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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革命风暴前的沉默







　　转眼一九六六年的春节过去了。这是一个祥和、愉快的春节，也是一个酝酿着暴风骤雨的春节。



　　去年，济宁地区的工农业生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这是“社教”和“四清”运动的丰硕成果，也是全地区人民遵照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号召，战天斗地得到的回报，同时，也显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巨大威力。农村集体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加强了城乡联盟、工农联盟，各工厂都有自己包的村、包的点，进行支农工作，社队工业不光解决了农业生产、农民生活的需要，而且还支援了工业建设。通过冬春农闲季节集中的政治学习，社员的社会主义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工、矿、企事业单位的工人、职员、干群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学习毛主席著作活动。可以说，整个济宁地区的广大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人民是一心一意走社会主义道路，一心一意去发展、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他们的愿望是进一步提高集体生产能力，使大家的生活都蒸蒸日上，从而不再走回头路，不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他们深恶痛绝的是那些挂着共产党招牌，占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领导地位，却不卖劲地为社会主义出力，反而拉倒车，走歪门邪道，糟踏、破坏集体经济，以权谋私，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者，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听到苏联变修的消息是义愤填膺，他们看到报纸上批判资产阶级，批判现代修正主义，无不拍手称快。他们已经自发地开展了对官僚特权行为的斗争，例如一位伙房工人斗济宁一中校长的英勇行为已传颂了近四十年。那是一九六五年底，济宁一中校长徐培元，一个行政13级的干部，竟贪图便宜，拿了伙房集体的汤盆回自己家中使用。一次，徐的儿子拿着这个盆子到伙房买汤，被伙房工人李兆谦逮住。徐听说后大发雷霆，到伙房指着李兆谦的鼻子，说李不给他面子。李毫不示弱，说：“这是集体的东西，你为什么拿回家去？我就应该收回。”并质问徐：“你整天讲学习毛泽东思想，为什么不按毛主席的教导办！”徐培元恼羞成怒，竟胡说：“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就是党的领导，我就是党的领导！”围观的工人、师生发出嗤笑声，纷纷和徐辩论，有的说：“一个13级干部，每个月拿140多元的工资，还占公家的便宜，太自私了。”有的说：“官做大了，高高在上，好象公家的东西都是他的，工人就得什么都听他的。”最后徐在几个其他校领导的劝阻下，灰溜溜地离开，不过，临走还狠狠地说：“李兆谦，你总有一天犯到我手里！”徐培元不光说到，而且做到。不久就派人到伙房查帐，查李兆谦有无多吃多占行为，当然一无所获。文革中，李兆谦成了革命造反派，在后来徐培元整造反派时，才终于报了“一箭之仇”。这个真实的故事，虽小，但折射出1966年前后的社会矛盾和两条路线斗争。



　　济宁地区的三月，冰雪已经融化，小河的流水潺潺，向阳的小草已挣扎着冒出新芽，能够抵御寒冷的野菜开始破土生长。



　　就在这个乍寒乍暖的早春的一天，济宁地委在地委礼堂召开县团级以上干部会议。会议由地委书记B主持，主要是传达中共中央批转的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看来B的情绪今天特别好，连早衰的秃顶都泛着红光，口齿清晰，感情充沛，边读文件边讲感慨，还对济宁地区今后的工作做出部署。



　　当他读到“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时，说：“吴晗的《海瑞罢官》只是一出戏，有什么政治问题，要有不同意见，也是学术上的讨论，我们这里的同志千万不要跟着瞎起哄。”当他读到“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时，会场上有了小声议论，窃窃私语声逐渐变大，其中的一句飘到他的耳朵里：“这种提法对吗？毛主席可从来没有这样讲过。真理是有阶级性的啊！”B有些生气了：“不要议论！这是中央文件，难道还不如你高明！”当读到“不要象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时，他又发感慨：“自从去年11月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我就感到气味不对，象姚文元这样的人就有点学阀味道。他凭什么说《海瑞罢官》是为彭德怀翻案？他怎么知道《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他的这两个反问，令一些县里来的干部感到惊讶，因为他们还从来没听到看到这种说法，我们的地委书记怎么就质问起来了呢？



　　最使B感到痛快，读的眉飞色舞、津津有味的是这样一些内容：“对左派要进行整风”，“有领导”，“谨慎”，“慎重”，“经过领导机构批准”，等。最后，他代表地委提出了几条要求：“这是一次学术界的大讨论，可组织教育、文艺、科技、出版等部门认真学习和讨论”，“一定不许乱批乱上纲，谁出了问题谁负责”，“今后，不论任何人的言行都应该以《汇报提纲》的精神为准。”



　　其实，这时济宁地区的革命群众和干部根本没有什么行动，只不过学习学习报纸，在底下发表各种各样的议论罢了。就是这样，经过这次会，在B的影响下，一些党内走资派认为文化革命也不过这么回事，姚文元的文章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于是口出狂言，以党自居，肆无忌惮的压制革命的思想，制造了暴风雨前的沉默。



　　须知，“听上级的，按文件办”，“要有领导，不许乱来”，这些冠冕堂皇的话，这些培养奴性的话，这些滋生官僚主义的话，这些便利于修正主义者复辟资本主义的话，与毛主席历来倡导的“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创造精神”，是多么格格不入，与无产阶级的大民主又是多么南辕北辙！



象地委常委A那样认真学习，深入思考，积极探索姚文元文章的意义，努力理解当前运动的地委一级领导干部是多么少啊！其实，A听完地委书记B的传达报告，心情倒平静下来了。因为他思考的问题太大太沉重，现在反而给了他不去思考，静观其变的时间。







三、与刘、邓工作组的较量







　　一九六六年六月已进入火热的夏天。政治风云的突变，完全打破了旧秩序的安静，群众异常活跃，特别是青年学生，把自己的蓬勃朝气完全焕发出来。他们通过广播和报纸，每天都了解到新的消息：先是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随后发表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批“三家村”，声讨黑帮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这时，济宁地委所在地的济宁市（县级市，隶属济宁地区）的各中等学校的师生首先沸腾了。



　　济宁技工学校座落在市区南北大道的中部路西。南边不到2华里是济宁汽车站、火车站，北边仅一路之隔是济宁市委，济宁地委须由学校一直往北，大约三华里。这是一所济宁地区的重点技校，有数百名来自各地的师生员工，学校规模很大，1958年建校，包括实习用的工厂车间，学生全部在学校食宿。



　　张勤是该校66届毕业生。按照往年，这时应该进行毕业分配工作，因为今年搞文化大革命，所以就留在学校参加运动。他今年22岁，属于年龄较大的学生，父亲是个忠厚诚实的老工人，所以自小养成许多良好的品质。由于比较内向，办事执著认真，爱思考问题，所以对当前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有许多独立见解，从而一大批同学经常围着他转，聂华就是其中一个。



　　这天，刚收听完广播北大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张勤和聂华等人情绪亢奋，立刻响应号召，也在学校行动起来。先写大字标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拥护聂元梓的大字报！”“彻底批判反革命黑帮！”等等。然后，张勤动手写了一篇揭露济宁技工学校领导压制师生搞文化大革命、定条条框框、束缚群众手脚、开展运动以来不接触本校实际情况等内容的大字报，连夜抄写，立即贴出。



　　这下可捅了蚂蜂窝，全校师生争先恐后前去观看，有的还边看边抄；由于校门紧靠大路，有不少行人也到学校看看出了什么事情。大家议论纷纷。大多数学生认为写的很好：“这两个月运动搞得冷冷清清，都是学校领导搞的鬼！”“天天读文件，天天讲要听从领导，不许乱来，不让贴大字报，不许开批判会，这算搞什么文化革命运动？完全是运动群众，把我们当成了阿斗！”有些性急的学生，马上回去找来笔墨纸，拎着糨糊桶，写出支持、响应的大标语。个别胆小的学生和大部分教师只看不说，好象在心里激烈的斗争着。围看的群众说：“这些学生真大胆，给学校领导贴大字报了！”“可能学校领导有问题，不然你看这些学生老师那么气愤。”济宁技工学校的领导知道后又生气又害怕，马上叫人把大字报、大标语抄下来，并打电话报告给上级有关领导。



　　地委书记B是第二天上午听的汇报。他立刻感到事态严重：“党有党法，国有国法，怎么可以这样无组织无纪律的乱来！”他指示有关人员及济宁技校负责人：“一定不要使这股歪风蔓延，注意各学校的情况，监视领头闹事的学生，追查有无幕后指使者。”并特意把济宁市委书记D叫到地委办公室，让他密切关注济宁一中、二中的动态，因为这两个学校历史悠久，都有高中班，学生活动能力强，教师队伍复杂，最容易出事。



　　革命的群众运动是压不住的，因为有毛主席的号召，《人民日报》、《解放日报》、中央广播电台等及时传达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声音。



　　1966年6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吹响了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角，接着《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两篇社论：《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党的阳光照亮文化大革命的道路》，更给广大革命师生鼓足了干劲。不光济宁技工学校的革命火焰没被扑灭下去，越烧越旺，而且，济宁师范动起来了，济宁商校，济宁农校也动起来了，尤其济宁一中，济宁二中来势更加猛烈。各校领导人纷纷大喊：“怎么办？”济宁市委、济宁地委中以D和B为代表的想镇压师生革命行动的个别人也乱了阵脚，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相反，象济宁地委常委A等人倒显得很兴奋，抽空就到各学校看看，听听汇报，认为应该支持革命师生的行动，学生的大字报很有道理。



　　事情很快有了“转机”，地委书记B终于拿到了尚方宝剑：刘少奇、邓小平已下令派工作组进驻各院校、单位。他高兴得一夜没能休息好，连夜召开会议，组织力量向济宁地区管辖的学校派驻工作组，特别安排济宁市委书记D，要派得力干部领导济宁一中、济宁二中的文化革命工作。



　　A这几天心情非常沉重。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地委常委们也有不同意见，他当时向地委书记B说：“这样做是否符合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而B不耐烦地说：“中央有八条指示，少奇和小平同志又亲自抓工作组问题，我们必须无条件地贯彻执行。”



　　所谓中央八条，主要是大字报不准上街，要内外有别，不准开大会声讨，不准游行示威，不准串联，要注意坏人的行动，等等。据说派工作组的决定是刘少奇、邓小平二人在中央强行通过的，周恩来不很赞成，陈伯达曾公开反对。当然这只是传言，毕竟工作组已经派出去了，并且在各学校各单位抓了不少“坏人”、“野心家”、“右派分子”、“反革命”，等等。



　　济宁市委书记D执行派工作组的决定十分积极，他交待工作组负责人：“放心大胆地干”，“这次和一九五七年抓右派一样，一个也不要漏网”。工作组在济宁技工学校搞得最凶，准备整理材料逮捕张勤等人，受株连遭批判的师生有二十多人。济宁一中、济宁二中的工作组也不示弱，他们把全体教职工集中起来，先是大会威吓，然后让每个人写出检查，由工作组逐一排查，凡是有这样那样历史问题的，家庭出身不好的，本身有点毛病的，都列为批斗对象。这样一来，光这两个学校的二百多名教职工中就有七十多人被小组或大会点名批判，学生，特别是高中学生，也有数十人列入黑名单。济宁县根据地委指示，把全县近700名教师进行集训，其中400多人被打成“三反”分子、“双反”分子、机会主义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叛徒、特务、新生资产阶级分子，被逼死的不少于15人，逼疯的、劳改的、开除回家的、开除政籍党籍戴帽子的更多。



