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经济新闻汇编《寡头经济时代降临中国》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0/02/27 08:4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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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经济学语境当中,寡头垄断市场形态的出现主要归因于两点:一是缘于市场竞争的垄断,即企业通过自身的竞争优势所获取的市场垄断,比如微软对操作系统软件市场的垄断;二是缘于政府法定的行政垄断,即政府通过法律法规赋予行业中的某个企业以垄断权力,同时对其进行一定管制,以改善效率。
[B]中国隐现新寡头[/B]
中国隐现新寡头
【董事会】
文/董平
  对于国人来说,垄断是再熟悉不过的词汇了,与我们的生活最息息相关的行业几乎都充斥着垄断,比如通信,比如电力,比如铁路、航空运输,不胜枚举。事实上,经济上的垄断权力已经渗透到国人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影响着公众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寡头又总是与垄断相伴而生,形成所谓的寡头垄断,即某一行业的绝大部分市场份额被少数几家大企业所垄断,最为典型也是最为公众责难的就是通信领域。寡头垄断的市场形态,对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正在产生深刻的影响,因而也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焦点。
  在经济学语境当中,寡头垄断市场形态的出现主要归因于两点:一是缘于市场竞争的垄断,即企业通过自身的竞争优势所获取的市场垄断,比如微软对操作系统软件市场的垄断;二是缘于政府法定的行政垄断,即政府通过法律法规赋予行业中的某个企业以垄断权力,同时对其进行一定的管制,以改善效率。行政垄断的市场形态主要出现在一些具有自然垄断属性的行业当中,比如供水、管道煤气等。
  从一定意义上说,企业通过市场竞争获取垄断地位,对社会经济效率的提高是有利的。但当少数企业具有垄断权力之后,就会形成一种寡头垄断的市场格局,从而会利用垄断权力来限制竞争。因为在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中,企业的数量很少,比较容易形成联盟或者达成某种默契,来对市场进行有效的操纵,从而给消费者利益带来损害。当然,寡头企业之间也可能存在激烈的竞争,占主导地位的企业通过掠夺性的定价来消灭竞争对手或阻止潜在进入者的进入,以最终实现对市场的完全垄断。但一般来说,在寡头市场中,企业的合作动机要强于竞争动机,所以市场价格表现得相对比较稳定,尤其是在寡头企业势均力敌的情况下更为明显。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是完全的中央计划经济,从行业进入到产量、价格的制定,都是由政府垄断,各企业之间不存在竞争,从而形成了一种行政权力主导下的部门垄断。1979年之后,政府开始逐步放松对企业的管制,大部分行业出现了竞争的局面。1994年,中国政府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总目标,市场化导向成为经济体制改革最重要的旨趣。但从近两三年中央企业的一系列重组行为,我们似乎看到,以竞争为导向的市场化趋势正在发生微妙的逆转。国家政策更倾向于扶持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获得并维持垄断地位,从而在某些行业形成几家国有企业寡头垄断的市场格局。这样的一种趋势是好是坏目前还很难下定论,但寡头垄断的市场形态必然会导致国民财富进一步向寡头企业集中。
  近几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数量在不断减少,集中度却在不断提高,利润总额也在节节上升。在1998年至2003年的5年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数量从23.8万户减少到15万户,而所实现的利润则从529亿元增加到3784亿元。2004年这一数字又进一步增加到5311.9亿元,比2003年增加了42.5%。这一年全国工业实现利润最多的五大行业分别是石油开采1777.3亿元、钢铁1038.9亿元、化工856.3亿元、电子通信821.9亿元、交通运输设备771.9亿元,占整个工业利润的46.4%。如果我们再仔细分析一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利润构成就更让人吃惊。2004年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宝钢集团、中国移动,中国电信等7家上市公司所实现的利润占到中央企业总利润的78%。众所周知的是,通信、能源、电力和交通等行业是国有企业垄断程度最高的行业,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利润的高增长无疑是行业高度垄断的结果。
  我们一般假设,政府追求的目标是国民经济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因此我们也就姑且乐观地认为,隶属于行政权力的国有企业,其所获得的垄断利润会被最终用于满足公共利益。但目前在某些行业出现的寡头垄断现象却令人们产生了某些疑虑。具有垄断地位的国有企业,在积极引入海内外战略投资者的同时,也在改变其国家作为单一股东的形态,多元化的股权改造并最终实现公开上市,就会自然引出一个问题:寡头垄断企业在国有独资的情况下可能更具准政府性质,这也决定了其所追求的目标必然是多元化的社会福利目标,而不仅仅是利润的最大化;但外部资本的进入,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寡头垄断企业目标的转变,追求垄断利润的强烈动机势必导致企业垄断地位的进一步强化。如果不改变寡头垄断的市场形态,而却大步推动资本权力取代行政权力,那么对中国的整体经济来说可能是一场灾难。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8-25 0:48:37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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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经济学语境当中,寡头垄断市场形态的出现主要归因于两点:一是缘于市场竞争的垄断,即企业通过自身的竞争优势所获取的市场垄断,比如微软对操作系统软件市场的垄断;二是缘于政府法定的行政垄断,即政府通过法律法规赋予行业中的某个企业以垄断权力,同时对其进行一定管制,以改善效率。
[B]中国隐现新寡头[/B]
中国隐现新寡头
【董事会】
文/董平
  对于国人来说,垄断是再熟悉不过的词汇了,与我们的生活最息息相关的行业几乎都充斥着垄断,比如通信,比如电力,比如铁路、航空运输,不胜枚举。事实上,经济上的垄断权力已经渗透到国人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影响着公众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寡头又总是与垄断相伴而生,形成所谓的寡头垄断,即某一行业的绝大部分市场份额被少数几家大企业所垄断,最为典型也是最为公众责难的就是通信领域。寡头垄断的市场形态,对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正在产生深刻的影响,因而也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焦点。
  在经济学语境当中,寡头垄断市场形态的出现主要归因于两点:一是缘于市场竞争的垄断,即企业通过自身的竞争优势所获取的市场垄断,比如微软对操作系统软件市场的垄断;二是缘于政府法定的行政垄断,即政府通过法律法规赋予行业中的某个企业以垄断权力,同时对其进行一定的管制,以改善效率。行政垄断的市场形态主要出现在一些具有自然垄断属性的行业当中,比如供水、管道煤气等。
  从一定意义上说,企业通过市场竞争获取垄断地位,对社会经济效率的提高是有利的。但当少数企业具有垄断权力之后,就会形成一种寡头垄断的市场格局,从而会利用垄断权力来限制竞争。因为在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中,企业的数量很少,比较容易形成联盟或者达成某种默契,来对市场进行有效的操纵,从而给消费者利益带来损害。当然,寡头企业之间也可能存在激烈的竞争,占主导地位的企业通过掠夺性的定价来消灭竞争对手或阻止潜在进入者的进入,以最终实现对市场的完全垄断。但一般来说,在寡头市场中,企业的合作动机要强于竞争动机,所以市场价格表现得相对比较稳定,尤其是在寡头企业势均力敌的情况下更为明显。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是完全的中央计划经济,从行业进入到产量、价格的制定,都是由政府垄断,各企业之间不存在竞争,从而形成了一种行政权力主导下的部门垄断。1979年之后,政府开始逐步放松对企业的管制,大部分行业出现了竞争的局面。1994年,中国政府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总目标,市场化导向成为经济体制改革最重要的旨趣。但从近两三年中央企业的一系列重组行为,我们似乎看到,以竞争为导向的市场化趋势正在发生微妙的逆转。国家政策更倾向于扶持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获得并维持垄断地位,从而在某些行业形成几家国有企业寡头垄断的市场格局。这样的一种趋势是好是坏目前还很难下定论,但寡头垄断的市场形态必然会导致国民财富进一步向寡头企业集中。
  近几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数量在不断减少,集中度却在不断提高,利润总额也在节节上升。在1998年至2003年的5年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数量从23.8万户减少到15万户,而所实现的利润则从529亿元增加到3784亿元。2004年这一数字又进一步增加到5311.9亿元,比2003年增加了42.5%。这一年全国工业实现利润最多的五大行业分别是石油开采1777.3亿元、钢铁1038.9亿元、化工856.3亿元、电子通信821.9亿元、交通运输设备771.9亿元,占整个工业利润的46.4%。如果我们再仔细分析一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利润构成就更让人吃惊。2004年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宝钢集团、中国移动,中国电信等7家上市公司所实现的利润占到中央企业总利润的78%。众所周知的是,通信、能源、电力和交通等行业是国有企业垄断程度最高的行业,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利润的高增长无疑是行业高度垄断的结果。
  我们一般假设,政府追求的目标是国民经济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因此我们也就姑且乐观地认为,隶属于行政权力的国有企业,其所获得的垄断利润会被最终用于满足公共利益。但目前在某些行业出现的寡头垄断现象却令人们产生了某些疑虑。具有垄断地位的国有企业,在积极引入海内外战略投资者的同时,也在改变其国家作为单一股东的形态,多元化的股权改造并最终实现公开上市,就会自然引出一个问题:寡头垄断企业在国有独资的情况下可能更具准政府性质,这也决定了其所追求的目标必然是多元化的社会福利目标,而不仅仅是利润的最大化;但外部资本的进入,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寡头垄断企业目标的转变,追求垄断利润的强烈动机势必导致企业垄断地位的进一步强化。如果不改变寡头垄断的市场形态,而却大步推动资本权力取代行政权力,那么对中国的整体经济来说可能是一场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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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强垄断一支独大 真的让我们感到非常郁闷
【珠江晚报】
  由中国企联主办的“2005中国企业500强排行榜”名单已经确定,中石化以6342亿元营业额名列第一。在这份排行榜上,国家电网公司、中石油、中移动和工商银行等国有特大型企业都位居前十名。专业人士分析,与世界500强相比,除规模较小外,中国企业的500强大多数是国有企业,所在的行业则大部分是石油、电力、钢铁等垄断性行业。(见今日《珠江晚报》08版)
  中国企业500强垄断行业占大半——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人们基本的消费活动大多置于垄断行业的势力范围之下,人们的生活被垄断行业“挟持”着,市场感觉岂能舒服,消费生活岂不郁闷?而500强垄断独大,正见证了中国消费者“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市场郁闷。
  真正的市场中,作为消费者的人,能够以钱包中的货币为资本,在经济生活中找到一种主人的尊严,能够时刻体验着“被卖家们竞相拉拢”的虚荣和快感。
  而中国企业500强垄断行业占大半的现实显示,我们离这种市场远着呢!消费者的衣食住行、吃喝玩乐被各种垄断性行业掌控着,从银行到电信,从石油到电力,从铁路到航空,人们被垄断企业重重包围——消费岂能舒适,岂能不郁闷?
