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中国海权纵横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5 23:13:24
中国海权纵横
赵葆珉
On China’s Sea Power
Zhao Baomin
[摘要]近代中国在西力东渐中演化为两栖国家。30年经济转型，中国具备了海洋国家的基本特征，海权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一个支轴进入了中国的战略视野。中国海权经略以欧亚大陆的绝对存在为背景，接受中美关系的和平框架约束。全球海权与欧亚大陆均势势成连动，在美国全球海权衰落的背景下，欧亚均势也将逐渐动摇。中国应在海洋战线保持战略克制，延缓美国衰落，迟滞大国力量转换的节奏，并推进战略西进，从而集结资源应对陆海均势的变化。
[关键词] 中美关系；欧亚大陆；中国海权；和平崛起；经济力量
[Abstract] China evolves into an amphibious country in Western invasion and a maritime nation in the past 30 years. Sea power as part of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comes into China's vision. China’s maritime pursuit must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geopolitical situation on the Eurasia continent and subject to the peaceful framework of Sino-US relations. Global sea power and Eurasia equilibrium are inseparable. In the context of a declining United States, the Eurasian equilibrium will gradually shake. China should come to compromise with the US on the ocean front, to slow down the rhythm of the changing power relations. And thus advance the westward movement and assemble resources to create balance of power in our favor on both land and sea fronts.
[Keywords] Sino-US Relations; Eurasia Continent; Chinese Sea Power; Peaceful Rise; Economic Power
本文属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陆权的复归——中国大战略纵横”的阶段性成果。
中央王国具有根深蒂固的大陆特征，五千年画地为牢，漫长的历史与巨大的地理空间强化了此一特征，海洋作为地缘政治空间蛰伏于中国的文明视野之外。近代中国被来自于海上的持续危机所吞没，被迫同步于西欧的历史节奏。中国不可避免地演化为一个两栖国家，并具备了海洋国家的基本特征。海权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一个支轴进入了中国的战略视野。
过去500年西方在海洋上崛起，打破了中央王国久远的、与游牧部落争夺生存空间的大陆地缘政治模式，也提供了中央王国五千年未曾有过的文明机缘。从历史的宏大视野审视，五千年大陆文明史，只是中央王国成长的青涩岁月，或是一幕壮观历史大剧的卓越序曲。随着中央王国的海洋潜力被唤醒，全球地缘政治进入了史无前例的两栖权力时代。
一、两栖中国的战略尴尬
两栖中国的形成与两代欧美海权相伴，但两栖中国的崛起以美国霸权兴衰为背景。中美同时在两次世界大战与冷战的背景下崛起，中美竞争隐然在亚洲大陆边缘地带与太平洋盆地展开。这一竞争具有双重特征，它构成陆海大国千年争夺的延续，也是海洋大国海权竞争历史的重演。中国兼具冷战时代两大超级大国的核心特征，融汇了陆权与海权的双重色彩，跨越世纪之久的衰败与战略上无足轻重之后回归，这一历史大势与美国衰落一道构成继苏联崩溃之后驱动大国势力重组的原动力。
（1）介于大陆与大洋之间
中央王国绵延五千年作为自在体系而存在，大洋天险使它可以将战略集中地指向大陆，这一直是五千年中国的核心特征。近代以来西力东渐，在大陆与大洋上同时展开，唤醒了中国海疆蕴含的全部地缘政治潜力，也使中国陷入陆海两线捉襟现肘的夹缝中，战略上腹背受敌。立国五千年集中向北防御的战略优势消失了。至少从战略上而言，中国因西方的入侵而永远改变了。晚清中国海防与塞防危机同时浮现，在陆海两线顾此失彼，即是这一战略困境的产物。中国在西方持续两百年的压力下自我复归，潜藏着难以兼容的战略分裂。与立国五千年蜗居大陆固守单一战略不同，中国的稳定开始取决于两大交互影响的陆海体系的变迁态势，以及中国对任一体系的应对方式。避免陷入陆海列强的战略合围，是作为两栖大国首要与优先的战略考量。
