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师副参谋长戴伦喜所著《疆圯碧血》指谬一则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3/29 21:08:45



    《疆圯碧血》是香港利讯出版社于2012年2月出版的一本反映55军163师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全过程的军事历史类书籍,作者是时任163师副参谋长戴伦喜。全书共443页,数十万字,内容十分丰富,是了解163师对越作战史的一部好作品。适才闲暇,又拿出来翻了几页,看到许世友战前到到金鸡山看完地形又到163师师部视察的章节。里面写到许世友让参谋长周德礼给55军军长朱月华、163师师长边贵祥介绍一下军区前指的作战计划,涉及谅山战场部分,书里是这样写的:

    “东线集团由55军、43军(欠129师)、54军161师和军区部分炮兵、坦克部队组成,负责歼灭禄平、同登、谅山地区之敌,具体部署是:43军(欠129师)从爱店发起进攻,首先歼灭禄平、黄林地区之敌,而后向谅山方向发展进攻;55军在北山、友谊关、浦寨之间地段突破敌人防御,首先歼灭坂然、同登、班庄地区之敌,然后挥戈南下,歼灭谅山地区之敌。50军第148师为55军预备队,在军主力后尾跟进,随时准备在谅山市南北地区加入战斗。54军161师由叫隘分别向民主山和脱浪攻击,负责保障55军右翼安全。20军58师为东线集团机动力量,视情况在谅山地区进入战斗。”

    那么问题就来了,许世友一行到金鸡山勘察地形的时间按周德礼的记载是1979年1月中旬,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广州军区前指就已经作出了以上战役部署了吗?55军和43军作为第一批参战部队,从驻地出发早,到达边境集结地区早,任务明确的时间也早,没有大的问题。问题主要出在该书对20军58师、50军148师、54军161师等第二批参战部队,也就是广西方向战役预备队的任务部署的记载上。

    我们先来看看1月中旬的时候,上述三个师的情况究竟如何。
    20军58师,该师尚未接到执行作战任务的命令。
    50军148师,该师月初接到中央军委、成都军区立即做好执行作战任务的准备待命行动的命令后正在四川驻地进行紧急战备,具体任务尚未明确。
    54军161师,该师月初接到中央军委、武汉军区立即做好执行作战任务的准备待命行动的命令后正在河南驻地进行紧急战备,具体任务尚未明确。

    需要指出的是,50军和54军根据军委1978年12月31日作战会议的决定,是准备到云南方向参战,作为战役穿插部队从江城和勐腊地区打出去,通过老挝北部的丰沙里省,直插越南的奠边府,迂回越西北。因此,1月中旬的时候,50军和54军的军师团三级指挥员还正在云南边境勘察地形,了解情况。换句话说,在这个时候,50军和54军的任务部署只会出现在昆明军区而非广州军区的作战预案上。而这两个军最终奉命作为广州军区战役预备队投入广西方向作战,是2月中旬的事情。考虑到领率机关制定计划在前,部队正式受命行动于后,广州军区前指将50军和54军纳入作战预案的时间,最早也要在1月下旬。

    而且就职能和使用而言,作为指挥员手中的机动力量,预备队在整个战役开始前没有明确具体的作战任务,担负的是指挥员根据作战需要而临时决定的作战任务。如引文那样,在战前一个月就明确了148师、161师的使用方向、指挥关系甚至作战地区,是不可能的。而58师是在2月19日17时以后才接到配属50军赴广西方向参战的命令,着手人员收拢、编制调整和兵员、装备补充等准备工作,就更不可能在一个月前就出现在广州军区的作战预案中了。

    再仔细考察史实,就会发现50军、54军确定使用在广西方向后,其最初的作战计划和55军的谅山之战并无关系,58师到高平东部战场作战,148师、161师赴谅山地区作战,都是广州军区前指在战役过程中进行部署调整的结果。
   
    先说54军,该军2月12日受令赴广西方向作战,部队当天出发。在向战区开进过程中,预定计划是26日前进至扶绥、崇左、板棍地区,准备在板烂方向作战。后又准备在水口或者友谊关方向加入战斗,最后按照广州军区前指到一个师投入一个师作战的命令,下车后按照162师、160师、161师的顺序,分别从水口、念井、友谊关三个方向出境作战。54军前指指挥162师在高平东部战场机动作战,160师配属41军在高平西部战场清剿残敌、守护公路、守卫高平,161师配属55军,先后攻歼了650高地地区和脱浪地区之敌,保障了55军右翼安全。

