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中的开国“第一上将”

肖克，1907年7月14日出生于湖南省嘉禾县泮头乡小街田村，与林彪、粟裕同年，一起参与了中共军队的创建。在长期的国内革命战争中，肖克历任红军、八路军、解放军高级军职，多年领军作战，堪称著名战将。1955年，肖克被授予解放军上将军衔。因其资历在57名开国上将中堪拔头筹，又有了“第一上将”之誉。2008年10月24日，肖克病逝于北京，终年102岁，可谓世纪老人。肖克的一生，经历了中共党史上的很多重大事件，且以高寿终年，既是目击者，又坚持活到了最后的评论者地位，在中共人物中是不多见的。

肖克的学历不算低，是湖南嘉禾甲种师范简习所毕业，可以当初等小学教师，在当年是个知识分子了。1926年2月，19岁的肖克去广州投考黄埔军校，因第四期招生已经结束，肖克转考了中央军事委员会宪兵教练所。当时宪兵教练所已归并到黄埔军校，肖克也算是与黄埔有缘。

肖克进入军队的门坎也不低，国民革命军第11军24师71团3连政治指导员。师长是谁呢？叶挺。24师是新扩编成的，有不少原叶挺独立团的干部充任骨干，是铁军师中的一员。

1927年4月，武汉国民政府举行第二次北伐，叶挺留在武汉当卫戍司令，肖克所在的71团归第26师指挥。26师当时辖2个团：76团和77团。77团的团长也是大名鼎鼎的人物，著名共产党人蒋先云，黄埔一期的带头大哥，蒋校长爱惜不及的眼珠子，却怎么也拥抱不到。

71团进军途中在汝南与军阀纪元林部发生摩擦，这是肖克一生中参加的第一场战斗。5月28日，北伐军在河南临颍与张学良亲自率领的奉军主力交手。参战的有26师的3个团、黄琪翔的12师与贺龙的独立15师。这次战斗是北伐军在河南战场打得最激烈的一仗，77团团长蒋先云几次负伤仍纵马冲锋，最后中炮牺牲，时年25岁。苦战一天，奉军终于被击溃，北伐军取得大胜。战后，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对蒋先云惋惜不已，同时评价道：“这一仗证明26师也是铁军。”在2007年拍摄的电影《八月一日》开头，能看到贺龙指挥的独立15师参加临颍大战的惨烈一幕。

在八一南昌起义中，肖克已是71团2营4连连长，率部攻打匡庐中学，配合全营歼灭了守敌一个营。在南下广东的征途中，南昌起义军在流沙被打散。肖克带领全连余部想去海陆丰投靠彭湃，但因不识路，四处乱撞，最后只剩下7、8个人。在潮阳附近，肖克等人被追上来的粤军陈济棠部俘虏。因为粤系老大李济深还想笼络第4军旧部，对于俘获的南昌起义军叶挺所部政策较宽，老弱病残很快就地释放，当时身染痢疾的肖克也在汕头被释放。肖克从汕头折腾到广州，因无身份证明，差一步没有找到党组织，又返回了湘南。在那里，肖克遇到了党组织，恢复了党籍和组织生活。1928年初，肖克参加了湘南暴动，担任宜章石独立营副营长，率领600农军追赶朱德、陈毅率领的起义军主力。在资兴东南的龙溪洞地区，肖克所部与前来接应的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军会合，当时朱德、陈毅部也还没有与毛泽东会师。肖克有幸，在早期阶段就加入了中国革命的主力军。

朱毛会师后，肖克被任命为工农革命军第4军（不久改称红4军）29团2营7连连长。29团主要由湘南农军组成，有1600余人，枪不到300支，士兵们主要的武器是梭镖。29团的团长是胡少海，地主家庭出身，但作战非常英勇，后来在战斗中牺牲。

1928年5月初，江西军阀朱培德所辖杨如轩部2个团围剿红4军。在一打永新的战斗中，肖克率部于黄坳击溃朱培德部第27师81团的一个营，受到了朱德的称赞。6月下旬，杨池生部3个团与杨如轩部2个团协同，经新、老七溪岭向龙源口进犯。肖克率全连坚守新七溪岭的泰山亭，在战斗中脚踝中弹负伤。最后，在红4军主力28团的重拳出击与王佐、袁文才32团的侧翼配合下，于新、老七溪岭地区击溃了杨如轩、杨池生部的进犯，缴枪2000余支。这就是曾经留在中学教科书上的“不费红军三分力，打垮江西两只‘羊’”。在这次战斗中，时任28团连长的粟裕表现出色，显示出了最初的军事才华。而28团的著名战将、黄埔三期出身的3营营长肖劲英勇牺牲。肖劲如不死，将是几个月后与林彪争夺28团团长位置的有力人选。

在著名的“八月失败”中，29团向湘南进军时几乎完全溃散，最后只剩下团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所率通讯排、特务连及肖克带的一个连，加起来一共200余人。28团也遭受重大损失，团长王尔琢被叛将袁崇全杀害。回到井冈山后，朱德提名28团1营营长林彪继任团长，肖克则调到28团当了1营副营长。这次事件最有影响力的后果，就是林彪从此在红4军中崛起。

肖克后来谈到，在红4军中，公认的战将是28团团长林彪和31团团长伍中豪，能打仗。林彪沉默寡言，平时只是喜欢钻研战术问题。伍中豪则潇洒爽朗，一到驻地就喊警卫员：“拿酒来！”他是北大文科系学生，喜好吟诗唱和，有一段时间经常找后来叛逃的28团2营长袁崇全唱和。开国上将宋任穷，原名宋韵琴，还是伍中豪给改的名。伍中豪如果不是过早牺牲，建国后必定是元帅。还有何挺颖，跟着毛泽东参加秋收起义，井冈山黄洋界保卫战的英雄，有勇有谋，原31团党代表，深受士兵拥戴。后来调到28团当党代表，在向赣南进军的大余战斗中身负重伤，被担架抬着行军。转移途中再次遭敌袭击，抬何挺颖的人将何的担架抛弃，何挺颖就这样牺牲了，非常可惜。

1929年，朱德、毛泽东率红4军下了井冈山，连续转战，打得非常疲劳。后来到了江西东固地区，遇到了李文林率领的当地红军红2团、红4团，终于得以休整。东固这片根据地的情况比较特殊，肖克在回忆录中作了如此描述：“奇怪的是，这儿没有苏区那种热闹场面，看不到苏维埃的名义，也没有农民协会的招牌，尤其明显的是没有烧房子的现象……在此之前，红4军所到之处，总是要打土豪，要烧掉旧的衙门、警察所等等国民党行政机关，在东固地区却没有这种事……东固苏区采取的是秘密割剧的武装斗争方式。他们把反动势力驱逐之后，建立起秘密的党政和群众组织。政权是红的，但看不到公开的政权机关标志和固定的赤卫队，邮路畅通，商业贸易照常。”，“东固的群众非常好，我们住在东固的时候，他们送米、送菜、送柴，保证了我们3000多人的吃、住、用，使我们得到下山以来最好的休息。” 毛泽东当时就称之为“李文林式的根据地”，陈毅也赋诗云“此是东井冈，会师天下壮。”

然而，在毛的眼光看来，李文林式的做法显然属于右倾，不值效仿。站稳脚跟之后，在1930年2月召开的红4军前委、赣西南特委、红5军、红6军军委联席会议上，毛认为李文林等提出的仅“没收豪绅地主的土地”的主张，是“完全走向农村资产阶级（富农）的路线”，“由此发展下去势必根本取消工人阶级争取农民的策略，走上托洛茨基陈独秀的道路，根本取消土地革命全部。”会议决定把李文林调离主力部队到赣西南地方工作，并号召赣西南“彻底肃清党内机会主义取消主义，开除党内的地主富农”。不久，毛派挑担刘士奇担任赣西南特委书记，开始赣西南的“肃AB团”运动。而李文林就任了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书记，贯彻立三路线，反过来批评毛一贯独立自主的做法，撤销了刘士奇特委书记的职务，并继续打“AB团”。不过李属于较早清醒的人，一度开始着手纠偏。毛泽东则大为恼火，为巩固自己在苏区的一元化领导，将李文林“认定”是“AB团”首领，于当年11月底将其抓捕。因打“AB团”严重扩大化，终于引发了赣西南地方红军反对毛泽东的“富田事变”。在红三军团领导人彭德怀及黄公略等人的有力支持下，毛修补了已经动摇的威望，开始着手对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和赣西南红20军的镇压。因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的干预，李文林一度被释放，“造反”的红20军也被要求“重新回到党的领导下来”。然而，上海中央很快又支持了毛泽东，派中央代表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等人进入苏区，否定了项英对“富田事变”的温和解决办法，重新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权。在中央代表团和毛泽东的主持下，赣西南地方党委和红20军遭到了严厉整肃，李文林被重新逮捕，后来遭到处决，红20军则被强行解散，副排长以上数百名干部大部被逮捕杀害。这样的一个重大冤案，因牵涉到毛本人，至今没有被公开平反。

