶级土壤研究站———英国洛桑实验站专程到这里交流业务。因为历史悠久,洛桑实验站的1克实验样土比1克黄金还贵。在我国,红壤实验站也是土壤长期性研究最早、取得成绩最大的实验站。“我们要成为中国的洛桑”,站里的规划这样写道。
  远看像要饭的,近看像卖炭的,仔细一问是实验站的
  王伯仁蹲在田埂上,戴着破旧的草帽,裤子卷得很高,一边吃饼干,一边跟身边除草的老农聊天。这位看上去和农民没什么差别的副研究员,早晨5时起床到田里取土样,刚停下来。远远望去,应了老百姓形容站里科研人员的一首歌谣,“远看像要饭的,近看像卖炭的,仔细一问是实验站的。”吃完早饭,王伯仁还要做完40亩旱田的土壤取样。
  副站长秦道珠说,王伯仁工作了20多年,一个月工资也就1000多元,老婆下岗了,还要供一个孩子上学,“非常困难”。刚来的大学生,工资还不到500元。作为国家级实验站,这里的条件让所有到过这里的人吃惊。
  科研人员走出办公室,就进水稻田,每天要顶着烈日在野外工作8小时以上。“大家都在地里,所以白天从不开会,吃完晚饭,开始讨论问题。”科研人员高菊生说。
  20世纪60年代建起的房子,室内阴暗潮湿,墙面已经面目全非,墙角的小洞可以透风。实验室地面已经坑坑洼洼,实验桌上的油漆几乎被磨光。官山坪村老支书王风元说,“站里的房子不如老百姓家里,比长沙市的很多厕所还差”。中国农科院副院长刘旭曾看过站里的住房,第一句就说“这是危房,赶紧搬出去”。
  站里虽然喝上了自来水,但一桶水几乎有半桶泥,沉淀干净了才能饮用。以前站里有个食堂,后来人走得太多了,剩下的人只好自己做饭吃。“关键是站里养不起一个食堂师傅啊。”科研人员也为自己写了首歌谣,“住的是泥砖房,喝的是泥巴水,干的是苦力活,拿的是零工钱”。华南农业大学的樊小林教授曾到站里调研,他说,“站里良好的科研基础条件和恶劣的工作条件同样让人震惊”。
副站长秦道珠说,自己哭过四次,第一次是恢复高考那年,“有机会出来读书了,我高兴啊”。第二次是工作以后,夫妻两人都在实验站工作,小孩放在别人家寄养,有一年回家,小孩扑上来叫舅舅,“我心里一紧,哭了”。第三次是1995年中国农科院开表彰大会,“那一年站里所有职工只能拿70%的工资,表彰大会上我作为典型发言,面对几千名听众和同事,我说站里实在太穷了”。第四次是2004年上级到站里进行干部调整,“我跟领导汇报工作,自己干了好几年,工资都发不出去,更不谈奖金,我担心实验站支撑不下去,哭了”。
  今年7月底,实验站得到久违的好消息,湖南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专业毕业生王晶来实验站报到了。他是5年来惟一一个和实验站签约的大学生。
  秦道珠曾和王晶有过这样的对话。
  “你将来有什么打算,在站里准备干多久?”
  “现在站里条件很差,我想知道将来站里有什么打算?”
  “站里肯定会想办法改变条件,争取作出更多成果。”
  “那我愿意在这里,和实验站一起发生变化。”
  这一次,秦道珠想哭,可是一种幸福的感觉很快盖过了泪水。
秦道珠建议:第一,重视基层单位的工作、生活环境建设,对基层单位招收大学生在资金和政策上给予一定倾斜,比如评定职称是否可以适当提前,科研项目支持力度能否更大,大学生获得提拔、流动的机会是否能够更多等等。
  第二,各级政府要想办法提高来基层工作的大学生的工资、待遇。“目前,很多基层单位发工资都很困难,更没有钱来丰富业余文化生活,首先要让大学生在基层能够养活自己。”
  第三,基层单位应给大学生提供不断深造、交流的机会。“基层单位相对封闭落后,如果没有交流、沟通,到基层工作的大学生很快就会落伍,基层单位应该让大学生每隔一段时间,能到外面深造,更新他们的知识,提升他们的能力,让他们时刻感觉仍然生活在信息社会中,不闭塞。”
  第四,基层单位应该在大学生毕业前,到高校进行宣传,跟大学生讲基层单位取得的成绩以及对个人发展的利弊;同时高校也要更早地让学生了解基层,让大学生明白选择基层发展的意义。
  第五,大学生应积极主动参加各种社会实践,更多地了解基层。只有在了解基层后,才能理智地做出判断,到最能实现人生价值的地方工作。
中国工程院院士刘更另是祁阳红壤实验站目前为止走出的惟一一名院士。1994年当选时,他说,“当选院士是对我基层工作20多年的肯定,在红壤实验站的工作经历让我终身受益”。