  市场郁闷表现在:面对铁道部门每到春运时霸道的涨价,赶着回家的人只能伸头挨宰;当航空公司搞价格联盟提高票价时,乘客除了骂几句毫无办法;当石化巨头一边借口说油荒,一边将油高价卖到境外时,连发改委都手足无措——可以说,占中国企业500强大半的那些垄断企业,每一个毛孔里都流着掠夺自消费者的血;每一个行业,都造就过消费者无穷的郁闷。
  也许,由垄断行业堆积起的中国企业500强,表征着国家财富的雄厚,表征着一个国家的强大——可生活在其羽翼下的那一个个消费者呢,这可表征着他们经济生活中无尽的郁闷啊!政府应该认真反思“500强垄断独大”这个畸形现实,并深刻体味到公众因此而高度地“不爽”。
[B]寡头改造中国[/B]
董事会:寡头改造中国 讲述鲜为人知的中国故事
【董事会】
文/于延
  中国的寡头形象由模糊而清晰,由清晰而巨大,像一个令人惊恐但却在加速逼近我们的“利维坦”
  确山,是莫斯科一处风景宜人的避暑地。从1994年开始,一群俄罗斯新贵经常在这里的一个山顶别墅中聚会。这个由霍多尔科夫斯基、别列佐夫斯基、波塔宁等人们耳熟能详的商业巨头所组成的“确山俱乐部”,后来被外界形象地称之为转轨时期的俄罗斯寡头。
  对绝大多数中国公众而言,寡头仅仅是属于俄罗斯的,但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寡头,也同样是属于中国的。就在俄罗斯寡头即将灰飞烟灭的20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的寡头却开始悄悄地进入了他们的黄金时代。显然,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中国故事,是寡头的一个中国版本。
  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降,一批脱胎于传统国有企业的行政垄断集团,在国企改革”抓大放小”的政策背景下,借助于一种含蓄但却强大的政治动力,开始进入他们的全盛时期。经过多年的横向和纵向整合,这批行政垄断集团的资产急速膨胀,并以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奠定了他们在中国的寡头地位。2004年的一组统计数据强有力地呈现了中国经济中的这种寡头格局。据中国国资委统计,截至2004年10月,中国央企(即所谓直接隶属于国家国资委的中央企业)累计实现销售收入44678.1亿元,增长29.2%;累计实现利润4188.9亿元,增长率更是达到53.2%。尤其让人刮目的是,在累计实现的4188亿元利润中,中石油、中国移动、中石化、中国电信、中海油、宝钢、中远集团等七大集团占据了其中的66%。在中国国有企业数量大幅度减少的同时,中央企业却出现惊人的跳跃式发展势头。这个事实只能说明,无论是从行业还是从整个经济来看,中国企业的销售额和利润都在急剧向极少数中央企业集中,中国经济的集中度正在显著提升。换言之,中国经济的寡头格局已经大致抵定。
  所谓寡头,是指少数几家厂商控制整个市场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的市场组织。90年代末期以来直到今天的中国经济史,大概是对这个定义最为贴切的诠释之一。中国经济的寡头格局,不仅在具有自然垄断的性质的通信、电力、金融等行业清晰可见,在竞争性的钢铁等行业表现得也同样明晰。与90年代炙手可热的俄罗斯寡头相比,中国的新型寡头虽然默默无闻,也不像俄罗斯寡头那样具有鲜明的人格化特征,但其对经济的影响和控制力则可能远甚前者。
  诚如许多外部观察家所评论的那样,从1992年到现在,激烈乃至残酷的市场竞争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这似乎是在暗示,中国并不存在寡头形成的土壤。然而,商品市场上的激烈竞争景象只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面相。在这背后,中国经济还有另外一种面目,那就是:要素及资源的高度垄断。正是这个潜隐于市场竞争表象之下的基础架构,为中国经济的寡头格局埋下了伏笔。
  90年代中期之后,国企脱困成为中国各级决策者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在具体的实践中,这个任务被分解成两个主要内容:一是中小国有企业被迅速的私有化,各级政府借此甩掉了沉重的财政负担,这就是在90年代中期之后在中国蔚为风潮的“改制”运动。按照既定的国企改革战略,这是所谓“放小”。而在另外一个方面,则是通过各种行政性手段将资源迅速向一部分垄断国有企业(主要是那些具有战略地位和重要影响力的国有企业)进行集中配置,即所谓“抓大”。在中国的决策层眼中,只要抓住了这些具有全局控制力的“关键少数”,行政力量才能在未来的经济控制中为自己保留重要的一席。实际上,中国今天已经赫然成型的寡头,就是中国在国企改革中长期奉行“抓大”战略所收获的历史成果。
  回顾不久前发生的中国改革史,我们可以清晰看到中国寡头的成长轨迹。概而言之,中国的寡头主要是通过对要素资源的政治性配置,辅之以各种市场化手段催生出来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自90年代晚近,通过债转股、通过各种财政优惠、通过强行压低资金供应价格、通过一次又一次的银行坏账剥离、通过各种潜在和公开的准入制度、通过兼并重组手段,中国经济资源实际上经历了一次迅速的聚集过程。无疑,其对象明白无误地指向了大型垄断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
  如果将范围缩小到中国新兴的资本市场,这部潜在的历史就会呈现出更加清晰的路线图。中国资本市场在初起之时,主要是为了当时处于边缘地位的城市集体企业以及乡镇企业服务的,但到了90年代中期,中国资本市场开始逐渐沦为各类国有企业尤其是地方国有企业的解困场所,而到了90年代晚期之后,中国资本市场则进一步成为特大型垄断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的融资场所。依恃一系列的政策倾斜和本来就设有的准入制度,在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央企业已经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绝对主流和最大的受益者。在短短的十多年历史中,中国资本市场清晰地呈现出了一条“为边缘性企业服务——再到为国有企业服务——再到为央企(包括其他特大型垄断企业)服务”的完整路线图。这种格局,并非是中国资本市场自然演进的结果,而是资本市场不断适应政治需要的一个逻辑后果。
  放眼于资本市场之外的更加广阔的领域,这种情况也同样彰彰明甚。当大部分资源通过金融、财政甚至政治工具向极少数企业聚集的时候,寡头的速成就丝毫也不值得大惊小怪了。有足够的证据可以判断,发轫于20世纪末期的中国寡头,并非是市场竞争的后果,而是政府战略性干预的成就。中国国资委的一位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曾经颇为兴奋地谈到了国企改革的这种成就,他引用数据说, “国有企业1998年全年利润才525亿元,但去年(2004年)仅国有工业企业就已达到5312亿元,其中中央企业实现利润4785亿元”。如此跳跃式的发展,这位负责人当然应该引以为傲。不过,从另外一种眼光看,这恐怕就不再是国企改革的胜利,而是寡头的胜利。
  中国前26年改革给外界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一直是:中国经历了一个广泛而深刻的私营化运动。但绝大多数人并没有注意到,在90年代晚期,中国也发生了一场同样激进而影响可能更加深远的“国有化”运动——资源向极少数国有垄断企业的迅速聚集。作为这场激进运动的一个历史后果,中国的寡头形象由模糊而清晰,由清晰而巨大,像一个令人惊恐但却在加速逼近我们的“利维坦”。以现有的证据,我们显然还无法对这个历史现象做出“祸”与“福”的判断,但无论如何,它已经是我们正在面临的历史大环境。
  寡头的力量
  如果嫁接在政府和市场之间的中国寡头真的形成某种政府替代,那么,对政府和市场两方面都可能造成严重损害。
  1996年,年迈的叶利钦再次披挂上阵,准备竞选俄罗斯总统。但此一时彼一时,此时叶利钦已经不复是往日的叶利钦。民意测验显示,从前具有英雄魅力的叶利钦已经岌岌可危。在这个关键时刻,别列佐夫斯基等俄罗斯寡头运用旗下的媒体力挽狂澜,为叶利钦的连任立下了汗马功劳。事后,俄罗斯寡头们毫不掩饰地宣称:我们拯救了叶利钦。
  这是一个发生在俄罗斯寡头身上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俄罗斯寡头不经意之间就展现了他们惊人的实力。那么,中国的寡头将如何作为?
  与俄罗斯的寡头同行们不同,中国的寡头并不是那种依靠盗窃国家资产起家的强盗资本家,而是与体制完全融为一体的国有企业。换句话说,他们是合法体制的一部分。不过,这种特殊出身一点也不会削弱中国寡头的影响力,相反,正因为他们是合法体制的一部分,中国的寡头们可能更容易假借公共利益之名,行垄断集团的既得利益之实。也因此,我们才更应该对中国寡头们的特殊性格加以仔细辨析。
  中国的寡头虽然脱胎于旧式的国有企业,但他们的智慧和能力显然已经今非昔比。这首先表现在寡头们对市场经济的熟悉程度。如果说计划经济时代的大型企业集团基本上属于行政机构而对市场经济完全陌生的话,那么,今天的中国寡头显然已经完全洞悉了市场的秘密。经过20多年的锤炼,中国今天的寡头集团的市场智慧已经不在任何私营企业之下。如果加上其本身具有的资本以及由此带来的人力资源优势,只要寡头企业愿意,他们就完全可以巩固并进一步扩展他们的市场垄断优势。
  事实上,无论是在国内的所谓整合、重组,还是在近年来愈演愈烈的海外并购案例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寡头们对现代金融技巧的娴熟运用。如果仅仅如此,我们可能还无需对中国寡头格局过分忧虑,但问题在于,寡头们不仅仅是市场动物,也是政治动物,不仅仅具备政治意愿,而且也具备强大的政治行动能力。这种凭借行政权力扩充垄断利益的政治性格,在中国寡头一路形成的过程中已经表现得相当明确。在著名的陕北油田争夺战中,中石油就有透过游说行政管理部门并以文件方式强化自己垄断地位的“前科”。撇开具体的对错不谈,仅就运用行政资源介入商业争议这一点而言,中国寡头的政治权力显然已经侵蚀了市场本身的公平和正义。由此我们也可以发现,寡头的壮大多少是以不公平地牺牲其他经济成分尤其是民营企业为代价的。
  不过,陕北油田案例可能远远不足以展现中国寡头的政治行动能力。随着经济资源和利润进一步向寡头企业聚集,寡头在中国未来的政治权重也将越来越举足轻重。2004年,仅中石油一家的利润就达到1029.27亿元,占整个央企利润的1/5强。如此大的权重,寡头企业的超级政治游说能力已经呼之欲出。所以,当2005年3月16日中石油在香港骄傲地宣布惊人业绩的时候,许多人的心头也同时掠过了一丝阴影。
  大致可以判明,中国正在不断壮大的寡头企业,既不是呆头呆脑毫无市场冲动的行政性企业集团(这一点让他们区别于传统的国有企业集团),也不是那种与行政权力有着明确界限的市场组织(这一点区别于众多的西方大企业),而是同时具备强大市场权力和政治权力的一种新型的庞然大物。到这里,如果我们还将寡头企业定位为传统的“国有企业”恐怕就有过分天真和书呆子的嫌疑。实际上,绝大多数无足轻重的国有企业已经远离政治考量和保护之外。他们的待遇与寡头类国有企业已经有天壤之别。在这个意义上,对今日寡头企业比较准确的定位可能是:官僚垄断企业。对于这样一种特殊的,举手投足都足以造成深远影响的经济恐龙,我们切不可以等闲视之。如果嫁接在政府和市场之间的中国寡头真的形成某种“政府替代”,那么,对政府和市场两方面都可能造成严重损害。
  从逻辑上推断,中国的寡头虽然寄生并脱胎于中国的行政权力,但作为一个有着强烈自我利益冲动的利益集团(并不总是那种我们期望的公共利益),他们将会追求并拥有越来越大的独立话语权。事实上,已经有观察家指出,地位不断蹿升的中国寡头正在强有力地改变中国目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图,并决定性地重塑中国未来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结构。这可能有点言过其实,但不管怎样,我们正在看到的一个趋势是:有组织的寡头正在全面垄断上游及基础产业,而在产业下游以及围绕在寡头周围的配套产业则是充分竞争(甚至是过度竞争)的其他经济成分。在这种格局中,中国寡头不仅能够轻易挤压其他经济成分的利润空间,也可以通过释放部分利润来吸附逐利者从而达到控制他们的目的。从社会结构的角度看就是:各类在中国改革中渐次生长出来的民营企业以及其他新兴的社会成分,正在日益失去其经济独立性,而成为寡头们的依附者。寡头们的意愿将可能轻易决定他们的命运。
[B]石油寡头的盛宴[/B]
石油寡头的盛宴
【董事会】
文/陈茜
  依靠非市场力量诞生的石油寡头,正在动用市场外的手段,破坏着本应充满竞争的石油生态
  2005年7月22日晚,北京市东三环附近的一个中石化加油站灯火通明,热闹非凡,外面的车龙长得远远看不到头。显然,这不是什么节日,但是加油站的经理和员工们的脸上洋溢着节日的喜气,他们欢庆的理由只有一个:成品油零售价又涨了。
  根据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发改委”)的公告,自7月23日零时起,汽油、柴油、煤油等成品油的零售中准价将悉数上调。其中,汽油每吨上调300元、柴油每吨上调250元、煤油每吨上调300元。自2004年连续3次调高油价后,这已经是2005年以来第四次涨价了。就在不到一个月前,即6月25日零点,发改委曾提高汽柴油零售中准价格:汽、柴油零售中准价格每吨分别提高200元和150元,分别上调4.5元和3.78元;航空煤油出厂价格每吨提高300元。
  成品油价一涨,交通运输业首先感冒。前来加油的司机脸上流露着清一色的表情:困惑与反感。他们纷纷抱怨:“为什么在短短一个月内涨价两次?!”
