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初期苏军制造的两起惨案：拉乌尔·瓦伦贝格案与 ...

拉乌尔·瓦伦贝格（英文名：Raoul Wallenberg）(1912年8月4日 - 1947年7月17日)是一位瑞典建筑师、商人、外交官和人道主义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他成功地从纳粹占领的匈牙利拯救出数千名犹太人，使他们在纳粹大屠杀中幸免于难，因而广为人知。在1944年7月至12月间，瓦伦贝格是瑞典驻布达佩斯的特使，他给犹太人发放了保护护照，并在标记为瑞典领土的建筑内庇护犹太人，从而拯救了数万性命。
在红军围困布达佩斯期间，苏联当局于1945年1月17日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之名将瓦伦贝格拘留，随后他就失踪了。据后来报道，他在1947年7月17日去世，死时被囚禁在莫斯科的卢比扬卡，这是克格勃总部及其附属监狱的代称。苏联政府逮捕和关押瓦伦贝格的动机，连同他死亡时的环境以及他与美国情报机构的可能关系，至今仍是未解之谜。

瓦伦贝格1912年生于斯德哥尔摩附近的利丁厄，他的外祖父母曾于1882年在这里建立了避暑别墅。他的祖父古斯塔夫·瓦伦贝格是一名外交官，曾出使东京、君士坦丁堡和索菲亚。
他的父母在1911年结婚。父亲叫拉乌尔·奥斯卡·瓦伦贝格（1888-1912），是瑞典海军军官，他在儿子出生3个月前死于癌症；母亲叫玛丽亚·索非亚·维辛（1891-1979）。1918年，他的母亲嫁给弗雷德里克·冯·达代尔（卒于1979年），他们育有一子一女。
1931年，瓦伦贝格前往美国的密歇根大学学习建筑。他在学校里学会了英语、德语和法语。尽管家境富裕，他仍在业余时间干些零工，比如和其他男同学一起在芝加哥拉黄包车。
返回瑞典后，他发现拥有美国学位不能开业当建筑师。最后，由他祖父出面，帮他在南非开普敦一家瑞典的建材销售公司谋了一份办公室工作。在1935年和1936年间，瓦伦贝格受聘于荷兰银行位于海法的办事处。他在1936年回到瑞典，在伯父兼教父雅各·瓦伦贝格的帮助下，从中欧贸易公司获得一份职位。这个公司从事斯德哥尔摩和中欧间的进出口贸易，由匈牙利犹太人卡尔曼·劳尔拥有。

1944年7月，瓦伦贝格赴布达佩斯，在瑞典驻匈牙利公使馆任一等秘书，对匈牙利犹太人的驱逐此时已经进行了好几个月。1944年5月至7月，纳粹中央保安局（盖世太保）犹太处处长阿道夫·艾希曼和他的同事已经把超过40万的犹太人用货运列车驱逐出境了。在这40万人中，除了15000人，其余的全被直接送到波兰南部的奥斯威辛 - 比克瑙集中营。瓦伦贝格到来之时，只有23万犹太人留在匈牙利。他与其他瑞典外交官一道，签发了“保护护照”（德语：Schutz-Pass），它用来证明护照携带者是瑞典国民，他们正在等候遣返回国，从而可以免遭驱逐。虽然不合法，这些文件看起来是来自官方的，为德国和匈牙利当局所普遍接受。布达佩斯的瑞典公使馆还与德国当局谈判，成功使“保护护照”携带者被当作瑞典公民，因而可以不用佩戴犹太人必须戴的黄色标记。
瑞典公使馆还出钱在布达佩斯租下32处建筑，宣称它们享有受外交豁免权保护的治外法权。瓦伦贝格在建筑入口处贴上“瑞典图书馆”、“瑞典研究所”等标牌，并在建筑正前方悬挂醒目的瑞典国旗。这些建筑最后容纳了将近一万人。
根据为瓦伦贝格工作过的一位司机的讲述，瓦伦贝格曾拦截一辆载满犹太人、即将开往奥斯威辛的火车：
…他爬上火车车顶，往尚未封闭的门里递保护护照。德国人让他下来，他不理。然后箭十字党的人就开枪了，喊他走开。他还是不理，继续镇静地把护照发到那些向他伸来的手中。我相信箭十字党成员故意朝他头顶上方开枪，否则不可能连一枪都击不中。我想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被他的勇气打动了。瓦伦贝格发完最后一张护照后，让所有拿到的人离开火车，走到停在附近的车队那里，这些车都标上了瑞典国旗的颜色。我不记得具体数字了，但他从那列火车上救了几十个人，德国人和箭十字党成员看傻眼了，他们让他扬长而去。
瓦伦贝格开始每天晚上在不同的房子里睡觉，以防被箭十字党成员或艾希曼的人抓获或暗杀。苏联占领布达佩斯前两天，瓦伦贝格曾与艾希曼和德军驻匈牙利的最高统帅格哈德·施密特许贝尔少将谈判。他警告占领匈牙利的德军，如果他们组织布达佩斯剩下的犹太人进行死亡行军，战争一结束，他就会起诉他们的战争罪行。

