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中的开国许大将

许光达，解放军十大将之一，位列共和国36位军事家之中。应该说，许光达的名字很多人是熟悉的，但对他的生平事绩又不是很熟悉。他有过什么战功，为什么会被授衔大将，最后的结局又怎么不明不白，这都是一些隐藏在历史中的疑问。下面，就着笔者的信马由缰，构勒一下许大将的一生，希望能给大家留下点深入思考。

许光达，原名许德华，1908年11月19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东乡萝卜冲。他是放牛娃出身，因为伯父的资助才读完了小学，后来又考入了长沙师范学校，这所学校的创办人就是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湖南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源地之一，毛泽东、蔡和森、郭亮、夏曦都是一时的风云人物。当年各种进步思潮又集中于省会长沙，许光达就是在这里接触了《共产党宣言》和毛泽东等人创办的《湘江评论》，思想开始左倾。1925年5月，17岁的许光达在长沙加入了共青团，4个月后又转为中共党员。

1926年1月，许光达被湖南省委派去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炮兵科学习。后来黄埔第五期跟着广州国民政府迁到武汉，并入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在讨伐夏斗寅叛乱时，许光达和同学们在叶挺指挥下参加了攻打纸坊镇的战斗，这是他一生中的第一次参加战斗。

1927年7月，许光达由军校毕业，被分配到张发奎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4军炮兵营任见习排长。南昌起义时，许光达随部队正从九江向南昌靠拢，到达的时候起义队伍已经撤离了南昌。许光达随后追赶，终于在宁都追上了起义军，被编入11军25师75团中担任排长。当时这个25师的师长就是后来的开国上将周士第，黄埔一期中的“猛将”。而许光达所在的75团则是叶挺独立团扩编而来的，是铁军团，团长孙一中，是黄埔一期出身的共产党员。在进攻钱大钧部的会昌战斗中，许光达作战英勇，很快被任命为代理连长。后来在三河坝分兵，朱德、周士第率25师留守，周恩来、叶挺、贺龙率起义军主力继续南进。不久，25师又遭钱大钧部围攻，许光达在战斗中负伤，无法跟随部队转移，只好被安排在一户农家中养伤。南昌起义军主力后来在流沙战斗中被打散，周恩来、贺龙、叶挺等领导人被迫分头转移。朱德率25师余部也边战边走，部队星落云散，最后只剩下800多人，主官只剩下朱德、陈毅、王尔琢三人，连师长周士第都脱队出走了。当时地位并不高的朱德就是带着这剩下的800多人重新起步，后来发起湘南暴动，上了井冈山与毛泽东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奠定了其红军总司令的地位。许光达有撼，没能跟上朱德的队伍，错失了加入中国革命主力军的历史机遇。

许光达伤愈后，到处寻找党组织，先后在广东、上海、安徽等地辗转千里，终于和组织接上了联系。后来他被派去安徽的国民党部队做兵运工作，很巧的是这支部队中的党组织负责人就是在75团时的团长孙一中。因为组织不密，许光达等人被告发，只好逃走。逃亡途中他再次与党失去联系。不得已之下，许光达辗转逃回了长沙，在这里与父母包办的未婚妻邹靖华完婚。新婚第10天，许光达被叛徒出卖，遭到缉捕，幸而有人提前通风报信，他只好再次匆匆逃离。邹靖华没有想到，这次与丈夫分开竟然一别10年。许光达走后，邹靖华在家等候丈夫，边工边学，含辛茹苦。其间，已是红军将领的许光达曾几次托人给家里捎信寄钱，但其后则是杳无音信。一直到抗战爆发，在徐特立介绍下，邹靖华去了延安抗大学习。在此地，邹靖华苦尽甘来，意外与许光达重逢。当时许光达从苏联回来不久，担任了抗大教育长。像他这样30出头的红军出身高级将领，又吃过洋面包，在延安那样风云际会的地方是不乏优秀女性关注的。但许光达不为所动，而是多方托人打听妻子的下落，终于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林伯渠那里得到了消息。相比于同时期党内和军队中一些抛妻另娶的人物，许光达的人品是不言而喻的。许光达与邹靖华重逢后相伴一生，历经风雨，至死不弃，留下了一段佳话。

许光达逃出长沙后，跑到河北清河去找当县长的岳父暂避。不久又被发现遭追捕，只好逃走，四处躲藏，甚至跑到了唐山矿区去挖煤为生。直到1929年4月，才在安徽芜湖重新接上了党组织。许光达先是去了上海的中央军事训练班学习，在此期间改名为许光达。1929年9月，他被派去洪湖苏区，担任红6军（后改为红2军团、红3军）参谋长，成为了贺龙的部下。许光达在这里多次参加反围剿作战，随着部队整编历任军参谋长、师政委、师长、团长等职，参与开辟了以洪湖为中心的湘鄂西苏区。1932年1月底，时任红3军25团团长的许光达在瓦庙集战斗身负重伤，不久被转移到上海治疗。因为在上海动手术很困难，5月，许光达又被组织上送往苏联治伤，从此离开中国5年。

许光达这时负伤离开湘鄂西苏区是幸运的。从1932年4月起，担任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湘鄂西军委会主席的夏曦连续发动四次 “肃反”，先后杀害了大批军事将领、地方领导人、红军将士和普通群众。其中有湘鄂西苏区创建人之一的红3军9师师长段德昌、湘鄂西省委常委和红3军政委万涛、红3军参谋长兼红7师师长孙德清（就是许光达的老领导孙一中）、红7师师长王一鸣、叶光吉、红7师政委朱勉之、盛联均、红9师政委宋盘铭、红9师参谋长王炳南、红3军政治部主任柳直荀、红8师师长段玉林、红3军教导第1师参谋长董朗、湘鄂西军委分会参谋长唐赤英等人。湘鄂西苏区的主要创始人周逸群已于一年前牺牲，也被夏曦诬为“改组派首领”，如果不死必将难逃屠刀。红3军9师师长段德昌是黄埔四期出身，彭德怀的入党介绍人，在湘鄂西苏区威望极高，难得的战将，被夏曦生生杀掉。红3军政治部主任柳直荀是湖南早期的著名共产党人，曾是夏曦早年的挚友。因为柳直荀知道夏曦在大革命期间的一些事情，又对夏曦滥杀无辜不满，被夏曦所不容，找个借口逮捕杀掉。据说柳直荀是被乱棍打死，死前已被打成了残废。多年以后，柳直荀的遗孀李淑一与毛泽东见面，引得主席忆起往事，吟出了“我失骄杨君失柳”。。。。。。

夏曦杀人和张国焘不同。张国焘杀人有选择，有屠杀有培养，目的是为了巩固自己一元化的领导地位。夏曦则不分远近亲疏一路杀去，属于偏执狂躁型。夏曦自己身边的4个警卫员，就被他下令杀了3个。红3军从上到下被杀得血流成河，士兵没人敢当班长、排长，都知道那是送死的捷径。夏曦杀得红了眼，甚至把湘鄂西苏区的党、团组织都解散了，接着杀。杀到最后，红3军鼎盛时期的3个师1.5万红军剩下4千多人，仅相当于2个团的兵力，地方武装和党组织也是凋零不堪，已无力抵御国民党军的进剿。整个苏区最后只剩下夏曦、贺龙、关向应、卢冬生4名党员。而夏曦有时不让身为红7师师长的卢冬生参加中央分局扩大会议，或者让他参加却不让他发言，因此只能算半个党员。卢冬生曾经是陈赓家的放牛娃，跟着陈赓参加了南昌起义，后来护送在会昌战斗中负伤的陈赓去了上海。当时他是中共中央派来的交通员，身份特殊，才在肃反中保住了性命和党籍。贺龙后来对夏曦说：“老夏，不能再杀了，再杀就杀光了。”夏曦大约也感到人马太少，沉默无语，不久才把军队的指挥权交给了贺龙和关向应。可是，太晚了。