  虽然此次油价涨幅不是最大,但引起的争议却不小。其中,问题的焦点在于,为什么国际油价在波动中上升,而国内成品油的价格却一路上扬,鲜有向下调整?早在6月25日,发改委既然已经于国际原油价格达到58美元时上调过成品油的零售中准价,此次,国际原油价格回落至57美元附近,发改委反而再次调升成品油价格?
  然而,消费者的抱怨掩盖不住石油寡头们内心的喜悦。就在2005年初,中国石油股份有限公司(0857,HK)再次公布骄人业绩,受惠于高油价,2004年纯利高达1029.27亿元,同比增长47.9%,再次超越汇丰控股,成为香港最赚钱的上市公司,也打破香港上市公司的盈利纪录。同样,业绩一直不佳的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0386,HK)在2004年也实现了322.75亿元的利润,其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竟高达20.32%。这让风光无限的房地产业内的优质上市公司也望尘莫及(它们的净资产收益以5%到10%为主。
  在下游企业和消费者的声声控诉中,我们不禁要问,石油寡头们的巨额利润究竟是让人欢喜还是让人优?
  新寡头的旧身世
  在国家行政力量的推动下,“南北分治,海陆三家”的石油寡头表演着冠冕堂皇的“伪竞争”。
  正当中石油欢天喜地地庆祝它们令人艳羡的业绩时,不知它们有没有想过,是谁让它们过起了如此红火的日子?是自己苦心经营?还是另有他因?追根溯源,我们必须提起一份被业内人士所熟知的“38号文件”。
  1998年7月,中国石油石化行业上演了一幕战略重组大戏,在大规模的产业整合后,原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和石油化工总公司退出了历史舞台,其原有资产被重新划分,中国石油行业的“新贵”——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石油”)和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石化”)新鲜“出炉”。
  此次重组的最大特点当属产业链的重新衔接,原来的两大公司是按石油生产加工产业链的上下游来划分,即勘探、冶炼和销售分离,而中石油和中石化则是以地域来划分,二者基本上以黄河为界,南北分治,在各自辖区所有的油田、炼油厂,包括地方的省、市、县石油公司,一并纳入囊中。前者雄踞黄河以北,兼勘探、冶炼与销售为一体,拥有了完整的产业链;后者在占领了黄河以南,除了勘探稍弱外,中下游产业也是应有尽有。从此,中石油和中石化成为两家完全独立的全系列石化集团,经营从勘探、采油、炼油到销售的所有环节。此次重组后,加上1982年成立的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以下简称“中海油”),中国的石油版图被“三分天下”,黄河和中国的海岸线成为石油巨头“势力范围”的界线。只是中海油与中石化、中石油有所不同,它的主要业务在于海上勘探,即集中在行业的上游。
  1998年正是成品油海上走私最为猖獗的年代,中石化、中石油两大集团曾出现了50亿元亏损。正是由于两大集团的强烈呼吁,国务院决定整顿国内成品油市场。1999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经贸委等八部门的[1999]38号《关于清理整顿小炼油厂和规范原油成品油流通秩序的意见》(简称“38号文件”),规定除了两大集团之外,不允许独立的成品油批发企业存在。
  一夜之间,全国所有民企成品油经营被勒令停牌。当时,在上海从事成品油经营的民营企业达到200多家,无奈之下,其中绝大多数转入地下,并通过挂靠中石化、中石油继续生存。据悉,每家每年要交“挂靠费”3.5万元。与此同时,中石油和中石化瓜分中国内陆石油业的盛宴正式开席。
  2001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又转发了国家经贸委等五部门《关于进一步整顿和规范成品油市场秩序的意见》,重申了两大集团的批发专营权,即成品油由中石油、中石化集中批发,并进一步赋予两大集团以零售专营权,各地区新建的加油站,统一由石油集团、石化集团全资或控股建设。
  这两份文件彻底改变了中国成品油批发零售市场的生态,一个本应充分竞争的市场,已经蜕变为双寡头垄断的市场。事实已经充分显示,南北划分并没有达到当初预期,两大集团表面上演着冠冕堂皇的“伪竞争”,实际上在各自区域内实行的是“仅此一家,别无分店”式的高度垄断。
  随着石油在经济和国家战略中的地位日益显赫,石油寡头们的头上也免不了多了一圈“肩负国家石油安全”的光环。然而,这一个耀眼的光环,并没有给这些身处“贵族”行业的企业更多的自律和责任感:探而不采,冶炼技术落后,管理水平低下……这不仅导致了石油资源的巨额浪费,也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循环系统”。
  寡头的“政治”
  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是,中石油与中石化的意见已经成为影响发改委确定国内油价的重要变量。
  在人们的记忆中,似乎国内的油价永远在涨,罕有降价的时候,人们不禁疑惑:这节节攀升的油价从哪里来?
  作为战略性商品,石油一直集万千关注于一身,同时也给其定价机制带来一丝尴尬。如果纯粹的市场定价,这种关系千万消费者的基础性商品价格的波动,势必不利于经济的稳定运行;如果实行单一的政府定价,势必与石油作为竞争性商品的本性相冲突。因此,我国目前实行以市场为导向的国家管制型的定价机制。
  这种价格形成机制始自1998年6月,国务院决定以月度为基础将国内原油价格与国际市场挂钩。按照规定,国产原油基准价格由发改委根据上月国际市场相近品质原油的离岸价格加上关税确定,贴水或升水由购销双方根据原油运杂费负担和国外油种的质量差价及市场供求等情况协商确定。国内成品油价格则以纽约、新加坡和鹿特丹三地市场价格的加权平均值为定价基础,根据基本杂费及国内关税,加上由政府确认的成品油流通费用,形成由国家发改委制定的国内成品油零售基准价。
  另外根据规定,只有纽约、新加坡、鹿特丹三地成品油加权平均价上涨幅度超过8%,发改委才能在三地加权价格的基础上加运费制定出国内成品油零售中准价。这个中准价就是石油公司调价的依据,中石化、中石油两大石油集团可在国家中准价的8%浮动区间内确定零售价,不过,它们的定价向来实行“上限原则”。
  然而,事实却发生了偏移,这个偏移为成品油定价权利分配格局的改变埋下了伏笔。国内成品油(汽、柴油)价格并未与国际市场直接挂钩,其零售中间标准价格由国家发改委核准公布,而出厂价格、批发价格和实际零售价格均由中石油与中石化根据市场实际交易自主决定。
  由于近年来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以及工业化的加速,我国石油需求明显上升。根据商务部最新公布的预测,2005年我国原油供需缺口将高达1.3亿吨,这将成为石油巨头们的巨大“利好”,它们的提价有了更有力的托辞。
  随着石油寡头们将对市场的控制牢牢地抓在手中,它们的利益也越来越强地左右着发改委的定价决策。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是,中石油与中石化的意见已经成为影响发改委确定国内油价的重要变量。
  2005年3月中旬,中石油、中石化的炼油部分在承受了国际油价上涨的压力后,便联手要求发改委上调油价。中石化同时发文,要求各市分公司要坚决停止对社会批发单位的柴油销售,严禁大单销售,试图以控制供给量来督促发改委调价,并最终如愿以偿。显然,石油巨头实施的油价“倒逼”策略已经暴露无遗。
  而最近一次油价的上涨,与中石化的“倒逼”不无相关。7月初,中石油和中石化以企业亏损为由,向发改委提出调价请求,但遭到了拒绝。随后,发改委派调研组赴江苏、湖北等地了解油品资源情况,并最终做出了此次调价的决定。不论此番调查有无掩人耳目之嫌,发改委在油价制定过程中被胁迫这一事实似乎已被验证。而在8月的“油慌”之际,中石油、中石化又在向发改委发难。
  在油价不断上扬,甚至冲过了60美元大关之后,中石化、中石油果真是承担了巨大的成本风险么?事实上,它们进口石油的成本远没有达到60美元。国际市场达到60美元的是北海清质石油,其质量是世界上最好的,中东地区、南美、俄罗斯出口的石油均低于60美元的。业内人士指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劣质石油买家,那些低质高含硫石油的成本离60美元还有相当的差距。据著名的经济情报杂志分析,国际油价在54美元时,中国进口的石油价格大多在30美元左右。再用一下逆向思维,如果中石化、中石油所言属实,即中国成品油价格远低于国际市场,那么成品油怎么会成为向境内走私的“热点”,而不是走私商对外赚钱的工具?
  谁为寡头的盛宴买单
  在政府将定价权部分让渡给石油寡头时,石油行业内不受管制的垄断已昭然若揭。
  2004年12月23日,上市公司茂化实华(000637,SZ)发布公告,由于公司主要原料供应商中国石化茂名炼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茂炼股份”)与公司之间对原料供应价格存在分歧,并停止向公司供应原材料,导致公司主要业务陷于停顿。于是,著名的茂化实华停产风波浮出水面。事件的两位主角分别是中石化控股的子公司茂炼股份和民营控股的上市公司茂化实华,两者的特殊身份使得这场纷争吸引了更多的眼球。
  茂化实华原属中石化旗下公司茂名石化,和茂炼股份本在同一个屋檐下,而茂化实华90%的原料采购均来自茂炼股份,双方并不存在价格矛盾。2002年12月,民企北京泰跃房地产开发公司收购了茂化实华29%的股权,茂化实华的身份也发生实质性转变——由原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变为民营控股的上市公司。这才是故事的真正开篇。
  此后,由于茂化实华盈利迅速上升,这使得原东家中石化眼红不已。中石化曾计划以“治散战略”名义收编该企业,但双方因价格分歧过大无法成交。于是,中石化利用其垄断地位使出了杀手锏——不断大幅度提升供料价格。直至2004年10月28日,茂化实华拒付部分货款,使得双方矛盾激化,中石化单方面停止原料供应,导致前者停产近3个月,损失2亿元。
  经过近百日的抗争,茂化实华最终选择了妥协。2005年3月24日,茂化实华再次发布公告,除了确认欠款以外,还承诺将在2006年6月30日前将前期中石化拟回购的四套气体预分离装置及聚丙烯装置转让给茂炼股份,中石化如愿以偿。
  从表面上看,这一事件不过是两家上市公司对于企业收购和原材料的价格争议,实际上则是我国石化行业强制性垄断的真实写照。为何中石化对茂化实华资产觊觎已久?其“治散战略”的真正用意又是什么?