    再说50军,该军(欠使用在云南方向的149师)2月19日受令赴广西方向作战,21日从驻地出发沿川黔线实施铁路输送,先头部队148师442团于24日到达崇左县江州集结地域。25日21时,50军张志礼军长在广州军区前指受领了板烂方向作战的任务:由148师并指挥广西军区边防1团5营,歼灭那勒以北地区越军338师460团,若军主力部队到达再歼灭炮兵208团。要求先到的部队于2月27日7时打响,以配合谅山方向作战。张军长立即命令148师师长邹本珊、政委高树春率领刚到广西崇左的442团和师炮团连夜开进。148师决心以442团配属边防1团5营沿公路两侧担任主攻,443团为师二梯队,444团为师预备队,师炮团编成炮兵群支援步兵战斗,要求各团在2月27日6时前完成进攻准备。2月26日9师30分,442团先头抵达板烂以北地区,14时全团到齐。15时,师组织现地勘察,部署战斗任务。次日7时,442团按时发起进攻。两个小时后,军区前指改变了148师的作战任务,命令刚进至板烂地区的443团和正在下火车的444团进至北山地区配属55军164师,作为该师预备队参加谅山地区作战。而配属50军的58师于25日从许昌出发,经铁路输送,于崇左下车后换乘汽车进至宁明县板棍地区集结,其任务同样是准备由板烂地区进入战斗,向亭立方向反击。至3月7日6时,全师到达指定位置集结待命。三个小时候,军区前指改变了58师的作战任务,命令该师从水口出境执行高平东部战场清剿任务。


    综上所述,引文中关于58师、148师、161师任务部署的记载,并不是1月中旬广州军区前指作战预案的内容,而是作者事后把既成事实当作预先方案进行了描述。这样的情况,在军事历史著作中并不少见。战争是一项及其复杂的系统工程,战场形势复杂多变,作为作战依据的方案计划,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总是要随着战争进程的推移和作战需要的变化而不断修改调整。一些军事历史著作或者是不讲计划的演变,直接从最终定案起稿;或者是把既成事实和事后了解的信息写成事前的情况掌握、分析判断。这些做法,掩盖了历史复杂性和变化性,把原本曲折丰富的历史给平铺直叙简单化了,对我们真正认识历史是不益的。看书时多问几个为什么,多用相关材料进行分析鉴别,会有更多的收获和乐趣。

    啰嗦了这么多,最后说一句,参谋长周德礼和秘书陈定远在回忆中,都没有提到许世友看完地形以后又去了163师师部视察。


    《疆圯碧血》是香港利讯出版社于2012年2月出版的一本反映55军163师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全过程的军事历史类书籍,作者是时任163师副参谋长戴伦喜。全书共443页,数十万字,内容十分丰富,是了解163师对越作战史的一部好作品。适才闲暇,又拿出来翻了几页,看到许世友战前到到金鸡山看完地形又到163师师部视察的章节。里面写到许世友让参谋长周德礼给55军军长朱月华、163师师长边贵祥介绍一下军区前指的作战计划,涉及谅山战场部分,书里是这样写的:

    “东线集团由55军、43军(欠129师)、54军161师和军区部分炮兵、坦克部队组成,负责歼灭禄平、同登、谅山地区之敌,具体部署是:43军(欠129师)从爱店发起进攻,首先歼灭禄平、黄林地区之敌,而后向谅山方向发展进攻;55军在北山、友谊关、浦寨之间地段突破敌人防御,首先歼灭坂然、同登、班庄地区之敌,然后挥戈南下,歼灭谅山地区之敌。50军第148师为55军预备队,在军主力后尾跟进,随时准备在谅山市南北地区加入战斗。54军161师由叫隘分别向民主山和脱浪攻击,负责保障55军右翼安全。20军58师为东线集团机动力量,视情况在谅山地区进入战斗。”