  1959年,留学苏联并获得农业科学博士学位的刘更另回到国内。不久后,党中央发出“改良低产土壤”的号召,主要解决北方盐碱地和南方低产水稻田。学土壤耕作专业的刘更另很兴奋,“我本可以留在北京当个研究室主任,可每当想到所学的知识很快就可以和生产实践结合,很快就可以解决实际问题,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到基层的心情就迫不及待了,其他的事情就不重要了”。1963年,刘更另从北京坐两天火车到达湖南衡阳,然后从衡阳坐汽车到祁阳县官山坪村。那一年,刘更另28岁,血气方刚。地方领导问刘更另从哪里开始工作,刘更另说哪里最艰苦、粮食产量最低就从哪里开始。第二天,刘更另就开始拜访当地农民。
  刘更另说起当年搞科研的劲头和细节如数家珍,“没有28年基层工作经历,我就没有今天的成绩,科研能力、观察思考问题的能力、人际沟通能力和身体素质都在基层得到了很大锻炼”。
  为了改良低产田,刘更另和科研人员深入几百户农家进行调查,分析了无数份土壤样品,试验了几十种肥料。没有现代化的仪器设备,就自己动手一个个数据分析;没有专门的实验室,就租用农民家简陋的牛棚;没有自己的试验田,就利用当地农民的水稻田。“认真严谨的科研能力和科研态度就是这样慢慢培养出来的。”
  在普通人看来都是绿色的水稻,在刘更另眼里却有7种颜色。“我每天都到田里坚持观察,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光照,施不同的肥料,水稻颜色都会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这些变化说明水稻生长的规律,从中我发现很多科学成果,也锤炼自己细致观察的能力。如果留在大城市,可能只是在电脑上看看水稻的照片而已。”
  刘更另到村里调研,常会有意外收获。一次,邻近的常宁县(今常宁市)连续干旱好几个月,稻田干裂。刘更另到现场后发现,水稻田旁边的水沟在哗哗流水。一打听,村民们说,稻田里灌了水,粮食产量反而会降低。刘由此大量搜集资料,经长期研究,发现土壤里含有大量的砷,灌水后砷对水稻的毒害比干旱时大100多倍。这个重要发现后来被写进《植物营养》教科书,填补了土壤研究空白。“如果不是在基层,你可能永远不会发现这样的问题。”
  刘更另给农民传授研究成果,跟农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有一次刘更另从长沙开会回来,晚上11时才在离实验站两公里的火车站下车,村民们到火车站接他。
  76岁的刘更另说自己现在还能做很多事情,“得益于基层工作的锻炼。每天都在农田里跑来跑去,几公里内开会都是走过去,还参加农业生产,身体就锻炼结实了”。
  刘更另还说,现在基层环境不好,地方领导需要为青年创造好的工作环境,青年也应该努力做到不受或者少受环境影响,甚至去创造新环境。“要想真正干一番事业,光坐在家里看网络上的资料是不行的,只有到基层才能看见更鲜活的东西,才能培养出克服任何困难的信心和勇气。如果你带着一种理想和信念,到任何条件艰苦的地方都可以实现人生价值。”
7月17日,已连续5年没有招到大学毕业生的红壤实验站迎来湖南农业大学毕业生王晶。
  一年前,王晶和另外3名同学到红壤实验站实习。有些摇晃的床,破了洞的桌子,没有电灯的屋子阴暗潮湿,第一天就把他们吓坏了,“比我们想像中的农村还恐怖”。一年后,另外3名同学,两名留在长沙,一名考上研究生。
  到实验站工作的念头,王晶是实习结束后才有的。3个月实习,让王晶看到这个偏远、封闭农村小站的另一面。王晶的实习指导老师申华平,在站里待了20多年。从申华平身上,王晶第一次感受到科研人员的忘我精神。“为了节约时间,每天中午申老师总是吃点饼干草草了事。他在实验室里的灯光,夜里12时以前没有熄过,通宵加班是常有的事。”王晶觉得,自己要搞科研,也要这样做。
  王晶说,以前在学校里搞实验,只是针对单个样品,在实验站可以采集大批样品进行,接触到更多第一手实验材料。“在这里,我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实验,才明白什么叫理论结合实践。在这里,老师们总是用最简单的步骤达到最好的效果,我觉得可以学习的知识太多了,虽然环境偏僻,但对个人发展很有利。”
  实习期间,王晶还参与接待了来自中国科学院、

