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沈战役中毛泽东和林彪的意见分歧

东北人民解放军于1948年3月结束了冬季攻势后，已经解放了占东北面积70%以上的地区和86%的人口，使整个解放区连成了一片。同时，东北人民解放军也从刚出关时的11万人发展到了近100万人，其中野战军近70万人，武器装备和战术素养均居各战略区部队之冠，可谓是兵强马壮。连毛泽东当时都风趣的说：“林彪现在壮得很呐！”反观在东北的国民党军，虽还有50多万人，却被分割在了长春、沈阳、锦州三块互不相连的地区内，在战略上陷入了非常孤立的境地。其中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副总司令廖耀湘率2个兵团8个军约30万人，防守沈阳、铁岭、抚顺、本溪、新民地区；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率2个军约10万人，防守已成孤城的长春；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率1个兵团4个军约15万人，防守锦州、山海关、葫芦岛一线。除锦州地区还能维持着与关内的铁路和海上交通外，长春和沈阳地区都已被解放军分割包围，陆海交通断绝，全靠空运补给。至此，无论政治、经济、军力、士气、民心，东北的中共力量均对国民党形成了全面压倒性优势，这在当时全国各战略区中是唯一的。
就当时的全国战局而言，毛泽东曾就南北两线各作过一个设想。在南线，刘邓大军转战大别山，遭到了国民党军重兵围剿，形势非常困难。为扭转局面，毛泽东又出天才设想，决心派一支精锐的主力兵团向长江以南作战略跃进，迫使国民党军回援，使中原战局出现重大改变。他将这个任务交给了华野，属意由华野副司令员粟裕率叶飞、王必成、陶勇3个纵队渡江南进，进行大纵深机动作战，吸引调动敌人；在北线，毛泽东向东北野战军（以下简称东野）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提出了“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的战略设想。具体来说，就是要求东野集中力量向锦州、山海关一线的北宁线方向出击，目的是以“准备对付敌军由东北向华北撤退之形势”。也就是说，毛泽东已判断蒋介石可能会将东北的国民党军撤向华北，以扭转非常被动且正逐渐恶化的战略态势。因而希望东野主力能南下作战切断北宁线，封闭敌人经此处的退路，最好是能将国民党军关在东北就地歼灭。这个设想是毛泽东代表中央军委在1948年2月7日给林彪等人的电报中体现的，战史上将之作为毛泽东第一次对东北战局明确提出的“关门打狗”战略。
这里出现了一个关键性问题，即蒋介石想不想把东北国民党军撤向华北，其直接关系到了东野主力南下北宁线是否会演变成战略决战的根源所在。
还在1948年1月时，东北的国民党军在东野的冬季攻势下一溃千里，形势可以说是江河日下。蒋介石只好撤掉了被打得焦头烂额的原东北“行辕”最高长官陈诚，改派被急召从海外回国的抗战名将卫立煌出任新成立的东北“剿总”总司令，期望卫能改变局面。在蒋介石的命令下，又从华北抽调了一批军队到东北，同时恢复了一些被消灭部队的建制，使卫立煌手中的兵力达到了60万人。不过，历史证明，派卫立煌主掌东北是蒋介石在战争关键时刻犯下的一个最严重的错误，他很快就将后悔莫及。
卫立煌在国民党将领中素来以能打著称，这里先不论多年来坊间议论他的“通共”嫌疑，仅从其上任后的军事部署看，还是费了些心思的。卫立煌判断，目前手中的这些兵力也仅比陈诚当初在任上时多了一点，且多未经整训，那时没打动共军，现在更是甭想。既然不能攻，便就只能守，先把实力保存好，稳定住东北的形势，以待将来国际局势能有什么变化。卫所想的“国际局势”指的是美国当年的总统大选，共和党的杜威与民主党的杜鲁门在激烈竞争总统职位。杜威一直声称，如果他当选，就要给予中华民国政府更多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以抵御共产党势力的扩张。因此，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集团当时正在国际上全力帮助杜威竞选总统。
卫立煌的应对策略是“固点，联线，扩面”，“重点不重面”。也就是说要首先收缩兵力固守大的据点，以沈阳为中心，巩固外围各点，同时保持至锦州和辽南出海口的交通安全，预留撤退后路。长春、吉林、四平等遭到解放军分割的孤立据点，要坚决死守，以牵制解放军的兵力而策应沈阳方向。至于后面的联线以打通各据点联系，扩面以扩大占领区的方针，现时还谈不上，只有看日后的战局发展了。另外，卫立煌新官上任，一个大的立场就是保存实力，不能轻易断送老本，手里有兵到哪都好说话，这也是国民党内部的政治潜规则。后来蒋介石和卫立煌就东北弃守间的来回扯皮，这个潜规则起到了大作用。
结果卫立煌的屁股还没坐热，林彪就指挥东野继续发起了冬季攻势。从1948年1月底到2月底，连克辽阳、鞍山、营口等辽南三城，完全控制了沈阳以南的中长铁路，切断了沈阳和锦州之间的联系，并断绝了沈阳方向国民党军的海上运输线。这下好，卫立煌集团在沈阳以北只剩下了长春、吉林、四平三个孤立据点，在沈阳以南的陆海交通又被断了，等于其主力已处于了解放军的分割包围之中，只能靠空运补给，成了待宰羔羊。蒋介石可急了：卫俊如拿不出好的应对方针，我的这点精锐本钱却不能断送在东北！经过权衡之后，他判断如按目前局势继续下去，卫立煌集团将毫无还手之力，打不了仗，光拖下去不是办法。于是决心令卫立煌只留少数兵力守沈阳，而以主力西进，打通到锦州间的道路，撤到锦州与范汉杰集团会合。从后来看，蒋介石的这个决心是及时而正确的。当时国民党军在东北就是已坐陷被动，而要摆脱被动便只有放弃一些重要据点，腾出机动兵团于更有利的战场，再徐图反攻。锦州的位置则得天独厚，为连接关内和关外的咽喉重镇，是用武之地。沈阳主力与范汉杰集团会合后，进可与共军决战，退可撤入关内，与华北傅作义集团会合，又能大大改善华北与中原战场的局势。而当时东野主力尚位于北满，在辽南切断沈锦交通线的兵力是无法阻止沈阳国民党军主力西退锦州的。在电影《大决战——辽沈战役》中，日本战犯冈村宁次在与何应钦会谈时提出了和蒋介石相同的战略方针，其眼光之老辣当予以肯定。他又说了一句话：“设若毛泽东抢一个先手，占据锦州，切断北宁线，整个满洲就是一块死棋。所幸的是，从满洲共军的动向看，他们尚无此敏感。”实际上，毛泽东对北宁线的掂记可是由来已久了。

在筹划全国战局时，毛泽东一直非常担心蒋介石会断然将东北国民党军撤入关内，这样华北和中原战场都将陷入难局，解放战争的时间必然拖延。早在1947年年中后，毛泽东就曾先后给林彪发电报，建议其将主攻方向逐步转至北宁线及关内，东北主力可组成若干野战兵团，同时在几个区域机动作战。这样既能扯动敌人以在运动中歼灭，又能打通东北至华北的交通线，将东北的军火物资接济华北、西北战场。毛泽东作这一设想的重要意图在于：当时晋冀鲁豫刘邓部千里跃进大别山，西北彭德怀部、华东陈粟部又遭到国民党军重点围剿，形势都相当困难。军力态势相对好一些的就是东北了，林彪、罗荣桓可以多担一些担子，分兵转战华北，以减轻关内战场的压力。不能不说，毛泽东的天才战略思维确是天马行空，外人不可触及。而当时林彪回电认为，要调动和歼灭敌人，需要解放军能同时攻打敌人大的据点和阻其互相增援。只有集中兵力才能做到此点，而分散作战后则较为困难。所以建议先将东北形势大体解决，而后以主力或全力入关与华北部队会合，无论是打敌大据点还是阻敌较大兵力增援就都能实现，这样全国战局将会发生根本变化。毛泽东向来尊重一线指挥员的意见，便搁置了自己的想法。等到东北战场形势日趋大好，蒋介石有可能被逼得真动了要将东北国民党军主力撤到锦州的念头时，毛泽东当初的担心便愈发严重起来。这也就是他在1948年2月7日给林彪等人去电，指示“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的根本原因。在此之前，毛泽东甚至在发给林罗的电报中都明确提出了对东北的具体铁路路段的处置意见，哪些要破坏，哪些要保留，这实际上是已经在为东野主力南下北宁线的行动预作准备了。不过，毛泽东的这个电报还不能完全看作是“关门打狗”战略的成熟设想，其理由后面会谈到。
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后，卫立煌是一百个不愿意。他刚刚得到这个官位，费了半天力气整顿部队，重建军心，突然又要撤，威望将立时丧尽，已到手的军权又不知会落入何方。更为重要的是，一旦沈阳主力西撤锦州，留守那点部队根本抵挡不住解放军的进攻，沈阳必将失守。如此一来将导致连锁反应，长春、四平等也将不保，大半个东北就沦入了共军之手。他卫立煌是东北最高长官，即使是按老头子的命令丢失了东北，但国内舆论追究起责任来，第一个替罪羊还是他卫立煌，就如当初在东北吃了败仗的陈诚，倒台在了一片“你来得去不得”、“杀陈诚以谢国人”公众汹汹声中。卫立煌是绝对不会吃这个瘪的，他找来郑洞国、廖耀湘、赵家骧等人商议，直接摆出了去辽西要击破共军数道封锁线，同时要经几条大河侧敌行动，春季解冻后重兵器通行困难等不利因素，认为以目前的士气状态很有可能要在路上全军覆没。其他人除了上述困难外，也不愿意丢下防守长春、四平等地的十几万袍泽。卫立煌乘机提出建议，认为可暂时固守沈阳，整训部队，坚持一段，看情况再打通锦州。其余将领在讨论后也赞成了卫立煌的建议。于是卫立煌先后派郑洞国、赵家骧飞赴南京，向蒋介石面陈了东北将领的意见。蒋介石虽然认为这几条理由都不成立，但见前线将领群情如此，也不好直接把下面卖命的人都给得罪了，只好同意东北暂维持现状。同时指示卫立煌要加紧整训部队，一待条件许可，就要从沈阳向锦州方向出击。
