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台共根据地”的兴亡记录

这是一个台湾村庄在五十年代的遭遇。
　　这是一个中国武装基地从设立到被歼灭的记录。
　　和当时所有台湾人一样，鹿窟村民在脱离日本殖民地统治的同时或许也曾兴奋地拥抱阔别多年的祖国。然而，接下来的变局和黑暗，却使这群连北京话都不会讲的台湾人，期待起第二个"祖国"；并且，以他们的鲜血和自由见证了这个悲剧。
　　今天，我们记述鹿窟，并不只因为这是一场悲剧，更不是赞成他们的意识型态或立场，而是在我们挖掘四十到五十年代那段被埋葬历史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鹿窟，并且觉得自己有责任把它一点一滴地记录下来。
　　即使是独裁者，也没有权利剪裁变造或是埋葬历史。当我们握著笔杆，努力让千万张久处黑暗的模糊面孔一一重见阳光时，即使彼此的主张大不相同，我们也没有任何藉口可以遗漏鹿窟，更没有权利将他们轻轻带过。
　　因此，我们记录了我们所知道的鹿窟－－一个村庄在五十年代旋涡中被毁灭的故事。
　　车子刚过台北市忠孝东路基隆路口，带路的陈桑便指著眼前苍青的山峦："翻过这座山，就是当年的武装基地。"我们的目的地，是台北县石碇乡鹿窟村。第一次知道"鹿窟"，是从几位老政治犯口中，听说在汐止附近有一个被国民党"屠村"的地方。当时，这样强烈而充满血腥的字眼，一霎时震动我们的心灵。彷佛，村民们一一仆倒散落青山绿野的尸骸，不断向我们逼近、放大，如同一幕幕重覆再重覆的影像。
　　对我们这一代来说，民国三十六年到四十几年的台湾历史，几乎只是一张染著绑血的白纸。我们只能隐约地听闻，在那样黑暗的世代里，许许多多人丧失了自由与生命。一堆无法证实的数字、私底下悄声议论的传闻、千千万万张未曾留下姓名的模糊面目，就是历史给我们的答覆∶而这种答覆，又是微弱得多么令人焦急与气愤啊！
　　让模糊的面孔，还原为历史的一部份
　　抱著这样沉重的感觉，我们开始寻找"鹿窟"。我们期待，那些在黑暗中模糊了多年的面孔，能够清晰起来∶而那些数字与传闻，也能在重新察考之后，还原为历史的一部份。
　　出发前，我们约略了解了“鹿窟事件”的背景。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五日，台湾共产党成立于上海租界一家照相馆的二楼，作为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三天后，新成立的台共中央委员会推举蔡孝干为常任委员之一，并任命他为宣传部的负责人，返台展开工作。
　　然而，由于日警的追捕，蔡孝干不久又逃回大陆，在中国团体中以少数民族代表的角色，参加了两万五千里长征。一九四五年对日抗战胜利后，中国指派他返台发展组织，于是，他在同年底离开延安，回到台湾。
　　蔡孝干化名"老刘"，由林英杰、张志忠、洪幼樵等人协助，并联络谢雪红、简吉、陈福星、张伯显等老台共干部，设立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先后建立了基隆、台北、新竹、台中、嘉义、台南、高雄等地区的支党部。
　　他们连一句完整的北京话也不懂
　　各地区支部成立才一年，“二二八事件”发生了。由于二二八事件的波及，各支党部人员不是遭到通缉追捕，就是自己逃亡藏匿，原有的组织几乎瓦解。为了重新整合，中国华东局任命蔡孝干为台湾省工委会书记，要求他配合日后解放台湾的工作。
　　华东局的工作指示中，包括重新吸收优秀份子、确立完整组织、确保兵源财源，以及占领台湾山脉，以深山为根据地，在山区建立解放区和游击区等原则。蔡孝干认为，只要能建立山区武装某地，其也问题都可以获得解决，便全力朝这个方同努力。
　　“鹿窟武装基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孕育诞生。据统计，类似的某地，包括树林三角埔、桃园、苗栗、新竹竹南、台中、云林二仑、台南麻豆、台南下营、高雄燕巢等地区，而鹿窟，是其中规模最大、人员最多的一个。
