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灭大辽?追溯一代大侠萧峰的故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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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灭大辽?追溯一代大侠萧峰的故国

2015年02月06日
来源:辽宁日报











义县奉国寺大雄殿内梁坊上的彩绘飞天
辽宁省博物馆展出的辽代佛像
辽宁省博物馆展出的辽代佛像
核心提示
随着受汉族文化影响的日益加深,佛教信仰也开始在契丹贵族阶层中间流行。辽廷已不再把佛教看作是汉人的事情,而是自觉地效法唐代帝王的奉佛故事,利用佛教为其政治服务。这一点,在诸多规模宏大的辽代佛教建筑遗构中均有体现,辽宁省的义县奉国寺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中原文化,越来越多地濡染着契丹人。
辽代佛教逐步兴盛
奉国寺位于我省锦州市义县城内之东北隅,自山门以内,沿中轴线自南至北依次有牌楼、无量殿、大雄殿等主要建筑,除辽代遗构大雄殿外,其余皆为清代重建。奉国寺大雄殿曾被梁思成先生誉为“千年国宝、无尚国宝、罕有的宝物”,虽后代多有修葺改建,但学界仍公认其大木结构乃为辽开泰九年(1020年)奉国寺初创之时的辽代原构。
大雄殿殿身面阔九间,进深五间,单檐庑殿,斗拱比例雄大,屋檐高峻,气势非凡。殿无论是规模与形制,抑或铺作以及用材等,均已达到现今所知古代遗构的最大极限。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文物研究所资深古建筑专家杜仙洲先生发表《义县奉国寺大雄殿调查报告》称,“奉国寺大雄殿木构建筑,千年仍平直挺健,是我国建筑史一项极为光辉的成就。 ”
辽自圣宗朝以后,其佛教进入全盛期,史称圣宗对“道释二教,皆洞其旨,尤留心释典”。而奉国寺大雄殿之始建年代恰在圣宗时期,其时佛教之盛,在诸多规模宏大的辽代佛教建筑遗构中均有所体现,义县奉国寺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魏道儒说,契丹人本没有佛教信仰,随着对外征服战争的扩大,契丹人接触到汉族和女真族的佛教。为了使被掳掠的汉民能够在迁徙地稳定生活,契丹统治者开始容许佛教的存在和发展。
阿保机即位的第三年夏天,诏命左仆射韩知古在龙化州大广寺建碑,以纪功德。神册三年,又下诏建立佛寺。
当“燕云十六州”这些佛教兴盛的地区被纳入辽的版图之后,又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辽代佛教。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佛教信仰开始渗透到契丹人的宗教生活和政治生活中,与契丹人的原有宗教信仰相互融合。
世宗、穆宗和景宗(947年—982年)这三朝,辽代佛教逐步发展起来,而圣宗、兴宗和道宗(982年—1101年)这三朝,则是辽代佛教的百年兴盛时期。
“辽以释废”有何根据
魏道儒认为,就辽历代帝王对佛教的态度而言,基本上走了一条从信佛到佞佛的发展路线。特别是道宗耶律洪基(1055年—1101年)对佛教的尊崇、沉醉和痴迷尤为突出。根据《辽史·道宗本纪》中的资料,咸雍四年(1068年)二月,他颁行自己撰写的《华严经赞》;咸雍八年(1072年)七月,颁行自己书写的华严五颂。此外,他还著有《华严经随品赞》等。太康元年,他命皇太子写佛书。
辽代寺院大多有相当规模的地产,其主要来源是社会的捐献,特别是辽帝室、贵族的大量施舍。例如,圣宗次女秦越长公主舍南京(今北京)私宅,建大昊天寺,同时施舍田地百顷,民户百家,其女懿德皇后又施舍钱13万贯。兰陵郡夫人萧氏施中京(内蒙古大名城)静安寺土地3000顷,谷1万石,钱2000贯,民户50家,牛50头,马40匹。还有些寺院,并没有直接获得朝廷或富豪的土地捐赐,而是通过社会捐献的钱财购买土地,置办庄园。
