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因何能脱罪遣返

何应钦（左一立者）南京受降。
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仪式
        1945年8月15日正午十二时，日本裕仁天皇向全体国民广播了“停战诏书”。日寇战败，投降了。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率领部属在南京成了中国的俘虏。9月9日，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中山门附近南京原中央军校大礼堂举行。这时，这里已成了“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签字日礼堂正门上飘扬着中、美、英、苏等国国旗，出席仪式的中外军官、代表、记者等出席的有四百多人。
        8：52分，戴眼镜的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坐在受降席中间位置，陪同的有海军总司令陈绍宽上将、陆军副总司令顾祝同上将、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萧毅肃中将、空军代表张廷盂上校等。戴着眼镜的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及其下属：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中将、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少将、舰队司令长官福田良三中将等都身穿军便服、神情懊丧地排成一横列向何应钦鞠躬敬礼。何应钦叫他们坐下，又说：“记者们！你们可以拍照，九点钟受降仪式正式开始。”于是，中外记者都开始抢着摄影。
        九点钟到，何应钦宣布受降仪式正式开始，小林浅三郎起身上前将大本营授予冈村宁次代表签降的全权证书双手呈交给何应钦。他垂着头，双手有些发抖。何应钦审定证书后，将中文本的日军降书，交给萧毅肃中将，萧毅肃送至冈村宁次面前，冈村起身双手接下，翻阅降书后提起桌上的中国毛笔，在两份降书上签字，还从口袋中取出一个圆形水晶图章在降书上盖了章。
        小林浅三郎遂将盖印后的降书取了双手呈交给何应钦，何应钦盖章后将其中一份，由萧毅肃交付冈村，冈村起立恭敬地接受。他一直表现得沮丧低沉。其他日寇将领也都表现得类似冈村。何应钦再将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中正关于日军投降的第一号命令交付冈村，冈村立正接受后，何应钦宣布：“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仪式结束。日本投降代表退席！”冈村率领下属向何应钦深深鞠了一躬，然后低头颓然退出了会场，世人都看到了侵略者的下场。

1945年9月9日，冈村宁次在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后步出会场。
直到1948年8月冈村宁次才首次被公审
        但是国际关系是复杂的，“二战”后，美国是怀着叵测的居心包庇部分日本战犯和一大批右翼分子的。“二战”后，蒋介石也包庇了冈村这样的大战犯。利用冈村反共的经验，为他打内战出力，提供军事上的经验。冈村曾长期被安排在南京一幢舒适的洋房里，保着密，受到保护，也不让记者采访，对外宣称他“有病”。
        因此，美国一手操纵、主持的东京审判，本来法庭提出要将冈村解赴东京取证，也因国民党当局的偏袒保护而未让冈村去东京。冈村是日本侵华后期的“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是大将，受着优待，直到1948年（日本投降后三年了）8月23日上午才第一次在上海被公审。
        我记得很清楚，拿到了记者采访证后，知道是在上海虹口塘沽路市参议会大礼堂首次公审日寇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这消息提前一天在《新闻报》、《申报》、《时事新报》、《中央日报》等各报登出后，引起了各界注意。所以申请参加采访和旁听的人很多。
        那天，下着大雨，天气闷热潮湿，市参议会大礼堂前，一早就聚了许多人，停着一些轿车、三轮车。大礼堂前，有森严的宪宾和警卫，记者都凭证挂着条子进去。