　　这样简单的资料，却让我们心中浮起一层迷惘。我们很难理解，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一整个村庄都卷入企图建立武力以配合解放台湾的暗流？而参与事件的人，没有一个不是土生士长的台湾人∶他们，甚至连一句完整的北京话也不懂。
　　革命者赤足踏在被阳光沸腾的小道上
　　车子驶入山区。陈桑有时凝望著车窗外的一景一物，有时却又回过头来向我们描述鹿窟村的状况。这位在基隆和台北之间，处于汐止、南港、石碇、坪林交界的小村庄，基本上十分贫困落后。大部份的村民都是“青暝牛”－－文盲，物质生活也很愦乏。除了少数人工垦殖的茶园，几乎都是荒山，村民只有靠山吃山，以砍柴、伐木来供给基本生活的需要。
　　山上的路况很差。我们一路盘旋而上，从柏油路、石砾路拐进了黄泥道。车厢里吹送著冷气，但汽车异常的颠簸震动，却将这段路程的崎岖坎珂，毫不保留地幌进每们人心底。这么多年了，从山下到鹿窟仍是这么艰难，不知道当年陈桑和他的同伴们，又是怎样赤足踏在阳光沸腾的羊肠小道上呢？
　　就是这个地方！
　陈桑比划著∶"都是常年武装基地的势力范围。"灿烂的阳光下，陈桑所画出的广大浓绿林野，看来静寂而沈著。也许，经过这么多年的光阴流转，连山林也都忘怀了那段过去。
　　几十分钟的车程隔绝，感染不到这貌似平静纯朴的林野。我们无法真正明白，究竟是诱人的物质环境，将原来的居民一户户吸向城市还是三十多年前那段血腥的阴影，驱散了曾经身历其境的每一个人？
　　一心期待祖国，早日解放台湾
　　为了拍摄今日鹿窟的景象，我们下了车缓缓走者。而陈桑，也絮絮谈起了鹿窟往事。
　　准备在北部深山建立解放区和游击区的蔡孝干，在一九四九牛五月上旬，联络陈本江、陈义农、许希宽等人，到他台北市泉州街的住宅开会讨论。陈本江是一位大学教授，他从厦门中学毕业后，进入日本甲稻田大学攻读经济学，学成后一度在北京大学任教∶陈义农和许希宽，则原本都是木工。他们这些人，对于实施共产制度的远景，都怀抱著绮丽的幻想，也因此一心期待祖国早日解放台湾。
　　对于如何配合一九五四年或一九五五年国解放军登陆作战，他们热烈地讨论著。有人提议七星山，有人提议后山三峡地区，有的人认为观音山最适合。由于蔡孝干对这些地区的地理环境都不熟悉，无法当场做成任何决议。最后，也指示大家分头找寻适当的地点，等备妥详细资料和地图再开会决定。
　　六月中旬，他们再度聚会讨论。陈本江提出一份以台北县石碇乡鹿窟村为中心的地图，强调这个地方形势险要，向北经玉桂岭、坪林，进入姑婆寮、倒吊岭∶向南可以由三峡通达新竹、苗栗的山区，进可攻，退可守，东南可以控制基隆沿海侧背，西边可以威胁台北地区，是建立武装基地的最佳地点。最后，陈本江的提议获得支持，鹿窟村的命运，也就这样被决定了。
　　鹿窟村民全然无知地被捺上同志的印记
　　头顶上的骄阳火炙，陈桑的叙述，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听来，总有些命定的悲剧感。
　　然而，当年那些参加会议的人，却是如何昂奋地在一间台北的民宅中选择了鹿窟∶而遥处深山中的鹿窟村民们，又是那么全然无知地，甚至在他们为谋生挥汗的同时，就被一群原本可能素不相识的人们，奈上了同志的印记。
　　九月上旬，被任命用总指挥的陈本江，和许希宽、陈义农一起进入鹿窟山区展开预备工作。陈义农先去拜访他的好友陈春庆，希望经由陈春庆的协助，结合鹿窟的在地人。陈春庆曾经在中国大陆居住数年，对国民党的所作所为本来就有些不满，他很快地赞同在鹿窟建立武装瓜地的计划，也愿意穿针引线，帮忙在当地吸收同志。于是，陈义农将他引介给陈本江，陈本江便任命他为书记。
　　陈春庆带著陈义农拜访了鹿窟村村长陈启旺，以及石七碇乡的总务课长廖木盛，说服他们加入组织。透过这两个人，他们又吸收了村民林茂同、周生发、陈万居、周水萧陆礴、林金子、廖西盛、廖清标、廖埤、廖有庆、余福连．．．等人。连陈村长的儿子陈田其，也变成了同志。
