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大讨论』凤凰周刊:纪念抗战六十周年特刊：最危险的 ...

编者按：国共恩怨及长期内战，影响到对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评价，战胜国中国没有完全得到应得的荣誉与尊重，战败国日本的战争罪行没有得到彻底清算，战争遗留问题纠缠至今。
客观研究历史可知，在抗战期间，国共双方都有两条战线，国民党是一面抗日，一面限制、打击共产党；共产党是一面抗日，一面“冲破国民党的限制和束缚，努力发展人民武装力量”。国共合作共同赢得了抗战的胜利，国共摩擦也使双方都付出了代价。但双方毕竟维护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团结，使中国没有亡国。因此，国共双方在抗战中的贡献都应该得到海峡两岸的公正评价，而不应该延续内战思维，互相贬低对方的功绩。
历史写作要适合政治宣传的口味，这在大陆改革开放前受极左思想影响的时代最为明显。反过来，台湾和国民党方面也存在同样的情况。好在经过20多年的思想解放和逐渐自由的学术研究与争鸣，大陆对抗战史的研究逐步向历史真相接近。只是大量学术成果局限在学术期刊和专著中，不为常人所知。同时，随着两岸的和解和学术交流增多，海峡两岸学者的共同语言也越来越多。
抗战胜利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荣耀，值得海峡两岸好好珍惜和纪念。抗战的胜利，不仅是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对入侵外敌的第一次完全的胜利，而且改变了世界格局，中国从此成为遏制军国主义、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抗战初期，中国几乎独自钳制了日本陆军主力，限制其北进苏联、南进太平洋的世界战略，阻止了德日两个法西斯会师中东的计划，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建立了独特的不可磨灭的功勋，其贡献和影响，不亚于美苏在二战中的作用。　　
抗战期间，中国付出伤亡军民3500万人的惨重代价。从全民族抗战的角度，从超越党派的大历史观出发，每一个士兵都为中国赢得了尊严和荣誉，每一个牺牲者都值得缅怀和敬仰，而不管他们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从世界史的角度，也只有客观、公正地研究抗战史，抗战的价值才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
《凤凰周刊》 2005年15期(总184期)  文/特约撰稿员 京中
1949年以后，大陆历史学受现实政治影响甚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某一时期的政治需要决定着历史研究的方向。
回想起来，上世纪50年代，因实行“一边倒”（倒向苏联一边）的外交方针，后又发生“抗美援朝”战争，故而美帝侵华史最受看重。待至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于是沙俄侵华史的研究热潮又应运而生。
当然，作为学术事业，史学领域的这些课题均可研究，这里只是论及其政治背景。关键是，在近代帝国主义列强中，侵略中国最为猖狂，危害中国最为严重，造成中国损失最为巨大的是日本。但在相当长时间内，却偏偏对于日本侵华史的研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历史写作要适合政治宣传的口味，这种情况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大致从80年代起才逐步有所改变。但其影响相当深远，不容低估。
历史学的起码要求，要尽可能还原历史真相。然而，历史为政治服务的影响，对这一基本要求的实现是极大的妨碍。这在抗日战争史研究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80年代以前出版的许多历史教材，对抗日战争史的叙述受政治影响的主要表现在于：一是比较片面，往往侧重于讲中国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领导敌后战场和敌后根据地方面的内容，而对全民族抗战的内容缺乏完整的叙述。二是不少地方缺乏真实性，多掩盖国民政府领导下正面战场积极抗战的史实，根据政治的需要，褒贬历史，取舍史实。
这可以从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抗战态度的论述说起。

《凤凰周刊》：大历史观下的抗战史  

2005年07月01日 13:19【文章字体：大 中 小】

蒋介石有无抗战决心
因为蒋介石是国民党政权的首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推翻的主要对象，因此，在历史的叙述中，他也成为口诛笔伐的主要靶的。现代中国历史上的一切罪过，凡是能与他沾上边的，无一不可归罪于他。在中共领导革命的历史上，各种地方实力派，凡是反蒋者都是中共可以利用的对象，因而均可称之为“爱国”的“进步势力”。
由于西安事变，张学良和杨虎城“兵谏”扣蒋，张学良成为民族英雄。因此，对“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实行“不抵抗主义”也竭力掩饰，把这段历史说成是，张学良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方针，张学良为蒋介石背了“黑锅”。
事实上，“九·一八”事变发生前，蒋介石对日本的挑衅采取“避免冲突”的方针，事变发生后采取“诉诸国联”的作法，争取国际的同情和支持，同时准备抵抗。这与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不同。
这种差别后来在保卫锦州问题上表现得很清楚。当日军要进攻辽西时，从蒋介石到宋子文、顾维钧，和张学良的部下刘哲等人都主张，东北军要在锦州抵抗。但张学良硬是不听，下令于学忠将东北军从锦州撤回关内。待至“九·一八”事变4个多月后，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时，国民政府采取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蒋介石与张学良在“不抵抗”问题上显然是有区别的。
张学良晚年多次谈及“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责任问题。他反复说明，“九一八”事变时下令不抵抗者，是他自己，而不是国民中央政府。
对“一·二八”淞沪抗战，过去只承认第十九路军奋起抗日，而诬称蒋介石不予支持，甚至破坏。实际情况是，蒋介石命令张治中率第五军赴沪支援参战，而表面上仍打第十九路军的旗号。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抱定“卧薪尝胆”的态度，在对日忍辱妥协的同时，积极部署为抗日进行准备。而以往只批判他施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进行剿共。其实，即使是“安内”，也不止于剿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它还包括了消除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各派势力的对立，求得其内部的和平团结。蒋介石领导国民政府为抗日战争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忽视这一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于17日在庐山谈话会上即表明了抗战决心：和平已到最后关头，战争一旦发生，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卫国守土之责任。随后，国民党中央于8月上旬召开国防会议，作出全国抗战的决策。
而冀察当局首领、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在卢沟桥事变后中了日本的缓兵计和离间计。当时，蒋介石和何应钦多次打电报给宋哲元，提醒他严防日本的缓兵计。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央政府即下令孙连仲部、庞炳勋部北上增援平津，与第二十九军共同抗日。而宋哲元甚至拒绝增援的部队北上。可是，有的著作仍然认为，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抱着避战求和的念头，影响了宋哲元，使后者举棋不定，态度软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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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有没有准备投降
以往许多著作，都曾把抗日战争描绘成，似乎全国抗战是由中国共产党发动和领导的，而国民党政府则始终准备妥协投降。后者在抗日战争前不抵抗；抗战开始后则是正面战场不断溃败，抗战态度动摇；武汉失守后则是“积极反共，消极抗日”，而反共即是准备投降。
中国抗日战争是中国一个弱国抵抗军事强国日本的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政府之所以力求避免发生与日本的战争，或者尽量推迟战争，就是因为，中国的军事作战能力、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上的统一程度等，均不如日本，故力求推迟战争的爆发，使中国尽量多争得一些准备的时间，这是有利于中国的。战争发生后的事实，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在抗日战争中，正面战场上，在“持久战”战略方针指导下，中国军队以血肉之躯，与武器装备远优于己的敌军作战，英勇抵抗，不畏牺牲，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牺牲的官兵达３２０多万。虽然中国正面战场在一些战役的作战指挥上存在弱点，军队内部存在团结协作较差以及纪律松弛和腐败等情况，但总体而言，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中国采取“持久消耗”战略，节节抵抗，至战略相持阶段积蓄培养力量，准备反攻，同时争取国际援助，“苦撑待变”，实现国际联合对日作战等方针，都是正确的。国民政府坚持抗战到底，最后达到胜利。
在战争过程中，日本政府不断采取诱“和”手段，国民党政府确实多次与日本伸出的触角有所接触。这是不是就是想妥协投降呢？战争中“兵不厌诈”，同时，“和谈”也是不厌诈的，关键是看国民党政府有没有出卖领土主权，真的向日本投降了。事实上并没有。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的接触，或是为延缓日军的进攻，或是阻止汪精卫傀儡政府的成立，并没有中止抗战，准备投降。
抗战初期，在战局十分艰难的形势下，国民党政府提出过“和”的条件：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这是采纳了苏联为中国政府出的主意。过去有一种说法是：你看，国民党政府抗战到底的“底”就是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东北大片领土都放弃不要了。实际上，当时中国军事上没有军事能力收复卢沟桥事变后失陷的大片领土，如果通过和谈能使日本退出它占领的土地，这对中国不是非常有利吗？事实上，日本不可能接受这种条件。这恰恰证明，国民政府提出这样的条件对中国是有利的，而对日本是不利的。
国民党政府何尝放弃过东北的领土不想收复呢？日本不知多少次要求中国承认伪满洲国，而国民党政府始终坚持不承认，而且将收复东北领土和甲午战争后割让给日本的台湾，作为抗日战争的奋斗目标。直到开罗会议，这才正式得到了盟国美英的支持和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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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共与投降能混为一谈吗？
2004年，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一书，收录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景忠的论文《有关中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共指导的研讨》。
该论文认为，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斗争的一个重要理论，就是反共即投降。这是汪精卫投降日本后，中共开始采取的一种策略。1939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即发出指示：“利用反汪运动机会进行反对一切投降派的活动，并着重指明反共与投降问题的密切联系，证明反共是投降的阴谋，是亲日恐日分子准备投降的一种步骤。”中共中央多次发出反对投降活动的指示，大力宣传“反共即准备投降”的观点。因为在抗日战争时期，说谁要投降，那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
毛泽东还说：“中国内部的汉奸，公开的汪精卫和暗藏的汪精卫，他们破坏抗战，破坏团结，向后倒退，也更加积极了。他们想使中国大部投降，内部分裂，国内打仗。” “不但汪精卫在演出，更严重的就是还有许多的张精卫、李精卫，他们暗藏在抗日阵线内部，也在和汪精卫里应外合地演出，有些演双簧，有些装红白脸。”他明确表示：“不论是公开的汪精卫和（或）暗藏的汪精卫，都应该给以坚决的打击。”
“暗藏的汪精卫”和“张精卫”、“李精卫”指的是谁呢？《毛泽东选集》的注释对此有明确的解释：“当时汪精卫是公开投降的主要头目，蒋介石则是暗藏在抗日阵线内部的投降派的主要头目，也即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暗藏的汪精卫’，或‘张精卫、李精卫’。”
按照毛泽东当年的观点，已经投降日本的汪精卫固然是投降派，没有投降日本的蒋介石则是“暗藏的投降派”。照此说来，既然连国民党主流派的代表、国民党总裁蒋介石都是“投降派”，都要“给以坚决的打击”，那么，还怎么可能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国共两党团结，共同抗日呢？
毛泽东当年将反共与投降混为一谈，在理论和逻辑上难以成立。因为反共（国共矛盾）是国内矛盾，投降（对日）是中日国际矛盾。二者并不是一回事。反共者，确有投降的，如汪精卫；但也有抗战到底的，如蒋介石。怎么能说反共一定就与投降相联系呢？怎么能因蒋介石反共，就咬定他是要准备投降呢？
对国民党来说，抗日与反共两者是可以并存的。蒋介石的反共立场未变，但他坚持抗战。蒋介石一贯坚持反共立场，其统治地位在抗战胜利后的国内战争中被共产党取代，但不能因此否认他坚持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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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平型关战斗的宣传和叙述前后不一
在中国，无论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是在叙述抗日战争那段历史时，凡抗日总是受到尊重、赞扬的。因此，国共双方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无论是抗战时期进行宣传，还是在其后撰述抗战史，都难免有夸大自身抗日战绩的情况。如果几支军队共同抗日作战，你只讲独有自己抗日，不惜贬损抹煞对立一方的抗战功绩，岂不背离事实？
对抗战初期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参加平型关战斗情况的宣传和叙述，就出现前后不一的说法。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林彪）在平型关外蔡家峪——小寨一带伏击日军一支辎重部队，打了一个胜仗，消灭了不少日军，缴获颇丰。但这场战斗只是平型关战役中的一次战斗。而当时的宣传和后来不少著作，几乎以这场战斗替代了整个平型关战役的叙述，使一般不了解情况者误以为，平型关战役就只有八路军在那里打仗。关于这次战斗的歼敌人数，把消灭敌军数百人夸大为消灭敌军数千人（原先说是歼灭日军板垣师团三千多人，80年代后许多中共党史军史著作已改为歼敌一千多人，90年代有的著作复又改为500余人、600人）。
事实上，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参加平型关战役，只是9月25日在平型关外东北山地蔡家峪附近，从关沟到东河南村地段，主要在小寨村山沟的战斗，参加部队是一个师，时间只有9月25日一天。而平型关战役是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部署指挥的战役，集结参加此役的有孙楚、杨澄源、傅作义、陈长捷、高桂滋、刘茂恩、朱德等七个军十数个师的部队。如从9月12日大同失守后广灵、灵邱作战算起，至9月底茹越口、铁角岭南失陷，中国军队从平型关地区撤退，则先后有20天左右。仅在最靠近平型关的地区作战，也有10天左右。
国民政府军大批部队担任平型关正面与日军作战，在许多要点与日军反复争夺，给日军重创。在林彪师于蔡家峪附近伏击战前后，第三十三军第八旅（孟宪吉）在平型关前与日军激战两昼夜；第一一五师蔡家峪附近伏击战的前一天（9月24日），第十七军（高桂滋）在平型关前与日军搏战，伤亡即达一千多人；第七十一师（郭宗玢）反攻团城口曾与日军激战；第六十一军（陈长捷）为解救第七十一师，攻占鹞子涧，程继贤团几全部牺牲；孟宪吉旅与第六十一军吕瑞英旅在东、西跑池与日军也进行了拼战。最后有第三十四军（杨澄源）第二0三旅（梁鉴堂）的壮烈牺牲。
一些著作中，对第一一五师的团营作战情况都细加叙述，而对其他一些军、师、旅的作战都置于不论。将第一一五师参加的一场平型关外的伏击战斗与整个平型关战役混淆，抹煞其他许多部队的战绩，甚至给人印象，似乎只有八路军积极抗日，其他的国民政府军队不是逃跑，就是溃退。这是有违历史事实的。
过去将1937年11月太原失陷后的山西甚至华北战局，说成是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从此进入主要地位。实际上，太原失陷后一段时间内，八路军的力量仍然有限。即就山西省而言，几年中，晋军阎锡山部，卫立煌指挥的中央军以及其他各部军队还大量存在。直到1941年晋南中条山会战后，恐怕才能说，中共领导的八路军代替了国民党政府军在山西作为主要抗战力量的地位。
过去有的著作对中共军队敌后作战中，即使消灭敌军数十人，也用显微镜放大看，称之为著名战斗，而对正面战场数万数十万人参加的一些重要会战、战役却往往一笔带过。
在1943年公布的国共两党抗日战绩的比较文件中，将八路军和新四军所处广大地区驻扎的日军总数都算作八路军、新四军抗击的日军总数，于是得出共产党军队抗击了全部侵华日军的58%，而国民党政府军仅抗击了日军的42%。这不符合战争的实际情况。