　　济宁地区文化局所属的文艺系统，是刘、邓工作组大显身手的地方。他们把一般的文艺工作者分为左、中、右，按档案材料找问题。左派由工作组指定，协助工作组整“牛鬼蛇神”。他们捕风捉影，夸大事实，无限上纲，凡是平时好提意见的，不听领导话的，家庭出身有问题的，当然也有个别资产阶级思想作风严重的，一个个在劫难逃，真正有问题的，只要能靠拢工作组，取得领导的“谅解”，也可以逍遥法外。



　　到一九六六年八月底，全济宁地区十二县市被整被抓的所谓“右派分子”，“牛鬼蛇神”，“反革命”，“反动文人”，“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等有3000多人，其中极少有当权派，顶多不过是共产党的基层单位副书记之类。同时有80多人自杀。真是一片白色恐怖。而白色恐怖的制造者——工作组，主要是利用受蒙蔽的学生、各单位所谓的“左派”，让这些人去抄家、去欧打、去批判、去当先锋。



　　反工作组的活动暗暗进行着，主要是中学生，他们从外地，主要从北京获得信息。一开始是个别同学中议论，对工作组的行为发泄不满，到1966年下半年开始活跃起来，进行秘密串联，直到八月底九月初清算工作组的斗争才开始公开化。



　　一开始就对派工作组有不同看法的济宁地委常委A，一直在思考：这是不是镇压群众运动？这符合不符合毛主席搞文化大革命的精神？这天，A带着满脑子的迷惑，匆匆吃了晚饭，走出院门，来到前排地委宿舍地委副书记C的门前。



　　C二十七、八岁就当了中心县委书记，是当时比较年轻的县委书记，曾受过毛主席的接见，夸他“年轻有为”。A比C大几岁，他们分属湖西和湖东干部。抗日战争时期，微山湖的东西两边有两块游击区根据地，济宁地委专署成立之后，两大院的干部基本上都来自湖东湖西，当时还有湖东湖西两个小宗派的说法。然而A和C却团结得很好，在很多问题的认识上都表现得完全一致。



　　A对C的革命干劲和务实精神很佩服，更为他敏锐的观察力和马列主义水平折服，在地委常委会中他们的看法、意见往往不谋而合。这两天C的肝病又犯了，不知现在怎么样？A一进门就问候病情。C边往屋里让，边回答说：“好多了”。C的住房也是三间平房，中间是饭厅兼客厅，西边一间摆了两张床，是儿女们住，东边一间算是卧室加书房。C的家庭困难在两大院是出了名，老伴是农村人，没有工作，儿女又多，所以每次地直机关困难户名单都少不了他，但他一次也没领过救济。屋里的陈设破破旧旧，没有一件象样的家具。但是他很乐观，更很进取，虽在病中，书桌上，枕头边都是书报。



　　A不是外人，径自进入C的卧室，很随便地坐在床沿上，两人很快就谈起了当前运动。



A说：“自从向各学校各单位派了工作组，又抓捕和批斗了那么多所谓坏人，我总觉得这么搞不符合毛主席的教导。”C接着说：“这两天在家休息，又反复学习了‘五·一六’通知，感到当前这场斗争不简单，是解放后十几年党内斗争的继续，也可以说是总爆发。”于是，他俩你一言我一语，回顾了从合作社、工商业改造、到人民公社、大跃进、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直至目前还没有完全结束的“四清”运动，等等。这些都是他们亲身经历的事情。A说：“看来毛主席下决心搞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不让苏联变修的悲剧在中国重演。苏联搞了近五十年社会主义，到头来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了领导权，其基本的经验教训就是不搞群众运动，不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C说：“群众的观点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有一些人流血拼命搞革命，为了什么？我看是为了自己当官做老爷，高高在上，向群众发号施令，丝毫不把群众放在眼里，只把群众当成阿斗。”A说：“当然，群众也不是都对的，但应该看主流，看大方向。毛主席在1927年考察农民运动的时候，各种现象都看到了，各种议论也都听到了，但主席紧紧抓住阶级分析、阶级关系这条主线，牢牢掌握阶级斗争这个纲，着眼于革命运动发展的方向，立足于群众运动的本质和主流，所以才能力排众议，写出光辉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C说：“不管别人怎么样，我们一定不要当群众运动的绊脚石，不能把群众提意见、贴大字报看作反党，今后尽力所为，能做多少工作就做多少工作，永远跟着毛主席干革命。”A说：“我们这样的看法在地委领导层是少数啊！他们总怕乱，喜欢定条条框框，认为执行起来方便省劲，所以对派工作组、执行中央八条、抓小野心家、抓捣乱分子，十分热心。据说刘少奇同志最近指示：”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揪出来‘、’高中应届毕业生中的右派分子可以批斗和戴帽子！‘、’右派分子有多少定多少，不要有框框‘。这更助长了咱地区抓学生中坏人的劲头。“C说：”不要担心，这种局面不会长久的。从毛主席接见我那天起，我就认定毛主席是和广大群众永远心连心的。“A有些惊讶：”你是说毛主席很快会有新的指示？那中央的问题可就大了！“C没再说什么，只与A会意地笑了笑。

四、革命造反派的兴起







　　A很佩服C的预见，不愧是被毛主席亲自接见过的人。正当济宁地区各学校、各单位批斗学生、教师和其他群众，整理材料批捕首要分子，内定出一大批“右派分子”、“坏分子”、“反革命分子”、“牛鬼蛇神”等大整群众的活动，在工作组的直接指挥下得心应手地进行的时候；正当工作组“钦定的左派”、大肆抄家，殴打一般群众的邪火蔓延的时候；正当以济宁地委书记B和济宁市委书记D为首的党内走资派，认为这下子捣乱分子镇压下去了，运动可以按照自己的部署（也就是党的部署，他们一直以代表党自居），有领导，有秩序，有纪律地进行下去而额手相庆的时候，各种消息也从北京传来：毛主席派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两次到北大、清华去看大字报，支持写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聂元梓，支持反工作组的蒯大富，支持革命造反派；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的讲话散发得到处都是，每篇讲话都是批评工作组，批评镇压群众运动的。特别是《红旗》杂志上登出了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论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文章，给受压抑的群众运动浇了油点了火，给利用工作组镇压群众运动的领导人以当头棒喝。



　　济宁地区和全国一样，到1966年7月下旬，就面临着必须撤工作组的命运。



　　没有了工作组，济宁地区各学校各单位的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获得大解放，各种大字报铺天盖地，大大小小的批判会如火如荼，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原工作组及本单位主要当权派。1966年8月8日是个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此后几天，各地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都沉浸在庆祝、欢快的气氛中，各种群众组织及红卫兵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



　　这些组织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工作组进驻之前就贴出大字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在工作组期间从受压迫、受迫害到秘密反抗斗争，最后公开跟工作组斗争，终于撵走了工作组。他们的人数有一个由少变多的过程。这类组织的特点是活动能力强，消息灵通，对毛主席的指示，对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的讲话，执行起来雷厉风行，毫无顾忌，根本不买本单位本地区当权派的帐，批判斗争起来入木三分，字字句句都上纲上线，刺中要害。这是革命造反派组织。



　　另一类组织是工作组进驻前紧跟本单位领导的布置去参加运动，工作组来了又是工作组的得力助手。撤走工作组，他们虽然表面上错了，失去了公开的支持，但暗地里还和本单位、本地区的领导人保持着联系，不过由于大势所趋，他们的人数有一个由多变少的过程。他们也搞批判，但是比较温和，所谓“讲政策”。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批本单位本地区的领导时，专拣副职斗批，什么“副书记”、“副校长”、“副专员”等。他们抓的大部分是干部的生活上的问题，决不上纲到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



　　显然，各单位的当权派，特别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喜欢第二类群众组织，把他们封为“左派”，在权力范围内给他们诸多方便和照顾，例如1966年8月底开始选派赴京代表时，各学校基本上都是选派的第二类组织的师生。而对第一类组织，虽然表面上也叫他们革命造反派，是革命小将、革命闯将，而内心是十分不喜欢，因为他们“太不听话”，“太凶”，“太狠”，“太狂”，一点也不讲情面。有时还十分仇视他们，永远把他们当成“犯上作乱的右派”，“野心家”，“坏人”。尽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出现过这样那样的变化，但党内走资派对上述群众组织的基本观点是没有变化的，总是和第二类群众组织——保守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时地重用他们和革命造反派斗。



　　革命造反派组织的群众意气风发地投入大批判的高潮，很少顾及后果。他们先是鹦鹉学舌，抄抄报纸，喊喊口号，贴贴标语。随着运动的深入，认识水平逐渐提高，领会文件精神逐渐深刻，逐步转向批判本单位本地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各种表现，揭发党内走资派的各种错误言行，深挖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尽管对这些党内走资派定的不一定恰当，批判起来也有过失之处，但总是加深了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认识、对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仇恨，加深了中国面临着复辟资本主义危险性的认识，使大家一边批判一边受到教育得到锻炼获得提高，许多潜能都挖掘出来了，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不敢想的事敢想了，不敢做的事敢做了，个个以天下为己任，成了世界的主人，社会的组织者、指挥者，要用自己的双手去推动历史的前进。然而运动发展的太快了，许多东西只是囫囵吞枣地往脑子里灌，没能得到很好的整理和消化，所以根本谈不上很深刻。大多数人只是象大海的浪花，一会儿被推向左边，一会儿被推向右边，一会儿掀上陆地，一会儿又抛向大海。自觉与不自觉，有意识和无意识，有目的和无目的，互相交织在一起。这是革命大风暴中的必然现象。



　　这时济宁地区革命造反派组织主要有济宁一中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指挥部（原来叫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指挥部）”，济宁二中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司令部（原来叫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司令部）”，以及地区重点中学的其他造反派红卫兵组织。济宁技工学校的“险峰造反指挥部”是济宁中专和技工类学校中最早的造反派组织，其他比较有名的是济宁师范“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济宁红色劳动者造反兵团”简称“红劳”是工人革命造反派组织，他们人数多、力量大，所以把运动前期的革命造反派观点统称“红劳观点”。文艺系统的“文艺造反司令部”也异常活跃，为推动济宁地区的大批判运动做出了许多贡献。济宁地区农村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展的较晚，但广大贫下中农是革命造反的中坚力量。首先是距离济宁城区二十多里的唐口、喻屯人民公社的造反派扯起了革命大旗，随后逐步发展，成立了“济宁地区贫下中农革命造反司令部”。



　　1966年11月建立的“鲁南红卫兵联络站”，是涵盖了济宁地区、荷泽地区、枣庄市的红卫兵革命造反派组织，驻地在济宁专署大院，主要选派各县的红卫兵造反派骨干在这里进行联络和宣传。



