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个老大知道 红军西征军的东东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3/29 18:59:35
请教 西征军是不是都是4方面的人,还有为什么国共都合作了,抗战都打起了,为什么它还是被西北马家军给灭是不是 毛 排除异己的手段请教 西征军是不是都是4方面的人,还有为什么国共都合作了,抗战都打起了,为什么它还是被西北马家军给灭是不是 毛 排除异己的手段
西征军里有刘志丹,兄弟这是不言自明的事,您就别让XD难堪了![em01]
西路军和刘志丹有什么关系?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8-21 23:08:53编辑过]
后来 陈 怎么样了 好象没有听到什么消息拉
[B]以下是引用[I]忘了密码[/I]在2005-8-21 21:18:00的发言:[/B][BR]西路军和刘志丹有什么关系?
是我记错了,西路军意在灭张!刘志丹则战死在山西前线,特此更正![em01]
[B]以下是引用[I]T62[/I]在2005-8-21 23:08:00的发言:[/B][BR]    从时间上讲发生在国共合作之前。
    长征从一开始就没有明确的目的地,西路军大约有两万人,全部由红四方面军组成,当时目的主要是往新疆发展,以取得与苏联的联系。
    主要首脑是陈昌浩、徐向前,最后大约只有4、5百人在李先念带领下到了新疆,王树声大约也带几百人跑回了延安,失败后陈昌浩先回了家,后来再没有被重用过,徐向前化妆成算命先生一个光杆司令回了延安。

有误,西路军共有2.1万多人,由红四方面军第9、30军和原红一方面军第5军组成,此外还有原红一方面军妇女独立团和红四方面军妇女团合编的妇女抗日先锋团,后来被俘的女红军基本都做了马家军的小妾,包括团长王泉媛
中国工农红军第33军<BR><BR>系依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由川东游击军改编的。从1929年4月起组成的川东游击军第1路军,几经反复到1930年7月26日又成立了第3路军。由于“左”倾路线影响和敌人围攻,部队损失严重,1931年夏,四川省委在成都召开会议,决定重组川东游击军,总指挥为王维舟,并任川东军委书记。下辖3个支队,设总指挥部于宣汉东南芭蕉场附近,此后,声威日震,活跃于川东。1933年10月,川东游击军同4方面军会合于川东,月底即宣告组成33军,属4方面军序列,军长为王维舟,政委为杨克明。下辖三个师。97师师长王波,98师师长冉南轩,99师师长蒋群麟,全军共约1万余人。1935年11月,<STRONG>与红5军团合并为5军。</STRONG>
董振堂红5军团属于原红一方面军序列,重新组建的第5军,军长为董振堂,副军长罗南辉,杨克明为政治部主任。
原来如此,我还以为是 东方红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刘志丹的歌害死了一个好同志,心胸应该开阔点嘛!做红军的女人真可怜 基本都没什么好的结局!这是中国妇女的一个缩影。不是红军不明白半边天,是咱没条件……
&lt;P&gt;站错了队,有什么办法.&lt;/P&gt; &lt;P&gt;中国从来如此.&lt;/P&gt;
不是那个贴说徐改排元帅第1吗 光是西路就不可能&lt;br /&gt;
<P>不是那个贴说徐改排元帅第1吗 光是西路就不可</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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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那么你认为谁的军事能力是我军的第一?</P>
[B]以下是引用[I]潜水上岸[/I]在2005-12-11 23:33:00的发言:[/B][BR]原来如此,我还以为是 东方红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刘志丹的歌害死了一个好同志,心胸应该开阔点嘛!做红军的女人真可怜 基本都没什么好的结局!这是中国妇女的一个缩影。不是红军不明白半边天,是咱没条件……


莫名其妙,是马家军残杀了女红军。关红军屁事。西路军全军覆没了。覆羽之下安有完卵。
<P>徐向前在红军时期是我军数一的将才,他的战果比中央苏区还辉煌。因为政治斗争,他长期没有受到重用,到解放战争的时候,毛泽东象征性的给他了一个兵团去山西打仗,战果还很辉煌,他治军也是很有一套,不下老刘。他之所以带最后能当元帅,是他在苏区积累的老本多。</P>
西路军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一支。1936年秋,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结束后,根据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向西渡过黄河。随后,第九军和红四方面军总部及第五军也渡过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后因河东敌情变化,计划终止执行。11月11日,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令过河部队称“西路军”,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 <BR><BR>  深入河西走廊的西路军指战员两万余人英勇顽强,不怕牺牲,浴血奋战5个多月,歼灭了马步芳、马步青匪徒两万余人,后终因敌众我寡,于1937年3月失败。西路军余部分成三个支队,在由李卓然、李先念等组成的西路军工作委员会领导下转入祁连山区打游击。其中两个支队大部分损失,由李先念率领的左支队历尽艰险,于4月底到达新疆东大门星星峡。这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的最远地方,这支部队也是最后一支结束长征的部队。 <BR><BR>  西路军余部400多人到达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总支队”,对外称“新兵营”。他们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刻苦学习汽车、装甲车、炮兵、无线电、航空、军医和情报等技术。为培养抗战人才,“新兵营”成为训练抗日军事干部的重要基地。“新兵营”的许多学习过现代化军事技术的指战员也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技术兵种的第一批高级将领,为我军走向现代化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在保卫祖国和建设祖国的事业中,都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BR><BR>  1939年期间,陈潭秋继任中共驻新疆代表,曾领导“新兵营”的工作,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去苏联治病途经迪化时,还专程赴“新兵营”视察并作出了指示。党和国家领导人陈云、李先念曾领导“新兵营”指战员学习文化、军事技术。为了巩固中共与新疆军阀盛世才的统一战线,发展新疆经济,还从“新兵营”抽调出许多骨干力量支援新疆经济建设。西路军总支队的指战员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现代化军队的火种,也成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的燎原之火。 <BR><BR>  1942年7月,盛世才背叛抗日统一战线,大肆逮捕、关押、残害中共人员。至1946年,在党中央的关怀下,身陷囹圄的西路军总支队指战员才集体返回延安。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12-16 10:13:25编辑过]