    那么问题就来了,许世友一行到金鸡山勘察地形的时间按周德礼的记载是1979年1月中旬,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广州军区前指就已经作出了以上战役部署了吗?55军和43军作为第一批参战部队,从驻地出发早,到达边境集结地区早,任务明确的时间也早,没有大的问题。问题主要出在该书对20军58师、50军148师、54军161师等第二批参战部队,也就是广西方向战役预备队的任务部署的记载上。

    我们先来看看1月中旬的时候,上述三个师的情况究竟如何。
    20军58师,该师尚未接到执行作战任务的命令。
    50军148师,该师月初接到中央军委、成都军区立即做好执行作战任务的准备待命行动的命令后正在四川驻地进行紧急战备,具体任务尚未明确。
    54军161师,该师月初接到中央军委、武汉军区立即做好执行作战任务的准备待命行动的命令后正在河南驻地进行紧急战备,具体任务尚未明确。

    需要指出的是,50军和54军根据军委1978年12月31日作战会议的决定,是准备到云南方向参战,作为战役穿插部队从江城和勐腊地区打出去,通过老挝北部的丰沙里省,直插越南的奠边府,迂回越西北。因此,1月中旬的时候,50军和54军的军师团三级指挥员还正在云南边境勘察地形,了解情况。换句话说,在这个时候,50军和54军的任务部署只会出现在昆明军区而非广州军区的作战预案上。而这两个军最终奉命作为广州军区战役预备队投入广西方向作战,是2月中旬的事情。考虑到领率机关制定计划在前,部队正式受命行动于后,广州军区前指将50军和54军纳入作战预案的时间,最早也要在1月下旬。

    而且就职能和使用而言,作为指挥员手中的机动力量,预备队在整个战役开始前没有明确具体的作战任务,担负的是指挥员根据作战需要而临时决定的作战任务。如引文那样,在战前一个月就明确了148师、161师的使用方向、指挥关系甚至作战地区,是不可能的。而58师是在2月19日17时以后才接到配属50军赴广西方向参战的命令,着手人员收拢、编制调整和兵员、装备补充等准备工作,就更不可能在一个月前就出现在广州军区的作战预案中了。

    再仔细考察史实,就会发现50军、54军确定使用在广西方向后,其最初的作战计划和55军的谅山之战并无关系,58师到高平东部战场作战,148师、161师赴谅山地区作战,都是广州军区前指在战役过程中进行部署调整的结果。
   
    先说54军,该军2月12日受令赴广西方向作战,部队当天出发。在向战区开进过程中,预定计划是26日前进至扶绥、崇左、板棍地区,准备在板烂方向作战。后又准备在水口或者友谊关方向加入战斗,最后按照广州军区前指到一个师投入一个师作战的命令,下车后按照162师、160师、161师的顺序,分别从水口、念井、友谊关三个方向出境作战。54军前指指挥162师在高平东部战场机动作战,160师配属41军在高平西部战场清剿残敌、守护公路、守卫高平,161师配属55军,先后攻歼了650高地地区和脱浪地区之敌,保障了55军右翼安全。

    再说50军,该军(欠使用在云南方向的149师)2月19日受令赴广西方向作战,21日从驻地出发沿川黔线实施铁路输送,先头部队148师442团于24日到达崇左县江州集结地域。25日21时,50军张志礼军长在广州军区前指受领了板烂方向作战的任务:由148师并指挥广西军区边防1团5营,歼灭那勒以北地区越军338师460团,若军主力部队到达再歼灭炮兵208团。要求先到的部队于2月27日7时打响,以配合谅山方向作战。张军长立即命令148师师长邹本珊、政委高树春率领刚到广西崇左的442团和师炮团连夜开进。148师决心以442团配属边防1团5营沿公路两侧担任主攻,443团为师二梯队,444团为师预备队,师炮团编成炮兵群支援步兵战斗,要求各团在2月27日6时前完成进攻准备。2月26日9师30分,442团先头抵达板烂以北地区,14时全团到齐。15时,师组织现地勘察,部署战斗任务。次日7时,442团按时发起进攻。两个小时后,军区前指改变了148师的作战任务,命令刚进至板烂地区的443团和正在下火车的444团进至北山地区配属55军164师,作为该师预备队参加谅山地区作战。而配属50军的58师于25日从许昌出发,经铁路输送,于崇左下车后换乘汽车进至宁明县板棍地区集结,其任务同样是准备由板烂地区进入战斗,向亭立方向反击。至3月7日6时,全师到达指定位置集结待命。三个小时候,军区前指改变了58师的作战任务,命令该师从水口出境执行高平东部战场清剿任务。


