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灭塔利班，要学习国军经验!!!

1934年秋冬国民党在占领中央苏区根据地后，立刻开始了报复性屠杀，在之后的3年时间里，仅中央苏区被杀的共产党员和群众达80多万人。而这一活动主要由国民党内仿照意大利黑衫党与纳粹德国冲锋队形式建立的“蓝衣社”别动队来负责。　　
特务康泽的别动队在接管地方后，对逃跑的和苏区有联系、或者有子弟在红军部队的人家，别动队实行连坐方式，凡及时回村“报到”并登记户口者，视为“及时自新”，而未来自首者“一经察觉，罪及全家”。　　
在一批逃亡地主、富农返回后，他们迅速成为了别动队在当地的民间基础。保长、联保主任的人选，就在这些人中指定产生。而临时衙门、保甲长产生后，“标准战略村”、保甲制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和惊人的恐怖被推行着。　　
“无人区”的建立。康泽指挥别动队员和临时征集的地主武装，将过去居住在自然村中的村民驱赶出他们的住所，然后赶进标准“战略村”，把数以百万计的原住民，都象牲口那样圈禁起来。在村民被驱赶进战略村后，非常严厉的“保甲制”就开始了。　　
这个“保甲制”是现代史上最耸人听闻的.之一。它规定，任何一家人要证明自己的“良民”身份，需找到四家作保，保证不“通敌”、不收留一切嫌疑分子、不供给物质给红军。不能找到四家作保的家庭全家灭门，五家连保连坐，“如有敌情”不举报者，也要灭门。一家犯事，除该家毁家灭户之外，其余四家也“杀无赦”！“五户连保”以及“一家出事、其余抵罪”的政令，在熟悉当地的保甲长支持下，异常顺利地取得威慑效果。前别动队人员方舟在《回忆别动队始末》一文写到：不管是他作为中队长进驻瑞金后，还是在战争结束前的其它地方，因为对“已‘自新’的农民，联保主任都暗中监视”，这个严密阴森的民间特务网使地方整肃。
蒋军在占领井冈山根据地后，立刻开始了大规模报复性屠杀。蒋军提出在苏区“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的烧杀政策，单大井村先后就被焚烧九次。江西省1933年1930万人，到1936年居然只有1370万人，除去因战争死亡及跟随红军主力长征的30万的人数，被蒋屠杀的中央苏区军民达数百万，福建省，湖北省苏区各100多万，而且令人发指的手段不计其数。
为彻底“消灭”红军，蒋介石军队和蓝衣社别动队在当地施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每侵占一地，就进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他们纠集卷土重来的豪绅地主、流氓恶棍组织“还乡团”、“铲共团”、“暗杀团”、“义勇队”、“挨户团”、“靖卫团”、“保安队”、“搜山队”等反动组织，对苏区人民进行疯狂地报复。蒋军狂叫“大乱三天，大杀三年”，要“屋换石头，人换种”，“斩草除根，诛家灭种”。在“宁可错杀一千，不能错放一个”的反动口号下，蒋军在苏区实行惨绝人寰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诚如国民党政府在报告书中供述，在“清剿”区内，“无不焚之居，无不伐之树，无不杀之鸡犬，无遗留之壮丁，闾阎不见炊烟”。
蒋军肆意屠杀苏区共产党人及老百姓，其手段极为残忍，骇人听闻，如挖心、剥皮、肢解、分尸、刀砍、碎割、悬梁、火烧、活埋、挖眼睛、割耳朵、穿铁丝、割舌头、破肚取肠、割乳挖胸、沉潭落井、打地雷公、钉丁字架、灌辣椒水等数十种酷刑。从3岁孩童到80老人，均不能幸免，不管男女老弱，均遭屠戮。有的婴儿被蒋军兽兵抓住2条小脚，活活撕成两半。有的革命群众被蒋军用烧红的铁盒戴在头上活活烧死。有的妇女被轮奸割乳，凌辱而死。
比如，国民党独立33旅旅长黄振中杀害宁都、瑞金、于都、兴国、广昌、石城等县人达数万人。国民党江西保安3团团长欧阳江一个晚上屠杀500多名抗交粮食的瑞金武阳群众，制造了‘武阳围血案’。瑞金菱角山一夜被活埋300多人，南门岗一次枪杀了500余人，国民党瑞金县长邹光亚在云龙桥下一次集体屠杀了120余人。瑞金竹马岗被杀害的人数以千计。谢家祠和陈家祠被害的革命群众的尸体推积如山。
