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关于嗡嗡嗡武斗问题的澄清：没那么严重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4 18:34:25
文革武斗之所以爆发，是因为造反夺权爆发了冲突。中央认为政权被资产阶级官僚分子控制，号召工农起来夺权
67年1月，上海第一次开始夺权，张春桥夺权成功，工人夺取了政权。然后其他各地也开始夺权。于是群众就成了造反派起来，而官僚分子害怕就鼓动了自己的势力搞了另一个革命组织来支持自己，这就算保皇派。两派为夺权爆发了辩论冲突，这就是冲突的来源。
但是注意，顶多就是言语不和，打打架而已，没有那么严重。后来是因为7月20日，毛主席把武汉的保皇派百万雄师定位反革命祖宗，导致保皇派几十万人冲击毛主席的驻地，毛主席坐飞机逃走。而冲击过程武汉军区也介入其中，中央认为地方军队有支持保皇派的企图，才主张文攻武卫，给左派发枪。这才导致了武装冲突。
注意，这是1967年7月20日之后的事情，其后的一个月重庆爆发大规模巷战，两派打得不亦乐夫。后来驻军介入了也就平息了，没有说的那么严重的。
那些所谓在武斗中被批斗死的人一般都是因为参加了一派组织，在冲突中死亡，跟打群架死的差不多。这些跟被斗了自己自杀的人完全不是一个性质。重庆的罗广斌，写红岩那位就是因为参加武斗的一派被俘虏了，结果被虐待不行自杀了。
文革武斗之所以爆发，是因为造反夺权爆发了冲突。中央认为政权被资产阶级官僚分子控制，号召工农起来夺权
67年1月，上海第一次开始夺权，张春桥夺权成功，工人夺取了政权。然后其他各地也开始夺权。于是群众就成了造反派起来，而官僚分子害怕就鼓动了自己的势力搞了另一个革命组织来支持自己，这就算保皇派。两派为夺权爆发了辩论冲突，这就是冲突的来源。
但是注意，顶多就是言语不和，打打架而已，没有那么严重。后来是因为7月20日，毛主席把武汉的保皇派百万雄师定位反革命祖宗，导致保皇派几十万人冲击毛主席的驻地，毛主席坐飞机逃走。而冲击过程武汉军区也介入其中，中央认为地方军队有支持保皇派的企图，才主张文攻武卫，给左派发枪。这才导致了武装冲突。
注意，这是1967年7月20日之后的事情，其后的一个月重庆爆发大规模巷战，两派打得不亦乐夫。后来驻军介入了也就平息了，没有说的那么严重的。
那些所谓在武斗中被批斗死的人一般都是因为参加了一派组织，在冲突中死亡，跟打群架死的差不多。这些跟被斗了自己自杀的人完全不是一个性质。重庆的罗广斌，写红岩那位就是因为参加武斗的一派被俘虏了，结果被虐待不行自杀了。
比起一战二战来确实不严重。
“文革”结束后成立的“中共中央文化大革命武斗事件调查组”，于1978年6月-1979年8月，经向当事人了解情况、经整理相关材料、复核有关资料后统计出：从1966年至1975年间，向当地革命委员会、政法部门、军管会（组）报案、备案，伤亡10人或以上的武斗事件有57227件，其中伤亡100人或以上的武斗事件有9790件，地方驻军奉命介入的事件有2355件；申报、报案亲属失踪的有227300多人。
以下是其中伤亡最严重、最惨烈的十大武斗事件：
一、 1967年青海西宁“二二六”事件
1967年2月26日，青海西宁武斗扩大到省委、省政府、军民用机场。省公安厅、西宁市公安局被占据，3所大学、12所中专、职校、35间军工企业职工参与造反，从2月26日到3月5日持续武斗，曾出动"T55"型坦克等重型武器，造成2177人伤亡，死亡822人。
二、 1967年7-8月黑龙江伊春武斗事件
1967年7-8月，黑龙江省伊春市林业局筹备革命委员会，因派性激发，对立的两大派都以“革命造反派”“毛泽东思想捍卫者”自居，经过15天协商，双方均拒不接受在席位上的妥协，又因争夺财权，矛盾激化，发生冲突，开始抢掠市财政、银行。地方驻军参与支左，导致武装对峙。8月2日-8月25日，武斗升级。37座政府建筑物被毁，两座军营遭炮弹攻击，230多名官兵伤亡。在武装冲突中，有3750多人伤亡，有记录的死亡名单为1944人，多数是林场职工和家属。
三、 1967年8月－11月湖南怀化武斗事件
1967年8月－11月，湖南省怀化市职工红卫兵造反派占领、接管了怀化劳改农场、劳改工厂。军队奉命进驻，遭到武力阻止。劳改农场、劳改工厂的囚犯们被武装起来编成敢死队，向军队发动进攻。军队奉命镇压反革命武装叛乱，造成37700多人伤亡，其中死亡13300多人，军队伤亡430人。
四、 1967年6月－68年3月四川宜宾大武斗
1967年6月－68年3月，四川宜宾地区两派群众组织，就“刘结挺、张西廷，是毛泽东司令部战士还是刘邓司令部黑干将”发生激烈斗争。中央文革1968年1月表态：刘、张是毛主席司令部战士，长期受到刘邓在四川的代理人李井泉、廖志高之流的迫害。当地驻军随即跟着表态，对另一派群众组织实施无产阶级专政，展开了激烈的武斗。参与动用武器武斗的有17万多人，有两个团兵力介入，造成43800多人伤亡，死亡21100多人。军队在宜宾地区实施戒严长达15个月。
五、 1967年10月－69年5月内蒙古内人党事件
1967年10月20日－69年5月底，内蒙古发生"内人党"特大惨案。中共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农牧民、知识青年（主要来自北京、河北、山东的66届、67届、68届大专毕业生），有56200多人被杀害，多达377000多人被关押，受冤案打击迫害的人达355万多人，占当时内蒙古自治区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六、 1968年5月－9月安徽蚌埠、淮南武斗
1968年5月－9月，安徽省蚌埠、淮南，85间企业单位的职工发动第二次造反，要揪出“李葆华在安徽的代理人”，包围了两地的革命委员会，占据了铁路、公路交通长达12天。中央文革派调查组，毛泽东派往东兴带队下去了解情况。中央文革把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性质，说“搞反攻倒算要追查黑后台”，从合肥等地调动5万武装民兵，配合驻军限时缴械自首。期限到后，展开进攻和逮捕。在长达35天围剿、追捕中，有7300多人伤亡，其中死亡3433人，军队、民兵伤亡525人，827间建筑被损毁。
七、 1968年12月－69年2月陕西宝鸡武斗
1968年12月－69年2月，陕西省宝鸡地区八间兵工厂展开“清理阶级队伍”政治运动，7万名职工有45400多人（一多半）被列为阶级异己分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其中有297人被当地军管会宣判死刑立即执行。第二天，全地区发生大动乱，驻军报称发生反革命暴乱，展开追击，于是追击和反追击战斗开始，出动了坦克、装甲车、四筒平射炮、喷火器等投入战斗，死伤48300多人，其中死亡13300多人，死者中包括军管组组长、政委、宝鸡市革命委员会军代表。宝鸡驻军营房两栋被炮火击毁。
八、 1968年4月－7月广西南宁“四二二”惨案
1968年4月－7月，广西南宁地区两派群众组织130多万人参与武斗和自卫反击，军区5间武器库的枪支弹药被抢掠一空，包括支援越南抗美战争的武器在铁路线上就被抢掠。4个月时间，发生规模性武斗22起，有175000多人伤亡，其中死亡人数101000多人，报失踪33115人。周总理派去的调查组中，也有3人被枪杀。据说，广西南宁武斗是文革中死伤中严重的。
九、 1975年5月新疆生产兵团“兵变”大镇压
1975年5月，新疆生产兵团石河子、奎屯梁地区的生产建设兵团发生所谓“集体兵变”、造反，投向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事件，于是出动军队、建设兵团进行整顿、整肃，引发武装对抗，展开激战，石河子地区有7330多人伤亡，其中2170人死亡。两地报失踪8137人。武装镇压中，出动了武装直升飞机。
十、1975年云南回民事件
1975年4月，云南省施甸“XXX共和国”事件，造成3700多人伤亡，其中回族村民有1220人死亡。施甸地区政府建筑物被炸毁。这是一宗人为造成的政治性冤案，当年中央拨下2000多万抚恤金才平息了这个事件。
附：文革期间被文革中部分名人自杀及受迫害致死的名单
以下是其中伤亡最严重、最惨烈的十大武斗事件：
一、 1967年青海西宁“二二六”事件
1967年2月26日，青海西宁武斗扩大到省委、省政府、军民用机场。省公安厅、西宁市公安局被占据，3所大学、12所中专、职校、35间军工企业职工参与造反，从2月26日到3月5日持续武斗，曾出动"T55"型坦克等重型武器，造成2177人伤亡，死亡822人。
二、 1967年7-8月黑龙江伊春武斗事件
1967年7-8月，黑龙江省伊春市林业局筹备革命委员会，因派性激发，对立的两大派都以“革命造反派”“毛泽东思想捍卫者”自居，经过15天协商，双方均拒不接受在席位上的妥协，又因争夺财权，矛盾激化，发生冲突，开始抢掠市财政、银行。地方驻军参与支左，导致武装对峙。8月2日-8月25日，武斗升级。37座政府建筑物被毁，两座军营遭炮弹攻击，230多名官兵伤亡。在武装冲突中，有3750多人伤亡，有记录的死亡名单为1944人，多数是林场职工和家属。
三、 1967年8月－11月湖南怀化武斗事件
1967年8月－11月，湖南省怀化市职工红卫兵造反派占领、接管了怀化劳改农场、劳改工厂。军队奉命进驻，遭到武力阻止。劳改农场、劳改工厂的囚犯们被武装起来编成敢死队，向军队发动进攻。军队奉命镇压反革命武装叛乱，造成37700多人伤亡，其中死亡13300多人，军队伤亡430人。
四、 1967年6月－68年3月四川宜宾大武斗
1967年6月－68年3月，四川宜宾地区两派群众组织，就“刘结挺、张西廷，是毛泽东司令部战士还是刘邓司令部黑干将”发生激烈斗争。中央文革1968年1月表态：刘、张是毛主席司令部战士，长期受到刘邓在四川的代理人李井泉、廖志高之流的迫害。当地驻军随即跟着表态，对另一派群众组织实施无产阶级专政，展开了激烈的武斗。参与动用武器武斗的有17万多人，有两个团兵力介入，造成43800多人伤亡，死亡21100多人。军队在宜宾地区实施戒严长达15个月。