肖克称自己一生“三次站错队”。第一次，就是1929年6月的红4军第七次代表大会，选举军党委和军委书记时，他没有投毛泽东的票，而是投了陈毅的票。毛落选后当即就撂挑子不干，外出“养病”。后来在上海中央的周恩来干预下，由陈毅亲自将毛请了回来，恢复了其在红4军中的领导职务，主持通过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确立了建军原则。

实际上，肖克称之的“第一次站错队”后面有着很深的背景，甚至对中共未来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时在红4军内分成两派：一方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前委，另一方是以朱德为代表的军委，史上称为“朱毛之争”。争论的原因涉及到党内、军内的民主问题以及毛的作风问题。毛认为：党要管一切；一切工作归支部；党员的个人自由要受到纪律限制。朱德则认为：党管一切的口号“违背党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毛主张的“一切工作归支部”在执行中成为一切工作归于前委。前委“对外代替群众机关，对内代替各级支部”，“这样何尝有工作归支部呢？”；在党员执行纪律的问题上，恰恰是前委书记毛泽东本人没有做好，不仅自由发表意见，自由谩骂同志，而且对中央和省委的指示也不认真执行，又岂能要求别人？

毛大怒，认为红4军最主要的问题是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的斗争，是有人“与党争权”，这个“人”就是朱德。实际上回溯到红4军建立之初，也不过是毛的秋收起义军余部与朱德、陈毅的南昌起义军余部两股力量的合股。从会师的那天起，领导权的问题就变得敏感起来。毛掌握的部队不是红4军的主力，他在军中的威望也远不及朱德，只好以党的名义来控制红4军，这样才能贯彻自己的政治主张。而红4军中军委的权力掌握在朱德、陈毅及后来的刘安恭手中，毛手中只有一个前委，两委并立，难以驾驭。这种情况下，毛才提出“党管一切”的主张，强化由他掌握的前委权力，或者取消军委，或者让军委形同虚设。这就是军委、前委问题的实质。而毛又将自己化身为“党”，反对他的主张就是“与党争权”，非要由自己来独揽红4军大权。

在朱德看来，毛又并不想事事按照党的要求做，对于上级党的领导部门，包括中央和湖南省委的一些指示，他总是想方设法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独立，比如中央几次要调他，他都不理，“党”在毛那里只成为了一件工具。一个对下独裁、对上不服从的人宣扬“党的领导”，是很可笑的。毛对于上级或同级的意见如果不同意，总是拐弯抹角地扯开去，谈问题不着边际，让人摸不到头脑。后来到了中央苏区，代表中央负责前方军事指挥的周恩来就很头疼，批评道：“前方（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每遇商榷之事，辄离开一定原则谈话，有时海阔天空，不知‘伊于胡底’，而实际问题反为搁下。”可见毛泽东其人的特点。

朱德的意见代表了当时红4军中大多数人的看法。毛脾气暴躁、说话刻薄、喜欢独断专行的作风招来了许多人的怨言。而朱德既有带兵经验，人缘又好，且作风民主、平易近人，因而更受官兵拥戴。双方争论的结果就是，在红4军党的“七大”把毛选了下去。当时支持毛的人很少，连其秋收起义的心腹爱将伍中豪都支持朱德。让毛略感欣慰的是，红4军主力1纵队司令员林彪公开支持毛，反对老领导朱德。以致毛甩手离开红4军后，还专门给林彪写信，称这次争论是“少数同志们历来错误路线的结果，两个指导路线的最后斗争。”也就是从这时起，毛将林彪视为自己的嫡系力量，在日后多年对其赏识拔擢。

在上海中央周恩来的支持下，毛又被请了回来，恢复了其在红4军的领导地位。毛更没客气，通过古田会议决议否定了红4军七大决议。在1931年4月的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决议第一号中更是指出：“流氓路线曾经在四军七次代表大会正式进攻，起了领导作用，统治了前委，党的正确路线，一时失败。经过八次大会，特别是九次大会严重奋斗，流氓路线的领导又从事实上宣告破产，正确路线对于流氓路线的坚决斗争，才在这个时候作了一个总结。”

不能不说，在敌强我弱、武装斗争的非常时期，毛的魄力、狠劲与革命彻底性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单以成王败寇的标准来衡量，若是没有毛的战略眼光和组织手段，单靠性格宽厚的朱德、陈毅等人领导，红4军这支队伍在当时严酷的斗争环境中能不能生存发展恐怕很成疑问。然而，毛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把党内争论定性为“路线斗争”，把不同的意见称为“流氓路线”，早早地否定了革命者自己的民主传统，在此之后成为了毛政治生涯中一以贯之的政治手段，屡试不爽。到了宁都会议丢权被整后，毛对自己在党内的孤立有了一定反思。遵义会议上重新掌权，毛开始变得虚怀若谷起来，更能听得进去不同意见，领导艺术也更加成熟，从而开启了自己的人生辉煌，中国革命也赢得了胜利。可是，从1957年开始，毛又故态复萌，以个人专断严重破坏了党内的民主集中制，用阶级斗争手段对待党内的不同意见，并愈演愈烈，最终国家和民族为这一段历史付出了重大代价。

在赣南、闽西的中央苏区形成初期，肖克已升任红4军3纵队司令员，军长是林彪。1931年6月，肖克又被任命为新组建的独立5师师长，在苏区西部配合主力红军作战。1932年10月，肖克西渡赣江，出任湘赣苏区红8军军长，就此开始独立领导一个战略区域的军事指挥。

红8军当时下辖22、23、24师，有2700余人。其时军政委是蔡会文，22师的政委是肖克后来的老搭档王震，参谋长则是另一位开国上将李达。湘赣苏区与朱毛红军的老根据地井冈山很近，后来，肖克率部重回井冈山，“我们想恢复井冈山，可是上山后，老百姓躲了起来，不和我们接近，井冈山的恢复工作，没有实现，我们活动的范围没有扩大。”究其原因，还在于当年错杀王佐、袁文才的严重影响。袁、王死后，旧部很快反水，转而配合国民党军围剿红军，井冈山当地的群众也不再拥护红军。据当时在红5军的李聚奎回忆：“有一次，我们四大队的侦察员，明明侦察到袁王的余部在一个村子里落脚，但当我们大队赶到时，却连一个人影都见不着。我们问村里的群众：‘王佐的部队到哪儿去了？’得到的回答却是：‘俺们不知道，俺们只知道红五军反水了。”如此一来，彭德怀的红5军也难以在井冈山地区立足了。回顾袁、王被杀事件，主要当事人彭德怀负有重要责任。毛泽东后来多次表示“杀错了”，“要平反”，1965年重上井冈山时还专门接见了袁、王的遗孀。然而，历史也有吊诡的一面。彭德怀在《自述》中曾写道：“在部队出发前，毛主席同我谈过。毛主席说，袁这个人很狡猾，名堂很多，……这是在红四军离开井冈山时，我去送行，在茨坪房子外面荒土上，我们坐在地上谈的。”毛说袁文才“这个人很狡猾”，是何用意？而且后来时任红4军参谋长的袁文才还是擅自脱队潜回井冈山的。彭德怀会作如何想？袁、王被杀事件和红7军军长李明瑞被部下枪杀事件一样，平反的时候都是语焉不详，存有颇多的历史疑惑。看来还需要更多的档案解密了。

1935年7月，中革军委命令以红8军为主成立红6军团，肖克为军团长，王震为政委，同时成立红6军团军政委员会，以中央代表任弼时为主席。要求红6军团西进，转移到湖南西部“去发展游击战争和创立苏区的根据地”，以后“与红2军团取得联系”。实际上中央当时是准备开始长征了，但并未对红6军团说明意图。周恩来后来说过，当时组织红6军团西进与红7军团北上，“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博古说得更明确：“当时军事计划是搬家，准备到湘鄂西去，6军团是先头部队。”

1935年8月7日，红6军团2个师9000余人开始西进。因不明军委意图，红6军团采取了搬家的形式，医院、兵工厂、印刷厂，甚至省保卫局的犯人都带上了。结果就是行动缓慢，遭到了湘、桂、黔敌军的围堵追击。在贵州甘溪，红6军团被24个团的国民党军围攻，全军被截为四段，损失严重，18师师长龙云也被俘牺牲。经过苦战，红6军团总算摆脱了追敌，但队伍已被打散，辎重行李基本丢光。10月，红6军团失散各部先后与贺龙的红2军团会合。这时，红6军团已只剩3000余人。

此后，2、6军团回师湘西，建立了湘、鄂、川、黔苏区，准备接应中央红军。后来蒋介石调集了130个团的庞大兵力从四面向苏区发起围剿，2、6军团又被迫离开湘、鄂、川、黔苏区开始长征。其时全军有13个团，近17000人。2、6军团一路披星戴月，激战贵州，回旋乌蒙，巧渡金沙，在四路红军长征史上打出了独特的风采。29岁的军团长肖克在不断转战中名声雀起。当时国民党的报纸就称2、6军团为“肖贺股匪”，肖在前，贺在后。军中也已称肖克为“肖总”。在2006年公映的电视剧《雄关漫道》中，“肖总”就已卓然屹立。不过，剧中演肖克的演员看上去有40岁，可比真实的肖克老太多了。