1948年3月，驻华美军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当面向蒋介石提出了放弃东北的建议，他认为继续坚守被孤立的几个大城市是徒劳无益的，而且不能无休止地靠空运补给。然而蒋介石一直没有正面回应巴大维。前边说过了，在2月底蒋介石就想把沈阳主力撤到锦州，怎么到了3月连巴大维的建议也不理了呢？实际上这是错怪了蒋介石。尽管此时东北又丢掉了四平、吉林两城，局势更加恶化，但一方面是东北将领集体不愿意撤，另一方面是到了3月形势已发生了变化。当时国内正在搞中华民国总统选举，准备召开国民大会，蒋介石已达到了他一生的政治巅峰，这时就不能因为丢掉东北而得罪国统区舆论和国民大会代表们。同时，美国总统竞选也在紧张进行，参选各方都展开了全力造势。此时如果蒋介石丢掉东北，那么就会给外界造成国民政府不堪一击的印象，不利于杜威的竞选。因此，尽管蒋介石还在犹豫，但政治第一，对外必须表示要守住东北，“以象征我们国家力量的存在”。到了4月，蒋介石又努力了一把，将卫立煌召到南京，希望他同意将东北主力撤往锦州，沈阳、长春只留少量部队防守。卫立煌一看，这意思还想把长春主力也接应着一起南撤，林彪早摆开了7、8个纵队在等着他，这不是纯粹找死吗！于是他死磨硬顶，一直强调部队尚未整训完毕，一旦撤出沈阳就有在中途被共军消灭的危险。他力陈坚守沈阳、长春的必要性，主张守住东北就能拖住林彪百万之众，为华北提供屏障，对关内战场是有利的。而且卫立煌认为东北国民党军的精锐主力尚在，共军打一个四平都很困难，并无攻占长春、沈阳这样设防坚固大城市的能力。他保证只要不撤出沈阳，军队补给问题会直接同美军顾问团商量解决。最后，蒋介石勉强同意了卫立煌的主张，让他自己去操办。卫立煌很快就找了巴大维，费劲努力要来了4个师的装备，用这些武器又编成了2个军。而空运补给问题则因运力、燃料有限，只能满足沈阳、长春每日三分之一左右的需要。显然，久守东北根本无可能，但卫立煌至少可以再拖上一阵。对于卫立煌上述的分析，蒋介石经过权衡后基本认可，他也不甘心不战就放弃长春，认为守住长春至少可以拖住共军在北满的主力，从而策应越来越紧张的关内战场。到了8月初，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了军事检讨会，最后确定在东北集中兵力以确保辽东、热河，从而巩固华北。这也就是影片中提到的国民党军统帅部的新战略：东北求稳定，华北求巩固，在西北阻匪扩张，在华东、华中加强进剿云云。
关于东北是弃是守的问题，蒋介石和卫立煌来回扯了半年皮，最后还是决定守。这就终于落入了毛泽东的战略运筹中，为歼灭东北国民党军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实际上就卫立煌那个最反感的国军主力出沈阳来看，路上确实存有风险，然而总比后来东野大军南下北宁线后，再匆忙西进救援锦州要好得多。长春是块死地，必须放弃，但又谁都不愿负责。这里关键在于国民党内部存在诸多矛盾，上下不齐心，徒然争论，迁延时日，终于导致战局无可挽回。

回到毛泽东于2月7日给林彪、罗荣桓等人的电报，其中是这样说的：“下一次作战有两个方向，一是打抚顺、铁岭、法库之敌，一是打阜新、义县、锦西、兴城、绥中、山海关、昌黎、滦州等地之敌。究竟打何地之敌为好，依情况决定。但你们应准备对付敌军由东北向华北撤退之形势。蒋介石曾经考虑过全部撤退东北兵力至华北，后来又决定不撤。这主要是因为南线我军尚未渡过长江，及北线我军尚未给蒋军以更大打击的原故。但最近你们已连续取得几次大胜仗。如果你们再有几次大胜仗，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又出平绥，出冀东，南线我军又有积极行动，蒋军从东北撤退可能性就将突然增长，其时间可能在夏季或更早一点。因此，你们应准备于一个月内外，完成现地区之作战，而于一个月以后，再进行一个战役(包括打几仗)，然后进入大休整，准备应付上述可能的新形势，但不知部队情况许可这样做否？你们上次电报曾说锦州方向无仗可打，该方向情况究竟如何。如果我军能完全控制阜、义、兴、绥、榆（山海关）、昌、滦地带，对于应付蒋军撤退是否更为有利。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如果我军尚无足够力量阻止其撤退，则撤退后的蒋军似将控制锦州、承德、北平、天津四角及其中间地区，并打通津浦北段，其给养当然会很困难，士气会更衰落，但兵力则较集中，这些可能情况亦须预先见到。当然，蒋军死钉在东北不撤退的可能性也有，但除非我军强大到使其无法撤退，否则是难于设想的。”
毛泽东在电报中的主要意图在于阻止东北国民党军直接撤往关内，建议东野南下夺取北宁线，首先封闭敌人的陆上退路，这样对应付此种形势更为有利。至于国民党军的海上退路，电报中并未谈及，但提到了一旦敌人退往关内后的危害。也就是说，毛泽东当时判断东北国民党军一定会向关内撤退，却并无信心将其完全封闭于东北，而是要求东野不能让其直接从陆路退入关内或在锦州地区聚成一个大的集团，从而造成东北战场更难于解决和华北战场压力骤增的不利形势。因此强调了东野主力南下夺取锦州、山海关一线的重要性，这样就能预防敌人抢占此区域的不利局面，同时可以与华北聂荣臻部连成一片，为将来直接入关参战作准备。可以说，毛泽东当时还未有在东北发起战略决战的意识，他的主要意图还是基于去年的那个天才设想，即在东北敌人还未消灭的情况下，军力富裕的东野可以派一部分兵力先行入关参战，以改善华北战场局势。相比蒋介石和冈村宁次等人提出的将沈阳主力撤到锦州后的形势来说，南下北宁线作战的重要性也就更明显了，确实是抢了一个先手，预防了最不利局面的发生，同时直接打通了入关的咽喉路线，搞得好还能吃掉部分敌人。东北、华北一块打，是毛泽东对于下一阶段作战设想的重要基础。至于东北战场未解决的敌人，打一段休整一段，一口口将其吃掉，已不是着急的事。万一卫立煌集团拼命从海上逃回关内，也只能从华东地区加入作战，至少不能直接影响华北。而东北将全部获得解放，东野就可全力入关参战，全国战局也将发生根本变化。这是一个长远设想，与后来毛泽东在西柏坡“九月会议”上提出的五年左右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设想是一致的。
对于中央军委2月7日的电报，林彪、罗荣桓、谭政、刘亚楼等人立即进行了研究。当时冬季攻势尚在进行中，东北国民党军已被分割在了长春、吉林、四平、沈阳、锦州、鞍山、营口等城市附近。军委在电报中除了建议东野主力下一步的两个作战方向外，还要求其利用冰期打两个月仗，歼灭大批敌人，替夏、秋两季创造良好战场。林彪等人认为沈阳以北的四平、长春、吉林之敌已被孤立，沈阳之敌有可能出来增援。同时如能继续分割包围沈阳之敌，锦州之敌也可能出援沈阳。这样，正可在途中进行设伏打援，再歼灭一部分敌人，贯彻军委提出的为夏、秋两季创造良好战场的意图。据此，林彪等人于2月10日回电，完全赞成军委的意见，表示“我们同意亦认为将敌堵留在东北各个歼灭，并尽量吸引敌人出关增援，这对东北作战及对全局皆更有利，今后一切作战行动当以此为准。”同时，认为“敌主力自锦州以北撤退的时机，大约在我军歼灭吉林、长春、四平等地敌人以后，又加上关内他的局势甚紧张时即会开始。但只要吉林、长春敌被我抓住和未歼灭前，沈阳的敌人是不会退的”。对于继续进行的攻势，林彪提出准备将部队摆在锦州和新民之间一带，一面利用解冻后的泥泞期进行整训，一面准备打击锦州方向增援沈阳之敌，以及阻止沈阳之敌南下打通交通线。不久，林彪又致电中央军委，提出“拟在四平战斗结束后，将部队摆在四平和吉林、长春之间，一面进行补整，一面防止吉林之敌退集长春。同时，引沈、锦间敌人出来，打通交通和分散兵力。下一攻势，或突然回击北宁线，或攻长春，依当时情况再定。”显然，林彪对一步作战的主要设想首先是围城打援，至于南下北宁线还要看当时的情况。
毛泽东向来尊重一线指挥员的意见，见军委的建议已被林彪接受，便开始耐心等待东野进行准备。其后东野连克鞍山、营口、开原、法库、四平、吉林诸城，彻底围住了长春，控制了沈阳西北地区，切断了沈阳和长春间的联系及沈阳之敌的海上补给线，胜利结束了冬季攻势，随即转入休整。因为战争越打越大，客观形势和任务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林彪、罗荣桓等人及时提出了“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的建军方针，为下一阶段作战指明了方向。其后东野进行了大规模的政治整军和军事训练，时间长达半年之久。为什么用了这么长时间进行整训，一会看了下边的辽沈战役决策过程就明白了。在整训期间，东野再次扩军，发展到了12个步兵纵队、1个炮兵纵队、1个铁道兵纵队和17个独立师，共53个步兵师，总兵力75万人，加上地方部队达到了109万人。同时，部队的军事素质和政治觉悟都提高到了新的水平，特别是正规战、攻坚战能力较前有了很大提高，装备精良，士气高昂，具备了彻底消灭东北国民党国军，解放全东北的实力。后来东野在辽沈战役中能31个小时就打下坚城锦州，这次整训练兵功不可没。

