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八一建军节）率身垂范的人民军队的伟大统帅——毛 ...

率身垂范的人民军队的伟大统帅——毛泽东
作为一个军队的统帅，需要有带动部属和影响全军的魅力。他个人的作风，往往也会成为整个军队的风尚。古代有识之士就强调统兵者的“正身”问题，如《论语》所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建设新型革命军队的首要原则，是向官兵注入革命的思想。要达到这一点，同样需要领导者和政治工作人员的模范表率作用。如果只是“君子动口不动手”式的空洞宣传，要别人冲锋陷阵，必然被士兵讥讽为“卖狗皮膏药”，即使言词再动人，这样的政治工作也会无济于事。毛泽东从他投身于建军工作之初，就率身垂范，为他倡导的建军原则作出了榜样。他和他的战友们树立了良好风尚，带动了整个革命军队，随后也长久地影响了全中国。
毛泽东上井冈山之初，就曾有过以个人表率作用在危急时带动部队的事例。工农革命军上山后已是10月，干部战士都身着单衣，为解决棉衣毛泽东又率部下山游击。由于地形和敌情不明，部队到了遂川大汾镇后就突遭地方反动武装的袭击，在仓促撤退时部队出现混乱，许多人跑散。随毛泽东撤到黄坳的官兵只剩下30多人，伙食担子也跑丢了，大家又饿又累，散坐四处。一时人心涣散，部队面临解体之危。值此存亡危急关头，这位被干部战士瞩目的“中央派来的毛委员”首先站起，一反平时文人的举止，以他十几年前当兵时学过的立正姿式双足并拢，身体笔挺地大喊：“现在来站队!我站第一名，请曾连长喊口令!”情绪低落的战士们一见带头人如此，也鼓起劲头站队，向毛泽东高大的身躯看齐。这一小队人集合成严整的队伍后，不久又汇集起大队人马，并重新振作起战斗的精神。
这种“站第一名”排头兵的行动，在军心动摇的紧要关头，避免了部队瓦解，并激励起官兵继续奋斗。
红军创建之初，在那“红米饭，南瓜汤；金丝被(稻草)，盖身上”的环境中，以毛泽东、朱德为首的红军最高领导人与战士们过着同样艰苦的生活。1928年入冬时山上已经降雪，毛泽东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叙述部队的情况是：“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因此士兵也不怨恨什么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65页)旧军队一遇薪饷不济就会哗变、溃散，红军却能忍受人世间各种艰辛而坚持奋战，靠的正是这种上下一致，“什么人都一样苦”的作风。
在人民军队中，为克服以上压下、打人体罚的封建余毒，毛泽东也以身作则，努力在党内军内的上下级乃至亲友之间建立平等的同志关系。毛泽东本人虽然是封建体罚方式坚决的反对者，过去在家庭内也强烈反对自己的父亲打人，然而他自幼所受的封建家庭影响，以及其倔强和强烈的个性还是在行动中有所反映。1959年4月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谈到党内民主的重要性时，曾回顾起红军初创时期的一件事，即他自己同在军中工作的弟弟毛泽覃争论一个问题，因毛泽覃不听哥哥的话，毛泽东也要动手打弟弟。毛泽覃随之质问：“这里不是毛家祠堂，你怎么打人?”毛泽东想到党内军内的规矩，也就不打了；事隔30余年后毛泽东还将此事提到发扬民主的高度来检查，这既表现出可贵的自我批评精神，同时也反映了在中国革命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需要由领导人带头，才能带动下级官兵与传统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