冈村宁次上海公审现场。
        冈村宁次，1931年就参与过“九一八”事变的谋划。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争时，任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1932年“热河事变”后，他作为关东军代表与国民党方面签订《塘沽协定》。1938年，他任日寇第十一军司令官，参与指挥进攻武汉。1941年他晋升大将，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1944年任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参与主持攻占广西桂林、柳州的作战，是年11月，升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
        冈村宁次的罪恶从他的经历就可以看出，但由于蒋介石对他倚重，认为他在维持治安、协助接收等受降工作上“有功”，帮助蒋介石进行内战也“有功”。拖到1948年公审，是因为早已引起民愤，受到舆论和报纸不断谴责才不得不为之的。所以我大致计算了一下，旁听的记者和各界人士竟有一千多人。市参议会大礼堂外的广场上，装上了扩音喇叭，使庭审情况可以传到外边，无法入内旁听的市民可以在塘沽路上听到有线广播。
        坐得满满的大礼堂内，驻沪的各国外交官也坐了不少。9点30分，穿军装的上海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军法官们都出场了。少将审判长仍是在南京审乙级、丙级战犯的那个福建人石美瑜。他宣布带冈村宁次及从犯上场。
        冈村宁次是从高昌庙战犯监狱由宪兵押送到公审处的。不多久，冈村宁次就由翻译陪同出现了。他剃着光头，穿着整洁的草绿色的军便服翻着雪白的衬衫领子，脸色显得苍白，戴着玳瑁边眼镜。跟在冈村后面的是四名从犯。即第27师团长落合甚九郎、116师团长菱田元四郎、64师团长船引正之，89旅团长梨冈寿男，都像丧家之犬满脸晦气，站成一排。
对检察官起诉的犯罪事实，冈村都不承认
        冈村头发刚剃过，头皮露出铁青色，脸部平静毫无表情，肃立回答军法官的询问，报了姓名、年龄、籍贯、履历……之后，军法官让他在一张扶手椅上坐下。这么优待，据说由于他正患肺结核，一直在医治、疗养。摄影记者的照相闪光灯“啪”、“啪”闪个不停。检察官施泳起立，宣读起诉书，控诉冈村作为侵华日军总司令官参与发动侵略战争，纵容部下残害无辜中国平民，如纵容27师团长、116师团长、64师团长、89旅团长于1945年进犯江西等地时残杀平民、掠夺财物、无恶不作等等。日语翻译将起诉书译成日文，英语翻译又将起诉书译成英语，翻来译去，花了不少时间。
        我用笔记着要点，觉得起诉书里写列的罪行，很不全面，同冈村这样一个大将衔的总司令应负的罪责不相适应，冈村参与侵华的罪恶开始得很早，经历的时间很长，如今的起诉书颇有避重就轻的姿态，我身边的一位《申报》的记者轻声对我说：“这样的起诉对冈村并无实质性的触动，你觉得冈村会判什么罪？”我说：“论理，是死罪！但包庇到今天，在舆论压力下才不得不开始公审，当然是在耍把戏给老百姓看！”
        冈村的辩护律师出庭了！起初听说只有一个律师指定为冈村辩护，名叫钱龙生，但这时庭上宣布：辩护有三人，钱龙生外，有杨鹏，更指定上海出名的江一平大律师为冈村辩护。
        闪光灯又“啪”、“啪”地一闪一亮了！这个江一平是浙江杭县人，二十年代复旦大学毕业的文学士，东吴大学毕业的法学士。毕业后，在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堂执行律师业务。“五卅”运动时他的表现不错，曾为爱国学生做辩护律师，声名大振。1939年复旦大学授予他名誉教授职称，抗战爆发后，他去重庆连续出任第二、三、四届国民参政员，并任过北碚复旦大学的副校长，抗战胜利后回上海继续做律师，名气不小。