<P>  “石窝会议”决定军政主帅离队之事,徐向前因为毫无思想准备,当时也不同意离开部队,他说:“我不能走,部队打了败仗,我们回去干什么?大家都是同生死、共患难过来的,要死也死到一块嘛!”陈昌浩身为军政委员会主席,事实上也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危急关头别无选择。他根据军委主席团 # 月 !# 日 %&amp; 时关于西路军行动方针的电报精神,于特殊情况下提出徐、陈脱离部队返回陕北,就是想“达到保存一部分力量之目的”,事先又和别的委员作过酝酿,因此才形成军政委员会的决定。陈昌浩对徐向前说:“这是军政委员会的决定,你如果留下,目标太大,个人服从组织,不要再说什么了。”散会以后,徐向前还想动员陈昌浩不要回陕北,他拉着陈昌浩的手,恳切地说:“昌浩同志,我们的部队都垮了,孤家寡人回陕北去干什么?我们留下来,至少能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我看还是不要走吧!”陈昌浩很激动地说:“不行,我们回去要和中央斗争去!”</P>
<P>48年后,徐向前这样回忆说:“我那时的确不想走,但没有坚持意见坚决留下来。事实上,李先念他们并不想让我走。我迁就了陈昌浩的意见,犯了终身抱憾的错误,疚愧良深。”<BR>3月16日,徐向前、陈昌浩才由祁连山腹地起身东返,踏上回归陕北的路。<BR></P>
<P>走出祁连山时,徐向前、陈昌浩一行只有五个人。<BR><BR>徐向前、陈昌浩一行出山时,两名警卫员在侦察道路中先后失踪,保卫科长袁立夫在一天晚上露宿后,为两位首长外出找水时也一去不返———据说是碰上了马家军,当了俘虏。最后,就剩下徐、陈两个“光杆司令”,沿着祁连山北麓向东走去。数日后他们才走到焉支山下的大马营。<BR><BR>焉支山,绵延于祁连山和龙首山之间,因其山石赭红酷似胭脂,又名胭脂山,当地人叫大黄山。焉支山麓,乃是一处水草丰美的天然牧场,为历代封建王朝戍边牧马之地,国民党军政部亦在此设有牧马场。因此,老百姓称之为“大马营”,即今之亚洲最大的山丹军马场。</P>

<P>在这里,陈昌浩遇到了一位老乡……</P>

<P>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是这样叙述:“陈昌浩也是湖北人,碰上了老乡,格外兴奋,有了安全感。我们吃了顿饱饭,就睡下了,睡在一个炕上。我对陈昌浩说:明天早点起来,好走哇!他答应得很痛快。可是次日拂晓前我喊他起床时,他变了卦,说:太累了,休息几天再走吧!我想,他有老乡掩护,住几天没关系,我不行,得坚决走。就说:如果你不想走,就留下住几天,我的口音不对,在这里有危险,得先走了。他表示同意,我便匆匆离去。”<BR></P>
<P> 刚到延安,毛泽东就接见了徐向前。毛泽东无比深情地说:“向前同志,你受累了,也瘦多了,祝贺你顺利归来!”败军之将,不可以言勇。作为总指挥,西路军的失败他有责任。毛泽东安慰他说:“不要难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这话,不只使徐向前很受感动,而且久萦于怀。<BR></P>
<P> “西路军的失败,长期使我愧悔交加,余痛在心。”徐向前48年后如是说。<BR> 李先念在《沉痛悼念徐向前元帅》一文中写道:“西路军失败后,向前承受的精神压力是很大的,但他提得起,放得下,顾全大局,毫无怨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党中央特别是小平同志、陈云同志的关怀下,经过认真调查研究,作出了这支部队西渡黄河与转战河西走廊,是执行中央军委命令的结论。向前认为,这一实事求是的历史结论,是对浴血奋战的西路军和众多牺牲的英雄儿女的莫大告慰。”<BR></P>
<P>“舍近谋远者,劳而无功;舍远谋近者,逸而有终。”这句古话,恰是对陈昌浩、徐向前两人回归经过的绝妙写照。人啊人,人在人生旅程的转折关头,尤其是举足轻重的一闪念之间,总是让人难以琢磨。徐向前说“部队都垮了,孤家寡人回陕北去干什么”,可他还是硬着头皮,顶着难以想象的沉重压力,就近经陇东回到陕北。陈昌浩扬言“回去要和中央斗争去”,结果却走了一程迂回曲折的路。就在他悔之莫及痛不可忍之时,卢沟桥的炮声响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BR>这时,陈昌浩才出现在汉口街头,并在一家饭店包了一桌酒席,会见与招待了他的亲朋好友。这是他 !" 年来头一次公开在省城露面。他和他的母亲吴氏、结发之妻刘秀珍以及两个儿子短暂团聚后,遂将但复三资遣回到广水镇,便又搭上火车奔赴西北,仍不得不经由西安转而北上延安……<BR></P>
<P>上而下反张国焘路线的斗争,已经过去好几个月了。陈昌浩首先向中央表明态度,说他“个人是国焘路线之第一个负责执行者”,并于9月30日写成《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共九章约六七万字。对于西路军的失败,陈昌浩的确十分痛心,有机会就作自我批评。他“不敢以‘胜败兵家之常事’而自慰自欺,亦不愿以‘兵败之辱’而自弃自馁”。他曾表示:“我必须把我的错误向党及红军以至西路军回来的同志与去新疆的同志揭发。”1939年9月,陈昌浩随周恩来、邓颖超去苏联途经乌鲁木齐(时称迪化),周恩来在亲切看望“新兵营”(由西路军突围到新疆的 ("" 余人组成)指战员时,陈昌浩亦趁此机会检讨错误,向突围到新疆的同志们深表歉意,鞠躬谢罪。<BR><BR>  陈昌浩从此浪迹天涯13年。1952年回国后,有次在徐向前的“元帅府”聚会时,曾经显赫一时的陈昌浩,仍以其“待罪“之身低着头,躬着腰,与他昔日的老战友老部下、今日的将军和部长们逐个握手叙旧,并一再表示歉意,拱手谢罪。当他与张琴秋握手时,哽咽了一会才说:“琴秋,我对不起你!是我使你受苦了……”<BR>陈昌浩生平的是非功过荣辱,都集中表现在红四方面军这一历史时期——这是他人生鼎盛时期的光辉路碑,也是他难以雪洗的耻辱之柱。因为张国焘问题和西路军的是非曲直,有人总少不了要把陈昌浩抬将出来,说他是张国焘路线的追随者、支持者、执行者,或说成是张国焘的心腹、帮凶、干将。这些都是比较文明礼貌的称谓。1982年,有位老同志写的回忆文章中,说“陈昌浩是张国焘分裂主义路线的忠实走狗”。胡耀邦同志就这个提法批示如下:“昌浩同志犯过严重错误,但人死了,并且是‘四人帮’迫害致死的,说什么‘忠实走狗’,不妥。”陈昌浩生前为中央编译局副局长1967年7月30日不幸去世,终年61岁。</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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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第三次斗争,是在11月上旬,主要围绕河西的四方面军是孤军西进至凉州,还是三个方面军“紧靠作战则有利”?</P>
<P>红四方面军主力渡河后,迅速攻破敌之阻击,占领一条山和五佛寺一线。当时中央令四方面军过河的主要目的,是为实施宁夏战役作准备,并于10月28日电示强调:“目前我们正处在转变关头,三个方面军紧靠作战则有利,分散作战(则)削弱,有受敌人隔断并各个击破之虞”。10月30日又电令河西部队暂控一条山,五佛寺地区休息待机,准备在击破南敌后继续北取宁夏。在此,既明确指示四方面军过河的任务目的,强调“紧靠作战”,“北取宁夏”,又有警示张国焘,不要违背中央的意图,擅自令四方面军孤军西进,被“敌人隔断并各个击破”。</P>
