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认抗战英烈本不应是新闻 互认烈士 两岸都别大惊小怪

http://news.sohu.com/s2015/dianji-1594/index.shtml

大陆眼中的抗战烈士：“国军”时进时出

　　涉及国军抗日烈士的追认、褒扬的最早的政策文件，是1950年10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颁发的《关于革命烈士的几点解释》，其中对认定革命烈士的范围和条件作了统一的规定。据该《解释》第五条和第六条，在对烈士范畴的认定中“国民党军官兵（包括空军）确因抗日阵亡者也包括在内，但在此期间因参加反共内战而死者不再内。”“起义后因参加人民解放战争而牺牲的原国民党军官兵也包括在内。” 根据该《解释》，1952年，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等3位在抗战中壮烈殉国的国军高级将领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并由毛泽东亲自签发了烈士证书。

　　8年之后，事情起了变化。1958年2月4日，内务部以(58)内优字148号文件，批复陕西省民政厅询问“对辛亥革命和国民党部队抗日阵亡官兵是否给予烈士称号和抚恤”的问题。指出：“国民党抗日阵亡官兵也不需要和不应该由我们再去抚恤”。此后反右及文革期间，国军抗日烈士的遭遇更为凄惨，赵登禹将军墓被红卫兵挖开，“一无所得后，砸墓而去”，将烈士的骨殖抛于荒野。川军将领饶国华塑像被捣毁……死者尚且如此，生者（烈士遗属）的命运，不问可知。

　而国军抗日烈士重新被认可和肯定，始于1979年的佟麟阁将军被重新追认为“抗日阵亡革命烈士”。这是在邓小平的亲自过问下促成的。但此事并没有成为相应固定政策的开端。1980年9月3日颁布的文件《民政部关于贯彻执行《革命烈士褒扬条例》若干具体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明确规定：“对抗日战争中阵亡的国民党官兵，自《革命烈士褒扬条例》发布之日起，不再为他们办理追认革命烈士的手续。过去已经办理的，不再变动。以上解释，望按照办理。”

　到1983年，对国军抗日烈士的追认政策又发生了变化，为了开展对台工作，团结各方面人士。该年5月30日，国务院发布民[1983]优46号《关于对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国民党人和其他爱国人士追认为革命烈士问题的通知》文件，规定：“（国民党阵亡军人）遗属主动提出申请，并有可靠证明者，可以追认为革命烈士”。并特意说明：“本《通知》自下达之日起执行。过去的规定与本《通知》精神相抵触的，以本《通知》为准。” 此后，关于国军抗日烈士的追认、抚恤政策再未发生大的变化，该文件的效力一直沿用至今。类似的追认，也自80年代一直持续到现在。

台湾当局也不大愿意承认“共军烈士”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海峡对岸。新中国建立后，不少国民党方面为抗日而牺牲的将领得到烈士称号。2014年9月1日，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9周年，大陆公布首批著名抗日英雄名录，其中含多名国军军长。遗憾的是，台湾当局在宣传抗战时仍习惯性忽视八路军、新四军的贡献。

　　今年是对日抗战胜利70周年，台湾“国防部”近日以此主题编制印发“勇士国魂”月历，内页列出的抗战殉国将领中，首次出现1942年牺牲的共产党将领左权，引发解读空间。台“国防部”称：至于中共在抗战中的表现，不必刻意抹煞，因此把共军唯一阵亡的将领左权列入牺牲将领名单内。那么，抗战期间，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中真的只牺牲了左权一名将领吗？

　　在抗战初期国共合作时，31位共产党军队的高级指挥员被国民政府授予军衔，包括后来的牺牲的左权被授予陆军少将。此后共产党军队内基本没有人被授衔，而国军仍然在大批量地授衔，部分团级就可以授上校或者少将军衔，旅长可以授少将中将军衔，师长可以授少将中将甚至上将军衔。按国军授衔的范围看，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联、华南抗日游击队牺牲的团旅级主官都可算进来，真的绝不是“唯左权一人”。

　　甚至出于政治原因，台湾当局也选择性地忽略国民党军人的抗战功劳。当年威名远播欧美的中国远征军，因为其领导者之一的孙立人将军，与蒋氏多有恩怨纠葛，也被选择性淡忘。直到最近，台湾举办的远征军影像图片展，便让很多人对那段历史有了再认识。