经济结构的变迁是两栖中国构建的原始出发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作为大陆体系变化的契机，来自于外部商业结构的移植。[1]持续数千年的自然经济崩溃，整个大陆文明形态全面转型，这一史无前例的经济结构变迁与国家的崩溃与再造相伴。过去30年，中国依靠廉价制造融入全球经济，最终完成了一个半世纪的经济转型，形成外向型海洋经济结构。经济结构发生五千年未有之变动，生存空间越出大陆且超越本土主权范围[2]，蕴涵着巨大的战略质变意义。五千年根深蒂固的内生自足的平衡能力下降了，海外经济存在与海外贸易通道虚悬的困境凸现出来。中国安全战略最根本的目标不再只是御敌于国门之外，它必须同时兼顾保障海外经济生存。海权抱负与全球战略布控应运而生，中国大战略被注入了战略边疆的内涵，也因此具有了分裂的特征，被迫兼容海权与陆权的双重考量。
迄今为止，背靠列强均势一再冲淡了这一战略隐忧。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以因应陆海两线多个战略方面多重敌手为取向。在列强环伺之下，中国可以借助 “以夷制夷”的策略，在众多相互竞争掣肘的敌手间艰难撑持，在列强的夹缝中苟延挣扎。新中国诞生以来一再在陆海两线变换敌友，或维持冷战均势，或在单击体系下背靠多极力量支撑，从而至少确保在陆海两线之一享有稳定的战略侧后，这一持续利好为中国的复兴赢得了足够的喘息。随着中国作为独立大国力量回潮，在陆海强权之下朝不保夕的时代结束了，但藏身于大国襁褓、背靠列强均势的时代也随之结束，战略分裂的隐患更加清晰地凸显出来。中国开始面临均势的敌视与战略分裂的双重隐患，任一力量主宰陆海两大范围之一，都将陷中国于腹背受敌。在冷战时代两大超级大国覆灭或衰亡之后，这一趋势更加明确。
（2）在美国体系中廉价崛起
中国向海权大国的蜕变伴随着中美海权冲突，这一冲突以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的绝对存在为背景。美国全球海权以欧亚大陆的战略均势为依托，而中国海权进取以欧亚大陆的绝对战略稳定为前提。后冷战20年单极体系形成，美国战略优势构成的巨大压力，驱迫欧亚大陆列强协调彼此政策，形成抗击单极体系的战略默契。在这一战略利好之下，中国在海洋上面临美国遏制的同时，却可以背靠稳定的战略侧后。
冲突与被迫合作是后冷战中美关系的核心特征，这一双重特征源于中美关系的结构性冲突与战后国际体系力量结构的变迁。中美结构性冲突的存在，使中美关系失去了简单妥协的基础，而由于核均势施加的遏制性约束，中美不能像历史上大国竞争那样以战争方式简单解决竞争，美国对华军事遏制被置于无用武之地。对中国来说，由于常规军力薄弱与战略威慑能力的不确定，中国处于自近代被西方优势武力击败以来又一个最艰难的时期。核均势决定了中美和平共存与和平竞争的良性本质，决定了这一竞争始终处于可控状态。经贸纽带与经济融合加强了这一和平竞合态势，冲淡了中美关系中长期无解的难题、体制对抗与价值冲突，阻碍美国形成清晰明确的对华遏制政策。对逆势崛起的中国来说，美国的遏制压力是凝聚民族共识、推动体制顺利转型的外部助力。中国军事相对软弱，也成为潜在福祉，避免了过度军事纠缠与美国的遏制锋芒。
在这一时期，中国对美战略考量包含几乎难于兼容的冲突需求。中国崛起依托美国主导的全球安全体系与开放的全球贸易体系。美国构成中国崛起的制约背景，也构成中国崛起的稳定依托。中国处于军事空窗期，隐忍待时，夹缝求生，更多的是出于经济转型的压力与自保本能，而不是与美竞争。中国需要反制美国过分的军事倾向，在围堵下脱困，同时需要利用美国主导的全球贸易体系与美国市场，以利经济成长并实现缓慢而艰难的权力转移。应对美国安全挑战与依赖美国安全体系与市场的冲突需求，形成中国对美外交的主要困境。中国忍辱负重，在一种艰难的境地中驾驭了纠结而多变的中美关系，维持了中美关系的大体稳定。中国对美外交折冲的核心策略建立在经济崛起上，以拖延避免冲突，为赢得时间而参与竞争，数十年如一日，如临如履，化解危机的真谛在于随着时间而自动增强的立场。
核均势奠定了中美和平并存的历史宿命，中美关系摆脱了历史上大国兴衰受困于或敌或友的简单对立，中美竞争由此转移到经济较量上，经济力量变迁开始具有主宰中美竞争走势的战略性内涵。后冷战20年，中国挟多极化潮流以小博大，反客为主，没有被动地在美国设定的领域中与其竞争，而将政治与军事上遭受的持续围堵，转化为经济上的出击。经济崛起避开纷争，没有将意图与目的明确表达，而以更具包容性的方式争取喘息和发展机遇。不能依仗战争手段阻断和平竞争大势，美国即没有打破游戏规则的机会；不能在全球全面挤迫、限制中国经济成长，美国即不能遏制中国崛起。美国经济走向虚拟是中国的天赐良机，中国迅速融入全球生产体系，廉价制造优势由此得以淋漓尽致的发挥。20年中国致力于经济拓展，即从容化解了美国军事遏制而未引发战争与冲突。
二、美国衰落下的中国海权经略
中美兴衰深度捆绑，这一荣衰规范着中美竞争的方式。中美竞争置于稳定的战略框架之下，以经济融合为背景，通过经济折冲消解权力转移。中美海权竞争从属于中美关系的多重战略需要，受制于这一相互依存与良性竞争的双边关系，陆海兼具的双元特征决定了相当长时期中国海权的有限性，因而中美海权抱负天然具有兼容性。
（1）中美战略融合
1．中美结构性矛盾退居背景中