<P>然而,由于红四方面军前线领导人没有从根本上克服张国焘路线的影响,没有深刻地理解中央意图,于是在11月初,即因该地人烟稀少、粮缺水咸,加上连日激战,大部队不能久停为由,数电中革军委和红军总部请示河西部队行动方针,并建议“若主力不能迅速渡河”,“我方决定先向大靖、古浪、平番、凉州行”。11月3日中革军委致电河西部队:“所部主力西进占领永登,古浪之线,但一条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但张国焘却于11月5日致电河西部队,指令他们消灭马步芳部为主要任务,“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时)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在此,张完全无视中央的战略意图和指示河西部队的行动方针,而强调的是“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虽然张也看到被敌隔断的可能,但仍一意孤行,电令陈昌浩等,“不可妨碍你们主力的行动。不得已时可不必留主力守渡口”,“你们应不受一切牵制,独立去完成你们的任务”。又是“不可妨碍”,又是“不受一切牵制”。当然是指中央“妨碍”,“牵制”,这就从根本上与中央的方针相对立,由此种下了以后西路军失败的根苗。</P>
<P>正是根据张国焘的这些指示,河西部队于11月6日向中革军委提出《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至此时,木已成舟,中革军委也只有电示“徐、陈向凉州进”,但仍强调他们:“作战时集中兵力打敌一旅,各个击破之。”并于8日致电张国焘并陈昌浩等,答复徐、陈等7同志11月7日来电要求组织前委和军分会,指出:“我们基本上同意河西部队称西路军,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管理军事,政治与党务,以昌浩为主席,向前为副”,其余名单照来电批准。</P>
<P>这就是西路军称谓和西征的由来,在这里不难看出,西路军之形成是张国焘对抗中央统一战略部署的产物,中共中央军委只好“基本上同意河西部队称西路军”。中央对张国焘的分裂路线,既要坚持原则,以大局为重进行斗争,又要注意团结,避免分裂;往往在一些重大决策上,采取协商态度,因势利导,甚至作出必要的让步。而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在关于“西路军”的注释中,肯定地说:“十一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似有不够确切之嫌,或者说容易引起读者的误解,因此在此提出与注者商榷。</P>
<P>从1936年11月上旬至1937年3月上旬,西路军历经4个多月浴血奋战,终遭失败。</P>
<P>党中央从一开始就时刻把西路军的安危萦怀心头,怕其被敌隔断各个击破。11月11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陈昌浩、徐向前,询问:“你们依据敌我情况,有单独西进接近取得接济的把握否?如果返河东,有何困难的情形?你们能否解决衣服问题?”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进行了讨论,一致认为,黄河东岸已被敌人封锁,东返同西进比较困难更大,下决心西进。12日复电中央:“我们计划第一步进占凉州、永昌,略作休整补充;第二步进占甘州、肃州,争取年前接通新疆”。因此,就战略方向是东返还是西进,中央一再征求西路军领导人的意见,丝毫没有强加之意。这时,在11月13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红军行动方向问题时,毛泽东在作的报告和结论中,明确指出,“红军行动主要是向东”,并指出:“四方面军一部分已向西,能否调回来是个问题”。以上不难看出,决不是有人所说的是“中央军委选择了河西作为战略方向”。</P>
<P>西路军贸然西进,11月15日占领古浪,18日占领永昌,21日占领山丹,进入甘北地区。11月16日至18日,九军在古浪一带同马匪5个旅激战,歼敌2000余人,我军亦损失近半,撤出古浪。从11月中旬至12月中旬,红军共歼敌五六千人,西路军也减至18000余人。这时徐向前认为,马匪主力并未击溃,红军有生力量日减,又无根据地,难以补充,是否冷静分析一下形势,以正确决定今后行动方向。但陈昌浩并未考虑这一正确意见,继续按原计划西进。</P>
<P>此时,河东形势发生了对我有利的变化。11月21日,红军主力在中革军委的正确指挥下,取得全歼胡宗南部一个师的山城堡大捷,粉碎了敌对我之进攻。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其和平解决,我党与张、杨公开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中央又电西路军,要其在永昌地区休整,伺机以主力东打,向驻兰州的东北军靠近,以便返回黄河以东。12月23日,陈昌浩复电中央,认为接通新疆取得国际援助是目前“整个抗日阵线的迫切与极大要求”,西路军虽已付出重大代价,但完成这一任务已无问题;如果东进,路程过远,易遭敌骑兵截击,“伤亡掉队必大”,即便“在二十天到达兰州,至多只能起到巩固兰州的作用,策应主力行动其作用不大。”12月24日,中革军委致电西路军,指出:从整个战略考虑,“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只要20天至30天即可达到静宁、会宁地区与东北军靠近,并可有力推动时局发展。然而,陈昌浩仍然没有认真考虑。显然,中央军委要西路军东进,决不单是为了策应河东主力红军,更重要的是从整个战略全局着眼,也是为西路军免遭因孤军深入,被敌隔断并各个击破的安危着想。而一再坚持西进,孤军深入,不愿东返,则是陈昌浩所坚持的。怎么反说中央在西路军问题上“举棋不定,犹豫徘徊”,“缺乏长远的战略布置,致使西路军的任务变得飘忽不定”?</P>
<P>为了更清楚了解这段史实,不妨重新检视一下这期间中央领导致西路军的部分电报:</P>
<P>11月18日,毛泽东等复电徐、陈,强调:如使东面地区为毛炳文过早进占去,红军回旋余地狭小不利。我们意见在现地区留住一时期,以一部控制古浪险要,远距毛炳文。同时,加紧军事训练,恢复体力,检查政治工作,教育每个指挥员会做群众工作,与人民发生良好关系……。电报还指出:肃州到安西有8天坏路,人烟稀少,安西亦偏僻,将来只能去一部。同时致电张国焘等强调河东红军“只有战胜胡军才便开展局面,才是策应河西的好办法”。</P>
<P>11月20日,毛泽东等致电徐、陈,指出:“主力在永昌,肃州之线,坚决保持东边回旋地区,以小部进占安西、敦煌”。23日又致电,指出:远方(指苏联)来电正讨论帮助你们,但坚决反对退入新疆。你们作战方法应“集中最大兵力,包围敌之较弱一部而消灭之,另以一部兵力钳制敌之余部。如此方能从敌取得补充,方能予敌以重创,根本消灭其战斗力,方能使敌知所警戒。应该力避如过去一样的消耗战,提倡集中兵力包围消灭其一部的消灭战,为此方能解决问题。”25日,再致电徐、陈:“毛炳文东撤利于你们发展。在你们打破马敌之后,主力应准备东进一步,策应河东”,“远方接济,三个月内不要依靠。目前全靠自己团结奋斗,打开局面”。接着,该电又具体指出了战胜敌人的八项军事原则。</P>
<P>“关于作战方面:</P>
<P>(一)集中两个主力军于一个有利阵地打马部,不管敌是两<BR>三个团还是五六个团,概用此法。</P>
<P>(二)敌少,则主力从两翼包围,并以有力一部迂回至敌后。</P>
<P>(三)敌多,则以一部钳制其一翼,以主力包围其一翼。</P>