    综上所述,引文中关于58师、148师、161师任务部署的记载,并不是1月中旬广州军区前指作战预案的内容,而是作者事后把既成事实当作预先方案进行了描述。这样的情况,在军事历史著作中并不少见。战争是一项及其复杂的系统工程,战场形势复杂多变,作为作战依据的方案计划,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总是要随着战争进程的推移和作战需要的变化而不断修改调整。一些军事历史著作或者是不讲计划的演变,直接从最终定案起稿;或者是把既成事实和事后了解的信息写成事前的情况掌握、分析判断。这些做法,掩盖了历史复杂性和变化性,把原本曲折丰富的历史给平铺直叙简单化了,对我们真正认识历史是不益的。看书时多问几个为什么,多用相关材料进行分析鉴别,会有更多的收获和乐趣。

    啰嗦了这么多,最后说一句,参谋长周德礼和秘书陈定远在回忆中,都没有提到许世友看完地形以后又去了163师师部视察。
厉害,长见识了
兄弟的对越历史知识让人敬佩
回忆录收到记忆以及当事人当时地位等因素的影响,确实不能保证其完全准确,但仍然可以作为一种重要的参考资料
这本书是繁体字出版,书名是《疆埸碧血》,其中「埸」要读成「亦」,疆界的意思。


以贴主研究水平,可以自己编撰一部对越作战史书了(海外出版)

另请教贴主,最近网上有一篇名叫《被遗忘的黑历史》的贴子,网友对贴子内容真伪争论很大,其中有3条关于对越作战的,请帖主鉴定一下:


“敌约200人,或更多,射击精准,掩护队形完整判断为设(此处无法看清,疑为设伏二字)我无法突围,车燃(此处无法看清)……决心抵抗到底,我方35人,宁死不降我(此处无法看清)祖国万岁”——孙福喜,原中国人民解放军43军129师387团政治处主任,1979年3月3日《战场绝笔》注:1979年3月3日,孙福喜带领部分官兵和支前民工88人,分乘两辆军车走在全团最后,向雅南地区转移。途径凭垄地区时,遭遇越军一个连在公路边设伏袭击,孙福喜带领35名官兵奋勇抵抗,终因地形十分不利,弹药不济,孙福喜和35名官兵全部战死沙场,无一幸存。孙福喜时年40岁。此《绝笔》在其臂袋中被发现。

咱们党内有渊源,军内有山头,这个不用回避,是客观存在。如果没有,他老人家(指毛)也不会大动干戈地整军、整党,自然也不会把人得罪光(全场笑)。有山头,但不能唯山头论,这时原则,否则我们就变成了军阀。宣传的时候,刻意避重就轻;但做战例总结,咱们必须实事求是,不能为尊者讳,也不要为死者讳。就拿东线(指1979年中越边境反击战的东线战场)来说,现在说许疯子(指许世友)是胡闹,是昏头,有没有同志反对?三个军,十几个师,六成机械化行军,大纵深突破,连人家一个完整的防区集团军都没兜住,最后搞了个交叉火力线(指东线停战时,双方火力接触区的情况),让人家打了几个反击。这打得什么仗?烂仗、蠢仗、糊涂仗!说句不好听的,当年和印度人也这么打,直接火线枪毙,也没人去喊冤!许疯子人没了,咱们不是揪住不放。只是拿来做个比方,让同志们知道,党内军内要民主,要实事求是,不要搞虚的。该怎么说就怎么说,该怎么骂就怎么骂。不让说,不让骂,都成了闷嘴葫芦,将来打起仗来,是要吃苦头的!“——陈锡联,原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原沈阳军区司令员,原北京军区司令员,原国务院副总理,1988年1月《党内要让人说话,说真话》