　　从内心非常支持革命造反派组织的济宁地委常委A，虽然也受到冲击，接受了批判，但心情非常高兴和激动，他是从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高度来认识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他真正把造反派的行为看作革命行动，把革命造反派看作革命的新生力量。当然，他有时也担心革命造反派暴露出来的问题。“真正有成就有作为的革命者，应该学会思考问题，应该能静下心来想问题”，他曾经背地里给几个革命造反派负责人，说过这类话。但他们不可能都听得进去，因为太匆忙了。



　　大批判开始不久，又进行了革命大串联，学来外地的经验还没很好的消化，又开始罢官运动。一些红卫兵组织，一些群众组织，认为只有把本单位、本地区的一把手罢了官才算取得革命造反的胜利。殊不知，大批判才是最重要的，才符合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不把修正主义路线批深批透，即使罢了他们的官，也只能是形式上的胜利。事实上，这些当权派，包括党内走资派，罢了他们的官，他们更逍遥，而他们的话照常有人听。从1966年8月到1966年底出现了几次围攻、欧打革命造反派的事件，就是受到济宁地区党内走资派的授意和指使。他们无需直接出面或下什么指示，只需经常告诉他们亲近的保守派组织：“文化大革命就象五七年反右一样，谁跳得高谁最后倒霉，抓右派在运动后期，现在是考验对党忠心的时候，‘乱世出忠臣，动荡出孝子’，什么时候都要站稳立场。”“××，你是党组织培养的对象，是革命的接班人，我们一直准备提拔你的。”等等，就可以了。因为这些当权派，党内走资派，“都是共产党的化身啊！”他们自己是这样认为的，保守组织的群众也是这样认为的。



　　济宁地区党内走资派也有很出格的时候。所谓“出格”，就是他们忘记了刘少奇“修养”的要求，把本质暴露出来，把心里话说出来。



那是一次地委常委开会之前的议论。地委书记B一直对文化大革命不满，在派工作组镇压群众时十分积极。凭心而论，B也是对革命事业有过贡献的。他1937年参加革命，打过游击，流过血负过伤。由于长期做地方工作，又能吃苦，群众威信较高。他与万里有私交，解放前一块工作过，是他的领导，解放后来往不断，在思想认识上受万里的影响很大。由于万里在北京市委工作，消息灵通，对中共中央上层也比较了解。例如解放初期，他就从万里那里听到不少刘少奇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讲话，感到很对自己的口味，总认为农业合作社搞得太快，人民公社办得太早，六十年代初搞“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他是积极响应，满腔热情地贯彻执行。后来搞社教，进行阶级教育，他就发了不少牢骚，认为中国政治运动太多，“老是整来整去”。这次一搞文化大革命，他从心里反感、抵触，但对彭真的二月提纲却特别欣赏，贯彻得特别卖力。后来风云突变，他又从万里那里听到中央上层的激烈斗争。所以，趁着人还没到齐又开始发牢骚。这是一次地委常委碰头会，先到的有地委常委、济宁市委书记D和济宁地委分管公检法的副书记杨毅。这两个人可以说是B的莫逆之交，平时来往不断，每次地委开会又总坐在一起，便于商量问题。D在济宁市派工作组搞的最好，收集整理了大批革命师生和其他群众的黑材料，在杨毅的配合下，抓捕了几个首要分子。这三个人在一起真是无话不说，全是肺腑之言。B说：“听说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斗争很激烈，少奇和小平同志他们根本不认为派工作组错了。”杨说：“学生把学校党团组织都冲垮了，不派工作组领导还不得乱成一锅粥！我真不明白毛主席为什么反对派工作组！”D说：“我看毛主席也是老糊涂了，在十一中全会期间自己带头写了大字报，成何体统！”B说：“毛主席就知道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听红卫兵喊万岁，全不管底下的干部死活。”杨毅也来了劲：“要是刘主席领导，决不会出这么多乱子，我们这些干部早就享清福了，还能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整天提心吊胆怕批斗。”D气愤地说：“这决不能算完，谁胜谁负还难说！”还要继续往下说，见又有人来，才停住。他们满以为，出三人之口只入六耳，没想到还入了另外的耳朵——两个负责布置开会的秘书。过了不久，地委机关革命造反派起来了，两个秘书把当时断断续续听到的他们三人的议论揭发出来，写成大字报，贴在济宁城区太白楼的南墙上，并印成传单，广为散发。B避重就轻承认了一点，D是死硬不说，杨毅却怕的要死，因为他知道整反革命的滋味，情急之下自杀了。不过地委大院却传出另外自杀的原因。而革命造反派掌握了真实情况后，穷追猛打，显示了占领政治舞台的巨大威力。







五、初登政治舞台







　　曲阜师范学院是1956年建立的一所新型师范院校，座落在济宁地区曲阜县城的西部边缘。学院的大学生年龄大、知识面广、活动能力强。他们早就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首都院校有联系，所以文化大革命应该怎么搞，他们已从北京取得真经。



　　由于曲师院所在地的济宁地区，特别是济宁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的缓慢，所以革命造反派组织觉得应该派人去宣传发动一下。1966年8月26日清晨，曲师院的宣传车就出发了。



　　来到济宁城区的太白楼前还不到十点，这些革命造反派大学生顾不上休息，就立即行动起来，用大喇叭宣传，在墙上书写大字标语。主要内容是宣传十六条（即“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宣传“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揭露前一段时间济宁地区镇压革命师生、革命群众的罪行，矛头直指地委主要负责人。



　　听讲演的群众越来越多，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这时，有几个干部模样的人在人群中大声说：“你们学生不好好在大学里搞自己的运动，跑到这里来干什么？”城区几个学校的保守组织也得到通知，立即赶来，再加上这几个人的煽动和蒙蔽，在街上游荡的保皇派红卫兵也闻讯围了上来。一时间，曲师院的革命造反派遭到了围攻和谩骂，说什么：“济宁市的文化大革命不要你们插手！”“你们来捣乱，赶快滚回去！”“济宁市的干部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济宁地委是红地委！”等等。



　　曲师院的革命造反派除在太白楼前广场遭到围攻外，最严重的是在济宁一中。原来，他们来到济宁后进行分散活动，分别到济宁一中、济宁二中、济宁技校、济宁供销学校进行串联。由于济宁一中保守势力厉害，是济宁市委书记D亲自抓的点，一直是水泼不进，针插不入。这次曲师院的革命造反派一来到就受到了围攻、谩骂、推推打打，说他们是“反革命宣传”，是“反革命分子”，威胁要让公安部门逮捕他们。



　　在被围攻中，充分显示了革命造反派的风采，展现了革命造反派初登政治舞台的雄风。一是不怕。毫无畏惧地面对几十数百受蒙蔽的保守派组织的群众，镇定自如地进行讲演、宣传，有理有据，讲到精彩处，听众也激动起来，跟着高呼口号，支持革命、造反。二是有勇有谋。面对即将酿成的武斗，造反派首先揭露这是党内走资派捣的鬼，希望大家不要上当，并利用“16条”，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北京市革命造反的大好形势，进行启发教育保守组织的学生和群众觉悟。三是团结。曲师院的革命造反派与济宁城区的革命造反派是心连心的。一听到曲师院的同志受围攻，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站出来，并肩战斗。同时对那些观望、不太理解的群众耐心进行宣传，团结他们一块起来造反。四是通过“8·26”事件大造革命舆论，连夜印发《十万火急》，揭露济宁地区党内走资派新的罪行，向全省散发，取得了各地造反派的有力声援。并号召外地串联的革命造反派共同揭开济宁地委的黑盖子，攻开济宁市委这个顽固堡垒，捅开济宁一中这个保守派的黑窝，使坏事变为好事。



　　事实证明，革命造反派胜利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济宁地区，济宁市的文化大革命就出现了新气象，济宁一中变成了革命造反派的一个大本营。



　　充分展示革命造反派才华的是革命宣传、革命批判。1966年10月，天气已经变冷。但革命造反派不畏风寒，斗志昂扬地纷纷下工厂，到农村，到各县各公社去宣传去鼓动，印制了大量传单，召开了许许多多的动员会，发动工人、贫下中农一次又一次地向走资派斗争，成立了大大小小的群众组织，使革命造反派的组织遍布城乡工厂机关单位。各地各单位都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委，党政一把手受冲击最厉害。



　　在农村批判他们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发展集体经济，搞“三自一包”“四大自由”，阶级路线不清，学大寨不真抓实干，摆花架子，弄虚作假，在生活上搞特殊多吃多占，在生产上搞官僚主义不参加生产劳动，等等；在工厂批判他们不相信和依靠工人阶级，搞专家治厂，技术挂帅，不突出政治，不进行思想教育，只搞“管、卡、压”，不关心工人的生活，用生产压革命，等等；在学校，由于运动开展得早，揭露的问题比较多，因而大批判的火力更猛，控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劲头更大。问题集中在用什么思想去教育学生的问题，在学校是以谁为主体的问题。是搞“封、资、修”的教育，宣扬“智育第一”、“学而优则仕”、“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还是用无产阶级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学生的头脑，培养“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接班人；是“师道尊严”，“打骂、体罚学生”，让学生一切从属于教师，还是以学生为主体，学校的一切工作应围绕学生的“受教育、长知识、长身体，德、智、体全面发展”；是视学生为敌人，把考试作为对付学生的手段，还是师生应该互相关心、相互团结，成为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是“分分，学生的命根”，片面追求升学率，还是“一颗红心，两种打算”，培养全面发展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在教材上，是脱离实际，从书本到黑板再到书本，还是紧密联系工农业生产的实际，搞科学实验，“学工学农学军，批判资产阶级”，学以致用。



　　济宁一中是革命造反派搞大批判比较扎实的单位。他们发挥中学教师、学生能写会画的特长，整个校院都布满了大批判的长廊，声情并茂，绘声绘色，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学校党内走资派，把工作组，把济宁市委，揭批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所以1966年11月到12月，到济宁一中参观大字报，学习大批判经验的革命造反派组织，络绎不绝，影响很大。



　　党政机关的革命造反派组织建立得比较晚，大多是些工作人员，也有些小干部参加。他们对当权的内幕知道得多，又有较高的知识水平，所以揭发批判就深刻有力。从建国初期到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斗争，从历史问题到现实问题的种种表现，从指导工作的失误到思想根源，从工作作风到生活作风，问题越揭越多，上纲上线的调门也愈高。只是时间短，还不够深透，有些问题也有待落实。