《凤凰周刊》：大历史观下的抗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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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才会有抗日战争的信史
对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存在一个从什么视角来分析研究考量的问题，即是从对某一个政党力量发展的利害出发，还是从全民族的利害出发来研究之区别。出发点不同，结论自然就完全不一样。
如果站在中共一党保存和发展力量的角度，甚至连最值得大力宣扬的第一一五师参加的平型关战斗，也要被指责为违反中共中央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方针，因为这次战斗八路军也有相当的牺牲和损失。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随着对林彪的批判，就出现过这样的观点。这样的观点，是强调要从有利于共产党军队力量的保存和发展来评判是否应打平型关战斗的极致。80年代，有论者就此进行了批驳。
对1940年八路军总部发动和指挥的百团大战，在评价上历来发生较大的争议，也是这方面的例证。1959年中共中央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原八路军副总指挥）后，对百团大战几乎全盘否定。彭德怀冤案平反后，中共党史军史学界对此役的评价仍有争论。虽然多数论者都重新肯定此役积极抗日，予敌重创，但仍然有人坚持说此役过早暴露了八路军的力量，引发日军对华北敌后根据地的残酷扫荡。这完全是从保存和发展八路军的力量的角度出发作分析。
如果从全民族抗战的立场出发，只要是消灭了日军的有生力量，即使作出相当牺牲，不都是值得赞扬值得肯定的吗？如果仅从保存自身力量的立场出发，那么国民党政府军打了那么多大会战、大战役，每战牺牲多少万人，岂不都是应该避免的了？假如是这样，还谈得上什么抗日战争？中国全民族抗战还指靠谁来抗战呢？
国共两党都参加了抗日战争，但是两党的抗日目的和奋斗目标并不相同。1949年前，在国内问题上，国共两党的政治立场对立，长期处于敌对状态。1949年后，这种情况还延续了几十年。现在，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两党领导层都已经更换了几代。度尽劫波兄弟在，相见一笑泯恩仇。
最近，台湾的国民党领导人和从国民党分化出来的亲民党领导人，相继访问大陆，在与中共领导人的会谈中，三方都表现出，愿以共同的中华民族立场，展望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复兴。这受到一切爱国的中国人的欢迎。国共敌对状态应当可以从此化解了。
无论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是在抗战结束后，处于政治敌对状态下制订的文件，或者领导人的讲话，我们现在不能照搬过来，代替对历史的研究，依为结论。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原则，以往的种种文件、讲话，都需要接受历史事实的检验，才能判断其是否真实，是否正确。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已经60个年头了。对于六七十年前的这场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究竟应当怎样全面客观的认识，这是值得思考的。
民族的利益应当高于政党的利益。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无论如何，应当完全走出片面狭隘为政治宣传服务的圈子，转入从客观史实出发，还原历史真相，这样才能走向学术正轨，才具有科学性，才会有抗日战争的信史。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抗战史专家)

凤凰周刊》2005年15期(总184期) 文/主笔 黄钟
日本无条件投降60周年的日子在慢慢临近，但中国是否战胜了日本这个疑问，却是60年也挥之不去。
有的日本人就说：“日军并非战败，中国军亦非胜利。”或者说：“日本败给了美国，而没有败给中国。日本在中国业已获胜。”日本人的这种论调，就是在中国人里面也并非没有一点市场。
中国国力与日本相比居于绝对劣势
直观上来看，自从中途岛战役之后，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是一个失败接着一个失败。比如，中途岛战役，日本丧失航空母舰4艘、重巡洋舰1艘、飞机275架，阵亡3500人。莱特湾之战，日军4艘航空母舰、3艘战列舰、6艘巡洋舰和12艘驱逐舰被击沉，飞机损失数百架，并有一万多名飞行员和水兵丧命。冲绳岛战役，日军死亡至少有10万7千人。在中国战场找不出这样的战例。战争结束时，日本一半的城市化为废墟，三分之一的工业遭到毁灭，日本本土落到如此悲惨的境地，那是美军打击的直接结果。
实事求是地说，中国当时并不具备打出像中途岛之战那般战绩的国力。美国在1943年到1944年，最高生产记录是每天生产一艘船，每5分钟造一架飞机。6年的战争里，美国生产了8万7千辆坦克，29万6千架飞机和5300万吨位的船只。美国是盟国的兵工厂。
对中国来说，日本并不是一戳就破的纸老虎。日本是当时的工业强国之一。从1931年到1937年，日本经济在世界上一枝独秀，工业增长速度年均9.9%。1937年，日本工业总产值近60亿美元，占国民经济总值的80%。1937年，日本的武器生产能力达到年产飞机1580架、大口径火炮744门、坦克330辆、汽车9500余辆，造船能力为40余万吨，造舰能力为5万吨。而中国，飞机、大口径火炮、坦克、汽车没有生产能力，仅能生产少量小型舰艇，其主要部件和原材料还必须依赖进口。1937的中国，只能生产步兵轻武器和小口径火炮。
“七七事变”前，现代工业仅仅占中国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0%，这还包括相当数量的外资企业的产值在内。中国工业总产值不过13.6亿美元，不到日本的1/4，而中国人口却大约是日本的5倍。在重要的战略资源方面，“七七事变”前，中国的钢年产量是4万吨，而日本是580万吨，中国仅为日本的1/145；中国石油年产量为1.31万吨，日本为169万吨，中国只有日本的1/129；中国铜年产量为0.07万吨，日本为8.7万吨，中国是日本的1/121。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防工业与日本相比，居于绝对劣势。
就空中和海上力量而言，战争全面爆发时，中国能够参加战斗的飞机只有223架，而“七七事变”时日本陆军航空兵团共有作战飞机960架，海军陆基和舰载作战飞机共640架。卢沟桥事变前，中国实际作战舰艇只有60余艘，排水量共约6万余吨，且不说多为超龄旧军舰，仅仅就排水量而言，也只有日本海军的1/20。中国最大的巡洋舰海圻号还是1896年从英国购买的。当时日本的海军实力位居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和英国。
也正因为中日两国硬实力相差悬殊，193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不被日本侵略者放在眼里的中国。日本陆相杉山元在日本天皇问战争所需时间时说：“一两个月就足够了。”

弱国战略谋划的胜利
可正是这个中国，在1941年12月8日美国和英国向日本宣战之前，独自跟日本鏖战了4年多。这是二十几个“一两个月”。日本“予敌一击，结束战局”的美梦化成了泡影。中国军民是在用血写历史，用血捍卫疆土，用血证明中国不好惹。虽代价之惨重史无前例，可中国在战斗，没有屈服，没有胆怯。英国不是在实力如此悬殊的状态下迎战德国。法国不是在强弱对比这般鲜明的格局里跟纳粹较量。斯大林不是在这样的劣势中跟希特勒对抗。贝当政府的巴黎投降了，重庆还在战斗。中国军人用生命谱写着保家卫国的悲壮旋律。
中国贫弱但不软弱。
史沫特莱的《中国战歌》里写道，她刚到重庆的时候，“有多达二十四架的中国战斗机升空拦截那些轰炸机，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中国战斗机的数目越来越少。有一次，我看见单独一架中国战斗机追逐一群溯江而上的轰炸机。在那样一种时刻，我曾希望有能力为那一架小小的飞机写一首不朽的诗。”这个故事发生在1940年的重庆。
虽然史沫特莱不朽的诗没有留下，但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却可以为这个一架飞机的战斗留下万代千秋的敬意。正是千万将士不成功即成仁的军人精神，才成就了一个威武不屈的中国，苦撑待变，以求最后的胜利。也是因为这样，日本打了8年，不但没有得到它梦寐以求的最后胜利，反而在泥潭里越陷越深。
卫国是一门艺术。在没有上帝的世界中，弱国的独立与生存需要大智慧。说正义必定战胜邪恶，那是一种鼓励，一种自信。我们需要这种鼓舞、这种自信。但是，这不应该妨碍我们意识到，古今中外不乏弱国消失在强权铁蹄之下的悲惨案例。中国是一个与日本硬实力相差悬殊的弱国，冷静的智慧和英勇的精神，对于保家卫国同样重要。中国卫国战争的胜利不只在于歼灭了多少日寇，击落了多少架日本飞机，炸沉了多少艘日本舰艇，还在于是一个弱国战略谋划的胜利。
1937年8月国民政府提出的“持久消耗战略”和后来提出的“以空间换取时间，积小胜为大胜”战略，为伟大的卫国战争确立了正确的战略方针。1938年2月蒋介石发表《抗战必胜的条件与要素》，他提出：“广大的土地和众多的人民两个条件，就是我们抗战必胜的最大武器。……这次抗战，是以广大的土地来和敌人决胜负；是以众多的人口来和敌人决生死。……我们现在与敌人打仗，就要争时间。我们就是要以长久的时间来固守广大的空间，要以广大的空间来延长抗战的时间，来消耗敌人的实力，争取最后的胜利。”在艰难岁月里，中国人流着血，咬着牙，撑下来了。
作为弱国，中国的战略并不是将胜利建立在单纯依靠自身力量的基础之上，争取友国一直是中国抗战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1936年6月蒋介石和英国人李滋罗斯谈话时说：“对日抗战是不能避免的。由于中国的力量尚不足击退日本的进攻，我将尽量使之拖延。……当战争来临时，我将在沿海地区做可能的最强烈的抵抗，然后逐步向内陆撤退，继续抵抗。最后，我们将在西部某省，可能是四川，维持一个自由中国，以待英美的参战，共同抵抗侵略者。”中国以大西南为根据地，不但坚持到了英美参战这一天，而且坚持到了最后。这是弱国的智慧和远见—面对生死存亡挑战时的弱国的智慧和远见。