对于如何贯彻中央军委决策、消灭东北的国民党军，东北局于4月中旬召开会议进行了研究讨论。当时东北已无小仗可打，要打就是对长春、沈阳、锦州这样设防坚固大城市的攻坚战，或是在敌人出援的路上对其大兵团予以野战歼灭。此前东野并无攻打大城市的较多经验，在一年前的夏季攻势时打四平又受到了挫折，且部队整训练兵正在进行中，因而林彪等人对于城市攻坚战还都持谨慎态度，更倾向于把敌人调出来予以野战歼灭，也就是前边提出的围城打援。然而林彪已预先在长春方向部署了打援兵力等敌人来，卫立煌却保存实力，呆在沈阳练兵，死活坚守不出，锦州之敌亦无东进打通锦沈线的迹象。这样继续等下去也不是办法，军委2月7日的电报需要贯彻，东野必须主动出击，马上就面临了一个先打哪里的问题。当时东野的主力位于北满，不论打哪个城市，都需要集中兵力设置对内对外防线进行攻城打援，而且越南下受敌人翼侧威胁就越大，粮食、弹药、军需物资的供给就越困难，这是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城市之中，沈阳敌人兵力最多，锦州次之，长春最少。打沈阳是中间楔入，有可能遭到长春、锦州两处之敌的夹击；打锦州则属于长途侧敌行动，亦有可能同时和沈阳、锦州两大坨敌人决战，均把握不大。而且数十万大军集结开进，如何保密也是个大难题。因此，最保险的方案就是打长春，只受沈阳一处敌人威胁，且东野主力都在就近部署，不需要大的调整，侧后方安全，粮食、弹药也供应无虞。另外，东北局很多人觉得长春离哈尔滨比较近，放在这属于一块影响安全的绊脚石，总是牵扯东野要分神应付，不如就此打掉，也算解除了后顾之忧。于是东北局经过集体讨论后，在4月18日联名致电中央军委，提出了先打长春的战略方案。
东北局在这封电报中的决策理由是：“其他意见亦曾深入考虑，均认为不甚适宜：我军如打铁岭或抚顺或本溪或新民，敌均能立即组织3个师以上的兵力固守，而集中10个师以上的兵力增援。敌增援距离甚近，又因辽河、太子河的妨碍，我军攻城打援均不便。本溪与铁岭两点，如我军主力向该方向前进时，敌甚至可能暂时撤退，让我军扑空。如我军主力向义县前进，义县之敌必然自动撤至锦州。如我军攻锦州，则所遇敌人更较长春强大。如我军等候敌人打通锦沈线，则不知要等到何时，且即令敌出来打通，但我主力一向锦沈线前进时，而敌必自动收缩，使我军扑空。如我军向锦州、唐山之线或冀东、平绥前进时，在敌目前采取放弃次要据点，集中兵力固守大城市的方针下，则必到处扑空，或遇到四、五个师兵力守备的城市。且大军进到那些小地区，衣服、弹药、军费皆无法解决。同时东北战士入关，经长途跋涉，士气必降，逃跑必发生。在我主力南下情况下，长春之敌必能乘虚撤至沈阳，打通锦沈线。如我军以很多兵力（如三个纵队）入关，沿途仍不易求小仗打；遇大的战斗（又攻城又打援）则又吃不消。而留在东北的部队，既不能打大仗，又无小仗可打，陷于无用之地。故目前只有打长春的办法为好。”预计东野要集中9个纵队围住长春，如沈阳之敌增援就以主力南下野战歼敌；如敌不增援，则对长春发动全面总攻，“企图在十天半月左右的时间内全部结束战斗”。电报中还建议，为防止锦州之敌强行打通锦沈线与沈阳敌人会合，再向北增援长春的不利局面发生，华北部队可派3到4个纵队兵力，到承德以东或山海关以北地区牵制范汉杰集团，配合东野打长春。
  在城南庄的毛泽东接到东北局的联名电报一看，好嘛，把他2月7日电报中提出的两个作战方向全给否了，一门心思就是要打长春。对此，毛泽东肯定是不高兴的，这与他东北、华北一块打的战略设想相差甚远。然而东北局联名来电，将其强行驳回是不合适的，也不符合毛泽东的一贯风格。现在的关键问题就是蒋介石要不要马上就把东北的部队撤向关内，这是决定下一步作战方向的重要指标。根据中共情报战线提供的报告，蒋介石暂时还未做这方面的决定。在这种情况下，东野暂未有南下北宁线作战的迫切需要。既然林彪执意要打长春，那就让他打一下试试，部队取得一些攻坚经验也是好事。因此，毛泽东于4月22日复电东北局领导人，同意他们先打长春。不过电报中同时也讲得很清楚：“我们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理由是先打长春比较先打他处要有利一些，不是因为先打他处特别不利，或有不可克服之困难。你们所说打沈阳附近之困难，打锦州附近之困难，打榆锦段之困难，以及入关作战之困难等，有些只是设想的困难，事实上不一定有的。有些是实际的困难，在你们打开长春南下作战时会要遇着的，特别在万一长春不能攻克的情况之下要遇着的。因此，你们自己（特别在干部中）只应当说在目前情况下先打长春比较有利，不应当强调南下作战之困难，以免你们自己及干部在精神上处于被动地位。”由此可见，毛泽东虽然表示“先打长春比较先打他处要有利一些”，但仍不放松对南下作战的要求，实际上是保留了自己的意见，让东北局领导人酌情掌握。
既然要打长春，就得打出个样子来。毛泽东很快请了曾亲临前线指挥晋察冀野战军攻克华北重镇石家庄的朱德对打长春提出意见，指导东野攻坚。并且还先后向林彪介绍了关内其他部队攻打城市的成功经验，如徐向前指挥晋冀鲁豫部队打临汾，许世友、谭震林指挥华野东兵团攻潍县等案例。毛泽东当时是全心全意支持林彪打长春的，希望能对其提供帮助。
从5月24日开始，东野发起了攻打长春的外围战，以2个纵队奔袭长春西郊的大房身机场。由于对长春的设防情况、地形条件掌握不够详细，经过激战虽攻占了机场，歼敌6000人，自己也伤亡了2100人。在听过前线部队汇报后，林彪觉得长春敌人设防之坚固和战斗力之强都超过了自己的预想，硬打下去必然要付出很大代价，还没有绝对把握能拿下来。随即改变了计划，命令部队停止攻击长春。在和东北局其他领导人进行了研究后，林彪、罗荣桓等人于5月29日致电中央军委，报告了打长春的各种困难，建议改变硬攻长春的决心，改为以一部兵力对长春实行久困长围，准备在敌人撤退时于途中将其追歼，使得东野主力能够南下到承德、古北口一线作战。
毛泽东接到电报后，马上就产生了怀疑。东北局在前边把话说得太满，认为可以在“十天半月左右的时间内全部结束战斗”，而现在电报中又把打长春的困难说得很严重。到底是真严重，还是东野攻坚能力太差，或是林彪等人严重缺乏作战信心呢？前边是南下困难一堆，同意了打长春又是困难一堆，这仗还怎么打？因一时没有考虑清楚，毛泽东在5月31日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并告东北局，要求他们提前进行准备，充分做好大军南下所需要的各项保障工作，而暂时未就29日电报作出正面回应。
经过了两天思考，毛泽东没有再客气，于6月1日发了一封电报给林彪，一口气提了十个问题，如对长春是否已展开全力攻击、外围工事是否均已夺取、是否实行了军事民主、你们指挥所在何处等等。最后列举了徐向前指挥攻克临汾的经验，表明敌人再顽强的防御也是可以打下来的，话语中指责林彪等人的意味已很明显了。林彪感觉到了分量，当天即回电表示，还要对长春的地形条件进行侦察，此前对下一步作战没有最后的确定见解。不久，朱德在对东野上报的长春外围战斗报告进行了分析后，致电毛泽东，认为长春并不是不能打，只要准备好充足的弹药，加以坑道作业战术，再准备付出3万人的伤亡，是可以打下来的。就当时而论，东北是全国各战略区中弹药产量和储量最多的，完全可以支撑打几个大的战役。只要坚决打下10万人防守的长春，就等于在攻坚上破了局，东野以后的仗就好打了。毛泽东于6月3日给林彪等人转发了朱德的电报，并再发一电，要求林彪等人明确回答：能不能攻坚、能不能同时进行攻城和打援、能不能攻占敌一半阵地后改以久困长围。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等人也对下一步作战进行了研究，普遍感觉长春不好打，真要打不下来便会影响部队士气，后边作战就更困难了。他们于6月5日复电军委，提出了可以采取的三个作战方案：一、强攻长春，但无把握，成功可能性小；二、以少数兵力围困长春，主力南下北宁线作战，但有可能到处扑空打不到敌人，或敌人集中起来不好打，同时粮食发生困难，而长春之敌又可能乘机突围逃回沈阳，造成两头落空；三、对长春实行较长时期的围城打援，然后再攻城。同时表示“目前以采取第三个方案为好，即对长春采取较长期的围城打援，并最后攻城。估计敌被困饿到极点时，沈阳敌可能被迫增援，因而我们以长春为钓钩就可能求得打运动战的机会。”电报中还下了一个结论，即“目前敌在东北、华北采取集中兵力守大城市的方针下，我准备现阶段上的要对沈阳和类似这一类的城市除围困外，暂时别无他办法，暂时绝无可能形成进攻此大兵力、大城市的足够兵力。所以无论主观上是否急躁，但结果仍只有采取较长期的耐心的围城打援，并采取敌粮尽援绝而最后攻城的办法。”
毛泽东研究了这封电报后，感觉不好强人所难，东野真要因为打长春折了锐气，恢复起来就很费时间，对全局更不利。眼下蒋介石仍没有把东北部队撤到关内去的迹象，给东野几个月时间搞围城打援也好，同时可以为南下作战搞好准备。6月7日，毛泽东复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基本上同意了他们提出的第三方案，并对东野攻城与打援的部署、战法都作了具体指示，希望他们要立足于打，而不是围而不攻。并要求东野必须同时完成下一步南下北宁线作战所需要的粮食、弹药、被服、新兵等各项准备工作及道路运输工作。这样，中央军委和东野领导人关于东北作战方向第一阶段的运筹便告一段落，确定了对长春围城打援的方针。
此后又过了一个多月，东北战场一片静悄悄。卫立煌呆在沈阳死活不动，毫无增援长春的迹象。而长春城内虽粮食非常紧张，但也没有到支持不下去的程度。这一时期，关内战场则打得热火朝天。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发起豫东战役，硬碰国民党精锐兵团，攻占开封，歼敌9万余人；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中原野战军发起襄樊战役，刀劈三关，攻占襄阳、樊城，歼敌2万余人；徐向前指挥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发起晋中战役，先后吃掉阎锡山10万人马；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指挥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出击冀热察地区，连续歼敌2.4万余人，使华北国民党军无暇支援东北战场。毛泽东后来在西柏坡“九月会议”上说东北少打了一仗，即是指这一时期的情况。
