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文革前夜谜案:二月提纲难救国运 批斗从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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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真把姚文元的文章纳入“学术讨论”范围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压力下,《北京日报》转载了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但该报编者按语不表示支持姚文，反而强调对《海瑞罢官》这出戏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
按照彭真的意见，1965年12月12日，《北京日报》和《前线》杂志发表了邓拓署名向阳生的文章：《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从学术问题的角度对《海瑞罢官》作了批判。
12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主持写作的署名方求的文章《〈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这是《人民日报》第一篇在这个问题上的表态文章。文章本身并不是批判姚文元，而是支持他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但不同意姚文元对清官的分析，并认为《海瑞罢官》反映了一种社会思潮，当然这种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这就是“方求”的文章与姚文元文章的主要区别。换句话说，“方求”试图把《海瑞罢官》当做一个学术问题来讨论，并将吴晗的问题限定了“社会思潮”的范围内，而不是从政治立场上进行批判。
“方求”在为《海瑞罢官》定性上，还颇费了一番心思，特地引用了列宁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对工人的方法》中的一段话：“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意思是吴晗主观上并不是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但客观上却走错了门，走到反社会主义的“房间”去了。
其实，在讨论这篇文章的时候，作为“方求”文章的指导者周扬还讲过，要讲政治影射的话，最大的影射是罢官，那个时候罢了谁的官？这个影射，政治上就更严重了。但他又说，姚文元的文章没有提这个问题，我们的文章，也不去提这个问题。可见，“方求”并非没有发现《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而是不愿这样做。文章写罢，已传来毛泽东关于要害是“罢官”的话，周扬赶忙告诉写作组补上几句相关的话。于是“方求”的文章最后便有了这样的文字：“至于《海瑞罢官》这个剧本，那就更清楚了，它有哪一个人物、哪一段情节、哪一点思想、哪一句唱词和道白，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呢？有哪一点影子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呢？说它是假冒海瑞而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精神面貌的写照和颂歌，岂不是更像一些吗？”
12月27日，《北京日报》发表了吴晗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吴晗首先给自己1959年和1960年所发表的海瑞文章，排了一个时间表，以论证自己写《论海瑞》“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对假冒、歪曲海瑞的”，以辩解《海瑞罢官》同“单干风”、“翻案风”无关。吴晗也承认，《论海瑞》这篇文章，在论点上，在评价上，缺点、错误是很多的。特别是缺乏阶级分析。他还说：“至于《海瑞罢官》问题就更严重了”，“完全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脱离了政治，脱离了现实。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指导着，而不是无产阶级思想在指导着。”“总之，没有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没有用一分为二的科学方法，没有用历史唯物主义来正确地评价人物和事件，而用的是形式主义的方法，片面地、绝对地、主观地来描述海瑞和农民群众，这是思想问题，也是阶级立场问题，错误是严重的。”
江青、张春桥利用关、戚发动新一轮攻势
江青、张春桥等人见姚文元的文章虽然被转载，但北京方面仍将之作为学术问题对待，岂能就此善罢甘休。于是，他们积极物色“左派”，组织文章，准备发动新一轮攻势。
在北京的“左派”人物中，跳得最欢要数关锋和戚本禹。关锋出身贫穷，少年投身革命，1958年《红旗》杂志创刊后，出任《红旗》杂志编委。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找几位理论家谈话，关锋也名列其中。因毛泽东在谈话中对姚文元和戚本禹的文章都作了肯定，也使关锋明白了毛泽东对《海瑞罢官》的态度。于是，他紧紧跟上，成为“左派”理论家中的一员干将。
戚本禹在“左派”理论家中属于年轻者。建国后在中央团校学习时，被选调到中央办公厅给田家英当助手，后在中央办公厅信访办公室当了一名科长。1963年8月，戚本禹写了《评李秀成自述》一文，断定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将领李秀成是叛徒，将其骂了个一无是处，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反对。不料此文被毛泽东看到，得到肯定。1965年12月，他又写了《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一文，对翦伯赞大加讨伐，从而成为“左派”理论家中的重要人物。
1966年1月13日到17日，关锋和戚本禹写成几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送给中宣部，其中两篇文章是关于“要害是罢官”的，并且上纲上线很高，“要害”讲得很明显。戚本禹在文章中说：吴晗1959年6月写的《海瑞骂皇帝》，“实质上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锤鼓助威”，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向党进攻的“开场锣鼓”；而他1961年1月写的《海瑞罢官》，则是“为一小撮被人民‘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冤叫屈，它的真正主题是号召被人民‘罢官’而去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东山再起”。文章中还说，吴晗用“兵部尚书”的历史人物来影射，并特地注明，“兵部尚书”就是“国防部长”，就只差没点彭德怀的名字了。由于关锋等人乱扣帽子，乱舞棍子，为许多人所不齿。为了不引起学术界、思想界的大混乱，彭真等人制订了《二月提纲》
1966年1月2日，彭真召集文教、报刊、北京市和部队有关负责人会议，强调“放”，全面地“放”，索性让大家把心里话都讲出来，讲透讲够，然后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在放的同时，各种问题扯得越宽越好。并说，“政治问题两个月以后再说，先搞学术。”陆定一在会上也说，先搞学术问题，政治问题以后再搞,这有利于思想的展开。可是，康生却在会上说：批判吴晗要同庐山会议结合起来。庐山会议前，吴晗写了《海瑞骂皇帝》，9月间写了《论海瑞》，以后又写了《海瑞罢官》。毛主席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就是海瑞。
自从提出《海瑞罢官》的所谓“要害”问题后，对吴晗批判的文章日多，调子也日高，还有人提出对郭沫若和范文澜也应该批判，郭沫若闻之很紧张，向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写了封辞职信。郭沫若是中国知识界的领军人物，他之所以要辞职，一个重要原因是他1961年游海南时曾拜谒了海瑞墓，还写了两首关于海瑞的诗，因而担心由此引来公开批判。
为了不因《海瑞罢官》引起学术界、思想界的大混乱，彭真等人认为有必要制订一个相应的文件，并采取一定的措施，使这场讨论有序进行，1966年2月3日，彭真主持召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扩大会议。这也是“五人小组”自成立以来第一次开会，有关方面负责人许立群、胡绳、姚溱、王力、范若愚、刘仁、郑天翔列席了会议。彭真在会上说：经查明，吴晗同彭德怀没有关系，因此不要提庐山会议，不要提《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他并且要刘仁（北京市委第二书记）、郑天翔（北京市委书记）证明邓拓是拥护三面红旗的。还指出：当前开展的这场学术讨论，涉及到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确实需要很好地引导。彭真还特地讲到要对那些“左派”们进行必要的整风，不要让他们像学阀一样武断地以势压人，进行挑拨离间和破坏活动。陆定一赞成彭真的意见，还特别讲了斯大林时代的历史教训，提出学术批判不能过火，一过火就有反复。
康生却在会上表示了完全相反的意见。
会后，许立群、姚溱根据彭真的指示和会议精神，起草了《五人小组向中央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
2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会前，彭真把这个提纲送给了在京政治局常委。会上，在京的政治局常委在刘少奇的主持下，对提纲进行了讨论，后经彭真修改后，在京政治局常委审阅同意，于2月7日用电报发给在武汉的毛泽东。
2月8日，彭真、陆定一、许立群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在听取汇报中，除说过“‘左派’整风”三年以后再说的话外，没有对提纲表示不同意见。毛泽东在询问“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后表示：吴晗不罢官了，还是当他的市长。这样，就不至于造成紧张局势，就可以放了吧。对于《汇报提纲》，毛泽东只说了两条意见，一是关于《提纲》中提出的两个月后做政治结论，他说两个月以后也做不了结论；二是提出不要批评郭沫若和范文澜，他们还要在学术界工作。
彭真以为毛泽东已经同意了《二月提纲》，就让许立群代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批语。2月12日，中共中央正式批转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汇报提纲》，作为批判运动的一个指导性文件。
《二月提纲》在当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月提纲》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自然不可能对这场波及全国范围的批判运动加以否定，而是认为“这场大辩论的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场大斗争”，“应当足够估计到这场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要估计到这场斗争不是经过几个月，有几篇结论性文章或者给某些被批判者作出的政治结论，就可能完成这个任务的。”“应当积极地，认真地，不间断地把这场斗争继续下去。”
但是，《二月提纲》又明确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及由此展开的对道德继承、“清官”、“让步政策”、历史人物评价和历史研究的观点方法等问题的讨论，划定为学术批判性质，说这是“在学术领域中清除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或错误思想的斗争”，“这场大辩论势必扩展到其他学术领域中去”。《二月提纲》同时指出：“学术争论问题是很复杂的，有些事短时间内不可能完全弄清楚。”因此，“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或以势压人。要提倡‘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要有破有立（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的、彻底的破）。”“我们不仅要在政治上压倒对方，而且要在学术上和业务的水准上真正大大地超过和压倒对方。”“要准许和欢迎犯错误的人和学术观点反动的人自己改正错误。”
《二月提纲》还说，对于吴晗这样“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待历史和犯有政治错误的人，在报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如果最后还有不同意见，应当容许保留，以后继续讨论。”“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
《二月提纲》还要求“左派”“用适当的方式互相批评和互相帮助，反对自以为是”，“警惕‘左派’学者走向资产阶级专家、学阀道路”。《提纲》认为，即使是坚定的“左派”，也难免对新问题认识不清，在某个时候说过错话，犯过大小错误，“要在适当的时机，用内部少数人整风的办法，清理一下，弄清是非，增加免疫力、抵抗力”。
《提纲》最后提出“五人小组”设立学术批判办公室，由许立群、胡绳、吴冷西、姚溱、王力、范若愚等人组成，由许立群为办公室主任，胡绳负责主持学术方面的工作。