反恐战争与金融危机是中美权力消长的节点，历20年迟滞漫长的权力转移，中美关系发生质变且浮出水面。美军锋芒挫伤，对华潜在军事威胁解除，而中国开始摆脱对美经济依赖，走上了独立自足的发展。中国模式的形成使美国失去了从政治上遏制中国的杠杆，美国对中国本土的渗透性影响力与潜在颠覆能力终结。中美竞争处于同一体系中，中美权力消长具有直接而紧密的零和性质。中国在单极体系中站稳脚跟意味着美国霸权的全面悬空。后冷战20年美国迁延苟安，被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所限定，为获取廉价产品与廉价债务洞开市场，助推了中国崛起，且始终未能构筑连贯一致的对华政策，在其全盛时期也没有颠覆中美关系的战略决断。拥有所有优势而不能阻挡中国崛起，美国不但丧失了冷战胜利赋予的战略机遇，也丧失了自身存在的权力根基，从长远看，将永远被淘汰出局，丧失参与国际竞争的机会。
中美结构性冲突隐退，不再是简单的敌人。鉴于中国整体利益和结构的庞大复杂，中美关系牵一发而动全身。多极均势回归意味着群雄蜂拥而起，继续遏制中国，对美国来说，不但力不从心，也将招致群雄坐大，在战略上摁下葫芦起了瓢，从而丧失其政策初衷。中美兴衰势成连体，权力消长无缝链接。中国夹生崛起，匆忙出发，内部整合不足，而多极化潮流的有利态势逆转，且面临欧亚大陆战略侧翼暴露的后顾之忧。美国力量陷在全球，战线拉长，与华协作可延缓衰落，稳定支离破碎的全球战略。在中美关系竞争与融合的双重性中，美国作为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依托这一倾向将继续凸显，中美安全需要开始与经济融合互利的趋势相一致，渐次崛起的中国与逐渐式微的美国开始唇亡齿寒。美国霸权急剧崩溃将瓦解全球战略稳定，导致全球混乱，而一个对列强施加适度约束又不对中国构成威胁的美国最为可取。
2．中美经济决胜
在中美竞争时代，地缘政治争夺经济化，中美以经济力量消涨界定相对权力优势，创造财富的能力最终决定这一竞争的结局。20年中美兴衰源于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力量消长构成稳定有序的中美权力和平流转的核心。经济融合的权宜利益不仅缓冲了中美关系中的一般冲突，也从长远上推动了中美力量的稳定变迁，从而化解了核均势形成的中美关系死结，避免再度形成冷战僵局。中国不断增强的经济力量，构成中美权力和平变迁的基础，它避免直接冲击美国霸权且保持连续不断的进取，迂回前进且步步为营，以缓慢累积的方式促成战略突进，以经济互利与融合为前提挤压并逐渐动摇单击体系，通过打击财富根基削弱美国强权。以应对苏联军事对抗与威胁为核心的美国战略架构，没有有效应对经济竞争的总体策略，单极体系衰落不是军队战败的结果，而是经济失败所致。[3]
中美竞争有着深刻的扭结，伴随着日趋增强的战略相互依赖，比美苏冷战对抗更为复杂多变。对崛起的中国来说，美国霸权逐渐退化为一种良性力量。与后冷战20年相比，中国战略规划倾向于海洋，聚焦于对美关系的时代结束了。今后中国的核心战略命题，不再是打破单极企图，粉碎其孤立和压垮中国的图谋，或在两难之间艰难平衡。中国外交聚焦于维持体系稳定以利权力继续有序转移。中美竞争处于同一体系中，可以自然的方式实现权力交替，以和平演变化解中美冲突。美国继续保有残存军事优势，但新秩序的政治大框架由经济力量的持续流转塑造。中国崛起箭在弦上，引而不发，蓄养国力，不受裹挟，继续在经济上展现国家意志，将美国霸权锁定在既定格局中缓慢衰落，可避免全球混乱与动荡，实现兵不顿而利可全的兵家至境。
（2）与美战略协作
1．和平崛起大势底定，中国在陆海两线均摆脱挟制，显出进取态势，因而四面受敌的地缘缺憾尽显，大局更为支离破碎。中国即刻面临一个结构性矛盾，表现为大战略中“塞防”与“海防”的两难、陆权与海权的破裂以及区域角色与全球角色的冲突，起因于一个同时在大陆与大洋扩展的两栖世界。欧亚大陆均势是全球体系的战略枢轴之一，全球海权与欧亚大陆均势势成连动。[4]美国丧失全球海权垄断，意味着美国将同时丧失对欧亚大陆均势的控制，从而导致群雄并起的乱局。美国霸权衰亡，也将使欧亚大国战略合纵的根基消失，支撑中国30年和平崛起，因苏联崩溃而形成的稳定大陆背景或将急剧动摇。执着于在海洋方向的推进，中国将同时在大陆力不从心，且可能直档陆海两线大国合纵的锋芒，造成两线战略态势同时孤立突出的险境。
要先制破击这种困局，必须实施明智而适时的战略转型。在经济力量消长继续推动中美权力转移的背景下，可将美国世界抱负纳入中国战略规划，将残存单极优势为我所用。美国大福不再，清理战略积弊，卸下帝国重负，迟早都要做出残酷的选择。将目标限定在推倒美国霸权上，试图匆忙完成这一进程不但自毁长城，也将重蹈美苏竞争两败俱伤的冷战覆辙。可继续迁就单极战略倾向，回避海洋战线的过度出击，鼓励美国继续承担全球海权重负与维持欧亚大陆均势的决心，延缓其陆海两线的同步衰落，迟滞其战略转换的时机，从而影响大国力量重新分化组合的节奏，增加战略裕余，以赢得更多时间集结资源应对陆海均势的变化。一个迷恋霸权、迁延不去的美国，是和平崛起的一部分，将继续为中国提供战略喘息。
2．推进战略西进——融合陆海权力
与美和解，倾国西进，可在战略上左右逢源。过去500年先后崛起的大国在地缘上均是残缺的，拥有或海或陆的单维潜力。欧美列强、俄（苏）与日本都不能逃脱这一地缘缺陷。英美霸权偏居于世界权力的边缘地带，被单一海洋视野所限定，其力量不能深入欧亚大陆心腹，只能借助于间接手段牵制大陆均势，其崛起均被迫以军事暴力争夺海上通道，遂先天陷入大国争夺的混战中心。而德国与苏联被困于欧亚大陆腹地，不能自由进出外洋，从而有效地参与世界权力的争夺。中央王国具备两栖地理的天赐奇缘，可融合陆海权力而在战略上立于不败之地。中国的文明潜力与地理幅员，注定了中国拥有力量摆脱500年海权历史的惯性，促使全球权力体系由单一向双元转变，打破海洋民族占据中心，从海上实施攻击，不断侵入大陆持续5个世纪的历史。