        早一天，上海一张报上刊登了一条花边新闻，说江一平的父亲反对儿子替大战犯冈村宁次做辩护律师，说，“你是要遭人唾骂的！”但江一平今天一上来就千方百计为冈村开脱罪责，最荒谬的是说冈村在华北方面军任司令官时，为供给农民棉布、打击奸商，“做了不少爱民的事”，引得旁听席上传出了愤怒的“嘘嘘”声。
        从犯菱田、落合、船引、梨冈出庭作证，回答质询。这四人都是在押日军战犯，垂手肃立，对军法官询问一一作答，但既为冈村涂脂抹粉，又为自己开脱。江一平对证人进行询问时，牵涉到需要冈村回答时，冈村便从扶手椅上起立回答。他老奸巨猾，对检察官起诉书和法官审讯时涉及他的犯罪事实，回答时他都不承认，但硬话软说，态度恭顺、声音细小、推诿“不知道”、或“这不是我的责任”、或“那时我不在”，再或“那时我还没有出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再或反复辩解自己不是杀人放火的直接指挥者，不负屠杀中国人民之责。诸如此类的回答，令我和旁听席上大多数人一样，听了愤怒，议论纷纷的声音从旁听座上和记者席上发出，在礼堂里“嗡嗡”地传开，军法官不止一次地敲击法锤：“肃静！大家肃静！”
        检察官施泳口才不行，在律师辩护后，结结巴巴宣读了有罪论证，但听不清楚，又软得无力。到十二点过一刻，这使人疲倦而又平淡、平和的审讯似可告一段落了，戴眼镜说福建官话的石美瑜宣布休庭说：“下午3时30分明治继续开庭！”
        中午休息时间好长，大雨已停，广场上听广播的人已经散去，商店的无线电里放的是周璇的歌曲：“……浮云散明月照人来……”乞丐和小瘪三沿街乞讨，一家百货店在敲敲打打大拍卖，有蒋经国领导的“经济戡乱大队”的人在街上游行叫口号：“枪毙奸商！”“不许奸商兴风作浪！”……这时物价飞涨，刚发行金圆券不久，人民生活艰难，我找了家小饭店吃了午饭，在街上找了家小书店看看书，挨到下午三点半之前又去参加旁听公审冈村。
        开庭后，主任检察官王家楣发言，列举冈村应负战争共犯之责，结尾却说：被告在投降时协助接收有功，希望“量罪课刑持以平衡”，江一平等三个律师又同检察官展开了辩论，主张“请宣判被告无罪”。那真是又臭又长的辩论，却仿佛十分讲法治，拼命在动用法律的权威。这使我当时不禁想：当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大地上杀人放火抢劫奸淫时法律到哪里去了？为什么对无视法律违反国际法的战犯，却突然要运用法律武器来这样强词夺理不公平地包庇他们？
        三个多钟点后，法庭宣布：由于证据不足，今天只审不判，审讯到此休庭。何时续审未定，被告及证人还押，原定在辩论终结的当天可宣判的，但改成只审不判了，于是，又听到一阵议论纷纷之声。包庇了这么久才演戏似的公审了这么一次，实在不光彩，但结果并不出人们的所料，人们都感到这种公审实际就是演戏！
冈村被判“无罪”，秘密遣返日本
        转眼到了1949年的1月了，1月26日，军事法庭对冈村宁次进行最后一次公审，并要宣判。我于1月25日去申请记者旁听证，但遭到了拒绝，说：“这次旁听范围大大缩小，我们明天只请《中央日报》、中央社等派记者参加，贵报不在其列！”我据理力争，因为不愿意看不到冈村被判罪！
        军事法庭的人员说：“不行！时间紧，要办证也来不及了！”
        1月26日上午10点，仍在塘沽路市参议会大礼堂公审，我提前到达，发现外边没有像上次公审那样安装扩音喇叭转播，冷冷清清，我想进去，有宪兵拦阻说：“在庭内旁听的一共才二十多人，你不能进去！”
        听说审判十分草率，最后，66岁的冈村被判“无罪”！当然，这是从南京最高方面来的旨意！冈村后来很快平平安安送回日本去了！那是1月30日上午10点，冈村宁次竟然与259名日本战犯一起在上海黄浦码头乘美国轮船约翰·W.维克斯号离开中国被遣送回日本了！而且，他的遣返是保密的！
        日本右翼势力后来这么大，同当年美国的包庇和蒋介石政权的包庇是分不开的！这就是我今天写下这段回忆的意义！
        2013年9月22日
        （注：后来冈村宁次的回忆录中曾写道，江一平的辩护“使我永铭肺腑”。1961年6月，冈村宁次应蒋介石之邀，由日本到台湾活动，回忆录上写道：“去台北曾去拜访江一平及石美瑜表示谢意。”江一平南京解放前夕去了台湾，后病逝于台北。）

