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说的奴隶制经济秘密

不能说的奴隶制经济秘密
http://www.guancha.cn/WenZhai/2014_04_02_216391.shtml

在大多数人心目中，奴隶制经济是野蛮落后的代名词。可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福格尔在40年前就以扎实的证据提出，美国南北战争前，南方黑奴种植园的经济效率要比北方自由民农场高出三分之一，而奴隶主也没有人们以为的那么残暴，甚至，黑奴们摄取的食物热量比全民平均值还要高……

《为奴十二载》电影截图
除了数据六亲不认的诺奖得主
罗伯特·威廉·福格尔（Robert William Fogel）1926年生于美国纽约一个普通的俄罗斯犹太移民家庭。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他先后在罗切斯特大学、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任教，1981年重返芝加哥大学，直至去年6月辞世。
1993年，他因“通过应用经济理论与数量方法解释经济与制度变迁，从而革新了经济史研究”，与道格拉斯·诺思分享了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福格尔（1926-2013）经济史学家，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福格尔所做的工作，就是从历史资料中挖掘数据，进而运用新的统计与计量方法来分析这些数据，并与经济理论相互印证。他所代表的发端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这一潮流，被称为“新经济史学”或“计量历史学”。
毫不奇怪，当福格尔以新方法处理未发掘过的历史数据，以往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便被暴露出来，而福格尔的结论常常有悖于人们的“定见”，从而引发持续不断的争议。
福格尔最著名也最富争议的研究，是关于美国内战前南方奴隶制经济的效率，主要见于他与斯坦利·恩格尔曼1974年合著出版的《苦难时代：美国黑奴制经济学》（Time on the Cross: 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

《为奴十二载》电影截图
奴隶制生产效率更高？
与人们对奴隶制经济野蛮、低效的印象相反，福格尔和恩格尔曼发现，由于奴隶主的理性经营，美国南方奴隶农场的单位劳动生产率比北方农场更高，其利润率也很高。所以，如果没有南北战争，奴隶制将不会自动消失。
书中指出，当时南部各州主要生产棉、糖、咖啡，种植园通过所谓“现代工厂式监管”模式，将黑奴按生产力水平编入三个生产队中。第一队的黑奴体能最佳，工作最繁重；第二队生产力较低（以青少年或老人为主），任务难度较低；第三队的任务最为轻松。如此安排既有利于工人分工合作，亦有助提升整体生产力。
采用“生产队”制的规模经济效益，令美国南部黑奴农场的人均生产力，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较以家庭式经营为主的北部自由人农场高出33%。因此，单从经济角度考虑，奴隶制并非先前历史学家所称般无利润、无效率。
所以，在斯皮尔伯格执导的影片《林肯》中，林肯忆述父亲所以反对奴隶制，乃由于其家庭式农场生产效率不及黑奴种植园，致无法在肯塔基州立足。其父后来在印第安纳州安顿之后，依然极力排斥黑奴农场。
《为奴十二载》电影里，奴隶主种种虐待黑奴的残暴场面让人不忍卒视。可是书中却以数据为证提出，假若奴隶主确将黑奴当成有价值的资产，则即使对黑奴有所剥削或压迫，亦终究会知所节制。为确保可贵资产有所回报，自会妥为照料，而非横施暴虐。
书中的结论是：鞭打奴隶并不像想象的那么严重。比如，在路易斯安那的一个种植园，200名奴隶两年内共遭受106次鞭打，平均每个奴隶每年受鞭刑0.7次。大约一半的奴隶在此期间并未受到鞭打。大多数奴隶主并非暴虐无度，他们有的拒绝使用鞭打，有的则赞成有限度使用。
此书还提出，黑奴们吃得也不算太差。研究发现，他们摄取的热量比1879年所有民众消费的平均值还要多10%。所消费的肉类也较为充足，为平均每天六盎司，仅比民众的平均消费量低一盎司。牛奶的消费量要低，但每个奴隶平均每天也可以消费一杯牛奶。