五、 1967年10月－69年5月内蒙古内人党事件
1967年10月20日－69年5月底，内蒙古发生"内人党"特大惨案。中共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农牧民、知识青年（主要来自北京、河北、山东的66届、67届、68届大专毕业生），有56200多人被杀害，多达377000多人被关押，受冤案打击迫害的人达355万多人，占当时内蒙古自治区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六、 1968年5月－9月安徽蚌埠、淮南武斗
1968年5月－9月，安徽省蚌埠、淮南，85间企业单位的职工发动第二次造反，要揪出“李葆华在安徽的代理人”，包围了两地的革命委员会，占据了铁路、公路交通长达12天。中央文革派调查组，毛泽东派往东兴带队下去了解情况。中央文革把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性质，说“搞反攻倒算要追查黑后台”，从合肥等地调动5万武装民兵，配合驻军限时缴械自首。期限到后，展开进攻和逮捕。在长达35天围剿、追捕中，有7300多人伤亡，其中死亡3433人，军队、民兵伤亡525人，827间建筑被损毁。
七、 1968年12月－69年2月陕西宝鸡武斗
1968年12月－69年2月，陕西省宝鸡地区八间兵工厂展开“清理阶级队伍”政治运动，7万名职工有45400多人（一多半）被列为阶级异己分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其中有297人被当地军管会宣判死刑立即执行。第二天，全地区发生大动乱，驻军报称发生反革命暴乱，展开追击，于是追击和反追击战斗开始，出动了坦克、装甲车、四筒平射炮、喷火器等投入战斗，死伤48300多人，其中死亡13300多人，死者中包括军管组组长、政委、宝鸡市革命委员会军代表。宝鸡驻军营房两栋被炮火击毁。
八、 1968年4月－7月广西南宁“四二二”惨案
1968年4月－7月，广西南宁地区两派群众组织130多万人参与武斗和自卫反击，军区5间武器库的枪支弹药被抢掠一空，包括支援越南抗美战争的武器在铁路线上就被抢掠。4个月时间，发生规模性武斗22起，有175000多人伤亡，其中死亡人数101000多人，报失踪33115人。周总理派去的调查组中，也有3人被枪杀。据说，广西南宁武斗是文革中死伤中严重的。
九、 1975年5月新疆生产兵团“兵变”大镇压
1975年5月，新疆生产兵团石河子、奎屯梁地区的生产建设兵团发生所谓“集体兵变”、造反，投向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事件，于是出动军队、建设兵团进行整顿、整肃，引发武装对抗，展开激战，石河子地区有7330多人伤亡，其中2170人死亡。两地报失踪8137人。武装镇压中，出动了武装直升飞机。
十、1975年云南回民事件
1975年4月，云南省施甸“XXX共和国”事件，造成3700多人伤亡，其中回族村民有1220人死亡。施甸地区政府建筑物被炸毁。这是一宗人为造成的政治性冤案，当年中央拨下2000多万抚恤金才平息了这个事件。
附：文革期间被文革中部分名人自杀及受迫害致死的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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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个明显的是平叛反恐好不，需要再平反才对
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5688138/281/67/12/7_1.html
“文革”上海的武斗事件
上海“六"二九”武斗事件
这是1967年6月29日，由上海“联司”派与“工总司”派在上海柴油机厂和市青年宫进行武斗发生的流血事件。
1967年2月5日，张春桥、姚文元策划的“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并于2月24日更改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张春桥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姚文元为“第一副主任”。以王洪文为司令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在上海工人中势力最大，也因最先起来造上海市委的反、实力最大，王洪文也因此与徐景贤同为“副主任”。
但因对一派把握大权和权力分配不均的不满，上海的造反组织分裂为两大派。在“夺权”的过程中，先有“赤卫队”与“工总司”抗争，接着又有“二兵团”扯起反叛的旗帜。终于形成“红革会”和“二兵团”联合起来，结成同盟，多次发动起炮打张春桥，抗衡“工总司”的斗争。上柴机厂的“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简称“联司”），逐渐成为该派的工人主力军。
上海柴油机厂是一个具有几十年历史的全国一流的现代化大工厂，厂内分成“东方红”（“工总司上柴东方红总部”）和“联司”两大派。
1966年9月15日，以侯彩琴、尹长根、王家成、刑子华等为首，宣告成立“红色革命指挥部”。不久，该“指挥部”改名为“东方红革命造反总部”，简称“东方红”。
1966年11月22日，“东方红”加入了“工总司”，成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上柴东方红总部”。在“一月夺权风暴”中紧跟“王司令”，成为王洪文器重的的一支劲旅。
1966年9月22日，以杨仲池为首，宣告成立“串连站”。 1967年初，“串连站”和厂里另外两个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了“革命造反联合总司令部”，简称“联司”。此后，“联司”也加入了“工总司”杨浦区联络站。
虽说“东方红”和“联司”同属“工总司”，但因争夺对该厂的领导权，而形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东方红”紧跟王洪文，“联司”便渐渐与“红革会”、“二兵团”接近，渐渐转变为“工总司”的对立面，成为“红革会”的支持者。
1967年2月，反张、姚和“工总司”的主要造反组织“红革会”、“二兵团”、“一兵团”、“三兵团”、“工三司”、“炮司”等先后被上海市革委打压而告分崩离析。而“联司”却“坚持斗争”，与上海交通大学“全向东”联合，成为挑战张、姚和“工总司”的主要力量。
“全向东”把全市支持“联司”的势力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个“支联站”（即“支”持“联”司站）。这些“支联站”又形成了统一的指挥部“支联总站”，其头头以“全向东”之名，实为交大一四0教研室的助教汤福坤，又名汤东生。
“支联总站”变成了新冒出来的全市性的组织，与“工总司”唱起了对台戏。“全向东”猛烈地抨击王洪文，称“工总司”为“王家铺子”，是“群雄突起、山头繁多、新式的行会”，成为“新型的'工作组’和新型的反动路线的执行者”；并向张、姚及其把持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发起了长期而尖锐的理论攻击，和不惜“文攻武卫”的派性斗争。
1967年3月23日，经张、姚策划，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派出“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沪三军支左办公室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上柴机厂。
4月24日，军宣队发表“公告”，宣布“工总司上柴东方红总部是坚定的革命左派组织，革命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我们要坚决站在'东方红’一边，支持他们的一切革命行动。”“'联司’的大方向是错误的。我们希望'联司’广大革命群众尽快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由此，“联司”一面冲击军宣队“支左办公室”，并迅即组成“赴京控告团”，于4月24日赴北京告状。随即，军宣队逮捕了“联司”中冲砸“支左办公室”的柏某和卢某，关押于福州路的上海市公安局。
5月20日，“联司”组织了二十多辆大卡车，满载上柴厂的“联司”人员，驶向地处福州路的上海市公安局大楼，举行静坐示威，强烈要求释放柏某和卢某。
静坐示威者高呼“'联司’必胜！'东方红’必败”的口号，静坐持续了一天又一天，“联司”派天天在人民广场等地连续举行“誓师大会”、“支联大会”、“声援大会”，广场上演讲、聚会、呼口号，福州路和人民广场，夜夜有成千上万的围观者。
“全向东”天天活跃在福州路和人民广场。他用富有煽动性的语言，向王洪文进攻：“上柴'联司’在福州路上的示威是革命行动，是向血腥的白色恐怖开火！”“上海的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
是为震动全上海的“福州路事件”。
根据张春桥从北京的来电指示，王洪文着手制订秘密行动计划，以俟时机成熟，对“联司”来个“一锅端”。他还设立了一个秘密据点，专门收集“联司”、“支联总站”的情报，弄清全市各“支联站”的组织情况，拟出黑名单。