在长征路上，贺龙、肖克二人遇到了一对姐妹花。贺龙娶了姐姐蹇先任，肖克娶了妹妹蹇先佛。后来到了延安，贺龙与蹇先任离婚，又娶了“青衣美人”薛明。肖克则与蹇先佛不离不弃，相伴终生。

1936年6月3日，2、6军团与前来迎接的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理化会合。随后就发生了肖克一生中的“第二次站错队”。当时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早已分裂，独自北上到了陕北苏区。因一、四方面军会师时四方面军总部收缴了中央与2、6军团联系的密电码，以致中央与2、6军团失去了联系。2、6军团也一直以为与他们联系的是中央，不知后来其实是张国焘冒称的中央。双方会师时，四方面军对2、6军团非常热情，给予了大批物资援助，因此肖克对四方面军的印象很好。在谈到中央与四方面军分裂的话题时，肖克回忆的比较简略：“他们（何长工、罗炳辉、刘型）又说起中央红军北上没有告诉司令、总政委就走了，关系没搞好大家都有责任。还说到张国焘另立中央，但不久前又自己撤销的情况。我对这些问题过去没有听说过，没有插话。”

王震后来回忆：“和四方面军会合后，有阴谋瓦解二、六军团……张（国焘）想把我和肖克及六军团买过去，反对毛周、张、博。张派罗炳辉和刘兴（型）来和我接触。我们到稻城，他发反毛、周、张、博的小册子。肖克被说动，肖是有错误的。我拒绝了这个决议，我和关向应意见是一致的……后来贺、肖、张子意在我那里吃饭，把这个问题扯开了。肖讲，张国焘搞宗派活动他不知道，搞不清楚是什么目的，总认为将二、六军团分开是中央决定的，我们执行就是了，不知道是伪中央。如果接受这个决议，二、六军团就分裂了。朱老总对这个问题是明确的，刘元帅也是明确的……后来朱老总也来了，我和朱老总谈了，朱叫我把肖叫来，当面问问他同意不同意。肖来了，听朱老总一说，转过来了。”

从双方的回忆来看，说肖克当时“动摇”是较为客观的，他自己也承认“我当时没有批评张国焘的错误，这不是又站错队了吗？”这次站错队对肖克一生的影响较大，也是多年后毛泽东称“肖克是坏人”的重要源头。

1936年7月5日，中央命令2、6军团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委，肖克为副总指挥。升格2、6军团为方面军，是中央为了对抗张国焘掌握的四方面军，不使2、6军团被其吞并的重要手段。后来朱德让肖克去四方面军31军当军长，代替生病的王树声，也是为掌握四方面军部队做出的努力。多年后有人批评肖克去给张国焘当军长，是投靠张国焘，这或是不了解情况，或是别有用心了。
三大红军主力会师后，红二方面军从长征开始的17000人，经过雪山草地的艰苦转战，还剩下11000人，保存了很多骨干力量，受到毛泽东的称赞。不过，在云阳整训时，中央派彭德怀去二方面军 反“军阀主义”，贺龙也遭到波及。其间还发生了五人写信反对贺龙的事。1959年批判彭德怀的时候，毛泽东说了这么一段话：“过去彭德怀对贺龙不信任，甘泗淇到华北局去请示，回来的时候，他们五人写了一封信给我，说贺龙同志政治上靠不住，要把他送到莫斯科去学习。那不是让肖克代替吗？六军团、二军团是两个山头。在云阳，反山头主义就是反贺龙。贺龙是有缺点，但要看大处：对敌斗争坚决，忠于党，忠于人民。有这三条就好。”

据罗贵波后来回忆，联名写信的四个人是120师政委关向应、副师长肖克、政治部主任甘泗淇、359旅旅长兼政委王震。信是让罗贵波带给毛泽东的，因此多年后毛泽东提到此事时误记为是五个人上书。而肖克呢，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并未提及此事。

抗战爆发后，以红二方面军为主改编成八路军120师，贺龙为师长，肖克为副师长。肖克统率的红6军团改编为120师359旅717团。日后这支部队又历经多次改编，现在其骨干已改为新疆军区摩步第4师第11团，是红军团。另一部分力量保存在兰州军区47集团军机械化步兵第139旅中。

肖克在抗战中去搞了翼热察挺进军，进军翼东、平西、平北，从战略上包围了北平，开创了翼热察根据地。在戎马倥偬中，肖克还抽时间写了一部长篇小说《罗霄军》。后几经修改于1988年出版，定名为《浴血罗霄》，还荣获了茅盾文学奖荣誉奖，不愧为儒将风采。

抗日战争中期，肖克已是晋察翼军区副司令员，协助司令员聂劳臻一起领导这个“模范根据地”。解放战争初期，翼热辽、山东的八路军大举挺进东北。肖克被紧急任命组建晋察冀第二野战军，由他亲任司令员，罗瑞卿为政委，统一指挥晋察翼军区野战部队，控制了华北通往东北的交通要道。当时肖克手里掌握着6个纵队加1个师的兵力，规模确实不小。如果从此起步，肖克将是华北军区指挥野战军作战的主要军事将领，55年的大将是没跑的。遗憾的是，保卫张家口失利后，晋察翼军区形势一度陷于被动，从战前的过多裁军到初期的军事指挥都遭到了指责。在进行了正太战役后，部队重新整编，由晋冀鲁豫野战军留下的杨得志担任晋察翼野战军司令员，罗瑞卿、杨成武分任第一、第二政委，肖克则被调回，担任了合并后的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后来，肖克又被调去当了华北军政大学副校长，专注于军事教育工作，离开了一线的军事指挥岗位。这不能不说是肖克一生的遗憾。

1949年，林彪的第四野战军南下，参谋长刘亚楼被调去组建空军，肖克又被任命为四野参谋长。当时还有两个副参谋长，一个是陈光，一个是聂鹤亭，都是肖克原来在红4军的老战友。说到陈光，资格可就老了。当年的少共国际师师长、红1军团红2师师长、红1军团代军团长、八路军115师代师长、东北民主联军6纵首任司令员，标准的大将资历。只是后来和林彪、刘亚楼都搞得不太愉快，在东北越混越差，入关后才当了四野副参谋长。林彪在进入北平后召开会议，批评部队“居功自傲”的问题，当场就点了陈光的名，让陈光很下不来台。四野打到广东后，陈光当了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广州警备区司令员。因为一些政策掌握的问题，加上脾气暴躁，陈光与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闹翻，还当场拍了桌子。在上报中南局经中央批准后，叶剑英对陈光采取了断然措施，由陈的老战友李作鹏出面邀其外出游玩，回来后即将陈光软禁。李作鹏在回忆录中谈到他1950年冬天去北京开会，看望老首长罗荣桓时顺便谈到陈光问题，为陈光求情。罗荣桓当即叮嘱李作鹏不要再过问此事，防止别人说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由此可见，陈光问题在当时是很敏感且严重的。组织上曾多次派人找陈光谈话，但陈光态度对抗，拒绝认错。最后的处理是严重的，陈光被结论为“反党”，开除了党籍，并转移到武汉继续幽禁。陈光在最后的时间里精神一度恍惚，整日大骂林彪，扬言要“死”。1954年，陈光在武汉幽禁地自焚身亡，一代战将死得不明不白。后来毛泽东对他有过评价。1955年10月11日，在七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说过一段话:“谁不犯一点错误呢?无论是谁，总要犯一些错误的，有大有小。不可救药的人总是很少的，比如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还有陈光、戴季英。除了这样极少数人之外，其他的人都是能够挽救的，都是能够经过同志们的帮助去改正错误的。”由此可见，在毛眼里，陈光属于“不可救药的”人。

直到了80年代晚期，在苏静中将、王宗槐中将、罗帅夫人林月琴等一批老战友的过问下，陈光的“反党”问题才得到平反，恢复了党籍和荣誉。但在结论中，还是肯定其犯了“严重错误”。

肖克在四野和林彪配合得不错，协助其指挥四野席卷中南，打光了白崇禧集团。1950年4月，中央调肖克担任军委军训部部长。林彪还设宴为肖克送行，说了些勉励的话。林彪用人很挑，能和他共事时间长的人不太多。林彪比较满意的参谋长，一个是刘亚楼，另一个就是肖克。

1955年，肖克被授予上将军衔。在日后多年，很多人为他抱屈，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八路军120师副师长、华北军区副司令员，没能授大将，有点委屈。不过，再看一下当年授衔将帅的名单，除了转业到地方工作的邓小平、滕代远、李先念、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等原资深军中将领外，10位元帅中，3位是军委副主席，7位是大军区司令员、政委级，无法超越；10位大将中，有8位是军委委员级，只有王树声、许光达是正兵团级，是为照顾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两个大“山头”而被授予大将军衔。再观肖克，1955年的军中职务是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干部评级是正兵团级，在不增加大将名额的情况下，从现职级到山头平衡，都难以超越前边的10人。如果肖克在解放战争中能像粟裕那样打出了赫赫战功，那是有可能另当别论的，只可惜历史没有如果。