　　济宁地委常委A和地委副书记C，由于是地委领导层，首先要接受群众的炮轰，接受批判。他们的检查是认真的，深刻的。他们说：“我们写检查，是接受一次毛泽东思想的再教育。过去迷惑不解的，现在得到了答案；过去跟着干的，现在认清了方向，明白哪些符合毛泽东思想，哪些不符合；过去对错误的东西反对不力的现在腰杆硬了。”他们不光自己上纲上线挖思想根源，还表示今后一定也要有造反精神，对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和事，敢于造它们的反。同时，他们两个联名写出揭发地委书记B的批判材料，共十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B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有和平麻痹思想，幻想国共合作后天下太平，致使他所领导的地区，地主武装活动猖獗，还乡团的报复严重，革命干群损失惨烈。第二个问题是，为了把自己定的干部级别高些，曾闹过情绪，受到上级主管领导的口头批评。第三个问题是农业合作社时期，B对成立高级农业社不积极，老是强调困难，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第四个问题是大跃进中刮“共产风”、“浮夸风”，给当地造成了极大损失。第五个问题是62年济宁地区在鱼台县搞稻田改革时，向农技人员泼冷水，该拨的款不及时拨，该调的人不肯调。第六个问题是生活作风有问题，因和一个年轻女干部怀了孕，不得不与农村的妻子离婚，造成严重影响。第七个问题是散布对搞政治运动的不满情绪。第八个问题是对农村的集体经济办的好的不表扬支持，对多分自留地、集体经济涣散、个人发家致富的生产队反而给鼓励，他所包的生产大队就是个典型例子。第九个问题是公开为彭德怀鸣冤叫屈。第十个问题是积极执行刘邓路线，派出工作组，镇压济宁地区的文化大革命。



　　可以说，在革命大批判上，济宁地区革命造反派与革命干部一起，做了大量工作。



　　在对待档案材料上，革命造反派与当权派，特别是党内走资派进行了另一番较量。



　　文化大革命初期，特别是工作组期间，曾经整了大量的群众材料。这些材料，中央曾明令销毁。但济宁地区在地委书记B的影响下，拒不执行，说什么：“这不是黑材料，是敌情材料，是机密，任何人都不能动。”

这下激火了革命造反派。大家纷纷串联，不停的向本单位要求销毁黑材料。对当权派进行批斗时要求他们承认这是黑材料，也费了很大劲。大部分当权派一开始不承认这是黑材料，经过革命造反派摆事实讲道理，七斗八斗，认识到不论什么情况整群众是不对的，只要没有现行反革命活动及其他破坏活动和罪行，都要本着毛主席的一贯思想，不能把斗争矛头指向群众，更不能整材料，放在挡案里，让本人带一辈子，何况大多数是革命造反派因反对资反路线、反对工作组而被整的材料，那更是地地道道的黑材料。于是大多数单位当众销毁了黑材料，只有个别单位的走资派虽然口头上承认整群众的材料不对，但又推三阻四，拒不交出，准备秋后算帐。于是由这些单位的革命造反派组织派出代表，当众公开强行打开档案室，把正当档案与黑材料分开，只取出黑材料销毁。这本是革命行动，走资派却煽动说“造反派砸档案室了”，是“现行反革命”等等。好在这时大部分群众的觉悟都提高了，党内走资派手中的权力也不灵了，“档案风波”才没掀起大浪。



　　1966年11月底，济宁地区的革命造反派已控制了文化大革命的局面，党内走资派，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已经靠边站。



　　12月中旬，济宁地区的革命造反派为了大造声势，显示革命造反派的威风，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一步批臭济宁地区的党内走资派，各造反派组织主动联络，成立指挥部，决定召开一个十万人参加的批斗大会，地点在济宁城区西关体育场。



　　开会那天，临大街的墙上都贴满了标语口号，象什么“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彻底肃清刘邓反动路线的流毒！”



　　“打倒济宁地区党内走资派×××！”“打倒济宁市委顽固不化的走资派×××！”“砸烂×××的狗头！”以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等等。从清晨7点半，四面八方的群众队伍开始入场。每支队伍都举着标语牌，打着红旗，每个人手中都拿着红皮的《毛主席语录》，喊着口号，唱着歌，整整齐齐地进入会场。开会之前，各队伍诵读毛主席语录的朗朗声，“大海航行靠舵手”，“造反有理”的嘹亮歌声，还有各队伍热烈友好的拉歌的号子声，此起彼伏，象大海的波涛，一浪高过一浪。



　　十点正，批斗大会开始。头顶戴着纸糊的高帽子，颈上挂着牌子的被批斗对象，在红卫兵的押解下，一个跟着一个被带到主席台前沿，一共有20多人。纸帽和牌子上分别写着：“顽固不化的走资派×××”，“镇压革命造反派的刽子手×××”，“黑帮分子×××”，“刘邓的孝子贤孙×××”，“大流氓×××”，等等。被批斗对象带入会场的瞬间，群众的海洋沸腾了，口号声震天动地，“打倒×××”的呐喊，象枪膛里射出的颗颗子弹。这些昔日只知当官做老爷，对群众发号施令，高高在上的当权派真的威风扫地，他们会记住这一刻：或者彻底认识自己，认识无产阶级革命，或者把仇恨埋在心底，咬牙切齿地发誓进行报复。无论如何，现在，红旗飘扬的十多万人的会场，象地浆迸发出来一样，火热地滚动着，愤怒地咆哮着。



　　事先准备好的发言人，依次跳上主席台，慷慨激昂地进行揭发批判。有的声音都已沙哑，还不肯结束自己的发言；虽是严冬季节，有的发言人已汗流满面，把帽子抓在手中，头上冒着热气，象个大蒸笼。被批斗的人一开始都站着，后来批到某一个人，情绪激烈，强令其跪下，抓着他的头，让他低头认罪。民愤较大的有两类人：一是派工作组镇压学生，把学生打成反革命，殴打体罚学生，关禁闭，甚至逮到监狱去；二是利用领导身份，欺压群众，乱搞男女关系，影响恶劣。对于执行刘邓路线，有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的当权派，大都作了理性的分析批判，上纲上线，触及他们的思想灵魂。



　　十二点钟大会结束。人们虽然身体有些疲惫，但情绪仍处在昂奋之中，并且井井有序地离开会场进行游行。一位将近六十岁的老大娘说：“有十几年没参加这样的会了！以前是斗恶霸地主，现在是斗走资派。”另一位男子接口说：“这可不能相提并论，恶霸地主是阶级敌人，走资派是共产党的领导人。”一位红卫兵头头模样的大声说：“党内走资派要复辟资本主义，要把新中国拉回到解放前，也是阶级斗争。”男子不服气地小声说：“批判是这样批判，可是这些党的领导人（指走资派）不是也口口声声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吗！”这边的争论随着游行的队伍远去了，那边议论的人流又涌了过来。一个人说：“这些干部整天做官当老爷，贪污腐化，不接近群众，今天挨斗，可没威风了，真是活该！”一位年龄大的人说：“共产党的干部原先多好，再大的官也和群众一样，一点架子也没有，穿的吃的还不如普通老百姓，现在个别的真是变的搞特殊了，不象话了。”走在后面的五十多岁的斯文人说：“这也难怪。拼命流血打江山，还不就是为了坐江山，过好生活，他们都是些功臣啊！”这一说，招来一片反对声：“毛主席不是比他们的功劳还大？一家子死了六七个，他老人家为什么一点也不搞特殊，保持和群众心连心！”“共产党搞革命不是说不为个人利益，不搞特权，把自己高人一等？那叫什么共产党，还不和农民起义一个样？”斯文人仍不认输：“到什么时候当官的也不能和老百姓一样。”有人接着反驳：“不一样是指分工不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是消灭剥削压迫，消灭人为的不公正不平等。”没完没了的争论在游行队伍中继续进行着。



　　地委常委A因为不是地委主要负责人，所以只作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也参加了这次批斗大会接受了批判。由于他对这次运动有充分的认识，交代的也诚恳彻底，散会后站在机关造反派队伍的后边。会后，他的感受颇为深刻。首先，他对群众的力量，群众的能力，感到由衷地佩服。你看，十多万人的大会，没有公安的站岗，没有地区主要负责人的权威，居然组织得那么好，革命造反派真了不起！其次，过去总认为，没有从中央到地方的一级级领导，什么事情也办不成。现在看来，只要有毛主席的一声号令，全国人民都听毛主席的，什么大事都能办得成。一层层领导，如果不听毛主席的，不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自以为是，搞独立王国，反而成为群众的绊脚石，革命前进的销蚀剂，往往把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引向邪路。解放后十几年的历史，不论是合作社运动、还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以及“四清”运动，等，无不证明了这一点。第三方面，他通过这次批斗大会，联想1959年以来的党内斗争，更感到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英明伟大。最后，他仍存在不少遗憾：革命造反派太喜欢大轰大嗡，缺乏静下来做些细致踏实的工作，如对被批斗干部的分化瓦解，应抓主要矛盾抓本质问题，应多重视思想路线方面的批判，少做或不做触及皮肉的事。还有，革命造反派应该尽快统一起来，不要老是自以为是，争强好胜，等等。



确实，开了这么成功的批斗大会，几大革命造反派组织的头头谈得眉飞色舞，完全沉浸在初登政治舞台的喜悦之中，甚至有些得意忘形。几个比较肤浅的人还陶醉在表演被批斗者的各种丑态的快感里，几个比较持重的人在分析那些人的批判有力量，几个主要头头各自夸耀自己组织来的人数多，气势大，批判的严厉，有革命造反的脾气，等等。而对于今后怎么办？大家似乎都考虑的很少，似乎都被动地等待着北京的风暴，省城的风暴，外地的风暴，来注入继续前进的动力。







六、红卫兵的渊源







　　红卫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济宁地区红卫兵组织的出现整整比北京晚了两个月，它是受北京红卫兵的影响而产生和发展壮大起来的。起初是官办红卫兵，是各单位当权派批判所谓黑帮的御用的工具，根本无法结合本单位实际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来，官办红卫兵分裂了，一些革命造反派冲杀出来，如济宁一中“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济宁二中“抗大战校红卫兵”等，最后成立了“鲁南红卫兵联络站”，才成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党内走资派的的中坚力量。这与北京的红卫兵运动有些不同。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九日，深受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迫和迫害的北京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几个中学生自发地秘密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六月初，北京地质学院附中，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北京大学附中，北京矿业学院以及北京市二十五中学也相继自发地秘密成立了红卫兵组织。这些红卫兵组织的誓言是：“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党中央和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我们宣誓：为保卫党中央，为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坚决洒尽最后一滴血。”



　　1966年6月，刘邓工作组进驻学校后，北京市这些红卫兵组织被刘少奇、邓小平他们认为是：“搞地下非法煽动群众，是非法的反革命活动。”被打成反革命组织，大部分红卫兵被批斗，成了“小反革命”，“小野心家”，“捣乱分子”，破坏秩序的“游鱼”。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四日，北京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冲破重重压迫，贴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全文如下：



　　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我们说，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就是说，主要在“造反”二字上下功夫。敢想、敢说、敢闯、敢革命，一句话就是造反，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贵的品质，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基本原则！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



　　修正主义统治学校十七年了，现在不反，更待何时？



　　有些大胆的反对造反的人，今天突然变的扭捏起来，絮絮叨叨，吞吞吐吐。什么太片面了呀，什么太狂妄了呀，什么太粗暴了呀，什么太过分了呀。



　　这统统是谬论！要反对就反对，何必羞羞答答呢？



　　我们既然要造反，就由不得你们了！我们就是要把火药味搞的浓浓的。爆破筒，手榴弹一起投过去，来一场大搏斗，大撕杀。什么“人性”呀，什么“全面”呀，都滚一边去！



　　你们不是说我们太片面了吗？你们要的是什么样的全面呢？看来，你们的全面是“合二而一”，是折衷主义。



　　你们不是说我们太狂妄吗？我们就是要“狂妄”。毛主席说：“粪土当年万户侯”。我们不但要打倒附中的反动派，我们还要打倒全世界的反动派。革命者以天下为己任，不“狂妄”怎么行呢？