“联司”根据得到的情报，于6月23日，大量印发了题为《警惕！！！一个血洗上柴厂的反革命阴谋计划！》的传单。
传单中揭露：“现在还隐藏在专政机构中的一小撮坏人……他们正在酝酿一个更大规模的镇压'联司’、'血洗上柴厂’的反革命计划，可能今后半月之内出现血洗上柴。”
6月26日，“联司”又印发了传单《大规模洗劫上柴厂的计划在行动》和《血洗上柴厂前奏》，更加详细地透露了王洪文的阴谋。传单中具体指出：“市革命委员会政法指挥部在上海青年宫开过秘密会议，决心七月五日以前踏平'联司’”。
为此，“联司”决定进行先发制人的反击。6月28日，“联司”在上海柴油机厂集合部众，杨仲池当众揭露了王洪文“踏平'联司”’的计划，大声疾呼：“我们要杀出去，杀向政法指挥部，杀向公安局，杀向社会！”
6月29日，“联司”在上海柴油机厂和市青年宫，对“工总司”发起进攻。上午10点左右，按预定方案，“支联站”的武斗人员在上柴厂“联司”的接应下，进入该厂。中午12点后，手持武斗工具的“联司”派，对该厂的“工总司”派开始攻击，以清除该厂的“工总司”派。
据 “工总司”主办的《工人造反报》对“六"二九”事件的描述：“十时左右，'支联站’的人陆续调入厂里，在'联司’成员陪同下察看了有关地形；十时半光景，'联司’成员集结在各分部，有的排成队，在中央大道喊着口令作战前操练；十一时许，在'联司’头头的指使下，弄了一批杨梅到武装部、武装民兵宿舍楼下叫卖，施展'调虎离山’计，把一部分武装民兵诱出宿舍。同时，'联司’成员吴信昌，奉命突然闯入电话总机房，借'修理’为名，控制了电话总机……中午十二时之后……在一声声刺耳的哨子声中，一批批'联司’和'支联站’的成员，在指定的地点集合，穿好厚帆布衣服或棉衣，戴上柳条编制的安全帽，手执铁棍、木棒、弹弓，或者肩扛大铁锤、粗钢钎、水龙带，或者抬着长竹梯，打着红旗反红旗，别有用心地唱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等歌曲，急遽地奔向早就分配好的目标……”
这场武斗，双方受伤人员达二百多人，伤势较重的有五十多人。上柴厂“工总司”派受到重创。
当天深夜12时半，“联司”和“支联站”又出动数十辆卡车，满载武斗人员，袭击了位于市中心的青年宫，与占据青年宫的“工总司”发生武斗。他们原想从那里查抄王洪文踏平“联司”的计划，结果查到近百张尚未贴出的攻击“联司”的大字报，便在青年宫门口放火烧毁。青年宫的广播台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一直到清晨五时半，才结束了这桩“青年宫”事件。
“六"二九”事件为王洪文指挥“工总司”镇压“联司”和“支联站”提供了借口。
当天，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发布《通告》，要“制止上柴厂武斗”。次日，《文汇报》、《解放日报》都全文刊登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六"二九通告》。
继之，“工总司”发表题为《坚决拥护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六"二九’通告》的文章，称：“我们警告上柴'联司’一小撮头头：你们必须悬崖勒马，不要一误再误了，否则是绝路一条。”“本部所属各基层组织，一定要站稳立场，不要偏听偏信，一定要坚决贯彻执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六"二九’通告……”
《工人造反报》所发表的社论《谁在为上柴“联司”的行动喝采叫好？》，提出：“上柴'联司’一小撮头头和幕后策划者的一系列行动，蒙蔽了广大的革命群众，受到了社会上地富反坏右的支持，更严重的是，他们的行动在国际上受到了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喝采叫好。……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上柴'联司’的一小撮头头和幕后策划者已经滑到哪里去了。”
7月1日，王洪文和徐景贤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在人民广场举行数十万人的大会，“愤怒声讨'联司’和'支联站’”。
一场针对“联司”和“支联站”的大镇压已箭在弦上，势在必发。
（资料来源：上海市“处遗”材料；揭批“四人帮”材料；《血洗“联司”》）
上海柴油机厂“七·一八”武斗
这是1967年7月18日，上海“联司”派与“工总司”派在上海柴油机厂进行武斗发生的事件。因武斗中造成“工总司”派解福喜死亡，故又称解福喜事件。
1967年7月18日，上海柴油机厂的“联司”派人员在厂里刷了一条大标语。标语是7月13日上午8时刷的，注明“保留五天”。
7月18日上午8时零2分，“东方红”覆盖了“联司”的大标语，写上一条针对“联和”的大标语。双方就“保留五天”如何计算，开始进行“大辩论”。
“东方红”派认为，从7月13日上午8时18日上午8时，整整5天。因此，他们在18日上午8时零2分开始覆盖，符合“保留五天”。“联司”派则认为，“五天”指13日上午18日，保留期应当是到18日夜12时为止。因此，“东方红”在上午8时零2分覆盖，违反了“保留五天”的声明。
双方为此辩论不休。继之，双方人员由辩论发展为武斗。两派人员闻声赶来支援。武斗迅速升级，规模不断扩大，双方开始使用砖头、石头和棍棒，参战者一千多人。结果造成双方受伤人员达三百多人。
混战中，工具车间工段党支部书记、“东方红”成员解福喜受了重伤，不久死去。
王洪文正巴不得闹出个大乱子，好收拾“联司”。事件发生后，正好为V镇压“联司”找到了借口。
7月22日，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政法指挥部”发出通令，说：“七月十八日，在上海柴油机厂'联司’总部，有人私设公堂，严刑拷打上柴'东方红’战士解福喜，以致惨死，手段十分残酷。我们对死者表示沉痛的哀悼，对家属致以深切的慰问。根据中央'六"六’通令，我们政法指挥部特令以杨仲池为首的上柴'联司’负责人立即交代打人致死的过程，交出杀人凶犯名单，听候审讯……”
当晚，王洪文在上海人民广场主持召开大会。通知说是传达中央重要文件，几十万人前来开会。会议即将开始时，主席台上的横幅换成了“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解福喜同志追悼大会”。于是，大会变成了几十万人参加的追悼大会。
王洪文在大会上讲话，借解福喜之死扩大事态，煽起人们对于“联司”的深仇大恨，为踏平“联司”作舆论动员：“解福喜是被'联司’一小撮暴徒私设公堂，酷刑拷打致死的，全身打得皮开肉绽，体无完肤，尸身遍体鳞伤，惨不忍睹。”“解福喜在旧社会受尽了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解放后，是毛主席、共产党替他带来了幸福。解福喜对阶级敌人怀着刻骨的阶级仇恨，对党、对毛主席有着无比深情的热爱。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与革命群众一道，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以及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因此，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一切阶级敌人把解福喜看成是眼中钉，肉中刺。“解福喜为保卫革命路线，保卫我们上海无产阶级新生政权——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献出了生命。解福喜不会白死，也不能白死。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誓以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
7月23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召开几十万人参加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大会”，王洪文主持大会。
大会愤怒声讨了武汉“七·二0”事件，发出《给谢富治、王力同志的慰问电》，及《给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的声援信》。《声援信》，骂的是“百万雄师”，字字句句却针对着“联司”和“支联总站”：“龟蛇两山在震荡，万里长江在咆哮，武汉三镇在沸腾！无产阶级革命派难道能容忍阶级敌人和它们的爪牙如此横行不法吗？不！不能！一千个不能！一万个不能！！万万个不能！！！千百万人发出了同一个愤怒的吼声：打倒陈再道，砸烂'百万雄师’！坚决镇压反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与此同时，“联司”面临危境，依然在反抗。
7月21日，“联司”发出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备忘录》，对解福喜之死表达自己的观点。声称：“上柴厂群众之间的对立、斗争和武斗现象不断发生，是上柴黑党委内一小撮走资派和背后支持他们的人一手策划和由上柴'东方红’挑起的，是有计划、在步骤的对'联司’的政治迫害，我“联司”战士五月份以来，尤其在'六"二九’、'七"一八’大惨案中严重流血，这笔帐我们一定要算的，我们坚决要求惩办打人凶手，揪出其幕后策划者。”解福喜死于急病或中暑。“我们要求由全市革命造反派组成调查团，就这事进行调查，并要求中央迅速派人，一起对解的尸体进行解剖分析，在此之前尸体不得毁证灭迹，否则，那就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阴谋。”“由某些人组织的江湾体育馆会议、“七"二一”人民广场会议是挑动群众斗群众，陷害“联司”，扩大事态的极不光彩的活动。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会议策划者负完全责任。”“近日《解放日报》散发了大量的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传单，我们保留在必要时对'传单’炮制者及其幕后策划者采取必要革命行动的权利！”