毛泽东以身作则培养起来的官兵一致共甘苦，官长不打骂下级的民主作风，自红军时代起一直长久成为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当时打土豪偶然得到一件皮袍子，也不是先给领导，而是留给夜间站岗的战士轮流穿着。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当局为八路军、新四军将领发了军衔和呢制军服、皮靴，可是除了在统战工作的场合外，军队高级干部根本无人穿着。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样穿打补钉的衣服。著名华侨资本家陈嘉赓于1940年到延安参观后，曾谈到他最为感动的一件事，就是朱德陪他参观时从抗大分校前经过，里面正在打球的学员喊着“总司令，来一个!”朱德随即上场。这种“无复阶级如是”的场面，使陈嘉赓久久感怀。“重庆有官皆墨吏，延安无土不黄金。”当时共产党的力量大大弱于国民党，延安的物质条件远远不如重庆，可是全国有志向的青年大批投奔陕北，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内部廉洁平等。
“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这条著名的毛主席语录，曾是人民军队所有成员最熟悉的座右铭。毛泽东本人在长期的军旅生涯中，也是这句话的最好实践者。在那阶级对垒、生死撕杀使许多军人变得感情迟钝冷漠的岁月里，毛泽东对于自己政治上的对手毫不容情，可是对于自己的马夫、警卫员和身边的战士却一往情深。在延安时期，中央警卫团的一个班长张思德因烧炭出事故而亡，毛泽东知道后非常生气地批评团领导：“打仗死人没办法，搞生产死人不应该”，并亲自出席追悼会。三大战役刚刚结束，毛泽东得知跟随他多年的马夫老侯去世，马上暂放下手上指挥百万大军的戎机到墓上哀悼。在人生取向方面，毛泽东始终同情苦难的劳动人民。在军队中，毛泽东同样也最关心穿着军装的普通群众，统帅的感情和作为军队基础的广大战士的心始终是相通的。恰恰是由于毛泽东的感情与千千万万普通的下级干部、战士相通，最知道他们的需求和理解能力，所以能够在群众斗争中很好地总结建军的经验，并且能够很快将这些经验通俗化，灌输到那些大字不识多少、刚刚投身于革命军队的贫苦农民的头脑里。
1928年5月，当湘南起义队伍刚刚到达井冈山下，毛泽东就亲自向队伍讲话。由于这次讲话既通俗易懂，又道理深刻，当时率领宜章农军的肖克事后多年还对此回忆道：
“队伍集合在一片葱绿的山坡下，毛主席站在高高的青石板上，对我们讲话。开头便说：红军是革命的队伍。红军的战士，要懂得革命的道理。革命的道理很多，马克思、列宁写了很多书，一下子讲不了那么多。我现在只讲“二、三、四”三个字的道理罢。”(肖克：《永铭在心的亲切教诲》，引自《人民文学》1977年9月号)
这个简明的“二、三、四”的道理就是：
“二”，是指两种战争。从有阶级社会以来，古今中外不断地打仗，打来打去，只有两种，一种是正义的，一种是非正义的。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用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
“三”是三大纪律。我们是革命的队伍，没有纪律是不行的，没有纪律就不能统一行动。
“四”是说，我们革命军队除了打仗消灭敌人以外，到一个地方，还要做好四件工作。第一；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农民协会；第二，建立赤卫队、暴动队、游击队；第三，建立苏维埃政府，宁冈老百姓的话，“我”叫“埃”，他们认为苏维埃政府很好，就叫埃政府”；第四，建立共产党的组织，领导农民协会、游击队和政府。
如此言简意阂的概括和通俗讲解，胜过当时党内许多脱离群众的鼓动家们所书写的洋洋洒洒、动辄千言的“八股”式文章说教，对红军官兵的教育作用也远远胜过那些译自苏联的厚厚的政治教科书。且不要说那些刚刚暴动翻身的“泥腿杆子”，即使像柳亚子这样才高八斗的文人学士，也追忆与毛泽东的交往是“与君一席肺肝语，胜我十年萤雪功”。