　　你们不是说我们太粗暴了吗？我们就是要粗暴！对待修正主义怎么能缠缠绵绵，大搞温情主义呢？对敌人的温情，就是对革命的残忍！



　　你们不是说我们太过分了吗？老实说，你们所谓不过分，就是改良主义，就是“和平过渡”。这是妄想！我们就是要把你们打翻在地上，再踏上一只脚！



　　还有些人，对革命害怕得要死，对造反害怕得要死。你们循规蹈矩，唯唯诺诺，缩在修正主义的蜗牛壳里，一有造反的风声，你们就神经紧张。这些日子，无情的斥责声天天送入你们的耳朵中，你们天天心惊胆颤，你们不感到难受吗？你们怎么活得下去呢？



　　革命者就是孙猴子，金箍棒厉害得很，神通广大得很，法力无边得很，这不是别的，正是战无不胜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我们就是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对今天这个修正主义的清华附中，就要这样大反特反，反到底！搞一场无产阶级的大闹天宫，杀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新世界！



　　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四日



　　刘邓工作组对这张大字报恨得要死，怕得要命，立即利用手中的权利，把各校红卫兵组织均定为“反革命集团”，强令解散。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愈甚反抗愈烈。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在刘邓工作组的白色恐怖中于七月四日又贴出《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重申“撼山易，撼红卫兵难！”的革命造反的雄心壮志！



　　两军对垒，旗帜鲜明。刘、邓工作组从六月到七月的五十多天里，一方面天天忙着集训各个学校的老师，让每个教师都要写检查交代问题，象刘少奇、邓小平在“四清”中对待“公社、大队、小队”三级干部一样。另一方面就是对付红卫兵，打击红卫兵组织，迫害红卫兵小将。



　　毛主席知道了这些情况，立即指出派工作组的错误，并派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到北京各校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为。



　　七月二十七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再次贴出大字报《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热烈欢呼：“迎上前去，让革命的大风暴来得更猛烈些吧！”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是红卫兵值得纪念的日子，伟大统帅毛主席写信给清华附中红卫兵：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同志们：



　　你们在7月28日写给我的两张大字报，以及转给我要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们6月24日和7月4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说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和对彭小蒙同志7月25日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大会上，代表他们《红旗》战斗小组所作的很好的演说，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仅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之后，也要给予工作和改造错误重新做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毛泽东



　　1966年8月1日

北京各校红卫兵争相阅读这封字字千钧的信，个个激动得热泪盈眶，人人高兴得欢呼跳跃，彻夜不眠。从此，红卫兵，这个人类历史上的新生事物，从秘密走向公开，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急先锋。



　　1966年8月18日，红卫兵迎来了自己的盛大节日。这天，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广场之一的天安门广场，北面城楼上下，完全披上了只有国庆大典才有的节日盛装。近百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云集在那面积四十五万平方米的巨大广场上和东西长安街头，不停地欢呼歌唱，等待着激动人心的时刻。



　　红卫兵的英明统帅毛主席伟岸的身体出现在天安门城楼，满脸慈祥地向红卫兵招手，无比亲切地向红卫兵问好，平易近人地和红卫兵代表握手，非常满意地让红卫兵代表给他带上红卫兵袖章，这一切，都将载入红卫兵运动的史册，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光辉灿烂的一页。



　　随后，1966年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1日、11月25日——26日，先后共八次，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和革命群众。这一次次幸福的接见，极大的鼓舞了红卫兵的革命造反精神。济宁地区的红卫兵和全国的红卫兵一样，没有辜负毛主席的殷切希望。“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活动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了；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搞得如火如荼；冲破被全国各地走资派把持的独立王国的革命大串联，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了。总之，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由于红卫兵这个急先锋的冲锋陷阵，出现了大好形势。毛主席高兴地夸赞说：“有许多问题，我解决不了，你解决不了，红卫兵一起来就都解决了。”



　　然而，红卫兵也被刘、邓等人利用。和历次运动一样，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先是反对和镇压群众运动，当反对和镇压不成时就摇身一变，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混水摸鱼。1958年的大跃进是这样，1964年的“四清”运动是这样，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又是这样。在这些方面，济宁地区的党内走资派是亦步亦趋，济宁地区的红卫兵也遭遇过同样的命运。



　　邓小平曾十分露骨地对当时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刘志坚说：对待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混战一场”。刘少奇也多次讲：“他们是红卫兵，你们高干子弟也是红卫兵，都是群众嘛，看中央文革会不会挑动群众斗群众。”



　　1966年7月29日，在红卫兵组织已经得到毛主席支持的情况下，北航附中的一些干部子弟也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并贴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的对联，还向北京各校散发。



　　8月1日，中央文革负责人指出这样宣传是错误的，并建议把对联改成：“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



　　但是这些干部子弟红卫兵，由于背后有人支持，根本不理中央文革的茬，仍然拼命宣传自己的口号，扩大他们的红卫兵队伍，并公开反对中央文革小组。



　　1966年12月5日，以部分高干子弟为核心的“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成立，简称“联动”。“联动”是红卫兵运动中的渣滓，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反动。它反对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对批判工作组，对批判他们老子的革命群众恨之入骨；它残酷地摧残广大人民群众，专门搞“打、砸、抢、抓、抄”，成了十恶不赦的暴徒和流氓阿飞；他们自认为高人一等，自来红，是贵族阶级，连公安部都不放在眼里，多次进行冲、砸、抢。



　　“联动”1967年1月1日公布的通告更加露骨，在它的今后任务中，说：“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二个主席（指毛主席、林彪——作者注），几个委员会的机会主义路线……”在它的组织路线中规定：“⑴、第一阶段由中共中央、国务院、解放军、省市委干部子弟组成；⑵、第二阶段由基层组织（地委专署到公社）干部子弟组成；⑶、第三阶段吸收全国工农兵和出身他种家庭而政治表现好的。”并号召：“忠于马列主义和一九六○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



　　这样一个极端反动的组织，这个红卫兵运动中的败类理应受到批判和镇压。但批判之后，刘少奇马上找毛主席，说：“我至今还没有认识到我究竟犯了什么错误，更谈不上为什么要犯错误了。”毛主席耐心地说：“这不好，很不好。（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你是作了检查的，现在你又想在原来的基础上搞倒退，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呢？你在检查中信誓旦旦地向中央保证，你绝不在任何人面前搞两面派，而大量的事实证明，你是搞了两面派的。”刘少奇狡辩说：“你口口声声说我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我可以为五十多天的错误负责。但你也知道，自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我实际上已经靠边站了，但以后的许多同志又同样在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而且在各地，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事件层出不穷，愈演愈烈，我想知道这个责任又该由谁来负呢？”毛主席反问一句：“你说呢？”刘少奇没敢说：“是毛泽东”，而转弯抹角地说：“是中央文革！”“中央决定不是说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吗？但这一段公安部却抓了一批又一批的红卫兵，这又该怎样解释呢？”毛主席说：“原来你是为‘联动’鸣冤叫屈来了。不错，这个由部分高干子女为核心的学生组织，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社会上的反革命分子的支持和策动下，正在炮打中央文革和林彪同志，还有我。他们很拥护你呢。这些受蒙蔽的小将们并不了解中央的内情，所以一次又一次地冲击公安部。不过，你放心，他们很快会觉醒过来，同他们的后台老板划清界限而反戈一击的。”刘少奇的脸上冒出了汗，真是弄巧成拙，后悔不迭，但并不服气，暗暗地说：“时间会检验我是正确的。”



　　济宁地区的党内走资派虽然没有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王任重等人的权势和能量，但也在权力影响的范围内组织起与革命造反派红卫兵对抗的保守派红卫兵组织，为济宁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反复埋下了祸根。







七、B、D跟着刘、邓走







　　以济宁地委书记B和济宁市委书记D为代表的济宁地区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之所以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感、抵制、直至反对和破坏，不是孤立的，而是来源于中共上层。



　　这个中共上层主要是刘少奇、邓小平。利用职务之便，他们已网络了一批自己的人，到了1956年中共“八大”，羽翼已基本丰满。



　　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刘少奇他们感到根基还不太牢固，又认为彭德怀等人不好驾驭，所以对彭德怀过早跳出来反对毛主席，持“坚决”反对态度，表面上站在毛主席一边开展了批判彭德怀的斗争，但从思想上，从路线上，他们是完全一致的。



　　从1959年起，刘少奇当上国家主席，他们感到可以与毛主席抗衡了：党内有邓小平作为总书记左右全局，党外有国家主席的头衔名正言顺。北京，这块天子脚下，有彭真镇守；公安系统，罗瑞卿是自己的心腹爱将，并且还掌管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大印；宣传、文教更是铁杆御林军，因为搞资本主义一套，他们是沆瀣一气、心领神会。唯一缺憾是军队中的林彪，不听他们的使唤，反而跟毛很紧。



　　首先，刘少奇、邓小平选准攻击毛主席路线的缺口，那就是三年困难时期，尽管他们曾是制造困难的罪魁祸首。虽然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栽赃陷害欲治毛主席罪的目的没能达到，但这个缺口仍是最好的攻击点。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在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上，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多次以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为名，向毛主席发起了进攻。他们显然受到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鼓舞，只不过实际运作时不得不小心翼翼，因为在中国扳倒毛泽东决非易事。刘少奇的讲话已比较露骨。他先说，三年自然灾害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又说“反对毛主席只是反对个人”，认为“彭德怀的纲领中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向中央反映情况并不算犯错误，和彭德怀相同观点的人，只要不是里通外国的，就可以翻案”。这实际上就否认了彭德怀的错误，为彭德怀向中央递交八万多字的翻案材料开了绿灯。这也是吴晗写《海瑞罢官》的背景，更何况吴晗是邓小平的亲密牌友，这些信息，吴晗早已心领神会。所以，文革一开始批《海瑞罢官》，批吴晗，刘少奇、邓小平神经马上紧张起来，利用彭真在前台，演出了一出又一出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丑剧。



　　1962年，刘少奇、邓小平等人除了利用会议向毛主席发难，还用再版《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来与毛主席著作分庭抗礼。“毛主席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的流言就是这个时期广泛传播的。刘少奇为了达到削弱直至推翻毛主席的目的，在再版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专门加了这么一段话：“在过去某一时期内，某些教条主义的代表人，就比上述情形更坏。这种人根本不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只是胡诌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术语，自以为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装作马克思、列宁的姿态在党内出现，并且毫不知耻地要求我们党员象尊重马克思、列宁那样去尊重他，拥护他为‘领袖’，报答他以忠心和热情。他也可以不待别人推举，径自封为‘领袖’，自己爬到负责的位置上，家长式在党内发号施令，企图教训我们党，责骂党内的一切，任意打击、处罚和摆布我们的党员。”