随即，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直接指使下，王洪文开始对镇压“联司”和“支联站”作具体部署。
1967年8月4日，王洪文亲自指挥“工总司”24万人参战，对上柴厂的“联司”发起进攻，制造了上海“八·四”大武斗。同时对“支联站”也采取了大规模的镇压行动。
（资料来源：上海揭批“四人帮”材料；叶永烈:《血洗“联司”》）
上海“八·四”大武斗
这是1967年8月4日，由上海“工总司”围攻在上柴厂的对立派“联司”进行的上海地区最大规模的武斗事件。武斗由王洪文任总指挥，指挥“工总司”24万人参战。又称上海“八·四”事件，或称武装打上柴事件。刚刚在武汉“七二0”事件后撤到上海的毛泽东，当天观看了电视实况转播。
上海柴油机厂位于黄浦江畔，与王洪文造反起家的上海国棉十七厂南北相对，是一个具有几十年历史的全国一流的现代化的万人大厂.厂内分成“工总司上柴东方红总部”（简称“东方红”）和“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简称“联司”）两大派。
在上海“一月夺权风暴”后，“联司”历经与“工总司”长达半年多的斗争，终于成为上海反“工总司”最强大的力量，在上柴厂两派斗争中占据了上风。
上海“六"二九”武斗和上柴厂“七"一八”武斗事件后，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直接指使下，王洪文开始对镇压“联司”和“支联站”作具体部署。
1967年7月29日，在上海警备区支左办公室（代号“八八八”），王洪文主持召开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总部的秘密会议。王洪文传达了张春桥的电话指示，制定了“八八八”行动计划，决定针对“联司”和“支联站”，成立武斗临时指挥部，按“工总司”的各组分口，调动武斗队伍，在8月5日前，采取大规模的攻击行动。
临时指挥部的现场指挥为王洪文、戴立清、张宝林、王胜利等人；指挥部又具体分为三线：第一线设在华东物资局“工总司”联络站，由戴立清负责；第二线设在“八八八”，由王秀珍、陈阿大、叶昌明等负责；第三线设在上海警备区，由金祖敏等负责。王洪文为总指挥。会议确定了先打“支联站”，后打“联司”的方案。
会后，王洪文安排“上海体育界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上体司”）的头头，号称“胡司令”的胡永年，率领上海赫赫有名的武斗王牌队伍，“上体司”的“搏斗兵团”，首先对“支联站”的头头采取行动。
7月31日晚，“胡司令”亲率“上体司”的“搏斗兵团”和“工总司”的一百多造反队员，对正在泰安路120弄31号采取突然袭击，一举擒获正在开会的“支联站”的三十多个头头，并将其送往杨浦区公安分局关押。
随即，在“八八八”，王洪文主持召开会议，确定了消灭“联司”作战方案，决定由武斗王牌、“上体司”的“搏斗兵团”打头阵，上海市公安局的“公革会”、消防局的“消革会”，在这次武斗中也要起骨干作用。为师出有名，会议决定，要逼得“联司”先开第一枪。
8月3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出动三辆挂着高音喇叭的宣传车，车里坐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代表、驻沪三军代表和新闻记者、摄影记者，驶进上海柴油机厂。车上的高音喇叭反复播送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给上海柴油机厂'联司’革命群众的一封公开信》。
上柴厂的“联司”头头派人团团围住了三辆宣传车，砸掉了车上的高音喇叭，夺走了记者们手中的电影摄影机，扣压了其中的一些代表。上海市革委会和王洪文找到了全面镇压“联司”的口实。
1967年8月4日清晨，以王洪文为首的“工总司”调动了号称24万大军（实际为10万余人），出动了一千多辆卡车和公共汽车，以及巡逻艇、打捞船，从水陆两路将上柴厂团团包围。两架直升飞机在上海柴油机厂上空盘旋。摄影师们用电影胶片纪录了这场武斗。
而当时上柴厂厂区内的“联司”人员，仅有一千多人。
5时多，三十多名解放军战士到达厂门口，手持“红宝书”，封锁了大门。随即，在“工总司”大旗引导下，满载冶金系统钢铁工人组成的“敢死队”的大卡车不断开到该厂门区，从车上跳下的“敢死队员”个个手持长矛，头戴钢盔，身穿帆布工作服，杀气腾腾。
火线指挥部设在上柴厂南面五六百米远的一栋房内，由王洪文任总指挥，“市革委”负责人及驻沪三军代表坐镇指挥。
8时许，王洪文一声令下，进攻开始了。“联司”在钢铁大门后堆放了无数乱石、铁板等障碍物。“敢死队员”刚冲向大门，即遭到防守厂内的“联司”人员用由钢条和强力橡筋制成的大威力弹弓、石头、砖块的迎击。
同时，已经感到大势已去的“联司”,派人在总部大楼的高音喇叭中高喊：“天下工人是一家！”“工人不打工人！”
王洪文指挥“敢死队员”先砸喇叭，几百人先后几次冲击大门，均因大门后堆放了大量钢板、乱石，“联司”防守人员的石头、砖块和弹弓射出的螺帽火力太猛，而告失利。
很快，火线指挥部调来一辆大吊车，将大铁门撞倒。顿时，冶金、电力、港务局、纺织、化工、交通运输等系统的工人和各大中学校的红卫兵，潮水般涌进工厂，喊杀声惊天动地。“工总司”队伍冲进厂区后，首先占领了食堂，断绝了“联司”的水源、粮源，并切断了电话线和电源。随即包围了一号楼和二号楼的锻造和气煅两个车间。
“联司”人员用弹弓、螺帽、石头、砖块、长矛、铁棍和自制的汽油燃烧瓶奋力抵抗，几十个人步步退守到气煅车间房顶上。在铸工车间屋顶上，“联司”的武斗人员从高空抛下砖块，进攻者几经攻击失效。
于是，“工总司”调来“消革会”的17辆消防车，用高压水炮射击，消防队员顺水管爬上屋顶，后面大批人群紧紧跟上。几十个“联司”人员被迫投降。
在“联司”的奋力抵抗下，“工总司”开展了一个车间一个车间、一个屋顶一个屋顶的争夺战。锻造和气煅两个车间被攻占后，工具车间、大马力车间、油泵车间也依次被拿下。随即，进攻队伍以主力攻击“联司”总部大楼和动力车间。这是“联司”的最后阵地，进攻者遭到顽强抵抗，双方陷入白刃战。
据“工总司”《工人造反报》所载的《八月四日上柴战地目击记》报道：一号、二号、三号三幢大楼被造反派战士占领后，“联司”坏蛋都退居到四号楼、五号楼固守。四号楼是“联司”总部，由“联司”的所谓“敢死队”直属兵团据守，组织了密集的“火力网”，砖头、石头、石灰、铁器……象冰雹一样从高空抛下，还用皮弹弓射下螺丝帽，甚至扔下硝镪水、黄磷、燃烧瓶、汽油……很多革命造反派战士受了重伤，周围的房屋、电线也烧起来了，上柴厂战地一片烟雾腾腾。“消革会”、“义革会”（“义革会”指“义务消防队革命造反委员会”——引者注）的负责人，眼看“联司”疯狂地垂死挣扎，眼看阶级兄弟倒在血泊中，激起了强烈的阶级仇恨，屡次请战，要求出动消防车，担负主攻任务，迅速歼灭“联司”老巢。指挥员观察了现场作战情况，为了力争在白天摧毁“联司”老巢，减少伤亡，减少工厂损失，根据“消革会”、“义革会”（ “义务消防队革命造反委员会”）的请战，决定“消革命”、“义革会”出动主攻，用云梯搭桥，用水枪灭火和制止投掷燃烧瓶、黄磷、硝镪水和石块等凶器、掩护进攻。三时许，“消革会”、“义革会”第二批战士在“消革会”常委詹XX带领下乘车到达上柴战地，指挥员下令投入战斗，进攻四号楼。这是关键的一战。
这时，火线指挥部获悉：天黑后，青浦、嘉定等地农民武斗军将援助“联司”，包围“工总司”。王洪文下令：天黑前无论如何要攻下来。
进攻者攻上“联司”总部大楼的木模车间的屋顶，遭到燃烧弹迎击，顿时火光冲天，屋顶塌陷，几十名进攻者摔下地面。
在高压水炮射击下，消防队的架高空云梯车升了上去，以高空优势压制住“联司”的抵抗，进攻者终于冲上“联司”总部大楼屋顶。双方展开浴血奋战几个小时，“工总司”占领了总部大楼，动力车间也很快被攻占。进攻的人群浩浩荡荡冲进各处，见人就打，见物就砸，“联司”被俘者几乎个个被打，人人受伤。
下午六时，“工总司”占领了整个上柴厂，“联司”一千多人全部被俘，其头头杨仲池也在地下室被俘获。被俘者双手高举投降，嘴里要反复念叨：“我有罪，罪该万死！”
一名年轻的“联司”队员表示决不投降，当场被乱棍打倒在地，很快死去。“工总司”命令男俘上衣脱光，女俘上衣撕破，被押上停在厂门外排成长龙的公共汽车，押往各的公安分局及上体司、青年宫、体育学院的俘虏营监禁。被打伤的“联司”队员，被横七竖八地扔上卡车或救护车，送往医院。军工路上，车流滚滚，尘土飞扬。
沿路挤满了看热闹的市民，一时万众空巷。
接着又在厂里私设公堂刑房50多处，刑具几十种，搞补打运动：凡8月4日未进厂的“联司”人员，都要遭受刑讯毒打，不少干部工人被活活打死逼死。使工厂蒙受损失数十万元。
对整个武斗过程，火线指挥部组织了庞大的摄像队伍现场录像，并出动了两架直升飞机，由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现场拍摄全部实景。