据当地史料的不完全统计，瑞金有18000人被屠杀；兴国被害2142人，被捕6934人，逃亡3410人；于都被屠杀3000余人，其中禾丰地区被保安团团长华品懋杀害的革命群众达500余人，沙心地区全家被杀绝的有37户。赣县田村一地被杀害94人，其中有14户被杀绝；寻乌被杀害4520人，杀绝900余户；会昌被杀害972人；石城县被屠杀的干部和群众576人；广昌被害的1000余人；宁都有1442名干部和3378名群众死于蒋军的屠刀之下；上犹县被杀害的干部达1466人，群众658人。在蒋军的血腥屠杀下，不少村庄被杀光，成了“无人村”、“血洗村”，尸骨遍野，血流成河。
江西省吉安地区1933-1936年间人口从380万下降到190万，赣州地区被杀了300多万，瑞金、兴国两县80%人民被杀。其中有个地方叫千坟岗的，1934年红军长征后还乡团在半个月内在这一带8个村杀了1000多人，此地因此得名。
千坟岗附近的一个村庄，民国初期有1000多人，到1936年居然被杀得只剩下8户，现在才100多户。当地至今到处可以看到国民党军队烧毁房屋后的灰黑地基残余。
1933年年底，约2400名国民党“别动队”人员开到了大别山。该部别动队由蒋伏生指挥。如果说别动队在江西搞了一个地狱，那也只是地狱的第一层，而大别山则是地狱的第十八层。
蒋介石给别动队下达的命令：“‘匪’为保存田地，始终不悟，应作如下处置：一，‘匪’区壮丁一律处决；二，‘匪’区房屋一律烧毁；三，‘匪’粮食分给剿共义勇队，搬出‘匪’区之外。难运者一律烧毁。需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否则剿灭难期，徒劳布置。”
这次集体屠杀得到完全贯彻，并直接造成大别山地区一百万多青壮的死亡，使剩下的老幼妇孺无家可归，成为难民和饥民，并最终大批饿死。
这一命令是由蒋伏生草拟，由那个在南京以基督徒或儒教徒自居的蒋总裁所批准下达的，由于这一命令的执行者大多是那些以“正直”的军人自居、强调“廉洁和献身”、立志“复兴国家”的蓝衣社成员，所以被执行得非常彻底，鲜有遗漏与幸免者。
曾任蒋介石侍从秘书的邓文仪主编的《剿匪战史》所载，人口九万的金家寨县城，第一个月“枪杀与活埋三千五百多人”，县城之外，“在古碑冲处死、活埋的至少九百多人；在南溪、竹畈、花园各镇处决的赤‘匪’、赤‘匪’家属，以及赤‘匪’伤病员至少三千人；上楼房镇一次杀了一千二百多人；胭脂河坪了杀了一百多人”。9万人口的金家寨，仅一个月时间就被杀了上万人。
这本来是别动队用来邀功的资料，不过现在成了难得的历史文献。同时，别动队还建立了集中营，由别动队员、会道门武装“三枪会”和地主还乡团把守。
当地的西方传教士的记录中说：“那似乎是一个原始地带的沼泽，被关押在那里的人，象苍蝇一样成片成片地死去。接连几天我都在做噩梦，每当我一闭上眼睛，就能看见那些后悔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可怜的人。”
到第二年，金家寨集中营建立时被关押的一万多人剩下的还不到一千人。但是还没有结束，当地西方传教士还记录到，沙河流域的金坪树镇一带，“两三千的妇女用绳索串成几里长的一排，执枪的士兵象驱赶牲口一样，把这些可怜的女人一个个明码标价。她们被卖到了外地。这种悲惨的景象使我想起贩奴运动早期的美洲，而我原本以为这个景象不会再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出现”。
贩卖这些妇女的所得现款，“一律充当军饷”。但不久后，因为数以万计的民团无法发放薪饷，别动队又自告奋勇地开始了卖孩子的勾当。几千名14岁以下的儿童，就这样成了武汉、合肥的许多工厂的包身工，乃至士绅家庭的奴婢和“窑子”的雏妓。
在1935年大屠杀告一段落后，湖北有四个县，安徽有五个县，河南有三个县几乎人口灭绝，全成为废墟。
在杀戮最为惨重的天台山和老君山一带，原本有6万人口，但到1934年年底，“整个地区只剩下不到300个老人和几个病弱的小孩”。
著名红军将领徐海东的全家连同亲属、宗族被杀了66口人，几乎灭门。在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时，他回忆说：“蒋介石曾下令一旦占领我的家乡，姓徐的一个也不能留。在句容集镇，有一条街上，以前有许多苏维埃合作社，人们安居乐业。如今一切已化为乌有，只有几个老年人苟延残喘。他们领我们走到镇外的一条山沟，只见十七具半裸的年轻妇女尸体在光天化日之下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她们都是遭强奸后被杀害的。我们都哭了。我们无法置信中国人会对中国人犯下如此的罪行”。邱会作将军的家族中也有十几人被国民党军杀害。