澳大利亚和英国的一大批农业专家。他尝试跟专家沟通,了解最新的农业科研信息。“这些顶尖级的专家愿意来实验站交流,看重的是这里良好的实验基础环境,这里待遇没有大城市高,但可以开阔视野,甚至可以和世界级的农业专家对话、交流。”
  和专家的交流,也让王晶认识到国家对农业发展的重视。他认为自己选择到基层,“和国家的发展是吻合的,这一领域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正是需要年轻人的时候”。
  王晶选择来实验站前,曾经参与过学校对大学生到基层的讨论,很多选择留在大城市工作的同学劝过他。王晶对同学说,“在不同的地方发展空间不一样。我喜欢搞科研,在基层实验站会成长得更快。我希望自己能够发现一个科学问题,并能解决它,解决科学问题是个充满乐趣的过程”。
  王晶觉得自己的选择很“理性”,他说大学生不论是选择大城市还是基层,首先要全面认识自己,然后要全面了解要去的地方。“如果有利于自己成长,再苦的基层也有快乐;如果不利于自己成长,再繁华的城市也可能成为一种阻碍。”
  王晶下基层引发同学议论
  8月6日,王晶的同班同学、女友刘淑军,专门到红壤实验站看望已经在实验站工作1个多月的王晶。刘淑军说,这里有水,有电,比想像中的条件要好。对于男朋友的选择,她表示支持。“本来就是学土壤专业的,专业很对口,虽然偏僻,但实际上跟国内外农业科研机构交往十分密切,加上环境安静,能够静下心来学习,对个人成长非常有利。”在她眼里,王晶是个细心的人,适合搞科研,“年轻人在基层吃点苦也是应该的”。
  已经考上研究生的刘淑军说,“究竟是留在大城市还是到基层更有利于自己发展,我现在还不知道,对两者都很不了解。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首先选择更加方便、更有机会的城市了”。
  2004年,湖南农业大学的伍伯俊、张震曾和王晶一起到红壤实验站实习。目前在长沙一家公司做化肥销售的伍伯俊说,“如果让我在那里工作,待不了3个月我就会疯掉。实习几个月下来,感觉自己都不会说话了,这种日子我受不了”。
  张震还在长沙找工作,他说,“人各有志。我不是搞科研的料,只想在城市里经商,到基层农村满足不了我的发展需要,肯定不去”。
  王晶好友李照全,在湖南农大一边帮助老师做实验一边准备考研。他说,“湖南农大只是一所普通大学,还带一个农字,同学们刚开始就业时,工资待遇都不是很高,大部分还是从事销售工作,专业不对口,是选择基层还是选择大城市,跟兴趣爱好相关”。
人生的路,为何越走越窄?20多年前“潘晓来信”提出的“天问”激起一代“伤痕人”的迷惘共鸣,引发了社会一场持久、深入的人生观大讨论。20多年的改革跃迁,开放社会的高歌猛进早已建构起一个多元宽广的发展空间,使我们这一代人能以“观望历史”的平静回看前人的生存迷思。
  然而,“越走越窄”的发展情态真与我们无关吗?我们真能以历史局外的心理优势观赏前人的困惑吗?不错,我们“人生的路”似乎早已告别“越走越窄”的迷惘,但正经历着一种相对具体化和现实性的发展困扰———就业的路,正在越走越窄!
  “越走越窄”以各种形式表现在就业现实中。毕业生的工作越来越难找,人才市场一个职位上百人应聘,毕业生底薪预期屡创新低;毕业生非大城市不去,不想当白领的毕业生不是好毕业生;基层的人才断层越来越严重,许多地方和行业很难招到新大学生。严峻的就业形势,单一的就业流向,拥挤与稀缺的共存,“窄”全面地表现在方向、选择、容量等方面。就业的空间越来越小,就业者的选择越来越窄。