追认英烈 两岸都别“大惊小怪”

　此前，陕西商洛籍的五位在中条山牺牲的国军官兵被追认为烈士，也在网上引起了轰动。类似的新闻近来不时出现，但每次都能引发关注。原因就在于多年来我们以政治立场划界考虑问题的结果。其实，按政策，抗战时期为国捐躯的国共将士，都可以向民政部门申请烈士称号。但在实践中，很多“国军”烈士称号的申请过程还是一波三折，地方民政部门甚至觉得共产党的政府，怎么能给国民党军人授予烈士称号？这种狭隘的历史观把意识形态之争置于一个不适当的位置。而这样的问题，在海峡对岸也同样存在。

　 在过去,相关工作存有缺失,主要是因为重视程度与发掘力度不足。值得肯定的是，近年来,随着社会关注度提高,有关部门态度有所转变,各项普查正名、抢救性工作陆续开展。无论是此前陕西官方的举措将追认烈士范围扩至普通士兵，还是此次追认许国璋为烈士，都让人耳目一新，广获赞誉。这表明追认国民党老兵为“烈士”的工作，大可“登报”，大可“公开宣传”。真正的爱国主义,就是予以每一位为国捐躯者应得的荣耀和纪念。

　　而承认内战的敌对方在共同抗日的战斗牺牲的人为烈士也是一种文明、宽容和理解。美国人在南北战争结束后的行为早就启迪着人们如何去实施这种文明、宽容和理解。美国内战结束后，南军首领李将军不仅没有被当作罪犯被监禁或者处以绞刑，反而被当时的华盛顿学院聘为校长。而且，李将军的纪念馆现在是阿灵顿国家公墓的一个组成部分，每年他的生日（1月19日）都有纪念活动。这代表了美国对李将军的盖棺定论。

　　与之相比，抗日将士无论“国军”还是“共军”，都是在反抗和打击所有中国人的共同敌人——日本侵略者，因此承认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英烈并永远纪念他们是所有中国人应具有的良知、公道和文明态度。不应再被政治成见所裹挟，也不应始终以“奇闻”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
http://news.sohu.com/s2015/dianji-1594/index.shtml

大陆眼中的抗战烈士：“国军”时进时出

　　涉及国军抗日烈士的追认、褒扬的最早的政策文件，是1950年10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颁发的《关于革命烈士的几点解释》，其中对认定革命烈士的范围和条件作了统一的规定。据该《解释》第五条和第六条，在对烈士范畴的认定中“国民党军官兵（包括空军）确因抗日阵亡者也包括在内，但在此期间因参加反共内战而死者不再内。”“起义后因参加人民解放战争而牺牲的原国民党军官兵也包括在内。” 根据该《解释》，1952年，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等3位在抗战中壮烈殉国的国军高级将领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并由毛泽东亲自签发了烈士证书。

　　8年之后，事情起了变化。1958年2月4日，内务部以(58)内优字148号文件，批复陕西省民政厅询问“对辛亥革命和国民党部队抗日阵亡官兵是否给予烈士称号和抚恤”的问题。指出：“国民党抗日阵亡官兵也不需要和不应该由我们再去抚恤”。此后反右及文革期间，国军抗日烈士的遭遇更为凄惨，赵登禹将军墓被红卫兵挖开，“一无所得后，砸墓而去”，将烈士的骨殖抛于荒野。川军将领饶国华塑像被捣毁……死者尚且如此，生者（烈士遗属）的命运，不问可知。

　而国军抗日烈士重新被认可和肯定，始于1979年的佟麟阁将军被重新追认为“抗日阵亡革命烈士”。这是在邓小平的亲自过问下促成的。但此事并没有成为相应固定政策的开端。1980年9月3日颁布的文件《民政部关于贯彻执行《革命烈士褒扬条例》若干具体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明确规定：“对抗日战争中阵亡的国民党官兵，自《革命烈士褒扬条例》发布之日起，不再为他们办理追认革命烈士的手续。过去已经办理的，不再变动。以上解释，望按照办理。”