面对全国战场的热闹局面，林彪等人坐不住了，感觉这样围着长春僵持下去也不是办法。东北局经过重新讨论后，决定不再被动地围长春，而是南下北宁线作战。这里需要明确的一个问题是，一向谨慎的林彪之所以又想南下作战，很大的原因是从华北部队得到了情报，说是天津、北平、张家口、大同、唐山、新保安、绥远、包头的敌人加一起总共只有26万人，比沈阳一个地方的敌人还少10万。这样一来，东野主力南下与华北部队联合歼敌已有很大可能。以东野的实力，打华北敌较少兵力防守的城市，要比打长春、沈阳、锦州敌重兵集团要容易得多。因此，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于7月20日联名致电中央军委，提出在东北雨季结束后，东野主力即开始实施南下作战，并明确了南下作战的首要目标，是以奔袭手段分别包围歼灭义县、锦西、兴城、绥中、山海关诸地之敌，然后迅速进行夺取承德和打援的战斗。为了充分说明东野南下的意图，7月22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再次致电军委，提出东野南下与华北部队配合作战的设想：“如华北敌人确实空虚，则我军南下与晋察冀配合作战，则有全部歼灭敌人，夺取天津、北平的重大可能；同时，亦必然引起长春、沈阳敌人撤退，达到解放东北的可能。如中央同意七月二十日电的建议，在我们南下未暴露之前，请设法派兵团攻大同，将傅作义部队分散到大同方面去，以便我军能够各个歼灭敌人。”同时表示：“凡五万人以下的守城部队，我们均有歼灭他的把握；十万人的守城部队，只要不受大的增援威胁，我们亦有歼灭他的相当把握。因此，如能将傅作义调动一两个军向西去，我们就有可能全部歼灭北平、天津、张家口、保定、唐山、大同之敌的把握。”
毛泽东看了这两封电报后很高兴，认为东野的作战方案终于和自己的设想接近了。不过，想歼灭东北的国民党军，没有打大仗的决心是不行的。东野经过了几个月的休整练兵，“林彪现在壮得厉害”，不能总像以前那样打起仗来谨小慎微，必须给他压担子。毛泽东很快以中央军委名义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及东北局回电，表扬了他们能把注意力转移到向南作战来，并提醒他们要抓紧时间进行政治动员和各项保障准备工作。7月30日，毛泽东再电林、罗、刘，终于给他们压了担子。电报中要求东野“应当首先考虑对锦州、唐山作战，只要有可能就应攻取锦州、唐山，全部或大部歼灭范汉杰集团，然后再向承德、张家口打傅作义。如果你们不打范汉杰先打傅作义，则卫立煌将以大力集中锦唐线，卫、范协力向西援傅，那时你们可能处于很困难地位。”
毛泽东的意图很明确，林彪总想打小城市，打弱敌，打不了的就跃过去，期望以小的代价去换取大的胜利，这在以前是可以的。然而解放战争进行到了今天，不碰敌人设防坚固的大城市和精锐集团是解决不了问题的。长春、沈阳、锦州，都不想打，难道敌人会自己消失吗？当然不行。就如《辽沈战役》中朱德斩钉截铁说得那样：“重兵固守的大城市，硬要把它啃下来；强大的机动兵团怎么样，就要把它吃下去！”毛泽东就是要让东野去夺取敌人重兵设防的锦州，拿下蒋介石的大集团，将东北、华北连成一片，这样下边的仗就好打了。

林彪顾虑的则是打锦州没有把握，所以还是想围城打援，不打锦州，先打小城市，以此调动敌人。8月1日，林彪等人致电军委，上报了南下的作战方案，核心意思仍是不打锦州，而先打义县、锦西、绥中、兴城、山海关之敌，然后视情况进攻承德或唐山。对于毛泽东担心的卫立煌将沈阳主力南下与范汉杰会合后去增援傅作义，林彪认为“我们估计在长春敌人未退或歼灭前，沈阳、锦州的敌人向我热河和关内增援的可能不会很快，兵力也不会很大，特别是锦州以南到山海关被我占领时，敌人更很难很快策应傅作义。”
对于林彪的这个作战方案，毛泽东仍未强力否决。为了协调好东北、华北两个战略区的行动，毛泽东应林彪的要求致电指示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政委薄一波，命令华北军区立即组织西进兵团，以杨成武为司令员兼政委，迅速进军绥远，以便分散傅作义的兵力，配合东野在北宁线作战。
安排好杨成武后，毛泽东又致电林、罗、刘，通报了杨成武部可在8月20日左右可完成一切准备，要求东野尽快确定出动时间，这样杨得志兵团和杨成武兵团才好行动，配合他们作战。然而林彪这时还是犹豫不决，先后数次打电报给中央军委，却都不谈东野出动时间，而先是建议杨成武兵团出击绥远，吸引傅作义集团一部西援，然后东野再南下，并提出东野主力行动时间要视杨成武部行动的迟早才能确定。一会又说华北敌情有变化，敌人有撤往华中的可能。后来又提出大军南下的粮食没准备好，铁路桥梁又被洪水冲垮等等。总之，折腾了10天时间，出动时间仍无法确定。
毛泽东怒了。他连续电复林、罗、刘，指出东野应迅速决定并开始行动，而不应取决于杨成武部的行动。对于林彪一再反映的南下准备工作没有做好等，毛泽东予以严厉批评，指出早在两个月前就已经指示他们努力进行准备，这么长时间都干什么去了？什么敌情、粮食、雨具都要齐备才能行动，杨成武部怎么就没提出这些困难，难道对他们就不算问题？责问东野出动遥遥无期，而令杨成武部孤军早出，一旦被傅作义击败，华北之敌就又会回到东边去对付东野和杨得志兵团，这样对于战局有何利益？
林彪感觉到了沉重的压力，赶快回电解释，说确实是因为洪水冲垮了铁路桥梁，才导致东野迟迟无法出动。当时东北地区连日阴雨，辽北、辽西甚至是30年一遇的大雨，数条大河洪水暴涨，公路、铁路、桥梁受到了严重破坏。林彪表示只要雨势不继续，洪水上涨能逐渐下降，则东野仍可按时出动。毛泽东了解到情况后，怒气稍息，但仍指示林彪要速速做好出动准备，尽快报告决定时间。这回林彪再不敢怠慢，与其他领导人加快进行大军出动前的各项组织准备工作。8月24日，林、罗、刘致电中央军委，明确表示可在8月底或9月初出动，在9月6日前后即可在北宁线各城打响。
对于如何打这一仗，林彪准备以4个纵队到北宁线打义县等城市，1个纵队加3个独立师阻击北宁线上东援的华北国民党军，4个纵队在新民以西准备打击沈阳西援锦州之敌，2个纵队在长春、沈阳之间准备阻击沈阳北援长春之敌，1个纵队加6个独立师继续围困长春。一看这个部署，就知道还是个围城打援，仍想打巧仗。然而毛泽东此时的作战设想已有了改变。经过与林彪等人就作战方向反复进行讨论后，毛泽东看到了能实现东北战局突破的希望。即东野南下后不急于入关作战，而是集中力量打下锦州、唐山、山海关三个据点，中间突破控制北宁线，坚决打掉范汉杰集团，孤立卫立煌、傅作义集团，然后再协同华北部队向两翼扩展。如卫立煌前来增援范汉杰，就要敢于与其进行主力决战。东野具备这个实力，也能够争取胜利。如此，东北战局将一锤定音。
9月5日，毛泽东电示林、罗、刘，进一步明确了作战目标，指出东野的作战的重点要放在卫立煌、范汉杰集团，要控制北宁线，坚决打锦州、山海关、唐山诸点。9月6日，林彪等人回电，表示南下如能抓住义县、高桥、兴城、绥中四处敌人，那么打锦州就具备了有利条件。如能在华北部队配合下，还可继续进攻唐山。
毛泽东一看，还在玩含糊，即于9月7日复电，再一次明确了东野的作战方针：“要求你们现在就应该使用主力于锦州、山海关、唐山一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电报中特别强调：“一、确立攻占锦、榆、唐三点并全部控制该线的决心。二、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全军来援的时候敢于同他作战。”林、罗、刘、谭很快回电，表示如奔袭成功，就有把握夺取锦州，东野有决心争取东北与华北战局的根本变化。在作战部署上，林彪使用6个步兵纵队另1个师、炮兵纵队主力、3个独立师和骑兵师投入北宁线作战，切断东北之敌与关内之敌的联系，沿线逐点攻城，包括锦州；以4个纵队加1个独立师随时准备打击沈阳援敌；1个纵队加5个独立师继续围困长春。战役名称当时定为“东北秋季战役”或“锦榆唐战役”，而不是“辽沈战役”。
至此，经过长达半年多时间的反复讨论，最终确定了东野主力南下打锦州，控制北宁线的作战方针。这个决心一下，东北战场必将破局。毛泽东早早就形成了东野主力南下的战略设想，并在与前线将领的反复讨论中逐步加以完善，终于演变成了东北地区国共两军的战略决战。从历史的高度看，毛泽东的伟人气魄和战略决断是推动这一历史进程的关键动力。林彪虽然在这一战略决策运筹过程中多担任了被动角色，但其提出的一系列作战设想也很有价值，对于促成最后的战略决战功不可没。历史不能简单地以结果论对错，战争瞬息万变，各种可能性复杂交织，考验的就是指挥员的判断力和执行力。从某种程度上说，一旦决策后就难以再改变历史，是胜是败就是它了，这就是一种赌博。林彪在这一过程中的持重谨慎，只能说明他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和精细的判断力。对于其合理的建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也是支持的。若非如此，林彪也不可能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就解放了绝大部分东北地区，并将一支孤军之师发展成了百万之众。另外，蒋介石集团因尖锐的内部矛盾而使其在东北战略上犯下了致命的错误，也是辽沈战役能打成最后结果的重要原因。后人来看这段历史，重要的是要考察决策形成过程，弄清楚每一个环节之所以然，从而代入历史中，把握历史人物的呼吸，理解历史人物的苦衷，这样才既能领略复杂的历史，又能提高自己在现实中的洞悉事物能力。历史的魅力，便在于此。