西进可融合中国大战略的全部核心考量，是中国战略突击的必由之路。构建西部战略通道，可超越500年大国兴衰的残缺范式，打破全球权力体系单一依赖海洋的困局，形成更为持久的两栖权力根基；回避与美在大洋上狭路相逢，避免中美零和消耗，从而为列强坐大提供渔利的机会；避免过度冲击美国霸权，防止其过早收缩或提前崩溃，从而危及和平崛起的战略安排；防止欧亚大陆区域大国坐大，并抑制其可能的过分扩张倾向；激活西部半壁江山的经济潜力，启动中央大市场，打开新的海外战略通道，在欧美市场衰落之后，开辟全球化第二战场，并以中国制造与投资为中心自立体系；恢复中国在欧亚大陆上传统的地缘政治角色，在稳定的华裔秩序崩溃之后，重塑欧亚大陆均势，以中国陆权为核心构建欧亚大陆安全体系，并破击任何可能的区域联合抵制。
西进也潜藏着战略破碎的隐患。后冷战20年，出于抵御单极体系的战略压力，欧亚列强被迫搁置彼此间的分歧与冲突，结成权宜战略协作，形成相对稳定但脆弱的欧亚均势，在这一祥和的背景之下，是中国力量自然地向这一地区伸展。美国在大洋上衰落意味着，20年之内，环绕中国陆海两线的帝国体系同时解体（类似的地缘政治变迁在500年大国兴衰的历史上绝无仅有），这一叠加效应将加剧中国在陆海两线战略分裂的两难困境。如此，中国将面临陆海两线同时收拾残局以及经济自然东西背进与四面出击的困境。战略西进形成陆海两线多个战略方面同时进取的态势，将加剧大局的战略绷紧，蕴含着战略破裂的巨大风险。进入欧亚腹地，将可能触动新的大国对抗与争夺，隐然陷入陆海列强的战略合围，从而可能导致两线战略规划全盘破局的险境。
大国崛起无往而不在夹缝之中，危境行险，如同后冷战20年，中国应有再度战略突围的决心，并善用这一天赐良机。苏联崩溃之后，整个欧亚大陆处于权力真空状态。过去30年，中国经济能量自然地向外辐射，西进大势已成，战略西进只是对客观存在的趋势加以确定而已。利用中央王国天然的中枢地位，在陆海两线均适度妥协以保持战略集中，同时谨慎节制地使用力量，避免任一战略方面挫动全局。核均势遏制了任何可能的大国异动，经济融合创造了新的大国互动背景，缓冲了中国两线受敌的潜在战略压力。中国西进恰逢其时，貌似战略涉险，其实履险如夷。和平崛起以经济缓进推动大国力量消长，以经济力量达成战略目标，中国由此可避免成为大国合纵的目标并主宰大国力量转换的命脉，假以岁月，中国将无往而不胜。
三、海权割据——中国海权制胜方略
远程探测投射技术的跃进与现代交通手段的日新月异使日韩等滨海地带融入欧亚大陆的整体战略蓝图，而幅员辽阔的大陆资源得以重新汇聚，开始拥有压倒海上力量不断增长的战略机运。在这一不断变迁的战略背景下，中国力量自然地向海上伸展。过去30年经济崛起，以经贸纽带为核心，周边渐渐融入了统一的经济空间，隐然形成体系架构。二战后东亚形成的中美轮廓分明的力量分野已不复存在。依托边缘地带的狭窄岛链，与漂泊海上分散孤立的海军舰艇，美国在东亚的前沿存在丧失军事效应，沦落为纯粹的地缘政治装饰。
中国需要不断弱化美国的全球海权垄断，这是两栖中国崛起的核心特征之一。但与传统的大国竞争相左，这一进程必须在和平战略之下渐次推进，不能损害惠及中国崛起的战略框架。与此一进程相适应，可维持东海既定格局而屯兵南海。维持东海格局，可避免美国力量过早收缩或全面溃退；而固守南海主权，可对众多世界海运咽喉要道施加影响，破击可能针对中国的海上联合遏制，同时构建与海上列强对等威慑的权力根基，将逐渐使东盟融入东亚新秩序，并最终决定日韩在中美间去就的决心。
（1）整合东亚
经济决胜与中美兴衰的深刻扭结决定了中美竞争的理性克制与旷日持久的拖延态势，决定了中国不能在中美力量对比中实现戏剧性惊天逆转，也决定了中国统和东亚及台湾统一进程的步伐。中国新生的经济力量转化为战略能力与政治影响力，最终侵蚀撼动美国霸权根基，只能在一种自然的进程中循序渐进。中美达成战略默契，虽同床异梦却共同起舞，以维持东亚安全格局及经济秩序，促成东亚和平演变。如同后冷战20年，中国接受东亚既定地缘政治格局，即美国将日韩置于保护之下及台湾的相对自主地位，避免美国霸权在东亚及全球过于捉襟现肘。中美关系处于深刻的、或公开或隐蔽的战略对峙，并不妨碍权宜合作。在相当长时期，环绕中国以经济融合的新生亚洲将与美国的同盟体系相互覆盖。依托这一难得的战略喘息，中国可实施战略西进并继续在东西两线推进经济崛起的和平战略。
携经济的崛起，中国执中美关系之牛耳。在中美力量渐进转换与中国多重战略考量之下，东亚注定要经历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与周边更为深邃的历史纽带将复活。近代中国衰落，环绕中国的华夷秩序崩溃，这一体系的国家纷纷失落，融入新的平衡。中国回归势将挽回传统的影响力。中国已跻身亚洲产业链的最高端，成为东亚聚合的原动力。凭借与东亚诸国文明共生、地理邻接的优势，可形成融合一体的经贸格局。借助于不断上升的整体力量，耐心地与美国展开角逐，逐渐填补美国力量减弱的权力真空，以经济融合冲淡美国对日韩的政治军事制约，以持久累积促成根本性战略变迁。中美协作而不走向战略摊牌，日韩不必在两难之间选择，对华外交不必达到稳定诉求，可促使权力转移继续处于稳定变迁的状态。
可在中美协作的大战略之下，依托西太平洋天然地缘构造及现今地缘政治格局，实施海权割据。海权割据以有限海权为目标，避免海上力量过分深入而分割现有国力或与列强海权过度纠缠。在第一岛链海域建立海上战略根基，具备在战时封闭周边海峡的能力，依托大陆腹地的纵深力量与环绕这一岛屿国家的相对友好，将自鸦片战争以来的海上威胁阻挡在海疆之外，并与美国实现海上生命线确保摧毁。如此，可避免战略过度绷紧，摆脱受制于海洋一端或被两头夹击的困局，且可避实就虚，推进战略西进。欧亚大陆的总体资源与军事潜力远超美国，这一资源被有效地组织起来，美国将彻底被边缘化。[5]在海洋战线通过持久对峙，拖垮消化美国霸权，以最小代价收拾残局，并在马拉松式的中美竞争结局之前，为下一轮大国竞争未雨绸缪。