毛泽东本人在宣传群众和激励指战员方面的才能，堪称将统帅和政治鼓动家相结合的最好榜样。即使对毛泽东深为不满的那位洋顾问李德，在其晚年那篇题为《中国纪事》的回忆录中曾竭力攻击毛泽东，同时却也承认毛泽东影响官兵和广大群众的过人之才，并描绘说：“他喜欢引用民间的形象比喻，引用中国历史上哲学家、军事家和政治家的格言。……毛不仅在私人谈话或小范围里运用这些格言和比喻，而且还把它们引用到他的讲话中，并以革命的激情从中引出令人铭记的口号。我自己就经常亲眼看到，他是怎样用这种办法深深地影响了听他讲话的农民和士兵。”(奥托·布朗《中国纪事》第74—75页，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
正是这种令中国的农民以及成员绝大部分来自农村的革命部队倾倒的魅力，决定了中国革命军队在长期战争实践中所选择的统帅，是“农家子”出身，又有深厚中国文化功底的毛泽东，而不是长自高门又食洋不化的其他领导人。在毛泽东的身上，形成了一种几十年持续不衰的罕见的号召力。
在随时充满了牺牲可能性的残酷战争中，毛泽东还一再表现出了蔑视危险的非凡胆略，为激励全军以身示范。这一点，不仅在红军力量弱小时例子甚多，直至1947年转战陕北时仍是如此。国民党进攻延安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1亿人口的根据地，有100多万军队，党中央大有回旋余地。放弃延安后，毛泽东及党中央机关只要向东渡过黄河，就可进入并无敌踪、十分安全的晋绥解放区。然而，毛泽东却表示，陕北人民养育我们十几年，现在敌人进攻，不能丢下他们就走。此外，还出于战略上的考虑，他不顾许多领导同志相劝，只让中央后方委员会进入晋绥解放区，自己随身仅仅带了四个连的警卫兵力，就毅然留在陕北，并有意让蒋介石知道，以吸引国民党军当时唯一能机动的战略集团——胡宗南部。在转战陕北期间，毛泽东曾几度遇险，有时身后敌军四个多旅追兵点起的篝火都可看清，毛泽东却谈笑自若，并坚持不过黄河。这种“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的豪迈壮举，不仅吸引了国民党军西北集团的重兵不能他调，也极大地鼓舞了处在历史转折关头的广大军民。毛泽东骑马率中央机关通过陕北的集镇村庄时，认出他的老汉、娘姨、后生们无不激动万分，许多人热泪盈眶，纷纷簇拥上来欢呼口号。在当时物质条件最为艰苦的西北战场上，“毛主席还是在陕北”这句话，已经是激励部队和群众最有力的动员口号。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前夕，毛泽东虽然没有亲临前线，却让自己的儿子毛岸英第一批入朝。尽管身边的同志还有江青都曾劝阻，毛泽东却说：“谁让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去谁还去?”于是，毛岸英成为彭德怀所说的“我们志愿军的第一个志愿兵”(注；杜平：《在志愿军总部》第95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毛主席的儿子上前线，牺牲在朝鲜，埋葬在朝鲜，这对全国亿万军民又是无声的、却最有力的精神榜样。对于出兵朝鲜，有些人思想不通，有埋怨情绪，然而在最高统帅的这一带头奉献的表率面前，谁也无话可说。
在世界战争史上，一个统帅的表率作用往往对下属产生着最大的影响力。拿破仑率军远征埃及行军艰难时，只许伤病兵骑马，而自己带头步行。这为时短暂的一次行动，使千千万万法国老兵和国民感怀不忘，在拿破仑去世后甚至超过了对其武功的颂扬。中国革命战争时间之长和斗争之艰苦远非拿破仑战争可比，在长达20多年的革命战争期间，毛泽东本人一直在战场上、在生活上率身垂范。他成为全党全军的最高领导人之后，在饮食上的最高享受也不过是偶尔一顿红烧肉，在衣着上长期与普通干部保持一致，其榜样作用在世界近现代战史上确无可比拟。
进入七十年代后的毛泽东已值垂幕之年，此时他特别愿意怀旧，常在病榻上久久地翻看过去的照片，而其中最眷恋的一幅，就是他穿着有两个大补钉的裤子在延安窑洞前讲话的照片。那幅出自著名摄影家吴印咸之手的佳作，也恰恰是那个年代上下一心、同甘共苦的写照。正是这种官兵一致的精神，以惊人的凝聚力和感召力把干百万军民从五湖四海集合到一起，“毛主席万岁”一词长年成为团结全军、鼓舞人民的神圣号召。虽然有些后人酸溜溜认为这带有个人崇拜的色彩，然而在当时却发挥出巨大的“精神变物质”的转化作用，成为人民军队胜利前进的强大动力。率身垂范的人民军队的伟大统帅——毛泽东