辽代寺院一般都比较富裕,僧尼生活优裕。特别是一些大寺院,可以说是富可敌国。在道宗末年,政府财政困难,出现了寺院向国家捐献的现象。辽代佛教僧人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空前提高,他们所享有的某些特权,只有以后元代的喇嘛教僧人可以相比。所以,民间愿意出家为僧尼的人很多。
道宗时滥度僧尼的情形臻于极致,僧侣人口数量达到了高峰。学界近年的研究成果表明,辽代总人口约近千万,道宗时的僧侣人口约占总人口数的3.6%。与辽同时代的北宋,其僧侣人口的最高峰是真宗天禧五年,僧侣人口占总人口数也不过0.92%。当时,这已经遭到朝中有识之士的强烈批评,认为当时僧侣数量之众,已经到了国家财政所无法承受的地步。
出使辽国的苏辙,对这一点看得更清楚:“契丹之人,缘此诵经念佛,杀心稍悛。此盖北界之巨蠹,而中朝之利也。 ”此言道出了在佛教的长期濡染浸润下,契丹人由强健变为文弱,辽王朝由雄盛转为衰微,国势由此一蹶不振。以致最后竟不敌以2500人起兵的女真,走向覆亡。
对于辽代佛教的消极影响,金末元初,在士大夫阶层中流行着“辽以释废,金以儒亡”的说法。 1247年,忽必烈召见金朝遗老张德辉,曾就此说法征询他的意见,张德辉着力阐述了他对“金以儒亡”的不同看法,而对“辽以释废”一语未予置评。
内忧的辽抗不住外患
历史上,完颜阿骨打起兵灭辽是辽灭亡的直接原因,但辽以那样一种“打不过人家”的方式覆灭,与其内部的“不安”也有很大关系。
耶律阿保机通过契丹族的世选制成为契丹迭剌部首领,从而登上契丹政治舞台创立了辽。世选制是契丹固有的传统,与“立嫡以长,不以贤”的世袭标准不同,是采用一定范围的“择选”方式来选出领袖,并有任期限制。所以,当他将皇位继承权限定在其直系后代,改变了这一“世选制”传统后,便遭到了同样具有世选权利的亲兄弟的挑战。其后,他任命长子耶律倍为皇太子,但遭到以皇后为首的各大草原部落阻挠,耶律倍最终未能以太子身份登上皇位。
此后,辽的几位皇帝——耶律德光、辽世宗、辽穆宗、辽景宗也都是以世选方式登上皇位。直到辽景宗在外戚和汉族世家大族的支持下,册封太子,封建世袭制度才真正在辽确立,但世选派的影响仍然很大,辽兴宗、辽道宗、辽天祚帝三朝内部的激烈权力斗争都与此有关。从历史角度看,世选制和世袭制两派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并由此导致辽内部的激烈权力斗争,这也是辽灭亡的原因之一。
此外,辽的边疆政策也留下后患。辽初统一东北的渤海国后,主要方略转为南侵中原,因此对东北地区采取了“迁人弃地”的做法。在辽初,这是正确举措,但在中后期,这里的军事力量就显得薄弱,《契丹国志》载:“景宗乾亨元年,自东丹国南迁,契丹经营河朔,不复顾。 ”
随着辽国疆域的不断扩大,契丹人口数量却没有相应地快速增加,可是辽的统治者没有注意到其中的利害关系,反而在其统治的广袤区域内,分地建城,派兵驻防,如此一来,辽的经济压力增大。到辽中期,这一问题已经日渐显露,成为摆在辽统治者面前的一大难题。
大安九年(1093年)冬,蒙古族部落首领磨古斯率军进犯,辽军与之展开血战。虽取胜,但也付出巨大代价。同时,由于辽将更多力量投入西北防务,东北转而采用羁縻(jīmí笼络怀柔控制之意)统治策略,更多依靠女真部族首领维系对女真各部的控制,这就为其后女真起兵灭辽埋下了伏笔。
虽然辽名义上仍保持对东北的管辖,但实际上,辽统治者很少干预这里的事务,各小部族纷纷自立,特别是女真部族发展很快,逐渐形成了几个大的女真部落集团。最终,辽天祚年间,东北女真变乱,辽国随之土崩瓦解。