已经不存在孤立的两国间战争
拳击赛是限定时间一对一地打下去。那种认为中国没有战胜日本的论调，实际上就是把中日战争看成了中日之间的拳击比赛了。直观上看，如果仅仅从伤亡人数，从是否丧失阵地而言，中国确实留下了一个又一个战场上败退的记录，而日本占领中国的国土是越来越多。以拳击场上的标准衡量，似乎中国中的拳数很多。然而，最后趴下的是日本。因为国家间的战争不是拳击赛，不是说那身强力壮的拳手最后就一定能打败那身体瘦弱的拳手。战争的结局是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而这各种因素并不会只按日本人的如意算盘出现。
20世纪已经不再是满清或者蒙古大军风扫残云南下的时代了。经济技术的发展，改变了17世纪之前的世界政治格局，中日冲突不只是中日之间的事。问“中国在没有外因的情况下能够单独战胜日本吗”这样一个问题，相信所谓8年抗战中国并未取胜之类的说法，实际上就是缺乏战略眼光，既没有理解国家间相互依存的道理，也没有理解国家自强自立的真谛。
其实，老谋深算的日本法西斯主义理论权威北一辉早就看到了这个问题。1932年4月，北一辉在《关于对外国策建议书》里就说：“在现代世界中，已不复存在诸如日俄战争或德法战争，仅限于日美两国间之战争矣。”北一辉看到了“中国寄希望于美国最终能攻击日本”。北一辉看到已经不存在孤立的两国之间的战争，但他依然鼓吹战争，那是因为他狂妄。而那些认为中国没有战胜日本的人，则是战略上的无知。
由于日本三个月征服中国的美梦破灭，中国的持久消耗战略使得日本陷入了中国泥潭而不能自拔。仅就日本军费开支而言，1937年军费预算为14.1亿日元，占当年国家总预算的47%，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4%。1939年，日本军费开支高达61.56亿日元。到1941年，日本的军费开支已经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28%。
日本如果不能速战速决，也不得不在中国搞“持久战”，那就面临着对华战争转移成国内危机的政治风险。日本不甘心中途撤兵，也不敢中途撤兵。日本如果想吞下中国这个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庞然大物，就必须切断中国的外援路线，以尽早解决中国问题。而日本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不控制东南亚地区，这样一来，就势必跟英国和美国发生冲突。此时，局势到底会怎样发展，就不是日本自身能够掌控得了的。
虽然各国在战场上消灭的敌人有多少之别，但是正确的说法应该是盟国一起打败了法西斯国家，而不能孤立地割裂开来，说只是某个国家打败了另一个国家。反法西斯的盟国是一个整体，各国在不同的角度起着不同的作用。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并非无足轻重。1942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对儿子伊里奥特说的那段话，就是一个非常直观的答案：“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力可以因此调到其他地方？”
当然，在情感上，有些日本人接受不了；在直观上，也有中国人想不通—明明日本军队占着上海，占着北平，似乎并没有被中国军队打败，怎么能够说中国战胜了日本呢？与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遭到惨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直到日本投降那一刻之前，中国绝大部分被日军占据的国土并没有收复，绝大部分日军也没有遭到中国军队包围或者歼灭，而且纯粹从军事上来说，日军在中国战场上确实是胜多败少。这是历史事实。
不过，之所以大部分中国沦陷区不是在中国军队的炮火之下解放，一方面有中国军力方面的原因，但更重要的，也有地缘方面的原因。因为日本跟美国在太平洋上交锋，必然离不开制海权和制空权的争夺，日本一旦丧失了制海权和制空权，对于日本这样一个原料严重依赖进口的小小岛国来说，那就是末日到了。因此，在中国战场上还没有出现排山倒海的解放战争，日本就投降了，也是形势使然。当然，这也是中国的幸运—大部分中国沦陷区没有在解放之前再遭一次猛烈的炮火打击。
8年战争，日本以笑开始，以哭结束。1945年8月15日的日本，它还能只向美国认输，不向中国投降吗？这就是成功，这就是胜利。不过，中国最大的胜利是战略上的胜利。
中国抗战胜利，是世界史上弱国摆脱强国欺凌的成功范例。企图蛇吞象的日本失败了。如果战略失当，强国也会挨打。日本的失败，成了这一教训的经典注脚。

凤凰周刊》：中共决胜抗日战场  
2005年07月19日 17:59【文章字体：大 中 小】

文/本刊资料室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2001年6月编著的《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1年6月北京第1版），是一本普及读物，是面向大众的对中共党史的最权威叙述。其第三章《在抗日战争烽火中发展壮大》，精要叙述了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所作所为，宣示了中共对抗日战争史的核心观点。目前，大陆所有官方出版物和教材对抗战史的主要观点，都没有超出这本《简史》的范畴。
以下是简史摘要。
中国共产党成为团结全民抗战的中坚力量
1937年开始的全国抗日战争，既是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阶段，也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重要时期。
8月，国共两党达成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等协议，全军共4.5万多人。接着，在南方八省边界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共1.03万人。
1938年五六月间，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的讲演，科学地预见到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才能取得最后胜利，是党指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献。
党从抗战一开始就提出了一条广泛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依靠群众对日作战，实行人民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
但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不愿放弃一党专政，害怕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危及自己的统治地位，采取单纯由政府和军队抗战的片面抗战路线，甚至企图通过对日作战削弱以至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
中国共产党坚持以民族大义为重，制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正确战略、策略，实施动员人民、依靠人民的正确路线、政策，因而牢牢地掌握了历史主动权，成为团结全民抗战的中坚力量。
为贯彻执行全面抗战路线，党作出了开辟敌后战场的重要战略决策。
到1938年10月，八路军和新四军先后创建晋察冀、晋冀豫、山东、苏南、皖中等抗日根据地。
中国抗日战争逐渐形成战略上互相配合的两个战场，一个是主要由国民党军队担负的正面战场，一个是共产党军队为主的敌后战场。敌后战场的开辟，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对稳定全国战局起了重大作用，是中国抗战转入战略相持阶段的重要条件。
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实质上就是力争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这是把抗战引向胜利的中心一环。
党领导的敌后抗战，逐步成为中国抗战的重心
1938年10月武汉和广州失守后，中国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军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而将主要力量用于打击八路军和新四军；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
国民党内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日益严重。1938年12月，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亲日派公开投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亲英美派开始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各地接连发生袭击、杀害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的反共摩擦事件。
在日军将敌后抗日根据地作为军事进攻主要对象的情况下，党领导人民抗日力量肩负起抗击日军的主要责任。
到1940年底，党领导的军队由抗战开始时的5万余人发展到50万人。党领导的敌后抗战，逐步成为中国抗战的重心。

凤凰周刊》：中共决胜抗日战场  
2005年07月19日 17:59【文章字体：大 中 小】

中国共产党是取得抗战胜利的决定性力量
进入1944年，各根据地军民普遍对日、伪军展开局部反攻，恢复和扩大原有根据地，向敌后进军开辟新的根据地。一年中，共作战约2万次，歼灭敌军近20万人，攻克县城20多座。
国民党军在1944年豫湘桂战役中一败涂地，八个月丢失146座城市、2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
1945年上半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后胜利阶段。在中国战场，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发动夏季攻势作战。
此时，国民党军队主要集中在西南、西北地区，而日军在华北、华中和华南占领的大部分城镇、交通要道都处在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的包围中，对日全面反攻的任务，也就主要由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人民军队来进行。
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向日、伪军发起猛烈的全面反攻，很快解放县以上城市150余座。
中国抗战的历程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是全民族利益最坚定的维护者，是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是取得抗战胜利的决定性力量。
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党在抗战中发展为有120多万党员的大党，人民军队发展到120余万人，民兵260多万人，抗日民主根据地面积达到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所有这些，为夺取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共在抗战后期布局
2003年11月，学者邓野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一书，集中论述了抗战胜利前后国共两党是如何由政争走向战争的。作者披露了许多大陆以前没有公开的史料，并从公开的史料中总结出许多新的观点，引起学术界的注意。
以下是该书摘要：
抗战末期中国政治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争取怎样一个抗战结果。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由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来赢得抗战胜利的果实。
1944年4月至12月，日军在中国战场发动了最后的战略进攻—一号作战；该役对抗战末期中国政治最为深刻的影响在于，迅速引起国共力量的消长，极大地改变了国共力量的对比。
毛泽东一开始就将战局的发展与政局的转换联系起来。5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做报告，毛说：“蒋介石的三个主力之一汤恩伯如何完全无能，日寇乱冲一顿，他们就乱跑一顿。”“现在胡宗南也有一部分军队调到河南去了，如果胡宗南也和汤恩伯一样，蒋介石的三个主力就塌掉了两个，中国政治局面就会起大的变化，国民党与共产党力量的对比也会起变化。”
1944年12月，中共中央在一文件中指出：“最近八个月，中国政治形势起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国共力量对比，已由过去多年的国强共弱，达到现在的国共几乎平衡。”
（1944年）6月5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召开了一次城市工作专题会议。所谓城市工作就是在抗战结束之际看谁先进城，谁先夺取城市。在这次会议上，毛说：将来可能出现三股子力量，即罗斯福的美军、蒋介石和共产党，看谁先进城。刘少奇说：我们现在进入城市的条件，超过世界各国的党。……可以实行“先到为君，后到为臣”。周恩来说：我们先进了城，人民选举我们，我们就是合法的，国民党要反对我们，他就是非法的。
提出城市工作方针之后，1944年8月毛泽东就有派部南下的设想，为进占中心城市作准备。
中共的南下战略部署，实际上主要是两条战线：其一，新四军一师粟裕部由苏中地区南渡长江，南进至浙江东部地区；其二，八路军三五九旅王震部由延安沿河南、湖北南渡长江，南进至湘南、粤北地区。两条南下路线负有不同的战略目的。
12月26日，刘少奇与陈毅致电饶漱石、张云逸等，就整个新四军的战略方向做如下指示：“华中局及新四军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担任发展长江以南地区，以便将来能确保宁、沪、杭三大城市中的人民之完全胜利。”
上述部署“总的战略设想是一旦战略反攻时期揭幕，我们能够破敌、收京、入沪、配合盟军登陆，使我们在日寇崩溃时处于有利的战略地位。如果那时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则我们能够在东南独立的就地坚持，成为全国抗击国民党军进攻的一翼。”
王震部的南下意图略有不同。1944年10月3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王恩茂参加了这次会议，王记载：“讨论的结果，我们去湖南要以衡山为中心创造根据地，其任务是抗日和阻挡从西面下来的反攻反人民反民主的祸水。”
也就是说，王震部的战略意图是，与中原李先念等部在湖南、湖北、河南三地“筑一道堤”，抗战结束之际，将国民党军队堵在西南、西北。
廖汉生在回忆中写道：针对日军的南侵，“党中央提出了‘敌人攻到哪里，我们跟到哪里’的战略决策：决定组织八路军南下支队，跟在南侵日军后面，挺进湘粤边界地区。”

敌后游击战略是中共伟大创举  

2005年07月26日 10:38【文章字体：大 中 小】

文/本刊资料室
中国抗日战争分为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前者由国民党领导的政府军承担，以运动战为主；后者由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承担，以游击战为主。对敌后战场和游击战的评价历来众说纷纭，但在共产党方面和大陆官方、部分学者中，评价一直正面，看法相当一致。
最全面、最权威的总结出自八路军总司令朱德
对抗战时期共产党敌后战场最全面、最权威的总结出自八路军总司令朱德。1945年4月25日在延安，他在中共七大上作报告《论解放区战场》，全面论述了敌后战场的创造、战绩、战略战术和政治保障，成为此后长时期内大陆官方论述敌后战场的蓝本。
朱德认为，武汉失守后，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构成这个阶段的特点，是敌人与解放区之长期反复的最残酷的战争。所谓相持阶段，实即解放区与敌人的相持。从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之后，一直到1944年日寇重新向国民党战场作了一次带战略性的进攻为止，其间共5年半之久；在这样长久的时间之内，日寇在华的主力是在对着解放区作战，解放区战场抵抗的敌伪力量，到1943年，竟占侵华日军的64%、伪军的95%，而在这同一期间，国民党战场并没有严重的战争。这就是相持阶段的实际。”
他介绍：“1937年9月，八路军在毛泽东同志的天才的战略方针指导下，进入华北敌后。我一一五师进入晋察冀地区，我一二0师进入晋西北地区，我一二九师进入晋东南地区。1938年我军更向东进，一部进入冀鲁豫平原和冀鲁平原，一部进入冀中平原，一部进得更远，到冀东配合了20万人民的抗日大起义。1938年春，新四军继八路军之后开赴前线，进入华中敌后，在长江两岸发动抗日游击战争。同年冬，东江纵队于广州沦陷后在当地起义。1939年，琼崖沦陷后，当地人民在我党领导之下组织游击队从事抗战。八路军初出马的时候，即在平型关进行了全国抗战中第一次的对敌歼灭战。”
朱德说：“由于国民党军队的溃败而瓦解了的华北、华中战局，立即由我党、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合作，而迅速恢复起来。敌后变成了抗日战争的最前线了。”
“这样，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游击战争，从此在敌后代替了国民党之前的单纯防御的地位。”
“这样，为国民党当局所丧失的陷入黑暗的广大沦陷地区，逐步经过我们之手，收复过来，变成了光明的广大解放区，这就是华北、华中、华南三大解放区。”
“这样，解放区战场在抗日战争初期，便牵制了日寇很多兵力，造成了使日寇不能全力西进的形势，随后又变成为与日寇作战的主要战场。”
“这样，解放区战场就在抗日战争中形成了重要的和决定的战略地位，变成为抗日的重心。反动派企图利用日寇来消灭八路军、新四军的借刀杀人无耻阴谋，是彻底破产了。”
   