　　携家带眷，上山革命
　　另一方面陈春庆又在他大哥住处附近的华山，吸收了许再团、王再团、林仙景和周一郎上山。基本上，他们吸收成员并没有特定的对象；在劝说过程里，多以无产阶级专政，以及解放后没有贫富之分、人民可以专政等远景来吸引人，并且强调祖国一定会在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O年间解放台湾，建立武装基地可以作为内应。
　　对于鹿窟村民，他们也宣扬鹿窟将是台湾最具规模的武装基地，将来解放之后，祖国一定会对他们的贡献，给予特别的优待。这些美好的未来，确实打动了下层阶级久处贫困的心灵。因此，除了领导阶层之外，加入鹿窟武装基地的成员，大部分是农民、矿工或木工。有些人甚至携家带眷，一起上山投入革命的行列。
　　当时，一家人同时参加组织的情形似乎并不罕见。如陈万居带著他的亲兄弟陈溪俊、陈金碇、陈秋永和么妹陈贵，陈春庆也介绍自己的兄长陈春英、三弟陈春阳加入武装基地。
　　经由各种管道推荐，上山的人越来越多，汪精、温万金、陈笃茶、曹铁屯、秦斗盛、黄伯达、李紫、王老见、高火旺、王忠贤、陈炎树、汪枝、陈新发、林水旺、李石城....，有的化妆为砍柴工人，有的装扮成小贩，陆续进入了鹿窟山区。
　　事实上，由于二二八事件的影响，许多台共份子长期处于四散藏匿的窘境，深山也成为他们藏身的目标之一。鹿窟武装基地的建立，不仅提供他们一个躲避的处所，更使某些怀抱理想的台共党员，有了一个可以为之贡献心力的蓝图。这些有所为而来的成员中，包括著名的台湾文学家吕赫若在内。
　　原名吕石堆的吕赫若，是和杨逵、龙瑛宗同时期的日据时代作家。据他的老友形容，他是一位浪漫而具有才气的人物，曾经留学东京学习声乐，二十岁出头就开始以日文写作，就这样，这群由文学家、农人、矿工、木工、大学生组合而成的奇异队伍，在大学教授陈本江的领导下，以山林中取之不尽的木材和丛生的管草，开始在鹿窟山区建造房舍。
　　为了避免外人起疑，他们必须小心掩饰，以隐藏林木、管草被大量取用的痕迹。
　　由于当时国民党的警政措施还不十分严密，基地的房舍之间彼此又距离遥远，有的相差一、两小时以上的路程，因此他们虽然陆续建造了四、五十座木屋，却一直没有被发现或告发。
　　至于基地人员和当地鹿窟村民的关系究竟如何，这恐怕仍然是个谜。尽管部份村民加入了组织，但对于那些不愿意认同他们的革命理念的，又该怎么办呢？
　　陈桑坚持说，村民看到来自山下的知识份子们，也和群众一样亲自劳动，精神上受到莫大的感召，都纷纷加入鹿窟武装基地的行列∶少数坚决不愿参加的，在保证绝不将基地的秘密外泄之后，也能依照他们的意愿自由离开。但在之前，陈桑也曾脱口表示，说服全体村民加入组织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否则，也不会有那么多顽固的人被打死了。
　　显然地，村长陈启旺的加入，给予他们不少工作上的便利。然而，将村民视为掩护体的他们，是不是真的愿意冒著被检举的危险，让哪些和他们志不同、道不合的村民自由行动？从陈桑口中，我们并未能获得前后一致的答覆。
　　陈本江领导台湾人民武装保卫队
　　随著组织成员的增加，他们开始将每三到五人编为一小组，每个小组都要定期开会，讨论时事，并且研习共党理论。为了使组织更健全，蔡孝干派遣刘学坤上山担任指导员，并指定廖朝为联络员。
　　组织的名称也在这个时候确立了。台湾人民武装保卫队，就在陈本江总指挥，以及陈朝阳、许希宽、温万金、陈义农的领导下，隐密地发展、壮大。
　　到了一九五O年，参加的队员包括村民在内，已经增加到三百多名，鹿窟村及附近的松柏村、耳空龟等村庄，多纳入了他们的控制范围。从汐止到瑞芳、平溪、坪林尾一带，也以布桩的方式，发展一些外围组织。