1944年12月底，苏联军队成功包围了布达佩斯。尽管布达佩斯的德军指挥官拒绝投降，由此展开了一场血腥的围困战。1945年1月17日，在战斗白热化期间，瓦伦贝格以所谓“涉嫌从事间谍活动”而被苏军带走，从此失踪。
瓦伦贝格被捕后，有关他的信息主要靠推测。有不少人声称曾在他囚禁期间见过他。他在1945年1月21日被转移到卢比扬卡监狱，与古斯塔夫·里希特一起关押在123号囚室。里希特曾是德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的武官，他1955年在瑞典作证，瓦伦贝格在1945年2月上旬被审问过一次，为时大约一个半小时。1945年3月1日，里希特更换囚室，从此再没有见过瓦伦贝格。1945年3月8日，苏联控制的匈牙利电台宣布瓦伦贝格已被谋杀，暗示他是由箭十字党或盖世太保杀害的。
1957年2月6日，苏联政府公布了一份日期为1947年7月17日的文件，上面说：“我汇报，您所熟悉的囚犯瓦伦贝格今晚猝死在他的囚室，可能是因为心脏病发作或心脏衰竭。遵照您让我亲自照看瓦伦贝格的指示，我请求批准验尸，以明确死因……我已亲自通知了部长，并已得到命令，尸体不验，而是火化掉。”该文件由当时卢比扬卡监狱医务室负责人Smoltsov签署，收件者是苏联国家安全部长Viktor Semyonovich Abakumov。1989年，瓦伦贝格的个人物品归还给他的家人，包括他的护照和烟盒。苏联官员说，他们是在更新储藏室的隔架时发现了这些物品。1991年，俄罗斯政府调查瓦伦贝格的命运，认为他是于1947年在卢比扬卡监狱被处决的。

于是，这位中立国瑞典的外交官，救下上十万条犹太人人命的义人，成为苏联式野蛮冷酷的牺牲品。瓦伦贝格失踪后获得了无数人道主义荣誉。以色列、美国、加拿大和匈牙利还接纳他为荣誉公民。

无独有偶，在遥远的东方，在同一时期，苏军还制造了张莘夫案。


张莘夫（1898年—1946年1月16日），原名张春恩，中国地质学家、矿业工程师，1946年在辽宁抚顺李石寨火车站遇刺身亡，引发中国全国性反苏运动。次子张立纲，著名物理学家。

1898年，张莘夫出生于吉林德惠县（今九台县六台村）。其父张雅南曾出任徐世昌总统府顾问、国会众议院议员。张莘夫就读于北京大学文学系，1920年通过留美官费考试，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经济，后进入密歇根工科大学改学矿冶，毕业后获地质学博士学位，1929年张莘夫回国后，出任吉林省穆棱煤矿（今属黑龙江省）矿长兼总工程师，使苏联方面撤离后已经停产的穆棱煤矿恢复了生产。