1958年，又是肖克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1951年中央军委提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口号之后，军队告别游击传统，开始向苏联学习。毛泽东本人也作出指示：“一定要将苏联的一切先进经验都学到手，改变我军的落后状态，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的军队。”1956年，苏共召开20大，批判了斯大林。中共中央的态度也有所变化，转而提出要“克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加上在学习苏军经验的同时，也确实出现了一些机械搬用苏军某些做法的现象。在这种背景下，原训练总监部副部长、时任副总参谋长的张宗逊带工作组到南京军事学院进行调查，写了一份报告，认为军事学院在学习苏军的过程中存在某些片面性，把许多不适用于我军的东西也学了进来。看了张宗逊的报告后，国防部长彭德怀亲自带工作组到南京军事学院检查工作，也向中央写了报告，称“在过去几年的教学中，存在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教学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的是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当前的实际情况不相适应。”当时训练总监部内部的意见也不同，甚至提出了“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大本营”，“训练总监部是教条主义司令部”的说法。

肖克当时已升任训练总监部部长兼国防部副部长，他不能同意彭德怀在报告中对“教条主义”的严重估计。1958年2月，彭德怀起草了一篇报告，其中称“正规化、现代化这两个口号没有联系政治内容，所以在军队中曾经引起了一些认识上的偏差。”肖克也不同意彭的这一说法，给彭写了一封信，认为这两个口号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提出的，合乎历史发展情况，可以批评执行这两个口号过程中的一些偏差，而不必批评口号本身。肖克没想到，这封信成了他向彭德怀进攻的“罪证”，被说成“挑刺挑到国防部”。

在随后召开的训练总监部四级干部会议上，很多同志对原训总副部长张宗逊很不满，认为他过去对学苏联叫得最响，提出“要坚持不走样地学”，“要把苏联顾问教的东西原原本本学到手，即使当前用不上也不要紧”，“不愿学苏联的滚开”等口号，现在又说学习苏联“学得越多，中毒越深”，“南京军事学院几年来的教学是教条，危险的是继续学下去”，真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已经成了“保守主义”的代表。会议召开期间，肖克向军委秘书长黄克诚提出要张宗逊到会听取意见。张到会后立即遭到了众人言辞激烈的批评。张宗逊挨批，彭德怀立即不干了。他派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刘其人带工作组到会表态，宣布“训总的四级干部会是向党进攻的会，因为反对张宗逊就是反对彭总，就是反党反中央。”

火就这样烧起来了。1958年5月27日至7月22日，在彭德怀主持下，召开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会议议题原本是解决建军原则、建军方针、战略方针三个问题的。在会议前期，重点还是批判总参谋长粟裕的“个人主义”。不久，会议主题又转为反教条主义。据林彪在一年后的军委扩大会议上说：去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以前，彭德怀的态度是不明确的。是他认为反教条主义这个问题很重要，报告给了毛主席，毛主席认为应该开展这个斗争。“中央、主席有决定，彭德怀才有180度大转弯来领导这个会议。”

由此，军委扩大会议全面转向反教条主义。毛泽东先后三次到会发表讲话，严厉批评了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对刘伯承的功过进行了错误评论，还点名指责肖克是“坏人”，是“资产阶级队伍的人”。根据毛的讲话精神，会议批判了军队工作中所谓的“教条主义路线”，开展了所谓“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肖克、李达、郭天民、陈伯钧、钟期光、宋时轮、粟裕、刘伯承、叶剑英等人都先后遭到了严厉批判。刘帅忍着高眼压到中南海怀仁堂大会上作检讨，最后老泪纵横。肖克和李达被打成“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人物”，“是以肖克为主帅，李达为副帅的反党宗派集团”。肖克在会议上不承认强加给他的罪名，于是被大会斗，小会斗，连续挨了4个多月的批斗，最后大口吐血。肖克如此回忆：那年秋天，彭德怀主持军委开会讨论关于我的错误的决定，我心里是不服的，发言时就说“基本上同意”，这下又遭到反驳。他们说：“你说的基本是多少？百分之五十，还是百分之六十？”黄克诚严厉地说：“他不服，再开个会研究一下！”我也敏感了，所谓开会是什么意思，不外是加强火力再斗一场而已。

反教条主义斗争搞到最后，刘伯承被免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职务；粟裕被免去总参谋长职务；训练总监部被撤销；肖克、李达被免去国防部副部长职务并被赶出了军队；郭天民、李钟奇、吴伟、赵凌汉、叶楚屏、杨力勇、李文芳、王波、刘光第、王时彦、陈绪英等军中将领也被打成“反党分子”；训练总监部军事科学和条令处处长蔡铁根大校因说了句实话，后被划成右派，开除党籍、军籍，剥夺军衔，下放劳动。文革中更是公然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由许世友主政的江苏省革委会批准而遭到杀害。

一年后，彭德怀、黄克诚也在庐山倒台，成为了又一次军委扩大会议的批判对象。彭德怀被罢官以后，对当年的事情也有了反思，曾嘱托他的侄子彭起超向肖克转达了几句话：“1958年的事，让你们受苦了，对不起同志们啊！”肖克在回忆录中写道：“ 其实，我早就对他老人家没有气了……我认为，当时彭总的所作所为，是一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在‘左’的狂潮中，很难把握自己的。”

肖克真的对彭德怀没有气了吗？一个原新华社高级记者曾有如此回忆：“我还记得1987年在中共十三大会议期间，我与同事XXX、XXX三人一起采访时任中顾委常委的肖克上将，肖克谈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教训，谈到大跃进饿死人的情况。我接他的话荐说：对大跃进，彭德怀还是讲了些实话。没想到肖克说：‘别提彭德怀了，他和林彪是一丘之貉！’他说彭德怀和林彪一起整刘伯承。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么批评彭德怀的，还是在80年代，彭德怀已经平反、在社会上备受称赞的时候。高级将领来自不同的“山头”，他们之间有种种矛盾和成见。高级将领之间不团结，对毛泽东的地位来说是最安全的。毛泽东很好地利用了这一点。”

对彭德怀气大的人也还真是有的。1967年9月，北京卫戍区召开大会批斗彭德怀。当彭被押到休息室时，1958年遭到批判的原训练总监部组织计划部副部长李钟奇少将冲过来，连打了彭德怀两记耳光。
都是一起出生入死干过革命的，何必呢！

1959年国庆后，肖克被任命为农垦部副部长，做了老搭档王震的副手。这段时间，肖克下去调研、搞农垦规章制度，远离越来越波诡云谲军内斗争，倒也是因祸得福。

文革爆发后，肖克又卷入了一次漩涡。当时农垦部始终没有大字报针对部长、副部长。不久，负责农林口的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要求部长王震去湖南“养病”。王震刚一离京，谭震林就找代理部长的肖克谈话，“启发”肖克去贴王震的大字报。也不知为什么肖克就答应了，很快召开了部里的党组扩大会议。在会上，肖克说：王震不在家，并不影响对他的揭发。现在背靠背，将来面对面。。。。。。现在部内可以放手批判王部长，可以出他的大字报，请大家放手批评。各局回去以后和大家讲一讲。必要时，还可以把王震叫回来。

在短短的40天时间里，农垦部接连召开了18次党组扩大会缺席揭发王震，贴了他的大字报。结果，农垦部陷入混乱，王震成为了文革开始后第一个被揭发批判的部长。王震回到北京以后，又遭到了部内造反派的连续冲击。王震怒不可遏，也连续贴出了大字报予以回击。他把肖克的历史上的一些问题揭发出来，从二、四方面军会师到1958年反教条主义等等，一时广为传抄，令肖克非常尴尬。

一对曾经出生入死的老战友就此交恶。

运动持续深入后，肖克也难逃噩运，遭到批斗，被关进“牛棚”隔离审查。1969年12月，肖克又被下放到江西“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一呆就是2年多。1972年初，林彪倒台后，肖克才被调回北京担任解放军军政大学校长。肖克与政委唐亮尽力从全军各处抽调回了上百名教员，重新开始了全军最高学府的军事课程教学。肖克所说的一生中“第三次站错队”，就是指文革期间。不过说实话，党的千千万万干部，文革中没被打倒的有几人呢？有几个是“站对了队”的呢？肖克这次是苛求自己了。

文革结束后，1977年，以军政大学军事系、政治系、后勤系为基础，分别组建了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和后勤学院。肖克担任军事学院院长兼第一政委。1978年1月，军事学院开始正式办公。在第一批学员中，就来了一个大人物：未来的中央军委副主席、时任武汉军区43军127师师长的张万年。这127师的379团前身最早来自北伐时期的叶挺独立团，因而该师也被称为“铁军师”。铁军师出来的肖克，50年后收了一个铁军师的弟子，堪称佳话。

肖克在军事学院一气干了8年。直到1985年国防大学成立，肖克才从军队训练教育的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

1987年11月25日，总政治部和中央军委纪检委发出《关于肖克、李达同志的所谓教条主义问题彻底平反通知》，为1958年因所谓教条主义问题上受到错误处理的同志予以彻底平反。幸运的是，肖、李二位上将都看到了这一天。

晚年的肖克，作为军队发展史上的重要见证人，写下了《肖克回忆录》和《朱毛红军侧记》两本重要的军史著作。虽然在漫长的革命一生中几遭坎坷，没能更上一层楼，但活得长也是个巨大优势，终于看到了人间四月天，和许多中道殒落的老战友相比，应该不会再有遗憾了。