  其实,中石化的“治散战略”是假整合资源、完善产业链为名,其真正之目的是通过对下游资源的垄断性控制获取更多利润,一旦遭到拒绝,就采取釜底抽薪的手段。很明显,在中国的石化领域,面对中石化这个掌握了生存命脉的“巨无霸”,受制于它的“茂化实华”们根本没有还手之力。
  石化行业的垄断性之强可见一斑,处于产业链中下游的企业已经被剥夺了市场话语权,毫无讨价还价的能力,因为被“断炊”的危险随时存在。本应由政府管制的价格,也已经被石油巨头的单方定价所取代。可见,在政府将定价权部分让渡给石油巨头时,石油行业内不受管制的垄断已昭然若揭,而后果只会是垄断的凝固与加强。因为如果不服从垄断方垄断价格,就会受到中止交易的要挟。
  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不仅依靠政策将原油的勘探开采权、进出口业务的贸易权、成品油的调配和批发权、部分定价权,以及全国七万多座加油站牢牢地控制在手中,还在政府的“帮助”下成功地排除了绝大多数民企的竞争。正是依靠政策强行“抢来”的合法垄断地位,它们才获得了其他行业望尘莫及的超额利润。石油寡头们欢庆油价上涨的盛宴,却要全体民众为此买单。
  油价的攀升为石油寡头们带来了巨额盈利,而它们频传捷报的报表背后却是其他下游产业内企业的苦苦呻吟。大多数下游加工业,如化纤制造业、塑料加工业、橡胶制品工业、建材业等,由于其产品需求价格弹性较大,从而转嫁成本的能力弱,因高油价而受到的打击也最为沉重;而交通运输行业、航空等服务业虽然可以利用价格调节手段转嫁部分成本,但也是以牺牲部分利润为代价的;汽车生产企业也会作为汽油的互补品而受影响,销量的下滑难以阻挡。
  民企终结宿命?
  一直以来,石油的一端是利益,另一端是权力。为了争夺利益,石油的背后总是各种利益集团的博弈。
  2005年5月25日,被称为中国最大的行政诉讼案“陕北民营石油企业回收案”的代理律师朱久虎,在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调查案情时被强行带走,警方没有出具任何法律手续。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国有企业(中石油、长庆油矿)、地方的石油企业(陕西省政府的延长油矿以及下属的靖边钻采公司)以及民营企业三者上演的一场争夺石油利益的三国演义,才是此案的真实背景。
  这场争夺源于陕北油田的开发。由于油矿处于“井井有油、井井不流”的分散状态,使得大规模开采投资显得枉然,只有单独打井开采才能有效利用资源并得到收益,这为民营资本的进入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虽然民营石油企业的成长磕磕绊绊,但对地方财政的贡献也是功不可没。不过好景不长,面对油田的巨大利益以及油价的上涨,陕西省政府与中石油同时瞄上了这块“肥肉”。
  陕西省政府于2002年8月11日向国家经贸委报送《关于以延长油矿为主体重组整顿陕北地方石油企业有关问题的意见》[政函(2000)18号],提议将陕北石油企业重组为陕西延长石油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并拟组建区域性股份石油企业集团。
  而中石油也不甘示弱,在向国家经贸委上报的“中油研字(2002)302号文件”中,中石油以陕北油田无序开采为由,提议将陕北油田交由中石油规划开发,并提出可以考虑与地方政府分享收益。
  民营石油企业自然不会轻易放弃已经开发的油田,然而,胳膊能扭过大腿吗?
  从此,陕北出现了闻名的“棒棒队”,由队员手握一大木棒得名,这就是所谓的国有企业护油队,这些高薪聘来的当地好勇斗狠之徒,将中石油的威风化为棍棒的武力。地方石油企业也不甘落后,借当地警察撑腰,以贯彻法律政策为名,强行收缴油井设备。民营企业主一没有权,二没有太多钱,他们的少数护卫矿产的保安在“棒棒队”和警察面前,只是“小巫见大巫”。
  2004年7月,陕北三级政府下令将榆林、延安两市1000多家民营企业价值70亿人民币的私营油田收归国有,接着就发生了被称为中国最大的行政诉讼案──“陕北民营石油企业回收案”,正是朱久虎出面代理了这起案件。如今,朱的无端被抓已经使这起案件的结果蒙上了一层阴影。归根结底,民营资本的权力地位决定了其在利益争夺中的弱势。
  如果说陕北的民营油田还是一支“游击队”,那么长联石油控股有限公司(简称“长联石油”)就是一支编制齐全的“正规军”。2005年6月29日,中国首家民营石油联合企业——长联石油在北京宣布成立,它由多个民营石油企业共同发起,目前有近五十家民营企业入股,涉及资本约50亿。这标志着民营资本全面进入由国企一统天下的中国石油垄断行业。
  长联石油的口号也异常响亮——“弘扬民族精神,联合各方力量,打造民营石油航母,开发海外油气资源,补充国内石油供给,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但业内人士十分担心民营石油企业的发展,因为国家垄断性的石油政策并不会因此出现重大转变,而石油巨头们也不会因为自己的强大而对民营企业报以友好的态度。现实远非民营企业想象的那么容易。
  或许,民营企业在石油行业已经找到了一扇门,但是能否走下去,仅仅依靠民企自身的努力还远远不够。
  在本文完稿之后,突如其来的“油荒”袭扰全国,这多少证实了本文的一些担心。我们更为担心的是,在油荒之后,中国还会闹“钱荒”、“地荒”吗?
石油寡头的逻辑
【经济观察报】
本报记者 勾新雨 谢静煜 欧阳晓红 张衍阁 北京报道
  广州市的司机要排上三个小时的队才能加到油,这种场面让《华尔街日报》的记者联想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的美国——当时,中东国家采取了停止向美国出口石油的做法,导致加油站排起了长长的队伍,这给经济带来了冲击,最终也促使美国采用了新的节能标准。
  到底是什么导致了波及整个南中国的油荒?那些石油巨头们讲述的理由是否只是一个真实的谎言?
  他们的理由
  “油荒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定价机制,现在国际油价与国内成品油价格的价差是好几百块钱一吨。” 8月18 日,中石化石家庄炼化公司董秘滕峰阁在接受本报电话采访时说。
  这个说法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
  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经济师牛犁说:“如果炼油环节亏损了,成品油市场肯定有问题。”
  国家能源办一位内部人士也持此观点。他说,现在的油荒,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产业链上游与下游的关系不协调,价格倒挂导致了炼油环节的亏损,打击了炼化企业的积极性。
  滕峰阁说,根据目前的成品油价格,炼化企业要想盈亏平衡,原油价格每桶47到48美元左右比较合适,而现在的原油现价大约在每桶55美元,“成品油的价格快跟原油价格差不多了”。
  中国的炼化企业面对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游戏规则。在上游,原油的价格与国际接轨,完全市场化;而在下游,成品油价格仍然接受国家调控。
  考虑到国民经济承受能力等诸多因素,上游涨价,下游不一定涨,即使涨也会滞后一段时间,这就形成了炼化环节的“价格倒挂”。
  中石油对油荒的解释与中石化并无两样。中石油股份有限公司发言人毕建国对媒体表示,大规模的油品供应紧张,主要原因是今年以来原油和成品油价格倒挂,目前折算下来每吨差价约700元。
  滕峰阁说,今年上半年,石家庄炼化公司已经亏损了3亿多元。他说,作为中石化的下属企业,完成生产是政治任务,但现在炼油企业普遍生产积极性不高,要想完不成任务,企业可以找到很多原因。“在越炼越亏的情况下,炼油企业完全有可能消极抵制生产配置计划。”
  一位石油类上市公司负责人说,国内油企在完全开足工的情况下,是可以满足国内市场供油的,但现在的情况并非如此。
  亏损的另一面
  据国家统计局工交司刘富江副司长介绍,今年石油加工行业(炼化环节)净亏损41.9亿元,亏损企业亏损额达到158.8亿元;而去年同期实现利润163.8亿元。
  不过,这只是硬币的一面。
  国资委公布的数据表明,今年上半年,中石油完成利润1029.27亿元,占到全部中央企业利润总额的近1/4。中石化股份公司今年4月末公布的一季度经营数据显示,即使在炼化板块,公司的利润也达到了13.64亿元人民币,虽然这比2004年同期下降了5亿多元。而该公司仅化工板块的利润就增加了17亿多元。
  “企业以追求利益为最终目标无可厚非,但是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不能不要社会责任和义务。更何况像两大石油集团这样的垄断企业,不能一边把所有资源和利益握在手中,一边又不承担社会责任”,全国工商联石油商会的一位高层人士说。
  据他介绍,两大集团是属于上下游一体化的垄断性集团,即石油勘探开采、炼制和批发权都控制在他们手中。所以国际油价高企,从开采环节来看,成本并没有增加,反而还有高额的回报。
  刘富江副司长披露,今年上半年,受油价持续上升影响,石油开采业实现利润1327.4亿元,同比增长73.7%,占全部工业利润总额的21.2%;新增利润563.2亿元,占全部工业新增利润的56.1%。
  上述石油商会人士质疑,目前我国有2/3的原油是自主生产的,成本价格远远低于60美元/桶的国际价格,平均来看,两大集团的原油价格没有那么高。既然如此,为什么自己体系内的炼油厂还是亏损?