　　基地内的队员，被编制为安全小组、情报小组、学习小组、妇女小组、小鬼队等几个单位。安全小组对内考核队员的背景、言行，对外担任基地警卫、戒备工作∶情报小组负责与岛内其他地下组织以及中国方面联系，并尽可能掌握国民党情治单位的动向∶学习小组策画并进行所有队员的教育、训练课程∶妇女小组则负责烹饪、女红、看护儿童，以及教育孩童的工作∶小鬼队的成员都是未成年的儿童，每两个小孩编成一组，分配区域，在白天看顾各出入据点，注意陌生人的进入。
　　专设法庭，放逐党性不坚的队员
　　据陈桑描述，常时鹿窟村外表上虽然看不出什么异样，其实周围都处于戒备严密的状态。外来的陌生人，从进入某地势力范围到离开为止，一举一动都受到队员的监视。
　　各小组中唯一失败的是〃家族小组〃，原本计划以家族为单位，以吸收该家族中所有成员进入组织为目的，但因为大家意见纷歧，最后被迫取消。但是，为确保成员忠诚而订立的〃血亲连坐法〃，并没有同时取消。据说，〃血亲连坐法〃规定，凡是犯人的介绍人以及六亲之内的队员，都要和他接受相同的处分。
　　事实上，从加入组织开始，队员就必须接受基地一切的约束，宣誓效忠并严守纪律，否则愿受重惩。组织内设有法庭，以审判不守纪律或〃党性〃不坚的队员，以及他们的关系人。对于犯规的队员，他们多半处以长期苦役或者流放，让他们接受沉重的劳动工作，或是放逐到山林里，任他自生自灭。犯规者如果熬不过处罚的期限，等于只有死路一条。
　　陈桑回忆，常时唯一直接被队上法庭判处死刑的，只有周生发一个人，他因为受不了长期的饥饿以及日常的劳动，想要私自逃离山区，结果被逮捕处死。那时候，受不了艰苦的山林生沽，想要偷偷脱离组织的队员很多，周生发被处死，可以说是故意杀鸡儆猴，警告其他有意逃跑的人。
　　不论男女老幼，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
　　由于基地人员众多，开支庞大，而山上恶劣的环境又使他们无法完全自给自足，尽管他们将生活的需要减到最低，仍然时常因短缺经费而苦恼。当初从各地上山的队员，大部份已竭尽所能地捐出自己的财物∶队上的干部，也不时被派遣到山下，向同志及群众募款。陈桑说，他们的上级－－中国华东局－－只有精神支援，在经济上，并没有给予他们任何实质上的帮助。
　　物质生活的匮乏，使队上不论男女老幼，都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队上的粮食十分缺乏，依照规定，每位成年人每们月只能分配到十八公斤的食米、二两的食油。佐饭的菜馐多半以酱瓜、萝卜干、小鱼干以及自己种植的青菜居多，几乎从来没有大鱼大肉上桌。
　　甚至，为了让队员适应艰苦的生活状况，并预防将来万一被官兵围困山区时，交通可能被封锁的恶劣处境，每位成年的队员，都必须接受经常性的〃饥饿训练〃。他们只携带少量的米或干粮，依照所分配的任务，进入没有人烟的深山，直到任务完成了才能返回基地。如果队员们不培养自己忍受饥饿的耐力，或是无法应变丛林峻岭内的种种突发状况，就会被自然淘汰。
　　宗教式的热情加强他们的信心
　　事实上，交通不便，也是基地粮食缺乏的原因之一。当初他们选择鹿窟作为基地，主要是看上深山的隐密形势，这一点却同时造成补给的困难。食米除了小部份可以自已生产，大部份都必须向山下搜购。为了怕引起别人注意，他们必须轮派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地点买米，并分装成小包运输上山。以今天鹿窟仍然不很方便的交通，我们很能够体会，当年台湾人民武装保卫队在运输补给方面，究竟有多么不容易。
　　除了饥饿劳动，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也是他们日常主要的生活之一。作为他们思想理论基础的书刊杂志，包括〃新民主主义论〃、〃资本论〃、〃辩证唯物论〃刘少奇的〃论修养〃〃展望〃〃观察〃。多数队员的教育程度都不高，有许多甚至不识字，只能透过口述的方式来教育他们。他们最常用的是〃比较〃，以前被资本主义剥削的生活多么坏，将来解放之后，实施共产制度又会怎么好。这种近乎宗教式的热情，确实加强了某些人的信心。