  “越来越窄”的问题在湖南祁阳“国家级基层实验站遭遇人才断层”现象中得到了典型的体现:支撑了45年、在国家有着重要地位的农业实验站,因为条件差,5年来只招到一个大学生,本省农大的两名毕业生正式办手续时又临时变卦另择高枝。知悉这些情况的官员的一封公开信,引发了农大学生一场激辩去基层工作得失的大讨论。
  应该说,在就业的路似乎越走越窄的现实中,在中央号召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的殷切期待和政策激励下,在青年一代的就业价值观不确定之时,启思祛蒙,这种讨论是非常及时非常有意义的。为了讨论更彻底、沟通更广泛、认识更全面、思考更深入,这场讨论需要更多数量、更多层面、更多角色的人参与进来,先在思想上拓宽就业之路。人不可能攀登得比自己不知道的地方要高,没有先行的思想解放,行为的“独木桥”是超越不了的。
  讨论首先要看清“就业的路越走越窄”这个现实。所以强调这个问题,在于就业者中存在一种“多元的幻觉”:认为在这个多元开放的时代,每个人对自己的未来负责,对未来之路的选择是多元的、自由的。但看看现实就知道,这样选择下的目标指向是一元的,大家都一窝蜂地流向了城市,盯住了高薪白领职位,“天(津)南(京)(上)海北(京)”是绝对的就业主流。以为是个性选择,实际都汇合进同一条河流;以为是多元,实际被同化为一元;以为自由地追求,实际都被一种封闭的思想禁锢———这便是“多元的幻觉”。在焦虑的从众、平庸的复制和功利的扎堆中,就业的路在一元的方向上越走越窄。只有在充分的讨论中反省、沟通和思考,多元的价值观才能得以解放,玫瑰花之外其他的花香才能得以散发。
  然后要弄清楚的是:是哪些因素导致就业的路越走越窄?这需要就业链条上不同角色的人,以自我批判的求真精神作出自我反思。
  青年朋友有必要反省自身的价值观。到底如何去发展?是为了迅速获得一个丰衣足食的结果,还是体验一个奋斗的过程;什么对自己最重要?是即时消费的物质价值,还是值得久远回味的精神价值;如何看待自己与集体利益的关系?是置身于一种滔滔洪流之中,还是甘愿做一滴容易被蒸发的水;如何看待市场经济与利益最大化、如何权衡从众与自主等等。
  教育者的反思也不可或缺。对学生的就业引导是不是哄抬着学生们不切实际的就业期待;是不是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帮助大学生在大学阶段尽早了解基层、热爱基层,尽早树立正确的就业心态;诸种专业定位是不是存在问题,比如农业院校是不是实际上在培养城市需要的人才,较少考虑农村所需,很少有“为了农村”的高等教育等等。
  社会的反思也是必要的。社会舆论应该倡导什么样的成功标准?什么样的人生价值?关于大学生去基层的社会环境应该如何优化?比如家庭,经常听说某个毕业生决定去基层就业,但因受到了父母的强烈阻挠而退却;还有,一个人说要去西部实现自我时,遭遇到身边人异样的眼光,这种态度对选择者的打击是很大的。社会可能要在“如何形成尊重多元选择、鼓励面向基层的人文氛围”方面进行一次讨论。
  还有基层地方政府,是不是要思考如何最大限度地建立吸引大学生的政策平台?尊重大学生的经济理性和发展理性,尊重其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社会人应有的需求和追求,并将这些融入到具体的政策措施和制度安排中,考虑具体实在的问题,他们去基层前的后顾之忧、到基层后的柴米油盐以及个人长远发展问题等等。