《二月提纲》下发前后，各地按其要求，就《海瑞罢官》等问题进行学术讨论。这一段时间，《人民日报》发表了《〈海瑞罢官〉的艺术表演错在哪里？》、《对〈海瑞罢官〉剧质疑》、《对批判〈海瑞罢官〉的几点异议》等文章。其中，既有对吴晗和《海瑞罢官》的批评，也有人认为对吴晗不能一棍子打死，强调“学术上的错误不一定都归结为政治上的反动表现”。“吴晗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能够分清敌我，辨别是非，只是不自觉地在学术问题上犯了政治性的错误。”一时颇有一点学术讨论的气息。一份与《二月提纲》对立的文件
1966年，在林彪支持下，江青主持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抛出了著名的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这实际上是对《二月提纲》的全面否定，也是对建国以来文艺工作的全面否定。为了排除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阻力，毛泽东指责中宣部是“阎王殿”，表示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并对彭真和北京市委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江青林彪联手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江青一手策划的，可是文章发表后，北京方面先是迟迟不予转载，后来虽然勉强转载了，彭真等人又想方设法使其限定在学术讨论的范围。出现这种局面，是江青所不甘心的，于是，她转而到林彪那里寻求支持。
1966年1月21日，江青从上海到苏州见林彪，提出由她在部队召开文艺座谈会，以便在文艺界进行更有力的进攻。江青这种特殊地位的人竟主动找上门来寻求支持，对林彪来说可谓求之不得，他正需要利用江青来满足自己的政治需要，于是二人一拍即合。
1967年4月，江青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说：“去年2月，林彪同志委托我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这个文艺座谈会的纪要，是请了你们‘尊神’，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攻他们，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才吓得他们屁滚尿流，缴了械。”
1月下旬的一天，叶群奉林彪之命通知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说：江青要找几个部队搞文艺工作的、管文艺工作的同志谈谈部队文艺工作问题，你同肖华（按：时任总政治部主任）商量，把名单报“林办”，最好肖华去。
肖华以事情太多、身体不好、又不很了解文艺方面的情况为由，不愿带队去上海参加座谈会。在与刘志坚研究后，决定由刘带队，总政文化部长谢镗忠、副部长陈亚丁、宣传部长李曼村参加。
2月2日，刘志坚一行从北京飞抵上海。他们到上海后，江青说：“请你们来不是开什么会，主要是看电影，在看电影中讲一点意见。”然后宣布几个不准：“不准记录，不准外传”，特别是不准让北京知道。她接着说：“我们的文艺界不像样，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舞台”，“有一条与毛主席思想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现在该是我们专他们政的时候了”，“现在的论战，还只是前哨战，决战时期未到来”。这就为座谈会定下了调子。
座谈会2月2日开始，2月20日结束。座谈的时间实际分为两段，即2月2日至2月10日为一段；2月10日至15日没有开会，因为江青2月9日说“有事”，座谈会停几天。2月16日，座谈会继续开，到20日结束。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据会后形成的《纪要》说，主要是阅读了毛泽东未发表的两篇文章（1944年1月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和1956年8月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以及有关文艺工作的九个材料；江青同刘志坚个别谈话8次，集体谈话4次；江青与其他人一起看电影13次，看戏3次，边看边谈话；看了电影《南海长城》的样片，江青同剧组谈了三次话。说是座谈会，其实主要是江青一个人谈。她在谈话中的主要观点，体现在会后形成的《纪要》中。
2月19日，江青对刘志坚等人说，没有什么可说了，她有事，暂告一段落，你们可以回去了。刘志坚觉得，来上海花了十几天时间看了这么多电影，听江青说了那么多话，回去之后总得有个东西向总政党委汇报。于是，他就同谢镗忠、陈亚丁、李曼村一起，根据江青的谈话精神，于20日晚形成了约3000字的《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汇报提纲。
这份材料刘志坚等人本来是用来向总政党委汇报的，在给不给江青的问题上还颇为踌躇。不给吧，怕她知道后发脾气；给吧，又怕她看后不满意。考虑再三，还是决定送给她一份。21日，他们将材料给了江青，然后坐飞机经济南回到北京。
果不其然，江青看到汇报提纲打印件后很不满意。2月23日，刘志坚一行刚到北京，就在机场上接到了江青秘书打来的电话，说汇报提纲根本不行，歪曲了她的本意，要刘志坚派人去上海帮助她修改，并说此事已告诉了毛泽东，要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也参加修改。刘志坚在同肖华商量后，决定派陈亚丁返回上海参加修改，并交代他：江青要怎么改就怎么改，有什么问题回来再说。座谈会《纪要》全面否定了《二月提纲》
2月25日，陈亚丁返回上海参与汇报提纲的修改。在这个过程中，陈伯达提出了几条具体的修改意见，主要内容是“十七年文艺黑线专政”问题要“讲清楚”，并从三十年代讲起；“要讲一段文艺方面的成绩”，陈伯达还点明说，江青领导的戏剧革命，搞出了《沙家浜》、《红灯记》，这才真正是无产阶级的东西，要把这些写进去。这样，破什么，立什么，就清楚了。江青听后高兴地说，陈伯达的意见很好，击中了要害。
按照江青和陈伯达的意见，陈亚丁和张春桥对汇报提纲作了许多修改，加进了座谈会上江青没有讲过的东西，文字由原来3000字增加到5500字，使江青的观点得到更系统的发挥，又将江青的看法改成“座谈会的同志们认为”，但题目仍叫《江青同志召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稿子修改结束时，江青说稿子经张春桥、陈亚丁修改后，她就“不管了”，可以“传达了”。但事后，她又在不征求别人意见的情况下，把稿子铅印后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指示江青在上海找陈伯达、张春桥再次对稿子进行了充实和修改。
这次修改稿印出后，江青将稿子送给毛泽东审阅。3月14日晚，江青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收到信和稿子后，再次对稿子作了修改。并于3月17日对江青的信和报送的《纪要》稿作了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同志的意见。”
3月18日，江青又通知刘志坚和谢镗忠、李曼村到上海，参加《纪要》定稿事宜。3月22日，林彪对《纪要》修改审定后，给贺龙、聂荣臻等军委领导人写一封信，连同《纪要》由刘志坚分别送给军委各位常委。林彪在信中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文件，“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并且说：“十六年来，文艺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意识形态领域里极为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搞不好就会出修正主义。”
在此期间，毛泽东对《纪要》作了第三次修改。经毛泽东这次修改，《纪要》就最后定稿了。中央军委将《纪要》和林彪的信报送中共中央，中共中央于4月10日将之转发全党，要求认真讨论研究，贯彻执行。
《纪要》认为，建国以来，文艺界“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十几年来，真正歌颂工农兵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因此，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著名的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
这个《纪要》实际上是对《二月提纲》的全面否定，也是对建国以来文艺工作的全面否定，它表明毛泽东已决心采取更大的行动了。
毛泽东在支持江青等人炮制《纪要》的同时，对身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的彭真的不满也与日俱增。
《二月提纲》下发后，局势得到了一定的稳定，由姚文元的文章引发出的大批判运动，逐步呈现出学术讨论的趋势，这恰是江青、张春桥等人所不满的。但是此时的张春桥虽然为江青所赏识，但仅仅是上海市委书记处的一个书记，并不知晓《二月提纲》产生的底细，而《二月提纲》是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下发的，因此，一方面他不得不对《二月提纲》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传达，但另一方面又不甘心局势就这么平静下来。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摸清北京的情况，张春桥于3月初派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永直到北京“探底”。
杨永直找到了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等人，反复询问《二月提纲》中提到的“学阀”是否有所指，双方谈了几次，均不得要领。3月11日，在杨永直准备返回上海前，许立群向彭真汇报了同杨永直交谈情况，并请示如何回答上海方面提出的问题。
许立群说：“杨永直问，学阀有没有具体对象，指的是谁？”彭真回答说：“学阀没有具体指什么人，是阿Q，谁头上有疤就是谁。”许又说：“杨永直问，上海要批判一批坏影片，包括《女跳水员》行不行？……因为有大腿。”彭真说：“你去问张春桥、杨永直，他们游过泳没有？”许立群又说：“杨永直问，重要的学术批判文章要不要送中宣部审查？”彭真生气地说：“过去上海发姚文元的文章，连个招呼都不打，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许立群把彭真的这些答复告诉了杨永直，杨永直回上海后，立即向张春桥作了汇报。张春桥听了杨的汇报，意识到这是一个攻击彭真的好机会，说道：“现在有把握了，这个谈话说明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是反对姚文元文章的，《二月提纲》的矛盾是指向姚文元的，也是指向毛主席的。”
在两个月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春桥说：“所谓学阀，不是指姚文元，也不是指上海市委，而是针对毛泽东同志的；所谓武断，还不是指毛主席把《海瑞罢官》同政治问题、庐山会议联系起来，说要害是罢官；所谓‘以势压人’还不是说毛主席以势压人，上海市委以势压人。”
“彭、罗、陆、杨”成为第一批被打倒的高级干部
3月17日至20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在讲话中说：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
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在上海接连同康生谈了两次话，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谈了一次话，批评“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批评彭真、中宣部和北京市委，说如果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
毛泽东还要康生告诉彭真，要就许立群的问题打电话向上海市委道歉。4月2日和5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光明日报》分别发表了原被中宣部“扣压”的“左派”文章，即戚本禹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本质》和关锋、林杰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
4月9日至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开会，康生、陈伯达发言批判彭真。会议决定：第一，起草一个撤销并彻底批判《二月提纲》的通知（即后来的《五一六通知》）；第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即后来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报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随后，毛泽东于4月14日对《通知》作了重要修改，这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理论依据。
4月16日至24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22日，毛泽东在会上说：吴晗问题之所以严重，是因为“朝里有人”，中央有，各区、各省、市都有，军队也有，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出，党政军也会出。真正有代表性的，省、市都要批评一、二个。
4月28、29日，毛泽东又讲了两次话，对彭真和北京市委提出了更严厉的批评。在5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真被彻底打倒。
因为毛泽东还表示“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作为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自然也摆脱不了遭打倒的命运了。