许光达要是留在湘鄂西苏区，能逃过这一系列大屠杀吗？恐怕不能。

在苏联期间，许光达治好了伤，先后进入国际列宁学院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在这段时期，许光达参加了东方大学举办的一期汽车训练班，学习了关于汽车、坦克、火炮的相关知识。许光达从此对坦克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读了很多关于坦克技、战术方面的书。正是这一经历，为许光达日后领衔中国装甲兵建设打下了基础。

1938年1月，许光达从苏联回国，到达了延安。因为他有在苏联学习的经历，所以很快被安排到教员稀缺的抗大任训练部部长，不久又升为教育长。在军事教学领域，许光达很快显出了才华。他先后发表了多篇军事学术论文，其中比较著名的一篇就是《闪电战的历史命运》。当时苏德战争爆发不久，德军的闪电战术打得苏军节节败退，莫斯科已面临威胁，很多人都认为苏联恐怕难以抵挡德国的进攻。许光达在文中则一反众人观点，认为闪电战术可以一时奏效，但德国最终在总体战的较量中无法战胜苏联。许光达能阐述出这一观点，一是受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的影响，比较好地运用了普遍联系的观点看问题；二是许光达在苏联亲身体验过，较为了解苏联的国家实力及俄罗斯民族坚忍顽强的性格。

1941年，许光达调任军委参谋部部长兼延安交通司令、卫戍司令。抗战进入最艰苦的阶段后，许光达向中央提出到抗日前线去，得到批准，被调任晋绥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兼八路军120师独立第2旅旅长。这是许光达第一次担任独立领军的职务。120师在抗战中活动区域不大，除留部分兵力保卫延安外，主要活动在冀中和晋西北一带，实际上担负着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任务。115师和129师东进北上，建立了大片根据地，都得到了很大发展。120师发展较小，与没有展开拳脚有很大关系。

许光达所在的第二军分区西临黄河，与陕甘宁边区隔河相望，是保卫延安的重要屏障；东南紧靠晋冀鲁豫根据地，是晋冀鲁豫通往延安的枢纽，也是中央与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相联系的重要通道。抗战进入到这一阶段，敌后战场很少发生大的战斗，主要是进行小规模的“扫荡”与 “反扫荡”、“蚕食”与 “反蚕食”斗争。双方争夺的重点是对主要交通线及地方政权的控制。许光达到了二分区后，除指挥部队进行“反扫荡”外，又派出大量武工队深入敌占区，坚决肃清汉奸特务，摧毁敌伪组织，建立抗日政权及两面政权，逐步把日伪势力“挤”了出去，扩大了抗日根据地，在军事和经济上都给了日伪军以一定打击。
1945年8月，抗战争胜利前夕，晋绥军区组建了野战军，许光达担任独立第2旅旅长。晋绥野战军在贺龙指挥下，抢占华北北部的主要城市和要点，先后转战于山西的中北部和绥远东部地区。比较著名的战斗如1945年10月的卓资山战斗，独2旅和独3旅联手参战，配合独1旅和358旅等兄弟部队，一举拿下了这个西进绥远的战略门户，重击了傅作义部的第67军。还有与晋察冀军区部队联手进行的大同集宁战役，在战役态势与兵力都占优势的情况下，因前敌总指挥晋绥军区副司令员张宗逊几次判断失误，以致被傅作义部围魏救赵成功，战役企图最后归于失败。

1946年11月，晋绥野战军撤销，由独立第2、第3、第5旅组成了晋绥军区第3纵队，许光达任司令员。1947年 8月，为保卫转战陕北的中央，许光达率晋绥3纵西渡黄河，正式加入了西北野战军的战斗序列，仍称为3纵。

在1947年8月的一打榆林战斗中，许光达率3纵从城东面展开包围，配合兄弟部队攻榆。只是守军徐保部极为顽强，而援敌钟松整编第36师又来势很快，西北野战军只好撤出战斗。战尘未洗，毛泽东所率的中央机关在转移途中遇险，许光达又率3纵星夜南下驰援。当时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的中央机关及警卫部队100余人被挤在三县交界的一个狭小地带，背后是沙漠，西侧是榆林河、无定河，东面是黄河，南北均有国民党军压来，已陷入四面被围的境地。周恩来亲自急电彭德怀，要彭派一名得力将领火速带兵前来接应和掩护。彭德怀正在指挥部署沙家店战役，准备围歼钟松的整编第36师，遂将救援中央的任务交给了许光达的3纵。许光达率部队冒雨兼程，赶到指定地域乌龙铺，迎面挡住了扑过来的刘戡第29军主力。当时中央仅隔一条雨裂沟在3纵对面转移。许光达亲自向各旅长交代：“哪怕是敌人的炮弹落在身上，也不许后退一步。”乌龙铺阻击战打了一天一夜，硬是顶住了刘戡1个军部及3个旅的轮番进攻，使敌未能前进一步，保证了中央领导机关的顺利转移。随后，许光达率3纵继续在乌龙铺和沙家店之间的当川寺地区背水挡住刘戡第29军军部及2个旅，配合西野主力在沙家店取得大胜。战后，3纵受到了西野司令部的表彰。

不久，许光达又率3纵参加岔口战役，配合西野主力痛击了胡宗南部整编第1、第29军所属部队。只是因为国民党军序列密集，加上天有冰雹大雨，最后没能将其全部吃掉。在1947年10月的延清战役中，3纵终于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协同1纵攻克清涧城，歼灭胡宗南部整编第76师师部、第24旅旅部及其直属部队，毙伤俘中将旅长廖昂以下5200余人。在11月的二打榆林战斗中，3纵先攻榆林城，再战元大滩，伤亡近千人，却仍没攻下榆林，又一次抱憾而归。

1948年3月的宜川战役中，3纵担当主攻，经10天战斗，全歼守敌整编76师第24旅，生俘少将旅长张汉初。在洛川之战中，许光达又率3纵击溃何文鼎部整编第17师，缴获众多。

1949年2月，3纵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3军，许光达任军长。大将当军长，这在解放军70个军中是独一份。一野整编兵团后，许光达又担任了第2兵团司令员，3军军长由黄新廷接任。

在决定性击溃胡宗南集团的扶眉大战中，3军经扶风猛攻国民党第119军，突破纵深，会同4军、6军及华北军区18兵团部队，将国军第18兵团部及第65、38、119等3个军之大部聚歼于渭河以北的午井、罗局镇地区，共歼敌3万余人。