作为一个军队的统帅，需要有带动部属和影响全军的魅力。他个人的作风，往往也会成为整个军队的风尚。古代有识之士就强调统兵者的“正身”问题，如《论语》所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建设新型革命军队的首要原则，是向官兵注入革命的思想。要达到这一点，同样需要领导者和政治工作人员的模范表率作用。如果只是“君子动口不动手”式的空洞宣传，要别人冲锋陷阵，必然被士兵讥讽为“卖狗皮膏药”，即使言词再动人，这样的政治工作也会无济于事。毛泽东从他投身于建军工作之初，就率身垂范，为他倡导的建军原则作出了榜样。他和他的战友们树立了良好风尚，带动了整个革命军队，随后也长久地影响了全中国。
毛泽东上井冈山之初，就曾有过以个人表率作用在危急时带动部队的事例。工农革命军上山后已是10月，干部战士都身着单衣，为解决棉衣毛泽东又率部下山游击。由于地形和敌情不明，部队到了遂川大汾镇后就突遭地方反动武装的袭击，在仓促撤退时部队出现混乱，许多人跑散。随毛泽东撤到黄坳的官兵只剩下30多人，伙食担子也跑丢了，大家又饿又累，散坐四处。一时人心涣散，部队面临解体之危。值此存亡危急关头，这位被干部战士瞩目的“中央派来的毛委员”首先站起，一反平时文人的举止，以他十几年前当兵时学过的立正姿式双足并拢，身体笔挺地大喊：“现在来站队!我站第一名，请曾连长喊口令!”情绪低落的战士们一见带头人如此，也鼓起劲头站队，向毛泽东高大的身躯看齐。这一小队人集合成严整的队伍后，不久又汇集起大队人马，并重新振作起战斗的精神。
这种“站第一名”排头兵的行动，在军心动摇的紧要关头，避免了部队瓦解，并激励起官兵继续奋斗。
红军创建之初，在那“红米饭，南瓜汤；金丝被(稻草)，盖身上”的环境中，以毛泽东、朱德为首的红军最高领导人与战士们过着同样艰苦的生活。1928年入冬时山上已经降雪，毛泽东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叙述部队的情况是：“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因此士兵也不怨恨什么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65页)旧军队一遇薪饷不济就会哗变、溃散，红军却能忍受人世间各种艰辛而坚持奋战，靠的正是这种上下一致，“什么人都一样苦”的作风。
在人民军队中，为克服以上压下、打人体罚的封建余毒，毛泽东也以身作则，努力在党内军内的上下级乃至亲友之间建立平等的同志关系。毛泽东本人虽然是封建体罚方式坚决的反对者，过去在家庭内也强烈反对自己的父亲打人，然而他自幼所受的封建家庭影响，以及其倔强和强烈的个性还是在行动中有所反映。1959年4月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谈到党内民主的重要性时，曾回顾起红军初创时期的一件事，即他自己同在军中工作的弟弟毛泽覃争论一个问题，因毛泽覃不听哥哥的话，毛泽东也要动手打弟弟。毛泽覃随之质问：“这里不是毛家祠堂，你怎么打人?”毛泽东想到党内军内的规矩，也就不打了；事隔30余年后毛泽东还将此事提到发扬民主的高度来检查，这既表现出可贵的自我批评精神，同时也反映了在中国革命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需要由领导人带头，才能带动下级官兵与传统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