肖克，1907年7月14日出生于湖南省嘉禾县泮头乡小街田村，与林彪、粟裕同年，一起参与了中共军队的创建。在长期的国内革命战争中，肖克历任红军、八路军、解放军高级军职，多年领军作战，堪称著名战将。1955年，肖克被授予解放军上将军衔。因其资历在57名开国上将中堪拔头筹，又有了“第一上将”之誉。2008年10月24日，肖克病逝于北京，终年102岁，可谓世纪老人。肖克的一生，经历了中共党史上的很多重大事件，且以高寿终年，既是目击者，又坚持活到了最后的评论者地位，在中共人物中是不多见的。

肖克的学历不算低，是湖南嘉禾甲种师范简习所毕业，可以当初等小学教师，在当年是个知识分子了。1926年2月，19岁的肖克去广州投考黄埔军校，因第四期招生已经结束，肖克转考了中央军事委员会宪兵教练所。当时宪兵教练所已归并到黄埔军校，肖克也算是与黄埔有缘。

肖克进入军队的门坎也不低，国民革命军第11军24师71团3连政治指导员。师长是谁呢？叶挺。24师是新扩编成的，有不少原叶挺独立团的干部充任骨干，是铁军师中的一员。

1927年4月，武汉国民政府举行第二次北伐，叶挺留在武汉当卫戍司令，肖克所在的71团归第26师指挥。26师当时辖2个团：76团和77团。77团的团长也是大名鼎鼎的人物，著名共产党人蒋先云，黄埔一期的带头大哥，蒋校长爱惜不及的眼珠子，却怎么也拥抱不到。

71团进军途中在汝南与军阀纪元林部发生摩擦，这是肖克一生中参加的第一场战斗。5月28日，北伐军在河南临颍与张学良亲自率领的奉军主力交手。参战的有26师的3个团、黄琪翔的12师与贺龙的独立15师。这次战斗是北伐军在河南战场打得最激烈的一仗，77团团长蒋先云几次负伤仍纵马冲锋，最后中炮牺牲，时年25岁。苦战一天，奉军终于被击溃，北伐军取得大胜。战后，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对蒋先云惋惜不已，同时评价道：“这一仗证明26师也是铁军。”在2007年拍摄的电影《八月一日》开头，能看到贺龙指挥的独立15师参加临颍大战的惨烈一幕。

在八一南昌起义中，肖克已是71团2营4连连长，率部攻打匡庐中学，配合全营歼灭了守敌一个营。在南下广东的征途中，南昌起义军在流沙被打散。肖克带领全连余部想去海陆丰投靠彭湃，但因不识路，四处乱撞，最后只剩下7、8个人。在潮阳附近，肖克等人被追上来的粤军陈济棠部俘虏。因为粤系老大李济深还想笼络第4军旧部，对于俘获的南昌起义军叶挺所部政策较宽，老弱病残很快就地释放，当时身染痢疾的肖克也在汕头被释放。肖克从汕头折腾到广州，因无身份证明，差一步没有找到党组织，又返回了湘南。在那里，肖克遇到了党组织，恢复了党籍和组织生活。1928年初，肖克参加了湘南暴动，担任宜章石独立营副营长，率领600农军追赶朱德、陈毅率领的起义军主力。在资兴东南的龙溪洞地区，肖克所部与前来接应的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军会合，当时朱德、陈毅部也还没有与毛泽东会师。肖克有幸，在早期阶段就加入了中国革命的主力军。

朱毛会师后，肖克被任命为工农革命军第4军（不久改称红4军）29团2营7连连长。29团主要由湘南农军组成，有1600余人，枪不到300支，士兵们主要的武器是梭镖。29团的团长是胡少海，地主家庭出身，但作战非常英勇，后来在战斗中牺牲。

1928年5月初，江西军阀朱培德所辖杨如轩部2个团围剿红4军。在一打永新的战斗中，肖克率部于黄坳击溃朱培德部第27师81团的一个营，受到了朱德的称赞。6月下旬，杨池生部3个团与杨如轩部2个团协同，经新、老七溪岭向龙源口进犯。肖克率全连坚守新七溪岭的泰山亭，在战斗中脚踝中弹负伤。最后，在红4军主力28团的重拳出击与王佐、袁文才32团的侧翼配合下，于新、老七溪岭地区击溃了杨如轩、杨池生部的进犯，缴枪2000余支。这就是曾经留在中学教科书上的“不费红军三分力，打垮江西两只‘羊’”。在这次战斗中，时任28团连长的粟裕表现出色，显示出了最初的军事才华。而28团的著名战将、黄埔三期出身的3营营长肖劲英勇牺牲。肖劲如不死，将是几个月后与林彪争夺28团团长位置的有力人选。

在著名的“八月失败”中，29团向湘南进军时几乎完全溃散，最后只剩下团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所率通讯排、特务连及肖克带的一个连，加起来一共200余人。28团也遭受重大损失，团长王尔琢被叛将袁崇全杀害。回到井冈山后，朱德提名28团1营营长林彪继任团长，肖克则调到28团当了1营副营长。这次事件最有影响力的后果，就是林彪从此在红4军中崛起。

肖克后来谈到，在红4军中，公认的战将是28团团长林彪和31团团长伍中豪，能打仗。林彪沉默寡言，平时只是喜欢钻研战术问题。伍中豪则潇洒爽朗，一到驻地就喊警卫员：“拿酒来！”他是北大文科系学生，喜好吟诗唱和，有一段时间经常找后来叛逃的28团2营长袁崇全唱和。开国上将宋任穷，原名宋韵琴，还是伍中豪给改的名。伍中豪如果不是过早牺牲，建国后必定是元帅。还有何挺颖，跟着毛泽东参加秋收起义，井冈山黄洋界保卫战的英雄，有勇有谋，原31团党代表，深受士兵拥戴。后来调到28团当党代表，在向赣南进军的大余战斗中身负重伤，被担架抬着行军。转移途中再次遭敌袭击，抬何挺颖的人将何的担架抛弃，何挺颖就这样牺牲了，非常可惜。

1929年，朱德、毛泽东率红4军下了井冈山，连续转战，打得非常疲劳。后来到了江西东固地区，遇到了李文林率领的当地红军红2团、红4团，终于得以休整。东固这片根据地的情况比较特殊，肖克在回忆录中作了如此描述：“奇怪的是，这儿没有苏区那种热闹场面，看不到苏维埃的名义，也没有农民协会的招牌，尤其明显的是没有烧房子的现象……在此之前，红4军所到之处，总是要打土豪，要烧掉旧的衙门、警察所等等国民党行政机关，在东固地区却没有这种事……东固苏区采取的是秘密割剧的武装斗争方式。他们把反动势力驱逐之后，建立起秘密的党政和群众组织。政权是红的，但看不到公开的政权机关标志和固定的赤卫队，邮路畅通，商业贸易照常。”，“东固的群众非常好，我们住在东固的时候，他们送米、送菜、送柴，保证了我们3000多人的吃、住、用，使我们得到下山以来最好的休息。” 毛泽东当时就称之为“李文林式的根据地”，陈毅也赋诗云“此是东井冈，会师天下壮。”

然而，在毛的眼光看来，李文林式的做法显然属于右倾，不值效仿。站稳脚跟之后，在1930年2月召开的红4军前委、赣西南特委、红5军、红6军军委联席会议上，毛认为李文林等提出的仅“没收豪绅地主的土地”的主张，是“完全走向农村资产阶级（富农）的路线”，“由此发展下去势必根本取消工人阶级争取农民的策略，走上托洛茨基陈独秀的道路，根本取消土地革命全部。”会议决定把李文林调离主力部队到赣西南地方工作，并号召赣西南“彻底肃清党内机会主义取消主义，开除党内的地主富农”。不久，毛派挑担刘士奇担任赣西南特委书记，开始赣西南的“肃AB团”运动。而李文林就任了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书记，贯彻立三路线，反过来批评毛一贯独立自主的做法，撤销了刘士奇特委书记的职务，并继续打“AB团”。不过李属于较早清醒的人，一度开始着手纠偏。毛泽东则大为恼火，为巩固自己在苏区的一元化领导，将李文林“认定”是“AB团”首领，于当年11月底将其抓捕。因打“AB团”严重扩大化，终于引发了赣西南地方红军反对毛泽东的“富田事变”。在红三军团领导人彭德怀及黄公略等人的有力支持下，毛修补了已经动摇的威望，开始着手对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和赣西南红20军的镇压。因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的干预，李文林一度被释放，“造反”的红20军也被要求“重新回到党的领导下来”。然而，上海中央很快又支持了毛泽东，派中央代表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等人进入苏区，否定了项英对“富田事变”的温和解决办法，重新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权。在中央代表团和毛泽东的主持下，赣西南地方党委和红20军遭到了严厉整肃，李文林被重新逮捕，后来遭到处决，红20军则被强行解散，副排长以上数百名干部大部被逮捕杀害。这样的一个重大冤案，因牵涉到毛本人，至今没有被公开平反。