  无疑,在就业方面,我们的社会太需要一次开诚布公、没有禁区的讨论与交流了:因为思想闭塞,天之骄子们在沉默的螺旋中形成“多元的幻觉”;因为身份障碍,教育者集体潜意识中缺乏对就业的关怀;因为代沟,上代人缺乏与年轻一代的就业沟通;因为交流障碍,一些基层地方政府不知如何留住年轻人。正是这种种各自为政的思想自闭,造成了就业问题上“碎片化的制度结构”,以致就业的路越走越窄。
  谁也不能揪着自己的头发将自己提离地面,惟有一种突破常规的超越力量,惟有基于解放思想的交流所产生的巨大能量释放。柳暗花明的惊喜,峰回路转的开阔,理应在一场伟大的思想交流之后。
  本报从即日起开展“就业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大讨论,中青在线(www.cyol.net)、新浪网(www.sina.com.cn)同步推出专题。欢迎各界人士特别是在基层就业的大学生和有志于去基层的大学生就这一话题发表见解、感受。电子邮箱:tebie@cyd.net.cn。传真:010—64098214。来信请寄:北京东直门海运仓2号中国青年报综合新闻部,邮编:100702。稿件请注明“就业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大讨论。
社会就是那么现实,就是那么残酷。
社会风气是什么呢??基本上是向钱看,
很多人都会去能生活的更好点的地方。
现在在大谈什么什么的,显得不那么现实了
不同人就有不同的想法
而且是“人往高处走”
个人观点,请勿乱扔砖。
我昨天仔细看了新浪上的所有评论,99%以上都不支持去基层
我看没有什么不对的
就拿这个“国家级实验站”来说
副研究员才拿1000多元钱,2002年才通自来水,房屋不如长沙的公厕
国家干什么去了?政府官员大肆挥霍,办公楼修得像宾馆,出入都是豪华轿车。
凭什么让青年学子上当受骗,老老实实“做贡献”
现在的学费贵得要死
国家也不包分配
学生有选择自己前途的自由
我的意见是,凡是政府提倡的就业去处,比如什么去基层,去农村,去西北,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最好别去。
凡是政府不提倡的,比如去大城市,去沿海地区,去做公务员,去垄断性质的国营企业,削尖了脑袋,千万要钻进去。
楼上实在[em17][em17][em17][em17]
[B]以下是引用[I]最伟大的民间科学家[/I]在2005-8-25 13:04:00的发言:[/B][BR]我昨天仔细看了新浪上的所有评论,99%以上都不支持去基层
我看没有什么不对的
就拿这个“国家级实验站”来说
副研究员才拿1000多元钱,2002年才通自来水,房屋不如长沙的公厕
国家干什么去了?政府官员大肆挥霍,办公楼修得像宾馆,出入都是豪华轿车。
凭什么让青年学子上当受骗,老老实实“做贡献”
现在的学费贵得要死
国家也不包分配
学生有选择自己前途的自由
我的意见是,凡是政府提倡的就业去处,比如什么去基层,去农村,去西北,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最好别去。
凡是政府不提倡的,比如去大城市,去沿海地区,去做公务员,去垄断性质的国营企业,削尖了脑袋,千万要钻进去。