1949年8月，西北战场上最为著名的兰州战役爆发。3军作为总预备队没有参加最惨烈的外围攻坚战，而是待4军攻占了狗娃山后才加入战场。偏偏运气就是这么好，3军第7师19团3营一路猛进，击溃小股敌散兵后，插到了黄河铁桥边。而这座桥是马家军撤退的唯一通道。3营立即发动攻击，一举夺下了铁桥。此时马家军溃军已拥到桥边，3营8连守住桥头，猛烈开火，伤敌无数。马家军虽发起反击，但军心混乱已没有了斗志，无法协同作战。待3军后续部队赶到后，马家军便崩溃了。3军控制铁桥后，开始向西关攻击，一路巷战，配合其他各军从四面八方压下，对马家军残部进行了凶猛攻歼。

战后查明，马家军在兰州一役共被歼灭2.7万余人，其中在外围攻坚战中只有1万余人，其余大部分是在兰州市区被歼灭的。如果不是3军动作敏捷抢占黄河铁桥，马家军主力就会大部逃脱，日后解放甘肃、青海就会增添很多麻烦。3军在兰州战役中共歼敌8000余人，其中第7师19团4连竟然抓到了2500多名俘虏，创下了一野战史中抓俘虏的纪录。

这个第7师前身就是许光达当过旅长的晋绥野战军独立第2旅。7师师长叫唐金龙，是湘鄂西红3军出身，1955年被授衔少将。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有一期会议简报上登出了时为1军军长唐金龙的揭发，说彭德怀在西北转战时因为炊事员花钱买了20根黄瓜改善伙食而大发雷霆，专门召开大会作自我批评，是“伪装朴素”。事后唐金龙遭到了许多人的反感，称之为“没事找事，不过比里通外国要轻的多了”。文革开始后，贺龙被打倒，随后各军区开始追查“贺龙分子”。时为武汉军区副司令员的唐金龙被军内造反派扯去了领章帽徽加以批斗。唐金龙不堪其辱，回到家里后开枪自尽。小说《亮剑》中李云龙最后自杀全节，就是以唐金龙之死为原型的。

兰州战役后，西北战场再无大战。9月，黄新廷率3军挺进甘肃河西走廊。25日进占老君庙油矿（今玉门油田），使中国当时唯一的石油矿区免遭破坏。其后3军驻扎河西张掖、武威、酒泉地区，执行剿匪肃特、维护社会治安、建立政权、参加生产建设等任务。1952年6月，3军番号撤销，与1军合并。现在，3军的主要血脉仍保存于南京军区第1集团军中。唐金龙的第7师和第9师一部现已改为第1集团军摩步第3旅。

刚建国的时候，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主掌外交工作，手下急需外交人才。当时和新中国建交的主要是苏联及东欧国家，许光达在苏联学习过，精通俄语，又是高级将领，政治上过硬，因而周点名要许光达去做外交工作。在征求许光达本人的意见时，许坦言自己还是想留在军队，总理也就只好作罢。

毛泽东也没有忘了许光达。现代化军队建设，离不开强大的技术军、兵种。中国当时执行一边倒的战略，向苏联学习是大势所趋。同样从苏联学习回来的将领，高亚楼去搞了空军，肖劲光去搞了海军，毛泽东则亲自点将，将许光达从一野召回北京，委任他为装甲兵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0年6月，许光达正式上任，组建起了装甲兵领导机关。

中国装甲兵的建设起步很艰难。当时各个野战军都只有少量的装甲部队，装备的都是缴获的较为陈旧的日式、美式战车，全军共有坦克375辆、装甲车272辆、工程车及汽车591辆。许光达组织人马将其集中到一起，首先组建了一个战车师，然后又在各大军区建立了坦克师、独立坦克团、独立坦克营以及坦克编练基地、修理厂和坦克学校。不久又成立了专门培养中、高级指挥干部和技术人员的装甲兵学院和装甲兵工程学院，许光达亲自兼任装甲兵学院院长。中国介入朝鲜战争后，装甲兵也接到命令，加强训练，随时准备入朝作战。根据与苏联的协议，很快购进了10个坦克团的装备，主要为T-34/85中型坦克、IS-2重型坦克和SU-122自行火炮。许光达亲自参与制订训练计划，要求全军装甲兵在苏联技术人员的帮助下，迅速掌握新型坦克技术和基本战术，在短时间内提高战斗力。1951年3月31日，坦克第1师（辖第1、第2团）和坦克第2师第3团加入志愿军序列，渡过鸭绿江入朝参战。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年轻的中国装甲兵以3个坦克师、4个独立坦克团和6个步兵师属坦克自行火炮团分三批轮换开赴朝鲜，参加大小战斗246次，击毁联合国军坦克40辆，击伤34辆，毁伤火炮20门，摧毁地堡工事864个，打出了国威军威。与空军一样，经过了抗美援朝战争，中国装甲兵部队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至1955年，装甲兵部队已发展到了3个坦克师、1个机械化师、4个独立坦克团、48个步兵师属坦克自行火炮团，共有苏制坦克及自行火炮3030辆。

许光达的一句名言是“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兵”。他高度重视技术建设，强调把政治工作与技术工作相结合。到了60年代，许光达的这一观点就被林彪说成是“单纯军事观点”。许光达本人身体力行，1959年，他还以51岁的年龄到北京郊区的坦克学校学习驾驶坦克。对于研制生产出性能先进的国产坦克，许光达抓得非常紧，终于抢在中苏关系发生逆转之前研制出了国产59式中型坦克，并完成了生产定型。1959年举行国庆10周年大典的时候，许光达亲自陪同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了由59式坦克组成的坦克车队。

1955年，许光达被授予大将军衔。在全军授衔前夕，许光达就已经知道自己将被评为大将，感到很不安。他直接找了老首长贺龙，据说二人有如下一段对话：

贺龙：“这次授衔，10个元帅、10个大将，是毛主席、中央军委几位副主席反复研讨、权衡，又照顾各方面而决定的。”
许光达：“如果柳直荀、周逸群要还在，应该授什么军衔？”
贺龙：“这个问题问得好，我们不应忘却共患难的亡友。周、柳有可能像总理、邓小平一样，改行搞党务或行政。”
许光达：“贺锦斋、段德昌要是不死呢？”
贺龙：“可能是大将。”
许光达：“若是叶挺还在呢？”
贺龙：“元帅，理所当然的元帅。”
许光达：“毛主席、中央军委对我的信任，我衷心感谢。但与其他几位大将比，无论德、才、资，均不如他们。我请求贺总把我的意见反映到中央军委，改授我上将衔。”

应该说，许光达问的这几个人是很有代表性的。周逸群是湘鄂西苏区的创始人之一，军政全才，一直活下来，军中地位至少是大将。按他的才能，也非常有可能像邓小平一样去搞党务或行政；段德昌就不用说了，红2军团的另一面旗帜，大将是没跑的。如果不是去了湘鄂西，要在中央苏区发展的话，元帅都是有可能的；贺锦斋是贺龙的铁杆追随者，南昌起义前就是贺龙20军的师长，草创湘鄂西时又是工农革命军的师长。若非过早牺牲，代表红2军团授大将是当之无愧的；柳直荀是红3军的政治部主任，即使不改行去搞党务或行政，军中地位也是远高于许光达的。红2军团的这几个人，无论是谁活下来，大将这个位置都轮不到许光达。还是贺龙说得清楚，评衔是战功、资历、山头的综合考量。因为红2军团当初被杀得人才凋零，而大将位置又必须有其代表，许光达才荣膺此位。