“同志们,我们的工作,要讲求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的统一。这是外事工作的基本要点,也是考验我们业务素质的必要条件……对于他们(指越南),我们现在不打了,是友好邻邦了,这是必须要公开强调的;我们尊重越共的执政地位,支持它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的行动,这是我们的外交政策核心;我们没有招降纳叛,没有干涉别人的内政,我们只是不禁止外国公民通过合法途径入镜,这是重点;最后,我们的任何举措,都是本着希望中越两国世代友好的大原则,体现革命的人道主义。……同志们,话如何说,事如何办,怎样把事情做得合情合理,这是学问,是需要长期实践的”——赵富林,原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原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1992年3月《坚持原则,灵活执行》注:1989年,历时十年的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结束。在冷战趋向终结的大背景下,中越两国开始尝试接触,并出于各自需要,转向睦邻友好的合作关系。自1990年起,中方多次强调加强与越共的党际交往的重要性,强调中越两国是“具有传统友好关系的邻邦”。但越南方面多次指出,中方陆续接纳、收容越共党员干部、越南中央与地方行政官员、越南人民军军事主官等,超过11000人(越南有关方面1999年的统计数据为33291人),并抨击中方为“干涉内政的行为”。中共官方不承认越方的相关指控,一直强调这属于“正常的国别间人际流通”,并强调“中方无权干涉他国公民通过合法渠道入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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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约200人,或更多,射击精准,掩护队形完整判断为设(此处无法看清,疑为设伏二字)我无法突围,车燃(此处无法看清)……决心抵抗到底,我方35人,宁死不降我(此处无法看清)祖国万岁”——孙福喜,原中国人民解放军43军129师387团政治处主任,1979年3月3日《战场绝笔》注:1979年3月3日,孙福喜带领部分官兵和支前民工88人,分乘两辆军车走在全团最后,向雅南地区转移。途径凭垄地区时,遭遇越军一个连在公路边设伏袭击,孙福喜带领35名官兵奋勇抵抗,终因地形十分不利,弹药不济,孙福喜和35名官兵全部战死沙场,无一幸存。孙福喜时年40岁。此《绝笔》在其臂袋中被发现。

咱们党内有渊源,军内有山头,这个不用回避,是客观存在。如果没有,他老人家(指毛)也不会大动干戈地整军、整党,自然也不会把人得罪光(全场笑)。有山头,但不能唯山头论,这时原则,否则我们就变成了军阀。宣传的时候,刻意避重就轻;但做战例总结,咱们必须实事求是,不能为尊者讳,也不要为死者讳。就拿东线(指1979年中越边境反击战的东线战场)来说,现在说许疯子(指许世友)是胡闹,是昏头,有没有同志反对?三个军,十几个师,六成机械化行军,大纵深突破,连人家一个完整的防区集团军都没兜住,最后搞了个交叉火力线(指东线停战时,双方火力接触区的情况),让人家打了几个反击。这打得什么仗?烂仗、蠢仗、糊涂仗!说句不好听的,当年和印度人也这么打,直接火线枪毙,也没人去喊冤!许疯子人没了,咱们不是揪住不放。只是拿来做个比方,让同志们知道,党内军内要民主,要实事求是,不要搞虚的。该怎么说就怎么说,该怎么骂就怎么骂。不让说,不让骂,都成了闷嘴葫芦,将来打起仗来,是要吃苦头的!“——陈锡联,原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原沈阳军区司令员,原北京军区司令员,原国务院副总理,1988年1月《党内要让人说话,说真话》

“同志们,我们的工作,要讲求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的统一。这是外事工作的基本要点,也是考验我们业务素质的必要条件……对于他们(指越南),我们现在不打了,是友好邻邦了,这是必须要公开强调的;我们尊重越共的执政地位,支持它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的行动,这是我们的外交政策核心;我们没有招降纳叛,没有干涉别人的内政,我们只是不禁止外国公民通过合法途径入镜,这是重点;最后,我们的任何举措,都是本着希望中越两国世代友好的大原则,体现革命的人道主义。……同志们,话如何说,事如何办,怎样把事情做得合情合理,这是学问,是需要长期实践的”——赵富林,原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原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1992年3月《坚持原则,灵活执行》注:1989年,历时十年的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结束。在冷战趋向终结的大背景下,中越两国开始尝试接触,并出于各自需要,转向睦邻友好的合作关系。自1990年起,中方多次强调加强与越共的党际交往的重要性,强调中越两国是“具有传统友好关系的邻邦”。但越南方面多次指出,中方陆续接纳、收容越共党员干部、越南中央与地方行政官员、越南人民军军事主官等,超过11000人(越南有关方面1999年的统计数据为33291人),并抨击中方为“干涉内政的行为”。中共官方不承认越方的相关指控,一直强调这属于“正常的国别间人际流通”,并强调“中方无权干涉他国公民通过合法渠道入镜”。
孙福喜是387团政治处副主任,正营级干部。79年牺牲的这一级干部算不得什么,副团级以上还有得说。