毛泽东以身作则培养起来的官兵一致共甘苦，官长不打骂下级的民主作风，自红军时代起一直长久成为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当时打土豪偶然得到一件皮袍子，也不是先给领导，而是留给夜间站岗的战士轮流穿着。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当局为八路军、新四军将领发了军衔和呢制军服、皮靴，可是除了在统战工作的场合外，军队高级干部根本无人穿着。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样穿打补钉的衣服。著名华侨资本家陈嘉赓于1940年到延安参观后，曾谈到他最为感动的一件事，就是朱德陪他参观时从抗大分校前经过，里面正在打球的学员喊着“总司令，来一个!”朱德随即上场。这种“无复阶级如是”的场面，使陈嘉赓久久感怀。“重庆有官皆墨吏，延安无土不黄金。”当时共产党的力量大大弱于国民党，延安的物质条件远远不如重庆，可是全国有志向的青年大批投奔陕北，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内部廉洁平等。
“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这条著名的毛主席语录，曾是人民军队所有成员最熟悉的座右铭。毛泽东本人在长期的军旅生涯中，也是这句话的最好实践者。在那阶级对垒、生死撕杀使许多军人变得感情迟钝冷漠的岁月里，毛泽东对于自己政治上的对手毫不容情，可是对于自己的马夫、警卫员和身边的战士却一往情深。在延安时期，中央警卫团的一个班长张思德因烧炭出事故而亡，毛泽东知道后非常生气地批评团领导：“打仗死人没办法，搞生产死人不应该”，并亲自出席追悼会。三大战役刚刚结束，毛泽东得知跟随他多年的马夫老侯去世，马上暂放下手上指挥百万大军的戎机到墓上哀悼。在人生取向方面，毛泽东始终同情苦难的劳动人民。在军队中，毛泽东同样也最关心穿着军装的普通群众，统帅的感情和作为军队基础的广大战士的心始终是相通的。恰恰是由于毛泽东的感情与千千万万普通的下级干部、战士相通，最知道他们的需求和理解能力，所以能够在群众斗争中很好地总结建军的经验，并且能够很快将这些经验通俗化，灌输到那些大字不识多少、刚刚投身于革命军队的贫苦农民的头脑里。
1928年5月，当湘南起义队伍刚刚到达井冈山下，毛泽东就亲自向队伍讲话。由于这次讲话既通俗易懂，又道理深刻，当时率领宜章农军的肖克事后多年还对此回忆道：
“队伍集合在一片葱绿的山坡下，毛主席站在高高的青石板上，对我们讲话。开头便说：红军是革命的队伍。红军的战士，要懂得革命的道理。革命的道理很多，马克思、列宁写了很多书，一下子讲不了那么多。我现在只讲“二、三、四”三个字的道理罢。”(肖克：《永铭在心的亲切教诲》，引自《人民文学》1977年9月号)
这个简明的“二、三、四”的道理就是：
“二”，是指两种战争。从有阶级社会以来，古今中外不断地打仗，打来打去，只有两种，一种是正义的，一种是非正义的。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用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
“三”是三大纪律。我们是革命的队伍，没有纪律是不行的，没有纪律就不能统一行动。
“四”是说，我们革命军队除了打仗消灭敌人以外，到一个地方，还要做好四件工作。第一；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农民协会；第二，建立赤卫队、暴动队、游击队；第三，建立苏维埃政府，宁冈老百姓的话，“我”叫“埃”，他们认为苏维埃政府很好，就叫埃政府”；第四，建立共产党的组织，领导农民协会、游击队和政府。
如此言简意阂的概括和通俗讲解，胜过当时党内许多脱离群众的鼓动家们所书写的洋洋洒洒、动辄千言的“八股”式文章说教，对红军官兵的教育作用也远远胜过那些译自苏联的厚厚的政治教科书。且不要说那些刚刚暴动翻身的“泥腿杆子”，即使像柳亚子这样才高八斗的文人学士，也追忆与毛泽东的交往是“与君一席肺肝语，胜我十年萤雪功”。
毛泽东本人在宣传群众和激励指战员方面的才能，堪称将统帅和政治鼓动家相结合的最好榜样。即使对毛泽东深为不满的那位洋顾问李德，在其晚年那篇题为《中国纪事》的回忆录中曾竭力攻击毛泽东，同时却也承认毛泽东影响官兵和广大群众的过人之才，并描绘说：“他喜欢引用民间的形象比喻，引用中国历史上哲学家、军事家和政治家的格言。……毛不仅在私人谈话或小范围里运用这些格言和比喻，而且还把它们引用到他的讲话中，并以革命的激情从中引出令人铭记的口号。我自己就经常亲眼看到，他是怎样用这种办法深深地影响了听他讲话的农民和士兵。”(奥托·布朗《中国纪事》第74—75页，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