　　这是一个台湾村庄在五十年代的遭遇。
　　这是一个中国武装基地从设立到被歼灭的记录。
　　和当时所有台湾人一样，鹿窟村民在脱离日本殖民地统治的同时或许也曾兴奋地拥抱阔别多年的祖国。然而，接下来的变局和黑暗，却使这群连北京话都不会讲的台湾人，期待起第二个"祖国"；并且，以他们的鲜血和自由见证了这个悲剧。
　　今天，我们记述鹿窟，并不只因为这是一场悲剧，更不是赞成他们的意识型态或立场，而是在我们挖掘四十到五十年代那段被埋葬历史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鹿窟，并且觉得自己有责任把它一点一滴地记录下来。
　　即使是独裁者，也没有权利剪裁变造或是埋葬历史。当我们握著笔杆，努力让千万张久处黑暗的模糊面孔一一重见阳光时，即使彼此的主张大不相同，我们也没有任何藉口可以遗漏鹿窟，更没有权利将他们轻轻带过。
　　因此，我们记录了我们所知道的鹿窟－－一个村庄在五十年代旋涡中被毁灭的故事。
　　车子刚过台北市忠孝东路基隆路口，带路的陈桑便指著眼前苍青的山峦："翻过这座山，就是当年的武装基地。"我们的目的地，是台北县石碇乡鹿窟村。第一次知道"鹿窟"，是从几位老政治犯口中，听说在汐止附近有一个被国民党"屠村"的地方。当时，这样强烈而充满血腥的字眼，一霎时震动我们的心灵。彷佛，村民们一一仆倒散落青山绿野的尸骸，不断向我们逼近、放大，如同一幕幕重覆再重覆的影像。
　　对我们这一代来说，民国三十六年到四十几年的台湾历史，几乎只是一张染著绑血的白纸。我们只能隐约地听闻，在那样黑暗的世代里，许许多多人丧失了自由与生命。一堆无法证实的数字、私底下悄声议论的传闻、千千万万张未曾留下姓名的模糊面目，就是历史给我们的答覆∶而这种答覆，又是微弱得多么令人焦急与气愤啊！
　　让模糊的面孔，还原为历史的一部份
　　抱著这样沉重的感觉，我们开始寻找"鹿窟"。我们期待，那些在黑暗中模糊了多年的面孔，能够清晰起来∶而那些数字与传闻，也能在重新察考之后，还原为历史的一部份。
　　出发前，我们约略了解了“鹿窟事件”的背景。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五日，台湾共产党成立于上海租界一家照相馆的二楼，作为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三天后，新成立的台共中央委员会推举蔡孝干为常任委员之一，并任命他为宣传部的负责人，返台展开工作。
　　然而，由于日警的追捕，蔡孝干不久又逃回大陆，在中国团体中以少数民族代表的角色，参加了两万五千里长征。一九四五年对日抗战胜利后，中国指派他返台发展组织，于是，他在同年底离开延安，回到台湾。
　　蔡孝干化名"老刘"，由林英杰、张志忠、洪幼樵等人协助，并联络谢雪红、简吉、陈福星、张伯显等老台共干部，设立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先后建立了基隆、台北、新竹、台中、嘉义、台南、高雄等地区的支党部。
　　他们连一句完整的北京话也不懂
　　各地区支部成立才一年，“二二八事件”发生了。由于二二八事件的波及，各支党部人员不是遭到通缉追捕，就是自己逃亡藏匿，原有的组织几乎瓦解。为了重新整合，中国华东局任命蔡孝干为台湾省工委会书记，要求他配合日后解放台湾的工作。
　　华东局的工作指示中，包括重新吸收优秀份子、确立完整组织、确保兵源财源，以及占领台湾山脉，以深山为根据地，在山区建立解放区和游击区等原则。蔡孝干认为，只要能建立山区武装某地，其也问题都可以获得解决，便全力朝这个方同努力。
　　“鹿窟武装基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孕育诞生。据统计，类似的某地，包括树林三角埔、桃园、苗栗、新竹竹南、台中、云林二仑、台南麻豆、台南下营、高雄燕巢等地区，而鹿窟，是其中规模最大、人员最多的一个。