“三个军,十几个师,六成机械化行军,大纵深突破”,这只能指的是高平方向。可惜这里根本没看到越军有什么像样的反击,顶多是纳隆方向海兴187团向121师打过的还算正规反击,但没什么效果。至于150师448团纯粹算自己钻到了潜伏在山区躲藏的越南民兵手里,这是战场的特例,算不上越军的反击。
还有一则是对“两山轮战”提高战斗力作用泼冷水的。估计“两山轮战”各军第一线少量部队枕戈待旦,大量的后方部队忙着做生意,不但没提高战斗力,风气也被学坏了

现在军内有没有问题?有!不只有问题,而且有很大问题!什么问题?明面上,是搞经营,搞三产,军区大院变成贸易公司,当兵的不扛枪,改做买卖了。实质上,是军内划山头、军区分派系,一个山头一个坑,自家坑里无法无天啊!老书记(指万里)说的对:自己山头怎么撑起来?要由钱嘛,没钱谁跟你玩?怎么有钱?搞买卖嘛,倒腾军需嘛,吃后勤嘛,搞这些个来钱快,那时其他买卖比不了的!就是这些个山头主义,让我们军内画地为牢、不务正职、空耗军需,也让我们没了当年的精气神儿。这些年搞轮战(指两山轮战),搞大比武(指1985年中原大比武),战斗力提高了吗?我看未必!
各个山头都领着跑着做买卖,搞副业,指望低下的兵多厉害,这可能吗?该干什么,不干什么;不该干什么,牟足了力气干!这个鬼样子,日后中央由行动,指望谁?枪都锈了,党去指挥谁?
——秦基伟,原云南军区司令员,原成都军区司令员,原北京军区司令员,原华北军事演习总指挥,1988年4月《军内的问题,需要认真对待》

Eliter 发表于 2015-1-5 14:15
以贴主研究水平,可以自己编撰一部对越作战史书了(海外出版)

另请教贴主,最近网上有一篇名叫《被遗忘 ...


这些材料近来在网络上广为流传,十分引人注目,据发帖者讲,资料来源是国图微缩胶卷。从史源学的角度来看,要查证其真伪,需要到国图考查方能落实。

史料真伪和内容真伪,应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伪造的史料可能说真话,真实的史料也可能说假话。在没有确定其来源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判断其内容真伪,而不能判断其本身真伪,当然,有非常明显硬伤的除外。

第一段赵福喜率队遇袭确有其事,但是注解有问题。1、六五式军装何来臂袋?2、当时伤亡的主要是支前民工,部队官兵伤亡是个位数。

第二段陈锡联讲话,所谓“防区集团军”不知所谓,解放军从来没有用这个词来表述越军,越军也没有集团军一说。1979年的时候,越军驻扎边境部队的最高建制级别为师。“三个军,十几个师,六成机械化行军,大纵深突破”也是信口开河,东线参战的陆军军(成都军区来的50军不算)就下辖一个坦克团,装备坦克80-107辆不等,装甲车9-13辆不等,这算哪门子的机械化?真要说快速突击,那也只有124师利用126师攻克东溪的效果上4号公路向高平实施的摩托化快速穿插。在撤军阶段,越军没有组织起什么像样的反击,448团因为指挥错误损失几百人那是自己没把握好而搞出的意外。