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张莘夫携妻子李湘衡流亡山海关内，历任河北唐山工程学院教授、河南焦作中福煤矿总工程师、焦作工学院兼职教授，甘肃天水煤矿矿长兼总工程师等职。抗日战争期间，张莘夫担任国家汞、锡、钨金属管理处处长，主持这几种战略性稀有金属的生产。

遇害过程
1945年日本投降后，张莘夫被国民政府任命为经济部东北行营工矿处副处长，负责东北工矿接收事宜。当时中国东北有许多满洲国时期遗留下来的日资企业，国民政府及苏联均有意接收。

1945年末，张嘉璈率东北行营返回长春的当天，张嘉璈即认为苏军延缓撤军意在“可有从容时间，讨论经济问题”。1946年1月，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俄军似已决心拖移撤兵日期，其意有二：甲，必须经济合作条件达成其要求目的而后撤兵。乙，或待美国在华北陆战队撤退时，彼乃同时撤退。”1946年1月中旬，蒋介石决定采取折中方案，即在中国东北选择一部分企业同苏方合作经营，但不进行全面经济合作，蒋介石称此为“缩紧”政策。1月中旬，蒋介石致信张嘉璈称：“关于经济合作方针，此时只可缩紧，不宜太宽。此事已考虑再三，不能不如此。”

1946年1月7日，张莘夫奉东北行营张嘉璈之命，携随员牛俊章、徐毓吉等5人，在中长铁路苏联籍副助理理事长马里意的陪同下，自长春出发，准备赴苏联红军占领的抚顺交涉接收抚顺煤矿事宜。途经沈阳时，马里意以打前站为名先独自赴抚顺，令张莘夫等人在沈阳等待。1月14日，马里意通知张嘉璈，张莘夫等人可以赴抚顺。当日下午，张莘夫乃率技术人员及中长铁路路警15人，乘苏军专列抵达抚顺。张莘夫一行下车之后，即被苏军方面安排居住在抚顺煤矿事务所，由苏军4个人在门外站岗进行监视。1月15日，张莘夫一行人中的路警的枪支被苏军缴走，接收人员全部失去人身自由。当天，张莘夫曾电话通知沈阳方面称：“苏军仅能保证二十四小时，望设法……”，但电话中途遭掐断。

1946年1月16日晚，苏军方面人员会同当地警察赴抚顺煤矿事务所，向张莘夫表示抚顺煤矿不能由其接收，并劝其尽快返回沈阳。当晚，张莘夫等8人被迫搭乘原专列自抚顺回沈阳，当专车行驶至抚顺以西25公里的李石寨站时，一股“不明身份的武装分子”登上列车，将张莘夫等人拖下专列杀害。

实际上，国民政府同苏联方面当时尚未就抚顺煤矿的接收达成协议。国民政府要求接收，苏联及中共方面则对此坚决抵制。张嘉璈当时在日记中就张莘夫遇害事件称：“此事显然表明苏方不愿我方在经济合作问题未解决以前，接收抚顺煤矿。”

身后
1946年2月1日最后期限到来时，苏军未按照约定撤离中国东北。同日，马林诺夫斯基约见张嘉璈，表示：“愿与阁下交换关于中苏经济合作问题之意见。”张嘉璈根据重庆方面下达的“缩紧”指示，表示仅部分项目可与苏联方面合作，但遭到苏联方面拒绝。马林诺夫斯基表示：经济合作“希望早日解决，使鄙人及军队可即离此。”2月4日，张嘉璈返回重庆。因经济合作问题没有谈成，苏方开始拆迁中国东北的工矿设备，将机器作战利品搬运至苏联。