敌后战场成为中国抗战的主要战场
《光明日报》主办的光明网论文发表交流中心今年发表了多篇论文，研究中共在抗战中的作用。
国防大学的许三飞提交的论文是《论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作者认为，中国共产党迅速挺进敌后，担负起开辟敌后战场，创建抗日根据地，壮大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在战略上配合正面友军作战的战略任务，与正面战场相配合，构成对日军两面夹击的战略布局。
他说，敌后战场的开辟，钳制敌人大量有生力量，捆住敌人手脚，遏制敌人战略进攻势头。这不但挫败了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挽救了抗战危局，促进战略防御阶段向战略相持阶段转变，而且打乱了日军作战前线与后方的划分，变战略内线为战略外线，变战略包围为战略反包围，构成了对日军两面夹击的有利战略态势。
他认为，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敌后游击战争担负起了抗击日军的主要任务，敌后战场成为中国抗战的主要战场。
作者引用的统计数据是：敌后战场抗击侵华日军的比例，1938年是58.8%，1939年是62%，1940年是58%，1941年是75%，1942年是63%。这5年中，还一直抗击着全部伪军。1943年抗击侵华日军的58%，伪军的90%；1944年抗击侵华日军的64%，伪军的95%；1945年则抗击侵华日军的69%，伪军的95%。
许三飞认为，敌后抗战，是典型的人民战争，也是世界战争史上最艰苦的事业。敌后抗日军民以袭击战、伏击战、交通破袭战、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水上游击战和“敌进我进”等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与日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反“扫荡”、反“蚕食”、反“清乡”、反“囚笼政策”、反“治安强化”等斗争，坚持和发展了敌后抗战。
在历时8年的全国抗战中，敌后抗日军民共作战12.5万余次，歼灭日伪军170余万人，解放国土100余万平方公里，人口1.2亿，建立了遍及华北、华中和华南等19个省区的19块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等人民武装的主力部队发展到120余万人，民兵发展到260余万人。同时，敌后抗日军民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部队伤亡60余万人，解放区人民群众伤亡600余万人。
中共真正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地位
国防大学的许三飞认为，抗战伊始，毛泽东独具慧眼，充分认识到游击战在抗战中的战略地位，较早地提出了“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
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他在总结华北抗战经验的基础上，对八路军作战的战略方针作了概括，第一次公开提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他还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全面地阐述了抗日游击战争战略方针的基本要素，真正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地位加以考虑和运用。
许三飞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于抗日战争和军事理论的一个杰出贡献，是一个伟大创举。中国抗日战争同时在正面与敌后两个战场进行，既有统一的战略目标，又各自独立对敌作战，相互依存和配合，这是中华民族在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战争中的伟大创举。”
山东科技大学副教授卢秀华等人向光明网提交的论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是抗战胜利的根本保证》。
作者认为，游击战作为一种作战形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遍及亚欧的近30个国家。但是，许多国家都把游击战只作为小的战术使用。真正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地位的是中国共产党。中共运用游击战深入敌占区，开辟了大规模的敌后战场，发动全民，实行广泛的敌后游击战，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整个人类战争历史上也都是绝无仅有的，是中共的一个伟大创举，也是抗战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大国伤心地  

2005年07月26日 10:40【文章字体：大 中 小】

文/记者 邓康延  图/陈祖梁  李正提供
“几年前我们这里挖地盖房还能挖出远征军尸骨。”云南腾冲高黎贡山下界头乡的几户村民告诉我们。
“怎么知道是远征军的？”我问。
“他们都穿草鞋。日本兵穿的是皮鞋。”
后来，一位研究滇西抗战的学者告诉我，当年远征军新兵的第一课，不是瞄准、操练，而是编草鞋。老兵们身上都有一个小包，装着随处拣到的布条，能把草鞋打得不磨脚。
中国抗日胜利的千里之行，始于草鞋脚下。
我们几位朋友被60年前的远征军事迹感召，自筹经费从深圳、昆明奔赴滇西，拍摄纪录片。同行的作了数年田野调查的人文地理学者章东磐、孙敏、李正感叹来的晚了，他们前年、去年所采访的远征军老人有些已相继离世。
沿着中国远征军从东岸越怒江、跨高黎贡山、攻腾冲的同样反攻路径，我们一行人原路回溯，时间是2005年5月初，正好是61年前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反攻的开始日，也正值俄国向全世界盛大展示二战胜利60周年阅兵式的那几天。红场上几大国首脑恭居一侧，一车车卫国老兵们穿过全世界崇敬的目光。俄国，以一册精装的历史书，向世人导读他们的光荣。
因为这一面镜子，因为镜子外面我们的物象，我们怅然若失。
其实，二战规模中最大的、历时最长的、死伤最多的战场在中国。可悲的是当60年前世界都在庆祝战争结束时，惟有我们的国度开始了另一场鏖战，这一次双方以同一语言在同一故乡兵戎相见。巨大的族群分裂，横亘至今。
当一个民族连自己的历史都不能正本清源，又怎能阻挡别人的妄加篡改；当一辈后人连自己的浴血卫国的父兄都不能尊敬，又怎能奢望明天的社会理至情归。对历史的态度，其实是国品之所彰，国运之所系。
正是当年，十万中国远征军和美国盟军死死抵住日军直插中国腹地昆明、重庆的钢刀，并以百年间第一次反侵略的战略反攻，奠定了抗战的胜利，奠定了中国在二战同盟以及联合国大国的地位。那曾是凄怆的壮美：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学生十万兵。
我觉得抗战的云南有三条惊世骇俗的道路。一条是血路－滇缅路：绵延千里，历时数年，十万民众修筑，无日不被轰炸的中国战时惟一的接受国际援助的生命线；一条是铝路－驼峰航线：中美空军几乎以两架飞行就有一架不归的航行，维系了中国的军需命脉，而坠毁的飞机铝片也在地下铺成闪光的路；还有一条鲜为人知的尸骨路－远征军的反攻线：强渡怒江，仰攻高黎贡山、松山，巷战腾冲、龙陵，几个月间每天都有几百人伤亡并被就地掩埋于山涧沟壑。太多的士兵没有墓碑，甚至没有留下名字。
高黎贡山脚下的老人说，打完仗几天，山坡上流的都是“血旺子”。山泉也红了一年。
我在查资料时看到了两本参战者回忆录，一本是日军士兵吉野孝公1980年在日本出版的《腾越玉碎记》,另一本是远征军198师592团团长陶达纲1988年在台湾出版的《滇西抗日血战写实》。前者九死一生地在3000多名“玉碎”的日军中幸存下来，战后几十年常感受到濒临死亡时的痛苦与颤栗。后者也常常怀想着战死的上千兄弟而不安。他们写的恰好是相同的时间和战场，故对比来看极具张力。
吉野孝公《腾越玉碎记》（摘）
敌人突然在黑暗中怒涛般地涌了过来，一场军刃和刺刀的混战。敌人被击溃，遁入灌木丛用机枪反击。这时我们推出一门大队炮，小队长命令：“零距离射击，放！”敌丛里飞溅起巨大的火花，五六发以后，敌丛哑然无声，微微传来敌兵的呻吟声。……敌人并没有就此败退，新手一个个地接替上来继续对我实施轮番进攻，阵地上的树木几乎全被击毁，痛苦中死去的战友尸体还紧紧地抱着枪身。从凹洼处爬上来的敌人在我方重机枪的枪口下，像小山一样堆积。但我们的子弹已所剩无几。敌人立即在层层堆积的他们同伴的尸体上架起机枪开始扫射。
……我们退回腾冲城内，3000多日军，受到6万多中国军进攻。……我穿过到处爆炸的城内去寻找粮食，两旁重叠着被炸死的友军尸体，有的没了手，有的没了脚，有没死的二三名日本士兵，表情痛苦地伸出满是血污的手向我求救。
九月十日，敌人在蒋介石总统的愤怒激励下，实施最后总攻。我们剩下的守备队兵有350多名，他们像狂涛一样席卷而来，奋战、奋战，殊死奋战。城内战场在充满怒吼和叫骂的肉搏中化成一片血腥的荒野。9月12日太田大尉发给师团司令部诀别电报：“我们已弹尽粮绝，突入城内优势之敌自昨日以来即与我混乱战斗中。我决定将军旗及密码烧掉后，实行最后的冲锋和突围，敬祝全军胜利。”
一个军曹嘶叫起来：“我们的最后时刻已经到了，现在我们就去靖国神社，大家不要落后，冲！ ”
我被俘后醒来，卫生兵在包扎我的伤口时，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对我非常亲切。为我抬担架的士兵，肩上渗出了血，丝毫也看不出敌意。
我后来被押到一位中国远征军少将面前，他称自己毕业于日本军官学校，将军对我说，“腾冲守备队龙兵团一直战斗到最后一人，很勇敢，但对于全体战死的官兵来说，也真是很可怜。我也失去了二百多名少尉以上的军官，受到蒋总统的严厉斥责。战争对人类来说，是一种非常痛苦和不幸的事。我们同是亚细亚同胞，彼此进行了这么长时间的不幸战争。”将军后来说，“你来到这儿，绝不允许自杀，战争一结束，你们就要成为重建日本的支柱。中日两国也须尽早结束战争状态……”