肖克称自己一生“三次站错队”。第一次，就是1929年6月的红4军第七次代表大会，选举军党委和军委书记时，他没有投毛泽东的票，而是投了陈毅的票。毛落选后当即就撂挑子不干，外出“养病”。后来在上海中央的周恩来干预下，由陈毅亲自将毛请了回来，恢复了其在红4军中的领导职务，主持通过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确立了建军原则。

实际上，肖克称之的“第一次站错队”后面有着很深的背景，甚至对中共未来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时在红4军内分成两派：一方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前委，另一方是以朱德为代表的军委，史上称为“朱毛之争”。争论的原因涉及到党内、军内的民主问题以及毛的作风问题。毛认为：党要管一切；一切工作归支部；党员的个人自由要受到纪律限制。朱德则认为：党管一切的口号“违背党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毛主张的“一切工作归支部”在执行中成为一切工作归于前委。前委“对外代替群众机关，对内代替各级支部”，“这样何尝有工作归支部呢？”；在党员执行纪律的问题上，恰恰是前委书记毛泽东本人没有做好，不仅自由发表意见，自由谩骂同志，而且对中央和省委的指示也不认真执行，又岂能要求别人？

毛大怒，认为红4军最主要的问题是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的斗争，是有人“与党争权”，这个“人”就是朱德。实际上回溯到红4军建立之初，也不过是毛的秋收起义军余部与朱德、陈毅的南昌起义军余部两股力量的合股。从会师的那天起，领导权的问题就变得敏感起来。毛掌握的部队不是红4军的主力，他在军中的威望也远不及朱德，只好以党的名义来控制红4军，这样才能贯彻自己的政治主张。而红4军中军委的权力掌握在朱德、陈毅及后来的刘安恭手中，毛手中只有一个前委，两委并立，难以驾驭。这种情况下，毛才提出“党管一切”的主张，强化由他掌握的前委权力，或者取消军委，或者让军委形同虚设。这就是军委、前委问题的实质。而毛又将自己化身为“党”，反对他的主张就是“与党争权”，非要由自己来独揽红4军大权。

在朱德看来，毛又并不想事事按照党的要求做，对于上级党的领导部门，包括中央和湖南省委的一些指示，他总是想方设法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独立，比如中央几次要调他，他都不理，“党”在毛那里只成为了一件工具。一个对下独裁、对上不服从的人宣扬“党的领导”，是很可笑的。毛对于上级或同级的意见如果不同意，总是拐弯抹角地扯开去，谈问题不着边际，让人摸不到头脑。后来到了中央苏区，代表中央负责前方军事指挥的周恩来就很头疼，批评道：“前方（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每遇商榷之事，辄离开一定原则谈话，有时海阔天空，不知‘伊于胡底’，而实际问题反为搁下。”可见毛泽东其人的特点。

朱德的意见代表了当时红4军中大多数人的看法。毛脾气暴躁、说话刻薄、喜欢独断专行的作风招来了许多人的怨言。而朱德既有带兵经验，人缘又好，且作风民主、平易近人，因而更受官兵拥戴。双方争论的结果就是，在红4军党的“七大”把毛选了下去。当时支持毛的人很少，连其秋收起义的心腹爱将伍中豪都支持朱德。让毛略感欣慰的是，红4军主力1纵队司令员林彪公开支持毛，反对老领导朱德。以致毛甩手离开红4军后，还专门给林彪写信，称这次争论是“少数同志们历来错误路线的结果，两个指导路线的最后斗争。”也就是从这时起，毛将林彪视为自己的嫡系力量，在日后多年对其赏识拔擢。

在上海中央周恩来的支持下，毛又被请了回来，恢复了其在红4军的领导地位。毛更没客气，通过古田会议决议否定了红4军七大决议。在1931年4月的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决议第一号中更是指出：“流氓路线曾经在四军七次代表大会正式进攻，起了领导作用，统治了前委，党的正确路线，一时失败。经过八次大会，特别是九次大会严重奋斗，流氓路线的领导又从事实上宣告破产，正确路线对于流氓路线的坚决斗争，才在这个时候作了一个总结。”

不能不说，在敌强我弱、武装斗争的非常时期，毛的魄力、狠劲与革命彻底性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单以成王败寇的标准来衡量，若是没有毛的战略眼光和组织手段，单靠性格宽厚的朱德、陈毅等人领导，红4军这支队伍在当时严酷的斗争环境中能不能生存发展恐怕很成疑问。然而，毛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把党内争论定性为“路线斗争”，把不同的意见称为“流氓路线”，早早地否定了革命者自己的民主传统，在此之后成为了毛政治生涯中一以贯之的政治手段，屡试不爽。到了宁都会议丢权被整后，毛对自己在党内的孤立有了一定反思。遵义会议上重新掌权，毛开始变得虚怀若谷起来，更能听得进去不同意见，领导艺术也更加成熟，从而开启了自己的人生辉煌，中国革命也赢得了胜利。可是，从1957年开始，毛又故态复萌，以个人专断严重破坏了党内的民主集中制，用阶级斗争手段对待党内的不同意见，并愈演愈烈，最终国家和民族为这一段历史付出了重大代价。

在赣南、闽西的中央苏区形成初期，肖克已升任红4军3纵队司令员，军长是林彪。1931年6月，肖克又被任命为新组建的独立5师师长，在苏区西部配合主力红军作战。1932年10月，肖克西渡赣江，出任湘赣苏区红8军军长，就此开始独立领导一个战略区域的军事指挥。

红8军当时下辖22、23、24师，有2700余人。其时军政委是蔡会文，22师的政委是肖克后来的老搭档王震，参谋长则是另一位开国上将李达。湘赣苏区与朱毛红军的老根据地井冈山很近，后来，肖克率部重回井冈山，“我们想恢复井冈山，可是上山后，老百姓躲了起来，不和我们接近，井冈山的恢复工作，没有实现，我们活动的范围没有扩大。”究其原因，还在于当年错杀王佐、袁文才的严重影响。袁、王死后，旧部很快反水，转而配合国民党军围剿红军，井冈山当地的群众也不再拥护红军。据当时在红5军的李聚奎回忆：“有一次，我们四大队的侦察员，明明侦察到袁王的余部在一个村子里落脚，但当我们大队赶到时，却连一个人影都见不着。我们问村里的群众：‘王佐的部队到哪儿去了？’得到的回答却是：‘俺们不知道，俺们只知道红五军反水了。”如此一来，彭德怀的红5军也难以在井冈山地区立足了。回顾袁、王被杀事件，主要当事人彭德怀负有重要责任。毛泽东后来多次表示“杀错了”，“要平反”，1965年重上井冈山时还专门接见了袁、王的遗孀。然而，历史也有吊诡的一面。彭德怀在《自述》中曾写道：“在部队出发前，毛主席同我谈过。毛主席说，袁这个人很狡猾，名堂很多，……这是在红四军离开井冈山时，我去送行，在茨坪房子外面荒土上，我们坐在地上谈的。”毛说袁文才“这个人很狡猾”，是何用意？而且后来时任红4军参谋长的袁文才还是擅自脱队潜回井冈山的。彭德怀会作如何想？袁、王被杀事件和红7军军长李明瑞被部下枪杀事件一样，平反的时候都是语焉不详，存有颇多的历史疑惑。看来还需要更多的档案解密了。

1935年7月，中革军委命令以红8军为主成立红6军团，肖克为军团长，王震为政委，同时成立红6军团军政委员会，以中央代表任弼时为主席。要求红6军团西进，转移到湖南西部“去发展游击战争和创立苏区的根据地”，以后“与红2军团取得联系”。实际上中央当时是准备开始长征了，但并未对红6军团说明意图。周恩来后来说过，当时组织红6军团西进与红7军团北上，“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博古说得更明确：“当时军事计划是搬家，准备到湘鄂西去，6军团是先头部队。”

1935年8月7日，红6军团2个师9000余人开始西进。因不明军委意图，红6军团采取了搬家的形式，医院、兵工厂、印刷厂，甚至省保卫局的犯人都带上了。结果就是行动缓慢，遭到了湘、桂、黔敌军的围堵追击。在贵州甘溪，红6军团被24个团的国民党军围攻，全军被截为四段，损失严重，18师师长龙云也被俘牺牲。经过苦战，红6军团总算摆脱了追敌，但队伍已被打散，辎重行李基本丢光。10月，红6军团失散各部先后与贺龙的红2军团会合。这时，红6军团已只剩3000余人。

此后，2、6军团回师湘西，建立了湘、鄂、川、黔苏区，准备接应中央红军。后来蒋介石调集了130个团的庞大兵力从四面向苏区发起围剿，2、6军团又被迫离开湘、鄂、川、黔苏区开始长征。其时全军有13个团，近17000人。2、6军团一路披星戴月，激战贵州，回旋乌蒙，巧渡金沙，在四路红军长征史上打出了独特的风采。29岁的军团长肖克在不断转战中名声雀起。当时国民党的报纸就称2、6军团为“肖贺股匪”，肖在前，贺在后。军中也已称肖克为“肖总”。在2006年公映的电视剧《雄关漫道》中，“肖总”就已卓然屹立。不过，剧中演肖克的演员看上去有40岁，可比真实的肖克老太多了。