蓝衣社别动队的屠杀却整整延续了一年。一直到1934年年底，灭绝村镇、焚烧房屋、贩卖人口的勾当还在进行着。“我记得在几个大工业中心，有成百上千这样的人到达那里，通过中间人从国民党军官那里购买男孩和妇女的大量交易进行着，一时成为非常有利可图的买卖”（斯诺，《红星照耀中国》）。
　国民党当年清党分共也杀了不少国民党人，不过可笑的是，杀的国民党比共产党多10倍。
1927年“四一二”前，中国共产党党员不过5万人，被杀了一半；而国民党60万人，到1928年后只剩了20来万人。号称模范省的广西，1926年有15万国民党员，到1934年只剩了几千人。其余的不是赶出党外了就是当共产党杀掉了。
对于国民党来说，凡是良心未泯，有正义感的党员，都是潜在的“共党分子”，是不能不杀掉的，否则就要改变国民党的性质。
1938年，国民党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直接淹死90多万人，间接死亡6百多万，造成数千万难民，背井离乡的难民最远甚至逃到甘肃；南京雨花台上被杀的***人和革命志士20多万，其中有的还是孕妇……。蒋政权屠杀时，连几岁的孩子，像小萝卜头、杨虎城的小女儿也不放过。
蒋政权杀人手段和日本鬼子一样残忍，像跟朱德一起入党的孙炳文在龙华被腰斩。腰斩酷刑在清朝雍正皇帝起被禁止，却未曾想到又被蒋政权用来屠杀共产党人。
领导北伐战争时期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赵世炎被砍头。
国民党刽子手将陈独秀的大儿子陈延年按倒，以乱刀将他砍死。
丧心病狂的刽子手杀害张叔平烈士时，用八寸长的铁钉将其双手钉在墙上,又用两枚长钉穿过他的脚心深深钉入土中，使他流血而死。
广州起义时，女战士游曦等人被脱光衣服示众，割掉乳房，尸体砍成几断。被枪杀的女学生被扒光，下身插入树枝。
曾担任过浙江省委书记的李硕勋在海口被捕，受刑被打断双腿用箩筐抬出去枪杀。
蔡和森烈士四肢被钉在木板上，胸膛用刀捅烂。
蔡会文烈士身负重伤被俘后坚贞不屈，被国民党兵按住，割断喉咙而牺牲。
在老蒋的老家附近的四明山地区，年青的女共产党员李敏被捕后，被国民党士兵刺了27刀牺牲，和她一起牺牲的同志被刺30多刀。共产党员的区长徐婴牺牲后还被丧心病狂的国民党顽匪剖尸挖心。
陆定一的原配夫人唐义贞烈士，被凶残的敌人破开肚子，倒地挣扎痛苦不堪而死，口中都是泥巴。
朱德的夫人伍若兰，被捕后，敌人切开她的肚子，她牺牲后，还砍下她的头颅挂在赣州城门上示众。
与刘少奇为同学的谢文卿烈士等人，被国民党匪徒塞进装有石灰的麻袋后，用刺刀活活刺死。
1947年，朱念群等三位共产党人，被白公馆的特务用美国制造的电椅处死，结果一人死亡，两人并未断气，国民党特务刽子手杨进兴说了一句:美国造的鸡巴玩意儿也不一定好用，他残忍地抄起十字镐掘入朱念群两人的头颅，使两人鲜血脑浆流出而死……
1948年，在雨花台，卢志英烈士被国民党特务用毛巾堵住嘴巴，用木棍打昏后活埋。
1947年农历七月至八月，国民党匪军进占平度后，白埠、蓼兰、吴庄、门村、田庄等地的地主还乡团盘踞在马家沟，一个多月的时间，杀害革命干部和翻身农民4百余人（“烟台沟”1百人左右，西大湾3百余人）。其残暴手段：水淹、活埋、矛枪穿、铡刀铡、火烧、香触、枪杀，惨不忍睹。当时尸体遍野，“烟台沟”内充满尸体，堵住水流。
　1947年,平度西北乡辛安、张舍、灰埠、官庄、新河等地的地主还乡团4百多人，盘踞新河村。自农历七月二十二日至八月十二日，仅20天时间，以大刀砍、扎枪穿、石头砸、铁锨劈、枪杀等惨毒手段，残杀革命干部及翻身农民4百7十余人。有的被“大卸八块”；有的哺乳婴儿爬到被杀的母亲身边，竟被活活摔死；潍南一批烈、军属转移回乡，路经新河被抓，集体遭枪杀。杀人疯狂时，胶河水一片血红，新河大桥西头尸体连片，野狗争食，行人欲断。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将领陈长捷在长城一带制造了对内蒙古伊克昭盟蒙古族人民的屠杀事件，叫伊盟事件，又称“三二六”事件。驻东胜的国民党伊克昭盟守备军总司令陈长捷、第26师师长何文鼎等，顽固奉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政策，无休止地敲诈勒索，掠夺牲畜、财物，排挤抗日的蒙古族武装，扣发蒙古保安队官兵粮饷，对蒙汉人民实行血腥统治。