就在这年5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被打成“反党集团”，他们的职务被撤销，成为“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第一批高级干部。http://www.cq.xinhuanet.com/2013-02/01/c_114579937.htm彭真把姚文元的文章纳入“学术讨论”范围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压力下,《北京日报》转载了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但该报编者按语不表示支持姚文，反而强调对《海瑞罢官》这出戏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
按照彭真的意见，1965年12月12日，《北京日报》和《前线》杂志发表了邓拓署名向阳生的文章：《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从学术问题的角度对《海瑞罢官》作了批判。
12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主持写作的署名方求的文章《〈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这是《人民日报》第一篇在这个问题上的表态文章。文章本身并不是批判姚文元，而是支持他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但不同意姚文元对清官的分析，并认为《海瑞罢官》反映了一种社会思潮，当然这种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这就是“方求”的文章与姚文元文章的主要区别。换句话说，“方求”试图把《海瑞罢官》当做一个学术问题来讨论，并将吴晗的问题限定了“社会思潮”的范围内，而不是从政治立场上进行批判。
“方求”在为《海瑞罢官》定性上，还颇费了一番心思，特地引用了列宁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对工人的方法》中的一段话：“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意思是吴晗主观上并不是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但客观上却走错了门，走到反社会主义的“房间”去了。
其实，在讨论这篇文章的时候，作为“方求”文章的指导者周扬还讲过，要讲政治影射的话，最大的影射是罢官，那个时候罢了谁的官？这个影射，政治上就更严重了。但他又说，姚文元的文章没有提这个问题，我们的文章，也不去提这个问题。可见，“方求”并非没有发现《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而是不愿这样做。文章写罢，已传来毛泽东关于要害是“罢官”的话，周扬赶忙告诉写作组补上几句相关的话。于是“方求”的文章最后便有了这样的文字：“至于《海瑞罢官》这个剧本，那就更清楚了，它有哪一个人物、哪一段情节、哪一点思想、哪一句唱词和道白，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呢？有哪一点影子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呢？说它是假冒海瑞而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精神面貌的写照和颂歌，岂不是更像一些吗？”
12月27日，《北京日报》发表了吴晗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吴晗首先给自己1959年和1960年所发表的海瑞文章，排了一个时间表，以论证自己写《论海瑞》“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对假冒、歪曲海瑞的”，以辩解《海瑞罢官》同“单干风”、“翻案风”无关。吴晗也承认，《论海瑞》这篇文章，在论点上，在评价上，缺点、错误是很多的。特别是缺乏阶级分析。他还说：“至于《海瑞罢官》问题就更严重了”，“完全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脱离了政治，脱离了现实。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指导着，而不是无产阶级思想在指导着。”“总之，没有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没有用一分为二的科学方法，没有用历史唯物主义来正确地评价人物和事件，而用的是形式主义的方法，片面地、绝对地、主观地来描述海瑞和农民群众，这是思想问题，也是阶级立场问题，错误是严重的。”
江青、张春桥利用关、戚发动新一轮攻势
江青、张春桥等人见姚文元的文章虽然被转载，但北京方面仍将之作为学术问题对待，岂能就此善罢甘休。于是，他们积极物色“左派”，组织文章，准备发动新一轮攻势。
在北京的“左派”人物中，跳得最欢要数关锋和戚本禹。关锋出身贫穷，少年投身革命，1958年《红旗》杂志创刊后，出任《红旗》杂志编委。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找几位理论家谈话，关锋也名列其中。因毛泽东在谈话中对姚文元和戚本禹的文章都作了肯定，也使关锋明白了毛泽东对《海瑞罢官》的态度。于是，他紧紧跟上，成为“左派”理论家中的一员干将。
戚本禹在“左派”理论家中属于年轻者。建国后在中央团校学习时，被选调到中央办公厅给田家英当助手，后在中央办公厅信访办公室当了一名科长。1963年8月，戚本禹写了《评李秀成自述》一文，断定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将领李秀成是叛徒，将其骂了个一无是处，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反对。不料此文被毛泽东看到，得到肯定。1965年12月，他又写了《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一文，对翦伯赞大加讨伐，从而成为“左派”理论家中的重要人物。
1966年1月13日到17日，关锋和戚本禹写成几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送给中宣部，其中两篇文章是关于“要害是罢官”的，并且上纲上线很高，“要害”讲得很明显。戚本禹在文章中说：吴晗1959年6月写的《海瑞骂皇帝》，“实质上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锤鼓助威”，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向党进攻的“开场锣鼓”；而他1961年1月写的《海瑞罢官》，则是“为一小撮被人民‘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冤叫屈，它的真正主题是号召被人民‘罢官’而去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东山再起”。文章中还说，吴晗用“兵部尚书”的历史人物来影射，并特地注明，“兵部尚书”就是“国防部长”，就只差没点彭德怀的名字了。由于关锋等人乱扣帽子，乱舞棍子，为许多人所不齿。为了不引起学术界、思想界的大混乱，彭真等人制订了《二月提纲》
1966年1月2日，彭真召集文教、报刊、北京市和部队有关负责人会议，强调“放”，全面地“放”，索性让大家把心里话都讲出来，讲透讲够，然后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在放的同时，各种问题扯得越宽越好。并说，“政治问题两个月以后再说，先搞学术。”陆定一在会上也说，先搞学术问题，政治问题以后再搞,这有利于思想的展开。可是，康生却在会上说：批判吴晗要同庐山会议结合起来。庐山会议前，吴晗写了《海瑞骂皇帝》，9月间写了《论海瑞》，以后又写了《海瑞罢官》。毛主席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就是海瑞。
自从提出《海瑞罢官》的所谓“要害”问题后，对吴晗批判的文章日多，调子也日高，还有人提出对郭沫若和范文澜也应该批判，郭沫若闻之很紧张，向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写了封辞职信。郭沫若是中国知识界的领军人物，他之所以要辞职，一个重要原因是他1961年游海南时曾拜谒了海瑞墓，还写了两首关于海瑞的诗，因而担心由此引来公开批判。
为了不因《海瑞罢官》引起学术界、思想界的大混乱，彭真等人认为有必要制订一个相应的文件，并采取一定的措施，使这场讨论有序进行，1966年2月3日，彭真主持召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扩大会议。这也是“五人小组”自成立以来第一次开会，有关方面负责人许立群、胡绳、姚溱、王力、范若愚、刘仁、郑天翔列席了会议。彭真在会上说：经查明，吴晗同彭德怀没有关系，因此不要提庐山会议，不要提《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他并且要刘仁（北京市委第二书记）、郑天翔（北京市委书记）证明邓拓是拥护三面红旗的。还指出：当前开展的这场学术讨论，涉及到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确实需要很好地引导。彭真还特地讲到要对那些“左派”们进行必要的整风，不要让他们像学阀一样武断地以势压人，进行挑拨离间和破坏活动。陆定一赞成彭真的意见，还特别讲了斯大林时代的历史教训，提出学术批判不能过火，一过火就有反复。
康生却在会上表示了完全相反的意见。
会后，许立群、姚溱根据彭真的指示和会议精神，起草了《五人小组向中央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
2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会前，彭真把这个提纲送给了在京政治局常委。会上，在京的政治局常委在刘少奇的主持下，对提纲进行了讨论，后经彭真修改后，在京政治局常委审阅同意，于2月7日用电报发给在武汉的毛泽东。
2月8日，彭真、陆定一、许立群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在听取汇报中，除说过“‘左派’整风”三年以后再说的话外，没有对提纲表示不同意见。毛泽东在询问“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后表示：吴晗不罢官了，还是当他的市长。这样，就不至于造成紧张局势，就可以放了吧。对于《汇报提纲》，毛泽东只说了两条意见，一是关于《提纲》中提出的两个月后做政治结论，他说两个月以后也做不了结论；二是提出不要批评郭沫若和范文澜，他们还要在学术界工作。
彭真以为毛泽东已经同意了《二月提纲》，就让许立群代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批语。2月12日，中共中央正式批转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汇报提纲》，作为批判运动的一个指导性文件。
《二月提纲》在当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月提纲》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自然不可能对这场波及全国范围的批判运动加以否定，而是认为“这场大辩论的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场大斗争”，“应当足够估计到这场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要估计到这场斗争不是经过几个月，有几篇结论性文章或者给某些被批判者作出的政治结论，就可能完成这个任务的。”“应当积极地，认真地，不间断地把这场斗争继续下去。”
但是，《二月提纲》又明确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及由此展开的对道德继承、“清官”、“让步政策”、历史人物评价和历史研究的观点方法等问题的讨论，划定为学术批判性质，说这是“在学术领域中清除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或错误思想的斗争”，“这场大辩论势必扩展到其他学术领域中去”。《二月提纲》同时指出：“学术争论问题是很复杂的，有些事短时间内不可能完全弄清楚。”因此，“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或以势压人。要提倡‘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要有破有立（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的、彻底的破）。”“我们不仅要在政治上压倒对方，而且要在学术上和业务的水准上真正大大地超过和压倒对方。”“要准许和欢迎犯错误的人和学术观点反动的人自己改正错误。”
《二月提纲》还说，对于吴晗这样“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待历史和犯有政治错误的人，在报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如果最后还有不同意见，应当容许保留，以后继续讨论。”“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
《二月提纲》还要求“左派”“用适当的方式互相批评和互相帮助，反对自以为是”，“警惕‘左派’学者走向资产阶级专家、学阀道路”。《提纲》认为，即使是坚定的“左派”，也难免对新问题认识不清，在某个时候说过错话，犯过大小错误，“要在适当的时机，用内部少数人整风的办法，清理一下，弄清是非，增加免疫力、抵抗力”。
《提纲》最后提出“五人小组”设立学术批判办公室，由许立群、胡绳、吴冷西、姚溱、王力、范若愚等人组成，由许立群为办公室主任，胡绳负责主持学术方面的工作。
《二月提纲》下发前后，各地按其要求，就《海瑞罢官》等问题进行学术讨论。这一段时间，《人民日报》发表了《〈海瑞罢官〉的艺术表演错在哪里？》、《对〈海瑞罢官〉剧质疑》、《对批判〈海瑞罢官〉的几点异议》等文章。其中，既有对吴晗和《海瑞罢官》的批评，也有人认为对吴晗不能一棍子打死，强调“学术上的错误不一定都归结为政治上的反动表现”。“吴晗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能够分清敌我，辨别是非，只是不自觉地在学术问题上犯了政治性的错误。”一时颇有一点学术讨论的气息。一份与《二月提纲》对立的文件