东北人民解放军于1948年3月结束了冬季攻势后，已经解放了占东北面积70%以上的地区和86%的人口，使整个解放区连成了一片。同时，东北人民解放军也从刚出关时的11万人发展到了近100万人，其中野战军近70万人，武器装备和战术素养均居各战略区部队之冠，可谓是兵强马壮。连毛泽东当时都风趣的说：“林彪现在壮得很呐！”反观在东北的国民党军，虽还有50多万人，却被分割在了长春、沈阳、锦州三块互不相连的地区内，在战略上陷入了非常孤立的境地。其中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副总司令廖耀湘率2个兵团8个军约30万人，防守沈阳、铁岭、抚顺、本溪、新民地区；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率2个军约10万人，防守已成孤城的长春；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率1个兵团4个军约15万人，防守锦州、山海关、葫芦岛一线。除锦州地区还能维持着与关内的铁路和海上交通外，长春和沈阳地区都已被解放军分割包围，陆海交通断绝，全靠空运补给。至此，无论政治、经济、军力、士气、民心，东北的中共力量均对国民党形成了全面压倒性优势，这在当时全国各战略区中是唯一的。
就当时的全国战局而言，毛泽东曾就南北两线各作过一个设想。在南线，刘邓大军转战大别山，遭到了国民党军重兵围剿，形势非常困难。为扭转局面，毛泽东又出天才设想，决心派一支精锐的主力兵团向长江以南作战略跃进，迫使国民党军回援，使中原战局出现重大改变。他将这个任务交给了华野，属意由华野副司令员粟裕率叶飞、王必成、陶勇3个纵队渡江南进，进行大纵深机动作战，吸引调动敌人；在北线，毛泽东向东北野战军（以下简称东野）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提出了“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的战略设想。具体来说，就是要求东野集中力量向锦州、山海关一线的北宁线方向出击，目的是以“准备对付敌军由东北向华北撤退之形势”。也就是说，毛泽东已判断蒋介石可能会将东北的国民党军撤向华北，以扭转非常被动且正逐渐恶化的战略态势。因而希望东野主力能南下作战切断北宁线，封闭敌人经此处的退路，最好是能将国民党军关在东北就地歼灭。这个设想是毛泽东代表中央军委在1948年2月7日给林彪等人的电报中体现的，战史上将之作为毛泽东第一次对东北战局明确提出的“关门打狗”战略。
这里出现了一个关键性问题，即蒋介石想不想把东北国民党军撤向华北，其直接关系到了东野主力南下北宁线是否会演变成战略决战的根源所在。
还在1948年1月时，东北的国民党军在东野的冬季攻势下一溃千里，形势可以说是江河日下。蒋介石只好撤掉了被打得焦头烂额的原东北“行辕”最高长官陈诚，改派被急召从海外回国的抗战名将卫立煌出任新成立的东北“剿总”总司令，期望卫能改变局面。在蒋介石的命令下，又从华北抽调了一批军队到东北，同时恢复了一些被消灭部队的建制，使卫立煌手中的兵力达到了60万人。不过，历史证明，派卫立煌主掌东北是蒋介石在战争关键时刻犯下的一个最严重的错误，他很快就将后悔莫及。
卫立煌在国民党将领中素来以能打著称，这里先不论多年来坊间议论他的“通共”嫌疑，仅从其上任后的军事部署看，还是费了些心思的。卫立煌判断，目前手中的这些兵力也仅比陈诚当初在任上时多了一点，且多未经整训，那时没打动共军，现在更是甭想。既然不能攻，便就只能守，先把实力保存好，稳定住东北的形势，以待将来国际局势能有什么变化。卫所想的“国际局势”指的是美国当年的总统大选，共和党的杜威与民主党的杜鲁门在激烈竞争总统职位。杜威一直声称，如果他当选，就要给予中华民国政府更多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以抵御共产党势力的扩张。因此，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集团当时正在国际上全力帮助杜威竞选总统。
卫立煌的应对策略是“固点，联线，扩面”，“重点不重面”。也就是说要首先收缩兵力固守大的据点，以沈阳为中心，巩固外围各点，同时保持至锦州和辽南出海口的交通安全，预留撤退后路。长春、吉林、四平等遭到解放军分割的孤立据点，要坚决死守，以牵制解放军的兵力而策应沈阳方向。至于后面的联线以打通各据点联系，扩面以扩大占领区的方针，现时还谈不上，只有看日后的战局发展了。另外，卫立煌新官上任，一个大的立场就是保存实力，不能轻易断送老本，手里有兵到哪都好说话，这也是国民党内部的政治潜规则。后来蒋介石和卫立煌就东北弃守间的来回扯皮，这个潜规则起到了大作用。
结果卫立煌的屁股还没坐热，林彪就指挥东野继续发起了冬季攻势。从1948年1月底到2月底，连克辽阳、鞍山、营口等辽南三城，完全控制了沈阳以南的中长铁路，切断了沈阳和锦州之间的联系，并断绝了沈阳方向国民党军的海上运输线。这下好，卫立煌集团在沈阳以北只剩下了长春、吉林、四平三个孤立据点，在沈阳以南的陆海交通又被断了，等于其主力已处于了解放军的分割包围之中，只能靠空运补给，成了待宰羔羊。蒋介石可急了：卫俊如拿不出好的应对方针，我的这点精锐本钱却不能断送在东北！经过权衡之后，他判断如按目前局势继续下去，卫立煌集团将毫无还手之力，打不了仗，光拖下去不是办法。于是决心令卫立煌只留少数兵力守沈阳，而以主力西进，打通到锦州间的道路，撤到锦州与范汉杰集团会合。从后来看，蒋介石的这个决心是及时而正确的。当时国民党军在东北就是已坐陷被动，而要摆脱被动便只有放弃一些重要据点，腾出机动兵团于更有利的战场，再徐图反攻。锦州的位置则得天独厚，为连接关内和关外的咽喉重镇，是用武之地。沈阳主力与范汉杰集团会合后，进可与共军决战，退可撤入关内，与华北傅作义集团会合，又能大大改善华北与中原战场的局势。而当时东野主力尚位于北满，在辽南切断沈锦交通线的兵力是无法阻止沈阳国民党军主力西退锦州的。在电影《大决战——辽沈战役》中，日本战犯冈村宁次在与何应钦会谈时提出了和蒋介石相同的战略方针，其眼光之老辣当予以肯定。他又说了一句话：“设若毛泽东抢一个先手，占据锦州，切断北宁线，整个满洲就是一块死棋。所幸的是，从满洲共军的动向看，他们尚无此敏感。”实际上，毛泽东对北宁线的掂记可是由来已久了。

在筹划全国战局时，毛泽东一直非常担心蒋介石会断然将东北国民党军撤入关内，这样华北和中原战场都将陷入难局，解放战争的时间必然拖延。早在1947年年中后，毛泽东就曾先后给林彪发电报，建议其将主攻方向逐步转至北宁线及关内，东北主力可组成若干野战兵团，同时在几个区域机动作战。这样既能扯动敌人以在运动中歼灭，又能打通东北至华北的交通线，将东北的军火物资接济华北、西北战场。毛泽东作这一设想的重要意图在于：当时晋冀鲁豫刘邓部千里跃进大别山，西北彭德怀部、华东陈粟部又遭到国民党军重点围剿，形势都相当困难。军力态势相对好一些的就是东北了，林彪、罗荣桓可以多担一些担子，分兵转战华北，以减轻关内战场的压力。不能不说，毛泽东的天才战略思维确是天马行空，外人不可触及。而当时林彪回电认为，要调动和歼灭敌人，需要解放军能同时攻打敌人大的据点和阻其互相增援。只有集中兵力才能做到此点，而分散作战后则较为困难。所以建议先将东北形势大体解决，而后以主力或全力入关与华北部队会合，无论是打敌大据点还是阻敌较大兵力增援就都能实现，这样全国战局将会发生根本变化。毛泽东向来尊重一线指挥员的意见，便搁置了自己的想法。等到东北战场形势日趋大好，蒋介石有可能被逼得真动了要将东北国民党军主力撤到锦州的念头时，毛泽东当初的担心便愈发严重起来。这也就是他在1948年2月7日给林彪等人去电，指示“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的根本原因。在此之前，毛泽东甚至在发给林罗的电报中都明确提出了对东北的具体铁路路段的处置意见，哪些要破坏，哪些要保留，这实际上是已经在为东野主力南下北宁线的行动预作准备了。不过，毛泽东的这个电报还不能完全看作是“关门打狗”战略的成熟设想，其理由后面会谈到。
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后，卫立煌是一百个不愿意。他刚刚得到这个官位，费了半天力气整顿部队，重建军心，突然又要撤，威望将立时丧尽，已到手的军权又不知会落入何方。更为重要的是，一旦沈阳主力西撤锦州，留守那点部队根本抵挡不住解放军的进攻，沈阳必将失守。如此一来将导致连锁反应，长春、四平等也将不保，大半个东北就沦入了共军之手。他卫立煌是东北最高长官，即使是按老头子的命令丢失了东北，但国内舆论追究起责任来，第一个替罪羊还是他卫立煌，就如当初在东北吃了败仗的陈诚，倒台在了一片“你来得去不得”、“杀陈诚以谢国人”公众汹汹声中。卫立煌是绝对不会吃这个瘪的，他找来郑洞国、廖耀湘、赵家骧等人商议，直接摆出了去辽西要击破共军数道封锁线，同时要经几条大河侧敌行动，春季解冻后重兵器通行困难等不利因素，认为以目前的士气状态很有可能要在路上全军覆没。其他人除了上述困难外，也不愿意丢下防守长春、四平等地的十几万袍泽。卫立煌乘机提出建议，认为可暂时固守沈阳，整训部队，坚持一段，看情况再打通锦州。其余将领在讨论后也赞成了卫立煌的建议。于是卫立煌先后派郑洞国、赵家骧飞赴南京，向蒋介石面陈了东北将领的意见。蒋介石虽然认为这几条理由都不成立，但见前线将领群情如此，也不好直接把下面卖命的人都给得罪了，只好同意东北暂维持现状。同时指示卫立煌要加紧整训部队，一待条件许可，就要从沈阳向锦州方向出击。