又以解决伊盟驻军粮食为名，强垦蒙古族牧地，终于酿成“三二六”事件。1943年3月26日，首先由伊克昭盟札萨克旗(今伊金霍洛旗)保安队下级军官劳赖(老瑞排长)带领官兵发动武装起义。两旗和伊盟蒙古人民积极支持起义队伍，许多投入游击战。事件发生后，陈、何军队对起义军民进行血腥镇压，烧杀抢掠甚于土匪，暴行震动全国。
抗战时期国民党将领汤恩伯由于残酷压榨河南百姓，竟然迫使河南民众协助日本侵略者打击国民党军队。1942年夏到1943年春，河南发生大旱灾，景象令人触目惊心。全省夏秋两季大部绝收。大旱之后，又遇蝗灾。灾民500万，占全省人口的百分之二十。灾民吃草根树皮，饿殍遍野。辽阔中原，赤地千里，河南饿死300万人之多。汤恩伯的部队还要以抗日名义强行征用农民的粮食和耕牛等生产资料。农民们完全被逼上绝路，忍无可忍，开始用猎枪、大刀和铁耙把自己武装起来。最初他们还只是缴单个国军士兵的武器，后来发展到整连整连地解除国军的武装。这时，日本人打过来了。日军过来第一件事就是向百姓发放军粮，以收拢民心。在“国家如此积贫积弱，军队如此杂色林立，社会如此危如悬卵”之刻，为了生存，老百姓在宁可饿死当中国鬼，还是不饿死当亡国奴这两条路上选择了后者。这成为1944年豫湘桂会战豫中战役国民党军队迅速溃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役国民党损失的20万军队中，至少五万是被河南民众缴了械的。
国民党左派邓演达被蒋亲自下令秘密枪杀，国母宋庆龄气愤至极当面骂蒋。
浙江大学教授费凡在报刊上撰文痛斥蒋实行法西斯独裁，蒋恨之入骨，下令将其秘密绑架，关进白公馆集中营，后被枪杀，尸体抛入镪水池中毁掉。
被暗杀的民主人士有史量才、杨杏佛、李公仆、闻一多……。
黄炎培的大儿子(并非是共产党员)在上海解放前夜，被国民党特务活埋。
1949年11月27日大屠杀时，非共产党员的王振华、黎洁霜夫妇被押出白公馆牢房，夫妇俩同戴一副手铐，各抱着一个在狱中出生的孩子，大的两岁、小的一岁。孩子眼见刽子手的狰狞面目，哭喊着叫妈妈。黎洁霜对特务说道：“多打我几枪，你们把孩子放了！”“不行，斩草除根！”当着父母的面，特务杨进兴扼杀了两个幼小的生命……
1944年3月，因国民党横征暴敛，浙江平阳县江南爆发抗丁抗粮的农民大刀会暴动，遭国民党政府武装镇压，数百人被屠杀。国民党县长张韶舞将被害群众头颅摆成人头阵陈列示众，张还拍成照片送至南京政府邀功，谎报杀的都是共产党。蒋政府予以嘉奖。
蒋介石还有一嗜好，喜欢看死人照片。许多人被杀后，蒋介石都要查验照片，就地枪决，拍照呈验。瞿秋白、杨虎城一家、宋绮云（小萝卜头的父亲）一家等许多人被杀后，均拍成照片让蒋亲自过目。
1939年6月12日，国民党驻湘鄂边第27集团军总司令部根据蒋介石的秘密命令派特务营一个连，突然包围了新四军驻湖南平江县嘉义镇的通讯处，并将新四军高级参谋涂正坤等当场枪杀。晚上，又将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通讯处秘书吴渊、新四军司令部少校秘书曾金等６人活埋于平江县的黄金洞。通讯处财物被洗劫一空。
新四军军部机要员施奇在皖南事变中被抓，因国民党十几个兽兵轮奸致重病，她坚贞不屈，最后被刽子手活埋。活埋时，因土坑较浅，施奇在坑中挣扎泥土蠕动，刽子手发现后往土坑中倒入水，然后用脚踩实。
在上饶集中营里，国民党看守使用各种酷刑折磨被俘的新四军官兵，如使用电刑，女的将电线绑在乳头上，男的则将电线绑在生殖器上。当有女“犯人”要被枪毙时，头天晚上，国民党看守中就会有人便将她押到自己的房内进行强奸蹂躏，第二天再进行枪毙，还恬不知耻的声称自己是“废物利用”。1946年6月，蒋介石挑起了全国规模的反革命内战。同年11月23日，解放军撤离淮北，淮北根据地沦入敌手。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还乡团血洗淮北，淮北烈士陵园遭到严重的破坏，他们扒墓劈棺，抛撒彭师长遗骨。
日本鬼子中有“慰安所”，国民党军中则有“军中乐园”……
蒋某人从其当政时到溃退台湾22年间，中国人口长期徘徊不前。除去抗战期间被日寇杀害和牺牲的3500万人不算，被蒋政权屠杀、死于国民党各派军阀混战兵祸以及瘟疫、旱涝、饥饿等原因死亡的人口达亿计。