<P>(四)不论敌多敌少,正面不使用主力。</P>
<P>(五)两翼包围时,不可平分兵力,应置最大兵力于一翼。</P>
<P>(六)凡打两团以上之敌,二兄均宜亲自指挥,亲自看地形,亲授干部以机宜。惟须十分注意隐蔽,一切高级干部均应教育他们隐蔽,避免无益牺牲。</P>
<P>(七)估计不能胜利之仗不打。</P>
<P>(八)总之,不打则已,打则必须有所缴获。与其击溃敌许多团,不如干净消灭敌人一个团。望酌行之”。</P>
<P>这是打破敌包围,战胜敌人的行之有效的作战原则。这些作战原则都已为中央苏区的五次反“围剿”的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所证明。可惜,西路军的前线主要指挥员陈昌浩等并未认真实行。</P>
<P>从这些电报,至少我们可以看出三点:</P>
<P>其一,党中央极为关心西路军的安危,担心其被隔断各个击破;并且为尽力挽救西路军免遭失败,多次指示其行动方针,作战的军事原则,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原则以及着眼点放在建设根据地上;尤其强调,不要依靠外援,全靠自己团结奋斗,打开局面;</P>
<P>其二,西进不仅自然环境不利,就是苏联也不支持,最好东进,至少也应保持东面的回旋余地;</P>
<P>其三,河东、河西红军都应从全局出发,互相配合,互相策应;而不是单纯一方策应另一方。试想,若是西路军能不折不扣地按照中央所指示的行动方针,军事原则和政治工作去办,每占领一个地方,应把着眼点放在“为创河西抗日根据地而奋斗”上,会“付出极大牺牲,弹尽粮绝,兵败祁凉”吗?</P>
<P>自1936年12月底至1937年3月,因形势变化,西路军错过东返时机,向西越走越远,亦愈益不利,终招失败。12月30日占领临泽,1937年1月1日占领高台。这里回汉杂居,人烟稀少,群众基础差,难以立足。红军只有消耗,而无补充。加之南靠祁连山,北临沙漠和大山。部队就在这几十里宽的狭窄地带。而陈昌浩把部队从东向西摆成一字长蛇阵,分兵防守几个支点,被动挨打,险入马匪的四面包围之中。当马匪结全部主力来决战时,西路军亦采取以硬对硬,准备决战。结果,当1月12日敌3个旅在飞机大炮配合下,围攻高台,我红五军团据城坚守待援,而援军中途遭敌阻击,大部伤亡,至1月20日,五军团3000英勇健儿,虽前仆后继,浴血奋战,终遭全军覆没,军团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壮烈牺牲。这一战,实质是西路军走向失败的开始。此时,西路军已剩下不到1万人了,全部集中在张掖县的倪家营子。党中央获悉西路军危机,遂命刘伯承张浩组成援西军,明确指示援西军的任务是“调动二马,接出西路军,共返东岸,不可向西进,因为现在已经明白西面是不能生存的”。同时,还通过政治谈判,表示愿付重金,争取“二马”停止对西路军的追击,以救援西路军。这本是铁的事实,而有人却全然不顾,说什么“西路军正是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增加了我党在谈判桌上的份量”。</P>
<P>2月21日,西路军鉴于在倪家营子困守无望,遂决定回师东返,到达甘州山洞堡一带。在此,击溃追敌一个旅,全歼敌宪兵团800人。如果利用这一有利时机,继续东进,仍有摆脱困境,实现与援西军会合的希望。然而,陈昌浩却过高估计了这一仗的意义,认为敌我力量已起了重大变化,敌人的锐气被挫伤了,要继续西进,重返倪家营子,占领甘北,致使西路军完全陷入不可挽救的绝境。至3月中旬,西路军几近全军覆灭,遭到失败。</P>
<P>但是,也有其他的观点:比如下文</P>
<P>对西路军西征得失问题的一点看法</P>


<P>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宁会师后,面临的战略总任务是:团结内部,联合友军,粉碎蒋介石的灭共计划,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以达到逼蒋抗日、停止内战、组成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一切抗日力量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目的。因此任务的基本出发点中最关键的一环是占领宁夏和甘肃西部,打通与苏联的联系。问题何以如此至关重要?第一,红军集结陕甘边,前有蒋军、后有马家军,没有战略依托,孤立难恃。如能接通苏联,则可获得军事上、经济上的可靠援助;第二,张学良为加强抗日,对付蒋介石及国民党亲日派,重盼红军与苏联打通联系。地方实力派如阎锡山、傅作义等也提出与苏联打通关系。因而,“……打通国际路线,成了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傅作义一班人的,口头语”。中央也力图以此“造成了横跨黄河两岸发展、打通苏联,雄峙西北的战略态势”。再者,为了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粉碎蒋介石的围剿计划,接通苏联因而显得更为紧迫。于是中央军委制定了宁夏战役计划,遂令红四方面军主力渡河西征。由此可见,西路军西征的目的是为了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建立河西革命根据地,接通苏联。但是后来随着河东局势的发展变化;西路军的任务变得飘忽不定,或东或西,或走或停,最终陷人绝境。红四方面军主力渡河后,由于河东红军主力多次设伏聚歼敌胡宗南部未能得手,而敌军却突进至靖远,打拉池、中卫等地,打通了增援宁夏之敌的通道,并切断了河东红军和河西红军的联系,致使宁夏战役计划无法实施。为此中央军委于11月8日提出《作战新计划》规定,河东红军实行战略大转移,徐向前、陈昌浩所部组成西路军,在河西创立根据地,准备以一年为期,打通远方,与苏联加强联系。<BR><BR>中央之所以改变了原定的战略计划,是因为:河东红军不能遏止南面敌人的北进,无法实施宁夏战役计划;敌人的进攻使西北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濒临流产;苏区地小而贫,数万红军缺食少衣,难以渡过严冬等。</P>
<P>西路军在明确了主要任务后,便及时调整了部署,于11月上旬分三个纵队向西进发,从13日至18日,西路军连克古浪、永昌、山丹、进抵凉州附近。正在此时,中央军委却突然电令西路军停止西进,在永昌、凉州建立根据地。其战略意图是企图造成河东红军随时可以在河西与西路军会合的战略态势,调动蒋介石的兵力扼控黄河,以使河东红军能自如地东进或南出,进行战略大转移。但是,由于中央和红军总部未予通报,西路军领导人对于新战略计划,知其局部而不知其全局,即只知放弃宁夏战役计划,由西路军独立打通新疆,而不知河东红军准备向东或向南进行战略大转移。尽管西路军领导人认为不可在永凉建立根据地,但他们还是无条件地服从了中央停止西进的指示。从11月22日至25日,在四十里堡、八坝、水磨关、永昌、山丹连续与敌战斗,毙伤敌6000余人,吸引了黄河两岸十多万敌军西向。西路军的行动的确减轻了河东红军的压力,但自己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到12月上旬,部队减少到15000余人,战斗力大为减弱。</P>
<P>正当河东红军准备战略大转移时,局势突变,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张、杨两将军最终对蒋介石实行兵谏,经过慎重周密的考虑,他们把包括西路军在内的红军作为实行“兵谏”的重要条件。尽管西路军将士并未意识到,但实际上他们是西安事变棋盘上的一颗不可或缺的棋子。由于西路军在河西走廊的浴血奋战,牵制了黄河两岸的青马匪军及蒋介石嫡系部队万人,大大减轻了对西安的压力,对稳定西安事变后的形势尤其是粉碎国民党亲日派内战阴谋,促进事变和平解决,起到了有力的策应作用。</P>