1966年，在林彪支持下，江青主持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抛出了著名的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这实际上是对《二月提纲》的全面否定，也是对建国以来文艺工作的全面否定。为了排除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阻力，毛泽东指责中宣部是“阎王殿”，表示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并对彭真和北京市委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江青林彪联手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江青一手策划的，可是文章发表后，北京方面先是迟迟不予转载，后来虽然勉强转载了，彭真等人又想方设法使其限定在学术讨论的范围。出现这种局面，是江青所不甘心的，于是，她转而到林彪那里寻求支持。
1966年1月21日，江青从上海到苏州见林彪，提出由她在部队召开文艺座谈会，以便在文艺界进行更有力的进攻。江青这种特殊地位的人竟主动找上门来寻求支持，对林彪来说可谓求之不得，他正需要利用江青来满足自己的政治需要，于是二人一拍即合。
1967年4月，江青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说：“去年2月，林彪同志委托我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这个文艺座谈会的纪要，是请了你们‘尊神’，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攻他们，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才吓得他们屁滚尿流，缴了械。”
1月下旬的一天，叶群奉林彪之命通知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说：江青要找几个部队搞文艺工作的、管文艺工作的同志谈谈部队文艺工作问题，你同肖华（按：时任总政治部主任）商量，把名单报“林办”，最好肖华去。
肖华以事情太多、身体不好、又不很了解文艺方面的情况为由，不愿带队去上海参加座谈会。在与刘志坚研究后，决定由刘带队，总政文化部长谢镗忠、副部长陈亚丁、宣传部长李曼村参加。
2月2日，刘志坚一行从北京飞抵上海。他们到上海后，江青说：“请你们来不是开什么会，主要是看电影，在看电影中讲一点意见。”然后宣布几个不准：“不准记录，不准外传”，特别是不准让北京知道。她接着说：“我们的文艺界不像样，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舞台”，“有一条与毛主席思想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现在该是我们专他们政的时候了”，“现在的论战，还只是前哨战，决战时期未到来”。这就为座谈会定下了调子。
座谈会2月2日开始，2月20日结束。座谈的时间实际分为两段，即2月2日至2月10日为一段；2月10日至15日没有开会，因为江青2月9日说“有事”，座谈会停几天。2月16日，座谈会继续开，到20日结束。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据会后形成的《纪要》说，主要是阅读了毛泽东未发表的两篇文章（1944年1月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和1956年8月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以及有关文艺工作的九个材料；江青同刘志坚个别谈话8次，集体谈话4次；江青与其他人一起看电影13次，看戏3次，边看边谈话；看了电影《南海长城》的样片，江青同剧组谈了三次话。说是座谈会，其实主要是江青一个人谈。她在谈话中的主要观点，体现在会后形成的《纪要》中。
2月19日，江青对刘志坚等人说，没有什么可说了，她有事，暂告一段落，你们可以回去了。刘志坚觉得，来上海花了十几天时间看了这么多电影，听江青说了那么多话，回去之后总得有个东西向总政党委汇报。于是，他就同谢镗忠、陈亚丁、李曼村一起，根据江青的谈话精神，于20日晚形成了约3000字的《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汇报提纲。
这份材料刘志坚等人本来是用来向总政党委汇报的，在给不给江青的问题上还颇为踌躇。不给吧，怕她知道后发脾气；给吧，又怕她看后不满意。考虑再三，还是决定送给她一份。21日，他们将材料给了江青，然后坐飞机经济南回到北京。
果不其然，江青看到汇报提纲打印件后很不满意。2月23日，刘志坚一行刚到北京，就在机场上接到了江青秘书打来的电话，说汇报提纲根本不行，歪曲了她的本意，要刘志坚派人去上海帮助她修改，并说此事已告诉了毛泽东，要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也参加修改。刘志坚在同肖华商量后，决定派陈亚丁返回上海参加修改，并交代他：江青要怎么改就怎么改，有什么问题回来再说。座谈会《纪要》全面否定了《二月提纲》
2月25日，陈亚丁返回上海参与汇报提纲的修改。在这个过程中，陈伯达提出了几条具体的修改意见，主要内容是“十七年文艺黑线专政”问题要“讲清楚”，并从三十年代讲起；“要讲一段文艺方面的成绩”，陈伯达还点明说，江青领导的戏剧革命，搞出了《沙家浜》、《红灯记》，这才真正是无产阶级的东西，要把这些写进去。这样，破什么，立什么，就清楚了。江青听后高兴地说，陈伯达的意见很好，击中了要害。
按照江青和陈伯达的意见，陈亚丁和张春桥对汇报提纲作了许多修改，加进了座谈会上江青没有讲过的东西，文字由原来3000字增加到5500字，使江青的观点得到更系统的发挥，又将江青的看法改成“座谈会的同志们认为”，但题目仍叫《江青同志召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稿子修改结束时，江青说稿子经张春桥、陈亚丁修改后，她就“不管了”，可以“传达了”。但事后，她又在不征求别人意见的情况下，把稿子铅印后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指示江青在上海找陈伯达、张春桥再次对稿子进行了充实和修改。
这次修改稿印出后，江青将稿子送给毛泽东审阅。3月14日晚，江青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收到信和稿子后，再次对稿子作了修改。并于3月17日对江青的信和报送的《纪要》稿作了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同志的意见。”
3月18日，江青又通知刘志坚和谢镗忠、李曼村到上海，参加《纪要》定稿事宜。3月22日，林彪对《纪要》修改审定后，给贺龙、聂荣臻等军委领导人写一封信，连同《纪要》由刘志坚分别送给军委各位常委。林彪在信中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文件，“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并且说：“十六年来，文艺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意识形态领域里极为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搞不好就会出修正主义。”
在此期间，毛泽东对《纪要》作了第三次修改。经毛泽东这次修改，《纪要》就最后定稿了。中央军委将《纪要》和林彪的信报送中共中央，中共中央于4月10日将之转发全党，要求认真讨论研究，贯彻执行。
《纪要》认为，建国以来，文艺界“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十几年来，真正歌颂工农兵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因此，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著名的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
这个《纪要》实际上是对《二月提纲》的全面否定，也是对建国以来文艺工作的全面否定，它表明毛泽东已决心采取更大的行动了。
毛泽东在支持江青等人炮制《纪要》的同时，对身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的彭真的不满也与日俱增。
《二月提纲》下发后，局势得到了一定的稳定，由姚文元的文章引发出的大批判运动，逐步呈现出学术讨论的趋势，这恰是江青、张春桥等人所不满的。但是此时的张春桥虽然为江青所赏识，但仅仅是上海市委书记处的一个书记，并不知晓《二月提纲》产生的底细，而《二月提纲》是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下发的，因此，一方面他不得不对《二月提纲》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传达，但另一方面又不甘心局势就这么平静下来。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摸清北京的情况，张春桥于3月初派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永直到北京“探底”。
杨永直找到了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等人，反复询问《二月提纲》中提到的“学阀”是否有所指，双方谈了几次，均不得要领。3月11日，在杨永直准备返回上海前，许立群向彭真汇报了同杨永直交谈情况，并请示如何回答上海方面提出的问题。
许立群说：“杨永直问，学阀有没有具体对象，指的是谁？”彭真回答说：“学阀没有具体指什么人，是阿Q，谁头上有疤就是谁。”许又说：“杨永直问，上海要批判一批坏影片，包括《女跳水员》行不行？……因为有大腿。”彭真说：“你去问张春桥、杨永直，他们游过泳没有？”许立群又说：“杨永直问，重要的学术批判文章要不要送中宣部审查？”彭真生气地说：“过去上海发姚文元的文章，连个招呼都不打，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许立群把彭真的这些答复告诉了杨永直，杨永直回上海后，立即向张春桥作了汇报。张春桥听了杨的汇报，意识到这是一个攻击彭真的好机会，说道：“现在有把握了，这个谈话说明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是反对姚文元文章的，《二月提纲》的矛盾是指向姚文元的，也是指向毛主席的。”
在两个月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春桥说：“所谓学阀，不是指姚文元，也不是指上海市委，而是针对毛泽东同志的；所谓武断，还不是指毛主席把《海瑞罢官》同政治问题、庐山会议联系起来，说要害是罢官；所谓‘以势压人’还不是说毛主席以势压人，上海市委以势压人。”
“彭、罗、陆、杨”成为第一批被打倒的高级干部
3月17日至20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在讲话中说：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
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在上海接连同康生谈了两次话，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谈了一次话，批评“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批评彭真、中宣部和北京市委，说如果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
毛泽东还要康生告诉彭真，要就许立群的问题打电话向上海市委道歉。4月2日和5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光明日报》分别发表了原被中宣部“扣压”的“左派”文章，即戚本禹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本质》和关锋、林杰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
4月9日至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开会，康生、陈伯达发言批判彭真。会议决定：第一，起草一个撤销并彻底批判《二月提纲》的通知（即后来的《五一六通知》）；第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即后来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报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随后，毛泽东于4月14日对《通知》作了重要修改，这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理论依据。
4月16日至24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22日，毛泽东在会上说：吴晗问题之所以严重，是因为“朝里有人”，中央有，各区、各省、市都有，军队也有，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出，党政军也会出。真正有代表性的，省、市都要批评一、二个。
4月28、29日，毛泽东又讲了两次话，对彭真和北京市委提出了更严厉的批评。在5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真被彻底打倒。
因为毛泽东还表示“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作为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自然也摆脱不了遭打倒的命运了。