1946年2月9日，美国向中苏两国发出照会，认为“中苏协商管理满洲之工矿企业，违反门户开放原则，此一问题之解决，须有美国参加。”2月11日，美国驻华大使馆向王世杰转交美国国务卿照会，内称：“美国政府认为，日本的国外财产（如满洲的工业）之处置，系有关曾荷负击败日本任务的各主要同盟国家共同利益。”“因此美国政府于接获中苏双方已在进行商讨，其结果或将使满洲工业成为绝对的中苏共管之报告后，甚为烦虑。”1946年2月11日，经美国总统杜鲁门提议，美国、英国、苏联披露了1945年秘密签订的有损中国利益的《雅尔塔协定》。这引起了中国舆论哗然。加之此前张莘夫遇害事件以及苏联拆运东北工矿设备的刺激，自2月16日起，重庆、上海、北平、南京、杭州、贵阳、台北等中国大中城市相继发生反苏示威大游行，要求“赤色帝国主义”（苏联）如约撤军。

1946年2月24日，驻沈阳的苏军司令高夫堂发表声明称，拆迁东北工矿设备，乃根据苏联、美国、英国的共同协定而行。2月26日，美国政府否认该说法，并且严正声明称“美国未与苏联或其他政府商定关于中国东北境内战利品之协定或其他协定”。3月9日，英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正式提出抗议，称“断难承认” 苏联政府把“中国东北工业设备擅自运走”。鉴于美国和英国的态度，以及中国爆发反苏示威大游行，斯大林乃命令苏军撤出中国东北。3月10日夜，苏军秘密撤出沈阳。5月3日，苏军全部撤出中国东北。

1946年2月2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令董彦平速同苏军进行交涉，要求苏军逮捕杀害张莘夫等人的凶手，将尸体运至沈阳，并且保证在沈阳、长春、齐齐哈尔等地的国民政府所派接收人员之生命安全。2月27日，国民政府再次令董彦平进一步同苏方交涉。

张莘夫遇害事件发生后，国民党方面认为是苏军和中共方面所为，而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于1946年2月27日就此事答复重庆国民政府外交部时说：“张莘夫被害系暴徒所为”。 中共中央则在2月25日的一份内部指示中称：国民党“勾结日本人制造张莘夫惨案，以为反苏反共的借口。”

时任中共抚顺市委书记兼抚顺军分区政委的吴亮平在文化大革命中曾写有一份材料介绍此事，内称：

国民党派张莘夫等人来接收抚顺矿务局和抚顺煤矿。那时，我们的方针是对接收进行抵制，他们未能实现接权。不多几天，他们就走了，我们派人送他们出去。到了半路，来了电话，说是苏联红军军官要搞他们。我当时在电话上听了，摸不清情况。当时苏联红军部队驻抚顺，实行军管，红军的事，我们无权管，（我）听了就说，让他们搞去，没有提出反对，这是政策上犯了大错误。苏联红军指挥我们部队，说他们是坏人，把他们几个人杀了。此事件给国民党利用作为进行反共宣传的一个口实，使党的政治影响遭受了损失，迄今每念及此，辄深为痛心。这一事件的重要责任，是作为地方党委书记的我，应当负责的。为此政策上的大错误，我受到东北局给的撤销工作处分，我作了检讨，并于1月底离开了抚顺的工作。

1948年7月31日和8月1日的《救国日报》报道了张莘夫案破案详情，称杀害张莘夫者为中共部队的逃兵莫广成，案犯已于1948年7月1日在葫芦岛被国军抓获。1948年8月9日，《中央日报》刊登了“杀害张莘夫的主犯”莫广成供词笔录，内称其交代自己隶属“八路军远东战区第八旅二十三团三营七连”，杀害张莘夫是奉保安旅刘子义副司令等人命令，笔录还称“我完全不知道，刘副司令和郭政委说他是大汉奸，杀他时我没有动手，是由我的排长陈贵东率著弟兄们杀的。”1948年11月29日，国防部判决书判决莫广成死刑。

1946年5月1日，沈阳市政府在北陵公园为张莘夫举行葬礼，参加葬礼的有一万多人。1980年代，张莘夫的两个儿子从美国返沈阳为父亲扫墓，当局允许重修已在文革时被夷为平地的墓碑，上面仅书“张莘夫先生纪念碑”，并注明“中国矿业工程师，吉林省九台县六台村人，一八九八年至一九四六年”。由高亨教授所写的碑文并未刻于碑上。至今，张莘夫先生纪念碑仍立于北陵公园。