  根据中石油股份公司公布的数据,今年上半年,该公司原油平均实现价格为43.4美元/桶。
  一位民营油企的老总说,这两个月来,两大集团一方面“抽紧油源、削减配置计划”,另一方面却大量出口,仅一个月就出口大概120万吨,理由就是:自己是海外上市公司,要追求效益最大化,如果不把国内的油卖到油价高的地方,国外的股民也不会同意。
  海关总署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6个月,中国出口成品油759万吨,同比增长48.6%,而进口同比下降21.1%,至1570万吨。根据业内人士的计算,出口一吨油,比在国内销售一吨油高出237元。
  对此,中石化一位内部人士谨慎地表示,这次确实有些过分考虑公司利益了。在中石化对地方干部的考核中,以往如果出现断油将受到严厉的处罚,但现在作为上市公司,股东的利益是第一位的,各地方公司都有严格的盈利目标。
  一位地方油企的负责人说,中石化去年的说法是确保供应,今年的口径则是均衡供应,显然情况已有所变化。据称,中石化的主要领导曾经表示,集团公司是有限公司,要承担有限责任而不能承担无限责任。
  8月17日,一位业内资深的民营油企负责人说:“两大集团认为国内国际油价倒挂,不愿加工成品油怕赔钱的理由都是借口,就是想借机逼迫国家涨价。”
  对于两大集团对炼化亏损的不断抱怨,上述国家能源办的人士说:“炼油这一块实在不行,国家可能会考虑放开,既然国内炼厂因为亏损不愿加工,那就直接进口成品油,进口成品油与进口石油并无太大差异,只是把加工部分的利润让给了外商。”
  而在这场油荒中,已经有相当一部分民营油企在这次油荒中关门歇业。
  贝林达集团是一家主要业务在江苏的民营油企。8月18日,该集团副总裁李景辉说,贝林达的加油站已经无油可供了,因为现在“根本弄不到油”。
  相比之下,今年一季度,中石化股份拥有和经营的加油站增加了2000个,在成品油零售和配送量均保持两位数增长的同时,批发量则下降了0.11%。
  在油荒的阴影和涨价预期中,不仅是大公司的销售公司可能囤油,有油的民营油站也加入了囤油的行列。国家经济信息中心的牛犁说,前几天广东一个民营商会的人无意中谈起,正常的时候有三成库存就够了,现在都存八成——“都等着提价呢”。
  机制之变
  一位石油类上市公司的负责人说:“成品油由发改委进行定价,现在是上没有讨好婆婆,下没有讨好子女,价格是扭曲的。按照原来的定价机制,上下调整幅度在8%左右,可是,现在调整30%都有可能。”
  但是国家发改委经济运行局副局长朱宏任表示,短期内成品油价格不会放开。他说:“油价改革比较敏感,具体操作上还要考虑对社会的影响,比如农业和交通,这些因素要与价格一起考虑。”
  有知情人透露,7月中旬,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到湖北开座谈会,与中石油、中石化、一家炼厂及有关民营企业座谈,主要内容就是做价格方面的调研。
  朱宏任认为,不应该把炼油和开采环节割裂来看,因为两大集团具有垄断性质,目前已经承担了社会责任,在油价倒挂上面也应该承担一些社会责任,但是他说:“从最终方向上看,还是要发挥市场的作用。”
缺油荒石油寡头难辞其咎
【深圳商报】
  近期出现的地区性油荒,将两家巨无霸国企中石油、中石化再次推向舆论焦点。民众指责中石油、中石化未尽平抑油价之职,而两家企业抬出炼油业的亏损数,证明已付出了极高的政策代价。
  《第一财经日报》发表的评论文章称,两大石油巨头虽然依靠垄断地位获利巨大,却没有起到平抑油价与保证持续供给的作用。不仅没有用垄断利润补贴内部炼油企业的亏损,还以控制销售规模的方法,在华南等地造成地区性油荒,并一再上书发改委,要求上调油价。
  面对中国石油供应的严峻形势,有关部门应该给予石油行业的垄断国企以明确的定位,用市场或行政的“一只手”,取代市场加行政的“半只手”。要么,实行石油领域彻底的市场化,以形成一个开放的市场化的定价体系;要么,让石油巨头左手补贴右手,以“赎取”垄断地位。只有这样,才能避免造成目前石油垄断企业市场与行政利益兼得的被动局面,而老百姓在承受高油价的同时还要遭遇油荒。
资源:谁来监管三大石油寡头﹖
【21世纪经济报道】
本报记者陈挺陈楫宝北京报道
  在一个国家的石油安全中,公司应该负起什么样的责任?
  2002年的时候,有媒体把这个问题抛回给几大石油巨头们,招来的是反诘:“这种国家的政治主题,为什么要来问企业?”
  紧接着一帮说客蜂拥而上:逐利是企业的天职。
  2003年,当记者再次把这个问题,请教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石油”)、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石化”)、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以下简称“中海油”)和另一家新成立的石油公司时,除了中海油之外,其余三家巨头都无言以对。
  他们为什么失语?
  逐利最大化
  “中国的石油公司在国际石油市场上,一直是在输出‘通货膨胀’”。一位在海外石油公司工作的管理人员风趣地形容——我国的石油进口常常是“买涨不买落”——最为典型的是在1999年1-2月份,当时的国际原油价格只有10美元左右,是60年代以来最低位,但进口原油是297.94万吨,比上年同期减少了40%;但到了3月份,是世界油价大幅度上升最快的一个月,原油价格涨幅超50%,而当月进口的原油433.29万吨,是2月份的2.26倍,
  对此,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研究员杨青分析,企业买涨不买落的原因,是我国特殊的现行定价机制,企业在国际油价上升的时候买进,在国内就可赚钱反之,则无利可图。
  今年国际油价上涨了超过20%,今年的原油进口也从去年的7000万吨上升到约1亿吨。
  涨完国际涨国内。今年11月份,全国上下突然莫名其炒地到处是“油荒”(成品油短缺),两大石油公司的高层,也十分积极地四处调油、到处“灭火”,但油感觉越调越缺。中石油一位专家对此直言不讳,“应该有两大集团故意控制供应量的因素。”
  同时我们每天进口170万桶原油,却每天又出口20万桶的成品油。其中奥妙之一是因为出口退税——出口实际缴纳增值税仅为4%左右,而在国内销售所缴税款却是17%。另外一个原因是,油全部投放国内市场,竞争大了,油价就会走低。
  到了12月6日,国家发改委一纸涨价令出90号油一下子涨了0.18元,“油荒”随即消失。
  这一涨价,几家石油可能“白捡了300亿”——但据有关人士初步的匡算,全社会为此多付出的代价是2100多个亿。
  “作为国有企业,最大的目标还是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然后还有一项是协助政府做一些宏观调控的作用。如现在的石油战略储备中,公司应该发挥出其主要的作用。”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能源经济与战略研究中心主任高世宪说。
  而在2002年10月,当时正值中东局势日益紧张,各大石油进口国纷纷调高石油储备,而在中国国内占有“半壁江山”的一家石油公司,却“逆势而动”。趁油价上涨时,迅速抛售库存油套利。据证券分析师的粗略计算,当时这家公司可获利3000多万元。
  而在当年,这家公司的销售收入3780亿元,利税543亿元。“行政公司”
  作为国家石油公司,他们享受了让很多行业眼红的权利和地位:中石油和中石化两个特大型企业集团公司基本上以黄河为界,南北分治——在各自辖区所有的油田、炼厂、包括地方的省、市、县石油公司,全都纳入囊中。同时规定,不属于两大集团的炼油厂,其所生产出来的成品油也必须由两大集团统一收购,不允许自行销售。
  尤其是在终端加油站的建设管理,新建的加油站只能由两大集团来控制。对已经存在的社会成品油经营企业,只有在与两大集团签定有联营、参股、合作协议的条件下,才被政府赋于继续批发经营资格。
  有人建议,即然石油公司都口口声声认为自己是一家“以追求股东权益最大化为根本任务的企业”,那何不把两大集团从所承担的政府职能中解脱出来,解除其所拥有的政府垄断特权,使之成为完全的经济主体,在市场上放手一搏?
  世界石油工业正在通过大规模的兼并重组,正逐步被7个大公司所控制。正如在今年9月份的一个行业研讨会上,中石油的一位官员承认,中的石油公司相对世界七大石油公司来说还很小。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囚徒的困境”:国内石油公司越羸弱,国家就越发要保护;越保护对手就越发强大,对手越强大,国家又更要去保护。
  谁来监管?
  “我们不干涉石油企业的投资、经营等具体业务管理,国家行使宏观调控与引导,在国家实施能源安全战略,企业发挥着重要作用”,12月18日,国家能源局有关官员对本报记者如此解释国家对三大石油公司的放与管。
  中国成品油价格屡次疯涨,考验着现有的石油战略体系:一是现行的成品油定价机制已经不合时宜;二是中国缺乏完善的石油战略储备制度以及预警体系。
  这些,似乎又指向能源管理部门——国家能源局。
  实际上,石油管理并非能源局——隶属于国家发改委员内设的正局级单位——一一家所能够担此重任。
  能源局实际上主要介入石油天然气上游领域,在下游的流通和炼厂布点,则由发改委内部的石化局及商务部来监管。因此,在突发的能源短缺面前,能源局处理权力依然有限。
  石油企业的巨无霸之垄断强势,创造了高额利润的同时,也给政府监管带来难题。一方面,在三大石油公司先后重组上市后,我国石油产业的政府管理出现了弱化,在石油工业传统计划管理模式退出历史舞台后,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管理体系尚未完善;另一方面,在分散的公司决策之外,需要一个有效的能源协调机制,但作为一个大部委属下的正局级机构,能源局显然这是一大重任。
  首先,国资委主要监控企业国有资产流失和增值,及加强财务经营活动等,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监督机构。从石油企业本身而言,环节涉及众多,从上游(原油和天然气的勘探、开发、生产)至下游的产品、市场化及劳动安全、环保等,国资委还不具备这些功能。
  其次,从宏观层面而言,石油行业的市场准入、价格、税收以及企业运行管理分别隶属于不同部门,存在着职能交叉、重叠问题,也存在职能分散、缺位和职责不清问题,导致政府管理效率不高甚至管理失灵。
  国家发改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王家诚研究员对此则看法温和,“能源管理部门重要职能就是宏观调控和引导”。对于外界所指的能源局级别不高(正局级),难以发挥像能源委或能源部的功能的说法,王家诚研究员则认为,能源局可能是一个过渡,“任何事情发展总有一个过程”。
  另外,法规的缺位,导致市场行为陷入被动。有专家表示,“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也尚未形成,《石油法》等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法规尚未出台,造成行业和市场管理无法可依,政策制定的随意性大。”
  在微观层面上,如何协调中国三大石油公司海外扩张,并且对中国海外石油战略进行有效的协调,对于能源管理部门而言,益显重要。由于目前三大石油公司在海外的竞争主要集中在上游(原油和天然气的勘探、开发、生产)领域,存在潜在的恶性竞争的危险,这样将会无谓地抬高保障石油安全的成本。
  已经有人抱怨,在国内,由于中石油、中石化两大高度一体化的巨无霸公司“一北一南”垄断着我国石油市场,造成市场竞争机制得不到正常的发挥,石油企业经营效率低下,缺乏创新能力,广大石油和石化产品消费者利益难以保证,进而影响到石油市场的健康发育。
  而这一切,外部体制和内部机制改革,尚在路上。
[B]金融:新寡头化妆[/B]
金融:新寡头化妆
【董事会】
  在未改变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属性的条件下,中国银行业所推行的以资本权力取代行政权力的改革,可能在更大程度上贻害中国经济
  文/陈锐
  小徐硕士毕业后,在南京的一家事业单位工作已有两年多了,月收入3000元左右。由于父母在外地,小徐一个人在南京生活。频繁的搬家经历令他有些厌倦,于是他有了买房的打算。可是工作时间不长,积蓄不多,家里的资助也非常有限,因此买房的愿望只有依赖于银行的住房贷款来实现。于是他来到中国建设银行,可这时他才发现自己与银行之间所处的地位是如此的不平等。银行方面提供的格式合同,贷款价格是已经确定好的,没有任何协商的余地。尽管在中国有很多家银行,但是各家银行提供的贷款合同几乎没有什么差别。所以,小徐事实上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接受这个合同,要么拒绝从而得不到贷款。这也许是中国的所有住房贷款申请人共有的感受。
  在中国,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垄断了绝大部分的银行业务,各家银行除了在吸收储蓄方面有很激烈的竞争外(这缘于被管制的过低储蓄利率),在贷款方面并没有明显的竞争,不同的银行所提供的贷款条件都大同小异。贷款价格并不是借贷双方自主协商的结果,利率是由国家制定的,银行方面并没有多少定价的权利。行政管制下的银行业寡头垄断,使中国的资金借贷市场一直是作为卖方市场而存在的,借款人处于非常不利的市场地位,只能被动地接受在既定价格下银行提供的金融服务。
  中国银行业经过二十几年的改革,始终未能改变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属性,银行业的良性竞争局面也始终未得以形成。这当然与作为银行业主要竞争手段的利率至今仍然受到行政管制有关,但随着全面开放银行服务的2006年大限的日益临近,利率的市场化已经成为短期内的一种必然趋势。可是,中国银行业的生态并未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向着更具开放性与竞争性的市场迈进。我们依稀看到的却是在不断地走向竞争的反面,资本权力取代了行政权力,以资本为链条的寡头垄断局面似乎正在重演历史。
  行政权力下的金融寡头