然而许光达还是内心不安，又给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写信，要求降衔到上将。许光达在信中还推荐了王震为大将。他的这一眼光也是较为准确的。如果许本人下来，综观上将一堆中，要代表一个方面，又要资历和战功较为平衡者，就只有湘赣苏区这一块了。主要代表者肖克历史上有点问题，不太好说，那么另一位代表者王震战功资历都不错，又是毛泽东喜欢的人物，舍他其谁？不过中央还是坚持授予许光达为大将，毛泽东在中央军委扩大会上公开赞扬了许光达的让衔之举。相较某些“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评衔时”的人，许光达毫无疑问是高风亮节的。即使如此，许光达后来还是坚决要求把自己作为大将应该评为的行政四级降到了五级。

这样的一个许光达，却在文革灾难中遭到了噩运。

文革狂潮初起，首先是中央书记处外围的彭、罗、陆、杨等人被批，接着是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刘、邓下台，然后波及到军队。军中的重要山头贺龙挨批倒台，其二方面军旧部也纷纷遭殃。1966年8月，王尚荣即被作为贺龙“在总参的代理人”而打倒。1967年1月6日，谭友林被公开点名。8日，廖汉生被抓。13日，成钧被带走。16日，许光达遭关押。19日，廖汉生、成钧等在北京工人体育馆被公开挂牌批斗，被按跪在地做“喷气式”，背上被踏上一只脚。20日凌晨，贺龙和妻子薛明被送到北京西山象鼻子沟关押。

许光达是被装甲兵内部的造反派抓起来的，当时的主持者就是装甲兵政委黄志勇。一般人可能对黄志勇没什么印象，在电影《大决战——平津战役》中他露过一面。程（子华）黄（志勇）先遣兵团入关打了密云，惹得毛泽东大怒，电影中的程子华是翟乃社饰演，黄志勇则由王志文饰演。用徐向前的话说，黄志勇“此人从延安时期就是搞逼供信的那一套。” 黄志勇率先在装甲兵内部成立了专案组，对许光达发起了批斗。当时装甲兵的造反派要求许光达交代“二月兵变”的罪行，要他承认已经被贺龙内定为了总参谋长。许光达哭笑不得，反讥道：“谁都知道，搞政变是要掉脑袋的。我现在就是国防部副部长、大将，我跟贺龙搞兵变，把脑袋掖在裤腰上才抢个总参谋长当，这种赔本的买卖我不干。”

许光达不知道，早在1966年8月，时任26军政委的程世清就给林彪写信，称许光达对林彪最不满、最仇恨，还说许光达有“里通外国之嫌”，“一旦有事，就是一个最大的危险人物”。9月8日，林彪在中央军委常委会上点名许光达，说“贺龙准备利用许光达控制总参”。这也就是许光达“兵变”“总参谋长”问题的由来。贺龙专案组成立以后，许光达就被定为了贺龙一案中的第二号人物，要重点突破。
在被审问的时候，许光达百般辩解，然而无济于事。索性，他开始软磨硬扛。用专案组人员的话说：“许光达很顽固，我们谁和他去谈话他都骂人。”

许光达再辩解又有什么用呢！从30年代肇始的党内过火斗争的逻辑就是：政治上定了性的，就必须要予以彻底打倒。拉人来找口供，不过是履行手续，丝毫不影响定论。拉你来问是不是反革命，如果说不是就不行，过不了关。如果说是，就把你挂上钩了，玉石俱焚。

许光达的问题不重要。重要的是上头要整垮贺龙，那就要连带将其的军中党羽一同拔掉，为文革的深入推进扫清障碍。许光达是历史上跟随贺龙影响最大的一位人物，能往哪里跑？

如此一来，泥沙俱下，腥风血雨，无可幸免。

贺龙专案组开始是由杨成武的二办负责，组长是余立金。杨成武当时对专案组下过很多指示，还说过“许光达一案也办的不得力”之类的话。因为许光达的顽固，余立金也很恼火，要黄志勇从装甲兵那里抽调一些得力骨干来对付许光达。在无法无天的年代，人性中的“恶”便难以抑制地释放出来。从1967年12月开始，许光达遭到了体罚批斗，被弯腰、罚站。还有一次大规模的车轮战，三天三夜没有让许光达休息。生活上也对许光达进行虐待，晚上不让关灯睡觉，甚至故意将面条倒在楼梯上，逼迫许光达趴下去舔吃。原装甲兵保卫部副部长、许光达专案组组长薛振先率先对许光达进行武斗。原装甲兵保卫部工作人员党志壁，因许光达说过他是“小贝利亚”，怀恨在心，更是出手凶狠，与另一名专案组成员都曼林一起将许光达打得口吐鲜血。据戴煌的《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中披露：许光达被打得几次心脏病发作昏死过去，在场医生将他弄醒后接着再打，打得他站不住了就放在藤椅上打，有一次连藤椅一起打翻后又揪起来扔回椅子里再打，打得他鲜血浸透衣服。从1968年11月到1969年1月，许光达入院治疗60天，仍受审79次，逼写所谓交代材料25份。又一次住院81天，受审29次，逼写材料29份。

当时权力很大的军委办事组成员也对许光达一案作出了批示。

吴法宪的批示是：“要连续作战，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对于许光达要敢于刺刀见红”。
李作鹏的批示是：“打下许光达，向九大献厚礼。”
邱会作的批示是：“不怕许光达死，就怕完不成无产阶级司令部交给的任务。”

真是血淋淋的批示！

1969年5月23日，许光达被报病危，专案组仍加紧审讯。5月31日，病危的许光达已卧床不起，竟被专案组残忍地拖下床去向毛主席像请罪。1969年6月3日晚10时20分，许光达惨死于病房厕所的马桶上，死因至今不明。许光达是十大将中年龄最小的一位，终年却只有61岁。而那位最早对许光达立案批斗的装甲兵黄志勇政委，则直到2011年11月21日才死，活了98岁。

许光达死后，专案组在没有家属参加的情况下，强行将其遗体火化。周恩来看到许光达死亡的报告后，又上报给了毛泽东。毛发出指示：“许光达同志的骨灰盒，应该放在他应该放的地方。”于是，许光达的骨灰盒进了八宝山革命公墓。可是，有什么用呢！

随着贺龙被平反，许光达的案子也进入了复查阶段。1977年，许光达终于被公开平反昭雪。邹靖华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在一本《毛泽东选集》的扉页上写有一首诗：百战沙场驱虎豹，万苦千辛胆未寒。只为人民谋解放，粉身碎骨若等闲。这是许光达连续被审讯三天三夜，心脏病发作又抢救过来后写下的，是其一生的绝笔。

2004年5月19日，93岁的邹靖华去世了。她最后的遗嘱是：“我走了不要搞什么仪式，那样会麻烦，打扰很多人。老人来了，他们会伤感，那会影响他们的身体。搞仪式，公家要花很多钱，那些花圈都很贵，花的是公家的钱，人民的钱。你们要清清白白地做人，要为人民做事。我留下2万多块钱，1万块钱交党费，剩下的钱在老许诞辰100周年的时候给他出书。”