　　这样简单的资料，却让我们心中浮起一层迷惘。我们很难理解，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一整个村庄都卷入企图建立武力以配合解放台湾的暗流？而参与事件的人，没有一个不是土生士长的台湾人∶他们，甚至连一句完整的北京话也不懂。
　　革命者赤足踏在被阳光沸腾的小道上
　　车子驶入山区。陈桑有时凝望著车窗外的一景一物，有时却又回过头来向我们描述鹿窟村的状况。这位在基隆和台北之间，处于汐止、南港、石碇、坪林交界的小村庄，基本上十分贫困落后。大部份的村民都是“青暝牛”－－文盲，物质生活也很愦乏。除了少数人工垦殖的茶园，几乎都是荒山，村民只有靠山吃山，以砍柴、伐木来供给基本生活的需要。
　　山上的路况很差。我们一路盘旋而上，从柏油路、石砾路拐进了黄泥道。车厢里吹送著冷气，但汽车异常的颠簸震动，却将这段路程的崎岖坎珂，毫不保留地幌进每们人心底。这么多年了，从山下到鹿窟仍是这么艰难，不知道当年陈桑和他的同伴们，又是怎样赤足踏在阳光沸腾的羊肠小道上呢？
　　就是这个地方！
　陈桑比划著∶"都是常年武装基地的势力范围。"灿烂的阳光下，陈桑所画出的广大浓绿林野，看来静寂而沈著。也许，经过这么多年的光阴流转，连山林也都忘怀了那段过去。
　　几十分钟的车程隔绝，感染不到这貌似平静纯朴的林野。我们无法真正明白，究竟是诱人的物质环境，将原来的居民一户户吸向城市还是三十多年前那段血腥的阴影，驱散了曾经身历其境的每一个人？
　　一心期待祖国，早日解放台湾
　　为了拍摄今日鹿窟的景象，我们下了车缓缓走者。而陈桑，也絮絮谈起了鹿窟往事。
　　准备在北部深山建立解放区和游击区的蔡孝干，在一九四九牛五月上旬，联络陈本江、陈义农、许希宽等人，到他台北市泉州街的住宅开会讨论。陈本江是一位大学教授，他从厦门中学毕业后，进入日本甲稻田大学攻读经济学，学成后一度在北京大学任教∶陈义农和许希宽，则原本都是木工。他们这些人，对于实施共产制度的远景，都怀抱著绮丽的幻想，也因此一心期待祖国早日解放台湾。
　　对于如何配合一九五四年或一九五五年国解放军登陆作战，他们热烈地讨论著。有人提议七星山，有人提议后山三峡地区，有的人认为观音山最适合。由于蔡孝干对这些地区的地理环境都不熟悉，无法当场做成任何决议。最后，也指示大家分头找寻适当的地点，等备妥详细资料和地图再开会决定。
　　六月中旬，他们再度聚会讨论。陈本江提出一份以台北县石碇乡鹿窟村为中心的地图，强调这个地方形势险要，向北经玉桂岭、坪林，进入姑婆寮、倒吊岭∶向南可以由三峡通达新竹、苗栗的山区，进可攻，退可守，东南可以控制基隆沿海侧背，西边可以威胁台北地区，是建立武装基地的最佳地点。最后，陈本江的提议获得支持，鹿窟村的命运，也就这样被决定了。
　　鹿窟村民全然无知地被捺上同志的印记
　　头顶上的骄阳火炙，陈桑的叙述，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听来，总有些命定的悲剧感。
　　然而，当年那些参加会议的人，却是如何昂奋地在一间台北的民宅中选择了鹿窟∶而遥处深山中的鹿窟村民们，又是那么全然无知地，甚至在他们为谋生挥汗的同时，就被一群原本可能素不相识的人们，奈上了同志的印记。
　　九月上旬，被任命用总指挥的陈本江，和许希宽、陈义农一起进入鹿窟山区展开预备工作。陈义农先去拜访他的好友陈春庆，希望经由陈春庆的协助，结合鹿窟的在地人。陈春庆曾经在中国大陆居住数年，对国民党的所作所为本来就有些不满，他很快地赞同在鹿窟建立武装瓜地的计划，也愿意穿针引线，帮忙在当地吸收同志。于是，陈义农将他引介给陈本江，陈本江便任命他为书记。
　　陈春庆带著陈义农拜访了鹿窟村村长陈启旺，以及石七碇乡的总务课长廖木盛，说服他们加入组织。透过这两个人，他们又吸收了村民林茂同、周生发、陈万居、周水萧陆礴、林金子、廖西盛、廖清标、廖埤、廖有庆、余福连．．．等人。连陈村长的儿子陈田其，也变成了同志。
　　携家带眷，上山革命