拉乌尔·瓦伦贝格（英文名：Raoul Wallenberg）(1912年8月4日 - 1947年7月17日)是一位瑞典建筑师、商人、外交官和人道主义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他成功地从纳粹占领的匈牙利拯救出数千名犹太人，使他们在纳粹大屠杀中幸免于难，因而广为人知。在1944年7月至12月间，瓦伦贝格是瑞典驻布达佩斯的特使，他给犹太人发放了保护护照，并在标记为瑞典领土的建筑内庇护犹太人，从而拯救了数万性命。
在红军围困布达佩斯期间，苏联当局于1945年1月17日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之名将瓦伦贝格拘留，随后他就失踪了。据后来报道，他在1947年7月17日去世，死时被囚禁在莫斯科的卢比扬卡，这是克格勃总部及其附属监狱的代称。苏联政府逮捕和关押瓦伦贝格的动机，连同他死亡时的环境以及他与美国情报机构的可能关系，至今仍是未解之谜。

瓦伦贝格1912年生于斯德哥尔摩附近的利丁厄，他的外祖父母曾于1882年在这里建立了避暑别墅。他的祖父古斯塔夫·瓦伦贝格是一名外交官，曾出使东京、君士坦丁堡和索菲亚。
他的父母在1911年结婚。父亲叫拉乌尔·奥斯卡·瓦伦贝格（1888-1912），是瑞典海军军官，他在儿子出生3个月前死于癌症；母亲叫玛丽亚·索非亚·维辛（1891-1979）。1918年，他的母亲嫁给弗雷德里克·冯·达代尔（卒于1979年），他们育有一子一女。
1931年，瓦伦贝格前往美国的密歇根大学学习建筑。他在学校里学会了英语、德语和法语。尽管家境富裕，他仍在业余时间干些零工，比如和其他男同学一起在芝加哥拉黄包车。
返回瑞典后，他发现拥有美国学位不能开业当建筑师。最后，由他祖父出面，帮他在南非开普敦一家瑞典的建材销售公司谋了一份办公室工作。在1935年和1936年间，瓦伦贝格受聘于荷兰银行位于海法的办事处。他在1936年回到瑞典，在伯父兼教父雅各·瓦伦贝格的帮助下，从中欧贸易公司获得一份职位。这个公司从事斯德哥尔摩和中欧间的进出口贸易，由匈牙利犹太人卡尔曼·劳尔拥有。

1944年7月，瓦伦贝格赴布达佩斯，在瑞典驻匈牙利公使馆任一等秘书，对匈牙利犹太人的驱逐此时已经进行了好几个月。1944年5月至7月，纳粹中央保安局（盖世太保）犹太处处长阿道夫·艾希曼和他的同事已经把超过40万的犹太人用货运列车驱逐出境了。在这40万人中，除了15000人，其余的全被直接送到波兰南部的奥斯威辛 - 比克瑙集中营。瓦伦贝格到来之时，只有23万犹太人留在匈牙利。他与其他瑞典外交官一道，签发了“保护护照”（德语：Schutz-Pass），它用来证明护照携带者是瑞典国民，他们正在等候遣返回国，从而可以免遭驱逐。虽然不合法，这些文件看起来是来自官方的，为德国和匈牙利当局所普遍接受。布达佩斯的瑞典公使馆还与德国当局谈判，成功使“保护护照”携带者被当作瑞典公民，因而可以不用佩戴犹太人必须戴的黄色标记。
瑞典公使馆还出钱在布达佩斯租下32处建筑，宣称它们享有受外交豁免权保护的治外法权。瓦伦贝格在建筑入口处贴上“瑞典图书馆”、“瑞典研究所”等标牌，并在建筑正前方悬挂醒目的瑞典国旗。这些建筑最后容纳了将近一万人。
根据为瓦伦贝格工作过的一位司机的讲述，瓦伦贝格曾拦截一辆载满犹太人、即将开往奥斯威辛的火车：
…他爬上火车车顶，往尚未封闭的门里递保护护照。德国人让他下来，他不理。然后箭十字党的人就开枪了，喊他走开。他还是不理，继续镇静地把护照发到那些向他伸来的手中。我相信箭十字党成员故意朝他头顶上方开枪，否则不可能连一枪都击不中。我想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被他的勇气打动了。瓦伦贝格发完最后一张护照后，让所有拿到的人离开火车，走到停在附近的车队那里，这些车都标上了瑞典国旗的颜色。我不记得具体数字了，但他从那列火车上救了几十个人，德国人和箭十字党成员看傻眼了，他们让他扬长而去。
瓦伦贝格开始每天晚上在不同的房子里睡觉，以防被箭十字党成员或艾希曼的人抓获或暗杀。苏联占领布达佩斯前两天，瓦伦贝格曾与艾希曼和德军驻匈牙利的最高统帅格哈德·施密特许贝尔少将谈判。他警告占领匈牙利的德军，如果他们组织布达佩斯剩下的犹太人进行死亡行军，战争一结束，他就会起诉他们的战争罪行。