（2）屯兵南海
南海问题是中美竞争的产物，是中美台海60年战略博弈的延伸和余波，从属于中美竞争的和平格局，受制于中美战略持久消耗的整体进程。中美竞争从台海推进到南海，是中国崛起的战略大跃进，也是中国和平战略的凯旋，美国留下的权力真空一再被填补，构成中美和平兴衰的连贯完整过程。南海困局必须在中国大战略的视野下寻求破解之策，它不能干扰和平崛起的既定国策，不能冲击中美协作驾驭全球权力转型的战略大势（中国是稳定的中美关系的最大获益者），不能挫动遍及陆海两线多个战略方面艰难维持的多元均势。南海问题是中美竞争与中美权力交替过程中一再显现的、连续的动态变迁的博弈焦点之一，也如同中美关系中所有的纠结，将在一种自然的进程中解决。经济缓进驱动中美权力流转如同君子豹变，从幼小到壮大，只能在忘我中发生，不能迅速而惊人。
如同曾经的台海博弈，南海问题的最终解决也将重温这一和平模式。后冷战20年，中国保持战略克制，维持台海现状，以拖延策略化解了危机而未引发中美冲突。这一持久的和平策略将继续成为中美关系中所有危机与对抗的经典解决模式。美国全球力量退潮，国力透支，陷入极肄以敝多方以误的战略陷阱，面对中国崛起无所措手。在遏制与接触中国之间摇摆，是华盛顿战略分裂与失落的症候。美国不能跨越大洋与中国长期战略对峙，且扩张过度，不能集中战略关注于南海，战略东移只是掩饰灾难性挫折与战略退却的遮羞布[6]。中菲黄岩岛争端是检测中美战略底线与实力的经典案例。美国摆出模糊姿态， [7]色厉内荏的底色昭然若揭。中菲争端确立了中美及南海诸国未来互动的政治先例。可保持既定战略，以自主方式、按自身节奏推进和平崛起，让陷于战略破碎的美国适应，而不是被动地随美国起舞。
依托日益增长的武力威慑背景，谋定而后动，可以长策坐定南海。介入南海，只是美国对台政策失败后的残余，搅局有余而成事不足，不会改变中美关系的大势及东亚整合趋势。可在主权属我、资源共享的原则下以拖待变，通过持久对峙促成美国自行后退，并最终与亚细安诸国达成谅解。与台海博弈时代相比，中国拥有充足的战略余裕从容破击南海困局，大势已在掌控之中。不必节外生枝或在意一时的进退得失，避免轻率盲动，不贪疆场小利，先忍后变，可为和平崛起赢得更为长久的发展机遇。中国大市场是不可抗拒的外交利器，亚细安诸国与中国拥有更持久的文明纽带，而连横通常拥有破击合纵的居高临下的战略优势。时间是和平中国的战略资源之一，中美权力消长的大势早就铸定了南海结局，南海问题拖延下去，也就是解决了。
四、结语
自冷战结束迄今，中国海外贸易线没有遭受直接的威胁，中国的海权状况也未阻碍和平崛起。中国崛起依赖海外贸易和海外市场，但摆脱了殖民时代本土繁荣必须在海外保持力量的滥觞。[8]和平崛起赢得了全球默许，挫败了单级体系于无形而未引发战争。这一事实虽不构成未来可以对急剧增长的海外经济存在与海外贸易线虚悬的高枕无忧，但至少表明，在全球一体化时代大国以经济竞争和平共存的背景下，基于确保彼此摧毁的战略稳定与多元海上力量的存在，殖民时代以垄断海上贸易线为特征的海权观念已经变迁。
中国海权是开放兼容的，它是和平战略的工具。中国海权以欧亚大陆的战略存在为前提，接受中美关系的战略框架约束，在单极体系的插曲消失、多极均势回归的背景下，中国日益增强的海上力量更多地是作为政治与外交筹码，这一渐进成长不能触发列强的联合遏制或灾难性军备竞赛，不能牵动陆海两线多个战略方面艰难维持的战略大局，它与陆权一道服务于经济崛起并推动正在开始的全球价值和制度转变的和平进程。中国海权是、而且也只能是两栖中国陆海双元权力的一个支轴。中国的海权原则是:陆权为体，海权为用。拥抱海洋,但要留在陆地上![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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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唐世平.再论中国的大战略[J].战略与管理，2001(4):32-33.
[3] [美］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美学者称美助中国发展是养虎为患[N].参考消息，2012-2-14(14).
[4] Michael S. Sherry. Preparing for the Next War[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 464.
[5] Walt W. Rostow.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World Arena[M].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0: 543.
[6] [菲］瓦尔登•贝略.“转向亚洲”战略成美遮羞布[N]. 参考消息，2013-2-25(10).
[7] [美］葛来仪. 美国对南海问题摆出模糊姿态[N]. 参考消息，2012-5-15(11).
[8] [美］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安常容等，译.海权对历史的影响: １６６０～１７８３[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6：38.
[9] 王湘穗. 倚陆向海: 中国战略重心的再平衡[J].现代国际关系, 2010年庆典特刊: 54-64.