  寡头银行的单一国家所有属性决定了其目标的多元化。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人民银行是中国惟一的银行。当时,在国有企业融资都是依赖于财政拨款的情况下,人民银行遍布全国各地的分支机构主要是负责财政各项资金的划拨。因此,其实质上扮演的是财政系统出纳的角色。尽管“中国银行”保留了名称和海外业务,但一直是作为中国人民银行下属的“国外局”而存在的。
  这种单一银行体制的改变始于1979年。这一年的2月至8月间,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三家专业银行先后得以恢复重建。1983年9月,国务院决定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并进一步明确人民银行与各专业银行在业务上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1984年1月,中国工商银行成立,负责经营从人民银行分拆出来的城市工商信贷业务。至此,中国人民银行管辖下的四大专业银行体系初步形成。
  四大专业银行的成立虽然打破了人民银行“一统天下”的格局,但由于各专业银行的业务分工被严格限定,因此中国的银行业仍然保持了一种行政权力统辖下的寡头垄断格局。1987—1988年的两年间,一批新兴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包括交通银行、招商银行、中信实业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兴业银行、广东发展银行等)作为中国银行业的新生力量得以创立;并在80年代末期,四大专业银行也开始通过私人业务进行相互渗透。银行间的初步竞争局面开始有所显现。但由于股份制商业银行囿于地域限制,规模都很小,与四大专业银行之间根本谈不上竞争;而具有绝对垄断优势的四大专业银行在行政权力的统辖下,彼此之间的默契也远远多于竞争。因此直到90年代初,行政权力主导下的寡头垄断的中国银行业生态并未有太多改变。
  1994年对于中国银行业来说是具有关键意义的一年。彼年的3月至11月间,四大专业银行的政策性业务被正式剥离,国家为此成立了国家开发银行(从建行分出)、农业发展银行(从农业银行分出)和进出口银行(从中国银行分出)三大政策性银行。1995年,《商业银行法》正式颁布实施。至此,四大专业银行无论从法理上还是业务上都开始向更具商业性的银行转变,从而为更具市场化的银行业竞争奠定了基础。
  同时,为了不断培植银行业新的竞争力量,以便从外部环境上营造一种打破垄断、促进竞争的银行业经营格局,1992—1996年间,第二批股份制商业银行(包括中国光大银行、华夏银行、浦东发展银行和中国民生银行等)先后创立。由此,股份制商业银行得以进一步发展壮大,分支机构基本上覆盖了全国的主要大中城市,并在某些地区和某些业务上开始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构成压力。
  面对日益显现的银行业竞争形势,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尽管也在不断强化自己的商业目标并进行商业化改制,但是政府独资的所有权性质,使其仍然保持了准行政机构的属性。其经营行为尤其是贷款行为,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牵制下主要倾向于国有企业,以扶持国有企业,稳定地方经济。而且,在利率受到严格管制的情况下,利润最大化的商业目标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并未构成对管理层的激励,官本位的激励方式使管理层的业务目标往往向行政目标倾斜。
  在过多行政权力的压制下,中国银行业的寡头垄断局面直到90年代末都未有明显改观。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整个银行体系中仍然占据着绝对的垄断地位,其资产总量占了中国银行业总资产的75%。据业内人士指出:截至2003年6月底,四大国有银行的各项贷款余额为8.43万亿元,各项存款余额11.44万亿元,分别占全国金融机构的56.5%和58.9%;另外,四大国有银行吸收了65%的居民储蓄,承担了全社会80%的支付结算服务。然而,尽管拥有这一切垄断优势,四大国有银行创造出的利润份额却只占40%左右。
  游刃于行政权力与市场权力之间
  行政权力让位于资本权力,已经成为中国银行业改革不便明说的一种趋势。
  中国银行业的尴尬局面曾令很多有识之士担忧。有学者就此提出,必须打破银行业的垄断,通过竞争来提高银行业的整体绩效水平。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李稻葵在2003年就提出: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应该在坚持国有的前提下分拆大银行以加强它们彼此之间的竞争。即把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分拆成5—8家或5—10家资产规模相同、地区分布均匀的小规模商业银行来进行竞争。花旗银行和所罗门美邦联合发布的调查报告也认为,中国必须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拆分成几个较小的单元,这是鼓励竞争和推动改革的必由之路。
  也有学者主张通过发展民营银行和外资银行,来加强银行业的竞争。徐滇庆和他领导下的长城金融研究所就主张积极发展国内民营银行。他们认为,引入民营银行势必能逐步消化吸收金融系统内的风险,促进竞争,减缓国有银行垄断局面所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等问题。
  可是,中国政府似乎并未遵循上述思路进行以更具竞争性为导向的银行业改革。2004年1月7日,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同时对外发布消息,国务院决定动用450亿美元国家外汇储备,补充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实施股份制改造所需资本金。同时指出,这450亿美元不是财政拨款,而是一种资本金的投入,而负责管理这部分资产的是二十天前刚刚注册成立的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注资完成后,汇金公司成为中国银行的惟一股东,同时绝对控股了建设银行和建行的另一大股东建银投资。2004年6月,汇金公司又悄然负债融资30亿元人民币,向当时正在进行财务重组的交通银行注资,持有上市后交通银行6.68%的股份,位列财政部、汇丰银行、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之后,成为交行第四大股东;2005年4月,汇金公司又向中国工商银行注资150亿美元,与财政部各占50%的股份。
  关于汇金公司的定位,据中国人民银行有关人士透露,它是金融稳定局的“窗口”——有关金融稳定的行政性措施由金融稳定局制定并执行,而市场化的措施则由中央汇金公司来操作。在汇金公司成立之初,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新闻发言人也对汇金公司履行的职责进行了阐述:中央汇金公司作为出资人,将督促银行落实各项改革措施,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力争使股权资产获得有竞争力的投资回报和分红收益。
  不难看出,经过二十几年的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中国政府已经学会运用更多的市场手段来达到调控经济的目的,以回应社会各界对政府行政权力对经济过度干预的责难。因此,行政权力让位于资本权力也成为中国银行业改革不便明说的一种趋势——通过国有独资金融控股公司控制商业银行股权进而影响商业银行经营行为,从而以资本管理链条取代原有的行政管理链条。汇金公司成立之后的一系列资本运作也正是沿着这一改革思路进行的。
  目前,除农行之外的三大国有银行正在积极引入海外战略投资者,以谋求海内外的公开上市,但从可预见的发展情况来看,汇金公司控股这三家银行的状况将不会有所改变。对于中国的银行业来说,汇金公司的出现绝不是在推动竞争而是在限制竞争,从而驱使中国银行业更趋向于一个高度垄断的市场,只是这种垄断已经不是表现为行政管制下的垄断,而是在市场化幌子下的资本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双重垄断。
  如果说市场化改革是中国经济转轨的最终目标,那么推动银行市场更具竞争性就应是政府追求的目标。可是,目前所出现的这样一种高度垄断的趋势,对中国银行业的产业生态来说无疑是一种破坏。
  新寡头将如何作为?
  过分夸大银行业竞争的非稳定性,已经成为我们迈向更为健康的银行业生态的最大障碍。
  在行政权力的管制下,具有绝对垄断地位的四大国有银行,在经营行为上虽然日益具有了市场化特征,但是其单一的国有产权属性,也决定了其经营目标绝不仅仅是利润的最大化,而是兼顾更多的社会福利目标,比如支持国有企业改制,承担国企改制的成本,稳定地方经济。更为重要的是,四大国有银行承担了辅助中央政府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的职能,尤其是在控制经济过热方面,更是表现出了贯彻中央政府调控政策方面的优越性。可是,这样的一种优越性,将伴随未触及垄断根本的所谓银行市场化改革的推进而消失。
  目前汇金控股下的国有银行都在积极引入海外战略投资者,以谋求海内外上市,从而成为公众银行公司。如果股东利益至上的公众银行公司与国家政策的走向发生偏离,寡头银行与政府之间的利益博弈就会彰显出来,从而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执行效率。当然,中央银行也可以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等市场化手段调控利率,从而对宏观经济进行干预,但这些宏观政策调控的效果可能是缓慢的和不确定的。
  也许有人认为,汇金公司的董事、监事均来自人民银行、财政部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因此更具有准政府的性质,甚至有人形容汇金公司就是“金融国资委”。但是,汇金公司毕竟是以公司形式存在的,公司行为与政府行为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利润最大化始终是公司追求的最重要目标,而不同于政府的多元化目标追求。在利益动机的驱使下,汇金公司追求垄断利益的激励要远远强于政府,关于这一点汇金公司从未避讳。
  不仅如此,汇金公司的出现将会严重干扰未来银行业的竞争。尽管汇金公司总经理谢平一再对媒体强调,对于中、建两家银行的竞争情况、利益冲突情况,汇金公司不会干涉。但是,这种说辞本身与其追求投资回报的目标之间就存在天然的矛盾。作为两家银行的最大控股股东,两家银行之间由于竞争产生的利益冲突必将直接关系到汇金公司的收益,它怎么可能坐视不管?其实,限制竞争已经成为其不便明说的一种必然选择,而这一点汇金公司是非常容易办到的。在两家银行未来的董事会中,代表汇金公司的董事将占据半数以上的席位。
  更需引起关注的是,汇金公司与海外资本的联合可能会更加强化其寡头垄断的地位。有些人认为,海外战略投资者的引入将有效改善国有银行的公司治理水平和管理能力。对于这一点,笔者也非常认同,但是海外金融机构注资中国的银行绝不是来充当“白求恩大夫”,它们看重的是中国银行业的高额垄断收益。资本权力下的银行寡头具有无限动力和能力去游说政府来限制银行业竞争,从而保持其已有的垄断地位。这也势必使政府今后试图打破垄断的种种努力变得更加艰难,来自利益集团的阻碍将会更大。移行业长期无法形成良性竞争的局面,必将在银行业重演。
  银行业固然有其行业的特殊性,尤其对于中国脆弱的金融系统来说,银行系统的稳定更是影响中国经济稳定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但是目前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我们的头脑已经过分地夸大了银行业竞争的非稳定性,甚至上升为一种意识形态,从而成为我们迈向更为健康的银行业生态的最大障碍。在利率市场化已经成为中国金融改革一个必然趋势的情况下,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银行业缺乏有效竞争的问题,表面上更具市场化的改革措施对中国的银行业来说没有任何好处,而且可能会在更大程度上贻害中国的整体经济生态。
  我们都很清楚,利率作为资金的市场价格,是由资金市场的供求决定的。而银行作为社会资金需求的主要供给方,银行间的竞争程度将对市场的资金价格产生最为直接的影响。当市场呈现出寡头垄断的形态时,亦即银行数量少、银行间缺乏有效竞争的情况下,存款利率必将维持在相当低的水平,而贷款利率则冲上较高的水平,从而会对其他行业造成负面影响——加重企业的财务负担,削弱企业的盈利水平,限制企业家的投资积极性。这样一种状况势必造成社会财富向银行寡头集中,进一步加大中国已经严重失衡的分配格局,使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潜力受到抑制。这也是资本权力下的银行业寡头垄断对中国经济的最大贻害。
[B]钢铁寡头是怎样炼成的[/B]
钢铁寡头是怎样炼成的
【董事会】
文/杨云高
  近年来如火如荼的钢铁业重组,以及铁本事件、宁波建龙国有化事件,都可从新政中得到解读。尽管经济学意义上的寡头尚未形成,但中国造的钢铁寡头正在炼就中
  在周围人眼里,卢师傅的废旧钢铁收购生意做得很大,几乎每天都要向江苏淮钢集团或南钢集团发货。“谁的价格高,我的废铁就卖给谁。”他说,“原来也曾经卖给宝钢,但宝钢根本不在乎我的这点废铁。”
  在千万吨级的宝钢面前,卢师傅太弱小了,甚至几十万吨级的淮钢也不足为道。2003年1月,淮钢改制为南钢集团江苏淮钢公司后,卢师傅的废铁卖给淮钢,就等同于卖给南钢了。如果有一天,宝钢兼并了南钢,卢师傅岂不又回到宝钢废铁供应商队伍?