http://www.thepaper.cn/baidu.jsp?contid=1330498


1946至1948年间，王火作为《时事新报》《新生报》和《现实》杂志的特派记者，常活动在上海、南京一带。


王火。
        【作者简介】
        王火生于1924年，原名王洪溥，江苏如东人。194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任过记者及助教。建国后，历任上海劳动出版社副总编、北京《中国工人》杂志主编助理、四川人民出版社副总编、四川文艺出版社总编等。著有长篇小说《战争和人》(三部曲)《血染春秋——节振国传奇》《外国八路》《霹雳三年》等，《战争和人》获第二届国家图书奖、第四届茅盾文学奖。



何应钦（左一立者）南京受降。
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仪式
        1945年8月15日正午十二时，日本裕仁天皇向全体国民广播了“停战诏书”。日寇战败，投降了。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率领部属在南京成了中国的俘虏。9月9日，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中山门附近南京原中央军校大礼堂举行。这时，这里已成了“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签字日礼堂正门上飘扬着中、美、英、苏等国国旗，出席仪式的中外军官、代表、记者等出席的有四百多人。
        8：52分，戴眼镜的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坐在受降席中间位置，陪同的有海军总司令陈绍宽上将、陆军副总司令顾祝同上将、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萧毅肃中将、空军代表张廷盂上校等。戴着眼镜的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及其下属：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中将、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少将、舰队司令长官福田良三中将等都身穿军便服、神情懊丧地排成一横列向何应钦鞠躬敬礼。何应钦叫他们坐下，又说：“记者们！你们可以拍照，九点钟受降仪式正式开始。”于是，中外记者都开始抢着摄影。
        九点钟到，何应钦宣布受降仪式正式开始，小林浅三郎起身上前将大本营授予冈村宁次代表签降的全权证书双手呈交给何应钦。他垂着头，双手有些发抖。何应钦审定证书后，将中文本的日军降书，交给萧毅肃中将，萧毅肃送至冈村宁次面前，冈村起身双手接下，翻阅降书后提起桌上的中国毛笔，在两份降书上签字，还从口袋中取出一个圆形水晶图章在降书上盖了章。
        小林浅三郎遂将盖印后的降书取了双手呈交给何应钦，何应钦盖章后将其中一份，由萧毅肃交付冈村，冈村起立恭敬地接受。他一直表现得沮丧低沉。其他日寇将领也都表现得类似冈村。何应钦再将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中正关于日军投降的第一号命令交付冈村，冈村立正接受后，何应钦宣布：“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仪式结束。日本投降代表退席！”冈村率领下属向何应钦深深鞠了一躬，然后低头颓然退出了会场，世人都看到了侵略者的下场。

1945年9月9日，冈村宁次在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后步出会场。
直到1948年8月冈村宁次才首次被公审
        但是国际关系是复杂的，“二战”后，美国是怀着叵测的居心包庇部分日本战犯和一大批右翼分子的。“二战”后，蒋介石也包庇了冈村这样的大战犯。利用冈村反共的经验，为他打内战出力，提供军事上的经验。冈村曾长期被安排在南京一幢舒适的洋房里，保着密，受到保护，也不让记者采访，对外宣称他“有病”。
        因此，美国一手操纵、主持的东京审判，本来法庭提出要将冈村解赴东京取证，也因国民党当局的偏袒保护而未让冈村去东京。冈村是日本侵华后期的“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是大将，受着优待，直到1948年（日本投降后三年了）8月23日上午才第一次在上海被公审。
        我记得很清楚，拿到了记者采访证后，知道是在上海虹口塘沽路市参议会大礼堂首次公审日寇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这消息提前一天在《新闻报》、《申报》、《时事新报》、《中央日报》等各报登出后，引起了各界注意。所以申请参加采访和旁听的人很多。
        那天，下着大雨，天气闷热潮湿，市参议会大礼堂前，一早就聚了许多人，停着一些轿车、三轮车。大礼堂前，有森严的宪宾和警卫，记者都凭证挂着条子进去。