当天，上海电视台奉命对该武斗进行节目公开播放。刚刚在武汉“七二0”事件后撤到上海，惊魂未定的毛泽东，在上海西郊的秘密住所观看了实况直播。有人说，他看了非常难过，叫人关了电视机，沉默半晌，说了一句：看来，文化大革命该结束了！而粉碎“四人帮”后，“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余党交待，8月4日，张春桥对各机关工作人员得意地说：毛主席看了电视直播，表扬了这一行动。
9月24日，新华社发出电讯：《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调查了河南、湖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的文化大革命情况》。其中传达了最新最高指示：“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上海时作了极其重要的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上海“八·四”大武斗，死18人，伤983人，致残121人，被拘押者663人。
在“八·四”大武斗这场腥风血雨之中，“联司”和“支联站”终于被踏平。杨仲池、“全向东”都被投入狱中。
（资料来源：上海揭批“四人帮”有关资料；陈先法：《上海文革“八·四”事件》；叶永烈:《血洗“联司”》）
上海青浦县1967年大规模武斗
这是1967年2月～1968年1月，由上海市青浦县的造反派与“保皇派”、以及群众造反组织两大派组织之间，在青浦县进行的上大规模系列武斗事件。
1967年上海“一月夺权风暴”以后，上海市青浦县的造反组织逐渐形成了以“上海工作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青浦联络站”（简称“工青联”）为代表的少数派，以及由原县委支持的“保皇派”组织演绎而来的“青浦县农民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农革司”）为代表的多数派。
2月17日，在“二月镇范”的大势中，得到青浦县人民武装部的支持，“农革司”联合了53个造反组织，冲砸、压垮了“工青联”等少数派组织，并于3月19日组成了一派组织参加的“青浦县革命委员会筹备处”。
“工青联”的头头和骨干大部被逮捕入狱，其办法头头和大批成员跑到上海避难，并向上海“工总司”求援。
3月下旬，在反“二月逆流”的大潮中，王洪文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和“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司令的身份，派“工总司”头头、王洪文小兄弟黄金海，带领“工总司”的14人，组成的“工总司赵青调查组”到青浦，支持“工青联”的“革命斗争”，直接插手青浦县的两派纷争。
4月1日，王洪文、戴立清等“工总司”负责人会见在上海市区避难的“工青联”派的负责人，明确表示支持“工青联”派，并鼓动他们回去发动群众。
4月中旬，“工青联”等恢复组织，并开始活动。两派斗争加剧。
5月14日，王洪文召集“工总司”常委会议，决定以“工总司”名义发表《就表浦目前形势发表严正声明》，公开支持“工青联”一派，并称“青浦县内出现了一股自上而下的反革命逆流”。
5月16日，“工青联”一派8个组织联合成立“上海市青浦县无产阶给革命派反复辟火线指挥部”（简称“火线”），随后多次开会，策划在青浦县实行“反夺权”，冲击“农革司”一派掌握的“青浦县革命委员会筹备处”。
“农革司”派头头感到了“工青联”派“反复辟火线指挥部”的来头和得到“工总司”支持背景后的势头不大好惹，但决不甘心就此服输。经过双方多次较量和武斗冲突，“农革司”派头头为摆脱“保皇派”组织的形象，显示出比“工青联”派更正统的“革命造反派的形象”，和大权在握的地位，同时向“工青联”派示威，遂决定以“青浦县革命委员会筹备处”的名义，于7月19日，召开批斗中共上海市委领导干部的万人大会。
7月18日，“火线指挥部”开会决定，要对“筹备处”采取“革命行动”，对“青浦县革命委员会筹备处”进行“接管”，以阻止翌日“筹备处”召开批斗中共上海市委领导干部的万人大会。“接管”方案上报到上海“工总司”，希望得到支持。但王洪文没有批准这次行动。火线指挥部”决定单独行动，实现夺权。
7月18日深夜，“火线”派出动大批人马，经过一场武斗，冲击并强行占领了“县革委筹备处”驻地，宣布“一切权力归'火线’”。
7月21日凌晨，“农革司”调动大批农民进城，形成对“火线”的包围，双方发生冲突。武斗从7月21日凌晨，一直打到22日晚。
武斗中双方使用了石头、枕头、棍棒、刀具、梭标等“冷兵器”和土炸弹、自制燃烧瓶，造成大批人员伤亡。
这场历时3天的武斗中，双方死亡3人，伤残400多人，大片房屋成为废墟。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工作组和解放军支左人员对武斗双方进行劝说工作， 22日晚，双方达成撤离武斗现场的协议。“农革司”派显示了农民武斗大军的“强大战斗力”，“火线指挥部”派经过此战，失利失势。
7月下旬，王洪文等“工总司”负责人多次表示支持“火线”派，要他们“回去搞'文攻武卫’”、“坚守青浦城，保卫新上海”。
8月下旬，王洪文等策划对青浦县“农革司”派采取又一次“八·四行动”，即调动大军，实行围攻在上柴厂的对立派“联司”式的大规模武斗。由于上海警备卫部队的阻拦才来实现。
9日，王洪文对青浦两派组织作“表态”讲话，称“火线”派组织是“革命组织”，称其他组织是“赤卫队变种”、“保皇组织”、“大方向完全错了”。
在此气氛下，“火线”派多次策划搞掉“农革司”派组织。
10月17日下午，“工青联”头头出动大批武斗人员，要将“打垮农革司”的计划付诸实施。“武斗队”对“农革司”派的两个据点进行攻击，引起青浦县“十·一七武斗事件”。
“农革司”再次调动大批武斗农民进城参战，双方冲突急剧上升。造成1人死亡、2人严重致残的恶果。但在得到“工总司”的“火线”派的武力打击下，“农革司”派在县城逐渐失利。
10月21日，“农革司”派被迫转移农村，“坚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道路”。
“十·一七武斗”事件后，王洪文、徐景贤等到医院慰问“火线”派负伤人员。王洪文并写信给“火线”，表示“最坚决的支持”。
1968年1月26日，青浦两派群众组织达成“大联合协议”，并于1月28日组成“青浦县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但由于派性未泯，武斗的战火仍然延绵不绝。
“文革”上海的武斗事件
上海“六"二九”武斗事件
这是1967年6月29日，由上海“联司”派与“工总司”派在上海柴油机厂和市青年宫进行武斗发生的流血事件。
1967年2月5日，张春桥、姚文元策划的“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并于2月24日更改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张春桥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姚文元为“第一副主任”。以王洪文为司令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在上海工人中势力最大，也因最先起来造上海市委的反、实力最大，王洪文也因此与徐景贤同为“副主任”。
但因对一派把握大权和权力分配不均的不满，上海的造反组织分裂为两大派。在“夺权”的过程中，先有“赤卫队”与“工总司”抗争，接着又有“二兵团”扯起反叛的旗帜。终于形成“红革会”和“二兵团”联合起来，结成同盟，多次发动起炮打张春桥，抗衡“工总司”的斗争。上柴机厂的“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简称“联司”），逐渐成为该派的工人主力军。
上海柴油机厂是一个具有几十年历史的全国一流的现代化大工厂，厂内分成“东方红”（“工总司上柴东方红总部”）和“联司”两大派。
1966年9月15日，以侯彩琴、尹长根、王家成、刑子华等为首，宣告成立“红色革命指挥部”。不久，该“指挥部”改名为“东方红革命造反总部”，简称“东方红”。
1966年11月22日，“东方红”加入了“工总司”，成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上柴东方红总部”。在“一月夺权风暴”中紧跟“王司令”，成为王洪文器重的的一支劲旅。
1966年9月22日，以杨仲池为首，宣告成立“串连站”。 1967年初，“串连站”和厂里另外两个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了“革命造反联合总司令部”，简称“联司”。此后，“联司”也加入了“工总司”杨浦区联络站。
虽说“东方红”和“联司”同属“工总司”，但因争夺对该厂的领导权，而形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东方红”紧跟王洪文，“联司”便渐渐与“红革会”、“二兵团”接近，渐渐转变为“工总司”的对立面，成为“红革会”的支持者。
1967年2月，反张、姚和“工总司”的主要造反组织“红革会”、“二兵团”、“一兵团”、“三兵团”、“工三司”、“炮司”等先后被上海市革委打压而告分崩离析。而“联司”却“坚持斗争”，与上海交通大学“全向东”联合，成为挑战张、姚和“工总司”的主要力量。
“全向东”把全市支持“联司”的势力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个“支联站”（即“支”持“联”司站）。这些“支联站”又形成了统一的指挥部“支联总站”，其头头以“全向东”之名，实为交大一四0教研室的助教汤福坤，又名汤东生。