倘若有蒋总裁在，何愁塔利班不灭。1934年秋冬国民党在占领中央苏区根据地后，立刻开始了报复性屠杀，在之后的3年时间里，仅中央苏区被杀的共产党员和群众达80多万人。而这一活动主要由国民党内仿照意大利黑衫党与纳粹德国冲锋队形式建立的“蓝衣社”别动队来负责。　　
特务康泽的别动队在接管地方后，对逃跑的和苏区有联系、或者有子弟在红军部队的人家，别动队实行连坐方式，凡及时回村“报到”并登记户口者，视为“及时自新”，而未来自首者“一经察觉，罪及全家”。　　
在一批逃亡地主、富农返回后，他们迅速成为了别动队在当地的民间基础。保长、联保主任的人选，就在这些人中指定产生。而临时衙门、保甲长产生后，“标准战略村”、保甲制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和惊人的恐怖被推行着。　　
“无人区”的建立。康泽指挥别动队员和临时征集的地主武装，将过去居住在自然村中的村民驱赶出他们的住所，然后赶进标准“战略村”，把数以百万计的原住民，都象牲口那样圈禁起来。在村民被驱赶进战略村后，非常严厉的“保甲制”就开始了。　　
这个“保甲制”是现代史上最耸人听闻的.之一。它规定，任何一家人要证明自己的“良民”身份，需找到四家作保，保证不“通敌”、不收留一切嫌疑分子、不供给物质给红军。不能找到四家作保的家庭全家灭门，五家连保连坐，“如有敌情”不举报者，也要灭门。一家犯事，除该家毁家灭户之外，其余四家也“杀无赦”！“五户连保”以及“一家出事、其余抵罪”的政令，在熟悉当地的保甲长支持下，异常顺利地取得威慑效果。前别动队人员方舟在《回忆别动队始末》一文写到：不管是他作为中队长进驻瑞金后，还是在战争结束前的其它地方，因为对“已‘自新’的农民，联保主任都暗中监视”，这个严密阴森的民间特务网使地方整肃。
蒋军在占领井冈山根据地后，立刻开始了大规模报复性屠杀。蒋军提出在苏区“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的烧杀政策，单大井村先后就被焚烧九次。江西省1933年1930万人，到1936年居然只有1370万人，除去因战争死亡及跟随红军主力长征的30万的人数，被蒋屠杀的中央苏区军民达数百万，福建省，湖北省苏区各100多万，而且令人发指的手段不计其数。
为彻底“消灭”红军，蒋介石军队和蓝衣社别动队在当地施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每侵占一地，就进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他们纠集卷土重来的豪绅地主、流氓恶棍组织“还乡团”、“铲共团”、“暗杀团”、“义勇队”、“挨户团”、“靖卫团”、“保安队”、“搜山队”等反动组织，对苏区人民进行疯狂地报复。蒋军狂叫“大乱三天，大杀三年”，要“屋换石头，人换种”，“斩草除根，诛家灭种”。在“宁可错杀一千，不能错放一个”的反动口号下，蒋军在苏区实行惨绝人寰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诚如国民党政府在报告书中供述，在“清剿”区内，“无不焚之居，无不伐之树，无不杀之鸡犬，无遗留之壮丁，闾阎不见炊烟”。
蒋军肆意屠杀苏区共产党人及老百姓，其手段极为残忍，骇人听闻，如挖心、剥皮、肢解、分尸、刀砍、碎割、悬梁、火烧、活埋、挖眼睛、割耳朵、穿铁丝、割舌头、破肚取肠、割乳挖胸、沉潭落井、打地雷公、钉丁字架、灌辣椒水等数十种酷刑。从3岁孩童到80老人，均不能幸免，不管男女老弱，均遭屠戮。有的婴儿被蒋军兽兵抓住2条小脚，活活撕成两半。有的革命群众被蒋军用烧红的铁盒戴在头上活活烧死。有的妇女被轮奸割乳，凌辱而死。
比如，国民党独立33旅旅长黄振中杀害宁都、瑞金、于都、兴国、广昌、石城等县人达数万人。国民党江西保安3团团长欧阳江一个晚上屠杀500多名抗交粮食的瑞金武阳群众，制造了‘武阳围血案’。瑞金菱角山一夜被活埋300多人，南门岗一次枪杀了500余人，国民党瑞金县长邹光亚在云龙桥下一次集体屠杀了120余人。瑞金竹马岗被杀害的人数以千计。谢家祠和陈家祠被害的革命群众的尸体推积如山。