  


许光达，解放军十大将之一，位列共和国36位军事家之中。应该说，许光达的名字很多人是熟悉的，但对他的生平事绩又不是很熟悉。他有过什么战功，为什么会被授衔大将，最后的结局又怎么不明不白，这都是一些隐藏在历史中的疑问。下面，就着笔者的信马由缰，构勒一下许大将的一生，希望能给大家留下点深入思考。

许光达，原名许德华，1908年11月19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东乡萝卜冲。他是放牛娃出身，因为伯父的资助才读完了小学，后来又考入了长沙师范学校，这所学校的创办人就是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湖南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源地之一，毛泽东、蔡和森、郭亮、夏曦都是一时的风云人物。当年各种进步思潮又集中于省会长沙，许光达就是在这里接触了《共产党宣言》和毛泽东等人创办的《湘江评论》，思想开始左倾。1925年5月，17岁的许光达在长沙加入了共青团，4个月后又转为中共党员。

1926年1月，许光达被湖南省委派去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炮兵科学习。后来黄埔第五期跟着广州国民政府迁到武汉，并入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在讨伐夏斗寅叛乱时，许光达和同学们在叶挺指挥下参加了攻打纸坊镇的战斗，这是他一生中的第一次参加战斗。

1927年7月，许光达由军校毕业，被分配到张发奎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4军炮兵营任见习排长。南昌起义时，许光达随部队正从九江向南昌靠拢，到达的时候起义队伍已经撤离了南昌。许光达随后追赶，终于在宁都追上了起义军，被编入11军25师75团中担任排长。当时这个25师的师长就是后来的开国上将周士第，黄埔一期中的“猛将”。而许光达所在的75团则是叶挺独立团扩编而来的，是铁军团，团长孙一中，是黄埔一期出身的共产党员。在进攻钱大钧部的会昌战斗中，许光达作战英勇，很快被任命为代理连长。后来在三河坝分兵，朱德、周士第率25师留守，周恩来、叶挺、贺龙率起义军主力继续南进。不久，25师又遭钱大钧部围攻，许光达在战斗中负伤，无法跟随部队转移，只好被安排在一户农家中养伤。南昌起义军主力后来在流沙战斗中被打散，周恩来、贺龙、叶挺等领导人被迫分头转移。朱德率25师余部也边战边走，部队星落云散，最后只剩下800多人，主官只剩下朱德、陈毅、王尔琢三人，连师长周士第都脱队出走了。当时地位并不高的朱德就是带着这剩下的800多人重新起步，后来发起湘南暴动，上了井冈山与毛泽东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奠定了其红军总司令的地位。许光达有撼，没能跟上朱德的队伍，错失了加入中国革命主力军的历史机遇。

许光达伤愈后，到处寻找党组织，先后在广东、上海、安徽等地辗转千里，终于和组织接上了联系。后来他被派去安徽的国民党部队做兵运工作，很巧的是这支部队中的党组织负责人就是在75团时的团长孙一中。因为组织不密，许光达等人被告发，只好逃走。逃亡途中他再次与党失去联系。不得已之下，许光达辗转逃回了长沙，在这里与父母包办的未婚妻邹靖华完婚。新婚第10天，许光达被叛徒出卖，遭到缉捕，幸而有人提前通风报信，他只好再次匆匆逃离。邹靖华没有想到，这次与丈夫分开竟然一别10年。许光达走后，邹靖华在家等候丈夫，边工边学，含辛茹苦。其间，已是红军将领的许光达曾几次托人给家里捎信寄钱，但其后则是杳无音信。一直到抗战爆发，在徐特立介绍下，邹靖华去了延安抗大学习。在此地，邹靖华苦尽甘来，意外与许光达重逢。当时许光达从苏联回来不久，担任了抗大教育长。像他这样30出头的红军出身高级将领，又吃过洋面包，在延安那样风云际会的地方是不乏优秀女性关注的。但许光达不为所动，而是多方托人打听妻子的下落，终于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林伯渠那里得到了消息。相比于同时期党内和军队中一些抛妻另娶的人物，许光达的人品是不言而喻的。许光达与邹靖华重逢后相伴一生，历经风雨，至死不弃，留下了一段佳话。

许光达逃出长沙后，跑到河北清河去找当县长的岳父暂避。不久又被发现遭追捕，只好逃走，四处躲藏，甚至跑到了唐山矿区去挖煤为生。直到1929年4月，才在安徽芜湖重新接上了党组织。许光达先是去了上海的中央军事训练班学习，在此期间改名为许光达。1929年9月，他被派去洪湖苏区，担任红6军（后改为红2军团、红3军）参谋长，成为了贺龙的部下。许光达在这里多次参加反围剿作战，随着部队整编历任军参谋长、师政委、师长、团长等职，参与开辟了以洪湖为中心的湘鄂西苏区。1932年1月底，时任红3军25团团长的许光达在瓦庙集战斗身负重伤，不久被转移到上海治疗。因为在上海动手术很困难，5月，许光达又被组织上送往苏联治伤，从此离开中国5年。

许光达这时负伤离开湘鄂西苏区是幸运的。从1932年4月起，担任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湘鄂西军委会主席的夏曦连续发动四次 “肃反”，先后杀害了大批军事将领、地方领导人、红军将士和普通群众。其中有湘鄂西苏区创建人之一的红3军9师师长段德昌、湘鄂西省委常委和红3军政委万涛、红3军参谋长兼红7师师长孙德清（就是许光达的老领导孙一中）、红7师师长王一鸣、叶光吉、红7师政委朱勉之、盛联均、红9师政委宋盘铭、红9师参谋长王炳南、红3军政治部主任柳直荀、红8师师长段玉林、红3军教导第1师参谋长董朗、湘鄂西军委分会参谋长唐赤英等人。湘鄂西苏区的主要创始人周逸群已于一年前牺牲，也被夏曦诬为“改组派首领”，如果不死必将难逃屠刀。红3军9师师长段德昌是黄埔四期出身，彭德怀的入党介绍人，在湘鄂西苏区威望极高，难得的战将，被夏曦生生杀掉。红3军政治部主任柳直荀是湖南早期的著名共产党人，曾是夏曦早年的挚友。因为柳直荀知道夏曦在大革命期间的一些事情，又对夏曦滥杀无辜不满，被夏曦所不容，找个借口逮捕杀掉。据说柳直荀是被乱棍打死，死前已被打成了残废。多年以后，柳直荀的遗孀李淑一与毛泽东见面，引得主席忆起往事，吟出了“我失骄杨君失柳”。。。。。。

夏曦杀人和张国焘不同。张国焘杀人有选择，有屠杀有培养，目的是为了巩固自己一元化的领导地位。夏曦则不分远近亲疏一路杀去，属于偏执狂躁型。夏曦自己身边的4个警卫员，就被他下令杀了3个。红3军从上到下被杀得血流成河，士兵没人敢当班长、排长，都知道那是送死的捷径。夏曦杀得红了眼，甚至把湘鄂西苏区的党、团组织都解散了，接着杀。杀到最后，红3军鼎盛时期的3个师1.5万红军剩下4千多人，仅相当于2个团的兵力，地方武装和党组织也是凋零不堪，已无力抵御国民党军的进剿。整个苏区最后只剩下夏曦、贺龙、关向应、卢冬生4名党员。而夏曦有时不让身为红7师师长的卢冬生参加中央分局扩大会议，或者让他参加却不让他发言，因此只能算半个党员。卢冬生曾经是陈赓家的放牛娃，跟着陈赓参加了南昌起义，后来护送在会昌战斗中负伤的陈赓去了上海。当时他是中共中央派来的交通员，身份特殊，才在肃反中保住了性命和党籍。贺龙后来对夏曦说：“老夏，不能再杀了，再杀就杀光了。”夏曦大约也感到人马太少，沉默无语，不久才把军队的指挥权交给了贺龙和关向应。可是，太晚了。