1948年3月，驻华美军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当面向蒋介石提出了放弃东北的建议，他认为继续坚守被孤立的几个大城市是徒劳无益的，而且不能无休止地靠空运补给。然而蒋介石一直没有正面回应巴大维。前边说过了，在2月底蒋介石就想把沈阳主力撤到锦州，怎么到了3月连巴大维的建议也不理了呢？实际上这是错怪了蒋介石。尽管此时东北又丢掉了四平、吉林两城，局势更加恶化，但一方面是东北将领集体不愿意撤，另一方面是到了3月形势已发生了变化。当时国内正在搞中华民国总统选举，准备召开国民大会，蒋介石已达到了他一生的政治巅峰，这时就不能因为丢掉东北而得罪国统区舆论和国民大会代表们。同时，美国总统竞选也在紧张进行，参选各方都展开了全力造势。此时如果蒋介石丢掉东北，那么就会给外界造成国民政府不堪一击的印象，不利于杜威的竞选。因此，尽管蒋介石还在犹豫，但政治第一，对外必须表示要守住东北，“以象征我们国家力量的存在”。到了4月，蒋介石又努力了一把，将卫立煌召到南京，希望他同意将东北主力撤往锦州，沈阳、长春只留少量部队防守。卫立煌一看，这意思还想把长春主力也接应着一起南撤，林彪早摆开了7、8个纵队在等着他，这不是纯粹找死吗！于是他死磨硬顶，一直强调部队尚未整训完毕，一旦撤出沈阳就有在中途被共军消灭的危险。他力陈坚守沈阳、长春的必要性，主张守住东北就能拖住林彪百万之众，为华北提供屏障，对关内战场是有利的。而且卫立煌认为东北国民党军的精锐主力尚在，共军打一个四平都很困难，并无攻占长春、沈阳这样设防坚固大城市的能力。他保证只要不撤出沈阳，军队补给问题会直接同美军顾问团商量解决。最后，蒋介石勉强同意了卫立煌的主张，让他自己去操办。卫立煌很快就找了巴大维，费劲努力要来了4个师的装备，用这些武器又编成了2个军。而空运补给问题则因运力、燃料有限，只能满足沈阳、长春每日三分之一左右的需要。显然，久守东北根本无可能，但卫立煌至少可以再拖上一阵。对于卫立煌上述的分析，蒋介石经过权衡后基本认可，他也不甘心不战就放弃长春，认为守住长春至少可以拖住共军在北满的主力，从而策应越来越紧张的关内战场。到了8月初，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了军事检讨会，最后确定在东北集中兵力以确保辽东、热河，从而巩固华北。这也就是影片中提到的国民党军统帅部的新战略：东北求稳定，华北求巩固，在西北阻匪扩张，在华东、华中加强进剿云云。
关于东北是弃是守的问题，蒋介石和卫立煌来回扯了半年皮，最后还是决定守。这就终于落入了毛泽东的战略运筹中，为歼灭东北国民党军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实际上就卫立煌那个最反感的国军主力出沈阳来看，路上确实存有风险，然而总比后来东野大军南下北宁线后，再匆忙西进救援锦州要好得多。长春是块死地，必须放弃，但又谁都不愿负责。这里关键在于国民党内部存在诸多矛盾，上下不齐心，徒然争论，迁延时日，终于导致战局无可挽回。

回到毛泽东于2月7日给林彪、罗荣桓等人的电报，其中是这样说的：“下一次作战有两个方向，一是打抚顺、铁岭、法库之敌，一是打阜新、义县、锦西、兴城、绥中、山海关、昌黎、滦州等地之敌。究竟打何地之敌为好，依情况决定。但你们应准备对付敌军由东北向华北撤退之形势。蒋介石曾经考虑过全部撤退东北兵力至华北，后来又决定不撤。这主要是因为南线我军尚未渡过长江，及北线我军尚未给蒋军以更大打击的原故。但最近你们已连续取得几次大胜仗。如果你们再有几次大胜仗，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又出平绥，出冀东，南线我军又有积极行动，蒋军从东北撤退可能性就将突然增长，其时间可能在夏季或更早一点。因此，你们应准备于一个月内外，完成现地区之作战，而于一个月以后，再进行一个战役(包括打几仗)，然后进入大休整，准备应付上述可能的新形势，但不知部队情况许可这样做否？你们上次电报曾说锦州方向无仗可打，该方向情况究竟如何。如果我军能完全控制阜、义、兴、绥、榆（山海关）、昌、滦地带，对于应付蒋军撤退是否更为有利。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如果我军尚无足够力量阻止其撤退，则撤退后的蒋军似将控制锦州、承德、北平、天津四角及其中间地区，并打通津浦北段，其给养当然会很困难，士气会更衰落，但兵力则较集中，这些可能情况亦须预先见到。当然，蒋军死钉在东北不撤退的可能性也有，但除非我军强大到使其无法撤退，否则是难于设想的。”
毛泽东在电报中的主要意图在于阻止东北国民党军直接撤往关内，建议东野南下夺取北宁线，首先封闭敌人的陆上退路，这样对应付此种形势更为有利。至于国民党军的海上退路，电报中并未谈及，但提到了一旦敌人退往关内后的危害。也就是说，毛泽东当时判断东北国民党军一定会向关内撤退，却并无信心将其完全封闭于东北，而是要求东野不能让其直接从陆路退入关内或在锦州地区聚成一个大的集团，从而造成东北战场更难于解决和华北战场压力骤增的不利形势。因此强调了东野主力南下夺取锦州、山海关一线的重要性，这样就能预防敌人抢占此区域的不利局面，同时可以与华北聂荣臻部连成一片，为将来直接入关参战作准备。可以说，毛泽东当时还未有在东北发起战略决战的意识，他的主要意图还是基于去年的那个天才设想，即在东北敌人还未消灭的情况下，军力富裕的东野可以派一部分兵力先行入关参战，以改善华北战场局势。相比蒋介石和冈村宁次等人提出的将沈阳主力撤到锦州后的形势来说，南下北宁线作战的重要性也就更明显了，确实是抢了一个先手，预防了最不利局面的发生，同时直接打通了入关的咽喉路线，搞得好还能吃掉部分敌人。东北、华北一块打，是毛泽东对于下一阶段作战设想的重要基础。至于东北战场未解决的敌人，打一段休整一段，一口口将其吃掉，已不是着急的事。万一卫立煌集团拼命从海上逃回关内，也只能从华东地区加入作战，至少不能直接影响华北。而东北将全部获得解放，东野就可全力入关参战，全国战局也将发生根本变化。这是一个长远设想，与后来毛泽东在西柏坡“九月会议”上提出的五年左右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设想是一致的。
对于中央军委2月7日的电报，林彪、罗荣桓、谭政、刘亚楼等人立即进行了研究。当时冬季攻势尚在进行中，东北国民党军已被分割在了长春、吉林、四平、沈阳、锦州、鞍山、营口等城市附近。军委在电报中除了建议东野主力下一步的两个作战方向外，还要求其利用冰期打两个月仗，歼灭大批敌人，替夏、秋两季创造良好战场。林彪等人认为沈阳以北的四平、长春、吉林之敌已被孤立，沈阳之敌有可能出来增援。同时如能继续分割包围沈阳之敌，锦州之敌也可能出援沈阳。这样，正可在途中进行设伏打援，再歼灭一部分敌人，贯彻军委提出的为夏、秋两季创造良好战场的意图。据此，林彪等人于2月10日回电，完全赞成军委的意见，表示“我们同意亦认为将敌堵留在东北各个歼灭，并尽量吸引敌人出关增援，这对东北作战及对全局皆更有利，今后一切作战行动当以此为准。”同时，认为“敌主力自锦州以北撤退的时机，大约在我军歼灭吉林、长春、四平等地敌人以后，又加上关内他的局势甚紧张时即会开始。但只要吉林、长春敌被我抓住和未歼灭前，沈阳的敌人是不会退的”。对于继续进行的攻势，林彪提出准备将部队摆在锦州和新民之间一带，一面利用解冻后的泥泞期进行整训，一面准备打击锦州方向增援沈阳之敌，以及阻止沈阳之敌南下打通交通线。不久，林彪又致电中央军委，提出“拟在四平战斗结束后，将部队摆在四平和吉林、长春之间，一面进行补整，一面防止吉林之敌退集长春。同时，引沈、锦间敌人出来，打通交通和分散兵力。下一攻势，或突然回击北宁线，或攻长春，依当时情况再定。”显然，林彪对一步作战的主要设想首先是围城打援，至于南下北宁线还要看当时的情况。
毛泽东向来尊重一线指挥员的意见，见军委的建议已被林彪接受，便开始耐心等待东野进行准备。其后东野连克鞍山、营口、开原、法库、四平、吉林诸城，彻底围住了长春，控制了沈阳西北地区，切断了沈阳和长春间的联系及沈阳之敌的海上补给线，胜利结束了冬季攻势，随即转入休整。因为战争越打越大，客观形势和任务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林彪、罗荣桓等人及时提出了“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的建军方针，为下一阶段作战指明了方向。其后东野进行了大规模的政治整军和军事训练，时间长达半年之久。为什么用了这么长时间进行整训，一会看了下边的辽沈战役决策过程就明白了。在整训期间，东野再次扩军，发展到了12个步兵纵队、1个炮兵纵队、1个铁道兵纵队和17个独立师，共53个步兵师，总兵力75万人，加上地方部队达到了109万人。同时，部队的军事素质和政治觉悟都提高到了新的水平，特别是正规战、攻坚战能力较前有了很大提高，装备精良，士气高昂，具备了彻底消灭东北国民党国军，解放全东北的实力。后来东野在辽沈战役中能31个小时就打下坚城锦州，这次整训练兵功不可没。