1944年12月底，苏联军队成功包围了布达佩斯。尽管布达佩斯的德军指挥官拒绝投降，由此展开了一场血腥的围困战。1945年1月17日，在战斗白热化期间，瓦伦贝格以所谓“涉嫌从事间谍活动”而被苏军带走，从此失踪。
瓦伦贝格被捕后，有关他的信息主要靠推测。有不少人声称曾在他囚禁期间见过他。他在1945年1月21日被转移到卢比扬卡监狱，与古斯塔夫·里希特一起关押在123号囚室。里希特曾是德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的武官，他1955年在瑞典作证，瓦伦贝格在1945年2月上旬被审问过一次，为时大约一个半小时。1945年3月1日，里希特更换囚室，从此再没有见过瓦伦贝格。1945年3月8日，苏联控制的匈牙利电台宣布瓦伦贝格已被谋杀，暗示他是由箭十字党或盖世太保杀害的。
1957年2月6日，苏联政府公布了一份日期为1947年7月17日的文件，上面说：“我汇报，您所熟悉的囚犯瓦伦贝格今晚猝死在他的囚室，可能是因为心脏病发作或心脏衰竭。遵照您让我亲自照看瓦伦贝格的指示，我请求批准验尸，以明确死因……我已亲自通知了部长，并已得到命令，尸体不验，而是火化掉。”该文件由当时卢比扬卡监狱医务室负责人Smoltsov签署，收件者是苏联国家安全部长Viktor Semyonovich Abakumov。1989年，瓦伦贝格的个人物品归还给他的家人，包括他的护照和烟盒。苏联官员说，他们是在更新储藏室的隔架时发现了这些物品。1991年，俄罗斯政府调查瓦伦贝格的命运，认为他是于1947年在卢比扬卡监狱被处决的。

于是，这位中立国瑞典的外交官，救下上十万条犹太人人命的义人，成为苏联式野蛮冷酷的牺牲品。瓦伦贝格失踪后获得了无数人道主义荣誉。以色列、美国、加拿大和匈牙利还接纳他为荣誉公民。

无独有偶，在遥远的东方，在同一时期，苏军还制造了张莘夫案。


张莘夫（1898年—1946年1月16日），原名张春恩，中国地质学家、矿业工程师，1946年在辽宁抚顺李石寨火车站遇刺身亡，引发中国全国性反苏运动。次子张立纲，著名物理学家。

1898年，张莘夫出生于吉林德惠县（今九台县六台村）。其父张雅南曾出任徐世昌总统府顾问、国会众议院议员。张莘夫就读于北京大学文学系，1920年通过留美官费考试，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经济，后进入密歇根工科大学改学矿冶，毕业后获地质学博士学位，1929年张莘夫回国后，出任吉林省穆棱煤矿（今属黑龙江省）矿长兼总工程师，使苏联方面撤离后已经停产的穆棱煤矿恢复了生产。