现代黑人重现黑奴被虐待场景
相信数据还是服从情感？
不难想见，这样“惊世骇俗”的结论，会在美国社会激起怎样的波澜。有人就痛批，该书是“维护美国奴隶制的最热烈的辩护词”。
福格尔曾表示，当最初得到研究结果时，他们自己也不敢相信，认为“肯定有什么地方出错了”。但在经过三年反复确认后，他们还是于1974年公开了自己的结论。
福格尔的结论是建立在坚实基础上的，而这一基础也清楚说明了他们的工作与以往研究的不同——
他们建立了一支超过30人的研究队伍，通过整理南方法庭的遗嘱记录，获得了约7.7万名奴隶自1770年至1865年间的年龄、交易价格、劳动技能的数据；他们还收集了约100个大奴隶农场的生产、人口方面的详细数据。结合已有的数据集，他们的样本覆盖了奴隶总人数的大约4%。
尽管在数据的可信度、处理方法等问题上仍有争议，此书也远非无可挑剔，但即便是反对者，也不能不为两位作者的严谨和审慎所叹服。
当然，福氏也清晰地指出，自己的研究只关乎经济效率，而与道德判断无涉——可惜当时这并不能让一些人平息愤怒。
其实，他们既无意为奴隶主做辩护士，也不想通过重复乃至夸大奴隶之悲惨来赢得一个批判奴隶制的好名声。作为经济史研究者，他们的工作，是要努力还原出黑人的真实生活，还原出他们的总体生活状态。
那么，在经济效率之外，福格尔对奴隶制的态度到底是什么？二十多年后，福氏在其集大成之作《第四次大觉醒与平等主义的未来》（The Fourth Great Awakening and the Future of Egalitarianism）中给出了答案。他说，奴隶制虽然有效率但还是被废除，是因为“有比效率更重要的东西”，即“追求自由与平等的道德”。

（本文摘编自财新《新世纪周刊》，《中国经营报》，香港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王于渐“中港政经评论”网站，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隋福民博士专著中的有关资料。）不能说的奴隶制经济秘密
http://www.guancha.cn/WenZhai/2014_04_02_216391.shtml

在大多数人心目中，奴隶制经济是野蛮落后的代名词。可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福格尔在40年前就以扎实的证据提出，美国南北战争前，南方黑奴种植园的经济效率要比北方自由民农场高出三分之一，而奴隶主也没有人们以为的那么残暴，甚至，黑奴们摄取的食物热量比全民平均值还要高……

《为奴十二载》电影截图
除了数据六亲不认的诺奖得主
罗伯特·威廉·福格尔（Robert William Fogel）1926年生于美国纽约一个普通的俄罗斯犹太移民家庭。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他先后在罗切斯特大学、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任教，1981年重返芝加哥大学，直至去年6月辞世。
1993年，他因“通过应用经济理论与数量方法解释经济与制度变迁，从而革新了经济史研究”，与道格拉斯·诺思分享了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福格尔（1926-2013）经济史学家，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福格尔所做的工作，就是从历史资料中挖掘数据，进而运用新的统计与计量方法来分析这些数据，并与经济理论相互印证。他所代表的发端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这一潮流，被称为“新经济史学”或“计量历史学”。
毫不奇怪，当福格尔以新方法处理未发掘过的历史数据，以往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便被暴露出来，而福格尔的结论常常有悖于人们的“定见”，从而引发持续不断的争议。
福格尔最著名也最富争议的研究，是关于美国内战前南方奴隶制经济的效率，主要见于他与斯坦利·恩格尔曼1974年合著出版的《苦难时代：美国黑奴制经济学》（Time on the Cross: 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