<P>西安事变虽和平解决,但国共双方的谈判仍举步艰难。红军的驻地问题是双方争论的实质性问题之一。中央预想把抗日的战略基地放在黄河以西的兰州、凉州、甘州、肃州及宁夏地区,这里人口较多,物产较丰,靠近苏联,利于回旋。因此,西路军控制河西走廊,进据河西,就成为我党与蒋介石谈判中的筹码。蒋介石始终坚持红军应在陕甘宁边就地整编,暗中又令马家军加紧攻击,彻底消灭西路军。原来准备稍事休整即行西进的西路军,奉命停止西进,在甘州、肃州地区建立根据地。后来由于西安形势危急,中央又电令西路军东返,重新占领永昌、凉州,以便伺机策应河东。这对粉碎蒋介石的内战阴谋起了一定的作用。所以说,西路军以自己的牺牲和消耗有力地策应了河东主力红军和友军的行动,保证了全局的胜利。<BR></P>
<P>站在新的历史高度,重新审视西路军的悲壮西征,其得与失同样是沉重的。就总体而言,无论是从保存红军的实力方面或是在扩大革命。根据地的方面,还是在实现军委制定的军事战略方针方面,西路军西征都是失败的,而且得不偿失。<BR></P>
<P>西路军组建之初,三大主力红军共50000多人,西路军2.18万人,约占红军总数的2/5,四方面军的1/2。西路军的失败,使本身已十分弱小的红军损失了近20000训练有素、能征惯战的将士,西路军失败后,经党中央多方营救的西路军余部及被俘和失散人员,共6000余人,还不足西路军总人数的1/3,严重地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P>
<P>其次,西路军西征的主要任务是接通苏联,建立河西根据地。随着河东形势的剧烈变化,因缺乏长远的战略布置,致使西路军的任务变得飘忽不定,且远远超出了西路军能够承受的限度。西路军孤军外线作战,自始至终,任务多变,迟疑徘徊,其结果既没有打通国际路线,也没有建立河西根据地,反而兵败祁凉。虽然西路军在一定程度上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和友军,服从了战略全局,但如何策应才更有利于全局,则是值得很好去研究的一个问题。徐帅指出:“苏联当时应我党要求,为支援我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准备了大批武器,待红军去取(后因西路军失败,才将这批武器转交盛世才的军队)。假如西路军渡河后,抓住战机,乘虚而进,照直往西打,取得武器、弹药,如虎添翼,回师横扫而东指,有没有可能呢?完全可能的。指导思想不同,方法不同,结局会大不一样。”又说:“西路军过了黄河,如果不在一条山蹲那么久,不在永昌、山丹搞根据地,照直往西走,扣住嘉峪关,把玉门、安西、敦煌一守,接通了新疆,形势会大不一样的。一是有饭吃,不挨饿;二是有衣穿,不挨冻;三是有枪炮、弹药补充,有广阔回旋余地。说实在话,西路军只要有个炮兵团,马家军再增加一倍,都不够我们打的。西路军先打到西边,取得补充,立住脚跟,再往回打,是不至于失败的,至少也不会败得那样惨。”可惜的是.当时在西路军间题上.举棋不定,犹豫徘徊,致使西进的战机完全丧失。<BR>“西路军的行动,步步以河东形势的暂时需要为转移,缺乏战略性的久远安排,这样虽对河东的红军和友军起到了一时的策应作用,却毕竟招致了西路军覆灭的不幸结局”。<BR>再者,西路军两次奉中央之命在永凉、临高地区建立根据地,亦是败招。创建根据地,一是要消灭敌人,站稳脚跟;二是要发动群众,建党建政。前提是消灭敌人,否则便谈不上发动群众。马家军视地盘如生命,决不会轻易放弃他们多年苦心经营的河西走廊。西路军面对优势敌人的不断进攻,整天与马家军血战,哪里有可能分散兵力去做群众工作,建党建政,创建根据地呢?</P>
<P>此外,西安事变对西路军的失败也有重要的影响。西路军战略方向和任务的变化至少四次与西安事变有关。<BR></P>
<P>第一次是,中央命令西路军在永凉建立根据地。<BR>当宁夏战役计划流产后,中央制定了《作战新计划》。当中央将此计划通报张学良时,张学良力主红军原地不动,等待西北局势的变化。在张学良的建议和要求下,中央指示西路军原地不动,坚持在永凉建立根据地。因此,为策应西安事变,西路军延误了继续西进,打通国际路线的时日。<BR></P>
<P>第二次是,中央第一次命令西路军东返。<BR>西安事变后,中央电示西路军以一部接通安西和兰州地区。旋又电示西路军的任务基本放在打通远方上。后因何应钦的“讨伐军”已进抵憧关,张学良建议西路军东出靖远,牵制马家军及蒋系毛炳文部,中央遂拟令西路军东返。继而事变和平解决,中央又令西路军仍旧执行西进任务。这样几经反复,虽然西路军西进的任务没有改变,但却耗去了半个月的宝贵时间。如果利用西安事变后马家军暂停进攻的有利时机乘虚而进,西路军最后的结局不会是全军覆灭。</P>

<P>第三次是,高台、临泽失败。<BR>西路军根据中央指示,并于1937年1月初占领了高台、临泽等地。此时西路军面前只有马步芳新二军的少数军队,如果不停留的西进是可行的,是能够保存西路军的相当一部分兵力的。然而,中央又一次电令西路军停止西进,在临高地区继续消灭马敌,建立根据地。西路军在临泽、高台滞留过久,遂遭致马家军更加疯狂而有步骤的进攻。西路军之高台失败、临泽失陷,最根本的原因是西安事变后河东地区的形势变化,使中央不得不让西路军“暂勿西进”,待机策应。其结果对西路军的影响是致命的,它使西路军又损失了3000余人,元气大伤,完全陷人被动。<BR></P>
<P>第四次是,中央第二次令西路军东返。<BR>蒋介石返宁后,调兵遣将,威逼西安。如果内战再起,西安难以固守,这时调西路军东进,占领永凉一带,是策应河东部队实行战略退却的重要一环。此外,为避免内战,此时西路军如能消灭马敌一部,东进凉州,造成既成事实,乃是我党与蒋谈判红军驻地问题的条件。总之,西路军这次东返,又是和西安事变后形势变化密切相关。尽管河东的形势要求西路军东返策应,但河西走廊的军事格局对西路军东返极为不利。这第二次的东返,又耗去了半个月左右的时间,西路军乘虚西进的机会再次丧失,一步步陷入困境和绝境。</P>

<P>综上所述,西路军的行动,步步以河东形势的需要为转移,这虽然对河东红军和友军起到了一定的策应作用,但由于缺乏长远的战略安排,导致了西路军全军覆灭的不幸结局,这是失大于得。西路军作为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对西安事变的发动、和平解决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有不可磨灭的贡献。但西安事变对西路军失败的重要影响,也是不可否认的。因而,对西路军西征的得失问题必须全面、真实、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并从中总结深刻而沉痛的历史教训。<BR></P>
<P>总体上,对于西路军的失败,一直有很多争议,比如:</P>
<P>1。“张国焘路线”论</P>
<P>张国焘路线导致西路军失败论</P>
<P>支持“张国焘路线”论者,除了以毛泽东的话为依据外,还有如下一些观点和依据:<BR></P>
<P>第一,从战略思想看,张国焘早在1935年8月,就提出过要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向青海、宁夏、新疆地区发展的主张。而中央政治局是反对这一主张的,并于同年8月20日召开毛儿盖会议,作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针锋相对地指出红军主力西渡黄河是“不适宜的,极不利的”,决定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P>
<P>1936年9月,中央西北局崛县会议前后,张国焘又曾两次提出并布置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BR></P>