中国海权纵横
赵葆珉
On China’s Sea Power
Zhao Baomin
[摘要]近代中国在西力东渐中演化为两栖国家。30年经济转型，中国具备了海洋国家的基本特征，海权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一个支轴进入了中国的战略视野。中国海权经略以欧亚大陆的绝对存在为背景，接受中美关系的和平框架约束。全球海权与欧亚大陆均势势成连动，在美国全球海权衰落的背景下，欧亚均势也将逐渐动摇。中国应在海洋战线保持战略克制，延缓美国衰落，迟滞大国力量转换的节奏，并推进战略西进，从而集结资源应对陆海均势的变化。
[关键词] 中美关系；欧亚大陆；中国海权；和平崛起；经济力量
[Abstract] China evolves into an amphibious country in Western invasion and a maritime nation in the past 30 years. Sea power as part of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comes into China's vision. China’s maritime pursuit must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geopolitical situation on the Eurasia continent and subject to the peaceful framework of Sino-US relations. Global sea power and Eurasia equilibrium are inseparable. In the context of a declining United States, the Eurasian equilibrium will gradually shake. China should come to compromise with the US on the ocean front, to slow down the rhythm of the changing power relations. And thus advance the westward movement and assemble resources to create balance of power in our favor on both land and sea fronts.
[Keywords] Sino-US Relations; Eurasia Continent; Chinese Sea Power; Peaceful Rise; Economic Power
本文属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陆权的复归——中国大战略纵横”的阶段性成果。
中央王国具有根深蒂固的大陆特征，五千年画地为牢，漫长的历史与巨大的地理空间强化了此一特征，海洋作为地缘政治空间蛰伏于中国的文明视野之外。近代中国被来自于海上的持续危机所吞没，被迫同步于西欧的历史节奏。中国不可避免地演化为一个两栖国家，并具备了海洋国家的基本特征。海权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一个支轴进入了中国的战略视野。
过去500年西方在海洋上崛起，打破了中央王国久远的、与游牧部落争夺生存空间的大陆地缘政治模式，也提供了中央王国五千年未曾有过的文明机缘。从历史的宏大视野审视，五千年大陆文明史，只是中央王国成长的青涩岁月，或是一幕壮观历史大剧的卓越序曲。随着中央王国的海洋潜力被唤醒，全球地缘政治进入了史无前例的两栖权力时代。
一、两栖中国的战略尴尬
两栖中国的形成与两代欧美海权相伴，但两栖中国的崛起以美国霸权兴衰为背景。中美同时在两次世界大战与冷战的背景下崛起，中美竞争隐然在亚洲大陆边缘地带与太平洋盆地展开。这一竞争具有双重特征，它构成陆海大国千年争夺的延续，也是海洋大国海权竞争历史的重演。中国兼具冷战时代两大超级大国的核心特征，融汇了陆权与海权的双重色彩，跨越世纪之久的衰败与战略上无足轻重之后回归，这一历史大势与美国衰落一道构成继苏联崩溃之后驱动大国势力重组的原动力。
（1）介于大陆与大洋之间
中央王国绵延五千年作为自在体系而存在，大洋天险使它可以将战略集中地指向大陆，这一直是五千年中国的核心特征。近代以来西力东渐，在大陆与大洋上同时展开，唤醒了中国海疆蕴含的全部地缘政治潜力，也使中国陷入陆海两线捉襟现肘的夹缝中，战略上腹背受敌。立国五千年集中向北防御的战略优势消失了。至少从战略上而言，中国因西方的入侵而永远改变了。晚清中国海防与塞防危机同时浮现，在陆海两线顾此失彼，即是这一战略困境的产物。中国在西方持续两百年的压力下自我复归，潜藏着难以兼容的战略分裂。与立国五千年蜗居大陆固守单一战略不同，中国的稳定开始取决于两大交互影响的陆海体系的变迁态势，以及中国对任一体系的应对方式。避免陷入陆海列强的战略合围，是作为两栖大国首要与优先的战略考量。