《为奴十二载》电影截图
奴隶制生产效率更高？
与人们对奴隶制经济野蛮、低效的印象相反，福格尔和恩格尔曼发现，由于奴隶主的理性经营，美国南方奴隶农场的单位劳动生产率比北方农场更高，其利润率也很高。所以，如果没有南北战争，奴隶制将不会自动消失。
书中指出，当时南部各州主要生产棉、糖、咖啡，种植园通过所谓“现代工厂式监管”模式，将黑奴按生产力水平编入三个生产队中。第一队的黑奴体能最佳，工作最繁重；第二队生产力较低（以青少年或老人为主），任务难度较低；第三队的任务最为轻松。如此安排既有利于工人分工合作，亦有助提升整体生产力。
采用“生产队”制的规模经济效益，令美国南部黑奴农场的人均生产力，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较以家庭式经营为主的北部自由人农场高出33%。因此，单从经济角度考虑，奴隶制并非先前历史学家所称般无利润、无效率。
所以，在斯皮尔伯格执导的影片《林肯》中，林肯忆述父亲所以反对奴隶制，乃由于其家庭式农场生产效率不及黑奴种植园，致无法在肯塔基州立足。其父后来在印第安纳州安顿之后，依然极力排斥黑奴农场。
《为奴十二载》电影里，奴隶主种种虐待黑奴的残暴场面让人不忍卒视。可是书中却以数据为证提出，假若奴隶主确将黑奴当成有价值的资产，则即使对黑奴有所剥削或压迫，亦终究会知所节制。为确保可贵资产有所回报，自会妥为照料，而非横施暴虐。
书中的结论是：鞭打奴隶并不像想象的那么严重。比如，在路易斯安那的一个种植园，200名奴隶两年内共遭受106次鞭打，平均每个奴隶每年受鞭刑0.7次。大约一半的奴隶在此期间并未受到鞭打。大多数奴隶主并非暴虐无度，他们有的拒绝使用鞭打，有的则赞成有限度使用。
此书还提出，黑奴们吃得也不算太差。研究发现，他们摄取的热量比1879年所有民众消费的平均值还要多10%。所消费的肉类也较为充足，为平均每天六盎司，仅比民众的平均消费量低一盎司。牛奶的消费量要低，但每个奴隶平均每天也可以消费一杯牛奶。

现代黑人重现黑奴被虐待场景
相信数据还是服从情感？
不难想见，这样“惊世骇俗”的结论，会在美国社会激起怎样的波澜。有人就痛批，该书是“维护美国奴隶制的最热烈的辩护词”。
福格尔曾表示，当最初得到研究结果时，他们自己也不敢相信，认为“肯定有什么地方出错了”。但在经过三年反复确认后，他们还是于1974年公开了自己的结论。
福格尔的结论是建立在坚实基础上的，而这一基础也清楚说明了他们的工作与以往研究的不同——
他们建立了一支超过30人的研究队伍，通过整理南方法庭的遗嘱记录，获得了约7.7万名奴隶自1770年至1865年间的年龄、交易价格、劳动技能的数据；他们还收集了约100个大奴隶农场的生产、人口方面的详细数据。结合已有的数据集，他们的样本覆盖了奴隶总人数的大约4%。
尽管在数据的可信度、处理方法等问题上仍有争议，此书也远非无可挑剔，但即便是反对者，也不能不为两位作者的严谨和审慎所叹服。
当然，福氏也清晰地指出，自己的研究只关乎经济效率，而与道德判断无涉——可惜当时这并不能让一些人平息愤怒。
其实，他们既无意为奴隶主做辩护士，也不想通过重复乃至夸大奴隶之悲惨来赢得一个批判奴隶制的好名声。作为经济史研究者，他们的工作，是要努力还原出黑人的真实生活，还原出他们的总体生活状态。
那么，在经济效率之外，福格尔对奴隶制的态度到底是什么？二十多年后，福氏在其集大成之作《第四次大觉醒与平等主义的未来》（The Fourth Great Awakening and the Future of Egalitarianism）中给出了答案。他说，奴隶制虽然有效率但还是被废除，是因为“有比效率更重要的东西”，即“追求自由与平等的道德”。

（本文摘编自财新《新世纪周刊》，《中国经营报》，香港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王于渐“中港政经评论”网站，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隋福民博士专著中的有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