　　另一方面陈春庆又在他大哥住处附近的华山，吸收了许再团、王再团、林仙景和周一郎上山。基本上，他们吸收成员并没有特定的对象；在劝说过程里，多以无产阶级专政，以及解放后没有贫富之分、人民可以专政等远景来吸引人，并且强调祖国一定会在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O年间解放台湾，建立武装基地可以作为内应。
　　对于鹿窟村民，他们也宣扬鹿窟将是台湾最具规模的武装基地，将来解放之后，祖国一定会对他们的贡献，给予特别的优待。这些美好的未来，确实打动了下层阶级久处贫困的心灵。因此，除了领导阶层之外，加入鹿窟武装基地的成员，大部分是农民、矿工或木工。有些人甚至携家带眷，一起上山投入革命的行列。
　　当时，一家人同时参加组织的情形似乎并不罕见。如陈万居带著他的亲兄弟陈溪俊、陈金碇、陈秋永和么妹陈贵，陈春庆也介绍自己的兄长陈春英、三弟陈春阳加入武装基地。
　　经由各种管道推荐，上山的人越来越多，汪精、温万金、陈笃茶、曹铁屯、秦斗盛、黄伯达、李紫、王老见、高火旺、王忠贤、陈炎树、汪枝、陈新发、林水旺、李石城....，有的化妆为砍柴工人，有的装扮成小贩，陆续进入了鹿窟山区。
　　事实上，由于二二八事件的影响，许多台共份子长期处于四散藏匿的窘境，深山也成为他们藏身的目标之一。鹿窟武装基地的建立，不仅提供他们一个躲避的处所，更使某些怀抱理想的台共党员，有了一个可以为之贡献心力的蓝图。这些有所为而来的成员中，包括著名的台湾文学家吕赫若在内。
　　原名吕石堆的吕赫若，是和杨逵、龙瑛宗同时期的日据时代作家。据他的老友形容，他是一位浪漫而具有才气的人物，曾经留学东京学习声乐，二十岁出头就开始以日文写作，就这样，这群由文学家、农人、矿工、木工、大学生组合而成的奇异队伍，在大学教授陈本江的领导下，以山林中取之不尽的木材和丛生的管草，开始在鹿窟山区建造房舍。
　　为了避免外人起疑，他们必须小心掩饰，以隐藏林木、管草被大量取用的痕迹。
　　由于当时国民党的警政措施还不十分严密，基地的房舍之间彼此又距离遥远，有的相差一、两小时以上的路程，因此他们虽然陆续建造了四、五十座木屋，却一直没有被发现或告发。
　　至于基地人员和当地鹿窟村民的关系究竟如何，这恐怕仍然是个谜。尽管部份村民加入了组织，但对于那些不愿意认同他们的革命理念的，又该怎么办呢？
　　陈桑坚持说，村民看到来自山下的知识份子们，也和群众一样亲自劳动，精神上受到莫大的感召，都纷纷加入鹿窟武装基地的行列∶少数坚决不愿参加的，在保证绝不将基地的秘密外泄之后，也能依照他们的意愿自由离开。但在之前，陈桑也曾脱口表示，说服全体村民加入组织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否则，也不会有那么多顽固的人被打死了。
　　显然地，村长陈启旺的加入，给予他们不少工作上的便利。然而，将村民视为掩护体的他们，是不是真的愿意冒著被检举的危险，让哪些和他们志不同、道不合的村民自由行动？从陈桑口中，我们并未能获得前后一致的答覆。
　　陈本江领导台湾人民武装保卫队
　　随著组织成员的增加，他们开始将每三到五人编为一小组，每个小组都要定期开会，讨论时事，并且研习共党理论。为了使组织更健全，蔡孝干派遣刘学坤上山担任指导员，并指定廖朝为联络员。
　　组织的名称也在这个时候确立了。台湾人民武装保卫队，就在陈本江总指挥，以及陈朝阳、许希宽、温万金、陈义农的领导下，隐密地发展、壮大。
　　到了一九五O年，参加的队员包括村民在内，已经增加到三百多名，鹿窟村及附近的松柏村、耳空龟等村庄，多纳入了他们的控制范围。从汐止到瑞芳、平溪、坪林尾一带，也以布桩的方式，发展一些外围组织。
　　基地内的队员，被编制为安全小组、情报小组、学习小组、妇女小组、小鬼队等几个单位。安全小组对内考核队员的背景、言行，对外担任基地警卫、戒备工作∶情报小组负责与岛内其他地下组织以及中国方面联系，并尽可能掌握国民党情治单位的动向∶学习小组策画并进行所有队员的教育、训练课程∶妇女小组则负责烹饪、女红、看护儿童，以及教育孩童的工作∶小鬼队的成员都是未成年的儿童，每两个小孩编成一组，分配区域，在白天看顾各出入据点，注意陌生人的进入。