陶达纲《滇西抗日血战写实》（摘）
在进攻高黎贡山的灰坡时，日寇的速射炮、机关枪如一阵狂风暴雨般……第二天清晨，本人清查官兵伤亡情况、第一、第三两营官兵，已经有85人伤亡。师长叶佩高将军，冒着枪林弹雨到团指挥所，真是与部下同生共死的好长官啊！第二次再攻，本人当晚下令清点人数，可怜又伤亡250余人之多，其中有第三营营长姚立功阵亡，副营长郭砚田阵亡，副团长陈志杰负伤，第一营营长逢桥负伤一直未下火线，其余死伤的排长、班长及士兵二百余人。 这些都是他们父母所心爱的好儿子啊 ！
5月30日，打下冷水沟，只见两个坑中有水泡着的十几具日军尸体，细看他们的大腿肉、屁股肉、都有刀痕，有的还见骨头，真是惨啊，皇军的悲惨下场。也感到很奇怪。又随部队到了北斋公房（原日寇据点），房屋四周有一小堆一小堆的黑色屎便，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日本人吃他们自己人的肉，因为纯吃肉的屎便是黑色的，显然五六天以来，日本人后方补给断了……
6月1日这天，高黎贡山上很冷。我眼看着两位战士在我面前冻死去了。
592团之官兵，在滇西大捷一役中，自5月11日起至9月25日止，有不幸负伤一次两次三次者，又再上战场，又再阵亡者。呜呼！能不令人悲伤，他们此种牺牲精神，无愧对中华民族之先烈在天之灵，凡有良知的人，能不同声一哭！
黄昏时分，我们攀到高黎贡山一个叫茶铺的地方安营扎寨，傍水又有平地。原来这里正是61年前叶佩高将军的宿营地，当时资料记载，他也只有块油布挡挡雨。上万士兵漫山遍野，淋在树下，抱枪而憩。
我们未遇上当年的大风雨，吃完马帮穆大哥做的赶马肉，生一堆篝火聊天。想想61年前此地此时的搏杀，脊背生冷。穆大哥说这附近下雨天很多人都听到闹鬼，有时还能听到喊杀声。附近的北斋公房、冷水沟、灰坡这些险要战场如同坟场。我们晴日空手而行山路陡壁已举步维艰。美国新闻战报称这段路上有二百多匹骡马跌入峡谷。当年狭路相逢，一方是又冷又饿在泥泞中负重仰攻的草鞋兵，一方是坚筑工事两年、装备素质精良的日本龙师团。那几乎是鸡蛋碰石头的游戏。惨烈处，叶佩高将军几欲自杀，他实难承受一边是上方火急的攻击令，一边是子弟兵们飞雪般的死亡帖。
在海拔3200多米的山垭中，战壕纵横，散兵坑遍布，来自福冈矿山的日本兵，善挖坑道，作战凶猛，战友配合如兄弟，出击似虎狼，天皇崇拜加武士精神加嗜血杀戮，绝非《地道战》、《地雷战》中挑着太阳旗和鸡的演戏鬼子。
但是，正是那些鸡蛋最终碰裂了、淹没了石头。尸骨之路，温热柔软，却不可阻挡。
我找到一个散兵坑，用手扒下去，只挖了十几下，跳出一个东西，我大喊一声：“子弹！”一颗尚未上膛的三八大盖子弹。我在太阳下凝视它斑驳的绿锈，想着这个坑里的日本兵是被击毙还是打跑了。这颗子弹原本可能会击中一个远征军兄弟，而在61年后它像一个符一样攥在我手里，洞穿着我原来的战争观。
随后的十多天里，我们再深挖也一无所获。据说当年子弹炮弹很多，解放初期和大跃进时，穷苦的山民纷纷来挖，挖到大量子弹以及死尸骸骨。1颗子弹可以换1个粑粑，有人靠捡子弹壳换了一头牛。
战争如此惨烈，但那些死去的和存活下来的官兵们的命运如何呢？
在高黎贡山下的界头乡，正在晒太阳的三位老人给我们讲了一个难以置信的故事。
有一个连的远征军用机枪死守住高黎贡山路口，日军找来一个村民为他们带路，绕到后边，把一个连的一二百人全部打死了。解放后肃反，大家提出那个村民帮敌人杀中国军队，那村民对审讯他的官员称，他杀的都是国民党，那官员想了想，把他放了。后来这村民还当了队长。
我们去保山板桥见到远征军老兵刘志声老人，他先笑着说：“我这辈子死里逃生。”他写了一部尚未出版也难出版的书《征魂》，“写的是我们团上千人的死亡。”他曾在黄埔军校办的干训班培训过，至今记得门口的对联：“贪生怕生莫入此门，升官发财请走别路。”他说国难当头三种人：热血抗敌、麻木不仁、投敌求荣。现在让他选还做第一种人。
他现在还想着为打象达的日军而阵亡的八百多兄弟弄个墓、立个碑，因为他听说黄土坡上那些军人坟被平了，种地的还犁出骨骸来。他还为一位孤寡的远征军老兵写申请向政府求助，可县民政科说无政策，那战友到死也未拿到一分钱。
刘志声的命运也不济，1950年保山地委书记让他做秘书，派克笔都给他用了，但在填表时他如实写了抗日经历，生活全变了，几十年里每逢政治运动就挨整。
保山一中的另一位老人张子文也有相似遭遇。他当年入黄埔13期，慷赴国难，当过怒江边上的炮兵副营长（全营4门炮，5发炮弹）后被调往长官部当参谋，第一天卫立煌接见，称他“少年英俊”。日本投降后，他就逃避内战去昆明工商学校当教师，解放初仍被查出历史，劳教21年，出来后当了英语教师，干到70岁退休。这些年政治环境宽松了，他又被请到广播电台讲当年的抗日经历。
一位钟表店的大妈告诉我，那些留在村里的远征军老兵可惨咧，没人管，一分钱也拿不到，有的七八十岁了还下田，冬天一双凉鞋子。她听村里人说，台湾来的老兵请一个村里老兵吃饭，他不好意思去，怕丢人。
一路上我们见到了十多个远征军老兵，大多数多年前一直被划入人群的另册，噤若寒蝉，几乎每人当年的老照片、纪念物全被抄或自行焚毁。有的人眼里含着泪说：“现在的待遇、生活都好多了。”
好多了。这些大多80岁以上的老人，随时可能人与故事一起消亡。他们比国殇墓园的那些战友，已是死里逃生；他们又在几十年间，生里避死。
一直守护腾冲文脉史鉴的人士称，收复腾冲之战，为全国抗战全歼顽敌之首胜；建立腾冲国殇墓园以安抗日阵亡将士之灵骨，乃全国之首义。1944年11月，日寇尚未降，腾冲尚未康复，腾冲已在筹建墓园。1945年7月7日墓园落成日，全城万民献金、义卖，祭献英灵。
我们走进国殇墓园。长长的甬道，通向“忠烈祠”。国民政府十多位党政要员匾联扑面。蒋中正题“碧血千秋”、“河岳英灵”，何应钦题“气壮山河，成仁取义；光昭日月，生荣死哀。”龙云题“气涌怒江头，恸血溅三军，热泪难填浩波荡；骨收香城畔，看芳留百世，忠魂犹守汉山河。”
后面的坟山上三千多块墓碑环绕、纵列。最底下的是一等兵、二等兵，最上面的是中尉、上尉，四周又有校官、将官的合碑，美国盟军的合碑，至顶处，一塔耸天，底座是李根源题写的“民族英雄”，塔身是霍揆彰题写的“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攻克腾冲阵亡将土纪念塔”。碑石已非1945年的原物，1985年重立的腾冲火山岩碑石经风雨剥蚀、青苔滋生，有的已字迹模糊。四周静寂。几千躺着的人不说话，他们等距离地像生前一样，成班、连、营、团、师地布阵。他们中间许多人临冲杀前都没吃饱肚子，一生中都未穿过皮鞋。我抚摸着一块块碑，那一个个汉字名字幻化成一个个似曾相识的面孔。我的泪水突然溢出，摄影师牛子的泪水突然溢出。四周一片模糊。
守护过墓园的当地八旬老人段大兴告诉我们，1945年，阵亡官兵被集体火化后骨灰成车拉来，开始怕罐不够，压得很满；后来罐又多了，又匀出些装半罐，墓碑并不对应骨灰，三千多名字也不能包括反攻牺牲的九千多阵亡官兵。清明的公祭在五十年代初取消了，大约同期，民政部停发了活着的国民党抗战老兵的抚恤金。国殇墓园沉寂了十多年，再喧闹时是文革涌来的打和砸。墓碑上所纪念的二十集团军中的54军，在内战中曾被蒋介石调到东北与林彪属下的解放军54军对垒过。文革中解放军54军支左恰好驻扎在腾冲。正是革命有理的年代，解放军54军就在远征军54军的纪念塔下埋了炸药。红卫兵们也将坟山上的三千多块刻有远征军官兵的墓碑尽数砸毁。（惟有腾冲另一处纪念54军198师的阵亡将士塔，得以原物保存，只因很早该塔被人用泥糊上后大写了“毛主席万岁”等红色标语）
文革最热闹时，城关镇小学有一位老师带着小学生们来砸墓，他还爬上主建筑“忠烈祠”把四角的飞檐斗拱的木雕锯了，如今仍满檐断茬。
墓园被底朝天毁了一遍，只有一块于右任手书的“忠烈祠”匾额保了全身。当时粮食局职工田复明悄悄拿回家，作了10年床板，1984年墓园重修时他扛回来并捐上10元钱。如今园内上万文物中，存留此一件真物，算是血脉丝连。
“修而复毁，毁而重修。”1984年开始的墓园修复工作，县委下决心搬走了已占园多年的党校。县文化局1984年8月30日送省文化厅的报告称：“纪念塔已被炸成数块，现存党校猪厩。”“全体阵亡官兵名单的碑碣约百方，除用于铺砌祠后走廊阶沿及党校办公室廊外，尚存八十四方。”重建时，台湾报纸大幅报道称：原以为是统战，看来真是纪念了。
国殇墓园，第一次被意识形态侵袭持续了几十年，第二次被商品经济冲撞几年间就已有大变。如今国殇墓园的南边和西边已被食肆街、娱乐厅、珠宝店所蚕食。墓园靠近公路一侧，很远就能看到一块醒目的招牌“高家狗肉馆。”如今墓园门票20元。
在国殇墓园忠烈祠下有一块蒋介石题写的布告，警示不得改变墓地的属性：“……赖我将士忠勇，与敌周旋，前仆后继，遂克腾冲，恢复滇缅国际路线，促成伟大之胜利。丰功伟绩，薄海同钦。兹建此墓园，永垂矜式。除按此举行祀典及随时开放任人瞻仰外，不得擅自驻兵及移作别用，以示爱护、尊崇之意，倘有干犯例禁，定即严惩不贷。”
在国殇墓园我们遇到一位7旬老人，他是个共产党的老军人，他感慨道：几十年回过头说一句公道话：国共都在抗战，只是当年国军守土有责，必须正面抵挡拼杀，所以责任更大，伤亡也更重。忘记远征军对民族的功绩，就是背叛共产党实事求是的精神。之后我得知，他原来是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原院长秦伯益将军。当时我看到他虽身穿便装，仍以一个中国老军人的威严向墓塔敬了军礼。而那天，我们也看到有多位年轻的解放军军官，在墓地间言行随便，不知肃穆。
在国殇墓园的留言簿上，写着“毋忘国耻，警醒同胞”，“我爱远征军”，也写着“杀死日本人”，“一百万日军，二百万伪军，为什么？“墓园收门票是用烈士血骨赚钱”。显示了另一种惊心。
在一把日本刀的展柜前，没有什么解说词。曾接受此刀捐赠又转给墓园的腾冲文管所原所长李正先生告诉我们，这把刀是浙江海宁籍远征军预备二师排长沈荣裳的战利品。在攻克腾冲的血战中，一个日本军官挥刀跳出残破的掩体，8位中国兵猝不及防地死于刀下。沈排长端起冲锋枪朝这发疯的鬼子扫尽最后一颗子弹。战后他回到老家，跪着把军刀献给母亲，当作抗战胜利的纪念，再后来母亲怕留下政治运动的罪证，把刀层层包裹投入水井。1990年沈荣裳从台湾返乡，委托义弟羊坚将刀辗转送到腾冲。
我亲眼目睹了李正先生经历的另一次无奈。他说年前去庙宇祭母，发现地下一块碑上有字，他慢慢用手抠，发现竟是他研究过的战死于腾冲的名将李颐少将墓碑，他赶紧让人送到国殇墓园。这次陪我们来拍摄，他问起李颐的碑，没想到被搁在院草丛中，翻过正面，已有虫爬。
在滇西战死的美军、日军尸骨都是怎样处理的呢？
配合远征军的美国顾问团共亡19人，他们都在当时或战斗后几天举办了葬礼，其中军衔最高的梅姆瑞少校在大塘子阵亡后，当地土司提供了一口价值700大洋的上好棺木。1946年、1947年美国政府两次专门派出公益救护队寻找他们的遗骸，用绿帆布袋装了回国迁葬，并写出上报国防部的寻找报告，进入国家档案。
日军在中国的阵亡者，战争之初祭典规格高，死的多了，只好从简。保山市史志办的陈祖梁先生对此事研究过多年。他说，日本人早先是把尸首都运回本土，后来尸骨成堆，不及运送了就割头带回，再后来阵亡的长官割一臂，士兵切一指。到远征军反攻时，日军节节败退仍拖着死尸同行。有位远征军军官称，他们最后打下腾冲东北角，日军除了几个活的，其他死尸垒成一人高的垛，一个月下来，尸上爬满白蛆。一户腾冲人光复后回到家，发现二楼堆满日本骨灰盒，每个盒上放着手表、钢笔、书信、照片、奖章等。那户人家又惊恐又愤怒，一炬焚之。
日军阵亡者骨灰大多数进入举世瞩目的靖国神社。参观神社不收门票。“靖”在汉字里有“平安”之意，却因所附后缀，在华人心里淌着血腥。一部分横尸缅甸的日军遗骸，几十年间在其遗属、企业财团、政府的大量资金人力关注下，或被迁回或在当地大修墓地，不论原址上已盖酒楼或民居，日人皆重金买下而祭祀，甚至犬马也有立碑。一位旅居缅甸的远征军老兵提起当年葬缅的战友墓地，哽咽难语。
而日本人也在盘算着将死在滇西的日军骨骸及文物迁回国，自然遭到拒绝。至今我们还能看到日本人在滇西的倭冢或日军战死地悄悄鞠躬、洒酒、焚香。
远征军死亡的故事太多，立碑的太少，毁碑的不少。保山博物馆李枝彩先生讲了父亲亲历过的场景。61年前一个营的远征军在山神庙峡谷乘夜埋伏，计划凌晨偷袭日军，没想到被发现，日军集中火力一阵狂轰，只逃生了一个拉肚子的士兵。战后多天，尸体腐臭，一拖就会掉腿和胳膊，只好就地掩埋。沟底因此垫高一尺，乡民不再走此路，斜坡上又辟一径。60多年了，像冷水沟、灰坡、象达一样，渐渐再无人知道死了多少人，他们叫什么名字，来自何方。
腾冲，原本是中国最具特色的火山石石头城，浴火尽毁，几十年间的重建，仍未显出一方风骨。起码，没有一尊远征军雕塑。我们想，如果能够向全国发起征集，能不能塑造出一尊震撼人心的城标呢？如果再建立一个基金，或许会让地下的远征军睡得好一些，让越来越少的活着的远征军活得好一些。
战争和胜利都很远了。比起当年的美军、苏军，甚至战败的日军，中国远征军是最寂寞的一群，像被火山翻腾过的黑石，他们早已不可能成为腾冲的玉。可他们是我们这个民族不断向前延伸的道路中，最坚实的一部分。
远征军，时间空间都不远，近在每一颗有良知的心。