冈村宁次上海公审现场。
        冈村宁次，1931年就参与过“九一八”事变的谋划。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争时，任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1932年“热河事变”后，他作为关东军代表与国民党方面签订《塘沽协定》。1938年，他任日寇第十一军司令官，参与指挥进攻武汉。1941年他晋升大将，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1944年任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参与主持攻占广西桂林、柳州的作战，是年11月，升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
        冈村宁次的罪恶从他的经历就可以看出，但由于蒋介石对他倚重，认为他在维持治安、协助接收等受降工作上“有功”，帮助蒋介石进行内战也“有功”。拖到1948年公审，是因为早已引起民愤，受到舆论和报纸不断谴责才不得不为之的。所以我大致计算了一下，旁听的记者和各界人士竟有一千多人。市参议会大礼堂外的广场上，装上了扩音喇叭，使庭审情况可以传到外边，无法入内旁听的市民可以在塘沽路上听到有线广播。
        坐得满满的大礼堂内，驻沪的各国外交官也坐了不少。9点30分，穿军装的上海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军法官们都出场了。少将审判长仍是在南京审乙级、丙级战犯的那个福建人石美瑜。他宣布带冈村宁次及从犯上场。
        冈村宁次是从高昌庙战犯监狱由宪兵押送到公审处的。不多久，冈村宁次就由翻译陪同出现了。他剃着光头，穿着整洁的草绿色的军便服翻着雪白的衬衫领子，脸色显得苍白，戴着玳瑁边眼镜。跟在冈村后面的是四名从犯。即第27师团长落合甚九郎、116师团长菱田元四郎、64师团长船引正之，89旅团长梨冈寿男，都像丧家之犬满脸晦气，站成一排。
对检察官起诉的犯罪事实，冈村都不承认
        冈村头发刚剃过，头皮露出铁青色，脸部平静毫无表情，肃立回答军法官的询问，报了姓名、年龄、籍贯、履历……之后，军法官让他在一张扶手椅上坐下。这么优待，据说由于他正患肺结核，一直在医治、疗养。摄影记者的照相闪光灯“啪”、“啪”闪个不停。检察官施泳起立，宣读起诉书，控诉冈村作为侵华日军总司令官参与发动侵略战争，纵容部下残害无辜中国平民，如纵容27师团长、116师团长、64师团长、89旅团长于1945年进犯江西等地时残杀平民、掠夺财物、无恶不作等等。日语翻译将起诉书译成日文，英语翻译又将起诉书译成英语，翻来译去，花了不少时间。
        我用笔记着要点，觉得起诉书里写列的罪行，很不全面，同冈村这样一个大将衔的总司令应负的罪责不相适应，冈村参与侵华的罪恶开始得很早，经历的时间很长，如今的起诉书颇有避重就轻的姿态，我身边的一位《申报》的记者轻声对我说：“这样的起诉对冈村并无实质性的触动，你觉得冈村会判什么罪？”我说：“论理，是死罪！但包庇到今天，在舆论压力下才不得不开始公审，当然是在耍把戏给老百姓看！”
        冈村的辩护律师出庭了！起初听说只有一个律师指定为冈村辩护，名叫钱龙生，但这时庭上宣布：辩护有三人，钱龙生外，有杨鹏，更指定上海出名的江一平大律师为冈村辩护。
        闪光灯又“啪”、“啪”地一闪一亮了！这个江一平是浙江杭县人，二十年代复旦大学毕业的文学士，东吴大学毕业的法学士。毕业后，在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堂执行律师业务。“五卅”运动时他的表现不错，曾为爱国学生做辩护律师，声名大振。1939年复旦大学授予他名誉教授职称，抗战爆发后，他去重庆连续出任第二、三、四届国民参政员，并任过北碚复旦大学的副校长，抗战胜利后回上海继续做律师，名气不小。
        早一天，上海一张报上刊登了一条花边新闻，说江一平的父亲反对儿子替大战犯冈村宁次做辩护律师，说，“你是要遭人唾骂的！”但江一平今天一上来就千方百计为冈村开脱罪责，最荒谬的是说冈村在华北方面军任司令官时，为供给农民棉布、打击奸商，“做了不少爱民的事”，引得旁听席上传出了愤怒的“嘘嘘”声。