就在这年5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被打成“反党集团”，他们的职务被撤销，成为“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第一批高级干部。http://www.cq.xinhuanet.com/2013-02/01/c_114579937.htm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压力下,《北京日报》转载了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但该报编者按语不表示支持姚文，反而强调对《海瑞罢官》这出戏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
按照彭真的意见，1965年12月12日，《北京日报》和《前线》杂志发表了邓拓署名向阳生的文章：《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从学术问题的角度对《海瑞罢官》作了批判。
12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主持写作的署名方求的文章《〈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这是《人民日报》第一篇在这个问题上的表态文章。文章本身并不是批判姚文元，而是支持他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但不同意姚文元对清官的分析，并认为《海瑞罢官》反映了一种社会思潮，当然这种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这就是“方求”的文章与姚文元文章的主要区别。换句话说，“方求”试图把《海瑞罢官》当做一个学术问题来讨论，并将吴晗的问题限定了“社会思潮”的范围内，而不是从政治立场上进行批判。
“方求”在为《海瑞罢官》定性上，还颇费了一番心思，特地引用了列宁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对工人的方法》中的一段话：“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意思是吴晗主观上并不是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但客观上却走错了门，走到反社会主义的“房间”去了。
其实，在讨论这篇文章的时候，作为“方求”文章的指导者周扬还讲过，要讲政治影射的话，最大的影射是罢官，那个时候罢了谁的官？这个影射，政治上就更严重了。但他又说，姚文元的文章没有提这个问题，我们的文章，也不去提这个问题。可见，“方求”并非没有发现《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而是不愿这样做。文章写罢，已传来毛泽东关于要害是“罢官”的话，周扬赶忙告诉写作组补上几句相关的话。于是“方求”的文章最后便有了这样的文字：“至于《海瑞罢官》这个剧本，那就更清楚了，它有哪一个人物、哪一段情节、哪一点思想、哪一句唱词和道白，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呢？有哪一点影子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呢？说它是假冒海瑞而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精神面貌的写照和颂歌，岂不是更像一些吗？”
12月27日，《北京日报》发表了吴晗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吴晗首先给自己1959年和1960年所发表的海瑞文章，排了一个时间表，以论证自己写《论海瑞》“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对假冒、歪曲海瑞的”，以辩解《海瑞罢官》同“单干风”、“翻案风”无关。吴晗也承认，《论海瑞》这篇文章，在论点上，在评价上，缺点、错误是很多的。特别是缺乏阶级分析。他还说：“至于《海瑞罢官》问题就更严重了”，“完全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脱离了政治，脱离了现实。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指导着，而不是无产阶级思想在指导着。”“总之，没有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没有用一分为二的科学方法，没有用历史唯物主义来正确地评价人物和事件，而用的是形式主义的方法，片面地、绝对地、主观地来描述海瑞和农民群众，这是思想问题，也是阶级立场问题，错误是严重的。”
江青、张春桥利用关、戚发动新一轮攻势
江青、张春桥等人见姚文元的文章虽然被转载，但北京方面仍将之作为学术问题对待，岂能就此善罢甘休。于是，他们积极物色“左派”，组织文章，准备发动新一轮攻势。
在北京的“左派”人物中，跳得最欢要数关锋和戚本禹。关锋出身贫穷，少年投身革命，1958年《红旗》杂志创刊后，出任《红旗》杂志编委。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找几位理论家谈话，关锋也名列其中。因毛泽东在谈话中对姚文元和戚本禹的文章都作了肯定，也使关锋明白了毛泽东对《海瑞罢官》的态度。于是，他紧紧跟上，成为“左派”理论家中的一员干将。
戚本禹在“左派”理论家中属于年轻者。建国后在中央团校学习时，被选调到中央办公厅给田家英当助手，后在中央办公厅信访办公室当了一名科长。1963年8月，戚本禹写了《评李秀成自述》一文，断定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将领李秀成是叛徒，将其骂了个一无是处，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反对。不料此文被毛泽东看到，得到肯定。1965年12月，他又写了《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一文，对翦伯赞大加讨伐，从而成为“左派”理论家中的重要人物。
1966年1月13日到17日，关锋和戚本禹写成几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送给中宣部，其中两篇文章是关于“要害是罢官”的，并且上纲上线很高，“要害”讲得很明显。戚本禹在文章中说：吴晗1959年6月写的《海瑞骂皇帝》，“实质上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锤鼓助威”，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向党进攻的“开场锣鼓”；而他1961年1月写的《海瑞罢官》，则是“为一小撮被人民‘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冤叫屈，它的真正主题是号召被人民‘罢官’而去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东山再起”。文章中还说，吴晗用“兵部尚书”的历史人物来影射，并特地注明，“兵部尚书”就是“国防部长”，就只差没点彭德怀的名字了。由于关锋等人乱扣帽子，乱舞棍子，为许多人所不齿。为了不引起学术界、思想界的大混乱，彭真等人制订了《二月提纲》
1966年1月2日，彭真召集文教、报刊、北京市和部队有关负责人会议，强调“放”，全面地“放”，索性让大家把心里话都讲出来，讲透讲够，然后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在放的同时，各种问题扯得越宽越好。并说，“政治问题两个月以后再说，先搞学术。”陆定一在会上也说，先搞学术问题，政治问题以后再搞,这有利于思想的展开。可是，康生却在会上说：批判吴晗要同庐山会议结合起来。庐山会议前，吴晗写了《海瑞骂皇帝》，9月间写了《论海瑞》，以后又写了《海瑞罢官》。毛主席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就是海瑞。
自从提出《海瑞罢官》的所谓“要害”问题后，对吴晗批判的文章日多，调子也日高，还有人提出对郭沫若和范文澜也应该批判，郭沫若闻之很紧张，向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写了封辞职信。郭沫若是中国知识界的领军人物，他之所以要辞职，一个重要原因是他1961年游海南时曾拜谒了海瑞墓，还写了两首关于海瑞的诗，因而担心由此引来公开批判。
为了不因《海瑞罢官》引起学术界、思想界的大混乱，彭真等人认为有必要制订一个相应的文件，并采取一定的措施，使这场讨论有序进行，1966年2月3日，彭真主持召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扩大会议。这也是“五人小组”自成立以来第一次开会，有关方面负责人许立群、胡绳、姚溱、王力、范若愚、刘仁、郑天翔列席了会议。彭真在会上说：经查明，吴晗同彭德怀没有关系，因此不要提庐山会议，不要提《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他并且要刘仁（北京市委第二书记）、郑天翔（北京市委书记）证明邓拓是拥护三面红旗的。还指出：当前开展的这场学术讨论，涉及到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确实需要很好地引导。彭真还特地讲到要对那些“左派”们进行必要的整风，不要让他们像学阀一样武断地以势压人，进行挑拨离间和破坏活动。陆定一赞成彭真的意见，还特别讲了斯大林时代的历史教训，提出学术批判不能过火，一过火就有反复。
康生却在会上表示了完全相反的意见。
会后，许立群、姚溱根据彭真的指示和会议精神，起草了《五人小组向中央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
2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会前，彭真把这个提纲送给了在京政治局常委。会上，在京的政治局常委在刘少奇的主持下，对提纲进行了讨论，后经彭真修改后，在京政治局常委审阅同意，于2月7日用电报发给在武汉的毛泽东。
2月8日，彭真、陆定一、许立群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在听取汇报中，除说过“‘左派’整风”三年以后再说的话外，没有对提纲表示不同意见。毛泽东在询问“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后表示：吴晗不罢官了，还是当他的市长。这样，就不至于造成紧张局势，就可以放了吧。对于《汇报提纲》，毛泽东只说了两条意见，一是关于《提纲》中提出的两个月后做政治结论，他说两个月以后也做不了结论；二是提出不要批评郭沫若和范文澜，他们还要在学术界工作。
彭真以为毛泽东已经同意了《二月提纲》，就让许立群代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批语。2月12日，中共中央正式批转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汇报提纲》，作为批判运动的一个指导性文件。
《二月提纲》在当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月提纲》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自然不可能对这场波及全国范围的批判运动加以否定，而是认为“这场大辩论的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场大斗争”，“应当足够估计到这场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要估计到这场斗争不是经过几个月，有几篇结论性文章或者给某些被批判者作出的政治结论，就可能完成这个任务的。”“应当积极地，认真地，不间断地把这场斗争继续下去。”
但是，《二月提纲》又明确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及由此展开的对道德继承、“清官”、“让步政策”、历史人物评价和历史研究的观点方法等问题的讨论，划定为学术批判性质，说这是“在学术领域中清除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或错误思想的斗争”，“这场大辩论势必扩展到其他学术领域中去”。《二月提纲》同时指出：“学术争论问题是很复杂的，有些事短时间内不可能完全弄清楚。”因此，“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或以势压人。要提倡‘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要有破有立（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的、彻底的破）。”“我们不仅要在政治上压倒对方，而且要在学术上和业务的水准上真正大大地超过和压倒对方。”“要准许和欢迎犯错误的人和学术观点反动的人自己改正错误。”
《二月提纲》还说，对于吴晗这样“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待历史和犯有政治错误的人，在报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如果最后还有不同意见，应当容许保留，以后继续讨论。”“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
《二月提纲》还要求“左派”“用适当的方式互相批评和互相帮助，反对自以为是”，“警惕‘左派’学者走向资产阶级专家、学阀道路”。《提纲》认为，即使是坚定的“左派”，也难免对新问题认识不清，在某个时候说过错话，犯过大小错误，“要在适当的时机，用内部少数人整风的办法，清理一下，弄清是非，增加免疫力、抵抗力”。
《提纲》最后提出“五人小组”设立学术批判办公室，由许立群、胡绳、吴冷西、姚溱、王力、范若愚等人组成，由许立群为办公室主任，胡绳负责主持学术方面的工作。
《二月提纲》下发前后，各地按其要求，就《海瑞罢官》等问题进行学术讨论。这一段时间，《人民日报》发表了《〈海瑞罢官〉的艺术表演错在哪里？》、《对〈海瑞罢官〉剧质疑》、《对批判〈海瑞罢官〉的几点异议》等文章。其中，既有对吴晗和《海瑞罢官》的批评，也有人认为对吴晗不能一棍子打死，强调“学术上的错误不一定都归结为政治上的反动表现”。“吴晗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能够分清敌我，辨别是非，只是不自觉地在学术问题上犯了政治性的错误。”一时颇有一点学术讨论的气息。一份与《二月提纲》对立的文件