  这是有可能的。理由是2005年7月20日国务院颁布的《钢铁产业发展政策》——中国第一个国家级、“具有里程碑意义”、三十易其稿的钢铁新政。如果用几个字来囊括这部政策的主旨,就是“提高集中度”。该政策第三章对“产业布局调整”如此阐述:“华东地区钢材市场潜力大,但钢铁企业布局过于密集,区域内具有比较优势的大型骨干企业可结合组织结构和产品结构调整,提高生产集中度和国际竞争能力。”这几乎明白无误地传达了以下信号:在华东地区,以宝钢为主导来提高生产集中度和国际竞争能力。
  这项备受全球业界关注的产业政策,对宝钢、鞍钢、武钢等国有巨头,对投资钢铁业的民资与外资,对拥有钢铁公司的地方政府,都有不同的导向。对宝钢们而言,它们多年的寡头梦,终以新政名义,名正言顺地上升为国家意志。
  至此,近年来如火如荼的钢铁业重组,以及铁本事件、宁波建龙国有化事件,都可从新政中得到解读。尽管经济学意义上的寡头尚未形成,但中国造的钢铁寡头正在炼就中。
  重组、高集中度是钢铁产业升级的必由之路。但这项钢铁政策应有的原则性,却让位于近乎钦点姓名的一手安排。其中的强烈暗示让重组这一市场应有的内生动力,让位于行政之手的捏合。如此造就的钢铁寡头,其国际竞争能力让人疑虑。
  以新政的名义
  与其让国外企业来收购,不如我们自己先把集中度提高。
  集中度低是中国钢铁业的致命伤。目前,中国约有800多家钢铁企业,2004年中国钢产量达2.72亿吨,其中落后产能有8000多万吨,15家500万吨以上规模的钢铁企业的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45%。而美、德等国家前五名的企业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70%—90%,韩国前两家企业几乎就代表了整个国家的钢铁业。所以《钢铁产业发展政策》开宗明义:“今后发展重点是技术升级和结构调整。”
  根据新政,通过强强联合、兼并重组、互相持股等方式进行战略重组,减少钢铁生产企业数量,扩大具有比较优势的骨干企业集团规模,提高产业集中度。到2010年,钢铁企业数量将大幅减少,国内排名前十位的钢铁企业集团钢产量占全国产量的比例达到50%以上;2020年将达到70%以上。
  新政提出,原则上不再单独建设新的钢铁企业,必须依托有条件的现有企业,结合兼并、搬迁,在水资源、原料、运输、市场消费等具有比较优势的地区进行改造和扩建。支持和鼓励有条件的大型企业集团进行跨地区的联合重组,到2010年,形成两个3000万吨级,若干个千万吨级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特大型企业。
  不过,钢铁协会常务副会长罗冰生说,重组后仍然会有一些专、精、小的企业和大集团并存。
  新政还将全国分为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六大区域,为各个区域的钢铁产业发展规划出一条清晰的“路线图”。
  除上文提到的华东地区外,新政还说,“东北的鞍山-本溪地区有比较丰富的铁矿资源,该区域内现有钢铁企业要按照联合重组和建设精品基地的要求,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
  业内专家贾良群认为,对华东与东北的表述实际在暗示,两个3000万吨的企业最有可能是宝钢和鞍钢。身兼中国钢铁协会会长的谢企华在回答媒体时,几乎明确了这两家企业就是宝钢和鞍钢。
  事实上,宝钢2004年的钢铁产量已达到2100万吨,素有“说到做到”行事风格的宝钢董事长谢企华还表示,在“十一五”期内“干3000万吨,看4000万吨,想5000万吨”。而鞍钢和本钢最近的联合重组实质性启动,合并后产量超过3500万吨。
  与此同时,跨国钢铁公司在中国收购步伐正在加快,全球最大钢铁企业印度米塔尔收购中国第八位的华菱部分股权。米塔尔能坐到全球第一,就是通过购并重组扩大规模,并使能耗大、技术水平低的小企业迅速扭亏为盈。
  “与其让国外企业来收购,不如我们自己先把集中度提高。” 谢企华说,“我们也向国家发改委等政府部门呼吁,要对联合重组中的障碍和体制上的问题进行协调,不能影响地方的既得利益。”
  收编地方军
  中国钢铁业目前正进入过渡期,从高增长期进入相对低速的增长期,并将出现大量的行业整合行为。
  地方既得利益能否协调好,是影响近年来钢铁业重组的关键因素。在钢铁新政出台后,小钢厂的生存环境更加不利,地方政府也看到大势所趋,开始鼓励跨地域并购和联合,不求所有,但求所在。而重组方一般都承诺将税收属地化。比如,首钢重组贵州水钢,税收留在了贵州,武钢兼并鄂城钢铁,宝钢重组上海钢厂的做法也如出一辙。
  目前,武钢与鄂钢、武钢与柳钢、鞍钢与本钢、首钢与唐钢、攀钢与成都钢厂等的重组成为国内热点。作为国务院国资委直属的中央企业,宝钢、鞍钢、武钢三驾马车一马当先,按各自的势力范围,以收购地方钢厂成就寡头蓝图。
  这实际上是国务院国资委的一石二鸟。国资委今年实施的中央企业改革方案中,将通过与地方企业相互参股,实现中央企业股权多元化。
  宝钢在整合上海市属的上钢、梅钢之际,挥师南下广东湛江。最近,湛江千万吨级钢铁项目已获国家发改委的批准。湛江与山东日照是业界公认的炼钢首选宝地。
  与此同时,武钢投资广西防城港千万吨级钢铁基地的工作仍在进行中。原由柳钢集团主导的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2004年7月份已上报国家发改委,但至今未果。广西方面于是做出很大让步,让武钢占据主导地位,以获发改委批准。武钢和广西方面日前在南宁签署意向书,武钢极有可能像兼并湖北鄂钢一样,将柳钢变成其控股子公司。
  尽管国家已倾向于湛江,但武钢仍在游说发改委予以审批。引人瞩目的两广争夺南方钢铁霸主,其背景正是宝钢与武钢在南方的较量。
  南方形势扑朔迷离,鞍钢在东北的战局已明朗化。今年8月,鞍钢和本钢挂牌合并,产能超过宝钢,国资委造就的“中国米塔尔”已然成形。米塔尔年产粗钢5800万吨,几乎是中国前15家钢厂产量的一半。
  讨论多年的鞍本合并终于尘埃落定,鞍本竞争的局面也告结束。曾在1997年,钢价跌破成本,本钢为抢合同把在天津、大连的热轧卷再降40元,逼迫鞍钢主动与本钢联络,达成不降价的协议。2002年,时任辽宁省省长的薄熙来开始推动鞍本重组,但所涉及的人员安置等诸多问题非鞍山市和辽宁省单方所能解决。
  在鞍本联合的基础上,将与新抚钢、北台钢、营口中板及凌钢联合,还可吸收辽阳兴哲集团、辽阳大型钢管、海城东四型钢等较大的民营企业进入集团,力争2010年集团粗钢产量达5100万吨,进入全球钢铁企业粗钢排序前3名。
  钢铁寡头在沿海的动作频频,正符合钢铁新政所要求。这表明中国钢铁业的发展正在向国际看齐,因为国际大钢厂基本分布在沿海地区。
  国际权威信息咨询机构世界钢铁动态(WSD)一份分析报告称,中国钢铁业目前正进入过渡期,从高增长期进入相对低速的增长期,并将出现大量的行业整合行为。完成这一轮整合后,到2010年中国将会出现年产能达到4000万吨至5000万吨的国际钢铁巨型企业。
  国内统计数据表明,中国钢产量已过剩,今年4月份以来,钢铁价格下降,行业利润下滑,一大批小钢厂濒临亏损或倒闭。这正是钢铁业并购的大好时期,钢铁巨头的黄金时代来临了。
  寡头的成本
  新政胎动的这两年,钢铁业经历了惊心动魄的血光时刻。铁本事件、宁波建龙国有化事件、钢铁新政出台,实际上是一个历史的延续。
  狱中一天,世间十年,江苏铁本公司老板戴国芳是分享不到这个黄金时代了。
  铁本的大型钢铁联合项目设计能力为840万吨,概算总投资为106亿元,2003年6月开工。2004年4月28日,温家宝总理召集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查处铁本项目。国务院的定性是地方政府严重失职违规,企业违法犯罪。戴被刑拘,常州市委书记被党内警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以下一批干部被撤职查办。
  铁本已投资40亿元的前期工程“尸横遍野”,这个民营钢铁大王赶超宝钢的雄心已成泡影。在钢铁投资过热的宏观调控下,铁本还大干快上,只能说生不逢时。但这一逻辑遇到宝钢却说不通,宝钢仍逆势而上,增发20亿流通股,从股市直接融资百亿元,用于收购宝钢集团下属的9项资产,包括钢铁生产、供应链以及相关的产业。
  坊间传言,铁本事件的幕后是宝钢。作为中央企业,宝钢以其强大的政经说服力,使政府向铁本“痛下杀手”。
  铁本过后又浮出宁波建龙事件。唐山建龙和南京钢铁联合公司分别持有宁波建龙35%的股份,而上海复星集团在唐山建龙和南钢联分别占股30%及60%。民资控股的宁波建龙钢铁项目2002年4月筹备。2003年,国家发改委同意浙江新上一个钢铁项目,争夺这一指标的正是宁波建龙在宁波北仑区的600万吨项目和杭钢在宁波大榭岛同为600万吨项目。2004年5月,由于涉及违规、越权审批问题,该项目被叫停。直到2005年年中,宁波建龙得以重生,代价是民资让出大股东位置,杭钢以44.39%的持股成为宁波建龙第一大股东,唐山建龙和南钢联的股权分别下降到20%。
  由此,民间一度盛传宏观调控不是“一刀切”,而是“切一刀”,切的不是国有企业,而是民营企业。
  在此过程中,以国有钢铁企业主导的《钢铁产业发展政策》正在酝酿中。2003年7月,国家发改委主管钢铁的司长为此专程到宝钢,召集10多家骨干钢铁企业座谈产业政策。
  对钢铁新政谢企华说,新政从酝酿到出台,历经整整两年时间。“当时中国钢铁业一片红火,江苏铁本、宁波建龙等纷纷上马。但是,钢铁业的发展受到环保、能源和资源的制约,煤、电、油、运、气和水日益成为钢铁业发展的瓶颈。” “所以在座谈会上我们就呼吁,中国钢铁业的发展应当制定一个行业准入规则,对装备规模要有一定的限制,对装备的先进程度要制定相应的标准,对环保、节能都应提出要求。低于标准的落后设备,都不能进入,而且在规定时间内应逐步淘汰。”
  新政胎动的这两年,钢铁业经历了惊心动魄的血光时刻。铁本事件、宁波建龙国有化事件、钢铁新政出台,实际上是一个历史的延续。
  钢铁强国论下的寡头强权
  向下发威、向上游说一旦形成常态,是不是另一种“国家被俘获”论?