“支联总站”变成了新冒出来的全市性的组织，与“工总司”唱起了对台戏。“全向东”猛烈地抨击王洪文，称“工总司”为“王家铺子”，是“群雄突起、山头繁多、新式的行会”，成为“新型的'工作组’和新型的反动路线的执行者”；并向张、姚及其把持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发起了长期而尖锐的理论攻击，和不惜“文攻武卫”的派性斗争。
1967年3月23日，经张、姚策划，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派出“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沪三军支左办公室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上柴机厂。
4月24日，军宣队发表“公告”，宣布“工总司上柴东方红总部是坚定的革命左派组织，革命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我们要坚决站在'东方红’一边，支持他们的一切革命行动。”“'联司’的大方向是错误的。我们希望'联司’广大革命群众尽快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由此，“联司”一面冲击军宣队“支左办公室”，并迅即组成“赴京控告团”，于4月24日赴北京告状。随即，军宣队逮捕了“联司”中冲砸“支左办公室”的柏某和卢某，关押于福州路的上海市公安局。
5月20日，“联司”组织了二十多辆大卡车，满载上柴厂的“联司”人员，驶向地处福州路的上海市公安局大楼，举行静坐示威，强烈要求释放柏某和卢某。
静坐示威者高呼“'联司’必胜！'东方红’必败”的口号，静坐持续了一天又一天，“联司”派天天在人民广场等地连续举行“誓师大会”、“支联大会”、“声援大会”，广场上演讲、聚会、呼口号，福州路和人民广场，夜夜有成千上万的围观者。
“全向东”天天活跃在福州路和人民广场。他用富有煽动性的语言，向王洪文进攻：“上柴'联司’在福州路上的示威是革命行动，是向血腥的白色恐怖开火！”“上海的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
是为震动全上海的“福州路事件”。
根据张春桥从北京的来电指示，王洪文着手制订秘密行动计划，以俟时机成熟，对“联司”来个“一锅端”。他还设立了一个秘密据点，专门收集“联司”、“支联总站”的情报，弄清全市各“支联站”的组织情况，拟出黑名单。
“联司”根据得到的情报，于6月23日，大量印发了题为《警惕！！！一个血洗上柴厂的反革命阴谋计划！》的传单。
传单中揭露：“现在还隐藏在专政机构中的一小撮坏人……他们正在酝酿一个更大规模的镇压'联司’、'血洗上柴厂’的反革命计划，可能今后半月之内出现血洗上柴。”
6月26日，“联司”又印发了传单《大规模洗劫上柴厂的计划在行动》和《血洗上柴厂前奏》，更加详细地透露了王洪文的阴谋。传单中具体指出：“市革命委员会政法指挥部在上海青年宫开过秘密会议，决心七月五日以前踏平'联司’”。
为此，“联司”决定进行先发制人的反击。6月28日，“联司”在上海柴油机厂集合部众，杨仲池当众揭露了王洪文“踏平'联司”’的计划，大声疾呼：“我们要杀出去，杀向政法指挥部，杀向公安局，杀向社会！”
6月29日，“联司”在上海柴油机厂和市青年宫，对“工总司”发起进攻。上午10点左右，按预定方案，“支联站”的武斗人员在上柴厂“联司”的接应下，进入该厂。中午12点后，手持武斗工具的“联司”派，对该厂的“工总司”派开始攻击，以清除该厂的“工总司”派。
据 “工总司”主办的《工人造反报》对“六"二九”事件的描述：“十时左右，'支联站’的人陆续调入厂里，在'联司’成员陪同下察看了有关地形；十时半光景，'联司’成员集结在各分部，有的排成队，在中央大道喊着口令作战前操练；十一时许，在'联司’头头的指使下，弄了一批杨梅到武装部、武装民兵宿舍楼下叫卖，施展'调虎离山’计，把一部分武装民兵诱出宿舍。同时，'联司’成员吴信昌，奉命突然闯入电话总机房，借'修理’为名，控制了电话总机……中午十二时之后……在一声声刺耳的哨子声中，一批批'联司’和'支联站’的成员，在指定的地点集合，穿好厚帆布衣服或棉衣，戴上柳条编制的安全帽，手执铁棍、木棒、弹弓，或者肩扛大铁锤、粗钢钎、水龙带，或者抬着长竹梯，打着红旗反红旗，别有用心地唱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等歌曲，急遽地奔向早就分配好的目标……”
这场武斗，双方受伤人员达二百多人，伤势较重的有五十多人。上柴厂“工总司”派受到重创。
当天深夜12时半，“联司”和“支联站”又出动数十辆卡车，满载武斗人员，袭击了位于市中心的青年宫，与占据青年宫的“工总司”发生武斗。他们原想从那里查抄王洪文踏平“联司”的计划，结果查到近百张尚未贴出的攻击“联司”的大字报，便在青年宫门口放火烧毁。青年宫的广播台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一直到清晨五时半，才结束了这桩“青年宫”事件。
“六"二九”事件为王洪文指挥“工总司”镇压“联司”和“支联站”提供了借口。
当天，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发布《通告》，要“制止上柴厂武斗”。次日，《文汇报》、《解放日报》都全文刊登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六"二九通告》。
继之，“工总司”发表题为《坚决拥护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六"二九’通告》的文章，称：“我们警告上柴'联司’一小撮头头：你们必须悬崖勒马，不要一误再误了，否则是绝路一条。”“本部所属各基层组织，一定要站稳立场，不要偏听偏信，一定要坚决贯彻执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六"二九’通告……”
《工人造反报》所发表的社论《谁在为上柴“联司”的行动喝采叫好？》，提出：“上柴'联司’一小撮头头和幕后策划者的一系列行动，蒙蔽了广大的革命群众，受到了社会上地富反坏右的支持，更严重的是，他们的行动在国际上受到了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喝采叫好。……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上柴'联司’的一小撮头头和幕后策划者已经滑到哪里去了。”
7月1日，王洪文和徐景贤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在人民广场举行数十万人的大会，“愤怒声讨'联司’和'支联站’”。
一场针对“联司”和“支联站”的大镇压已箭在弦上，势在必发。
（资料来源：上海市“处遗”材料；揭批“四人帮”材料；《血洗“联司”》）
上海柴油机厂“七·一八”武斗
这是1967年7月18日，上海“联司”派与“工总司”派在上海柴油机厂进行武斗发生的事件。因武斗中造成“工总司”派解福喜死亡，故又称解福喜事件。
1967年7月18日，上海柴油机厂的“联司”派人员在厂里刷了一条大标语。标语是7月13日上午8时刷的，注明“保留五天”。
7月18日上午8时零2分，“东方红”覆盖了“联司”的大标语，写上一条针对“联和”的大标语。双方就“保留五天”如何计算，开始进行“大辩论”。
“东方红”派认为，从7月13日上午8时18日上午8时，整整5天。因此，他们在18日上午8时零2分开始覆盖，符合“保留五天”。“联司”派则认为，“五天”指13日上午18日，保留期应当是到18日夜12时为止。因此，“东方红”在上午8时零2分覆盖，违反了“保留五天”的声明。
双方为此辩论不休。继之，双方人员由辩论发展为武斗。两派人员闻声赶来支援。武斗迅速升级，规模不断扩大，双方开始使用砖头、石头和棍棒，参战者一千多人。结果造成双方受伤人员达三百多人。
混战中，工具车间工段党支部书记、“东方红”成员解福喜受了重伤，不久死去。
王洪文正巴不得闹出个大乱子，好收拾“联司”。事件发生后，正好为V镇压“联司”找到了借口。
7月22日，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政法指挥部”发出通令，说：“七月十八日，在上海柴油机厂'联司’总部，有人私设公堂，严刑拷打上柴'东方红’战士解福喜，以致惨死，手段十分残酷。我们对死者表示沉痛的哀悼，对家属致以深切的慰问。根据中央'六"六’通令，我们政法指挥部特令以杨仲池为首的上柴'联司’负责人立即交代打人致死的过程，交出杀人凶犯名单，听候审讯……”
当晚，王洪文在上海人民广场主持召开大会。通知说是传达中央重要文件，几十万人前来开会。会议即将开始时，主席台上的横幅换成了“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解福喜同志追悼大会”。于是，大会变成了几十万人参加的追悼大会。
王洪文在大会上讲话，借解福喜之死扩大事态，煽起人们对于“联司”的深仇大恨，为踏平“联司”作舆论动员：“解福喜是被'联司’一小撮暴徒私设公堂，酷刑拷打致死的，全身打得皮开肉绽，体无完肤，尸身遍体鳞伤，惨不忍睹。”“解福喜在旧社会受尽了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解放后，是毛主席、共产党替他带来了幸福。解福喜对阶级敌人怀着刻骨的阶级仇恨，对党、对毛主席有着无比深情的热爱。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与革命群众一道，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以及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因此，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一切阶级敌人把解福喜看成是眼中钉，肉中刺。“解福喜为保卫革命路线，保卫我们上海无产阶级新生政权——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献出了生命。解福喜不会白死，也不能白死。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誓以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