1966年，在林彪支持下，江青主持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抛出了著名的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这实际上是对《二月提纲》的全面否定，也是对建国以来文艺工作的全面否定。为了排除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阻力，毛泽东指责中宣部是“阎王殿”，表示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并对彭真和北京市委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江青林彪联手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江青一手策划的，可是文章发表后，北京方面先是迟迟不予转载，后来虽然勉强转载了，彭真等人又想方设法使其限定在学术讨论的范围。出现这种局面，是江青所不甘心的，于是，她转而到林彪那里寻求支持。
1966年1月21日，江青从上海到苏州见林彪，提出由她在部队召开文艺座谈会，以便在文艺界进行更有力的进攻。江青这种特殊地位的人竟主动找上门来寻求支持，对林彪来说可谓求之不得，他正需要利用江青来满足自己的政治需要，于是二人一拍即合。
1967年4月，江青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说：“去年2月，林彪同志委托我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这个文艺座谈会的纪要，是请了你们‘尊神’，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攻他们，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才吓得他们屁滚尿流，缴了械。”
1月下旬的一天，叶群奉林彪之命通知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说：江青要找几个部队搞文艺工作的、管文艺工作的同志谈谈部队文艺工作问题，你同肖华（按：时任总政治部主任）商量，把名单报“林办”，最好肖华去。
肖华以事情太多、身体不好、又不很了解文艺方面的情况为由，不愿带队去上海参加座谈会。在与刘志坚研究后，决定由刘带队，总政文化部长谢镗忠、副部长陈亚丁、宣传部长李曼村参加。
2月2日，刘志坚一行从北京飞抵上海。他们到上海后，江青说：“请你们来不是开什么会，主要是看电影，在看电影中讲一点意见。”然后宣布几个不准：“不准记录，不准外传”，特别是不准让北京知道。她接着说：“我们的文艺界不像样，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舞台”，“有一条与毛主席思想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现在该是我们专他们政的时候了”，“现在的论战，还只是前哨战，决战时期未到来”。这就为座谈会定下了调子。
座谈会2月2日开始，2月20日结束。座谈的时间实际分为两段，即2月2日至2月10日为一段；2月10日至15日没有开会，因为江青2月9日说“有事”，座谈会停几天。2月16日，座谈会继续开，到20日结束。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据会后形成的《纪要》说，主要是阅读了毛泽东未发表的两篇文章（1944年1月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和1956年8月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以及有关文艺工作的九个材料；江青同刘志坚个别谈话8次，集体谈话4次；江青与其他人一起看电影13次，看戏3次，边看边谈话；看了电影《南海长城》的样片，江青同剧组谈了三次话。说是座谈会，其实主要是江青一个人谈。她在谈话中的主要观点，体现在会后形成的《纪要》中。
2月19日，江青对刘志坚等人说，没有什么可说了，她有事，暂告一段落，你们可以回去了。刘志坚觉得，来上海花了十几天时间看了这么多电影，听江青说了那么多话，回去之后总得有个东西向总政党委汇报。于是，他就同谢镗忠、陈亚丁、李曼村一起，根据江青的谈话精神，于20日晚形成了约3000字的《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汇报提纲。
这份材料刘志坚等人本来是用来向总政党委汇报的，在给不给江青的问题上还颇为踌躇。不给吧，怕她知道后发脾气；给吧，又怕她看后不满意。考虑再三，还是决定送给她一份。21日，他们将材料给了江青，然后坐飞机经济南回到北京。
果不其然，江青看到汇报提纲打印件后很不满意。2月23日，刘志坚一行刚到北京，就在机场上接到了江青秘书打来的电话，说汇报提纲根本不行，歪曲了她的本意，要刘志坚派人去上海帮助她修改，并说此事已告诉了毛泽东，要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也参加修改。刘志坚在同肖华商量后，决定派陈亚丁返回上海参加修改，并交代他：江青要怎么改就怎么改，有什么问题回来再说。座谈会《纪要》全面否定了《二月提纲》
2月25日，陈亚丁返回上海参与汇报提纲的修改。在这个过程中，陈伯达提出了几条具体的修改意见，主要内容是“十七年文艺黑线专政”问题要“讲清楚”，并从三十年代讲起；“要讲一段文艺方面的成绩”，陈伯达还点明说，江青领导的戏剧革命，搞出了《沙家浜》、《红灯记》，这才真正是无产阶级的东西，要把这些写进去。这样，破什么，立什么，就清楚了。江青听后高兴地说，陈伯达的意见很好，击中了要害。
按照江青和陈伯达的意见，陈亚丁和张春桥对汇报提纲作了许多修改，加进了座谈会上江青没有讲过的东西，文字由原来3000字增加到5500字，使江青的观点得到更系统的发挥，又将江青的看法改成“座谈会的同志们认为”，但题目仍叫《江青同志召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稿子修改结束时，江青说稿子经张春桥、陈亚丁修改后，她就“不管了”，可以“传达了”。但事后，她又在不征求别人意见的情况下，把稿子铅印后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指示江青在上海找陈伯达、张春桥再次对稿子进行了充实和修改。
这次修改稿印出后，江青将稿子送给毛泽东审阅。3月14日晚，江青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收到信和稿子后，再次对稿子作了修改。并于3月17日对江青的信和报送的《纪要》稿作了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同志的意见。”
3月18日，江青又通知刘志坚和谢镗忠、李曼村到上海，参加《纪要》定稿事宜。3月22日，林彪对《纪要》修改审定后，给贺龙、聂荣臻等军委领导人写一封信，连同《纪要》由刘志坚分别送给军委各位常委。林彪在信中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文件，“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并且说：“十六年来，文艺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意识形态领域里极为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搞不好就会出修正主义。”
在此期间，毛泽东对《纪要》作了第三次修改。经毛泽东这次修改，《纪要》就最后定稿了。中央军委将《纪要》和林彪的信报送中共中央，中共中央于4月10日将之转发全党，要求认真讨论研究，贯彻执行。
《纪要》认为，建国以来，文艺界“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十几年来，真正歌颂工农兵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因此，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著名的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
这个《纪要》实际上是对《二月提纲》的全面否定，也是对建国以来文艺工作的全面否定，它表明毛泽东已决心采取更大的行动了。
毛泽东在支持江青等人炮制《纪要》的同时，对身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的彭真的不满也与日俱增。
《二月提纲》下发后，局势得到了一定的稳定，由姚文元的文章引发出的大批判运动，逐步呈现出学术讨论的趋势，这恰是江青、张春桥等人所不满的。但是此时的张春桥虽然为江青所赏识，但仅仅是上海市委书记处的一个书记，并不知晓《二月提纲》产生的底细，而《二月提纲》是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下发的，因此，一方面他不得不对《二月提纲》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传达，但另一方面又不甘心局势就这么平静下来。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摸清北京的情况，张春桥于3月初派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永直到北京“探底”。
杨永直找到了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等人，反复询问《二月提纲》中提到的“学阀”是否有所指，双方谈了几次，均不得要领。3月11日，在杨永直准备返回上海前，许立群向彭真汇报了同杨永直交谈情况，并请示如何回答上海方面提出的问题。
许立群说：“杨永直问，学阀有没有具体对象，指的是谁？”彭真回答说：“学阀没有具体指什么人，是阿Q，谁头上有疤就是谁。”许又说：“杨永直问，上海要批判一批坏影片，包括《女跳水员》行不行？……因为有大腿。”彭真说：“你去问张春桥、杨永直，他们游过泳没有？”许立群又说：“杨永直问，重要的学术批判文章要不要送中宣部审查？”彭真生气地说：“过去上海发姚文元的文章，连个招呼都不打，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许立群把彭真的这些答复告诉了杨永直，杨永直回上海后，立即向张春桥作了汇报。张春桥听了杨的汇报，意识到这是一个攻击彭真的好机会，说道：“现在有把握了，这个谈话说明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是反对姚文元文章的，《二月提纲》的矛盾是指向姚文元的，也是指向毛主席的。”
在两个月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春桥说：“所谓学阀，不是指姚文元，也不是指上海市委，而是针对毛泽东同志的；所谓武断，还不是指毛主席把《海瑞罢官》同政治问题、庐山会议联系起来，说要害是罢官；所谓‘以势压人’还不是说毛主席以势压人，上海市委以势压人。”
“彭、罗、陆、杨”成为第一批被打倒的高级干部
3月17日至20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在讲话中说：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
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在上海接连同康生谈了两次话，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谈了一次话，批评“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批评彭真、中宣部和北京市委，说如果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
毛泽东还要康生告诉彭真，要就许立群的问题打电话向上海市委道歉。4月2日和5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光明日报》分别发表了原被中宣部“扣压”的“左派”文章，即戚本禹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本质》和关锋、林杰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
4月9日至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开会，康生、陈伯达发言批判彭真。会议决定：第一，起草一个撤销并彻底批判《二月提纲》的通知（即后来的《五一六通知》）；第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即后来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报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随后，毛泽东于4月14日对《通知》作了重要修改，这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理论依据。
4月16日至24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22日，毛泽东在会上说：吴晗问题之所以严重，是因为“朝里有人”，中央有，各区、各省、市都有，军队也有，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出，党政军也会出。真正有代表性的，省、市都要批评一、二个。
4月28、29日，毛泽东又讲了两次话，对彭真和北京市委提出了更严厉的批评。在5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真被彻底打倒。
因为毛泽东还表示“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作为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自然也摆脱不了遭打倒的命运了。