  钢铁新政出台一周后,7月29日,中国钢铁协会召开二届五次常务理事(扩大)会议,身为会长的谢企华做了“认真贯彻落实《钢铁产业发展政策》实现由钢铁大国向钢铁强国的转变”的讲话。
  她提及钢铁业重组的三个“重在”:重在增加高附加值的产品,不能片面追求数量扩张;重在提高产业集中度,不能单纯依靠铺新摊;重在降低消耗,不能依赖消耗资源污染环境。
  实际上,2005上半年,钢铁产业集中度下降,钢协会员企业生产钢只占全国钢产量的81.82%,同比下降4.62%。
  “由于产能进一步分散,使通过行业自律有效调控市场更加困难。”谢企华说,当前我国钢产量中,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占总量的70%左右,首先应推动这些企业的联合重组。“我们也呼吁政府有关部门切实采取措施,积极推动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的联合重组。”
  这种呼吁,也是代表寡头利益集团的游说能力。而中国钢协主要由国有大钢厂组成由钢铁寡头控制,是一个准政府的行业协会,对整个产业有极强的话语权。向下发威、向上游说一旦形成常态,是不是另一种“国家被俘获”论?
  不过,“中国钢铁产业集中度如果没有政府强制主导的话,5年内不会提高,靠企业自愿是不可能的。”一业内观察人士表示,相当多经济学家反对政府行政撮合,认为这是道德风险的源头,但政府的作用是不可少的。
  新政也明文指出,“钢铁协会要搞好行业自律和协调,稳定国内外原料市场。” “国内多家企业对境外资源造成恶性竞争时,国家可采取行政协调方式,进行联合或确定一家企业进行投资,避免恶性竞争。企业应服从国家行政协调。”
  新政第三十八条赋予钢协极大的权力:“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行业协会要建立和完善钢铁市场供求、生产能力、技术经济指标等方面信息定期发布制度和行业预警制度,向政府行政部门及时反映行业动向和提出政策建议,协调行业发展的重大事项,加强行业自律,引导企业的发展。”
  然而,在一个竞争性垄断行业,政府行政捏合的钢铁寡头,其竞争力令人存疑。宝钢兼并上钢、梅钢后,为达最优化的整合一直没有完成。
  中国钢协会副会长罗冰生表态说,为避免垄断,还要让其他钢铁企业与宝钢、鞍钢公平竞争,它们各有各的优势,关键要看未来的重组兼并进展如何。
  不少民营企业家表示,钢铁新政使民企在未来竞争中处于弱势,民营企业之间的联系本来就比较少,想搞产业集中更加困难,而国企却可借政府力量去实施。
  钢铁新政还禁止外国公司拥有中国钢铁企业的控股权,这引起外资钢铁公司的反弹。美国Nucor公司CEO丹·迪米科(Dan DiMicco)在电子邮件中批评说: “现在是对我们的中国合作伙伴进行一次现实性检查的时候了。”
  不过,新政也“鼓励包括民营资本在内的各类社会资本通过参股、兼并等方式重组现有钢铁企业”,这实际上为未来国有巨头重组民营钢铁企业预留了解决方案。假设宝钢拿下民营的沙钢,沙钢的沈文荣也可获得宝钢的股份。
  最新消息称,南钢股份的控股股东南钢联正谋求与法国阿赛洛公司合资重组铁本项目。“如果宝钢再把南钢吃了,那戏就有看头了。”本文开头那位收废铁的卢师傅戏谑道。
[B]中国遭遇寡头时代[/B]
经济时评:一个新的经济寡头时代正在降临中国
【董事会】
文/袁剑
  有一组数据特别值得我们关注:从1989年到1999年的十余年间,国有企业的利润一直徘徊在1000亿元左右,但从2000年起,这个数字开始爆发式增长,其结果是,到2004年,仅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就增加到5300亿元。同一年,190多家中央企业的利润也惊人地增长到4785亿元。
  对于上面这组数据,不同的人肯定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但我们从中得到的强烈启示则是:一个新的寡头时代正在降临中国。
  新寡头在中国的迅速成长大致源于这样一个背景,即20世纪90年代末期政府作为一项政治任务而推动的“抓大放小”改革。在行政权力仍然绝对控制着要素资源的条件下, “抓大放小”取得奇迹式的成果似乎并不令人意外。这个奇迹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固然是一个精彩的话题,但我们更想追问的却是,对于中国以及中国的未来,寡头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中国,寡头的速成是在“增加国有经济的带动力、影响力、控制力”的名义下进行的。不过,所谓“带动力、影响力、控制力”只是一个比较客气的说法,如果将它转换成一个更加准确、露骨的词汇,就是“增强国有企业的垄断力”。在这个意义上,寡头企业的出现并不是中国国企改革的一个意外后果,而是这个改革的既定目标。对于大型国企追求市场垄断地位的意志,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如是解读:“政府的职能是促进公平竞争,破除垄断;而出资人的目标是追求资产回报,所以出资人其实是希望垄断的。”他继续补充道:“国资委是出资人,不是政府了,所以政府分拆电信行业是对的,但从我出资人的角度而言,我作为大老板不会投好多个相同的产业自己跟自己斗。”然而,国资委真的只是出资人,而不是政府了吗?实际上,在大多数人看来,国资委既像政府,又像出资人。也恰恰是这种游离于权力与资本、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模糊定位,中国寡头才造成了普遍的惊恐。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监督尤其匮乏的特殊环境中,对寡头的这种惊恐就更是有其坚实的历史依据。
  不过,这并不是中国新寡头令人惊恐的惟一原因。与传统的寡头不同,中国的新寡头并非仅仅出现在个别行业或个别领域,而是出现在几乎所有重要的基础行业及上游行业中。这实际上意味着,中国可能已经出现了一种以垄断寡头为基本骨架的新型经济结构。这与整个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经济已然有云泥之别。在这种新型结构中,众多分散的小企业(不管它是民营还是国营)只能依附于寡头所释放的经济机会而生存。换句话说,寡头可以随意压缩其他非寡头经济成分的利润空间,并将他们驱逐到价值链的最低端。
  在中国的许多城市,出租车司机每天工作14个小时,而所得却非常微薄。而随着油价的不断攀升,某些城市的出租车司机的收入正在迅速地趋近于零。虽然不能将出租车司机的生存状况完全归结为油价问题,但能源寡头随时可以决定出租车司机的经济命运,则是一个显见的经验事实。在今天中国人的生活中,寡头的钳制力绝非仅仅体现在能源上,而是无所不在地渗透于所有领域。寡头,正在静悄悄地接管中国经济。
  据那些寡头的推崇者们声称,强大的寡头是中国对付国际资本的利器。但事实是,中国寡头在资产规模不断膨胀的同时,内部绩效上则是捉襟见肘。数据表明,中央企业的能耗比国际水平高40%,技术投入却大大低于国际水平。这不啻于说明,寡头企业凭借垄断优势所培育出来的所谓“国际竞争力”,多少有些弱不禁风。尤其是,当这些寡头在规模上的(也仅仅是在规模上)竞争力是以“挤出”和牺牲其他国内中小企业为代价的时候,我们就更加需要对这种竞争力所带来的民族主义自豪保持清醒的头脑。事实上,就在2004年,181家中央企业就一次性申报处理坏账3187亿元,占中央企业总资产的5.4%。这多少证实,在中国寡头不断膨胀的背后,也存在国民财富的惊人浪费。
  现在,我们还无法预料中国寡头在国际竞争中的最终结局,但我们有必要警惕“外战外行,内战内行”的历史悲剧在中国寡头身上重演。与此同时,我们更有必要警惕这样一种可能,那就是:中国寡头与国际资本携起手来,共同挤压其他民族企业,以维护和巩固其垄断地位以及由此带来的超额市场利润。
  主要国有企业的利润增长点仍处于垄断资源的较低发展阶段,而不是通过产业结构的提高,以高附加值的产品获取高额利润。在资源紧缺时,拥有资源的开采与分配权就相当于坐拥金山,如果央企能够如此轻松获利,不知央企改革的内在动力从何而来?
  现在,我们还无法预料中国寡头在国际竞争中的最终结局,但我们有必要警惕“外战外行,内战内行”的历史悲剧在中国寡头身上重演。与此同时,我们更有必要警惕这样一种可能,那就是:中国寡头与国际资本携起手来,共同挤压其他民族企业,以维护和巩固其垄断地位以及由此带来的超额市场利润。
值得警惕
尤其是这种垄断同权力结合起来的时候
转型期的特色啊,以前是行政权力寻租,现在不用了,有国家的部门挺着,效率再低下也能进财富500强。爽啊,牛啊![em18]
=全不私有华就和毛子没什么区别了啊
是向垄断竞争发展呢?
还是向寡头垄断前进?
好象在这里,政治也是垄断的吧?[em05]
比较白痴的看法,中国力挺国企是因为国企不仅交税、费,企业利润还都是国家的,而且国家缺钱还可以向国企要,还以为人民银行能给国家出钱哪?交给民企还有个屁了,还真以为所谓的三资、民营能养活国家啊?那些只能解决就业。国家所花的钱绝大部分还是来自国企创造的税费、利润。
[B]以下是引用[I]Enjoy[/I]在2005-8-26 10:22:00的发言:[/B][BR]比较白痴的看法,中国力挺国企是因为国企不仅交税、费,企业利润还都是国家的,而且国家缺钱还可以向国企要,还以为人民银行能给国家出钱哪?交给民企还有个屁了,还真以为所谓的三资、民营能养活国家啊?那些只能解决就业。国家所花的钱绝大部分还是来自国企创造的税费、利润。

你的想法比较“新颖”哦
[em01][em01]
探讨几点哦[em05][em05]
国家要解决赤字,一靠税收,二靠借贷,三靠通货膨胀(也就是印钞票)。问国企要钱倒是第一次听说,恩,研究研究~~~~~~~~~
三资,民企,不能养活国家?我只听说国家收民企的税很重唉~~[em06]民企利润都被拿走了怎么扩大再生产,怎么解决失业问题?[em06][em06]
国家所花的钱绝大部分还是来自国企创造的税费、利润?哎,那就建议国家就别再收个人所得税了。
[em01][em01][em01][em01]
我们必将为这付出惨重的代价的
楼主有无认真看过帖子
既然编辑过,为何不在仔细一点呢~~~有些数字明显是错误的,很多漏掉了小数点
[B]以下是引用[I]eniaciii[/I]在2005-8-25 12:49:00的发言:[/B][BR]是向垄断竞争发展呢?
还是向寡头垄断前进?

都不是,不能把西方经济学的东西用在中国,中国的国企可是背负了一个重大的任务,那就是他们是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的载体!
这个是
几年前电信改革时就有人提过这个问题
[B]不能用普通的垄断观念来看待中国的市场独占现象[/B]
[B]以下是引用[I]nebraska[/I]在2005-8-26 15:18:00的发言:[/B][BR]这个是
几年前电信改革时就有人提过这个问题
[B]不能用普通的垄断观念来看待中国的市场独占现象[/B]

曾经还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就和导师讨论过国企垄断的问题,他就说过,不用妄想地认为简单地通过经济手段就能改变垄断的现状,在中国国企的改造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它牵涉了太多.所以,我们虽然发牢骚但是还是希望他们能进步,就我个人而言最想知道的是油荒之乱何时能结束!
楼主系统整理了一下这方面的东西而发的专题,好贴收藏拜读,再谢一个先
文章写的含蓄没暴料呢
你们知道中石化的董事是谁么
知道保利的后台是谁么
要当寡头后面的靠山可都是不一般的
还寡头?昏哦,现在只是某些行业垄断.完全垄断都说不上.....不过这是经济发展的趋势,经济全球化其实也是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各行业的寡头垄断,想MS等等..只希望中国企业能经受的住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