7月23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召开几十万人参加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大会”，王洪文主持大会。
大会愤怒声讨了武汉“七·二0”事件，发出《给谢富治、王力同志的慰问电》，及《给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的声援信》。《声援信》，骂的是“百万雄师”，字字句句却针对着“联司”和“支联总站”：“龟蛇两山在震荡，万里长江在咆哮，武汉三镇在沸腾！无产阶级革命派难道能容忍阶级敌人和它们的爪牙如此横行不法吗？不！不能！一千个不能！一万个不能！！万万个不能！！！千百万人发出了同一个愤怒的吼声：打倒陈再道，砸烂'百万雄师’！坚决镇压反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与此同时，“联司”面临危境，依然在反抗。
7月21日，“联司”发出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备忘录》，对解福喜之死表达自己的观点。声称：“上柴厂群众之间的对立、斗争和武斗现象不断发生，是上柴黑党委内一小撮走资派和背后支持他们的人一手策划和由上柴'东方红’挑起的，是有计划、在步骤的对'联司’的政治迫害，我“联司”战士五月份以来，尤其在'六"二九’、'七"一八’大惨案中严重流血，这笔帐我们一定要算的，我们坚决要求惩办打人凶手，揪出其幕后策划者。”解福喜死于急病或中暑。“我们要求由全市革命造反派组成调查团，就这事进行调查，并要求中央迅速派人，一起对解的尸体进行解剖分析，在此之前尸体不得毁证灭迹，否则，那就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阴谋。”“由某些人组织的江湾体育馆会议、“七"二一”人民广场会议是挑动群众斗群众，陷害“联司”，扩大事态的极不光彩的活动。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会议策划者负完全责任。”“近日《解放日报》散发了大量的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传单，我们保留在必要时对'传单’炮制者及其幕后策划者采取必要革命行动的权利！”
随即，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直接指使下，王洪文开始对镇压“联司”和“支联站”作具体部署。
1967年8月4日，王洪文亲自指挥“工总司”24万人参战，对上柴厂的“联司”发起进攻，制造了上海“八·四”大武斗。同时对“支联站”也采取了大规模的镇压行动。
（资料来源：上海揭批“四人帮”材料；叶永烈:《血洗“联司”》）
上海“八·四”大武斗
这是1967年8月4日，由上海“工总司”围攻在上柴厂的对立派“联司”进行的上海地区最大规模的武斗事件。武斗由王洪文任总指挥，指挥“工总司”24万人参战。又称上海“八·四”事件，或称武装打上柴事件。刚刚在武汉“七二0”事件后撤到上海的毛泽东，当天观看了电视实况转播。
上海柴油机厂位于黄浦江畔，与王洪文造反起家的上海国棉十七厂南北相对，是一个具有几十年历史的全国一流的现代化的万人大厂.厂内分成“工总司上柴东方红总部”（简称“东方红”）和“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简称“联司”）两大派。
在上海“一月夺权风暴”后，“联司”历经与“工总司”长达半年多的斗争，终于成为上海反“工总司”最强大的力量，在上柴厂两派斗争中占据了上风。
上海“六"二九”武斗和上柴厂“七"一八”武斗事件后，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直接指使下，王洪文开始对镇压“联司”和“支联站”作具体部署。
1967年7月29日，在上海警备区支左办公室（代号“八八八”），王洪文主持召开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总部的秘密会议。王洪文传达了张春桥的电话指示，制定了“八八八”行动计划，决定针对“联司”和“支联站”，成立武斗临时指挥部，按“工总司”的各组分口，调动武斗队伍，在8月5日前，采取大规模的攻击行动。
临时指挥部的现场指挥为王洪文、戴立清、张宝林、王胜利等人；指挥部又具体分为三线：第一线设在华东物资局“工总司”联络站，由戴立清负责；第二线设在“八八八”，由王秀珍、陈阿大、叶昌明等负责；第三线设在上海警备区，由金祖敏等负责。王洪文为总指挥。会议确定了先打“支联站”，后打“联司”的方案。
会后，王洪文安排“上海体育界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上体司”）的头头，号称“胡司令”的胡永年，率领上海赫赫有名的武斗王牌队伍，“上体司”的“搏斗兵团”，首先对“支联站”的头头采取行动。
7月31日晚，“胡司令”亲率“上体司”的“搏斗兵团”和“工总司”的一百多造反队员，对正在泰安路120弄31号采取突然袭击，一举擒获正在开会的“支联站”的三十多个头头，并将其送往杨浦区公安分局关押。
随即，在“八八八”，王洪文主持召开会议，确定了消灭“联司”作战方案，决定由武斗王牌、“上体司”的“搏斗兵团”打头阵，上海市公安局的“公革会”、消防局的“消革会”，在这次武斗中也要起骨干作用。为师出有名，会议决定，要逼得“联司”先开第一枪。
8月3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出动三辆挂着高音喇叭的宣传车，车里坐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代表、驻沪三军代表和新闻记者、摄影记者，驶进上海柴油机厂。车上的高音喇叭反复播送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给上海柴油机厂'联司’革命群众的一封公开信》。
上柴厂的“联司”头头派人团团围住了三辆宣传车，砸掉了车上的高音喇叭，夺走了记者们手中的电影摄影机，扣压了其中的一些代表。上海市革委会和王洪文找到了全面镇压“联司”的口实。
1967年8月4日清晨，以王洪文为首的“工总司”调动了号称24万大军（实际为10万余人），出动了一千多辆卡车和公共汽车，以及巡逻艇、打捞船，从水陆两路将上柴厂团团包围。两架直升飞机在上海柴油机厂上空盘旋。摄影师们用电影胶片纪录了这场武斗。
而当时上柴厂厂区内的“联司”人员，仅有一千多人。
5时多，三十多名解放军战士到达厂门口，手持“红宝书”，封锁了大门。随即，在“工总司”大旗引导下，满载冶金系统钢铁工人组成的“敢死队”的大卡车不断开到该厂门区，从车上跳下的“敢死队员”个个手持长矛，头戴钢盔，身穿帆布工作服，杀气腾腾。
火线指挥部设在上柴厂南面五六百米远的一栋房内，由王洪文任总指挥，“市革委”负责人及驻沪三军代表坐镇指挥。
8时许，王洪文一声令下，进攻开始了。“联司”在钢铁大门后堆放了无数乱石、铁板等障碍物。“敢死队员”刚冲向大门，即遭到防守厂内的“联司”人员用由钢条和强力橡筋制成的大威力弹弓、石头、砖块的迎击。
同时，已经感到大势已去的“联司”,派人在总部大楼的高音喇叭中高喊：“天下工人是一家！”“工人不打工人！”
王洪文指挥“敢死队员”先砸喇叭，几百人先后几次冲击大门，均因大门后堆放了大量钢板、乱石，“联司”防守人员的石头、砖块和弹弓射出的螺帽火力太猛，而告失利。
很快，火线指挥部调来一辆大吊车，将大铁门撞倒。顿时，冶金、电力、港务局、纺织、化工、交通运输等系统的工人和各大中学校的红卫兵，潮水般涌进工厂，喊杀声惊天动地。“工总司”队伍冲进厂区后，首先占领了食堂，断绝了“联司”的水源、粮源，并切断了电话线和电源。随即包围了一号楼和二号楼的锻造和气煅两个车间。
“联司”人员用弹弓、螺帽、石头、砖块、长矛、铁棍和自制的汽油燃烧瓶奋力抵抗，几十个人步步退守到气煅车间房顶上。在铸工车间屋顶上，“联司”的武斗人员从高空抛下砖块，进攻者几经攻击失效。
于是，“工总司”调来“消革会”的17辆消防车，用高压水炮射击，消防队员顺水管爬上屋顶，后面大批人群紧紧跟上。几十个“联司”人员被迫投降。
在“联司”的奋力抵抗下，“工总司”开展了一个车间一个车间、一个屋顶一个屋顶的争夺战。锻造和气煅两个车间被攻占后，工具车间、大马力车间、油泵车间也依次被拿下。随即，进攻队伍以主力攻击“联司”总部大楼和动力车间。这是“联司”的最后阵地，进攻者遭到顽强抵抗，双方陷入白刃战。
据“工总司”《工人造反报》所载的《八月四日上柴战地目击记》报道：一号、二号、三号三幢大楼被造反派战士占领后，“联司”坏蛋都退居到四号楼、五号楼固守。四号楼是“联司”总部，由“联司”的所谓“敢死队”直属兵团据守，组织了密集的“火力网”，砖头、石头、石灰、铁器……象冰雹一样从高空抛下，还用皮弹弓射下螺丝帽，甚至扔下硝镪水、黄磷、燃烧瓶、汽油……很多革命造反派战士受了重伤，周围的房屋、电线也烧起来了，上柴厂战地一片烟雾腾腾。“消革会”、“义革会”（“义革会”指“义务消防队革命造反委员会”——引者注）的负责人，眼看“联司”疯狂地垂死挣扎，眼看阶级兄弟倒在血泊中，激起了强烈的阶级仇恨，屡次请战，要求出动消防车，担负主攻任务，迅速歼灭“联司”老巢。指挥员观察了现场作战情况，为了力争在白天摧毁“联司”老巢，减少伤亡，减少工厂损失，根据“消革会”、“义革会”（ “义务消防队革命造反委员会”）的请战，决定“消革命”、“义革会”出动主攻，用云梯搭桥，用水枪灭火和制止投掷燃烧瓶、黄磷、硝镪水和石块等凶器、掩护进攻。三时许，“消革会”、“义革会”第二批战士在“消革会”常委詹XX带领下乘车到达上柴战地，指挥员下令投入战斗，进攻四号楼。这是关键的一战。