<P>由此认为,西路军的西渡黄河西进河西走疼与张国焘战略思想有关。<BR></P>
<P>第二、“张国焘路线”论者认为,张国煮对西路军的形成有直接的影响。其主要依据有三:<BR>1。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颁布“十月作战纲领”(即宁反战役计划)之后,“张国焘仍对党中央的领导怀有贰心,虽然表面同意中央的部署,但又不断提出种种异议,如要求‘四方面军全部迅速渡河’.对四方面军“尽量集中使用”等等</P>
<P>2。张国焘命令徐(向前)陈(昌浩)率部西渡黄河,瞒着当时的西征军司令员彭德怀<BR>3、徐向前陈昌浩奉命率红四方面军之30军、9军、5军西渡黄河后,“为了加强对各部红军的统一指挥,中革军委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刘伯承为参谋长,准备组织海(原)打(拉池)战役,重点打击胡宗南部。而张国焘却命令第四军、第三十一军调离前敌总指挥部指定的作战位置,海打战役计划未能落实。而胡宗南部于10月底至11月初已打通增援宁夏的道路,隔断了河东红军主力和河西部队的联系。这祥,红军夺取宁夏的计划被迫中止执行。”</P>

<P>第三,“张国焘路线”论者,以朱德、张国煮给西路军的个别电报为据,认为张国焘曾要求河西部队“脱离红军主力向西发展”,“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不赞成西路军东返。在战略方向和任务方面直接影响了西路军。<BR></P>
<P>第四,张国焘本人承认“应担负西路军失败的全部责任”。他在晚年撰写的《我的回忆》中,不但承认了1935年6月,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初就提出过一个“到兰州以西的河西走廊”的“西进计划”,而且承认他“应负西路军失败的全部责任”.西路军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本人未亲自前往指挥。</P>

<P>第五、“组成西路军,不是中央军委的既定方针,而是在既成事实面前,中央及军委作了认可罢了。”</P>
<P>非张国焘路线论</P>
<P>西路军并非张国焘路线论的最早提出者及主张最力者,应首推朱玉先生。他在1980年就撰写了《西路军疑》,对西路军是不是张国焘路线的问题提出了大胆的质疑。继之,于1981年9月撰写了长达三万二余字的论文《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一一西路军间题初探》,引用大量历史文献,论证西路军不是张国焘路线。之后出版的徐向前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则进一步说明“西路军自始至终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指示行动的。”后来才有陈铁健在《历史研究》1987年第2期发表的《论西路军—读徐向前(历史的回顾》札记》,牟慧芬、麻昆《研究西路军应实事求是》,以及拙作《论河西革命根据地建立之不可能—兼论西路军失败之重要原因》、《西路军与西安事变》等。这些文章虽侧重点和论据各有不同,但其大的方面是一致的。都可划亦非张国焘路线的范畴中.现摘谈要点。</P>
<P>一、“打通国际路线,是中共中央的既定方针,并非张国煮分裂主义的口号”。其主要论据有:</P>
<P>1,1936年6月16日,一、四方面军会合时,中央军委给四方面军领导人的电报。该电报称“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是占领陕、甘、川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BR></P>
<P>2、毛尔盖会议有关决议。1935年8月5·日,中共中央在毛尔盖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并通过了《中央关于会合后的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其中指出:“西北各省……接近世界无产阶级祖国苏联及蒙古人民共和国,这更造成苏维埃与红军发展的有利条件。”<BR></P>
<P>3、斯大林的意见,并得到中共各方的一致同意。1935年11月,共产国际派张浩(林育英)到陕北,传达斯大林的意贝“不反对中国红军从北方(外蒙方向)和西北(新疆方向)靠近苏联。1936年2月14日,张浩、张闻天将这个意见电告朱德张国煮。对于斯大林的意见,中共党内、军内各方面领导人都没有异议。”“此后,在内部皆通用‘打通国际路线’的口号”。<BR></P>
<P>4、东征的目的,就是为一了打逍国际路线。1935年11月?0日,毛泽东在《直罗镇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中,提出了东征的任务,并明确指出‘“开辟我们的苏区到晋陕甘绥宁五个省份去,完成与外蒙及苏联打成一片的任务。"12月23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则进一步明确,红一方面军东征“拿三个步骤,达到打通苏联与巩固开展现有苏区的任务。”第一步,在陕西;第二步,在山西;第三步在绥远,以接近外蒙,打通苏联,便于抗日。东征只完成了两个步骤,第三步(战略目的)未能实现。</P>
<P>5、西征的目的,也是为了打通国际路线。1936年6月29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从总的战略上看,无论站在红军的观点上,站在红军与其他友军联合成立国防政府的观点上,打通苏联解决技术条件是今后必须完成的任务。”打通苏联的道路有二,一是宁夏及绥远西部,二是甘(张掖)凉(武威)肃(酒泉)三州。时机一是夏秋,一是冬季。要求一方面军必须在一个月内做好打击宁夏马鸿逮及西渡黄河的准备工作。<BR></P>
<P>6、三军会宁会师后的首要任务是“打通苏联”。早在会宁会师前的1936年8月12日,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就指示:“十二月起,三个方面军中,以一个方面军乘胜结冰渡河,消灭马鸿逵,占领宁夏,完成打通苏联任务。”从甘西接新疆、苏联的任务给东北军;从宁夏接通外蒙、苏联的任务则由红军提负。<BR></P>
<P>7、党中央研究了共产国际的复示,决定一、四方面军合力先取宁夏,然后再分兵取甘西。1936年9月,共产国际复电党中央,同意红军占领宁夏及甘西.为此,中央于9月14日电报部署“四方面军控制西兰大道”,“二方面军仍在西兰大道以南,包括陕甘边与甘南,担负钳制敌军之任务,到于占领甘肃西部,侯宁夏占领取得国际援助后,再分兵略取之。”</P>
<P>8、打通国际路线,解决战略依托问题,不但是红军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也为友军所需要和关注,1936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共产国际书记处的电报说:“……许多方面经常向我们提出苏联是否援助他们的间题,近来的间题更加多了。打通国际路线成了张学良、杨虎成、阎锡山、傅作义一班人的口头语”。<BR></P>
<P>二、西路军形成之前,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就已破产。理由有三:</P>
<P>1、早在1936年6月,张国焘“在各种力量的制约和影响下,政治上接受党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和策略,组织上宜布取消伪中央并与二方军领导人组成受党中央领导的西北局,战略上同意二、四方面军共同北进以首先造成西北局面和打通苏联方针、部署,应当说,正是其错误路线破产的基本标志。”</P>