        从犯菱田、落合、船引、梨冈出庭作证，回答质询。这四人都是在押日军战犯，垂手肃立，对军法官询问一一作答，但既为冈村涂脂抹粉，又为自己开脱。江一平对证人进行询问时，牵涉到需要冈村回答时，冈村便从扶手椅上起立回答。他老奸巨猾，对检察官起诉书和法官审讯时涉及他的犯罪事实，回答时他都不承认，但硬话软说，态度恭顺、声音细小、推诿“不知道”、或“这不是我的责任”、或“那时我不在”，再或“那时我还没有出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再或反复辩解自己不是杀人放火的直接指挥者，不负屠杀中国人民之责。诸如此类的回答，令我和旁听席上大多数人一样，听了愤怒，议论纷纷的声音从旁听座上和记者席上发出，在礼堂里“嗡嗡”地传开，军法官不止一次地敲击法锤：“肃静！大家肃静！”
        检察官施泳口才不行，在律师辩护后，结结巴巴宣读了有罪论证，但听不清楚，又软得无力。到十二点过一刻，这使人疲倦而又平淡、平和的审讯似可告一段落了，戴眼镜说福建官话的石美瑜宣布休庭说：“下午3时30分明治继续开庭！”
        中午休息时间好长，大雨已停，广场上听广播的人已经散去，商店的无线电里放的是周璇的歌曲：“……浮云散明月照人来……”乞丐和小瘪三沿街乞讨，一家百货店在敲敲打打大拍卖，有蒋经国领导的“经济戡乱大队”的人在街上游行叫口号：“枪毙奸商！”“不许奸商兴风作浪！”……这时物价飞涨，刚发行金圆券不久，人民生活艰难，我找了家小饭店吃了午饭，在街上找了家小书店看看书，挨到下午三点半之前又去参加旁听公审冈村。
        开庭后，主任检察官王家楣发言，列举冈村应负战争共犯之责，结尾却说：被告在投降时协助接收有功，希望“量罪课刑持以平衡”，江一平等三个律师又同检察官展开了辩论，主张“请宣判被告无罪”。那真是又臭又长的辩论，却仿佛十分讲法治，拼命在动用法律的权威。这使我当时不禁想：当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大地上杀人放火抢劫奸淫时法律到哪里去了？为什么对无视法律违反国际法的战犯，却突然要运用法律武器来这样强词夺理不公平地包庇他们？
        三个多钟点后，法庭宣布：由于证据不足，今天只审不判，审讯到此休庭。何时续审未定，被告及证人还押，原定在辩论终结的当天可宣判的，但改成只审不判了，于是，又听到一阵议论纷纷之声。包庇了这么久才演戏似的公审了这么一次，实在不光彩，但结果并不出人们的所料，人们都感到这种公审实际就是演戏！
冈村被判“无罪”，秘密遣返日本
        转眼到了1949年的1月了，1月26日，军事法庭对冈村宁次进行最后一次公审，并要宣判。我于1月25日去申请记者旁听证，但遭到了拒绝，说：“这次旁听范围大大缩小，我们明天只请《中央日报》、中央社等派记者参加，贵报不在其列！”我据理力争，因为不愿意看不到冈村被判罪！
        军事法庭的人员说：“不行！时间紧，要办证也来不及了！”
        1月26日上午10点，仍在塘沽路市参议会大礼堂公审，我提前到达，发现外边没有像上次公审那样安装扩音喇叭转播，冷冷清清，我想进去，有宪兵拦阻说：“在庭内旁听的一共才二十多人，你不能进去！”
        听说审判十分草率，最后，66岁的冈村被判“无罪”！当然，这是从南京最高方面来的旨意！冈村后来很快平平安安送回日本去了！那是1月30日上午10点，冈村宁次竟然与259名日本战犯一起在上海黄浦码头乘美国轮船约翰·W.维克斯号离开中国被遣送回日本了！而且，他的遣返是保密的！
        日本右翼势力后来这么大，同当年美国的包庇和蒋介石政权的包庇是分不开的！这就是我今天写下这段回忆的意义！
        2013年9月22日
        （注：后来冈村宁次的回忆录中曾写道，江一平的辩护“使我永铭肺腑”。1961年6月，冈村宁次应蒋介石之邀，由日本到台湾活动，回忆录上写道：“去台北曾去拜访江一平及石美瑜表示谢意。”江一平南京解放前夕去了台湾，后病逝于台北。）

http://www.thepaper.cn/baidu.jsp?contid=1330498


1946至1948年间，王火作为《时事新报》《新生报》和《现实》杂志的特派记者，常活动在上海、南京一带。


王火。
        【作者简介】
        王火生于1924年，原名王洪溥，江苏如东人。194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任过记者及助教。建国后，历任上海劳动出版社副总编、北京《中国工人》杂志主编助理、四川人民出版社副总编、四川文艺出版社总编等。著有长篇小说《战争和人》(三部曲)《血染春秋——节振国传奇》《外国八路》《霹雳三年》等，《战争和人》获第二届国家图书奖、第四届茅盾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