许光达要是留在湘鄂西苏区，能逃过这一系列大屠杀吗？恐怕不能。

在苏联期间，许光达治好了伤，先后进入国际列宁学院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在这段时期，许光达参加了东方大学举办的一期汽车训练班，学习了关于汽车、坦克、火炮的相关知识。许光达从此对坦克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读了很多关于坦克技、战术方面的书。正是这一经历，为许光达日后领衔中国装甲兵建设打下了基础。

1938年1月，许光达从苏联回国，到达了延安。因为他有在苏联学习的经历，所以很快被安排到教员稀缺的抗大任训练部部长，不久又升为教育长。在军事教学领域，许光达很快显出了才华。他先后发表了多篇军事学术论文，其中比较著名的一篇就是《闪电战的历史命运》。当时苏德战争爆发不久，德军的闪电战术打得苏军节节败退，莫斯科已面临威胁，很多人都认为苏联恐怕难以抵挡德国的进攻。许光达在文中则一反众人观点，认为闪电战术可以一时奏效，但德国最终在总体战的较量中无法战胜苏联。许光达能阐述出这一观点，一是受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的影响，比较好地运用了普遍联系的观点看问题；二是许光达在苏联亲身体验过，较为了解苏联的国家实力及俄罗斯民族坚忍顽强的性格。

1941年，许光达调任军委参谋部部长兼延安交通司令、卫戍司令。抗战进入最艰苦的阶段后，许光达向中央提出到抗日前线去，得到批准，被调任晋绥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兼八路军120师独立第2旅旅长。这是许光达第一次担任独立领军的职务。120师在抗战中活动区域不大，除留部分兵力保卫延安外，主要活动在冀中和晋西北一带，实际上担负着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任务。115师和129师东进北上，建立了大片根据地，都得到了很大发展。120师发展较小，与没有展开拳脚有很大关系。

许光达所在的第二军分区西临黄河，与陕甘宁边区隔河相望，是保卫延安的重要屏障；东南紧靠晋冀鲁豫根据地，是晋冀鲁豫通往延安的枢纽，也是中央与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相联系的重要通道。抗战进入到这一阶段，敌后战场很少发生大的战斗，主要是进行小规模的“扫荡”与 “反扫荡”、“蚕食”与 “反蚕食”斗争。双方争夺的重点是对主要交通线及地方政权的控制。许光达到了二分区后，除指挥部队进行“反扫荡”外，又派出大量武工队深入敌占区，坚决肃清汉奸特务，摧毁敌伪组织，建立抗日政权及两面政权，逐步把日伪势力“挤”了出去，扩大了抗日根据地，在军事和经济上都给了日伪军以一定打击。
1945年8月，抗战争胜利前夕，晋绥军区组建了野战军，许光达担任独立第2旅旅长。晋绥野战军在贺龙指挥下，抢占华北北部的主要城市和要点，先后转战于山西的中北部和绥远东部地区。比较著名的战斗如1945年10月的卓资山战斗，独2旅和独3旅联手参战，配合独1旅和358旅等兄弟部队，一举拿下了这个西进绥远的战略门户，重击了傅作义部的第67军。还有与晋察冀军区部队联手进行的大同集宁战役，在战役态势与兵力都占优势的情况下，因前敌总指挥晋绥军区副司令员张宗逊几次判断失误，以致被傅作义部围魏救赵成功，战役企图最后归于失败。

1946年11月，晋绥野战军撤销，由独立第2、第3、第5旅组成了晋绥军区第3纵队，许光达任司令员。1947年 8月，为保卫转战陕北的中央，许光达率晋绥3纵西渡黄河，正式加入了西北野战军的战斗序列，仍称为3纵。

在1947年8月的一打榆林战斗中，许光达率3纵从城东面展开包围，配合兄弟部队攻榆。只是守军徐保部极为顽强，而援敌钟松整编第36师又来势很快，西北野战军只好撤出战斗。战尘未洗，毛泽东所率的中央机关在转移途中遇险，许光达又率3纵星夜南下驰援。当时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的中央机关及警卫部队100余人被挤在三县交界的一个狭小地带，背后是沙漠，西侧是榆林河、无定河，东面是黄河，南北均有国民党军压来，已陷入四面被围的境地。周恩来亲自急电彭德怀，要彭派一名得力将领火速带兵前来接应和掩护。彭德怀正在指挥部署沙家店战役，准备围歼钟松的整编第36师，遂将救援中央的任务交给了许光达的3纵。许光达率部队冒雨兼程，赶到指定地域乌龙铺，迎面挡住了扑过来的刘戡第29军主力。当时中央仅隔一条雨裂沟在3纵对面转移。许光达亲自向各旅长交代：“哪怕是敌人的炮弹落在身上，也不许后退一步。”乌龙铺阻击战打了一天一夜，硬是顶住了刘戡1个军部及3个旅的轮番进攻，使敌未能前进一步，保证了中央领导机关的顺利转移。随后，许光达率3纵继续在乌龙铺和沙家店之间的当川寺地区背水挡住刘戡第29军军部及2个旅，配合西野主力在沙家店取得大胜。战后，3纵受到了西野司令部的表彰。

不久，许光达又率3纵参加岔口战役，配合西野主力痛击了胡宗南部整编第1、第29军所属部队。只是因为国民党军序列密集，加上天有冰雹大雨，最后没能将其全部吃掉。在1947年10月的延清战役中，3纵终于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协同1纵攻克清涧城，歼灭胡宗南部整编第76师师部、第24旅旅部及其直属部队，毙伤俘中将旅长廖昂以下5200余人。在11月的二打榆林战斗中，3纵先攻榆林城，再战元大滩，伤亡近千人，却仍没攻下榆林，又一次抱憾而归。

1948年3月的宜川战役中，3纵担当主攻，经10天战斗，全歼守敌整编76师第24旅，生俘少将旅长张汉初。在洛川之战中，许光达又率3纵击溃何文鼎部整编第17师，缴获众多。

1949年2月，3纵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3军，许光达任军长。大将当军长，这在解放军70个军中是独一份。一野整编兵团后，许光达又担任了第2兵团司令员，3军军长由黄新廷接任。

在决定性击溃胡宗南集团的扶眉大战中，3军经扶风猛攻国民党第119军，突破纵深，会同4军、6军及华北军区18兵团部队，将国军第18兵团部及第65、38、119等3个军之大部聚歼于渭河以北的午井、罗局镇地区，共歼敌3万余人。