就在这年5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被打成“反党集团”，他们的职务被撤销，成为“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第一批高级干部。http://www.cq.xinhuanet.com/2013-02/01/c_114579937.htm彭真把姚文元的文章纳入“学术讨论”范围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压力下,《北京日报》转载了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但该报编者按语不表示支持姚文，反而强调对《海瑞罢官》这出戏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
按照彭真的意见，1965年12月12日，《北京日报》和《前线》杂志发表了邓拓署名向阳生的文章：《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从学术问题的角度对《海瑞罢官》作了批判。
12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主持写作的署名方求的文章《〈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这是《人民日报》第一篇在这个问题上的表态文章。文章本身并不是批判姚文元，而是支持他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但不同意姚文元对清官的分析，并认为《海瑞罢官》反映了一种社会思潮，当然这种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这就是“方求”的文章与姚文元文章的主要区别。换句话说，“方求”试图把《海瑞罢官》当做一个学术问题来讨论，并将吴晗的问题限定了“社会思潮”的范围内，而不是从政治立场上进行批判。
“方求”在为《海瑞罢官》定性上，还颇费了一番心思，特地引用了列宁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对工人的方法》中的一段话：“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意思是吴晗主观上并不是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但客观上却走错了门，走到反社会主义的“房间”去了。
其实，在讨论这篇文章的时候，作为“方求”文章的指导者周扬还讲过，要讲政治影射的话，最大的影射是罢官，那个时候罢了谁的官？这个影射，政治上就更严重了。但他又说，姚文元的文章没有提这个问题，我们的文章，也不去提这个问题。可见，“方求”并非没有发现《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而是不愿这样做。文章写罢，已传来毛泽东关于要害是“罢官”的话，周扬赶忙告诉写作组补上几句相关的话。于是“方求”的文章最后便有了这样的文字：“至于《海瑞罢官》这个剧本，那就更清楚了，它有哪一个人物、哪一段情节、哪一点思想、哪一句唱词和道白，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呢？有哪一点影子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呢？说它是假冒海瑞而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精神面貌的写照和颂歌，岂不是更像一些吗？”
12月27日，《北京日报》发表了吴晗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吴晗首先给自己1959年和1960年所发表的海瑞文章，排了一个时间表，以论证自己写《论海瑞》“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对假冒、歪曲海瑞的”，以辩解《海瑞罢官》同“单干风”、“翻案风”无关。吴晗也承认，《论海瑞》这篇文章，在论点上，在评价上，缺点、错误是很多的。特别是缺乏阶级分析。他还说：“至于《海瑞罢官》问题就更严重了”，“完全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脱离了政治，脱离了现实。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指导着，而不是无产阶级思想在指导着。”“总之，没有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没有用一分为二的科学方法，没有用历史唯物主义来正确地评价人物和事件，而用的是形式主义的方法，片面地、绝对地、主观地来描述海瑞和农民群众，这是思想问题，也是阶级立场问题，错误是严重的。”
江青、张春桥利用关、戚发动新一轮攻势
江青、张春桥等人见姚文元的文章虽然被转载，但北京方面仍将之作为学术问题对待，岂能就此善罢甘休。于是，他们积极物色“左派”，组织文章，准备发动新一轮攻势。
在北京的“左派”人物中，跳得最欢要数关锋和戚本禹。关锋出身贫穷，少年投身革命，1958年《红旗》杂志创刊后，出任《红旗》杂志编委。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找几位理论家谈话，关锋也名列其中。因毛泽东在谈话中对姚文元和戚本禹的文章都作了肯定，也使关锋明白了毛泽东对《海瑞罢官》的态度。于是，他紧紧跟上，成为“左派”理论家中的一员干将。
戚本禹在“左派”理论家中属于年轻者。建国后在中央团校学习时，被选调到中央办公厅给田家英当助手，后在中央办公厅信访办公室当了一名科长。1963年8月，戚本禹写了《评李秀成自述》一文，断定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将领李秀成是叛徒，将其骂了个一无是处，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反对。不料此文被毛泽东看到，得到肯定。1965年12月，他又写了《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一文，对翦伯赞大加讨伐，从而成为“左派”理论家中的重要人物。
1966年1月13日到17日，关锋和戚本禹写成几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送给中宣部，其中两篇文章是关于“要害是罢官”的，并且上纲上线很高，“要害”讲得很明显。戚本禹在文章中说：吴晗1959年6月写的《海瑞骂皇帝》，“实质上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锤鼓助威”，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向党进攻的“开场锣鼓”；而他1961年1月写的《海瑞罢官》，则是“为一小撮被人民‘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冤叫屈，它的真正主题是号召被人民‘罢官’而去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东山再起”。文章中还说，吴晗用“兵部尚书”的历史人物来影射，并特地注明，“兵部尚书”就是“国防部长”，就只差没点彭德怀的名字了。由于关锋等人乱扣帽子，乱舞棍子，为许多人所不齿。为了不引起学术界、思想界的大混乱，彭真等人制订了《二月提纲》
1966年1月2日，彭真召集文教、报刊、北京市和部队有关负责人会议，强调“放”，全面地“放”，索性让大家把心里话都讲出来，讲透讲够，然后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在放的同时，各种问题扯得越宽越好。并说，“政治问题两个月以后再说，先搞学术。”陆定一在会上也说，先搞学术问题，政治问题以后再搞,这有利于思想的展开。可是，康生却在会上说：批判吴晗要同庐山会议结合起来。庐山会议前，吴晗写了《海瑞骂皇帝》，9月间写了《论海瑞》，以后又写了《海瑞罢官》。毛主席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就是海瑞。
自从提出《海瑞罢官》的所谓“要害”问题后，对吴晗批判的文章日多，调子也日高，还有人提出对郭沫若和范文澜也应该批判，郭沫若闻之很紧张，向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写了封辞职信。郭沫若是中国知识界的领军人物，他之所以要辞职，一个重要原因是他1961年游海南时曾拜谒了海瑞墓，还写了两首关于海瑞的诗，因而担心由此引来公开批判。
为了不因《海瑞罢官》引起学术界、思想界的大混乱，彭真等人认为有必要制订一个相应的文件，并采取一定的措施，使这场讨论有序进行，1966年2月3日，彭真主持召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扩大会议。这也是“五人小组”自成立以来第一次开会，有关方面负责人许立群、胡绳、姚溱、王力、范若愚、刘仁、郑天翔列席了会议。彭真在会上说：经查明，吴晗同彭德怀没有关系，因此不要提庐山会议，不要提《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他并且要刘仁（北京市委第二书记）、郑天翔（北京市委书记）证明邓拓是拥护三面红旗的。还指出：当前开展的这场学术讨论，涉及到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确实需要很好地引导。彭真还特地讲到要对那些“左派”们进行必要的整风，不要让他们像学阀一样武断地以势压人，进行挑拨离间和破坏活动。陆定一赞成彭真的意见，还特别讲了斯大林时代的历史教训，提出学术批判不能过火，一过火就有反复。
康生却在会上表示了完全相反的意见。
会后，许立群、姚溱根据彭真的指示和会议精神，起草了《五人小组向中央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
2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会前，彭真把这个提纲送给了在京政治局常委。会上，在京的政治局常委在刘少奇的主持下，对提纲进行了讨论，后经彭真修改后，在京政治局常委审阅同意，于2月7日用电报发给在武汉的毛泽东。
2月8日，彭真、陆定一、许立群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在听取汇报中，除说过“‘左派’整风”三年以后再说的话外，没有对提纲表示不同意见。毛泽东在询问“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后表示：吴晗不罢官了，还是当他的市长。这样，就不至于造成紧张局势，就可以放了吧。对于《汇报提纲》，毛泽东只说了两条意见，一是关于《提纲》中提出的两个月后做政治结论，他说两个月以后也做不了结论；二是提出不要批评郭沫若和范文澜，他们还要在学术界工作。
彭真以为毛泽东已经同意了《二月提纲》，就让许立群代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批语。2月12日，中共中央正式批转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汇报提纲》，作为批判运动的一个指导性文件。
《二月提纲》在当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月提纲》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自然不可能对这场波及全国范围的批判运动加以否定，而是认为“这场大辩论的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场大斗争”，“应当足够估计到这场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要估计到这场斗争不是经过几个月，有几篇结论性文章或者给某些被批判者作出的政治结论，就可能完成这个任务的。”“应当积极地，认真地，不间断地把这场斗争继续下去。”
但是，《二月提纲》又明确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及由此展开的对道德继承、“清官”、“让步政策”、历史人物评价和历史研究的观点方法等问题的讨论，划定为学术批判性质，说这是“在学术领域中清除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或错误思想的斗争”，“这场大辩论势必扩展到其他学术领域中去”。《二月提纲》同时指出：“学术争论问题是很复杂的，有些事短时间内不可能完全弄清楚。”因此，“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或以势压人。要提倡‘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要有破有立（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的、彻底的破）。”“我们不仅要在政治上压倒对方，而且要在学术上和业务的水准上真正大大地超过和压倒对方。”“要准许和欢迎犯错误的人和学术观点反动的人自己改正错误。”
《二月提纲》还说，对于吴晗这样“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待历史和犯有政治错误的人，在报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如果最后还有不同意见，应当容许保留，以后继续讨论。”“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
《二月提纲》还要求“左派”“用适当的方式互相批评和互相帮助，反对自以为是”，“警惕‘左派’学者走向资产阶级专家、学阀道路”。《提纲》认为，即使是坚定的“左派”，也难免对新问题认识不清，在某个时候说过错话，犯过大小错误，“要在适当的时机，用内部少数人整风的办法，清理一下，弄清是非，增加免疫力、抵抗力”。
《提纲》最后提出“五人小组”设立学术批判办公室，由许立群、胡绳、吴冷西、姚溱、王力、范若愚等人组成，由许立群为办公室主任，胡绳负责主持学术方面的工作。
《二月提纲》下发前后，各地按其要求，就《海瑞罢官》等问题进行学术讨论。这一段时间，《人民日报》发表了《〈海瑞罢官〉的艺术表演错在哪里？》、《对〈海瑞罢官〉剧质疑》、《对批判〈海瑞罢官〉的几点异议》等文章。其中，既有对吴晗和《海瑞罢官》的批评，也有人认为对吴晗不能一棍子打死，强调“学术上的错误不一定都归结为政治上的反动表现”。“吴晗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能够分清敌我，辨别是非，只是不自觉地在学术问题上犯了政治性的错误。”一时颇有一点学术讨论的气息。一份与《二月提纲》对立的文件