在长征路上，贺龙、肖克二人遇到了一对姐妹花。贺龙娶了姐姐蹇先任，肖克娶了妹妹蹇先佛。后来到了延安，贺龙与蹇先任离婚，又娶了“青衣美人”薛明。肖克则与蹇先佛不离不弃，相伴终生。

1936年6月3日，2、6军团与前来迎接的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理化会合。随后就发生了肖克一生中的“第二次站错队”。当时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早已分裂，独自北上到了陕北苏区。因一、四方面军会师时四方面军总部收缴了中央与2、6军团联系的密电码，以致中央与2、6军团失去了联系。2、6军团也一直以为与他们联系的是中央，不知后来其实是张国焘冒称的中央。双方会师时，四方面军对2、6军团非常热情，给予了大批物资援助，因此肖克对四方面军的印象很好。在谈到中央与四方面军分裂的话题时，肖克回忆的比较简略：“他们（何长工、罗炳辉、刘型）又说起中央红军北上没有告诉司令、总政委就走了，关系没搞好大家都有责任。还说到张国焘另立中央，但不久前又自己撤销的情况。我对这些问题过去没有听说过，没有插话。”

王震后来回忆：“和四方面军会合后，有阴谋瓦解二、六军团……张（国焘）想把我和肖克及六军团买过去，反对毛周、张、博。张派罗炳辉和刘兴（型）来和我接触。我们到稻城，他发反毛、周、张、博的小册子。肖克被说动，肖是有错误的。我拒绝了这个决议，我和关向应意见是一致的……后来贺、肖、张子意在我那里吃饭，把这个问题扯开了。肖讲，张国焘搞宗派活动他不知道，搞不清楚是什么目的，总认为将二、六军团分开是中央决定的，我们执行就是了，不知道是伪中央。如果接受这个决议，二、六军团就分裂了。朱老总对这个问题是明确的，刘元帅也是明确的……后来朱老总也来了，我和朱老总谈了，朱叫我把肖叫来，当面问问他同意不同意。肖来了，听朱老总一说，转过来了。”

从双方的回忆来看，说肖克当时“动摇”是较为客观的，他自己也承认“我当时没有批评张国焘的错误，这不是又站错队了吗？”这次站错队对肖克一生的影响较大，也是多年后毛泽东称“肖克是坏人”的重要源头。

1936年7月5日，中央命令2、6军团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委，肖克为副总指挥。升格2、6军团为方面军，是中央为了对抗张国焘掌握的四方面军，不使2、6军团被其吞并的重要手段。后来朱德让肖克去四方面军31军当军长，代替生病的王树声，也是为掌握四方面军部队做出的努力。多年后有人批评肖克去给张国焘当军长，是投靠张国焘，这或是不了解情况，或是别有用心了。
三大红军主力会师后，红二方面军从长征开始的17000人，经过雪山草地的艰苦转战，还剩下11000人，保存了很多骨干力量，受到毛泽东的称赞。不过，在云阳整训时，中央派彭德怀去二方面军 反“军阀主义”，贺龙也遭到波及。其间还发生了五人写信反对贺龙的事。1959年批判彭德怀的时候，毛泽东说了这么一段话：“过去彭德怀对贺龙不信任，甘泗淇到华北局去请示，回来的时候，他们五人写了一封信给我，说贺龙同志政治上靠不住，要把他送到莫斯科去学习。那不是让肖克代替吗？六军团、二军团是两个山头。在云阳，反山头主义就是反贺龙。贺龙是有缺点，但要看大处：对敌斗争坚决，忠于党，忠于人民。有这三条就好。”

据罗贵波后来回忆，联名写信的四个人是120师政委关向应、副师长肖克、政治部主任甘泗淇、359旅旅长兼政委王震。信是让罗贵波带给毛泽东的，因此多年后毛泽东提到此事时误记为是五个人上书。而肖克呢，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并未提及此事。

抗战爆发后，以红二方面军为主改编成八路军120师，贺龙为师长，肖克为副师长。肖克统率的红6军团改编为120师359旅717团。日后这支部队又历经多次改编，现在其骨干已改为新疆军区摩步第4师第11团，是红军团。另一部分力量保存在兰州军区47集团军机械化步兵第139旅中。

肖克在抗战中去搞了翼热察挺进军，进军翼东、平西、平北，从战略上包围了北平，开创了翼热察根据地。在戎马倥偬中，肖克还抽时间写了一部长篇小说《罗霄军》。后几经修改于1988年出版，定名为《浴血罗霄》，还荣获了茅盾文学奖荣誉奖，不愧为儒将风采。

抗日战争中期，肖克已是晋察翼军区副司令员，协助司令员聂劳臻一起领导这个“模范根据地”。解放战争初期，翼热辽、山东的八路军大举挺进东北。肖克被紧急任命组建晋察冀第二野战军，由他亲任司令员，罗瑞卿为政委，统一指挥晋察翼军区野战部队，控制了华北通往东北的交通要道。当时肖克手里掌握着6个纵队加1个师的兵力，规模确实不小。如果从此起步，肖克将是华北军区指挥野战军作战的主要军事将领，55年的大将是没跑的。遗憾的是，保卫张家口失利后，晋察翼军区形势一度陷于被动，从战前的过多裁军到初期的军事指挥都遭到了指责。在进行了正太战役后，部队重新整编，由晋冀鲁豫野战军留下的杨得志担任晋察翼野战军司令员，罗瑞卿、杨成武分任第一、第二政委，肖克则被调回，担任了合并后的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后来，肖克又被调去当了华北军政大学副校长，专注于军事教育工作，离开了一线的军事指挥岗位。这不能不说是肖克一生的遗憾。

1949年，林彪的第四野战军南下，参谋长刘亚楼被调去组建空军，肖克又被任命为四野参谋长。当时还有两个副参谋长，一个是陈光，一个是聂鹤亭，都是肖克原来在红4军的老战友。说到陈光，资格可就老了。当年的少共国际师师长、红1军团红2师师长、红1军团代军团长、八路军115师代师长、东北民主联军6纵首任司令员，标准的大将资历。只是后来和林彪、刘亚楼都搞得不太愉快，在东北越混越差，入关后才当了四野副参谋长。林彪在进入北平后召开会议，批评部队“居功自傲”的问题，当场就点了陈光的名，让陈光很下不来台。四野打到广东后，陈光当了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广州警备区司令员。因为一些政策掌握的问题，加上脾气暴躁，陈光与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闹翻，还当场拍了桌子。在上报中南局经中央批准后，叶剑英对陈光采取了断然措施，由陈的老战友李作鹏出面邀其外出游玩，回来后即将陈光软禁。李作鹏在回忆录中谈到他1950年冬天去北京开会，看望老首长罗荣桓时顺便谈到陈光问题，为陈光求情。罗荣桓当即叮嘱李作鹏不要再过问此事，防止别人说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由此可见，陈光问题在当时是很敏感且严重的。组织上曾多次派人找陈光谈话，但陈光态度对抗，拒绝认错。最后的处理是严重的，陈光被结论为“反党”，开除了党籍，并转移到武汉继续幽禁。陈光在最后的时间里精神一度恍惚，整日大骂林彪，扬言要“死”。1954年，陈光在武汉幽禁地自焚身亡，一代战将死得不明不白。后来毛泽东对他有过评价。1955年10月11日，在七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说过一段话:“谁不犯一点错误呢?无论是谁，总要犯一些错误的，有大有小。不可救药的人总是很少的，比如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还有陈光、戴季英。除了这样极少数人之外，其他的人都是能够挽救的，都是能够经过同志们的帮助去改正错误的。”由此可见，在毛眼里，陈光属于“不可救药的”人。

直到了80年代晚期，在苏静中将、王宗槐中将、罗帅夫人林月琴等一批老战友的过问下，陈光的“反党”问题才得到平反，恢复了党籍和荣誉。但在结论中，还是肯定其犯了“严重错误”。

肖克在四野和林彪配合得不错，协助其指挥四野席卷中南，打光了白崇禧集团。1950年4月，中央调肖克担任军委军训部部长。林彪还设宴为肖克送行，说了些勉励的话。林彪用人很挑，能和他共事时间长的人不太多。林彪比较满意的参谋长，一个是刘亚楼，另一个就是肖克。

1955年，肖克被授予上将军衔。在日后多年，很多人为他抱屈，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八路军120师副师长、华北军区副司令员，没能授大将，有点委屈。不过，再看一下当年授衔将帅的名单，除了转业到地方工作的邓小平、滕代远、李先念、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等原资深军中将领外，10位元帅中，3位是军委副主席，7位是大军区司令员、政委级，无法超越；10位大将中，有8位是军委委员级，只有王树声、许光达是正兵团级，是为照顾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两个大“山头”而被授予大将军衔。再观肖克，1955年的军中职务是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干部评级是正兵团级，在不增加大将名额的情况下，从现职级到山头平衡，都难以超越前边的10人。如果肖克在解放战争中能像粟裕那样打出了赫赫战功，那是有可能另当别论的，只可惜历史没有如果。