据当地史料的不完全统计，瑞金有18000人被屠杀；兴国被害2142人，被捕6934人，逃亡3410人；于都被屠杀3000余人，其中禾丰地区被保安团团长华品懋杀害的革命群众达500余人，沙心地区全家被杀绝的有37户。赣县田村一地被杀害94人，其中有14户被杀绝；寻乌被杀害4520人，杀绝900余户；会昌被杀害972人；石城县被屠杀的干部和群众576人；广昌被害的1000余人；宁都有1442名干部和3378名群众死于蒋军的屠刀之下；上犹县被杀害的干部达1466人，群众658人。在蒋军的血腥屠杀下，不少村庄被杀光，成了“无人村”、“血洗村”，尸骨遍野，血流成河。
江西省吉安地区1933-1936年间人口从380万下降到190万，赣州地区被杀了300多万，瑞金、兴国两县80%人民被杀。其中有个地方叫千坟岗的，1934年红军长征后还乡团在半个月内在这一带8个村杀了1000多人，此地因此得名。
千坟岗附近的一个村庄，民国初期有1000多人，到1936年居然被杀得只剩下8户，现在才100多户。当地至今到处可以看到国民党军队烧毁房屋后的灰黑地基残余。
1933年年底，约2400名国民党“别动队”人员开到了大别山。该部别动队由蒋伏生指挥。如果说别动队在江西搞了一个地狱，那也只是地狱的第一层，而大别山则是地狱的第十八层。
蒋介石给别动队下达的命令：“‘匪’为保存田地，始终不悟，应作如下处置：一，‘匪’区壮丁一律处决；二，‘匪’区房屋一律烧毁；三，‘匪’粮食分给剿共义勇队，搬出‘匪’区之外。难运者一律烧毁。需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否则剿灭难期，徒劳布置。”
这次集体屠杀得到完全贯彻，并直接造成大别山地区一百万多青壮的死亡，使剩下的老幼妇孺无家可归，成为难民和饥民，并最终大批饿死。
这一命令是由蒋伏生草拟，由那个在南京以基督徒或儒教徒自居的蒋总裁所批准下达的，由于这一命令的执行者大多是那些以“正直”的军人自居、强调“廉洁和献身”、立志“复兴国家”的蓝衣社成员，所以被执行得非常彻底，鲜有遗漏与幸免者。
曾任蒋介石侍从秘书的邓文仪主编的《剿匪战史》所载，人口九万的金家寨县城，第一个月“枪杀与活埋三千五百多人”，县城之外，“在古碑冲处死、活埋的至少九百多人；在南溪、竹畈、花园各镇处决的赤‘匪’、赤‘匪’家属，以及赤‘匪’伤病员至少三千人；上楼房镇一次杀了一千二百多人；胭脂河坪了杀了一百多人”。9万人口的金家寨，仅一个月时间就被杀了上万人。
这本来是别动队用来邀功的资料，不过现在成了难得的历史文献。同时，别动队还建立了集中营，由别动队员、会道门武装“三枪会”和地主还乡团把守。
当地的西方传教士的记录中说：“那似乎是一个原始地带的沼泽，被关押在那里的人，象苍蝇一样成片成片地死去。接连几天我都在做噩梦，每当我一闭上眼睛，就能看见那些后悔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可怜的人。”
到第二年，金家寨集中营建立时被关押的一万多人剩下的还不到一千人。但是还没有结束，当地西方传教士还记录到，沙河流域的金坪树镇一带，“两三千的妇女用绳索串成几里长的一排，执枪的士兵象驱赶牲口一样，把这些可怜的女人一个个明码标价。她们被卖到了外地。这种悲惨的景象使我想起贩奴运动早期的美洲，而我原本以为这个景象不会再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出现”。
贩卖这些妇女的所得现款，“一律充当军饷”。但不久后，因为数以万计的民团无法发放薪饷，别动队又自告奋勇地开始了卖孩子的勾当。几千名14岁以下的儿童，就这样成了武汉、合肥的许多工厂的包身工，乃至士绅家庭的奴婢和“窑子”的雏妓。
在1935年大屠杀告一段落后，湖北有四个县，安徽有五个县，河南有三个县几乎人口灭绝，全成为废墟。
在杀戮最为惨重的天台山和老君山一带，原本有6万人口，但到1934年年底，“整个地区只剩下不到300个老人和几个病弱的小孩”。
著名红军将领徐海东的全家连同亲属、宗族被杀了66口人，几乎灭门。在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时，他回忆说：“蒋介石曾下令一旦占领我的家乡，姓徐的一个也不能留。在句容集镇，有一条街上，以前有许多苏维埃合作社，人们安居乐业。如今一切已化为乌有，只有几个老年人苟延残喘。他们领我们走到镇外的一条山沟，只见十七具半裸的年轻妇女尸体在光天化日之下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她们都是遭强奸后被杀害的。我们都哭了。我们无法置信中国人会对中国人犯下如此的罪行”。邱会作将军的家族中也有十几人被国民党军杀害。