　到1983年，对国军抗日烈士的追认政策又发生了变化，为了开展对台工作，团结各方面人士。该年5月30日，国务院发布民[1983]优46号《关于对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国民党人和其他爱国人士追认为革命烈士问题的通知》文件，规定：“（国民党阵亡军人）遗属主动提出申请，并有可靠证明者，可以追认为革命烈士”。并特意说明：“本《通知》自下达之日起执行。过去的规定与本《通知》精神相抵触的，以本《通知》为准。” 此后，关于国军抗日烈士的追认、抚恤政策再未发生大的变化，该文件的效力一直沿用至今。类似的追认，也自80年代一直持续到现在。

台湾当局也不大愿意承认“共军烈士”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海峡对岸。新中国建立后，不少国民党方面为抗日而牺牲的将领得到烈士称号。2014年9月1日，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9周年，大陆公布首批著名抗日英雄名录，其中含多名国军军长。遗憾的是，台湾当局在宣传抗战时仍习惯性忽视八路军、新四军的贡献。

　　今年是对日抗战胜利70周年，台湾“国防部”近日以此主题编制印发“勇士国魂”月历，内页列出的抗战殉国将领中，首次出现1942年牺牲的共产党将领左权，引发解读空间。台“国防部”称：至于中共在抗战中的表现，不必刻意抹煞，因此把共军唯一阵亡的将领左权列入牺牲将领名单内。那么，抗战期间，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中真的只牺牲了左权一名将领吗？

　　在抗战初期国共合作时，31位共产党军队的高级指挥员被国民政府授予军衔，包括后来的牺牲的左权被授予陆军少将。此后共产党军队内基本没有人被授衔，而国军仍然在大批量地授衔，部分团级就可以授上校或者少将军衔，旅长可以授少将中将军衔，师长可以授少将中将甚至上将军衔。按国军授衔的范围看，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联、华南抗日游击队牺牲的团旅级主官都可算进来，真的绝不是“唯左权一人”。

　　甚至出于政治原因，台湾当局也选择性地忽略国民党军人的抗战功劳。当年威名远播欧美的中国远征军，因为其领导者之一的孙立人将军，与蒋氏多有恩怨纠葛，也被选择性淡忘。直到最近，台湾举办的远征军影像图片展，便让很多人对那段历史有了再认识。

追认英烈 两岸都别“大惊小怪”

　此前，陕西商洛籍的五位在中条山牺牲的国军官兵被追认为烈士，也在网上引起了轰动。类似的新闻近来不时出现，但每次都能引发关注。原因就在于多年来我们以政治立场划界考虑问题的结果。其实，按政策，抗战时期为国捐躯的国共将士，都可以向民政部门申请烈士称号。但在实践中，很多“国军”烈士称号的申请过程还是一波三折，地方民政部门甚至觉得共产党的政府，怎么能给国民党军人授予烈士称号？这种狭隘的历史观把意识形态之争置于一个不适当的位置。而这样的问题，在海峡对岸也同样存在。

　 在过去,相关工作存有缺失,主要是因为重视程度与发掘力度不足。值得肯定的是，近年来,随着社会关注度提高,有关部门态度有所转变,各项普查正名、抢救性工作陆续开展。无论是此前陕西官方的举措将追认烈士范围扩至普通士兵，还是此次追认许国璋为烈士，都让人耳目一新，广获赞誉。这表明追认国民党老兵为“烈士”的工作，大可“登报”，大可“公开宣传”。真正的爱国主义,就是予以每一位为国捐躯者应得的荣耀和纪念。

　　而承认内战的敌对方在共同抗日的战斗牺牲的人为烈士也是一种文明、宽容和理解。美国人在南北战争结束后的行为早就启迪着人们如何去实施这种文明、宽容和理解。美国内战结束后，南军首领李将军不仅没有被当作罪犯被监禁或者处以绞刑，反而被当时的华盛顿学院聘为校长。而且，李将军的纪念馆现在是阿灵顿国家公墓的一个组成部分，每年他的生日（1月19日）都有纪念活动。这代表了美国对李将军的盖棺定论。

　　与之相比，抗日将士无论“国军”还是“共军”，都是在反抗和打击所有中国人的共同敌人——日本侵略者，因此承认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英烈并永远纪念他们是所有中国人应具有的良知、公道和文明态度。不应再被政治成见所裹挟，也不应始终以“奇闻”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