1958年，又是肖克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1951年中央军委提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口号之后，军队告别游击传统，开始向苏联学习。毛泽东本人也作出指示：“一定要将苏联的一切先进经验都学到手，改变我军的落后状态，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的军队。”1956年，苏共召开20大，批判了斯大林。中共中央的态度也有所变化，转而提出要“克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加上在学习苏军经验的同时，也确实出现了一些机械搬用苏军某些做法的现象。在这种背景下，原训练总监部副部长、时任副总参谋长的张宗逊带工作组到南京军事学院进行调查，写了一份报告，认为军事学院在学习苏军的过程中存在某些片面性，把许多不适用于我军的东西也学了进来。看了张宗逊的报告后，国防部长彭德怀亲自带工作组到南京军事学院检查工作，也向中央写了报告，称“在过去几年的教学中，存在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教学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的是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当前的实际情况不相适应。”当时训练总监部内部的意见也不同，甚至提出了“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大本营”，“训练总监部是教条主义司令部”的说法。

肖克当时已升任训练总监部部长兼国防部副部长，他不能同意彭德怀在报告中对“教条主义”的严重估计。1958年2月，彭德怀起草了一篇报告，其中称“正规化、现代化这两个口号没有联系政治内容，所以在军队中曾经引起了一些认识上的偏差。”肖克也不同意彭的这一说法，给彭写了一封信，认为这两个口号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提出的，合乎历史发展情况，可以批评执行这两个口号过程中的一些偏差，而不必批评口号本身。肖克没想到，这封信成了他向彭德怀进攻的“罪证”，被说成“挑刺挑到国防部”。

在随后召开的训练总监部四级干部会议上，很多同志对原训总副部长张宗逊很不满，认为他过去对学苏联叫得最响，提出“要坚持不走样地学”，“要把苏联顾问教的东西原原本本学到手，即使当前用不上也不要紧”，“不愿学苏联的滚开”等口号，现在又说学习苏联“学得越多，中毒越深”，“南京军事学院几年来的教学是教条，危险的是继续学下去”，真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已经成了“保守主义”的代表。会议召开期间，肖克向军委秘书长黄克诚提出要张宗逊到会听取意见。张到会后立即遭到了众人言辞激烈的批评。张宗逊挨批，彭德怀立即不干了。他派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刘其人带工作组到会表态，宣布“训总的四级干部会是向党进攻的会，因为反对张宗逊就是反对彭总，就是反党反中央。”

火就这样烧起来了。1958年5月27日至7月22日，在彭德怀主持下，召开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会议议题原本是解决建军原则、建军方针、战略方针三个问题的。在会议前期，重点还是批判总参谋长粟裕的“个人主义”。不久，会议主题又转为反教条主义。据林彪在一年后的军委扩大会议上说：去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以前，彭德怀的态度是不明确的。是他认为反教条主义这个问题很重要，报告给了毛主席，毛主席认为应该开展这个斗争。“中央、主席有决定，彭德怀才有180度大转弯来领导这个会议。”

由此，军委扩大会议全面转向反教条主义。毛泽东先后三次到会发表讲话，严厉批评了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对刘伯承的功过进行了错误评论，还点名指责肖克是“坏人”，是“资产阶级队伍的人”。根据毛的讲话精神，会议批判了军队工作中所谓的“教条主义路线”，开展了所谓“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肖克、李达、郭天民、陈伯钧、钟期光、宋时轮、粟裕、刘伯承、叶剑英等人都先后遭到了严厉批判。刘帅忍着高眼压到中南海怀仁堂大会上作检讨，最后老泪纵横。肖克和李达被打成“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人物”，“是以肖克为主帅，李达为副帅的反党宗派集团”。肖克在会议上不承认强加给他的罪名，于是被大会斗，小会斗，连续挨了4个多月的批斗，最后大口吐血。肖克如此回忆：那年秋天，彭德怀主持军委开会讨论关于我的错误的决定，我心里是不服的，发言时就说“基本上同意”，这下又遭到反驳。他们说：“你说的基本是多少？百分之五十，还是百分之六十？”黄克诚严厉地说：“他不服，再开个会研究一下！”我也敏感了，所谓开会是什么意思，不外是加强火力再斗一场而已。

反教条主义斗争搞到最后，刘伯承被免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职务；粟裕被免去总参谋长职务；训练总监部被撤销；肖克、李达被免去国防部副部长职务并被赶出了军队；郭天民、李钟奇、吴伟、赵凌汉、叶楚屏、杨力勇、李文芳、王波、刘光第、王时彦、陈绪英等军中将领也被打成“反党分子”；训练总监部军事科学和条令处处长蔡铁根大校因说了句实话，后被划成右派，开除党籍、军籍，剥夺军衔，下放劳动。文革中更是公然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由许世友主政的江苏省革委会批准而遭到杀害。

一年后，彭德怀、黄克诚也在庐山倒台，成为了又一次军委扩大会议的批判对象。彭德怀被罢官以后，对当年的事情也有了反思，曾嘱托他的侄子彭起超向肖克转达了几句话：“1958年的事，让你们受苦了，对不起同志们啊！”肖克在回忆录中写道：“ 其实，我早就对他老人家没有气了……我认为，当时彭总的所作所为，是一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在‘左’的狂潮中，很难把握自己的。”

肖克真的对彭德怀没有气了吗？一个原新华社高级记者曾有如此回忆：“我还记得1987年在中共十三大会议期间，我与同事XXX、XXX三人一起采访时任中顾委常委的肖克上将，肖克谈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教训，谈到大跃进饿死人的情况。我接他的话荐说：对大跃进，彭德怀还是讲了些实话。没想到肖克说：‘别提彭德怀了，他和林彪是一丘之貉！’他说彭德怀和林彪一起整刘伯承。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么批评彭德怀的，还是在80年代，彭德怀已经平反、在社会上备受称赞的时候。高级将领来自不同的“山头”，他们之间有种种矛盾和成见。高级将领之间不团结，对毛泽东的地位来说是最安全的。毛泽东很好地利用了这一点。”

对彭德怀气大的人也还真是有的。1967年9月，北京卫戍区召开大会批斗彭德怀。当彭被押到休息室时，1958年遭到批判的原训练总监部组织计划部副部长李钟奇少将冲过来，连打了彭德怀两记耳光。
都是一起出生入死干过革命的，何必呢！

1959年国庆后，肖克被任命为农垦部副部长，做了老搭档王震的副手。这段时间，肖克下去调研、搞农垦规章制度，远离越来越波诡云谲军内斗争，倒也是因祸得福。

文革爆发后，肖克又卷入了一次漩涡。当时农垦部始终没有大字报针对部长、副部长。不久，负责农林口的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要求部长王震去湖南“养病”。王震刚一离京，谭震林就找代理部长的肖克谈话，“启发”肖克去贴王震的大字报。也不知为什么肖克就答应了，很快召开了部里的党组扩大会议。在会上，肖克说：王震不在家，并不影响对他的揭发。现在背靠背，将来面对面。。。。。。现在部内可以放手批判王部长，可以出他的大字报，请大家放手批评。各局回去以后和大家讲一讲。必要时，还可以把王震叫回来。

在短短的40天时间里，农垦部接连召开了18次党组扩大会缺席揭发王震，贴了他的大字报。结果，农垦部陷入混乱，王震成为了文革开始后第一个被揭发批判的部长。王震回到北京以后，又遭到了部内造反派的连续冲击。王震怒不可遏，也连续贴出了大字报予以回击。他把肖克的历史上的一些问题揭发出来，从二、四方面军会师到1958年反教条主义等等，一时广为传抄，令肖克非常尴尬。

一对曾经出生入死的老战友就此交恶。

运动持续深入后，肖克也难逃噩运，遭到批斗，被关进“牛棚”隔离审查。1969年12月，肖克又被下放到江西“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一呆就是2年多。1972年初，林彪倒台后，肖克才被调回北京担任解放军军政大学校长。肖克与政委唐亮尽力从全军各处抽调回了上百名教员，重新开始了全军最高学府的军事课程教学。肖克所说的一生中“第三次站错队”，就是指文革期间。不过说实话，党的千千万万干部，文革中没被打倒的有几人呢？有几个是“站对了队”的呢？肖克这次是苛求自己了。

文革结束后，1977年，以军政大学军事系、政治系、后勤系为基础，分别组建了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和后勤学院。肖克担任军事学院院长兼第一政委。1978年1月，军事学院开始正式办公。在第一批学员中，就来了一个大人物：未来的中央军委副主席、时任武汉军区43军127师师长的张万年。这127师的379团前身最早来自北伐时期的叶挺独立团，因而该师也被称为“铁军师”。铁军师出来的肖克，50年后收了一个铁军师的弟子，堪称佳话。

肖克在军事学院一气干了8年。直到1985年国防大学成立，肖克才从军队训练教育的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

1987年11月25日，总政治部和中央军委纪检委发出《关于肖克、李达同志的所谓教条主义问题彻底平反通知》，为1958年因所谓教条主义问题上受到错误处理的同志予以彻底平反。幸运的是，肖、李二位上将都看到了这一天。

晚年的肖克，作为军队发展史上的重要见证人，写下了《肖克回忆录》和《朱毛红军侧记》两本重要的军史著作。虽然在漫长的革命一生中几遭坎坷，没能更上一层楼，但活得长也是个巨大优势，终于看到了人间四月天，和许多中道殒落的老战友相比，应该不会再有遗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