至于对许世友的讥讽,非议,由来已久且几成定论。但是否一定是许世友指挥水平有问题呢?真要把许的错误ABCD列出来,也不见得是件容易的事。当时东线部队没有热带山岳丛林地作战经验,此类作战的组织指挥、战法运用都基本上是空白,对战场环境也极不熟悉……更多的是部队整体存在的问题,不能把责任推到哪一个人头上。许所要承担的,恐怕只是一般的领导责任。云南方面顺利些、场面好看些,和他们有热带山岳丛林战的基础是分不开的。至于许的缺点,周德礼也说过:许司令对革命忠心,执行命令坚决,作战勇敢,但创造性和谋略性不足。从表面上看广西的伤亡大于云南,也是老许被人诟病的一个重要原因。但要注意广西方向我军参战兵力、越军参战兵力、作战地域都倍于云南方向,伤亡大些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何况广西方向的战果同样倍于云南方向。敌我交换比也是正常比例。套用43军褚军长比较本军与东线其他兄弟部队的话说,云南方向碰到的情况,没有广西方向那么复杂,受到的考验也没有广西部队那么严峻。

陈锡联要是真的说了这段话,只能证明他自己没有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就随意评论。

第三段未见过相关材料,无法置评。
Eliter 发表于 2015-1-5 14:15
以贴主研究水平,可以自己编撰一部对越作战史书了(海外出版)

另请教贴主,最近网上有一篇名叫《被遗忘 ...


这些材料近来在网络上广为流传,十分引人注目,据发帖者讲,资料来源是国图微缩胶卷。从史源学的角度来看,要查证其真伪,需要到国图考查方能落实。

史料真伪和内容真伪,应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伪造的史料可能说真话,真实的史料也可能说假话。在没有确定其来源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判断其内容真伪,而不能判断其本身真伪,当然,有非常明显硬伤的除外。

第一段赵福喜率队遇袭确有其事,但是注解有问题。1、六五式军装何来臂袋?2、当时伤亡的主要是支前民工,部队官兵伤亡是个位数。

第二段陈锡联讲话,所谓“防区集团军”不知所谓,解放军从来没有用这个词来表述越军,越军也没有集团军一说。1979年的时候,越军驻扎边境部队的最高建制级别为师。“三个军,十几个师,六成机械化行军,大纵深突破”也是信口开河,东线参战的陆军军(成都军区来的50军不算)就下辖一个坦克团,装备坦克80-107辆不等,装甲车9-13辆不等,这算哪门子的机械化?真要说快速突击,那也只有124师利用126师攻克东溪的效果上4号公路向高平实施的摩托化快速穿插。在撤军阶段,越军没有组织起什么像样的反击,448团因为指挥错误损失几百人那是自己没把握好而搞出的意外。

至于对许世友的讥讽,非议,由来已久且几成定论。但是否一定是许世友指挥水平有问题呢?真要把许的错误ABCD列出来,也不见得是件容易的事。当时东线部队没有热带山岳丛林地作战经验,此类作战的组织指挥、战法运用都基本上是空白,对战场环境也极不熟悉……更多的是部队整体存在的问题,不能把责任推到哪一个人头上。许所要承担的,恐怕只是一般的领导责任。云南方面顺利些、场面好看些,和他们有热带山岳丛林战的基础是分不开的。至于许的缺点,周德礼也说过:许司令对革命忠心,执行命令坚决,作战勇敢,但创造性和谋略性不足。从表面上看广西的伤亡大于云南,也是老许被人诟病的一个重要原因。但要注意广西方向我军参战兵力、越军参战兵力、作战地域都倍于云南方向,伤亡大些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何况广西方向的战果同样倍于云南方向。敌我交换比也是正常比例。套用43军褚军长比较本军与东线其他兄弟部队的话说,云南方向碰到的情况,没有广西方向那么复杂,受到的考验也没有广西部队那么严峻。

陈锡联要是真的说了这段话,只能证明他自己没有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就随意评论。

第三段未见过相关材料,无法置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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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车迷很可怜呀,这本书又不是WG,国内还不能出版。
crystalcyd 发表于 2016-1-27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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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录在史料中,其价值是比较靠后的,这一类材料很容易出问题,在使用时要特别注意。


补充一句,明确129师去龙州方向配属42军作战的时间是1月下旬的某一天,同样不可能出现在广州军区1月中旬的作战预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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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集团军炮兵旅 发表于 2016-2-9 0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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