　　专设法庭，放逐党性不坚的队员
　　据陈桑描述，常时鹿窟村外表上虽然看不出什么异样，其实周围都处于戒备严密的状态。外来的陌生人，从进入某地势力范围到离开为止，一举一动都受到队员的监视。
　　各小组中唯一失败的是〃家族小组〃，原本计划以家族为单位，以吸收该家族中所有成员进入组织为目的，但因为大家意见纷歧，最后被迫取消。但是，为确保成员忠诚而订立的〃血亲连坐法〃，并没有同时取消。据说，〃血亲连坐法〃规定，凡是犯人的介绍人以及六亲之内的队员，都要和他接受相同的处分。
　　事实上，从加入组织开始，队员就必须接受基地一切的约束，宣誓效忠并严守纪律，否则愿受重惩。组织内设有法庭，以审判不守纪律或〃党性〃不坚的队员，以及他们的关系人。对于犯规的队员，他们多半处以长期苦役或者流放，让他们接受沉重的劳动工作，或是放逐到山林里，任他自生自灭。犯规者如果熬不过处罚的期限，等于只有死路一条。
　　陈桑回忆，常时唯一直接被队上法庭判处死刑的，只有周生发一个人，他因为受不了长期的饥饿以及日常的劳动，想要私自逃离山区，结果被逮捕处死。那时候，受不了艰苦的山林生沽，想要偷偷脱离组织的队员很多，周生发被处死，可以说是故意杀鸡儆猴，警告其他有意逃跑的人。
　　不论男女老幼，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
　　由于基地人员众多，开支庞大，而山上恶劣的环境又使他们无法完全自给自足，尽管他们将生活的需要减到最低，仍然时常因短缺经费而苦恼。当初从各地上山的队员，大部份已竭尽所能地捐出自己的财物∶队上的干部，也不时被派遣到山下，向同志及群众募款。陈桑说，他们的上级－－中国华东局－－只有精神支援，在经济上，并没有给予他们任何实质上的帮助。
　　物质生活的匮乏，使队上不论男女老幼，都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队上的粮食十分缺乏，依照规定，每位成年人每们月只能分配到十八公斤的食米、二两的食油。佐饭的菜馐多半以酱瓜、萝卜干、小鱼干以及自己种植的青菜居多，几乎从来没有大鱼大肉上桌。
　　甚至，为了让队员适应艰苦的生活状况，并预防将来万一被官兵围困山区时，交通可能被封锁的恶劣处境，每位成年的队员，都必须接受经常性的〃饥饿训练〃。他们只携带少量的米或干粮，依照所分配的任务，进入没有人烟的深山，直到任务完成了才能返回基地。如果队员们不培养自己忍受饥饿的耐力，或是无法应变丛林峻岭内的种种突发状况，就会被自然淘汰。
　　宗教式的热情加强他们的信心
　　事实上，交通不便，也是基地粮食缺乏的原因之一。当初他们选择鹿窟作为基地，主要是看上深山的隐密形势，这一点却同时造成补给的困难。食米除了小部份可以自已生产，大部份都必须向山下搜购。为了怕引起别人注意，他们必须轮派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地点买米，并分装成小包运输上山。以今天鹿窟仍然不很方便的交通，我们很能够体会，当年台湾人民武装保卫队在运输补给方面，究竟有多么不容易。
　　除了饥饿劳动，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也是他们日常主要的生活之一。作为他们思想理论基础的书刊杂志，包括〃新民主主义论〃、〃资本论〃、〃辩证唯物论〃刘少奇的〃论修养〃〃展望〃〃观察〃。多数队员的教育程度都不高，有许多甚至不识字，只能透过口述的方式来教育他们。他们最常用的是〃比较〃，以前被资本主义剥削的生活多么坏，将来解放之后，实施共产制度又会怎么好。这种近乎宗教式的热情，确实加强了某些人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