1949年8月，西北战场上最为著名的兰州战役爆发。3军作为总预备队没有参加最惨烈的外围攻坚战，而是待4军攻占了狗娃山后才加入战场。偏偏运气就是这么好，3军第7师19团3营一路猛进，击溃小股敌散兵后，插到了黄河铁桥边。而这座桥是马家军撤退的唯一通道。3营立即发动攻击，一举夺下了铁桥。此时马家军溃军已拥到桥边，3营8连守住桥头，猛烈开火，伤敌无数。马家军虽发起反击，但军心混乱已没有了斗志，无法协同作战。待3军后续部队赶到后，马家军便崩溃了。3军控制铁桥后，开始向西关攻击，一路巷战，配合其他各军从四面八方压下，对马家军残部进行了凶猛攻歼。

战后查明，马家军在兰州一役共被歼灭2.7万余人，其中在外围攻坚战中只有1万余人，其余大部分是在兰州市区被歼灭的。如果不是3军动作敏捷抢占黄河铁桥，马家军主力就会大部逃脱，日后解放甘肃、青海就会增添很多麻烦。3军在兰州战役中共歼敌8000余人，其中第7师19团4连竟然抓到了2500多名俘虏，创下了一野战史中抓俘虏的纪录。

这个第7师前身就是许光达当过旅长的晋绥野战军独立第2旅。7师师长叫唐金龙，是湘鄂西红3军出身，1955年被授衔少将。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有一期会议简报上登出了时为1军军长唐金龙的揭发，说彭德怀在西北转战时因为炊事员花钱买了20根黄瓜改善伙食而大发雷霆，专门召开大会作自我批评，是“伪装朴素”。事后唐金龙遭到了许多人的反感，称之为“没事找事，不过比里通外国要轻的多了”。文革开始后，贺龙被打倒，随后各军区开始追查“贺龙分子”。时为武汉军区副司令员的唐金龙被军内造反派扯去了领章帽徽加以批斗。唐金龙不堪其辱，回到家里后开枪自尽。小说《亮剑》中李云龙最后自杀全节，就是以唐金龙之死为原型的。

兰州战役后，西北战场再无大战。9月，黄新廷率3军挺进甘肃河西走廊。25日进占老君庙油矿（今玉门油田），使中国当时唯一的石油矿区免遭破坏。其后3军驻扎河西张掖、武威、酒泉地区，执行剿匪肃特、维护社会治安、建立政权、参加生产建设等任务。1952年6月，3军番号撤销，与1军合并。现在，3军的主要血脉仍保存于南京军区第1集团军中。唐金龙的第7师和第9师一部现已改为第1集团军摩步第3旅。

刚建国的时候，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主掌外交工作，手下急需外交人才。当时和新中国建交的主要是苏联及东欧国家，许光达在苏联学习过，精通俄语，又是高级将领，政治上过硬，因而周点名要许光达去做外交工作。在征求许光达本人的意见时，许坦言自己还是想留在军队，总理也就只好作罢。

毛泽东也没有忘了许光达。现代化军队建设，离不开强大的技术军、兵种。中国当时执行一边倒的战略，向苏联学习是大势所趋。同样从苏联学习回来的将领，高亚楼去搞了空军，肖劲光去搞了海军，毛泽东则亲自点将，将许光达从一野召回北京，委任他为装甲兵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0年6月，许光达正式上任，组建起了装甲兵领导机关。

中国装甲兵的建设起步很艰难。当时各个野战军都只有少量的装甲部队，装备的都是缴获的较为陈旧的日式、美式战车，全军共有坦克375辆、装甲车272辆、工程车及汽车591辆。许光达组织人马将其集中到一起，首先组建了一个战车师，然后又在各大军区建立了坦克师、独立坦克团、独立坦克营以及坦克编练基地、修理厂和坦克学校。不久又成立了专门培养中、高级指挥干部和技术人员的装甲兵学院和装甲兵工程学院，许光达亲自兼任装甲兵学院院长。中国介入朝鲜战争后，装甲兵也接到命令，加强训练，随时准备入朝作战。根据与苏联的协议，很快购进了10个坦克团的装备，主要为T-34/85中型坦克、IS-2重型坦克和SU-122自行火炮。许光达亲自参与制订训练计划，要求全军装甲兵在苏联技术人员的帮助下，迅速掌握新型坦克技术和基本战术，在短时间内提高战斗力。1951年3月31日，坦克第1师（辖第1、第2团）和坦克第2师第3团加入志愿军序列，渡过鸭绿江入朝参战。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年轻的中国装甲兵以3个坦克师、4个独立坦克团和6个步兵师属坦克自行火炮团分三批轮换开赴朝鲜，参加大小战斗246次，击毁联合国军坦克40辆，击伤34辆，毁伤火炮20门，摧毁地堡工事864个，打出了国威军威。与空军一样，经过了抗美援朝战争，中国装甲兵部队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至1955年，装甲兵部队已发展到了3个坦克师、1个机械化师、4个独立坦克团、48个步兵师属坦克自行火炮团，共有苏制坦克及自行火炮3030辆。

许光达的一句名言是“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兵”。他高度重视技术建设，强调把政治工作与技术工作相结合。到了60年代，许光达的这一观点就被林彪说成是“单纯军事观点”。许光达本人身体力行，1959年，他还以51岁的年龄到北京郊区的坦克学校学习驾驶坦克。对于研制生产出性能先进的国产坦克，许光达抓得非常紧，终于抢在中苏关系发生逆转之前研制出了国产59式中型坦克，并完成了生产定型。1959年举行国庆10周年大典的时候，许光达亲自陪同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了由59式坦克组成的坦克车队。

1955年，许光达被授予大将军衔。在全军授衔前夕，许光达就已经知道自己将被评为大将，感到很不安。他直接找了老首长贺龙，据说二人有如下一段对话：

贺龙：“这次授衔，10个元帅、10个大将，是毛主席、中央军委几位副主席反复研讨、权衡，又照顾各方面而决定的。”
许光达：“如果柳直荀、周逸群要还在，应该授什么军衔？”
贺龙：“这个问题问得好，我们不应忘却共患难的亡友。周、柳有可能像总理、邓小平一样，改行搞党务或行政。”
许光达：“贺锦斋、段德昌要是不死呢？”
贺龙：“可能是大将。”
许光达：“若是叶挺还在呢？”
贺龙：“元帅，理所当然的元帅。”
许光达：“毛主席、中央军委对我的信任，我衷心感谢。但与其他几位大将比，无论德、才、资，均不如他们。我请求贺总把我的意见反映到中央军委，改授我上将衔。”

应该说，许光达问的这几个人是很有代表性的。周逸群是湘鄂西苏区的创始人之一，军政全才，一直活下来，军中地位至少是大将。按他的才能，也非常有可能像邓小平一样去搞党务或行政；段德昌就不用说了，红2军团的另一面旗帜，大将是没跑的。如果不是去了湘鄂西，要在中央苏区发展的话，元帅都是有可能的；贺锦斋是贺龙的铁杆追随者，南昌起义前就是贺龙20军的师长，草创湘鄂西时又是工农革命军的师长。若非过早牺牲，代表红2军团授大将是当之无愧的；柳直荀是红3军的政治部主任，即使不改行去搞党务或行政，军中地位也是远高于许光达的。红2军团的这几个人，无论是谁活下来，大将这个位置都轮不到许光达。还是贺龙说得清楚，评衔是战功、资历、山头的综合考量。因为红2军团当初被杀得人才凋零，而大将位置又必须有其代表，许光达才荣膺此位。