族群失散了,文字失传了,文明失落了,这一切似乎发生在一夜之间。于是,我们忍不住想问:那个曾经强盛的王朝,真的存在过吗?当我们寻访在辽沈大地,我们忽的有一种感觉:他们留给我们的或许不仅仅是一份历史记忆。请继续关注“找寻辽河流域那个消失的民族”。□文/本报记者/王云峰/王岩頔摄/本报记者/宋澍




佛灭大辽?追溯一代大侠萧峰的故国

2015年02月06日
来源:辽宁日报











义县奉国寺大雄殿内梁坊上的彩绘飞天辽宁省博物馆展出的辽代佛像辽宁省博物馆展出的辽代佛像核心提示随着受汉族文化影响的日益加深,佛教信仰也开始在契丹贵族阶层中间流行。辽廷已不再把佛教看作是汉人的事情,而是自觉地效法唐代帝王的奉佛故事,利用佛教为其政治服务。这一点,在诸多规模宏大的辽代佛教建筑遗构中均有体现,辽宁省的义县奉国寺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中原文化,越来越多地濡染着契丹人。辽代佛教逐步兴盛奉国寺位于我省锦州市义县城内之东北隅,自山门以内,沿中轴线自南至北依次有牌楼、无量殿、大雄殿等主要建筑,除辽代遗构大雄殿外,其余皆为清代重建。奉国寺大雄殿曾被梁思成先生誉为“千年国宝、无尚国宝、罕有的宝物”,虽后代多有修葺改建,但学界仍公认其大木结构乃为辽开泰九年(1020年)奉国寺初创之时的辽代原构。大雄殿殿身面阔九间,进深五间,单檐庑殿,斗拱比例雄大,屋檐高峻,气势非凡。殿无论是规模与形制,抑或铺作以及用材等,均已达到现今所知古代遗构的最大极限。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文物研究所资深古建筑专家杜仙洲先生发表《义县奉国寺大雄殿调查报告》称,“奉国寺大雄殿木构建筑,千年仍平直挺健,是我国建筑史一项极为光辉的成就。 ”辽自圣宗朝以后,其佛教进入全盛期,史称圣宗对“道释二教,皆洞其旨,尤留心释典”。而奉国寺大雄殿之始建年代恰在圣宗时期,其时佛教之盛,在诸多规模宏大的辽代佛教建筑遗构中均有所体现,义县奉国寺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魏道儒说,契丹人本没有佛教信仰,随着对外征服战争的扩大,契丹人接触到汉族和女真族的佛教。为了使被掳掠的汉民能够在迁徙地稳定生活,契丹统治者开始容许佛教的存在和发展。阿保机即位的第三年夏天,诏命左仆射韩知古在龙化州大广寺建碑,以纪功德。神册三年,又下诏建立佛寺。当“燕云十六州”这些佛教兴盛的地区被纳入辽的版图之后,又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辽代佛教。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佛教信仰开始渗透到契丹人的宗教生活和政治生活中,与契丹人的原有宗教信仰相互融合。世宗、穆宗和景宗(947年—982年)这三朝,辽代佛教逐步发展起来,而圣宗、兴宗和道宗(982年—1101年)这三朝,则是辽代佛教的百年兴盛时期。“辽以释废”有何根据魏道儒认为,就辽历代帝王对佛教的态度而言,基本上走了一条从信佛到佞佛的发展路线。特别是道宗耶律洪基(1055年—1101年)对佛教的尊崇、沉醉和痴迷尤为突出。根据《辽史·道宗本纪》中的资料,咸雍四年(1068年)二月,他颁行自己撰写的《华严经赞》;咸雍八年(1072年)七月,颁行自己书写的华严五颂。此外,他还著有《华严经随品赞》等。太康元年,他命皇太子写佛书。辽代寺院大多有相当规模的地产,其主要来源是社会的捐献,特别是辽帝室、贵族的大量施舍。例如,圣宗次女秦越长公主舍南京(今北京)私宅,建大昊天寺,同时施舍田地百顷,民户百家,其女懿德皇后又施舍钱13万贯。兰陵郡夫人萧氏施中京(内蒙古大名城)静安寺土地3000顷,谷1万石,钱2000贯,民户50家,牛50头,马40匹。还有些寺院,并没有直接获得朝廷或富豪的土地捐赐,而是通过社会捐献的钱财购买土地,置办庄园。辽代寺院一般都比较富裕,僧尼生活优裕。特别是一些大寺院,可以说是富可敌国。在道宗末年,政府财政困难,出现了寺院向国家捐献的现象。