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张莘夫携妻子李湘衡流亡山海关内，历任河北唐山工程学院教授、河南焦作中福煤矿总工程师、焦作工学院兼职教授，甘肃天水煤矿矿长兼总工程师等职。抗日战争期间，张莘夫担任国家汞、锡、钨金属管理处处长，主持这几种战略性稀有金属的生产。

遇害过程
1945年日本投降后，张莘夫被国民政府任命为经济部东北行营工矿处副处长，负责东北工矿接收事宜。当时中国东北有许多满洲国时期遗留下来的日资企业，国民政府及苏联均有意接收。

1945年末，张嘉璈率东北行营返回长春的当天，张嘉璈即认为苏军延缓撤军意在“可有从容时间，讨论经济问题”。1946年1月，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俄军似已决心拖移撤兵日期，其意有二：甲，必须经济合作条件达成其要求目的而后撤兵。乙，或待美国在华北陆战队撤退时，彼乃同时撤退。”1946年1月中旬，蒋介石决定采取折中方案，即在中国东北选择一部分企业同苏方合作经营，但不进行全面经济合作，蒋介石称此为“缩紧”政策。1月中旬，蒋介石致信张嘉璈称：“关于经济合作方针，此时只可缩紧，不宜太宽。此事已考虑再三，不能不如此。”

1946年1月7日，张莘夫奉东北行营张嘉璈之命，携随员牛俊章、徐毓吉等5人，在中长铁路苏联籍副助理理事长马里意的陪同下，自长春出发，准备赴苏联红军占领的抚顺交涉接收抚顺煤矿事宜。途经沈阳时，马里意以打前站为名先独自赴抚顺，令张莘夫等人在沈阳等待。1月14日，马里意通知张嘉璈，张莘夫等人可以赴抚顺。当日下午，张莘夫乃率技术人员及中长铁路路警15人，乘苏军专列抵达抚顺。张莘夫一行下车之后，即被苏军方面安排居住在抚顺煤矿事务所，由苏军4个人在门外站岗进行监视。1月15日，张莘夫一行人中的路警的枪支被苏军缴走，接收人员全部失去人身自由。当天，张莘夫曾电话通知沈阳方面称：“苏军仅能保证二十四小时，望设法……”，但电话中途遭掐断。

1946年1月16日晚，苏军方面人员会同当地警察赴抚顺煤矿事务所，向张莘夫表示抚顺煤矿不能由其接收，并劝其尽快返回沈阳。当晚，张莘夫等8人被迫搭乘原专列自抚顺回沈阳，当专车行驶至抚顺以西25公里的李石寨站时，一股“不明身份的武装分子”登上列车，将张莘夫等人拖下专列杀害。

实际上，国民政府同苏联方面当时尚未就抚顺煤矿的接收达成协议。国民政府要求接收，苏联及中共方面则对此坚决抵制。张嘉璈当时在日记中就张莘夫遇害事件称：“此事显然表明苏方不愿我方在经济合作问题未解决以前，接收抚顺煤矿。”

身后
1946年2月1日最后期限到来时，苏军未按照约定撤离中国东北。同日，马林诺夫斯基约见张嘉璈，表示：“愿与阁下交换关于中苏经济合作问题之意见。”张嘉璈根据重庆方面下达的“缩紧”指示，表示仅部分项目可与苏联方面合作，但遭到苏联方面拒绝。马林诺夫斯基表示：经济合作“希望早日解决，使鄙人及军队可即离此。”2月4日，张嘉璈返回重庆。因经济合作问题没有谈成，苏方开始拆迁中国东北的工矿设备，将机器作战利品搬运至苏联。