经济结构的变迁是两栖中国构建的原始出发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作为大陆体系变化的契机，来自于外部商业结构的移植。[1]持续数千年的自然经济崩溃，整个大陆文明形态全面转型，这一史无前例的经济结构变迁与国家的崩溃与再造相伴。过去30年，中国依靠廉价制造融入全球经济，最终完成了一个半世纪的经济转型，形成外向型海洋经济结构。经济结构发生五千年未有之变动，生存空间越出大陆且超越本土主权范围[2]，蕴涵着巨大的战略质变意义。五千年根深蒂固的内生自足的平衡能力下降了，海外经济存在与海外贸易通道虚悬的困境凸现出来。中国安全战略最根本的目标不再只是御敌于国门之外，它必须同时兼顾保障海外经济生存。海权抱负与全球战略布控应运而生，中国大战略被注入了战略边疆的内涵，也因此具有了分裂的特征，被迫兼容海权与陆权的双重考量。
迄今为止，背靠列强均势一再冲淡了这一战略隐忧。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以因应陆海两线多个战略方面多重敌手为取向。在列强环伺之下，中国可以借助 “以夷制夷”的策略，在众多相互竞争掣肘的敌手间艰难撑持，在列强的夹缝中苟延挣扎。新中国诞生以来一再在陆海两线变换敌友，或维持冷战均势，或在单击体系下背靠多极力量支撑，从而至少确保在陆海两线之一享有稳定的战略侧后，这一持续利好为中国的复兴赢得了足够的喘息。随着中国作为独立大国力量回潮，在陆海强权之下朝不保夕的时代结束了，但藏身于大国襁褓、背靠列强均势的时代也随之结束，战略分裂的隐患更加清晰地凸显出来。中国开始面临均势的敌视与战略分裂的双重隐患，任一力量主宰陆海两大范围之一，都将陷中国于腹背受敌。在冷战时代两大超级大国覆灭或衰亡之后，这一趋势更加明确。
（2）在美国体系中廉价崛起
中国向海权大国的蜕变伴随着中美海权冲突，这一冲突以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的绝对存在为背景。美国全球海权以欧亚大陆的战略均势为依托，而中国海权进取以欧亚大陆的绝对战略稳定为前提。后冷战20年单极体系形成，美国战略优势构成的巨大压力，驱迫欧亚大陆列强协调彼此政策，形成抗击单极体系的战略默契。在这一战略利好之下，中国在海洋上面临美国遏制的同时，却可以背靠稳定的战略侧后。
冲突与被迫合作是后冷战中美关系的核心特征，这一双重特征源于中美关系的结构性冲突与战后国际体系力量结构的变迁。中美结构性冲突的存在，使中美关系失去了简单妥协的基础，而由于核均势施加的遏制性约束，中美不能像历史上大国竞争那样以战争方式简单解决竞争，美国对华军事遏制被置于无用武之地。对中国来说，由于常规军力薄弱与战略威慑能力的不确定，中国处于自近代被西方优势武力击败以来又一个最艰难的时期。核均势决定了中美和平共存与和平竞争的良性本质，决定了这一竞争始终处于可控状态。经贸纽带与经济融合加强了这一和平竞合态势，冲淡了中美关系中长期无解的难题、体制对抗与价值冲突，阻碍美国形成清晰明确的对华遏制政策。对逆势崛起的中国来说，美国的遏制压力是凝聚民族共识、推动体制顺利转型的外部助力。中国军事相对软弱，也成为潜在福祉，避免了过度军事纠缠与美国的遏制锋芒。
在这一时期，中国对美战略考量包含几乎难于兼容的冲突需求。中国崛起依托美国主导的全球安全体系与开放的全球贸易体系。美国构成中国崛起的制约背景，也构成中国崛起的稳定依托。中国处于军事空窗期，隐忍待时，夹缝求生，更多的是出于经济转型的压力与自保本能，而不是与美竞争。中国需要反制美国过分的军事倾向，在围堵下脱困，同时需要利用美国主导的全球贸易体系与美国市场，以利经济成长并实现缓慢而艰难的权力转移。应对美国安全挑战与依赖美国安全体系与市场的冲突需求，形成中国对美外交的主要困境。中国忍辱负重，在一种艰难的境地中驾驭了纠结而多变的中美关系，维持了中美关系的大体稳定。中国对美外交折冲的核心策略建立在经济崛起上，以拖延避免冲突，为赢得时间而参与竞争，数十年如一日，如临如履，化解危机的真谛在于随着时间而自动增强的立场。
核均势奠定了中美和平并存的历史宿命，中美关系摆脱了历史上大国兴衰受困于或敌或友的简单对立，中美竞争由此转移到经济较量上，经济力量变迁开始具有主宰中美竞争走势的战略性内涵。后冷战20年，中国挟多极化潮流以小博大，反客为主，没有被动地在美国设定的领域中与其竞争，而将政治与军事上遭受的持续围堵，转化为经济上的出击。经济崛起避开纷争，没有将意图与目的明确表达，而以更具包容性的方式争取喘息和发展机遇。不能依仗战争手段阻断和平竞争大势，美国即没有打破游戏规则的机会；不能在全球全面挤迫、限制中国经济成长，美国即不能遏制中国崛起。美国经济走向虚拟是中国的天赐良机，中国迅速融入全球生产体系，廉价制造优势由此得以淋漓尽致的发挥。20年中国致力于经济拓展，即从容化解了美国军事遏制而未引发战争与冲突。
二、美国衰落下的中国海权经略
中美兴衰深度捆绑，这一荣衰规范着中美竞争的方式。中美竞争置于稳定的战略框架之下，以经济融合为背景，通过经济折冲消解权力转移。中美海权竞争从属于中美关系的多重战略需要，受制于这一相互依存与良性竞争的双边关系，陆海兼具的双元特征决定了相当长时期中国海权的有限性，因而中美海权抱负天然具有兼容性。
（1）中美战略融合
1．中美结构性矛盾退居背景中
反恐战争与金融危机是中美权力消长的节点，历20年迟滞漫长的权力转移，中美关系发生质变且浮出水面。美军锋芒挫伤，对华潜在军事威胁解除，而中国开始摆脱对美经济依赖，走上了独立自足的发展。中国模式的形成使美国失去了从政治上遏制中国的杠杆，美国对中国本土的渗透性影响力与潜在颠覆能力终结。中美竞争处于同一体系中，中美权力消长具有直接而紧密的零和性质。中国在单极体系中站稳脚跟意味着美国霸权的全面悬空。后冷战20年美国迁延苟安，被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所限定，为获取廉价产品与廉价债务洞开市场，助推了中国崛起，且始终未能构筑连贯一致的对华政策，在其全盛时期也没有颠覆中美关系的战略决断。拥有所有优势而不能阻挡中国崛起，美国不但丧失了冷战胜利赋予的战略机遇，也丧失了自身存在的权力根基，从长远看，将永远被淘汰出局，丧失参与国际竞争的机会。