最后的陪都  

2005年07月26日 10:37【文章字体：大 中 小】

文/特约撰稿员 王康
60多年前，费正清从昆明飞临重庆上空，这座中国战时首都在瞬间给他的印象是，“一个极为不幸的人类居住地。这里连一块平地都没有，一切东西都似乎蒙上了四分之一英寸厚的灰尘。”
这名年轻的哈佛大学教授，却正是靠着在重庆度过的15个月，感受到中国的精神和力量，奠定了日后成为美国头号中国学权威的地位。
抗战初期中国主要大城市悉数沦陷之后，原属内陆四川省乙级市的重庆却作了中国战时首都达8年之久而享誉世界。重庆的受难和荣耀，关乎中华民族存亡续绝，那段历史已尘封60余年，至今鲜为人知。对于拥有悠久修史传统的中国，这是令人惊讶的忘却；对于晋身中国直辖序列的重庆，这是对自身独特历史遗产难以理喻的漠视。
国民政府移驻重庆
1937年10月29日，淞沪会战失利、南京喋血之际，蒋中正在国防最高会议发表《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讲话，明确强调，迁都重庆，首先粉碎了日军胁迫中国在南京订城下之盟的图谋，粉碎其速战速决以屈服中国的迷梦，同时表明中国移都抗战到底，建立抗战大后方，坚持持久抗战的大战略立场。     
1937年11月17日凌晨，南京。在严密的保安措施和新闻封锁下，年逾古稀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领一千余名官员，携带中华民国印信旗幡，穿过挹江门，漏夜登载内河装甲兵船“永绥舰”，撤离南京，首途重庆。三日后，林森一行抵达武汉，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
在一份就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致军内各级长官的密电中，蒋中正以最高军事当局身份下达指令：“宜抱破釜沉舟之决心，益坚最后胜利之自信，寸地尺土，誓以血肉相撑持，积日累时，必陷穷寇于覆灭！”
中国共产党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和中国共产党在大后方的机关报《新华日报》移驻重庆。
此前此后，根据国民政府行政院“厂矿内迁”决议，来自华北、上海、济南、南京、长沙、武汉等地的钢铁、机械等关乎战时军需民用的一千三百余家工业企业辗转迁渝，拉开了中国近代工业史上规模空前、意义深远的“工业西渐”的序幕，重庆因之被誉为“中国战时工业之家”。
南京中央大学、中央广播电台、中央日报等中国著名高等学校、新闻出版机构和文化艺术团体相继移设重庆，成千上万名教授、学者、专家、诗人、记者、科学家、艺术家和几十万流亡学生转移重庆。
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美、苏、英、法、加、新、澳等三十余国驻华使领馆驻节重庆，塔斯社、路透社、美联社、合众社、泰晤士报、纽约时报等世界著名通讯社、报社以及几十个反法西斯反战国际机构、团体也先后在重庆派驻机构。重庆成为独撑东亚战局的国际外交舞台。
1938年12月9日，蒋中正率军事委员会从桂林飞抵重庆。自此，中国战时政略和战略指挥中枢全部移驻重庆。
重庆大轰炸
从1938年2月18日至1943年8月23日，日本陆海军航空部队联合对重庆实施“航空战略轰炸”，为期5年半，史称“重庆大轰炸”。重庆各界上至元戎、国共两党领袖、各界名流，下遍黎庶，以及各国驻华外交、新闻、教会、商务和旅游人员，居无宁日、行无坦途而同仇敌忾、相濡以沫，上演了一部旷日持久、空前绝后、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史诗。
1939年5月3、4日两天，63架日机首次大规模轰炸重庆，共投炸弹176枚，燃烧弹116枚，炸死3991人，炸伤2287人，炸毁房屋4871栋，创下人类战争史上空中屠杀一次死伤逾5000人的空前纪录，世界舆论哗然。
老舍经历了大轰炸、经历了与重庆市民彻夜奔逃的灾难后，发现了一种新的精神在复活：没有哭啼，没有叫骂，火光在后，大家静静的奔向公园。偶然有声高叫，是服务队的“快步走”，偶然有阵铃声，是救火车的疾驰。火光中，避难男女静静的走，救火车飞也似的奔驰，救护队服务队摇着白旗疾走；没有抢劫，没有怨骂，这是散漫惯了的、没有秩序的中国吗?像日本人所认识的中国吗?这是纪律，这是团结，这是勇敢—这是五千年的文化教养，在血与火中表现出它的无所侮的力量与气度!
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再次启动国家法律程序，令颁“明定重庆为陪都”。
1941年6月5日，日机持续轰炸重庆达三百余分钟之久，酿成死伤人数逾三千人的“大隧道窒息惨案”，震惊中外。
不知何时何地，重庆街头巷尾流传开一首民谣：
不怕你龟儿子轰，不怕你龟儿子炸！
老子们有坚固的防空洞──不怕！
让你龟儿子凶，让你龟儿子恶！
老子们总要大反攻──等着！
1941年8月30日，日本海军战略轰炸司令兼第三飞行团团长远藤三郎少将亲率27架轰炸机，低飞席卷式轰炸南岸黄山蒋中正官邸“云岫楼”，几乎一举消灭正在召开重要军事会议的中国国家元首和各战区长官、参谋长。
1941年12月30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22天，在曾数度一片火海、断壁残垣的民族路、民权路和邹容路三条主干道交叉中心，修起一座蜚声中外的木质纪念建筑物，公议定名为“精神堡垒”。“精神堡垒”高七丈七尺，取“七七”抗战之意，顶端中央安置一口大瓷缸，内贮燃油、棉条，每遇重大集会，即倒入酒精点燃，焰火熊熊，象征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浩然正气。
1940年8月19日、20日两天，日机对重庆进行了最肆虐的“地狱式轰炸”，蒋中正在南岸黄山远眺火海中的重庆时，感叹重庆市民“徒凭满腔热忱与血肉，而与倭寇高度之爆炸弹与炮火相周旋，于今三年，若非中华民族，其谁能之?”
重庆的脉搏里，跳动着战时全民族的力量
八年期间，国民政府在重庆等地指挥数百万中国军队，与日军进行了台儿庄、徐州、武汉、南昌、随枣、枣宜、长沙、豫南、上高、中条山、浙赣、鄂西、常德、豫湘桂、豫西鄂北和湘西等二十余次会战，一千多场战役和近三万余次战斗，并派出中国远征军进入滇西、缅北、印东等地，协同美英盟军抗击日军。
302.5万川军奔赴抗战前线，其中226,991人喋血沙场，356,267人英勇负伤，24,025人杳然失踪，刘湘、绕国华、王铭章、李家钰、许国章、王澜波、李成烈等川军将领为国捐躯。中国抗战阵亡将士中，川、渝籍官兵居五分之一！
太平洋战争爆发，重庆不仅继续居于中国抗战领导中枢，而且成为世界反法西斯东方战场指挥本部，成为世界反法西斯联合盟国在远东的主要外交平台。
1942年1月2日，同盟国中国战区统帅部在重庆成立，重庆成为指挥中国、越南、泰国、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度等地盟军作战指挥本部。
1945年4月28日，中国代表团（包括中共代表董必武）从重庆飞赴美国旧金山，参加有51国代表出席的联合国宪章制宪会议，签署联合国宪章，成为联合国缔约国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从此，中国正式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四强之一，重庆成为与华盛顿、莫斯科、伦敦并列齐名的世界民主堡垒和国际名城。
1945年9月1日，国民政府在重庆颁令，宣布成立“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和“台湾警备司令部”。
八年期间重庆朝野各界给予跟随国民政府移驻重庆的韩国临时政府的慷慨救助，至今是中韩友谊的历史性基础。
1946年4月30日，国民政府颁布“还都令”，定于5月5日还都南京，其辞曰：重庆襟带双江，控驭南北，占战略之形势，故能安度艰危，获致胜利，其对国家贡献之伟大，自将永光史册，弈叶不磨灭。
埃德加·斯诺在《为亚洲而战》一书中写到他对日机轰炸下的重庆的观感：日本已经作了十次空袭，投下了好几万磅的有高度爆炸力的炸弹和燃烧弹，但它不能毁灭这个首都的精神，那已经是很明白的事情了。轰炸在中国人的脑子里唤醒了一种重建中国的决心，比敌人能够毁灭的还要快。
美国记者白修德、贾安娜在《中国的惊雷》一书中写道：1939年至1941年间，重庆的脉搏里，跳动着战时全民族的力量。使重庆变得伟大，而把各种各样的男女融合成为一个社会的是重庆大轰炸。
1942年7月7日中国抗战五周年纪念日，英国首相丘吉尔代表英国政府和人民致电重庆人民：五年中有四个寒暑，中国实际上是单独抵抗侵略，单凭着它的人力和不可征服的精神，对抗侵略者的军队飞机的进攻。中国没有强有力的海军和空军，可是它却经历了足有五十个敦刻尔克而仍然坚定不移！
1944年6月20日，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抵渝，罗斯福总统特地委托其携带一幅精美卷轴赠与重庆人民，内书颂词，对重庆人民在大轰炸中表现出的坚毅精神极尽赞誉之辞：
我谨以美国人民的名义，向重庆市赠送这一书卷，以表达我们对英勇的重庆市男女老幼的赞美之情。在空袭的恐怖中，甚至在这种恐怖尚未为全世界所知悉的日子里，重庆市及其人民一直表现出沉着和不可征服的气概。你们的这种表现，自豪地证明了恐怖手段决不能摧折决心为自由战斗的人民的意志。你们对自由事业的忠贞不渝，必将激起未来一代又一代人的勇气。
1946年10月10日，《世界日报》载文引述国民政府当局决议称：“感于重庆对国家的伟大贡献，和将来所处地位的重要，所以在抗战胜利前夕，即明定重庆为永久陪都，以示国家重视重庆之至意”。
1947年10月10日，中国惟一一座全国性抗日战争胜利纪念碑在原“精神堡垒”旧址落成，定名“抗战胜利纪功碑”。是日，重庆市政当局、各界人士和学生团体数万人参加揭幕典礼。这座纪念碑用钢筋水泥建造，在战时若投五百磅重量炸弹于十米内，亦无法摧毁，十六英寸平射炮亦不能射穿碑壁，碑身至少可存百年之久。碑顶设有标准钟、警钟、探照灯、风向器、风速器、方位仪和
望台，“胜利走廊”刻有罗斯福总统赠与重庆的卷轴译文，八面碑座石壁上刻有国民政府明定重庆为陪都的颁令全文，以及时人所写《抗战胜利纪功碑碑文》。
至此，重庆作为中国抗战指挥中心和行政首都的地位宣告结束，而八年抗战和四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加诸于斯城的历史烙印，已演化为中国和世界历史的悲壮风云。

《凤凰周刊》：60年的纪念与忘记  

2005年07月10日 10:16【文章字体：大 中 小】

大陆官方60年纪念抗战主题词的演变
文/记者 韩福东
抗战胜利60年来，大陆年年都在纪念，每逢10年，还会举行盛大纪念活动，即使文革期间也没有中断。但在毛泽东时代，每次纪念都是对国民党抗战的批判和遗忘，都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自我隔离。在后毛泽东时代，每次纪念都是对历史的还原，都是对抗战意义的新发现。