　　再版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曾作为济宁地区党员的必读课本，其要求之高，甚至超过毛主席的著作，这怕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怀着诚惶诚恐的心情，迎接刘少奇时代吧。



　　对于刘少奇、邓小平等人1962年的表演，特别是在国际国内问题上的错误作法，毛主席曾亲自和刘少奇谈话：“我虽然退居二线，让你当了秦始皇，但我还是为你担心。这种右倾作法，广大工人和贫下中农能答应吗？在国内搞‘三自一包’，在国际上鼓吹‘三和一少’，谁高兴？地富反坏高兴，帝、修、反高兴！”



　　但刘少奇是嗤之以鼻，认为毛的观点是僵硬的、教条的、过时的。他认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是经过合法的手段被全国人大和党代表赋予的，他要干的事，只要经过法定程序即可。他认为自己没有什么不当的地方，倒是毛象个太上皇，碍手碍脚的。他已胜券在握，根本不把毛主席的批评放在心上，尽管表面上表现的谦虚和尊重，那不过玩耍权术而已，“由我取代你，只是个时间问题”，他暗暗得意。所以，那段时间是他最惬意的时候，精神饱满，体重增加。



　　毛主席历来与他的政治对手的较量都是公开的，光明正大的，其方法就是狠抓阶级斗争，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大搞群众运动。在1962年北戴河会议上，毛主席反复讲了阶级斗争问题，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有流血的阶级斗争，有不流血的阶级斗争。不讲阶级斗争什么问题都不能说明。”



　　刘少奇、邓小平对阶级斗争特别反感。邓小平经常夸耀说：“我这个人是从来不讲阶级斗争的。”刘少奇则对薄一波说：“老的不行嘛！……要下台，要让位，不能摆老资格。我们不是青红帮，青红帮还很开明嘛！上海的大青红帮头子黄金荣，他的徒弟蒋介石。黄金荣老了，主动把他的座位让给了蒋介石。”



　　到1964年，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看到用右的一套无法让毛主席让位下台，就采取了“形左实右”的一套。1964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说：“现在的农村已经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我们过去总结那个搬石头的经验（已受到毛主席的多次批评——引者注），总结的不全面，但还有用。现在就是有个倾向，就是怕搬，干部去了也不敢搬，结果就不深不透。有一些大队，就是找不出一个比较可靠的真正的领导核心，至少有三分之一，需要从外地派好的支部书记去。也就是说，有三分之一以上的领导权，不是在我们手里。”这年9月10日，他主持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订草案）》，把形势估计的更加严重，提出“建立反革命两面政权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认为“这次运动，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加广泛、更加复杂、更加深刻的大规模群众运动。”还规定“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完全改变了原来依靠基层党组织和干部的规定。到了10月，刘少奇又批转了《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夺权斗争问题的指导》，明确指出：凡是被敌人操纵或篡夺领导权的地方，被蜕化变质分子把持了领导权的地方，都必须进行夺权斗争，首先解决领导权问题，然后再解决经济上的四不清问题。

刘少奇的这些讲话，他主持下达的这些文件，在济宁地区贯彻得非常积极。



　　其实，刘少奇等人所说的敌人，并不是专指阶级敌人，而是工作队和上级党委看不惯，不听话，不能领导社员个人发家致富的基层干部。这些干部大部分出身好，革命性强，走社会主义道路坚决，只是文化水平低，有的作风简单粗暴等。刘少奇等人要求夺权的地方，并不是资本主义泛滥，社会主义新生力量受打击的地方，而是只凭工作队的印象，根本不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相信群众，甚至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把抵制刘、邓“三自一包”的好领导当成夺权对象。济宁地区曲阜陈庄大队就是这方面的典型。所以，毛主席发现问题后，把刘少奇约到家里，毫不客气地说：“你这个人呀，右起来投降，左起来又要打倒一切，不分好歹统统打倒，把农村形势看得一团漆黑。不管是群众还是当权派连锅端，我看你是‘形左实右’。”



　　刘少奇对毛主席苦口婆心的教导，认为只是毛的个人意见，他马上摆出党中央的身份顶回去，“许多问题是中央会议上定的，纠正也应在会议上纠正，我有错误我检讨好了。”



　　刘少奇、邓小平真的利用中央会议来压毛主席。1964年12月，也就是毛主席找刘少奇谈话不久，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再次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刘少奇和邓小平商量，由邓小平对毛主席说：“你身体不好，可以不参加会议。”毛主席气愤地说：“我身体还可以，应该参加会议。”会议由刘少奇主持，根本没安排毛主席讲话。当刘少奇讲到“敌人比我们还高明，我们斗他不赢，我是国家主席，带着武器蹲点时他们还赶我。所以如果没有人赶你们，说明你们还没革命。”毛主席实在听不下去，不得不插话进行反驳：“关键是看效果，不在于赶不赶。你不去斗走资派，群众当然不满意。现在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刘少奇冷笑了：“我看是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有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有党内外矛盾的交叉，很复杂，还是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为好。专提整走资派，影响不好！”毛主席火了：“你的这些提法，统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反科学的。”然后拂袖而去。



　　第二天，毛主席老早来到会场。等开会的人到齐后，拿出两本书，拍着桌子说：“我带来一本宪法、一本党章。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有说话的权利。我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我有参加会议的权力。可是召开这样一个重要的会议，有两个人要剥夺我的权利。一个人不叫我开会，一个人不叫我讲话，想干什么？想搞独立王国吗？这不是尊重不尊重我的问题，而是想步赫鲁晓夫的后尘。我看有些人就是混进共产党里的反动分子！我劝这些人要注意呢。”



　　看到会场上大多数人都用愤怒的目光扫向刘少奇、邓小平，他们二人害怕了，感到还没有足够的力量与毛泽东公开较量。于是会后向毛主席认错，甚至检讨的声泪俱下，一付万分虔诚的样子。毛主席原谅了他们。



　　但他们不甘心失败，还要搏一搏，斗一斗。这就到了1965年底文化大革命初期。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先是不发表毛主席支持和亲自参与修改的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继而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下达《二月汇报提纲》，压制响应毛主席号召起来批判黑帮、开展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广大革命群众，最后又派出工作组，把革命群众、革命师生打成“反革命”，“野心家”，“右派”，实行反革命恐怖。当然，这一切都是活生生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生死大搏斗。



　　以B、D为首的济宁地区参与抵制、破坏镇压文化大革命的党内走资派，有紧跟刘、邓的一面，也有不全部了解刘、邓的一面，不少人是个认识的问题，理解的问题。但为什么理解和认识总与刘少奇、邓小平一伙一致，并在以后的运动反复中一而再地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这就需要查查思想根源，应该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彻底地改造世界观，真正进行一场触及个人思想灵魂的大革命。



　　从表面看，刘、邓的路线很能迷惑人。你看，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的生活有什么不好，共产党搞革命不就是为了让人们过上好日子吗？你看，强调纪律、秩序，强调加强党的领导，有什么不对，这不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维护各级干部的威信吗？



　　其实，这些冠冕堂皇的说词是不难戳穿的。



　　“发展生产，发展经济”，有一个用什么方法的问题，也有一个为了什么目的的问题。是立足于自力更生，争取外援而又不依赖外援，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艰苦奋斗，发展公有制生产，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铺张浪费，只顾眼前利益，破坏自然环境，污染人们生活的空间，甚至丧失国格、人格来换取外援，鼓励发展私有制经济，向资本主义靠拢，用复辟资本主义来发展生产？殊不知，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一直是提倡“发展生产，发展经济”的，并以此使资本家最大限度地剥削压榨广大劳动人民，获取更大的利益。社会主义，共产党，绝不能单独提“发展生产，发展经济”，而是提“全面发展”，即政治、经济、文化等要同步发展，并以政治来挂帅。



　　“提高人民生活”，是普遍地提高，搞共同富裕，用共产主义思想全面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文化生活的水平，还是单提物质生活，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所谓能人先富起来，造成两极分化，剥削有理，腐败有理，用资本主义的利己主义来把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起来？



　　当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各级干部的大多数是求稳定和安逸的，是希望巩固自己的既得利益，封妻荫子，建设自己的小天地，并期盼得到提拔升迁，官越大越好，对官员的照顾、各种优厚条件越多越好。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正是抓住了这些干部的心理，制定政策，施加小恩小惠，让他们拥护自己的路线。



　　再一点，在济宁地区这些中下层干部中，认为毛主席也好，刘（少奇）主席也好，都是共产党，谁领导不一样呢？彭德怀也是大元帅，立过赫赫战功，他耿直、肯说真话，敢于顶撞毛主席，有什么不好？他也是共产党，有什么了不起的问题？该歌颂就歌颂，该翻案就翻案嘛！这些短视，庸俗，迟钝，缺少马列主义的东西，迷住了他们的眼睛。



总之，以B、D为首的济宁地区党内走资派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干部，对刘、邓路线亦步亦趋，北京有《海瑞罢官》，济宁地区也演了不少坏戏、黑戏；北京派工作组，他们也积极响应；北京有红卫兵“联动”，济宁地区也有各种名目的保守组织。凡是刘、邓抵制、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号召，都得到他们的积极行动。试想，一边是毛泽东为了人民利益整顿干部作风，防止腐败。而另一边是刘、邓大喊大叫要提高干部的待遇，保护干部既得利益，提倡干部特权高于人民利益。所以他们必然完全站在刘、邓路线一边。







八、混战一场的阴谋







　　济宁地区党内走资派是从什么时候学会“混战一场”的？似乎难以说得清。也许听到了邓小平在天安门城楼上面授王任重对待文化大革命的锦囊妙计，也许是从彭真的《二月提纲》中学来，当然，还可以追根求源到刘少奇“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四清”路线。这一切的潜移默化，使济宁地区以B为首的党内走资派对“混战一场”的阴谋心领神会，运用得得心应手。



　　他们“混战一场”的手段，在1966年实施过程中有几个阶段的变化。第一阶段是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之后，感到不投气味，于是按兵不动；第二阶段是彭真的《二月提纲》出笼，他们如获至宝，特别对“加强领导”，“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即“搞纯学术问题”，以及对革命群众进行“整风”，等等，感到欢欣鼓舞，立即责令各单位党委加强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把矛头对准那些所谓的“权威”，在学校里则开始了“整老师”的高潮；第三阶段是“5·16”通知下达后，他们感到有些手忙脚乱。有些群众，有些师生，开始秘密串联，到处议论他们“整群众”“束缚群众手脚”的做法不符合中央精神，甚至贴出大字报，反对本单位党组织领导。这时，他们让各单位党委注意哪些人跳的高，查查这些人的背景。第四阶段是刘、邓工作组的兴盛时期，也是济宁地区党内走资派干的最欢实的时期。这时他们认为“混战”策略将要大功告成。抓群众，批群众，斗群众，甚至关押、逮捕群众，把他们忙得不亦乐乎。第五阶段是“十六条”的发表，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红卫兵大串联等。这下把他们的部署全打乱了，把他们精心设计的堤防彻底摧垮，于是他们不得不进行“混战一场”的另一套方案：自己不出面，而暗地里操纵、指挥、影响一些保守派的群众组织、红卫兵战斗队，这就是1966年10月到1967年1月的第六阶段。