对于如何贯彻中央军委决策、消灭东北的国民党军，东北局于4月中旬召开会议进行了研究讨论。当时东北已无小仗可打，要打就是对长春、沈阳、锦州这样设防坚固大城市的攻坚战，或是在敌人出援的路上对其大兵团予以野战歼灭。此前东野并无攻打大城市的较多经验，在一年前的夏季攻势时打四平又受到了挫折，且部队整训练兵正在进行中，因而林彪等人对于城市攻坚战还都持谨慎态度，更倾向于把敌人调出来予以野战歼灭，也就是前边提出的围城打援。然而林彪已预先在长春方向部署了打援兵力等敌人来，卫立煌却保存实力，呆在沈阳练兵，死活坚守不出，锦州之敌亦无东进打通锦沈线的迹象。这样继续等下去也不是办法，军委2月7日的电报需要贯彻，东野必须主动出击，马上就面临了一个先打哪里的问题。当时东野的主力位于北满，不论打哪个城市，都需要集中兵力设置对内对外防线进行攻城打援，而且越南下受敌人翼侧威胁就越大，粮食、弹药、军需物资的供给就越困难，这是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城市之中，沈阳敌人兵力最多，锦州次之，长春最少。打沈阳是中间楔入，有可能遭到长春、锦州两处之敌的夹击；打锦州则属于长途侧敌行动，亦有可能同时和沈阳、锦州两大坨敌人决战，均把握不大。而且数十万大军集结开进，如何保密也是个大难题。因此，最保险的方案就是打长春，只受沈阳一处敌人威胁，且东野主力都在就近部署，不需要大的调整，侧后方安全，粮食、弹药也供应无虞。另外，东北局很多人觉得长春离哈尔滨比较近，放在这属于一块影响安全的绊脚石，总是牵扯东野要分神应付，不如就此打掉，也算解除了后顾之忧。于是东北局经过集体讨论后，在4月18日联名致电中央军委，提出了先打长春的战略方案。
东北局在这封电报中的决策理由是：“其他意见亦曾深入考虑，均认为不甚适宜：我军如打铁岭或抚顺或本溪或新民，敌均能立即组织3个师以上的兵力固守，而集中10个师以上的兵力增援。敌增援距离甚近，又因辽河、太子河的妨碍，我军攻城打援均不便。本溪与铁岭两点，如我军主力向该方向前进时，敌甚至可能暂时撤退，让我军扑空。如我军主力向义县前进，义县之敌必然自动撤至锦州。如我军攻锦州，则所遇敌人更较长春强大。如我军等候敌人打通锦沈线，则不知要等到何时，且即令敌出来打通，但我主力一向锦沈线前进时，而敌必自动收缩，使我军扑空。如我军向锦州、唐山之线或冀东、平绥前进时，在敌目前采取放弃次要据点，集中兵力固守大城市的方针下，则必到处扑空，或遇到四、五个师兵力守备的城市。且大军进到那些小地区，衣服、弹药、军费皆无法解决。同时东北战士入关，经长途跋涉，士气必降，逃跑必发生。在我主力南下情况下，长春之敌必能乘虚撤至沈阳，打通锦沈线。如我军以很多兵力（如三个纵队）入关，沿途仍不易求小仗打；遇大的战斗（又攻城又打援）则又吃不消。而留在东北的部队，既不能打大仗，又无小仗可打，陷于无用之地。故目前只有打长春的办法为好。”预计东野要集中9个纵队围住长春，如沈阳之敌增援就以主力南下野战歼敌；如敌不增援，则对长春发动全面总攻，“企图在十天半月左右的时间内全部结束战斗”。电报中还建议，为防止锦州之敌强行打通锦沈线与沈阳敌人会合，再向北增援长春的不利局面发生，华北部队可派3到4个纵队兵力，到承德以东或山海关以北地区牵制范汉杰集团，配合东野打长春。
  在城南庄的毛泽东接到东北局的联名电报一看，好嘛，把他2月7日电报中提出的两个作战方向全给否了，一门心思就是要打长春。对此，毛泽东肯定是不高兴的，这与他东北、华北一块打的战略设想相差甚远。然而东北局联名来电，将其强行驳回是不合适的，也不符合毛泽东的一贯风格。现在的关键问题就是蒋介石要不要马上就把东北的部队撤向关内，这是决定下一步作战方向的重要指标。根据中共情报战线提供的报告，蒋介石暂时还未做这方面的决定。在这种情况下，东野暂未有南下北宁线作战的迫切需要。既然林彪执意要打长春，那就让他打一下试试，部队取得一些攻坚经验也是好事。因此，毛泽东于4月22日复电东北局领导人，同意他们先打长春。不过电报中同时也讲得很清楚：“我们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理由是先打长春比较先打他处要有利一些，不是因为先打他处特别不利，或有不可克服之困难。你们所说打沈阳附近之困难，打锦州附近之困难，打榆锦段之困难，以及入关作战之困难等，有些只是设想的困难，事实上不一定有的。有些是实际的困难，在你们打开长春南下作战时会要遇着的，特别在万一长春不能攻克的情况之下要遇着的。因此，你们自己（特别在干部中）只应当说在目前情况下先打长春比较有利，不应当强调南下作战之困难，以免你们自己及干部在精神上处于被动地位。”由此可见，毛泽东虽然表示“先打长春比较先打他处要有利一些”，但仍不放松对南下作战的要求，实际上是保留了自己的意见，让东北局领导人酌情掌握。
既然要打长春，就得打出个样子来。毛泽东很快请了曾亲临前线指挥晋察冀野战军攻克华北重镇石家庄的朱德对打长春提出意见，指导东野攻坚。并且还先后向林彪介绍了关内其他部队攻打城市的成功经验，如徐向前指挥晋冀鲁豫部队打临汾，许世友、谭震林指挥华野东兵团攻潍县等案例。毛泽东当时是全心全意支持林彪打长春的，希望能对其提供帮助。
从5月24日开始，东野发起了攻打长春的外围战，以2个纵队奔袭长春西郊的大房身机场。由于对长春的设防情况、地形条件掌握不够详细，经过激战虽攻占了机场，歼敌6000人，自己也伤亡了2100人。在听过前线部队汇报后，林彪觉得长春敌人设防之坚固和战斗力之强都超过了自己的预想，硬打下去必然要付出很大代价，还没有绝对把握能拿下来。随即改变了计划，命令部队停止攻击长春。在和东北局其他领导人进行了研究后，林彪、罗荣桓等人于5月29日致电中央军委，报告了打长春的各种困难，建议改变硬攻长春的决心，改为以一部兵力对长春实行久困长围，准备在敌人撤退时于途中将其追歼，使得东野主力能够南下到承德、古北口一线作战。
毛泽东接到电报后，马上就产生了怀疑。东北局在前边把话说得太满，认为可以在“十天半月左右的时间内全部结束战斗”，而现在电报中又把打长春的困难说得很严重。到底是真严重，还是东野攻坚能力太差，或是林彪等人严重缺乏作战信心呢？前边是南下困难一堆，同意了打长春又是困难一堆，这仗还怎么打？因一时没有考虑清楚，毛泽东在5月31日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并告东北局，要求他们提前进行准备，充分做好大军南下所需要的各项保障工作，而暂时未就29日电报作出正面回应。
经过了两天思考，毛泽东没有再客气，于6月1日发了一封电报给林彪，一口气提了十个问题，如对长春是否已展开全力攻击、外围工事是否均已夺取、是否实行了军事民主、你们指挥所在何处等等。最后列举了徐向前指挥攻克临汾的经验，表明敌人再顽强的防御也是可以打下来的，话语中指责林彪等人的意味已很明显了。林彪感觉到了分量，当天即回电表示，还要对长春的地形条件进行侦察，此前对下一步作战没有最后的确定见解。不久，朱德在对东野上报的长春外围战斗报告进行了分析后，致电毛泽东，认为长春并不是不能打，只要准备好充足的弹药，加以坑道作业战术，再准备付出3万人的伤亡，是可以打下来的。就当时而论，东北是全国各战略区中弹药产量和储量最多的，完全可以支撑打几个大的战役。只要坚决打下10万人防守的长春，就等于在攻坚上破了局，东野以后的仗就好打了。毛泽东于6月3日给林彪等人转发了朱德的电报，并再发一电，要求林彪等人明确回答：能不能攻坚、能不能同时进行攻城和打援、能不能攻占敌一半阵地后改以久困长围。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等人也对下一步作战进行了研究，普遍感觉长春不好打，真要打不下来便会影响部队士气，后边作战就更困难了。他们于6月5日复电军委，提出了可以采取的三个作战方案：一、强攻长春，但无把握，成功可能性小；二、以少数兵力围困长春，主力南下北宁线作战，但有可能到处扑空打不到敌人，或敌人集中起来不好打，同时粮食发生困难，而长春之敌又可能乘机突围逃回沈阳，造成两头落空；三、对长春实行较长时期的围城打援，然后再攻城。同时表示“目前以采取第三个方案为好，即对长春采取较长期的围城打援，并最后攻城。估计敌被困饿到极点时，沈阳敌可能被迫增援，因而我们以长春为钓钩就可能求得打运动战的机会。”电报中还下了一个结论，即“目前敌在东北、华北采取集中兵力守大城市的方针下，我准备现阶段上的要对沈阳和类似这一类的城市除围困外，暂时别无他办法，暂时绝无可能形成进攻此大兵力、大城市的足够兵力。所以无论主观上是否急躁，但结果仍只有采取较长期的耐心的围城打援，并采取敌粮尽援绝而最后攻城的办法。”
毛泽东研究了这封电报后，感觉不好强人所难，东野真要因为打长春折了锐气，恢复起来就很费时间，对全局更不利。眼下蒋介石仍没有把东北部队撤到关内去的迹象，给东野几个月时间搞围城打援也好，同时可以为南下作战搞好准备。6月7日，毛泽东复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基本上同意了他们提出的第三方案，并对东野攻城与打援的部署、战法都作了具体指示，希望他们要立足于打，而不是围而不攻。并要求东野必须同时完成下一步南下北宁线作战所需要的粮食、弹药、被服、新兵等各项准备工作及道路运输工作。这样，中央军委和东野领导人关于东北作战方向第一阶段的运筹便告一段落，确定了对长春围城打援的方针。
此后又过了一个多月，东北战场一片静悄悄。卫立煌呆在沈阳死活不动，毫无增援长春的迹象。而长春城内虽粮食非常紧张，但也没有到支持不下去的程度。这一时期，关内战场则打得热火朝天。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发起豫东战役，硬碰国民党精锐兵团，攻占开封，歼敌9万余人；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中原野战军发起襄樊战役，刀劈三关，攻占襄阳、樊城，歼敌2万余人；徐向前指挥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发起晋中战役，先后吃掉阎锡山10万人马；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指挥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出击冀热察地区，连续歼敌2.4万余人，使华北国民党军无暇支援东北战场。毛泽东后来在西柏坡“九月会议”上说东北少打了一仗，即是指这一时期的情况。