蓝衣社别动队的屠杀却整整延续了一年。一直到1934年年底，灭绝村镇、焚烧房屋、贩卖人口的勾当还在进行着。“我记得在几个大工业中心，有成百上千这样的人到达那里，通过中间人从国民党军官那里购买男孩和妇女的大量交易进行着，一时成为非常有利可图的买卖”（斯诺，《红星照耀中国》）。
　国民党当年清党分共也杀了不少国民党人，不过可笑的是，杀的国民党比共产党多10倍。
1927年“四一二”前，中国共产党党员不过5万人，被杀了一半；而国民党60万人，到1928年后只剩了20来万人。号称模范省的广西，1926年有15万国民党员，到1934年只剩了几千人。其余的不是赶出党外了就是当共产党杀掉了。
对于国民党来说，凡是良心未泯，有正义感的党员，都是潜在的“共党分子”，是不能不杀掉的，否则就要改变国民党的性质。
1938年，国民党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直接淹死90多万人，间接死亡6百多万，造成数千万难民，背井离乡的难民最远甚至逃到甘肃；南京雨花台上被杀的***人和革命志士20多万，其中有的还是孕妇……。蒋政权屠杀时，连几岁的孩子，像小萝卜头、杨虎城的小女儿也不放过。
蒋政权杀人手段和日本鬼子一样残忍，像跟朱德一起入党的孙炳文在龙华被腰斩。腰斩酷刑在清朝雍正皇帝起被禁止，却未曾想到又被蒋政权用来屠杀共产党人。
领导北伐战争时期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赵世炎被砍头。
国民党刽子手将陈独秀的大儿子陈延年按倒，以乱刀将他砍死。
丧心病狂的刽子手杀害张叔平烈士时，用八寸长的铁钉将其双手钉在墙上,又用两枚长钉穿过他的脚心深深钉入土中，使他流血而死。
广州起义时，女战士游曦等人被脱光衣服示众，割掉乳房，尸体砍成几断。被枪杀的女学生被扒光，下身插入树枝。
曾担任过浙江省委书记的李硕勋在海口被捕，受刑被打断双腿用箩筐抬出去枪杀。
蔡和森烈士四肢被钉在木板上，胸膛用刀捅烂。
蔡会文烈士身负重伤被俘后坚贞不屈，被国民党兵按住，割断喉咙而牺牲。
在老蒋的老家附近的四明山地区，年青的女共产党员李敏被捕后，被国民党士兵刺了27刀牺牲，和她一起牺牲的同志被刺30多刀。共产党员的区长徐婴牺牲后还被丧心病狂的国民党顽匪剖尸挖心。
陆定一的原配夫人唐义贞烈士，被凶残的敌人破开肚子，倒地挣扎痛苦不堪而死，口中都是泥巴。
朱德的夫人伍若兰，被捕后，敌人切开她的肚子，她牺牲后，还砍下她的头颅挂在赣州城门上示众。
与刘少奇为同学的谢文卿烈士等人，被国民党匪徒塞进装有石灰的麻袋后，用刺刀活活刺死。
1947年，朱念群等三位共产党人，被白公馆的特务用美国制造的电椅处死，结果一人死亡，两人并未断气，国民党特务刽子手杨进兴说了一句:美国造的鸡巴玩意儿也不一定好用，他残忍地抄起十字镐掘入朱念群两人的头颅，使两人鲜血脑浆流出而死……
1948年，在雨花台，卢志英烈士被国民党特务用毛巾堵住嘴巴，用木棍打昏后活埋。
1947年农历七月至八月，国民党匪军进占平度后，白埠、蓼兰、吴庄、门村、田庄等地的地主还乡团盘踞在马家沟，一个多月的时间，杀害革命干部和翻身农民4百余人（“烟台沟”1百人左右，西大湾3百余人）。其残暴手段：水淹、活埋、矛枪穿、铡刀铡、火烧、香触、枪杀，惨不忍睹。当时尸体遍野，“烟台沟”内充满尸体，堵住水流。
　1947年,平度西北乡辛安、张舍、灰埠、官庄、新河等地的地主还乡团4百多人，盘踞新河村。自农历七月二十二日至八月十二日，仅20天时间，以大刀砍、扎枪穿、石头砸、铁锨劈、枪杀等惨毒手段，残杀革命干部及翻身农民4百7十余人。有的被“大卸八块”；有的哺乳婴儿爬到被杀的母亲身边，竟被活活摔死；潍南一批烈、军属转移回乡，路经新河被抓，集体遭枪杀。杀人疯狂时，胶河水一片血红，新河大桥西头尸体连片，野狗争食，行人欲断。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将领陈长捷在长城一带制造了对内蒙古伊克昭盟蒙古族人民的屠杀事件，叫伊盟事件，又称“三二六”事件。驻东胜的国民党伊克昭盟守备军总司令陈长捷、第26师师长何文鼎等，顽固奉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政策，无休止地敲诈勒索，掠夺牲畜、财物，排挤抗日的蒙古族武装，扣发蒙古保安队官兵粮饷，对蒙汉人民实行血腥统治。