<P>2、毛泽东在1936年5月29日电报中称:“并告国焘我们与他们之间已没有政治上、战略上的分岐,过去分岐不必再谈,务与之协合团结为目标。”</P>
<P>3、某些行动方针、部署的分岐,与路线斗争有质的区别,“到甘南期间,张国焘虽曾提出过四方面军独立进取甘西或同意先机渡河夺取甘北的意见,但最后还是服从了中央的决定,并未再次发展到与党对立和分裂的地步。而且,还应当指出,这种不同意见,是在同意党的逼蒋抗日和打通苏联的总指导路线下,所发生的军事行动方针、部署的分岐,与路线斗争有质的区别”</P>
<P>三、红30军、9军、5军于1936年10月底西渡黄河,“完全是根据党的《十月份作战纲领》的要求和中央军委、红军总部的命令行事的。目的是策应红一方面军从金积、灵武地区渡河,共取宁夏,打通苏联。所谓‘张国焘擅自命令部队渡河’之说,压根站不住脚”。</P>

<P>1、关于红30军之西渡黄河。</P>
<P>甲、《十月份作战纲领》规定:“四方面军以一个军率造船技术部迅速进至靖远、中卫地段,选择有利于攻击中卫与定远营之渡河点,以加速度的努力造船,十一月十号前完成一切渡河准备”;“攻宁部队以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全部及定盐一部、四方面军之三个军组成之。”</P>
<P>乙、中共中央、毛泽东、朱德、张国煮、彭德怀等各方面党政军领导人都一致同意。证据如下:</P>
<P>A.1936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给四方面军和红军总部的电报中称:“卅军渡河以至少备十个船开始渡为宜。”</P>
<P>B. 10月24日毛泽东电报中称“四方面军已造船十六只,有争取渡河可能”;次日,复令30军继续偷渡;</P>
<P>C.10月25日晚,朱、张、彭于打拉池致电军委及二、四方面军领导人。称:“三十军渡河成功,开辟了执行新任务的第一步胜利。”<BR></P>
<P>2、关于红9军之奉命西渡黄河。<BR>红四方面军之9军西渡黄河有一个过程。为重点击破南敌胡宗南部,中共中央曾于1936年10月25日电报布署红四方面军“以九军以外之一个军接三十军渡河”,“准备第二步以一个军袭取战略要地定远营”。但事隔一天,中共中央又于10月26日电示彭德怀,目前以打胡敌,取定远营两着最为重要;卅军占领永登是对的,九军必须占定远营,这是接物攻宁的战略枢纽,不应以一方面军去,不便利不失时机”。因此,红9军才开始渡河。之后,中央军委又于28日电报中命令“九及卅军速复(赴)河岸西,间中卫、定远营扫荡前进。”因此,红9军之渡河及渡河后的行动亦全是根据中共中央和军委的命令。<BR></P>
<P>3、关于红5军之西渡黄河。</P>
<P>红5军原根据中央的布置在黄河以东之华家岭西兰公路上阻击南敌,因遭敌机轰炸,副军长罗雨辉牺牲,损失近千人,遂奉徐、陈之命“以一部监视靖远守敌,一部休整待命”。1936年10月30日,“南线敌关麟征师向靖远突进,负责监视靖远守敌及看守渡口的五军,无法向打拉池靠陇,遂奉朱德、张国焘的命令,全部撤到河西的三角域地区,看守船只,休整待命”</P>
<P>由此观之,红30军、红9军奉中共中央和军委的命令西渡黄河,是毫无疑问的。</P>
<P>只有红5军,是在敌情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奉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张国焘的命令西渡黄河的。间题的关键在于,这样做是否正确?“战争是敌我双方军事力量的较量,形势瞬息万变,不可能完全按旅预想方案行事”。“从军事上说,朱德、张国焘依据当时的敌情变化,果断处之,令五军过河,是完全正确的”。<BR>所以,结论是:后来组成西路军的“四方面军三个军西渡黄河,完全是按照中央《十月份作战纲领》的布置和军委、红军总部的命令行动的”,不是张国焘路线。</P>
<P>四、西路军西进河西走廊,建立河西根据地,也是中央的命令。</P>
<P>1936年11月8日,中央军委提出了一个《作战新计划》,其要点是:</P>
<P>1、放弃宁夏战役计划;</P>
<P>2、黄河以东的红军主力组成南路军、北路军,东渡黄河入晋,逼闰锡山、蒋介石与红军妥协,共同抗日,如妥协不成,则用一至二年的时间,分六个步骤进行战略大转移,</P>
<P>3、黄河以西的“徐、陈所部组成西部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P>
<P>于是,才有三天后(11月11日)中共中央对西路军的正式命令,及西路军的西进河西走廊之举。</P>
<P>战略计划突然改变的原因主要有四点:</P>
<P>1、河东红军未能遏止南敌北进,实施宁夏战役有腹背受敌之危险,且夺取宁夏企.图明显暴露,战机已经丧失。</P>
<P>2、由于蒋介石对友军—东北军与西北军的分化、企图调离和肢解消灭的阴谋,中共与友军组织西北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计划,濒临流产。</P>
<P>3.陕甘苏区地狭民贫,数万红军缺衣少食,难以渡过严冬。</P>
<P>4、红军通过战略大转移,保存实力,扩大影响,有实现“逼将抗日”方针之可能。</P>
<P>为什么让西路军以一年为期而不是立即打通新强苏联?这主要为了让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吸引敌人以策应河东红军实现《作战新计划》。<BR></P>
<P>至于河东红军主力后来未实行战略大转移,则主要是因为张学良建议红军就地坚持,“熬过一、二个月”,等待西北局势的变化。</P>
<P>以上证明,后来被命名为西路军的“河西部队从北进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改为西进执行打通新疆的任务,完全是党的战略计划改变的结果,是执行党中央和军委的方针、布署、指示”。</P>
<P>===============</P>
<P>五、“西路军自始至终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指示行动的”。</P>
<P>这一观点在曾任西路军总指挥的徐向前的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一书中,体现得最为充分。该书的《血战河西走廊》一章,用长达三万六千余字的篇幅,引用大量的原始电报、指示、文献等历史资料,印证和说明上述观点。<BR></P>
<P>===================</P>
<P>六、后来组成西路军的三个军渡黄河西进,并未瞒着当时的西征军司令员彭德怀。《彭德怀自述》第215,216页上说:1936年10月,“张国煮司令部到达会宁,我与他直投通书,说我拟去会宁和他会见”。‘张国焘当即回电,不要我去会宁,他即日和朱总司令来打拉池面谈。徐、陈亦率部前来”。“第二天,张国煮到打拉池,徐、陈等三天还未见到。拂晓,我到张处质问:徐、陈为什么还未见到?张说:‘已令徐、陈率四方面军之主力及一方面军之五军从兰州附近渡过黄河北岸,向武威(凉州)前进了’”。<BR></P>
<P>这些话的意思,显然是说后来组成西路军的红30军、9军,5军渡黄河西进,是瞒着当时的西征军司令员彭德怀的。</P>
<P>然而,《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第374页上,却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证据,说明彭德怀当时不但知道红四方面军之30军西渡黄河,9军继续,而且布置“四方面军以三个军渡河,两个军扰会宁之敌”、该书称:1936年l0月‘二十五日十六时。彭德怀致电毛泽东:</P>