然而许光达还是内心不安，又给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写信，要求降衔到上将。许光达在信中还推荐了王震为大将。他的这一眼光也是较为准确的。如果许本人下来，综观上将一堆中，要代表一个方面，又要资历和战功较为平衡者，就只有湘赣苏区这一块了。主要代表者肖克历史上有点问题，不太好说，那么另一位代表者王震战功资历都不错，又是毛泽东喜欢的人物，舍他其谁？不过中央还是坚持授予许光达为大将，毛泽东在中央军委扩大会上公开赞扬了许光达的让衔之举。相较某些“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评衔时”的人，许光达毫无疑问是高风亮节的。即使如此，许光达后来还是坚决要求把自己作为大将应该评为的行政四级降到了五级。

这样的一个许光达，却在文革灾难中遭到了噩运。

文革狂潮初起，首先是中央书记处外围的彭、罗、陆、杨等人被批，接着是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刘、邓下台，然后波及到军队。军中的重要山头贺龙挨批倒台，其二方面军旧部也纷纷遭殃。1966年8月，王尚荣即被作为贺龙“在总参的代理人”而打倒。1967年1月6日，谭友林被公开点名。8日，廖汉生被抓。13日，成钧被带走。16日，许光达遭关押。19日，廖汉生、成钧等在北京工人体育馆被公开挂牌批斗，被按跪在地做“喷气式”，背上被踏上一只脚。20日凌晨，贺龙和妻子薛明被送到北京西山象鼻子沟关押。

许光达是被装甲兵内部的造反派抓起来的，当时的主持者就是装甲兵政委黄志勇。一般人可能对黄志勇没什么印象，在电影《大决战——平津战役》中他露过一面。程（子华）黄（志勇）先遣兵团入关打了密云，惹得毛泽东大怒，电影中的程子华是翟乃社饰演，黄志勇则由王志文饰演。用徐向前的话说，黄志勇“此人从延安时期就是搞逼供信的那一套。” 黄志勇率先在装甲兵内部成立了专案组，对许光达发起了批斗。当时装甲兵的造反派要求许光达交代“二月兵变”的罪行，要他承认已经被贺龙内定为了总参谋长。许光达哭笑不得，反讥道：“谁都知道，搞政变是要掉脑袋的。我现在就是国防部副部长、大将，我跟贺龙搞兵变，把脑袋掖在裤腰上才抢个总参谋长当，这种赔本的买卖我不干。”

许光达不知道，早在1966年8月，时任26军政委的程世清就给林彪写信，称许光达对林彪最不满、最仇恨，还说许光达有“里通外国之嫌”，“一旦有事，就是一个最大的危险人物”。9月8日，林彪在中央军委常委会上点名许光达，说“贺龙准备利用许光达控制总参”。这也就是许光达“兵变”“总参谋长”问题的由来。贺龙专案组成立以后，许光达就被定为了贺龙一案中的第二号人物，要重点突破。
在被审问的时候，许光达百般辩解，然而无济于事。索性，他开始软磨硬扛。用专案组人员的话说：“许光达很顽固，我们谁和他去谈话他都骂人。”

许光达再辩解又有什么用呢！从30年代肇始的党内过火斗争的逻辑就是：政治上定了性的，就必须要予以彻底打倒。拉人来找口供，不过是履行手续，丝毫不影响定论。拉你来问是不是反革命，如果说不是就不行，过不了关。如果说是，就把你挂上钩了，玉石俱焚。

许光达的问题不重要。重要的是上头要整垮贺龙，那就要连带将其的军中党羽一同拔掉，为文革的深入推进扫清障碍。许光达是历史上跟随贺龙影响最大的一位人物，能往哪里跑？

如此一来，泥沙俱下，腥风血雨，无可幸免。

贺龙专案组开始是由杨成武的二办负责，组长是余立金。杨成武当时对专案组下过很多指示，还说过“许光达一案也办的不得力”之类的话。因为许光达的顽固，余立金也很恼火，要黄志勇从装甲兵那里抽调一些得力骨干来对付许光达。在无法无天的年代，人性中的“恶”便难以抑制地释放出来。从1967年12月开始，许光达遭到了体罚批斗，被弯腰、罚站。还有一次大规模的车轮战，三天三夜没有让许光达休息。生活上也对许光达进行虐待，晚上不让关灯睡觉，甚至故意将面条倒在楼梯上，逼迫许光达趴下去舔吃。原装甲兵保卫部副部长、许光达专案组组长薛振先率先对许光达进行武斗。原装甲兵保卫部工作人员党志壁，因许光达说过他是“小贝利亚”，怀恨在心，更是出手凶狠，与另一名专案组成员都曼林一起将许光达打得口吐鲜血。据戴煌的《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中披露：许光达被打得几次心脏病发作昏死过去，在场医生将他弄醒后接着再打，打得他站不住了就放在藤椅上打，有一次连藤椅一起打翻后又揪起来扔回椅子里再打，打得他鲜血浸透衣服。从1968年11月到1969年1月，许光达入院治疗60天，仍受审79次，逼写所谓交代材料25份。又一次住院81天，受审29次，逼写材料29份。

当时权力很大的军委办事组成员也对许光达一案作出了批示。

吴法宪的批示是：“要连续作战，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对于许光达要敢于刺刀见红”。
李作鹏的批示是：“打下许光达，向九大献厚礼。”
邱会作的批示是：“不怕许光达死，就怕完不成无产阶级司令部交给的任务。”

真是血淋淋的批示！

1969年5月23日，许光达被报病危，专案组仍加紧审讯。5月31日，病危的许光达已卧床不起，竟被专案组残忍地拖下床去向毛主席像请罪。1969年6月3日晚10时20分，许光达惨死于病房厕所的马桶上，死因至今不明。许光达是十大将中年龄最小的一位，终年却只有61岁。而那位最早对许光达立案批斗的装甲兵黄志勇政委，则直到2011年11月21日才死，活了98岁。

许光达死后，专案组在没有家属参加的情况下，强行将其遗体火化。周恩来看到许光达死亡的报告后，又上报给了毛泽东。毛发出指示：“许光达同志的骨灰盒，应该放在他应该放的地方。”于是，许光达的骨灰盒进了八宝山革命公墓。可是，有什么用呢！

随着贺龙被平反，许光达的案子也进入了复查阶段。1977年，许光达终于被公开平反昭雪。邹靖华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在一本《毛泽东选集》的扉页上写有一首诗：百战沙场驱虎豹，万苦千辛胆未寒。只为人民谋解放，粉身碎骨若等闲。这是许光达连续被审讯三天三夜，心脏病发作又抢救过来后写下的，是其一生的绝笔。

2004年5月19日，93岁的邹靖华去世了。她最后的遗嘱是：“我走了不要搞什么仪式，那样会麻烦，打扰很多人。老人来了，他们会伤感，那会影响他们的身体。搞仪式，公家要花很多钱，那些花圈都很贵，花的是公家的钱，人民的钱。你们要清清白白地做人，要为人民做事。我留下2万多块钱，1万块钱交党费，剩下的钱在老许诞辰100周年的时候给他出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