面对全国战场的热闹局面，林彪等人坐不住了，感觉这样围着长春僵持下去也不是办法。东北局经过重新讨论后，决定不再被动地围长春，而是南下北宁线作战。这里需要明确的一个问题是，一向谨慎的林彪之所以又想南下作战，很大的原因是从华北部队得到了情报，说是天津、北平、张家口、大同、唐山、新保安、绥远、包头的敌人加一起总共只有26万人，比沈阳一个地方的敌人还少10万。这样一来，东野主力南下与华北部队联合歼敌已有很大可能。以东野的实力，打华北敌较少兵力防守的城市，要比打长春、沈阳、锦州敌重兵集团要容易得多。因此，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于7月20日联名致电中央军委，提出在东北雨季结束后，东野主力即开始实施南下作战，并明确了南下作战的首要目标，是以奔袭手段分别包围歼灭义县、锦西、兴城、绥中、山海关诸地之敌，然后迅速进行夺取承德和打援的战斗。为了充分说明东野南下的意图，7月22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再次致电军委，提出东野南下与华北部队配合作战的设想：“如华北敌人确实空虚，则我军南下与晋察冀配合作战，则有全部歼灭敌人，夺取天津、北平的重大可能；同时，亦必然引起长春、沈阳敌人撤退，达到解放东北的可能。如中央同意七月二十日电的建议，在我们南下未暴露之前，请设法派兵团攻大同，将傅作义部队分散到大同方面去，以便我军能够各个歼灭敌人。”同时表示：“凡五万人以下的守城部队，我们均有歼灭他的把握；十万人的守城部队，只要不受大的增援威胁，我们亦有歼灭他的相当把握。因此，如能将傅作义调动一两个军向西去，我们就有可能全部歼灭北平、天津、张家口、保定、唐山、大同之敌的把握。”
毛泽东看了这两封电报后很高兴，认为东野的作战方案终于和自己的设想接近了。不过，想歼灭东北的国民党军，没有打大仗的决心是不行的。东野经过了几个月的休整练兵，“林彪现在壮得厉害”，不能总像以前那样打起仗来谨小慎微，必须给他压担子。毛泽东很快以中央军委名义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及东北局回电，表扬了他们能把注意力转移到向南作战来，并提醒他们要抓紧时间进行政治动员和各项保障准备工作。7月30日，毛泽东再电林、罗、刘，终于给他们压了担子。电报中要求东野“应当首先考虑对锦州、唐山作战，只要有可能就应攻取锦州、唐山，全部或大部歼灭范汉杰集团，然后再向承德、张家口打傅作义。如果你们不打范汉杰先打傅作义，则卫立煌将以大力集中锦唐线，卫、范协力向西援傅，那时你们可能处于很困难地位。”
毛泽东的意图很明确，林彪总想打小城市，打弱敌，打不了的就跃过去，期望以小的代价去换取大的胜利，这在以前是可以的。然而解放战争进行到了今天，不碰敌人设防坚固的大城市和精锐集团是解决不了问题的。长春、沈阳、锦州，都不想打，难道敌人会自己消失吗？当然不行。就如《辽沈战役》中朱德斩钉截铁说得那样：“重兵固守的大城市，硬要把它啃下来；强大的机动兵团怎么样，就要把它吃下去！”毛泽东就是要让东野去夺取敌人重兵设防的锦州，拿下蒋介石的大集团，将东北、华北连成一片，这样下边的仗就好打了。

林彪顾虑的则是打锦州没有把握，所以还是想围城打援，不打锦州，先打小城市，以此调动敌人。8月1日，林彪等人致电军委，上报了南下的作战方案，核心意思仍是不打锦州，而先打义县、锦西、绥中、兴城、山海关之敌，然后视情况进攻承德或唐山。对于毛泽东担心的卫立煌将沈阳主力南下与范汉杰会合后去增援傅作义，林彪认为“我们估计在长春敌人未退或歼灭前，沈阳、锦州的敌人向我热河和关内增援的可能不会很快，兵力也不会很大，特别是锦州以南到山海关被我占领时，敌人更很难很快策应傅作义。”
对于林彪的这个作战方案，毛泽东仍未强力否决。为了协调好东北、华北两个战略区的行动，毛泽东应林彪的要求致电指示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政委薄一波，命令华北军区立即组织西进兵团，以杨成武为司令员兼政委，迅速进军绥远，以便分散傅作义的兵力，配合东野在北宁线作战。
安排好杨成武后，毛泽东又致电林、罗、刘，通报了杨成武部可在8月20日左右可完成一切准备，要求东野尽快确定出动时间，这样杨得志兵团和杨成武兵团才好行动，配合他们作战。然而林彪这时还是犹豫不决，先后数次打电报给中央军委，却都不谈东野出动时间，而先是建议杨成武兵团出击绥远，吸引傅作义集团一部西援，然后东野再南下，并提出东野主力行动时间要视杨成武部行动的迟早才能确定。一会又说华北敌情有变化，敌人有撤往华中的可能。后来又提出大军南下的粮食没准备好，铁路桥梁又被洪水冲垮等等。总之，折腾了10天时间，出动时间仍无法确定。
毛泽东怒了。他连续电复林、罗、刘，指出东野应迅速决定并开始行动，而不应取决于杨成武部的行动。对于林彪一再反映的南下准备工作没有做好等，毛泽东予以严厉批评，指出早在两个月前就已经指示他们努力进行准备，这么长时间都干什么去了？什么敌情、粮食、雨具都要齐备才能行动，杨成武部怎么就没提出这些困难，难道对他们就不算问题？责问东野出动遥遥无期，而令杨成武部孤军早出，一旦被傅作义击败，华北之敌就又会回到东边去对付东野和杨得志兵团，这样对于战局有何利益？
林彪感觉到了沉重的压力，赶快回电解释，说确实是因为洪水冲垮了铁路桥梁，才导致东野迟迟无法出动。当时东北地区连日阴雨，辽北、辽西甚至是30年一遇的大雨，数条大河洪水暴涨，公路、铁路、桥梁受到了严重破坏。林彪表示只要雨势不继续，洪水上涨能逐渐下降，则东野仍可按时出动。毛泽东了解到情况后，怒气稍息，但仍指示林彪要速速做好出动准备，尽快报告决定时间。这回林彪再不敢怠慢，与其他领导人加快进行大军出动前的各项组织准备工作。8月24日，林、罗、刘致电中央军委，明确表示可在8月底或9月初出动，在9月6日前后即可在北宁线各城打响。
对于如何打这一仗，林彪准备以4个纵队到北宁线打义县等城市，1个纵队加3个独立师阻击北宁线上东援的华北国民党军，4个纵队在新民以西准备打击沈阳西援锦州之敌，2个纵队在长春、沈阳之间准备阻击沈阳北援长春之敌，1个纵队加6个独立师继续围困长春。一看这个部署，就知道还是个围城打援，仍想打巧仗。然而毛泽东此时的作战设想已有了改变。经过与林彪等人就作战方向反复进行讨论后，毛泽东看到了能实现东北战局突破的希望。即东野南下后不急于入关作战，而是集中力量打下锦州、唐山、山海关三个据点，中间突破控制北宁线，坚决打掉范汉杰集团，孤立卫立煌、傅作义集团，然后再协同华北部队向两翼扩展。如卫立煌前来增援范汉杰，就要敢于与其进行主力决战。东野具备这个实力，也能够争取胜利。如此，东北战局将一锤定音。
9月5日，毛泽东电示林、罗、刘，进一步明确了作战目标，指出东野的作战的重点要放在卫立煌、范汉杰集团，要控制北宁线，坚决打锦州、山海关、唐山诸点。9月6日，林彪等人回电，表示南下如能抓住义县、高桥、兴城、绥中四处敌人，那么打锦州就具备了有利条件。如能在华北部队配合下，还可继续进攻唐山。
毛泽东一看，还在玩含糊，即于9月7日复电，再一次明确了东野的作战方针：“要求你们现在就应该使用主力于锦州、山海关、唐山一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电报中特别强调：“一、确立攻占锦、榆、唐三点并全部控制该线的决心。二、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全军来援的时候敢于同他作战。”林、罗、刘、谭很快回电，表示如奔袭成功，就有把握夺取锦州，东野有决心争取东北与华北战局的根本变化。在作战部署上，林彪使用6个步兵纵队另1个师、炮兵纵队主力、3个独立师和骑兵师投入北宁线作战，切断东北之敌与关内之敌的联系，沿线逐点攻城，包括锦州；以4个纵队加1个独立师随时准备打击沈阳援敌；1个纵队加5个独立师继续围困长春。战役名称当时定为“东北秋季战役”或“锦榆唐战役”，而不是“辽沈战役”。
至此，经过长达半年多时间的反复讨论，最终确定了东野主力南下打锦州，控制北宁线的作战方针。这个决心一下，东北战场必将破局。毛泽东早早就形成了东野主力南下的战略设想，并在与前线将领的反复讨论中逐步加以完善，终于演变成了东北地区国共两军的战略决战。从历史的高度看，毛泽东的伟人气魄和战略决断是推动这一历史进程的关键动力。林彪虽然在这一战略决策运筹过程中多担任了被动角色，但其提出的一系列作战设想也很有价值，对于促成最后的战略决战功不可没。历史不能简单地以结果论对错，战争瞬息万变，各种可能性复杂交织，考验的就是指挥员的判断力和执行力。从某种程度上说，一旦决策后就难以再改变历史，是胜是败就是它了，这就是一种赌博。林彪在这一过程中的持重谨慎，只能说明他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和精细的判断力。对于其合理的建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也是支持的。若非如此，林彪也不可能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就解放了绝大部分东北地区，并将一支孤军之师发展成了百万之众。另外，蒋介石集团因尖锐的内部矛盾而使其在东北战略上犯下了致命的错误，也是辽沈战役能打成最后结果的重要原因。后人来看这段历史，重要的是要考察决策形成过程，弄清楚每一个环节之所以然，从而代入历史中，把握历史人物的呼吸，理解历史人物的苦衷，这样才既能领略复杂的历史，又能提高自己在现实中的洞悉事物能力。历史的魅力，便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