光荣归于苏联
1950年7月7日，新中国建立后第一个“七七事变”纪念日，在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主持下，首都各界代表五千余人举行了纪念“七七”13周年大会。时任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主席的郭沫若致开会词，为整个纪念大会，也为今后相当长时间的大陆抗日纪念定下了基调。
在谁是抗日战争的领导者问题上，郭沫若说：“八年的神圣抗战，毫无疑问，是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而在反动派方面呢？……蒋介石匪帮在抗日战争期间是走私式的向日本帝国主义者出卖祖国，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便是公开地向美国帝国主义出卖。这一明白的事实，谁也不会怀疑了。”
郭沫若还特别强调：“我们的抗日战争自始至终都得到了苏联的诚心诚意的帮助。在抗日战争初起的时候，全世界帮助我们国家的就只有苏联。”开会词还用了大量篇幅声讨“法西斯轴心国的继承者”美国，而对于日本，则采取了一分为二的态度—在斥责“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的同时，还“对于同受美国侵略并同样进行反抗斗争的日本人民表示同情和敬意”。
1951年8月底，《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关于九月三日抗日战争胜利日纪念办法的通知”。通知要求全国各报纸、杂志、广播电台和其他宣传教育机构，应在9月3日及其前后，进行关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苏联军队解放东北的援助下，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光荣历史的宣传。
《人民日报》同时刊登“今年九月三日抗日战争胜利日的宣传要点”，规定：1、抗日战争以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而结束，这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反帝国主义斗争由失败走到胜利的伟大转变；2、打败日本主要是中国人民和苏联的功劳；3、美帝国主义是今天中国人民的死敌。
1955年，抗战胜利10周年。9月3日上午，沈阳和哈尔滨两市各界人民代表共2000多人分别祭扫了当地的苏军烈士墓。下午，旅大市（今大连市）各界人民代表3000多人在旅顺举行了“胜利纪念塔”揭幕典礼。塔身刻着：“光荣归于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和捍卫了远东和平的苏联人民及其武装部队力量！”当时的国防部副部长萧克在讲话中称，10年前，“苏联决定性地帮助了我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当天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崔奇文章《苏联击溃日本帝国主义的历史意义》，作者批评美国“采取了拖延战争的政策。按照他们的太平洋作战计划，战胜日本依然遥遥无期。”
丑化国民党政府，确立共产党在抗日过程中的领导地位，是中共执政初期为巩固执政合法性所采用的一种手段。当时大陆在外交上完全倒向苏联，又经历抗美援朝战争，对抗日的纪念变成对苏联红军的讨好式颂扬和对“美帝国主义”的批判。后果是，在大陆官方媒体上，国民党的抗战和美国对中国的援助被掩盖了，共产党的抗战也被看轻了，惟有对苏联的感恩戴德。
上世纪60年代以后，中共与苏共两党交恶，大陆关于抗日战争何以胜利的叙述，也发生微妙的变化。
1965年，抗战胜利20周年。8月15日，新华社播发纪念文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称：“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抗战，挽救了当时极其深重的民族危机，取得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胜利。”文中只字未提苏联军队的援助。
在当年的纪念活动中，大陆还多次批判苏联领导人。9月3日，林彪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是帝国主义强盗的帮凶”。
1975年，抗战胜利30周年。9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三十周年》文章，对苏联的表述开始一分为二：抗日战争中，“在斯大林同志领导下的社会主义苏联的军队和人民，在战斗中建立了巨大的功勋”；“这些年来，随着苏美争霸的加剧，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亚洲推行霸权主义的狼子野心越来越暴露。”
直到上世纪80年代，苏联出兵东北的作用才得到大陆官方和史学界比较客观的评价。

《凤凰周刊》：60年的纪念与忘记  

2005年07月10日 10:16【文章字体：大 中 小】

国民党抗日得到中共承认
1985年，抗战胜利40周年，大陆的纪念基调发生根本变化。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先后发表纪念文章《伟大的全民抗战》和《中国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国民党的抗日行动得到中共承认，并通过纪念抗战来宣传两岸统一的主张。
后一篇文章说：“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进行的。”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民盟中央—胡厥文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全民抗战，胜在团结》。他说：“四十年过去了，全民抗战，胜在团结的宝贵经验是永存的。今天，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重任又历史地落在我们全国人民的肩上。”
同年8月19日至24日，中共中央党校、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全国党史研究会在北京召开纪念抗战胜利40周年学术讨论会。《人民日报》报道，与会人士认为，以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为主体的敌后抗日战场，同主要由国民党军队承担的正面战场互相配合，构成了中国各族人民抗战的整体，两个战场都为抗日做出了贡献。
同时，一些学术禁区和盲区被突破。过去，对抗战领导权是不容争论的，而在这次讨论会上，则出现以下观点：中共在政治上领导了抗日战争；国共两党共同领导；国民党领导正面战场，共产党领导敌后战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了抗战；组织上国共两党分别领导，政治上是共产党领导。
在毛泽东时代，大陆官方和史学界一直把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分开表述。在北京的讨论会上，部分学者提出：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场在欧洲，也在亚洲，而且首先在亚洲；中国持久抗战牵制了日军的大量兵力，粉碎了日军的“北进”计划，还牵制了日军的“南进”，解除了苏联的后顾之忧，有力地支援了美英盟军在太平洋战场和东亚战场的作战。
此前，大陆官方教科书把抗日战争史变成了国共斗争史，平民的牺牲几乎被忽略不计，或算做国民党消极抗战的罪恶。而在北京的讨论会上，学者们普遍认为，中国人民承受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高规格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
1995年，抗战胜利50周年，史学界的部分观点已被大陆官方认可和采纳。9月3日，官方举办首都各界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大会，首次把两者同时纪念。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发表讲话说：“我这里要特别提到苏联、美国、英国等反法西斯盟国对中国抗战给予的人力、物力支持……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红旗上，凝结着各国友人的血迹。”
他还说：“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华民族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了彪炳千古的历史贡献。”
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如何举行纪念活动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今年3月两会期间，香港人大代表朱幼麟递交了《我国国家级、国际化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议案。他建议，每年举行国家级纪念大会，国家最高领导人出席；全国统一鸣警报3分钟，下半旗，肃立默哀；设立“国耻日”或“哀悼日”；建立类似于俄罗斯无名烈士墓、美国阿灵顿国家公墓的国家级纪念抗战场所，免费开放。但舆论认为，该建议难以尽快实现。
新华社5月7日报道，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对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活动作出安排部署：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将举行纪念大会。有关部门还将举办大型主题展览、文艺晚会和学术研讨会。
同期，建立在卢沟桥畔的抗日战争纪念馆也陆续更换文物，增加国民党军队抗战的内容。由于台湾国民党和亲民党主席先后访问大陆，大陆在纪念抗战时，更为客观而务实的观点不断显现。不过在当年抗日主战场，国民党军队血战的遗迹几乎荡然无存。

抗战研究的一个误区  

2005年07月26日 10:38【文章字体：大 中 小】

文/特约撰稿员 荣维木
抗日胜利之际，在重庆召开的庆祝会上有人出了这样一个灯谜：谜面叫作“抗战胜利”，谜底是打中国史书上的一个著名人物。结果出现了四种答案：一曰屈原（屈服于原子弹，编辑注）；二曰苏武；三曰蒋干；四曰共工。什么意思？不言而喻。
美国向日本扔了两颗原子弹，苏联也出兵中国东北横扫了60万关东军，这是事实，也是加速日本决定投降的因素。但是要说打败日本是靠了美国和苏联，就不那么妥当了。不能否认美国和苏联给予中国抗日战争的援助，对于一个穷而弱的中国，这些援助在战争的不同阶段，有时简直是雪中送炭；并且，也有不少美国人和苏联人，为中国的抗战献出了生命。对于这些，中国人一直心存感激。但是仔细算算，在整个二次大战中，美国对盟国的援助多达460亿美元，其中给中国的还不到七十分之一，只有六亿多。苏联援助了中国两亿多美元，中国却以战略物资原料作了回报。这且不说，中国的抗战，牵制了日本，延迟了它的南进，阻止了它的北进，这无论对于美国，还是对于苏联，不也是巨大的援助吗？
没有中国人自己的坚持抗日，用不了八年，中国早就成了日本的殖民地，美国原子弹扔得再多，苏联出兵再多，对中国也没有实质意义了。由此看来，中国抗战胜利，起着决定作用的既非“屈原”，也非“苏武”。于是，留下来的谜底，惟有“蒋干”和“共工”了。
抗日战争的胜利，到底是靠着国民党的努力，还是靠着共产党的努力才取得的？尽管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科学的命题，但是，由于这个疑问不仅在战争刚刚结束时就已经被提出，而且至今仍使无数的中国人感到困惑，那么，解开这个命题却也不无必要。
日本对中国的每一步侵略，都是利用中国分裂现状的结果
要解开这个命题，不能省略对国共两党关系的分析。稍有中国近代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先是朋友，后是仇人，再是朋友，又是仇人，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关系的基本历史线索。而抗日战争，正是国共两党“再是朋友”的阶段。两党是怎样化敌为友的？西安事变是个契机，而西安事变的发生，却是以日本已经对中国发生的侵略为前提。当时的中国政局，有两个相互矛盾着的现象，一是内部分裂严重地存在，一是统一的趋势已露端倪。西安事变，正是把中国的分裂转换为统一的枢纽。
先说分裂。九一八事变之初，国民党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共产党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和“推翻帝国主义走狗政府”的口号。显而易见，两党政策主旨仍然放在了内战方面。除了两党战争之外，南京与两广的对立以及其他地方势力间的对立，也是每每所见。直到1936年两广事变平息，蒋介石得以全副精力运作剿共，致使共产党被压迫在西北一隅。日本正是利用中国内部的这种分裂，不仅轻易霸占了东北，还发起一二八事变进攻上海，并越过长城染指华北。应该说，日本对中国的每一步侵略，都是利用中国分裂现状的结果。
再说统一。一般来说，一个民族在它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特别容易产生凝聚力，这似乎是一种民族自我保护功能的自然反应。九一八事变及其以后几年日本连续不断地对中国的侵略，实际上已经使中华民族处在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因此，无论是国民党的“安内攘外”，还是共产党的“武装保卫苏联”，在当时情况之下，根本不可能产生任何号召力。以对抗外敌入侵为中心，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不是任何一个党派可以阻止的，这从当时的社会舆情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对此，国共两党不能无所触动。　
其实，在九一八事变以后，国共两党已经察觉到中日之间终将发生大战。因此，国民党在国联调处失败后，渐渐开始了抗日的准备，如修筑国防工事，进行军队整编，调整金融，着手国防资源调查等，并且在1936年度的国防计划中，突出了“攘外”的内容。而共产党方面，除东北抗联已经开始了抗日战斗外，江西红军也派出了北上抗日先遣队；红军主力到达陕北后也进行了以抗日为旗帜的东征。尽管当时的北上和东征，首先是为着寻求红军的生路，但仍具有抗日宣传的政治意义。
而当时特别值得注意的事情，是国民党百万大军把红军压迫至西北一隅的时候，国共两党却通过不同渠道开始了秘密的谈判。对蒋介石来说，无论是以军事的手段，还是以政治的手段，只要能够使共产党降服，“安内”的目的就算达到了。对共产党来说，也无论是军事还是政治的应对，当然要以生存为首要。但由于外部条件所决定，这时的两党谈判不能离开抗日这个全国人民都在关注着的主题。在同样的主题之下，被蒋介石派往围剿红军前线的张学良也开始了与共产党的秘密接触。西安事变就是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之下发生的，由此，国共两党再成朋友，开始了以抗日为共同目标的第二次合作。
抗战胜利不能单纯归结为“蒋干”或“共工”的结果
了解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基本背景，再回到原来的命题。
先说谁是抗日的主力。全面抗日战争开始后，国共两党并不处于同等的地位。当时国民党已经完成182个陆军师的整编，空军拥有600余架飞机，海军舰艇百余艘共6万吨，而红军改编时仅有4万余人，国共两党军事实力悬殊。也正是由于这种实力的差别，在共产党参加的国防会议上，两党进行了抗日作战的分工，即由国民党军队担负正面抗击日军侵略的任务，而由共产党的军队担负侧面牵制日军的任务。战争的初期，两党军队正是按照这样的分工很好地进行了作战配合。从这点来看，国民党理所当然应该成为中国抗日的主力。
但是，抗日战争还有一个重要的规律，这就是中日双方矛盾的各自特点以及由此决定战争律。敌强我弱决定了日本可以比较快地占领中国大片国土；而敌小我大、敌寡我众又决定了它不可能很快占领全部中国。于是，在日军推进线之后，形成了广大空间，这就使中国抗日军队在这里有了用武之地。而按照两党约定的战略分工，共产党的军队成为了开辟敌后战场和在这里消灭牵制敌人的主力。两个战场由此形成。
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到底哪一个战场的作用更大一些呢？这似乎是回答本文命题的关键。先来看一组统计数字：
据国共两党战后公布，国共两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的作战情况如下：国民党正面战场，在8年期间共举行过22次重大战役，军队伤亡321万（其中阵亡131万），歼灭日军100余万；共产党敌后战场，大小作战12万余次，军队伤亡是60万，歼灭日军52.7万，此外还歼灭118万伪军。
从上述数字来看，正面战场的牺牲和战果明显地高于敌后战场。但是，还有另外一种统计，即按兵力多少来算，敌后战场平均每个兵员歼敌数字和平均伤亡率又高于正面战场。
仅以上述统计为依据，就可以得出两种不同的答案。但是我却认为，无论是哪种答案，源于这样的依据都是不能使人信服的。在我看来，尽管如前述战争规律决定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划分成了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但抗日战争面对的不是任何一个党派的敌人，而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因而这个战争是中华民族争取生存权利的整体战争。而从军事方面来看，两个战场也是缺一不可。没有战争初期正面战场的顽强抵抗，就没有敌后战场的开辟；反过来，没有敌后战场对敌人的牵制和消耗，正面战场也难以长期坚持。因此我认为，上述统计数字，虽是寻求答案的客观依据，却不是问题的关键。既然两个战场缺一不可，那么“抗战胜利”，就不能单纯地归结为是“蒋干”的结果，同样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是“共工”的结果。
两岸严重对立导致两岸关于抗日战争史描述的根本分歧
排除了二择其一的思考方式，实际上就是否认了最初的命题。而这个命题之长期存在，表明抗日战争研究一直存在着一个误区。而中国台海两岸的分裂，则是这种误区产生的根本原因。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两党又从朋友变成了仇人，国共内战的发生，最终导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国民党败走台湾。从此，两岸处在严重的对立状态。而这种对立，导致了两岸关于抗日战争史描述的根本分歧。
在大陆，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到70年代末止，抗日战争史一直是作为中共党史的一个阶段史加以描述的，因此难免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这主要表现在，仅强调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而忽略甚至否认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关于正面战场的描述，经常使用的字眼是“一溃千里”、“不战而逃”，而对于国民党的评价，强调的也是“消极”、“妥协”、“分裂”、“反共”等等。即使有时提到正面战场，一般地也只是介绍和表扬国民党官兵个人，而对指挥者经常的评语则是“片面抗战”。这样的描述，不符合历史实际，容易产生误导，似乎国民党在战争中没有起到一点积极作用。
而在国民党治下的台湾，情况恰好相反。一般的史书并无对敌后战场的描述，甚至根本不承认中国抗日还有一个敌后战场。即使提到共产党的抗日，也以所谓“三分应付”、“七分发展”来做评语。而国民党总结的历史教训，则是最使蒋介石等人感到切肤之痛的“共产党坐大”论。其实这也难怪，国民党最终没有完成以剿共为目标的“安内”。第二次国共合作之初中共不过只有几万人的军队，而到了抗日战争胜利之际，却发展到了百万人以上，并且占据了大片地盘，最终国民党败在共产党手下。抗日战争胜利后没有几年，共产党就取代国民党而执掌国家。
但是，这里面也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首先，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从来就没有隐瞒过要发展自己的意图，而国民党从来也没有隐瞒过对共产党的限制，以至于在抗日战争时期，两党屡有冲突，甚至兵戎相向。但是，两党的矛盾最终没有妨碍以整个民族利益为前提的抗日合作。其次，共产党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寻到了命运的转机，但所谓“坐大”，“大”是大了，却不是“坐”的结果，而是抗日的结果。另外，共产党在敌后的“大”，对战争的全局不仅无害，而且十分有利。这种“大”起到了减轻正面战场压力的战略作用，因此应该加以肯定而不是否定。
由意识形态的对立而造成的上述分歧，对抗日战争研究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由于两岸的相互贬低，人们不禁怀疑：抗战胜利既非“蒋干”，也非“共工”，那么就只有“屈原”和“苏武”了。正是由于这样的怀疑，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至今并没有真正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因此在历年的庆典中，欧洲总是受人瞩目，而中国却被看轻。这实在是国人的悲哀。
而值得庆幸的是，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海峡两岸在抗日战争研究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开始思考怎样走出误区。当然，这种变化也有它的政治背景。从大陆方面讲，对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展望是推动人们走出误区的外在动力，同时，学术氛围的宽松与研究视角的拓展，又为人们客观描述历史创造了条件。同样，台湾方面，因国民党的抗战历史以及在这一历史阶段中与中共毕竟有过的合作，也使得它对中共的态度有所呼应。在今天两党彼此希望成为对方朋友的背景下，从历史上寻找两党的契合点，八年抗战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
（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研究》主编）