就是,这才是大实话,那些说的那么好听得家伙,自己都不去,还要我们去,现在大学又不是义务教育,我们那么多学费谁出的,我TM就是喜欢钱,咋了
[B]以下是引用[I]最伟大的民间科学家[/I]在2005-8-25 13:04:00的发言:[/B][BR]我昨天仔细看了新浪上的所有评论,99%以上都不支持去基层
我看没有什么不对的
就拿这个“国家级实验站”来说
副研究员才拿1000多元钱,2002年才通自来水,房屋不如长沙的公厕
国家干什么去了?政府官员大肆挥霍,办公楼修得像宾馆,出入都是豪华轿车。
凭什么让青年学子上当受骗,老老实实“做贡献”
现在的学费贵得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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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意见是,凡是政府提倡的就业去处,比如什么去基层,去农村,去西北,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最好别去。
凡是政府不提倡的,比如去大城市,去沿海地区,去做公务员,去垄断性质的国营企业,削尖了脑袋,千万要钻进去。

痛快~~~~~~~~痛快~~~~~~~~~~~
四楼的说话实在。什么年代了,不改善一下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凭什么要人老老实实的去“做贡献”?

校学生会主席王倡同学说,大学生不仅应当下基层,而且应当自觉地下基层。大学生只有把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同国家和人民的需要结合起来,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看这个学生会主席说的话,他自己应该第一个报名去基层才能有点说服力,否则这样的大话空话说了谁信呢?大学学生会的那帮家伙只会吹牛拍马,在校的时候就学会了利用一点点小权力花公款。我太了解了。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8-25 16:38:36编辑过]
[face=黑体]这个农科院急功近利,“给全体员工下达了创收指标”,要求“至少自己养活自己”。这就难坏了这些专家,他们搞科研、开发新品种有能耐,做生意捞钱却是笨手笨脚的。李建良的单位“连续两年都没完成任务”。2月6日上午,他“到书记兼副所长何建新的办公室汇报”,“大家也搞不清所里是怎么答复李建良的”,晚上就发现他“用渔绳把自己吊死在了办公室里”。不难想象,这次谈话究竟谈了些什么。甘博所在单位的“总经理”就毫不含糊了,他在会上几乎是讽刺、挖苦地说:“甘博啊,你还是引进的特殊人才,现在连自己都养不活,应该感到羞愧”。甘博死的前一天,带了礼品到总经理家拜访,自然去请求总经理的理解。回到家里,他“打开液化气”,在自己的“肚子上、颈上分别割了一刀”,爬到5楼跳下。李建良的死,在他的遗书里说得更清楚:“过去,我无意说错了话,得不到宽恕,我愿以死来赎罪!”他担心家人继续受到不公之遇,呼求“我的家人是无罪的,请大家善待他们!” [/face]
    再清楚不过,这都是“说错了话”,说了那些领导不爱听的话惹的祸。这是“书呆子”常会犯的“毛病”。
    学者型的知识分子的确不是抓钱的料。古今中外有几个有大成就的科学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是同钱结缘的?他们所以能成为“家”,是因为他们能够进行研究、发现,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硬性要求科学家创收是强人所难,瞎胡闹。如果爱因斯坦落在湖南农科院这班人手里,日子也不会好过。当然,科研成果要转化为生产力,要产业化。在这方面,许多地方创造了成功的经验,那就是与相关公司合作,创造经济效益。湖南省农科院的领导不学习,不动脑子,偏要将鸭子赶上架,说明他们无能。
    三位专家都是非正常死亡,公安理应介入,要查清他们自杀的原因,而不可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做法去掩盖问题。这样的事情不认真对待,有关责任人得不到惩戒,更多的专家型人才还将继续忍受这类瞎胡闹的磨难。
这样的事情,要骂不要骂学生,就要骂政府和共产党。
最伟大的民间科学家
是位“考古派”~~~~~~~~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8-25 18:41:27编辑过]
支持教主的言论 去基层考研和考公务员都比较方便啊
当然,下基层有个前提,必须是有明天的今天,要呆一辈子,那.......又一个耶苏诞生了:
说的对 如果去了基层就看不到明天的太阳了 俺绝对不去
不用辩了,现在的大学生,有工作做都不错了!居然还好意思去挑?
当然,如果你没有能力找好的工作,去基层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如果你就是热爱基层工作,你也了解基层的实际情况,去基层也是不错的选择。
谁说去基层好谁就去嘛,这有啥好讨论的?大家又不是傻子,好地方能不去?
[B]以下是引用[I]最伟大的民间科学家[/I]在2005-8-25 13:04:00的发言:[/B][BR]我昨天仔细看了新浪上的所有评论,99%以上都不支持去基层
我看没有什么不对的
就拿这个“国家级实验站”来说
副研究员才拿1000多元钱,2002年才通自来水,房屋不如长沙的公厕
国家干什么去了?政府官员大肆挥霍,办公楼修得像宾馆,出入都是豪华轿车。
凭什么让青年学子上当受骗,老老实实“做贡献”
现在的学费贵得要死
国家也不包分配
学生有选择自己前途的自由
我的意见是,凡是政府提倡的就业去处,比如什么去基层,去农村,去西北,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最好别去。
凡是政府不提倡的,比如去大城市,去沿海地区,去做公务员,去垄断性质的国营企业,削尖了脑袋,千万要钻进去。