<P>‘甲、三十军昨晚渡河已得手,本日黄昏前可渡毕,第大军继续……</P>
<P>乙、已提出布置意见如下:1、四方面军主力以三个军渡河两个军扰击会宁之敌……”</P>
<P>前后两种说法截然相反。前者是回忆,后者则以电报为据毋此,后者更令人信服:后来组成西路军的三个军渡黄河西进,当时的西征军司令员彭德怀完全知道。</P>

<P>非张国焘路线论者的主要观点,就是如上六条</P>
<P>在上面的文章之后,该文作者又有意批驳毛泽东“有意让西路军失败”论<BR></P>
<P>有人认为,西路军的失败是毛泽东有意造成的。这种观点虽尚未公开见诸文字,但确实在私下里流传。此论虽不能说毫无根据,但基本上站不住脚.因此,我没有归纳在西路军失败的原因之中,而单写一节,进行批驳。<BR></P>
<P>“有意让西路军失败”论者,似乎有两条理由:</P>
<P>一、命令西路军孤军深入河西走廊,又变来变去,忽东忽西,使西路军失败;</P>
<P>二、1936年12月,西路军并未失败,毛泽东就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一文中称:“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未败而言败,是否是毛泽东的愿望?<BR></P>
<P>对于第一条理由可作如下解释:<BR>第一,西路军在正式命名和西进河西走廊之前,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曾充分征求过西路军主要领导者的意见。有两条根据;其一,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的名单是由西路军主要领导者报中共中央批准的,正式命名前征得了朱德和张国煮的同意。</P>
<P>其二,1936年11月中旬,西路军在土门、大靖、古浪一线,尚未进入河西走廊时,中央军委曾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征询意见:西路军是否能够完成基本任务?是否有把握消灭二马?如无把握是否可返回河东?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电复军委;有绝大把握消灭二马;坚决完成任务,现不利于返回河东。于是,中央,军委才同意西路军西进。如有意使其失败,西进之前决不会征求西路军领导者的意见。<BR></P>
<P>第二,关于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的指示,确实是中央<BR>在指导上失误。但这种失误,决非有意为之,而是认识上的偏颇,这偏颇是由于对河西走廊地理民情了解不足所致。对此,毛泽东事后也有一定认识。1937年12月,他在接见西路军部分领导者李先念等人时曾说:“那一带是少数民族地区,人烟稀少,群众中革命工作基础又痕差,地势又不好,南面是大雪山,北面是大山和沙漠,在几十里宽的一条狭窄地区,运动不便,敌人多是骑兵,我是步兵,又缺乏同骑兵作战的经验,这些情况使西路军在失败中不能更多地保存下革命的有生力量。”这只能说明,任何人对任何事物的认识都要有一个过程,就是在正确路线指引下,也难免在某些具体事情上的失误。<BR></P>
<P>第三、关于西路军的任务变化问题。诚然,如前所述,西路军任务的变化确实较多。具休变化有六次。大的变化则有两次,一次是刚进河西走廊.便奉命在永(昌)凉(州)民(勤)地区建立根据地;滞留近一个半月;第二次又奉命在临(泽)高(台)地区建立根据地,又滞留一段时间,从而丧失了乘虚西进的宝贵时机,逐步陷入困境。但这些变化,全是由于全局变化的需要,绝非有意或随意所为。第一次变化,是因为“河东主力红军准备执行新任务需要策应”;第二次变化,则因为西安事变后,陕西形势危机,又需西路军策应配合。。这些全都事关全局,在情理之中,我在拙文《西路军与西安事变》中有过充分的论述。极而言之,只能说中共中央过多地关注了河东主力红军和西安事变后的形势,而忽略了西路军的承受能力,战略考虑上有失偏颇。若因此而说成是有意让西路军失败,则不能成立。<BR></P>
<P> 第四,最有说服力的一条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等,都曾竭尽全力营救西路军。早在西路军刚刚陷入困境时,党中央和毛泽东等就曾指示在西安的周恩来,把停止二马对西路军的进攻,作为与国民党谈判的重要条件,后又组成以刘伯承为司令员的援西军。西路军失败后,党中央和毛泽东等又想尽一切办法,营救失散和被俘的西路军将士:派陈云和滕代远到新疆接应西路军左支队,派曾当过毛泽东老师的谢觉哉任驻兰办事处党代表,并把营救西路军将士作为办事处的三大任务之一,派曾任一方面军保卫局长的张文彬到兰州、西宁等地进行营救活动;为寻找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专门请民主进步人士高金城到张掖活动;甚至企图不惜重金,保全西路军被包围的干部,等等。其中不乏毛泽东的亲自指示。由于这些努力,营救失散和被俘将士致少在五千人以上。这些,我在拙作《中共中央对西路军的营救述论》。一文中,曾有过详细论述。如果有意让西路军失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就不会花费那么大的气力营救西路军,更不会费尽周折寻找曾是张国焘亲密合作者的陈昌浩。<BR></P>
<P>剩下的唯一问题是,为什么西路军尚末失败,毛泽东就在1936年12月份说是“红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西的失<BR>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破产”?这的确是一价难解的司芬克思之谜!<BR></P>
<P>1992年11月10日,就此问题,我曾专门请教过负责<BR>《毛泽东选集》添出版和《毛泽东年谱》编写工作的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逢先知。他告诉笔者,他们查到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最早“版本”,是1937年5月的一份油印稿。油印稿上就有毛泽东所写的上述丫段话。</P>
<P>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的题解中则称:“毛泽东的这部著作,是为着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而写的,当时曾在建立在陕北的红军大学作过讲演。”<BR>由此可以断定,毛泽东有关西路军的论断,在1936年<BR>12月的初稿上是不会有的。因为人所共知,西路军那时主力尚存。毛泽东如果在给红军大学的干部们讲演时说:“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那不是白日作梦或当众撒谎吗?傻瓜也不会这么作,何况是一个英明盖世的领袖</P>
<P>那么,毛泽东有关西路军的沦断究竟写于何时呢?<BR></P>
<P>大体可以断言,毛泽东的话,是在1937年3月,西路军完全失败之后加进的。因为在陕北反对张国煮路线的斗争,是在西路军失败之后才大规模展开的。</P>
<P>当然,这只是根据当时实际情况的分析。要真正解开这个司芬克司之谜,必须找到毛泽东《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一文的手稿。<BR></P>
<P>以上文章:</P>

<P>董汉河</P>
<P>《甘肃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