难以出版的抗战歌曲集  

2005年07月26日 10:41【文章字体：大 中 小】

文/记者 欧阳斌
抗战胜利60年之际，各类纪念活动数不胜数，年过六旬的阚培桐没有想到自己编写的抗战歌曲集竟然难以出版，原因是有些歌曲不合时宜，除非删除。
倔强的他没有听从朋友们的劝告，拒绝进行删除，坚持要向年轻一代展示完整的抗战歌曲面貌。他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历史。为此，他还在奔走，尽管自己也知道希望渺茫。
历尽3年的辛劳，阚培桐整理出3600首抗战歌曲。今年6月，他接受《凤凰周刊》专访时信心十足地说，这将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歌曲集，如果印行，至少会有8卷。
阚培桐的父亲是原国民革命军第31军131师师长阚维雍。在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时，阚师长率领1万余人驻守桂林，面对近10万日军进攻，苦守10天，在桂林城破前一日，阚师长自尽殉国。这场保卫战是抗战历史上最艰苦的战役之一。
阚培桐说，自己从小就唱抗战歌曲，但是现在这些歌曲越传越少，人们时常提起的总是那几首，显得单调。他觉得抗战文化遗产也急需抢救，希望能以此纪念那段历史。
抗战歌曲也是文物
凤凰周刊：您是怎么想起要收集整理抗战歌曲的呢？
阚培桐：2002年我在北大荒一起生活过8年的朋友们邀请我到北京来团聚。我当时住在广西柳州，来北京住了4天，最后一晚上我们聊起抗战歌曲的事情。我说现在出版的抗战歌曲集没有超过1000首的，我觉得如果由我自己来编，绝对能够超过这个数字。我从小喜欢唱歌，上初中的时候我就把自己小时候唱过的那些歌曲整理出来。到了文革，这个歌本被没收了，我又重新整理了一个，所以我很有信心。
当年的抗战歌曲很多，但是现在大家反复唱的就那么几首，非常单调。秦砖汉瓦是文物，抗战歌曲也是啊，文化遗产更需要及时的保护。
凤凰周刊：您收集这些歌曲主要通过哪些途径？
阚培桐：回到柳州之后我就开始这项工作。首先是收集所有已经出版的抗战歌曲，然后把我自己的积累补进去，后来就是到柳州市的档案馆查资料，拜访柳州的一些老人。这些整理完后，我就转到桂林，因为桂林一度是抗战的大后方，也是文化中心。
柳州和桂林的工作做完，我就已经收集到了2000多首歌曲了，这个成绩已经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我把目标转移到国家图书馆，后来又收集了很多重庆和上海图书馆的资料，因为重庆和上海在抗战时期也是非常重要的城市。
在我做了一段时间之后，社会上知道的 人就比较多了，有了很多其他获得资料的渠道。
当年抗战的时候，宋庆龄和李宗仁的妻子郭德洁成立了很多保育院，收容了很多抗战人士的子女和难童。后来这些保育生把他们当年传唱的抗战歌曲整理出两大本，送给了我一份。台湾一位名叫熊德昕的教授从1980年代开始也在收集抗战歌曲，不过主要是台湾和海外的，有1800首，出了一本书，这个资料我也得到了。还有很多人知道我在做这项工作后，给我打电话或者通过邮寄的方式，给我提供了很多资料。
能省就省
凤凰周刊：您为自己的工作花费了多少钱？
阚培桐：除了朋友帮忙垫付的，我自己并没有花太多的钱，能省就省。比如一首歌印在两页上，如果另一页上的内容不是很多，我就把它抄下来，省得再复印了。
这年头什么都要靠关系。我当过20多年的广西政协委员，认得很多人。到了桂林的时候，我就找到了当时广西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他非常热情，把自己的房子腾出一间来给我住，还帮我介绍了文史委的主任，给我很大帮助。
在国家图书馆收集资料的时候，按图书馆的规定，解放前的资料复印一页9块钱，而且要印就必须整本复印。当时把我给难住了，这样根本印不起。好在有一个老朋友就在这个图书馆工作，帮了很多忙，还帮我找来大量上海和重庆图书馆的资料，整整3大箱子，几百册资料，整理出来1000多首歌。这个朋友帮我垫付了几万块钱，如果没有他帮忙，这些资料估计复印费用要超过百万。
凤凰周刊：您在整理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阚培桐：当时一首歌曲可能会有不同的名称，我要进行校对，考证哪一个的歌词是准确的，哪一个作者是最有可能的，并且要防止重复。这个工作量非常的大。我收集到的几千首歌我全都看过，有的对比过很多遍。为了防止歌曲的重复，我把每首歌的第一个乐句写下来，进行核对。还有很多资料印刷的质量非常差，错误百出，我就要自己手抄，我手抄的歌曲有1000多首。3年的时间里，我经常干通宵，困了就睡，醒了继续干。整个下来瘦了10斤。
时间非常紧张，因为我要在今年出版，今年是60周年，非常有意义。到下一个整年70周年的时候，很多亲身参加过抗战的人就更少了，所以我和朋友们一定会在今年出版的。
我希望能够还原当年的历史
凤凰周刊：您的书为什么难以出版呢？
阚培桐：这和我收录的歌曲的政治结构有关。按照歌词的内容，我把它分成左中右三类。大量的内容都是中性的。还有一类歌词是歌颂中国共产党、歌颂毛泽东、谴责蒋介石和国民党的。这些歌曲一共有1000多首。
另一类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歌词中带有“中华民国”、“三民主义”、“青天白日”等词语，现在大陆比较忌讳，这类歌曲大概有80多首；另一种是比较极端的，比如赞扬蒋介石以及国军将领的，这样的歌曲有20多首，其中有3首是在国共合作其间由延安的音乐家创作的，在一首歌里既赞扬国民党，也赞扬共产党。但是，完全是谴责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歌曲我一首都没有找到。
本来我以为这个比例应该会让大陆比较高兴，而让台湾的一些人不高兴。因为从比例上来说，赞扬共产党的高于赞扬国民党的，而且没有收集到谴责共产党的歌曲。但是没有想到正是这100多首赞扬国民党的歌曲出了问题。出版社要求我把这些歌曲删除，态度非常坚决。我和朋友们谈了20多家出版社，都是因为这个问题不给我们出书。
凤凰周刊：这些歌曲一共只有100多首，只占您全部歌曲的三十六分之一，您有没有想过退让一步呢？
阚培桐：很多朋友这样劝过我，说“退一步海阔天空”。但是我希望能够还原当年的历史，保存历史的真实性。我没有添加任何评论，也没有理由拿掉这些歌曲以保持政治上的纯洁性。现在我们自己借了60万元在做校对和排版的工作。我们要在今年出版，不可能把工作停下来，只能先尽可能地做一些工作。最后实在不行了，也可能拿到香港去出版。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能在大陆出版，给大陆民众一个真实的历史。我们不是为了名利。
凤凰周刊：在您的收集整理过程中，官方是什么样的态度？
阚培桐：没有明确的支持，当然也没有禁止。不过一些统战部门给了我相当大的支持，对我的收集工作有非常大的帮助。今年国家机关工委要组织两场大型的抗战演唱会，很多歌曲都是反复唱的那几首，于是民革中央找到我，挑选了一些歌曲作为曲目报了上去。
凤凰周刊：您觉得您做这件事情的意义何在？
阚培桐：我希望大家不要对历史有偏见，不要用政治的眼光衡量、评价历史，要客观真实地对待历史。我认为，客观真实的历史也是两岸统一的基础。

哈哈!真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