辽代佛教僧人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空前提高,他们所享有的某些特权,只有以后元代的喇嘛教僧人可以相比。所以,民间愿意出家为僧尼的人很多。道宗时滥度僧尼的情形臻于极致,僧侣人口数量达到了高峰。学界近年的研究成果表明,辽代总人口约近千万,道宗时的僧侣人口约占总人口数的3.6%。与辽同时代的北宋,其僧侣人口的最高峰是真宗天禧五年,僧侣人口占总人口数也不过0.92%。当时,这已经遭到朝中有识之士的强烈批评,认为当时僧侣数量之众,已经到了国家财政所无法承受的地步。出使辽国的苏辙,对这一点看得更清楚:“契丹之人,缘此诵经念佛,杀心稍悛。此盖北界之巨蠹,而中朝之利也。 ”此言道出了在佛教的长期濡染浸润下,契丹人由强健变为文弱,辽王朝由雄盛转为衰微,国势由此一蹶不振。以致最后竟不敌以2500人起兵的女真,走向覆亡。对于辽代佛教的消极影响,金末元初,在士大夫阶层中流行着“辽以释废,金以儒亡”的说法。 1247年,忽必烈召见金朝遗老张德辉,曾就此说法征询他的意见,张德辉着力阐述了他对“金以儒亡”的不同看法,而对“辽以释废”一语未予置评。内忧的辽抗不住外患历史上,完颜阿骨打起兵灭辽是辽灭亡的直接原因,但辽以那样一种“打不过人家”的方式覆灭,与其内部的“不安”也有很大关系。耶律阿保机通过契丹族的世选制成为契丹迭剌部首领,从而登上契丹政治舞台创立了辽。世选制是契丹固有的传统,与“立嫡以长,不以贤”的世袭标准不同,是采用一定范围的“择选”方式来选出领袖,并有任期限制。所以,当他将皇位继承权限定在其直系后代,改变了这一“世选制”传统后,便遭到了同样具有世选权利的亲兄弟的挑战。其后,他任命长子耶律倍为皇太子,但遭到以皇后为首的各大草原部落阻挠,耶律倍最终未能以太子身份登上皇位。此后,辽的几位皇帝——耶律德光、辽世宗、辽穆宗、辽景宗也都是以世选方式登上皇位。直到辽景宗在外戚和汉族世家大族的支持下,册封太子,封建世袭制度才真正在辽确立,但世选派的影响仍然很大,辽兴宗、辽道宗、辽天祚帝三朝内部的激烈权力斗争都与此有关。从历史角度看,世选制和世袭制两派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并由此导致辽内部的激烈权力斗争,这也是辽灭亡的原因之一。此外,辽的边疆政策也留下后患。辽初统一东北的渤海国后,主要方略转为南侵中原,因此对东北地区采取了“迁人弃地”的做法。在辽初,这是正确举措,但在中后期,这里的军事力量就显得薄弱,《契丹国志》载:“景宗乾亨元年,自东丹国南迁,契丹经营河朔,不复顾。 ”随着辽国疆域的不断扩大,契丹人口数量却没有相应地快速增加,可是辽的统治者没有注意到其中的利害关系,反而在其统治的广袤区域内,分地建城,派兵驻防,如此一来,辽的经济压力增大。到辽中期,这一问题已经日渐显露,成为摆在辽统治者面前的一大难题。大安九年(1093年)冬,蒙古族部落首领磨古斯率军进犯,辽军与之展开血战。虽取胜,但也付出巨大代价。同时,由于辽将更多力量投入西北防务,东北转而采用羁縻(jīmí笼络怀柔控制之意)统治策略,更多依靠女真部族首领维系对女真各部的控制,这就为其后女真起兵灭辽埋下了伏笔。虽然辽名义上仍保持对东北的管辖,但实际上,辽统治者很少干预这里的事务,各小部族纷纷自立,特别是女真部族发展很快,逐渐形成了几个大的女真部落集团。最终,辽天祚年间,东北女真变乱,辽国随之土崩瓦解。族群失散了,文字失传了,文明失落了,这一切似乎发生在一夜之间。于是,我们忍不住想问:那个曾经强盛的王朝,真的存在过吗?当我们寻访在辽沈大地,我们忽的有一种感觉:他们留给我们的或许不仅仅是一份历史记忆。请继续关注“找寻辽河流域那个消失的民族”。□文/本报记者/王云峰/王岩頔摄/本报记者/宋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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