又以解决伊盟驻军粮食为名，强垦蒙古族牧地，终于酿成“三二六”事件。1943年3月26日，首先由伊克昭盟札萨克旗(今伊金霍洛旗)保安队下级军官劳赖(老瑞排长)带领官兵发动武装起义。两旗和伊盟蒙古人民积极支持起义队伍，许多投入游击战。事件发生后，陈、何军队对起义军民进行血腥镇压，烧杀抢掠甚于土匪，暴行震动全国。
抗战时期国民党将领汤恩伯由于残酷压榨河南百姓，竟然迫使河南民众协助日本侵略者打击国民党军队。1942年夏到1943年春，河南发生大旱灾，景象令人触目惊心。全省夏秋两季大部绝收。大旱之后，又遇蝗灾。灾民500万，占全省人口的百分之二十。灾民吃草根树皮，饿殍遍野。辽阔中原，赤地千里，河南饿死300万人之多。汤恩伯的部队还要以抗日名义强行征用农民的粮食和耕牛等生产资料。农民们完全被逼上绝路，忍无可忍，开始用猎枪、大刀和铁耙把自己武装起来。最初他们还只是缴单个国军士兵的武器，后来发展到整连整连地解除国军的武装。这时，日本人打过来了。日军过来第一件事就是向百姓发放军粮，以收拢民心。在“国家如此积贫积弱，军队如此杂色林立，社会如此危如悬卵”之刻，为了生存，老百姓在宁可饿死当中国鬼，还是不饿死当亡国奴这两条路上选择了后者。这成为1944年豫湘桂会战豫中战役国民党军队迅速溃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役国民党损失的20万军队中，至少五万是被河南民众缴了械的。
国民党左派邓演达被蒋亲自下令秘密枪杀，国母宋庆龄气愤至极当面骂蒋。
浙江大学教授费凡在报刊上撰文痛斥蒋实行法西斯独裁，蒋恨之入骨，下令将其秘密绑架，关进白公馆集中营，后被枪杀，尸体抛入镪水池中毁掉。
被暗杀的民主人士有史量才、杨杏佛、李公仆、闻一多……。
黄炎培的大儿子(并非是共产党员)在上海解放前夜，被国民党特务活埋。
1949年11月27日大屠杀时，非共产党员的王振华、黎洁霜夫妇被押出白公馆牢房，夫妇俩同戴一副手铐，各抱着一个在狱中出生的孩子，大的两岁、小的一岁。孩子眼见刽子手的狰狞面目，哭喊着叫妈妈。黎洁霜对特务说道：“多打我几枪，你们把孩子放了！”“不行，斩草除根！”当着父母的面，特务杨进兴扼杀了两个幼小的生命……
1944年3月，因国民党横征暴敛，浙江平阳县江南爆发抗丁抗粮的农民大刀会暴动，遭国民党政府武装镇压，数百人被屠杀。国民党县长张韶舞将被害群众头颅摆成人头阵陈列示众，张还拍成照片送至南京政府邀功，谎报杀的都是共产党。蒋政府予以嘉奖。
蒋介石还有一嗜好，喜欢看死人照片。许多人被杀后，蒋介石都要查验照片，就地枪决，拍照呈验。瞿秋白、杨虎城一家、宋绮云（小萝卜头的父亲）一家等许多人被杀后，均拍成照片让蒋亲自过目。
1939年6月12日，国民党驻湘鄂边第27集团军总司令部根据蒋介石的秘密命令派特务营一个连，突然包围了新四军驻湖南平江县嘉义镇的通讯处，并将新四军高级参谋涂正坤等当场枪杀。晚上，又将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通讯处秘书吴渊、新四军司令部少校秘书曾金等６人活埋于平江县的黄金洞。通讯处财物被洗劫一空。
新四军军部机要员施奇在皖南事变中被抓，因国民党十几个兽兵轮奸致重病，她坚贞不屈，最后被刽子手活埋。活埋时，因土坑较浅，施奇在坑中挣扎泥土蠕动，刽子手发现后往土坑中倒入水，然后用脚踩实。
在上饶集中营里，国民党看守使用各种酷刑折磨被俘的新四军官兵，如使用电刑，女的将电线绑在乳头上，男的则将电线绑在生殖器上。当有女“犯人”要被枪毙时，头天晚上，国民党看守中就会有人便将她押到自己的房内进行强奸蹂躏，第二天再进行枪毙，还恬不知耻的声称自己是“废物利用”。1946年6月，蒋介石挑起了全国规模的反革命内战。同年11月23日，解放军撤离淮北，淮北根据地沦入敌手。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还乡团血洗淮北，淮北烈士陵园遭到严重的破坏，他们扒墓劈棺，抛撒彭师长遗骨。
日本鬼子中有“慰安所”，国民党军中则有“军中乐园”……
蒋某人从其当政时到溃退台湾22年间，中国人口长期徘徊不前。除去抗战期间被日寇杀害和牺牲的3500万人不算，被蒋政权屠杀、死于国民党各派军阀混战兵祸以及瘟疫、旱涝、饥饿等原因死亡的人口达亿计。





倘若有蒋总裁在，何愁塔利班不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