不错,这都是社会现实逼的,如果国家的各级政府能够把这些科研人才和为国奉献的知识分子当作果报一样爱护,给以足够的物质保障我想根本就不用高喊什么“牺牲奉献的”的口号,人人都会抢着去做。
无条件支持四楼[em05]
[B]以下是引用[I]blackboyaaaa[/I]在2005-8-26 7:51:00的发言:[/B][BR]。
不错,这都是社会现实逼的,如果国家的各级政府能够把这些科研人才和为国奉献的知识分子当作国宝一样爱护,给以足够的物质保障我想根本就不用高喊什么“牺牲奉献的”的口号,人人都会抢着去做。


就是,必须要统筹考虑,别把责任全推到学生头上。必须提高待遇改善生活环境提供良好的发展空间,才有可能吸引人才。
就是要逼着你又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你就从了吧.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8-27 18:06:11编辑过]
[B]以下是引用[I]v2af[/I]在2005-8-25 22:17:00的发言:[/B][BR]不用辩了,现在的大学生,有工作做都不错了!居然还好意思去挑?


  国家无义务去解决这些年轻人的就业问题。

  但任何人在市场环境下都有选择职业的权利,都是“人”,有何不好意思?
没想到成了这样的状况了~~~~~~~~~
现在培养一个大学生光学费就要多少?

以上视为成本

如果把大学毕业作为产出,那么预期收益率是多少?

下乡,下基层,暂时不提基层政府能否有如大城市那样有良好的运行体制和行政效率,也不提艰苦的工作生活条件

只谈将来!

你觉得你下基层有将来嘛,将来是个什么样子?!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8-28 9:32:30编辑过]
[B]以下是引用[I]xk3002[/I]在2005-8-28 9:28:00的发言:[/B][BR]     国家整天在提倡大学生要到基层,说现在的大学生太浮躁,但他们有没有想过基层的难处;所谓的国家公务员,不学无术,到处是层层关系,占着位置不做事,其实是在浪费广大劳动民众的血汗,就象中国的党员比人家一个国家的总人口还多,天天酒店开会学党员先进性。
    坚决反对到基层去!
    父母这么辛苦的把我们养育成人,几万大元的大学学费,你怎么报答自己的父母啊!
    难道就为国家默默奉献自己的一生(况且,这种奉献国家有没有重视过?),而还?自己的家人、朋友。
    我大学毕业后最大的心愿就是让我的父母过上好的生活。其他的就不多想了。什么国家
大事都滚一边去吧。老是说国家需要我们,但是我们又能向谁求助呢?
    不要再相信为国家默默作贡献的鬼话了。这只能怨国家的政策制度了。严重要求付出与
回报同等!
    我们是受高等教育的人,一个月拿几百块的工资,只会助长了读书无用论的风气。我们不能满足在虚幻的荣誉中,物质追求才是现实的。
   努力赚钱吧!好好报答自己的父母,让自己身边的人都快乐!


糊涂!

没有国家那里来的你!

不下基层,是因为条件不成熟,环境不配套,难道说你就不爱国拉,难道说你就可以有足够的理由忘却你的祖国啦,贡献有很多,踏实努力的立足本职工作,就是爱国,如果你可以在实现自己的理想,顺便为社会做些贡献,基本上可以无悔一生,如果还能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福利,比如为社会提供些就业岗位,你就是应该被社会记住

帅哥,建议你反省你的观点,陈用林之流就是这样堕落的!
基础学科国家不拨足够经费,却要他们创收?基础学科创收个P啊。你以为他们的研究能带来什么实际收益么?
基础学科这些实用性不强的学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自然会变成弱势,政府拿了纳税人的钱,为着国家的未来,那自然要补贴扶持这些学科的研究。
现在倒好,政府不给足经费,人员待遇不给足,市场经济条件下让青年学生去奉献?个别人可能可以,奉献个几年捞捞政治资本也可以,但是你要他安心奉献一辈子?可能么?一个大学生,他上的是自费的大学,凭什么他交了5万学费花了4年青春,到头来却要做个连工资都发不出的工作?不跑那个才是SB。
政府不想负责任,却要把责任推给学生?要他们去奉献?那些老爷们怎么不奉献一下,把科研经费补足了?让工资可以发得出去?让研究员、专家过上体面的生活(不要奢侈,但是起码得过上中等生活)。
只要这份工作有适当回报和较好的前途,谁不抢着去啊?
哀莫大于心死~~~~~~~~~~~~~~
现在的社会是残酷的,有钱才是王道!!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8-29 21:09:06编辑过]
对于自寻短见那几位 吾深表悲哀。为其行为表示惋惜。其实跳出心里的那堵墙 外面何妨不是一片新的天地?
    其实国有企业很少能竞争过私有企业这已经是这个行业公认的事实。如果真是人才何不换个活法?难道是真对外面的世界茫然不知?哈哈~~
正常的途径当然是从基层干起
大学生可以,也应当从基层起步,更何况是学农的大学生呢。
不过现在中国的城乡二元制体系,还有各种户口限制,加上一些地方任人唯亲之风盛行,去基层一定要慎重,光有一腔热情是不行的。
不过我同意楼上的看法,去私营企业是个不错的出路,只要是明事理的老板,都不会不把真正的人才当回事。不重视人才的私营企业也活不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