1966年，在林彪支持下，江青主持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抛出了著名的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这实际上是对《二月提纲》的全面否定，也是对建国以来文艺工作的全面否定。为了排除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阻力，毛泽东指责中宣部是“阎王殿”，表示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并对彭真和北京市委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江青林彪联手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江青一手策划的，可是文章发表后，北京方面先是迟迟不予转载，后来虽然勉强转载了，彭真等人又想方设法使其限定在学术讨论的范围。出现这种局面，是江青所不甘心的，于是，她转而到林彪那里寻求支持。
1966年1月21日，江青从上海到苏州见林彪，提出由她在部队召开文艺座谈会，以便在文艺界进行更有力的进攻。江青这种特殊地位的人竟主动找上门来寻求支持，对林彪来说可谓求之不得，他正需要利用江青来满足自己的政治需要，于是二人一拍即合。
1967年4月，江青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说：“去年2月，林彪同志委托我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这个文艺座谈会的纪要，是请了你们‘尊神’，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攻他们，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才吓得他们屁滚尿流，缴了械。”
1月下旬的一天，叶群奉林彪之命通知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说：江青要找几个部队搞文艺工作的、管文艺工作的同志谈谈部队文艺工作问题，你同肖华（按：时任总政治部主任）商量，把名单报“林办”，最好肖华去。
肖华以事情太多、身体不好、又不很了解文艺方面的情况为由，不愿带队去上海参加座谈会。在与刘志坚研究后，决定由刘带队，总政文化部长谢镗忠、副部长陈亚丁、宣传部长李曼村参加。
2月2日，刘志坚一行从北京飞抵上海。他们到上海后，江青说：“请你们来不是开什么会，主要是看电影，在看电影中讲一点意见。”然后宣布几个不准：“不准记录，不准外传”，特别是不准让北京知道。她接着说：“我们的文艺界不像样，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舞台”，“有一条与毛主席思想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现在该是我们专他们政的时候了”，“现在的论战，还只是前哨战，决战时期未到来”。这就为座谈会定下了调子。
座谈会2月2日开始，2月20日结束。座谈的时间实际分为两段，即2月2日至2月10日为一段；2月10日至15日没有开会，因为江青2月9日说“有事”，座谈会停几天。2月16日，座谈会继续开，到20日结束。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据会后形成的《纪要》说，主要是阅读了毛泽东未发表的两篇文章（1944年1月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和1956年8月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以及有关文艺工作的九个材料；江青同刘志坚个别谈话8次，集体谈话4次；江青与其他人一起看电影13次，看戏3次，边看边谈话；看了电影《南海长城》的样片，江青同剧组谈了三次话。说是座谈会，其实主要是江青一个人谈。她在谈话中的主要观点，体现在会后形成的《纪要》中。
2月19日，江青对刘志坚等人说，没有什么可说了，她有事，暂告一段落，你们可以回去了。刘志坚觉得，来上海花了十几天时间看了这么多电影，听江青说了那么多话，回去之后总得有个东西向总政党委汇报。于是，他就同谢镗忠、陈亚丁、李曼村一起，根据江青的谈话精神，于20日晚形成了约3000字的《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汇报提纲。
这份材料刘志坚等人本来是用来向总政党委汇报的，在给不给江青的问题上还颇为踌躇。不给吧，怕她知道后发脾气；给吧，又怕她看后不满意。考虑再三，还是决定送给她一份。21日，他们将材料给了江青，然后坐飞机经济南回到北京。
果不其然，江青看到汇报提纲打印件后很不满意。2月23日，刘志坚一行刚到北京，就在机场上接到了江青秘书打来的电话，说汇报提纲根本不行，歪曲了她的本意，要刘志坚派人去上海帮助她修改，并说此事已告诉了毛泽东，要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也参加修改。刘志坚在同肖华商量后，决定派陈亚丁返回上海参加修改，并交代他：江青要怎么改就怎么改，有什么问题回来再说。座谈会《纪要》全面否定了《二月提纲》
2月25日，陈亚丁返回上海参与汇报提纲的修改。在这个过程中，陈伯达提出了几条具体的修改意见，主要内容是“十七年文艺黑线专政”问题要“讲清楚”，并从三十年代讲起；“要讲一段文艺方面的成绩”，陈伯达还点明说，江青领导的戏剧革命，搞出了《沙家浜》、《红灯记》，这才真正是无产阶级的东西，要把这些写进去。这样，破什么，立什么，就清楚了。江青听后高兴地说，陈伯达的意见很好，击中了要害。
按照江青和陈伯达的意见，陈亚丁和张春桥对汇报提纲作了许多修改，加进了座谈会上江青没有讲过的东西，文字由原来3000字增加到5500字，使江青的观点得到更系统的发挥，又将江青的看法改成“座谈会的同志们认为”，但题目仍叫《江青同志召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稿子修改结束时，江青说稿子经张春桥、陈亚丁修改后，她就“不管了”，可以“传达了”。但事后，她又在不征求别人意见的情况下，把稿子铅印后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指示江青在上海找陈伯达、张春桥再次对稿子进行了充实和修改。
这次修改稿印出后，江青将稿子送给毛泽东审阅。3月14日晚，江青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收到信和稿子后，再次对稿子作了修改。并于3月17日对江青的信和报送的《纪要》稿作了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同志的意见。”
3月18日，江青又通知刘志坚和谢镗忠、李曼村到上海，参加《纪要》定稿事宜。3月22日，林彪对《纪要》修改审定后，给贺龙、聂荣臻等军委领导人写一封信，连同《纪要》由刘志坚分别送给军委各位常委。林彪在信中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文件，“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并且说：“十六年来，文艺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意识形态领域里极为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搞不好就会出修正主义。”
在此期间，毛泽东对《纪要》作了第三次修改。经毛泽东这次修改，《纪要》就最后定稿了。中央军委将《纪要》和林彪的信报送中共中央，中共中央于4月10日将之转发全党，要求认真讨论研究，贯彻执行。
《纪要》认为，建国以来，文艺界“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十几年来，真正歌颂工农兵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因此，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著名的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
这个《纪要》实际上是对《二月提纲》的全面否定，也是对建国以来文艺工作的全面否定，它表明毛泽东已决心采取更大的行动了。
毛泽东在支持江青等人炮制《纪要》的同时，对身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的彭真的不满也与日俱增。
《二月提纲》下发后，局势得到了一定的稳定，由姚文元的文章引发出的大批判运动，逐步呈现出学术讨论的趋势，这恰是江青、张春桥等人所不满的。但是此时的张春桥虽然为江青所赏识，但仅仅是上海市委书记处的一个书记，并不知晓《二月提纲》产生的底细，而《二月提纲》是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下发的，因此，一方面他不得不对《二月提纲》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传达，但另一方面又不甘心局势就这么平静下来。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摸清北京的情况，张春桥于3月初派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永直到北京“探底”。
杨永直找到了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等人，反复询问《二月提纲》中提到的“学阀”是否有所指，双方谈了几次，均不得要领。3月11日，在杨永直准备返回上海前，许立群向彭真汇报了同杨永直交谈情况，并请示如何回答上海方面提出的问题。
许立群说：“杨永直问，学阀有没有具体对象，指的是谁？”彭真回答说：“学阀没有具体指什么人，是阿Q，谁头上有疤就是谁。”许又说：“杨永直问，上海要批判一批坏影片，包括《女跳水员》行不行？……因为有大腿。”彭真说：“你去问张春桥、杨永直，他们游过泳没有？”许立群又说：“杨永直问，重要的学术批判文章要不要送中宣部审查？”彭真生气地说：“过去上海发姚文元的文章，连个招呼都不打，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许立群把彭真的这些答复告诉了杨永直，杨永直回上海后，立即向张春桥作了汇报。张春桥听了杨的汇报，意识到这是一个攻击彭真的好机会，说道：“现在有把握了，这个谈话说明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是反对姚文元文章的，《二月提纲》的矛盾是指向姚文元的，也是指向毛主席的。”
在两个月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春桥说：“所谓学阀，不是指姚文元，也不是指上海市委，而是针对毛泽东同志的；所谓武断，还不是指毛主席把《海瑞罢官》同政治问题、庐山会议联系起来，说要害是罢官；所谓‘以势压人’还不是说毛主席以势压人，上海市委以势压人。”
“彭、罗、陆、杨”成为第一批被打倒的高级干部
3月17日至20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在讲话中说：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
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在上海接连同康生谈了两次话，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谈了一次话，批评“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批评彭真、中宣部和北京市委，说如果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
毛泽东还要康生告诉彭真，要就许立群的问题打电话向上海市委道歉。4月2日和5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光明日报》分别发表了原被中宣部“扣压”的“左派”文章，即戚本禹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本质》和关锋、林杰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
4月9日至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开会，康生、陈伯达发言批判彭真。会议决定：第一，起草一个撤销并彻底批判《二月提纲》的通知（即后来的《五一六通知》）；第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即后来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报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随后，毛泽东于4月14日对《通知》作了重要修改，这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理论依据。
4月16日至24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22日，毛泽东在会上说：吴晗问题之所以严重，是因为“朝里有人”，中央有，各区、各省、市都有，军队也有，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出，党政军也会出。真正有代表性的，省、市都要批评一、二个。
4月28、29日，毛泽东又讲了两次话，对彭真和北京市委提出了更严厉的批评。在5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真被彻底打倒。
因为毛泽东还表示“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作为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自然也摆脱不了遭打倒的命运了。
就在这年5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被打成“反党集团”，他们的职务被撤销，成为“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第一批高级干部。http://www.cq.xinhuanet.com/2013-02/01/c_11457993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