正是这种令中国的农民以及成员绝大部分来自农村的革命部队倾倒的魅力，决定了中国革命军队在长期战争实践中所选择的统帅，是“农家子”出身，又有深厚中国文化功底的毛泽东，而不是长自高门又食洋不化的其他领导人。在毛泽东的身上，形成了一种几十年持续不衰的罕见的号召力。
在随时充满了牺牲可能性的残酷战争中，毛泽东还一再表现出了蔑视危险的非凡胆略，为激励全军以身示范。这一点，不仅在红军力量弱小时例子甚多，直至1947年转战陕北时仍是如此。国民党进攻延安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1亿人口的根据地，有100多万军队，党中央大有回旋余地。放弃延安后，毛泽东及党中央机关只要向东渡过黄河，就可进入并无敌踪、十分安全的晋绥解放区。然而，毛泽东却表示，陕北人民养育我们十几年，现在敌人进攻，不能丢下他们就走。此外，还出于战略上的考虑，他不顾许多领导同志相劝，只让中央后方委员会进入晋绥解放区，自己随身仅仅带了四个连的警卫兵力，就毅然留在陕北，并有意让蒋介石知道，以吸引国民党军当时唯一能机动的战略集团——胡宗南部。在转战陕北期间，毛泽东曾几度遇险，有时身后敌军四个多旅追兵点起的篝火都可看清，毛泽东却谈笑自若，并坚持不过黄河。这种“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的豪迈壮举，不仅吸引了国民党军西北集团的重兵不能他调，也极大地鼓舞了处在历史转折关头的广大军民。毛泽东骑马率中央机关通过陕北的集镇村庄时，认出他的老汉、娘姨、后生们无不激动万分，许多人热泪盈眶，纷纷簇拥上来欢呼口号。在当时物质条件最为艰苦的西北战场上，“毛主席还是在陕北”这句话，已经是激励部队和群众最有力的动员口号。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前夕，毛泽东虽然没有亲临前线，却让自己的儿子毛岸英第一批入朝。尽管身边的同志还有江青都曾劝阻，毛泽东却说：“谁让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去谁还去?”于是，毛岸英成为彭德怀所说的“我们志愿军的第一个志愿兵”(注；杜平：《在志愿军总部》第95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毛主席的儿子上前线，牺牲在朝鲜，埋葬在朝鲜，这对全国亿万军民又是无声的、却最有力的精神榜样。对于出兵朝鲜，有些人思想不通，有埋怨情绪，然而在最高统帅的这一带头奉献的表率面前，谁也无话可说。
在世界战争史上，一个统帅的表率作用往往对下属产生着最大的影响力。拿破仑率军远征埃及行军艰难时，只许伤病兵骑马，而自己带头步行。这为时短暂的一次行动，使千千万万法国老兵和国民感怀不忘，在拿破仑去世后甚至超过了对其武功的颂扬。中国革命战争时间之长和斗争之艰苦远非拿破仑战争可比，在长达20多年的革命战争期间，毛泽东本人一直在战场上、在生活上率身垂范。他成为全党全军的最高领导人之后，在饮食上的最高享受也不过是偶尔一顿红烧肉，在衣着上长期与普通干部保持一致，其榜样作用在世界近现代战史上确无可比拟。
进入七十年代后的毛泽东已值垂幕之年，此时他特别愿意怀旧，常在病榻上久久地翻看过去的照片，而其中最眷恋的一幅，就是他穿着有两个大补钉的裤子在延安窑洞前讲话的照片。那幅出自著名摄影家吴印咸之手的佳作，也恰恰是那个年代上下一心、同甘共苦的写照。正是这种官兵一致的精神，以惊人的凝聚力和感召力把干百万军民从五湖四海集合到一起，“毛主席万岁”一词长年成为团结全军、鼓舞人民的神圣号召。虽然有些后人酸溜溜认为这带有个人崇拜的色彩，然而在当时却发挥出巨大的“精神变物质”的转化作用，成为人民军队胜利前进的强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