1946年2月9日，美国向中苏两国发出照会，认为“中苏协商管理满洲之工矿企业，违反门户开放原则，此一问题之解决，须有美国参加。”2月11日，美国驻华大使馆向王世杰转交美国国务卿照会，内称：“美国政府认为，日本的国外财产（如满洲的工业）之处置，系有关曾荷负击败日本任务的各主要同盟国家共同利益。”“因此美国政府于接获中苏双方已在进行商讨，其结果或将使满洲工业成为绝对的中苏共管之报告后，甚为烦虑。”1946年2月11日，经美国总统杜鲁门提议，美国、英国、苏联披露了1945年秘密签订的有损中国利益的《雅尔塔协定》。这引起了中国舆论哗然。加之此前张莘夫遇害事件以及苏联拆运东北工矿设备的刺激，自2月16日起，重庆、上海、北平、南京、杭州、贵阳、台北等中国大中城市相继发生反苏示威大游行，要求“赤色帝国主义”（苏联）如约撤军。

1946年2月24日，驻沈阳的苏军司令高夫堂发表声明称，拆迁东北工矿设备，乃根据苏联、美国、英国的共同协定而行。2月26日，美国政府否认该说法，并且严正声明称“美国未与苏联或其他政府商定关于中国东北境内战利品之协定或其他协定”。3月9日，英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正式提出抗议，称“断难承认” 苏联政府把“中国东北工业设备擅自运走”。鉴于美国和英国的态度，以及中国爆发反苏示威大游行，斯大林乃命令苏军撤出中国东北。3月10日夜，苏军秘密撤出沈阳。5月3日，苏军全部撤出中国东北。

1946年2月2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令董彦平速同苏军进行交涉，要求苏军逮捕杀害张莘夫等人的凶手，将尸体运至沈阳，并且保证在沈阳、长春、齐齐哈尔等地的国民政府所派接收人员之生命安全。2月27日，国民政府再次令董彦平进一步同苏方交涉。

张莘夫遇害事件发生后，国民党方面认为是苏军和中共方面所为，而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于1946年2月27日就此事答复重庆国民政府外交部时说：“张莘夫被害系暴徒所为”。 中共中央则在2月25日的一份内部指示中称：国民党“勾结日本人制造张莘夫惨案，以为反苏反共的借口。”

时任中共抚顺市委书记兼抚顺军分区政委的吴亮平在文化大革命中曾写有一份材料介绍此事，内称：

国民党派张莘夫等人来接收抚顺矿务局和抚顺煤矿。那时，我们的方针是对接收进行抵制，他们未能实现接权。不多几天，他们就走了，我们派人送他们出去。到了半路，来了电话，说是苏联红军军官要搞他们。我当时在电话上听了，摸不清情况。当时苏联红军部队驻抚顺，实行军管，红军的事，我们无权管，（我）听了就说，让他们搞去，没有提出反对，这是政策上犯了大错误。苏联红军指挥我们部队，说他们是坏人，把他们几个人杀了。此事件给国民党利用作为进行反共宣传的一个口实，使党的政治影响遭受了损失，迄今每念及此，辄深为痛心。这一事件的重要责任，是作为地方党委书记的我，应当负责的。为此政策上的大错误，我受到东北局给的撤销工作处分，我作了检讨，并于1月底离开了抚顺的工作。

1948年7月31日和8月1日的《救国日报》报道了张莘夫案破案详情，称杀害张莘夫者为中共部队的逃兵莫广成，案犯已于1948年7月1日在葫芦岛被国军抓获。1948年8月9日，《中央日报》刊登了“杀害张莘夫的主犯”莫广成供词笔录，内称其交代自己隶属“八路军远东战区第八旅二十三团三营七连”，杀害张莘夫是奉保安旅刘子义副司令等人命令，笔录还称“我完全不知道，刘副司令和郭政委说他是大汉奸，杀他时我没有动手，是由我的排长陈贵东率著弟兄们杀的。”1948年11月29日，国防部判决书判决莫广成死刑。

1946年5月1日，沈阳市政府在北陵公园为张莘夫举行葬礼，参加葬礼的有一万多人。1980年代，张莘夫的两个儿子从美国返沈阳为父亲扫墓，当局允许重修已在文革时被夷为平地的墓碑，上面仅书“张莘夫先生纪念碑”，并注明“中国矿业工程师，吉林省九台县六台村人，一八九八年至一九四六年”。由高亨教授所写的碑文并未刻于碑上。至今，张莘夫先生纪念碑仍立于北陵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