　　第一阶段的所谓按兵不动，是对毛主席司令部发出的“批《海瑞罢官》”，“批罢官的要害”，“批为彭德怀翻案”的号召按兵不动。而为了做做样子，也组织各单位读读报纸，学习一些无关痛痒的文章，并一再告戒党员和群众：“现在是搞文化运动，是文化教育界的事，与我们当前的主要工作无关，当前的中心任务还是抓好生产，让他们文人闹去吧。”这只是表面的官话，是愚弄群众的。其实，以B为首的济宁地区党内走资派，自从读了姚文元的文章，特别是1965年11月29日《解放军报》火药味很浓的编者按语，并且从北京也传来一些消息，什么“《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啦，“《海瑞罢官》是为彭德怀翻案”啦，预感到党内将有一场严重的斗争。他们对党内斗争是很反感的，虽然不是公开的、明确的对毛主席的一些做法不满，但对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提出的“多抓生产少搞斗争”，“加强党的领导，一级领导一级，一切要保持井井有序”，“做个地方干部只要听上级教导，贯彻上级指示，四平八稳占好自己的位置就好了”，很感兴趣，认为这才是好的中央领导。“千万别无事生非”，“我们打天下不容易，现在该安安稳稳坐天下了”，“我们为人民做点好事，人民感谢我们，这有多好，放着好日子不过斗什么”，“革命半辈子，也该经营经营自己的安乐窝了”，这是他们的心声，也是他们之间的口头禅。所以，第一阶段的“按兵不动”是以后“混战一场”的思想基础。



　　第二阶段是济宁地区党内走资派公开地、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文革大混战。自从有了以中共中央名义下达的彭真的“二月提纲”这支尚方宝剑，他们不再对文化大革命运动冷淡，开始了上挂下联，利用革命群众的热情，炮制了批判《孙安动本》的闹剧。



　　《孙安动本》是一出鲁南地方柳子戏，编剧杨汉青，原是基层单位调到济宁地区文化部门搞一般的编写工作，既无政治背景，又不是任何层次的领导。他只是根据民间传说，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和地方戏剧形式，写了这么一个剧本。剧情是明朝一个地方官孙安，不畏权贵，为民伸冤，由于阻力大，官司一直打到皇帝面前才取得胜利。这与《海瑞罢官》的性质完全不同，甚至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



　　《海瑞罢官》的编剧吴晗是北京市副市长，文艺界的著名人物，经常出入中共上层领导人家中，与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是亲密的牌友，与刘少奇等人经常见面，跟彭真更是莫逆之交。



　　刘少奇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就搞两面派，大会上狠批彭德怀等人，私下里又通过胡乔木（毛主席的秘书）向毛主席传话，为彭德怀等人说情。到了1960年之后，刘少奇又让人转告彭德怀：“有意见可以写嘛！”鼓励彭德怀翻案，于是彭德怀写了八万多字的意见书，并多次给刘少奇写信，让中央抓紧解决他的问题。刘少奇让彭德怀先耐心等待，告诉他：“现在需要先造造舆论，跟中央有关领导统一下意见，然后在中央会议上通过平反问题”。



　　刘少奇这些活动从来是和邓小平、彭真等人一块商量的，并由他们向外传播，所以吴晗写《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有政治背景的，既有思想背景，又有组织背景。至于彭真等人装模作样的大叫“吴晗与彭德怀并不认识”，“经查，吴晗与彭德怀没有直接联系”，“吴晗写《海瑞罢官》决不是为彭德怀翻案”，等等，真是贼喊捉贼，欲盖弥彰。



　　还需要说明的，根据最新材料更加证明，彭德怀等人在1959年7月庐山会议上欲治毛泽东的罪，让毛泽东下台，是有组织有预谋的，只不过抓住1958年下半年出现的问题作为突破口而已。早在庐山会议前，彭德怀率团去东欧、苏联访问，苏联的修正主义领导人赫鲁晓夫、国防部长等利用宴会和接见，多次当着彭德怀的面，侮辱毛主席，攻击中国的“三面红旗”，彭德怀内心赞同，表面上一言不发，反而在告别宴会上莫名其妙地说：“我回去要大干，这套军装不准备穿了。”



　　其实，苏修叛徒集团早就视毛泽东为眼中钉，把中国的马列主义政党当作统一所谓社会主义阵营的绊脚石，在吴冷西写的《十年论战》及陈毅1959年向中央的报告中，都披露过苏修集团准备在中国党内找代理人，通过政变把毛主席搞下去。所以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表演绝不是孤立的，他想请苏联出兵把他扶上台也是梦寐已久的。去庐山开会的火车上，他就赤裸裸地向同车的政治局委员说：“大跃进的缺点，我作了调查，搞不好我们也得请苏联出兵。”连刘少奇在庐山会议上也揭发彭德怀：“对毛主席不服气，反对唱《东方红》，反对喊‘毛主席万岁’”，还利用了关向应（关向应与彭德怀长期共事，很了解彭德怀）临死前的话：“彭总，你不要反对毛主席，闹派别，我是快死的人了。”来说明彭德怀有个人野心。



所以，彭德怀绝不是什么“正直”，“敢于抗上”，“替民伸冤”的海瑞式的清官。利用《海瑞罢官》为彭德怀翻案，完全是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的政治需要。这样一出政治目的非常明确的大毒草（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与济宁地区一个非常普通的编剧杨汉清的民间戏《孙安动本》没有一丝一毫的相同之处，但济宁地区党内走资派为了“混战一场”的政治目的，竟然大动干戈，召开大会，发出指示，蒙蔽群众，大批特批，说《孙安动本》是和《海瑞罢官》一样的大毒草，把杨汉清打成济宁地区的牛鬼蛇神，挑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对其进行人身折磨，关进牛棚，发配劳改，等等。



　　以B为首的济宁地区党内走资派在这一阶段“混战一场”的另一件杰作，是批判一些有这样那样问题的一般干部，次要干部。其中以孙铁民、孔宪美、王锡山为代表，简称“孙孔王”。



　　这些干部不是没有问题，而问题是非主流非本质的，不是路线问题。也就是说，这些干部绝大多数在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集体化，坚持群众路线，反对“物质刺激”，“金钱挂帅”，反对“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反对官僚特权政治，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等方面是没有问题的。而以地委书记B为首的党内走资派，恰恰在以上方面存在问题，犯了路线错误，犯了走资派的错误，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对象。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各个阶段，都存在党内走资派干部整党内非走资派干部的问题，济宁地区表现得特别突出，特别惨烈。好多党内非走资派干部，特别是“孙孔王”，饱受党内走资派（和他们挑动和蒙蔽的群众）的百般折磨，纷纷勇敢地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与革命造反派同风雨，共患难。他们的更为悲惨之处，每当党内走资派需要整革命造反派，或者分化革命造反派时，他们都成了替罪羊。



　　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内非走资派干部的政治处境就越来越困难，越来越狼狈，除了经济上一般有固定工资收入之外，其他的与广大劳苦群众已无区别。那些提升的，掌权的，暴富的，飞黄腾达的，已全部成了走资派，或者投身于走资派门下的变节分子。



　　以上“混战一场”的阶段还只是济宁地区党内走资派站在幕前，指手画脚，声东击西，直接指挥混战，群众或做观众，或当炮灰，但决没有不同声音公开发表，一句话，是党内走资派在运动群众。真正成为群众运动是从1966年5月16日党中央通知的发表。这里把“五·一六”通知摘录几段：



　　“这场大斗争的目的是对吴晗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



　　“其实，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除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随后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更进一步明确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且说明“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社会的习惯势力。”



　　所有这些中共中央的通知、决定，毛主席的指示，一旦和广大人民群众直接见面就会产生巨大的力量，就会迸发出排山倒海的无产阶级大民主的浪潮。1966年下半年开始，那是一个催人动脑子的岁月，那是一个亿万人民群众独立思考问题的岁月。在那个时代，共产党的各级官吏的指挥已经失灵，毛泽东思想的召唤就是最权威的号令。



　　由于公有制经济的强大和巩固，人们没有衣食之愁，没有生老病死之忧，没有失学、失业的桎梏，大家心情舒畅，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只要有道理，说到就能做到。想给谁贴大字报，只要拿出纸和笔（这些都是免费供应），只要会写几个字，就马上可以达到目的，完全没有门第之见。从家庭到单位，从学校到工厂，从田间地头到街道马路，到处都是大辩论的战场，一切丑恶现象都成了过街老鼠，所有的真理都变成人民大众的口头语。这样，也只有这样，才体现了群众运动，才体现了无产阶级的大民主。



　　群众运动，特别是红卫兵运动起来了，不可能完全一致，这样就分成“革”与“保”两大派。操纵、影响、利用保守派与革命造反派之间的群众斗争，党内走资派渔人得利，济宁地区和全国各地的情况是一样的。

革命造反派是最先觉悟和认识到毛主席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整党内走资派”这一伟大目标的。正是因为最先觉悟，最先起来斗争，所以矛头最先指向各级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一开始是质问他们为什么转移斗争大方向，不批《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不批反革命修正主义，不批党内走资派。更多的质问是：为什么压制群众，不让群众贴大字报，不让群众开批判会，不让学生上街宣传。革命造反派就这样冲杀出来了。



　　由于济宁地区的党内走资派和全国各地的走资派一样，害怕群众，甚至仇视革命造反派群众，认为闹事的学生是“野心家”，是“右派翻天”，“攻击共产党组织就是反革命”等等。并蒙蔽一些思想保守的群众，围攻、谩骂革命造反派，直至动用专政机关镇压革命造反派。这样，革命造反派就与党内走资派严重对立起来，展开生死搏斗；党内走资派就制造了“革”与“保”的一场群众大混战。



　　这个时期济宁地委驻地的革命造反派组织主要有济宁一中《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指挥部》，济宁二中《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司令部》，济宁师范《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鲁南红卫兵联络站》，在工人方面则是《红色劳动者造反司令部》简称“红劳”，还有“贫下中农造反司令部”，“文艺造反司令部”，等。



　　有人把文革中的造反派与1957年的右派相提并论，这是值得探讨的课题。



　　首先，革命造反派的斗争目标是党内走资派，即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对复辟倒退，而右派是仇视搞社会主义革命，希望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不能因为他们都是给当权派提意见而划上等号，更不能因为刘邓路线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把革命造反派打成“右派”，“假左派真右派”，“反革命分子”，就认为革命造反派是和1957年的右派“同命运的”，“有共同的社会基础的”，都是“对中共现存制度不满的反抗”。其次，革命造反派与1957年的右派的命运也是不同的。在毛泽东时代，右派一直没能彻底翻身，面临的只能是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得到人民群众的谅解，最后摘掉压右派分子帽子（打错的右派进行甄别除外）。而革命造反派有不少得到重用，从生活的地层被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尽管文化大革命有多次反复，毛主席总是关心、爱护革命造反派的。毛主席逝世后，修正主义分子上台，资本主义复辟开始，1957年的右派得到彻底翻身，绝大部分得到提拔重用，甚至当上了国务院总理，特别是愈坚持右派观点的愈成为社会精英，政治和经济，名誉和地位，双双丰收。而文革中的革命造反派则受到愈来愈严重的迫害，不少被投进监狱，甚至杀头，陷入了万劫不复。只有改变了革命造反派初衷的变节分子才换得主人的一点残羹剩饭。即使全体国民的生活条件大大提高之后，坚持革命造反派观点的人仍被列入另类，毫无政治地位可言。