这时，火线指挥部获悉：天黑后，青浦、嘉定等地农民武斗军将援助“联司”，包围“工总司”。王洪文下令：天黑前无论如何要攻下来。
进攻者攻上“联司”总部大楼的木模车间的屋顶，遭到燃烧弹迎击，顿时火光冲天，屋顶塌陷，几十名进攻者摔下地面。
在高压水炮射击下，消防队的架高空云梯车升了上去，以高空优势压制住“联司”的抵抗，进攻者终于冲上“联司”总部大楼屋顶。双方展开浴血奋战几个小时，“工总司”占领了总部大楼，动力车间也很快被攻占。进攻的人群浩浩荡荡冲进各处，见人就打，见物就砸，“联司”被俘者几乎个个被打，人人受伤。
下午六时，“工总司”占领了整个上柴厂，“联司”一千多人全部被俘，其头头杨仲池也在地下室被俘获。被俘者双手高举投降，嘴里要反复念叨：“我有罪，罪该万死！”
一名年轻的“联司”队员表示决不投降，当场被乱棍打倒在地，很快死去。“工总司”命令男俘上衣脱光，女俘上衣撕破，被押上停在厂门外排成长龙的公共汽车，押往各的公安分局及上体司、青年宫、体育学院的俘虏营监禁。被打伤的“联司”队员，被横七竖八地扔上卡车或救护车，送往医院。军工路上，车流滚滚，尘土飞扬。
沿路挤满了看热闹的市民，一时万众空巷。
接着又在厂里私设公堂刑房50多处，刑具几十种，搞补打运动：凡8月4日未进厂的“联司”人员，都要遭受刑讯毒打，不少干部工人被活活打死逼死。使工厂蒙受损失数十万元。
对整个武斗过程，火线指挥部组织了庞大的摄像队伍现场录像，并出动了两架直升飞机，由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现场拍摄全部实景。
当天，上海电视台奉命对该武斗进行节目公开播放。刚刚在武汉“七二0”事件后撤到上海，惊魂未定的毛泽东，在上海西郊的秘密住所观看了实况直播。有人说，他看了非常难过，叫人关了电视机，沉默半晌，说了一句：看来，文化大革命该结束了！而粉碎“四人帮”后，“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余党交待，8月4日，张春桥对各机关工作人员得意地说：毛主席看了电视直播，表扬了这一行动。
9月24日，新华社发出电讯：《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调查了河南、湖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的文化大革命情况》。其中传达了最新最高指示：“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上海时作了极其重要的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上海“八·四”大武斗，死18人，伤983人，致残121人，被拘押者663人。
在“八·四”大武斗这场腥风血雨之中，“联司”和“支联站”终于被踏平。杨仲池、“全向东”都被投入狱中。
（资料来源：上海揭批“四人帮”有关资料；陈先法：《上海文革“八·四”事件》；叶永烈:《血洗“联司”》）
上海青浦县1967年大规模武斗
这是1967年2月～1968年1月，由上海市青浦县的造反派与“保皇派”、以及群众造反组织两大派组织之间，在青浦县进行的上大规模系列武斗事件。
1967年上海“一月夺权风暴”以后，上海市青浦县的造反组织逐渐形成了以“上海工作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青浦联络站”（简称“工青联”）为代表的少数派，以及由原县委支持的“保皇派”组织演绎而来的“青浦县农民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农革司”）为代表的多数派。
2月17日，在“二月镇范”的大势中，得到青浦县人民武装部的支持，“农革司”联合了53个造反组织，冲砸、压垮了“工青联”等少数派组织，并于3月19日组成了一派组织参加的“青浦县革命委员会筹备处”。
“工青联”的头头和骨干大部被逮捕入狱，其办法头头和大批成员跑到上海避难，并向上海“工总司”求援。
3月下旬，在反“二月逆流”的大潮中，王洪文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和“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司令的身份，派“工总司”头头、王洪文小兄弟黄金海，带领“工总司”的14人，组成的“工总司赵青调查组”到青浦，支持“工青联”的“革命斗争”，直接插手青浦县的两派纷争。
4月1日，王洪文、戴立清等“工总司”负责人会见在上海市区避难的“工青联”派的负责人，明确表示支持“工青联”派，并鼓动他们回去发动群众。
4月中旬，“工青联”等恢复组织，并开始活动。两派斗争加剧。
5月14日，王洪文召集“工总司”常委会议，决定以“工总司”名义发表《就表浦目前形势发表严正声明》，公开支持“工青联”一派，并称“青浦县内出现了一股自上而下的反革命逆流”。
5月16日，“工青联”一派8个组织联合成立“上海市青浦县无产阶给革命派反复辟火线指挥部”（简称“火线”），随后多次开会，策划在青浦县实行“反夺权”，冲击“农革司”一派掌握的“青浦县革命委员会筹备处”。
“农革司”派头头感到了“工青联”派“反复辟火线指挥部”的来头和得到“工总司”支持背景后的势头不大好惹，但决不甘心就此服输。经过双方多次较量和武斗冲突，“农革司”派头头为摆脱“保皇派”组织的形象，显示出比“工青联”派更正统的“革命造反派的形象”，和大权在握的地位，同时向“工青联”派示威，遂决定以“青浦县革命委员会筹备处”的名义，于7月19日，召开批斗中共上海市委领导干部的万人大会。
7月18日，“火线指挥部”开会决定，要对“筹备处”采取“革命行动”，对“青浦县革命委员会筹备处”进行“接管”，以阻止翌日“筹备处”召开批斗中共上海市委领导干部的万人大会。“接管”方案上报到上海“工总司”，希望得到支持。但王洪文没有批准这次行动。火线指挥部”决定单独行动，实现夺权。
7月18日深夜，“火线”派出动大批人马，经过一场武斗，冲击并强行占领了“县革委筹备处”驻地，宣布“一切权力归'火线’”。
7月21日凌晨，“农革司”调动大批农民进城，形成对“火线”的包围，双方发生冲突。武斗从7月21日凌晨，一直打到22日晚。
武斗中双方使用了石头、枕头、棍棒、刀具、梭标等“冷兵器”和土炸弹、自制燃烧瓶，造成大批人员伤亡。
这场历时3天的武斗中，双方死亡3人，伤残400多人，大片房屋成为废墟。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工作组和解放军支左人员对武斗双方进行劝说工作， 22日晚，双方达成撤离武斗现场的协议。“农革司”派显示了农民武斗大军的“强大战斗力”，“火线指挥部”派经过此战，失利失势。
7月下旬，王洪文等“工总司”负责人多次表示支持“火线”派，要他们“回去搞'文攻武卫’”、“坚守青浦城，保卫新上海”。
8月下旬，王洪文等策划对青浦县“农革司”派采取又一次“八·四行动”，即调动大军，实行围攻在上柴厂的对立派“联司”式的大规模武斗。由于上海警备卫部队的阻拦才来实现。
9日，王洪文对青浦两派组织作“表态”讲话，称“火线”派组织是“革命组织”，称其他组织是“赤卫队变种”、“保皇组织”、“大方向完全错了”。
在此气氛下，“火线”派多次策划搞掉“农革司”派组织。
10月17日下午，“工青联”头头出动大批武斗人员，要将“打垮农革司”的计划付诸实施。“武斗队”对“农革司”派的两个据点进行攻击，引起青浦县“十·一七武斗事件”。
“农革司”再次调动大批武斗农民进城参战，双方冲突急剧上升。造成1人死亡、2人严重致残的恶果。但在得到“工总司”的“火线”派的武力打击下，“农革司”派在县城逐渐失利。
10月21日，“农革司”派被迫转移农村，“坚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道路”。
“十·一七武斗”事件后，王洪文、徐景贤等到医院慰问“火线”派负伤人员。王洪文并写信给“火线”，表示“最坚决的支持”。
1968年1月26日，青浦两派群众组织达成“大联合协议”，并于1月28日组成“青浦县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但由于派性未泯，武斗的战火仍然延绵不绝。
可以看出，上海武斗的主体都是造反派，没有保皇派
云南沙电都出来了。。。
如果楼主参加过三战，那么说武斗不严重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是见过更大世面的人嘛。
休想为文革翻案。
这论坛现在乌有之乡化严重啊。
光一帮学生工人可以拿到枪炮等武器，特别是一些装甲车等大杀器。说穿了这就是上层官僚的代理人战争。
可以看出，上海武斗的主体都是造反派，没有保皇派
那个时候华东局与上海市委已经被打倒了，所以木有保皇派了，于是造反派木事可干就自己斗起来了。楼上的贴子很详细的介绍了上柴武斗的来龙去脉，这些造反派在文革结束后都已经得到应有的清算。
那个时候华东局与上海市委已经被打倒了，所以木有保皇派了，于是造反派木事可干就自己斗起来了。楼上的贴子很详细的介绍了上柴武斗的来龙去脉，这些造反派在文革结束后都已经得到应有的清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