　　诚然，革命造反派中也有不少出身不好的人，甚至当年的“摘帽右派”、“内定右派”也加入造反队伍。这，一是体现了毛主席“有成份，不唯成份，重在政治表现”的政策；二是说明“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才是文革的大方向，一般群众，主要是有这样那样问题的群众，只在运动中自我教育，后来更提出“斗私批修”。不过，这类人，除表现特别突出的，大都不是革命造反派组织的头头。这一点，不唯济宁地区如此，全国各地大都一样，下面摘录一段箫羽2000年1月31日在“人民日报强国论坛”上发表的《我眼中文革》，以为佐证：



　　“前不久，我父母来探亲，谈起文革，说了我很多过去没有听到过的事情。起因是我老爸在当地图书馆看到一本讲上海工人造反派的书，是香港人写的，看的津津有味，而后说这些书太丑化工人造反派。并回忆起他在文革之初在大学的造反经历。我极为惊讶，原来出身不好的人也可以参加造反派。据我爸说，文革刚开始时，大家都是很兴奋的，尤其这些出身不好的人，平时被团干部压制的太多，所以大多都参加了造反派，当然，这些人也很快靠边站了，不过我爸回忆说，当时还在各处写写文章，并没有挨批，因为他不是运动的目标，而且当时学校工宣队的工人们都非常好，加上我爸后来在工厂工作的经历，他自始至终对工人很有感情。”



　　与革命造反派对立的保守派，在济宁地区有个演变过程。



　　1966年8月之前，各学校各单位的红卫兵都是官办的。所谓官办，就是从济宁地委到各级党委，为了应付文化大革命运动，根据上级指示，由共青团组织，工会组织等出面成立红卫兵，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小组等。这些官办组织，当然是唯各单位领导之令是从，按照领导意图进行“破四旧”，批判“牛鬼蛇神”，在1966年6—8月份，济宁地委执行刘少奇、邓小平的指示，从上到下派出工作组，具体操纵群众组织、红卫兵组织、把批判斗争的矛头完全指向群众，在学校则指向广大教师和部分学生。遵照刘少奇“中学教师要集中交代问题”，中学教师受到的迫害最为严重。这期间，有成百上千的群众，被打成“右派”，“野心家”，“黑帮”，“牛鬼蛇神”，“坏分子”，查三宗问五祖，广大群众都立了档案。谁要不听党委和工作组，就成了打击的对象。搞得人人自危，大气不敢出。一些出身好、跟得紧，被领导圈定的所谓“左派”，成了各种组织的骨干。应该说，以上出现的群众组织都是保守派。



　　保守派的分裂是从1966年八月下旬。随着“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的深入宣传学习，再加上外地大专院校红卫兵的大串联，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进一步武装了群众，大部分群众、革命师生都冲杀出来造反，保守组织的队伍逐渐缩小，其骨干主要是当权派的红人——团干部、党员、劳模、积极分子等。不能说当权派的红人都是“老保”，但保守组织的主要成员确实都是当权派的红人。他们受到升学、提干、长级和生活上各种特殊待遇的诱惑，得到当权派特别是党内走资派利害关系的暗示和忠告，成了资产阶级糖衣炮弹和几千年私有观念的俘虏，也不乏忠君报恩思想的腐蚀和愚弄，所以他们日益与一般群众，与广大劳动人民疏远了关系，安于现状，总认为革命造反派打乱现有秩序的目的是复辟以前那种劳动人民陷入饥寒交迫的旧秩序，而认识不到革命造反派是在争取一个更美好的新秩序，他们看不到党内走资派对广大劳动人民新的剥削和压迫，看不到党内走资派大搞修正主义、竭力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性。他们对现实的阶级斗争不闻不问，他们理解的阶级斗争是历史上的、是党内走资派的一面之词。



　　毛主席说过：“社会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也会有某种‘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他们安于已有的制度，不愿改变这种制度。”保守组织表面上是保当权派，实质上，它保的不单是个别人物，更重要的是保旧秩序，更确切地说，是保旧秩序中的资产阶级法权残余，是保一条可以由不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推行的反动路线。保守组织是历史发展的阻力，是党内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是党内走资派进行反革命政变时可以调动的力量，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发起一次又一次反攻倒算的马前卒，它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当然，保守组织中的广大成员本质上是好的，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受蒙蔽的，是可以觉悟的。济宁地区到1967年1月，保守组织“铁扫帚”等的分裂瓦解就说明了这一点。而到了20世纪末，当复辟资本主义的洪水席卷中华大地的时候，原先参加保守组织的群众，除个别加入“既得利益集团”之外，反而更加痛恨走资本主义道路，显示出较高的阶级觉悟。



由于济宁地区党内走资派“混战一场”阴谋的实施，在第三到第六阶段，主要依靠操纵、指使保守组织来进行，失去了公开出面领导“混战一场”的大环境，所以“混战一场”的效果越来越差。“一月革命风暴”的到来，使他们只有招架之力，已无还手之功。相反，意气风发的革命造反派正期待着革命风暴注入新的活力，张开双臂，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







九、为“一月革命”高歌







　　掀起新的革命风暴的活力终于来了，这就是上海1967年的“一月革命”。



　　严格地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不是党中央所在地的北京，而是有数百万产业工人的大上海。



　　毛主席早就说过，北京是出官僚的地方。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是强调“秩序”、“纪律”，强调“一级领导一级”，“内外有别”等等，就是反对“乱”，怕乱了他们的阵营。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把毛主席置于“宝塔尖上”，名曰尊重，实为架空。毛主席不能和群众直接见面，毛主席的指示不能和群众直接见面的恶果就是“篡改”。见面也可以，需一级一级地传达，一级一级地布置，使一切都符合官僚体系的要求之后才行，须知这样一来，一切都会变得面目全非，修正主义货色就可以从中大售其奸。人所共知的，1959年为纠正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毛主席给生产小队等写的信遭到邓小平等人的封锁就是最明显的一个例子，而由于写这封信，也成了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攻击毛主席的一个把柄——说毛主席“擅自给基层写信”，是“独断专行”。可见官僚体系多么森严。



　　毛主席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他要用马列主义，要用巴黎公社的精神，改造社会，改造世界，改造他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这样，毛主席就和共产党的新的官僚体系发生了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他做过多次努力，但成效甚微。这次他下决心冲破束缚他的牢笼，依靠他的战友和夫人，到上海开辟阵地。这样就出现了上海的姚文元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北京拒不转载，影响到全国也不转载的尴尬局面。



　　毛主席是一位认准目标百折不回的英雄。他既然选定上海作为发起进攻的阵地，就决不会退缩和妥协。不论是利用党的主席的权力和个人威望，让周恩来出面支持，还是下令印小册子向全国发行，都是不得已而采取的手段。



　　选择上海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进攻阵地，当然还有其客观原因。这就是上海第一书记柯庆施和市委宣传部负责人张春桥是自己的得力部下。



　　果然，阵地没有选错。“针插不进，水泼不入”的彭真的北京独立王国被攻破了；縻集了共产党内官僚体系的刘、邓老巢也吃了败仗。



　　现在到了关键时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夺权阶段，仍然是这个坚强阵地首先发起冲锋：1967年1月4日，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在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和支持下，挺身而出，同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联合起来，向上海旧市委、旧市人委中的走资派展开了自下而上的夺权斗争，1月5日发表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



　　随后，1月9日，毛主席对上海的夺权斗争给予了高度评价：“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胜利产物。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大革命。这件大事必将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1月16日，《红旗》杂志社发表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文章传达了毛主席最新指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



　　毛主席一贯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要进行夺权斗争。毛主席不只一次说过：“过去革命是靠军队解放的，机关这一套机构，我们只派了少数人去，大部分是留用人员、新招的人员。这样的机构不是工人、农民闹革命的机构。这样的机构容易保留封建主义，容易出封建主义和修正主义。”在1964年10月24日中央发出的《关于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中也有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夺权问题的思想，只不过由于自上而下地进行，受到了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干扰和破坏，所以才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6年6月1日，毛主席在批发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时说：“这是20世纪的北京公社宣言”，第一次显示了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夺权思想。8月8日毛主席主持通过的“十六条”，虽然用的“接管政权”四个字，也有夺权的意思。到了1967年1月中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当发生对夺权的不同意见时，毛主席说：“不要分了，仔细分马上也分不清楚，把权夺过来再说。”“对待干部应该有五种办法：一种是全部改组，第二种是监督留用，第三种是停职留用，第四种是撤职留用，第五种是撤职查办。这些办法到运动后期再去分。现在先把权夺过来。”所以，毛主席一直教导大家，要认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政治大革命，必然要有夺权斗争。



　　这股“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春风吹到济宁地区时，济宁的自然天气还是冰天雪地的严冬。革命造反派虽然扬眉吐气，但对于夺权还没有思想准备。他们喊喊冲冲惯了，真正坐下来研究政权问题，还没有这个习惯，也没有这个时间。而当权派的威风已被打下去了，地委书记、专员、市委书记、市长们，如今见了红卫兵或造反派头头，都是毕恭毕敬，不但半点架子也没有，而且想尽一切办法取悦他们。因为他们知道，党中央毛主席是群众运动的靠山，如果再和群众作对，这些天不怕地不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革命造反派，会顷刻间吞噬了他们。所以这些当权派已不把权看得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度过目前难关，以后再说。



　　在这种形势下，满脑子都是全国各地夺权消息的济宁地委驻地的十几个革命造反派头头，有工人，有贫下中农，有剧团的，更多的是各学校的学生，主要包括济宁一中，济宁二中，“鲁南红卫兵联络站”等，在一起商量了一下，于1967年1月23日至2月5日，分头行动，把地委、专署两大院的权夺了过来——其实只不过拿了十几枚公章而已。济宁地区所辖12县市的革命造反派，也进行了类似的夺权行动。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写道：“如果真是所有的人都参加国家的管理，那么资本主义就不能支持下去。”



　　所以，济宁地区的革命造反派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月风暴”中参加的夺权行动，是怎么赞誉也不为过的。正因为如此，党内走资派对这次革命行动的敌视，对革命造反派百倍增长的仇恨，对文化大革命百倍疯狂的反扑，都是可以理解的。



　　这是你死我活的阶级大搏斗啊！政权可是命根子啊！可惜，革命造反派还没能深刻认识到这一点。



　　此时的济宁大地，多么需要春风化为细雨，把火热焦渴的心田滋润，给这些不谙事世、不懂政治斗争险恶的革命造反派出注意想办法，把权夺好掌好用好，把济宁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再推进一步。



然而，一场早春的寒流正向他们迎面扑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