中美结构性冲突隐退，不再是简单的敌人。鉴于中国整体利益和结构的庞大复杂，中美关系牵一发而动全身。多极均势回归意味着群雄蜂拥而起，继续遏制中国，对美国来说，不但力不从心，也将招致群雄坐大，在战略上摁下葫芦起了瓢，从而丧失其政策初衷。中美兴衰势成连体，权力消长无缝链接。中国夹生崛起，匆忙出发，内部整合不足，而多极化潮流的有利态势逆转，且面临欧亚大陆战略侧翼暴露的后顾之忧。美国力量陷在全球，战线拉长，与华协作可延缓衰落，稳定支离破碎的全球战略。在中美关系竞争与融合的双重性中，美国作为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依托这一倾向将继续凸显，中美安全需要开始与经济融合互利的趋势相一致，渐次崛起的中国与逐渐式微的美国开始唇亡齿寒。美国霸权急剧崩溃将瓦解全球战略稳定，导致全球混乱，而一个对列强施加适度约束又不对中国构成威胁的美国最为可取。
2．中美经济决胜
在中美竞争时代，地缘政治争夺经济化，中美以经济力量消涨界定相对权力优势，创造财富的能力最终决定这一竞争的结局。20年中美兴衰源于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力量消长构成稳定有序的中美权力和平流转的核心。经济融合的权宜利益不仅缓冲了中美关系中的一般冲突，也从长远上推动了中美力量的稳定变迁，从而化解了核均势形成的中美关系死结，避免再度形成冷战僵局。中国不断增强的经济力量，构成中美权力和平变迁的基础，它避免直接冲击美国霸权且保持连续不断的进取，迂回前进且步步为营，以缓慢累积的方式促成战略突进，以经济互利与融合为前提挤压并逐渐动摇单击体系，通过打击财富根基削弱美国强权。以应对苏联军事对抗与威胁为核心的美国战略架构，没有有效应对经济竞争的总体策略，单极体系衰落不是军队战败的结果，而是经济失败所致。[3]
中美竞争有着深刻的扭结，伴随着日趋增强的战略相互依赖，比美苏冷战对抗更为复杂多变。对崛起的中国来说，美国霸权逐渐退化为一种良性力量。与后冷战20年相比，中国战略规划倾向于海洋，聚焦于对美关系的时代结束了。今后中国的核心战略命题，不再是打破单极企图，粉碎其孤立和压垮中国的图谋，或在两难之间艰难平衡。中国外交聚焦于维持体系稳定以利权力继续有序转移。中美竞争处于同一体系中，可以自然的方式实现权力交替，以和平演变化解中美冲突。美国继续保有残存军事优势，但新秩序的政治大框架由经济力量的持续流转塑造。中国崛起箭在弦上，引而不发，蓄养国力，不受裹挟，继续在经济上展现国家意志，将美国霸权锁定在既定格局中缓慢衰落，可避免全球混乱与动荡，实现兵不顿而利可全的兵家至境。
（2）与美战略协作
1．和平崛起大势底定，中国在陆海两线均摆脱挟制，显出进取态势，因而四面受敌的地缘缺憾尽显，大局更为支离破碎。中国即刻面临一个结构性矛盾，表现为大战略中“塞防”与“海防”的两难、陆权与海权的破裂以及区域角色与全球角色的冲突，起因于一个同时在大陆与大洋扩展的两栖世界。欧亚大陆均势是全球体系的战略枢轴之一，全球海权与欧亚大陆均势势成连动。[4]美国丧失全球海权垄断，意味着美国将同时丧失对欧亚大陆均势的控制，从而导致群雄并起的乱局。美国霸权衰亡，也将使欧亚大国战略合纵的根基消失，支撑中国30年和平崛起，因苏联崩溃而形成的稳定大陆背景或将急剧动摇。执着于在海洋方向的推进，中国将同时在大陆力不从心，且可能直档陆海两线大国合纵的锋芒，造成两线战略态势同时孤立突出的险境。
要先制破击这种困局，必须实施明智而适时的战略转型。在经济力量消长继续推动中美权力转移的背景下，可将美国世界抱负纳入中国战略规划，将残存单极优势为我所用。美国大福不再，清理战略积弊，卸下帝国重负，迟早都要做出残酷的选择。将目标限定在推倒美国霸权上，试图匆忙完成这一进程不但自毁长城，也将重蹈美苏竞争两败俱伤的冷战覆辙。可继续迁就单极战略倾向，回避海洋战线的过度出击，鼓励美国继续承担全球海权重负与维持欧亚大陆均势的决心，延缓其陆海两线的同步衰落，迟滞其战略转换的时机，从而影响大国力量重新分化组合的节奏，增加战略裕余，以赢得更多时间集结资源应对陆海均势的变化。一个迷恋霸权、迁延不去的美国，是和平崛起的一部分，将继续为中国提供战略喘息。
2．推进战略西进——融合陆海权力
与美和解，倾国西进，可在战略上左右逢源。过去500年先后崛起的大国在地缘上均是残缺的，拥有或海或陆的单维潜力。欧美列强、俄（苏）与日本都不能逃脱这一地缘缺陷。英美霸权偏居于世界权力的边缘地带，被单一海洋视野所限定，其力量不能深入欧亚大陆心腹，只能借助于间接手段牵制大陆均势，其崛起均被迫以军事暴力争夺海上通道，遂先天陷入大国争夺的混战中心。而德国与苏联被困于欧亚大陆腹地，不能自由进出外洋，从而有效地参与世界权力的争夺。中央王国具备两栖地理的天赐奇缘，可融合陆海权力而在战略上立于不败之地。中国的文明潜力与地理幅员，注定了中国拥有力量摆脱500年海权历史的惯性，促使全球权力体系由单一向双元转变，打破海洋民族占据中心，从海上实施攻击，不断侵入大陆持续5个世纪的历史。
西进可融合中国大战略的全部核心考量，是中国战略突击的必由之路。构建西部战略通道，可超越500年大国兴衰的残缺范式，打破全球权力体系单一依赖海洋的困局，形成更为持久的两栖权力根基；回避与美在大洋上狭路相逢，避免中美零和消耗，从而为列强坐大提供渔利的机会；避免过度冲击美国霸权，防止其过早收缩或提前崩溃，从而危及和平崛起的战略安排；防止欧亚大陆区域大国坐大，并抑制其可能的过分扩张倾向；激活西部半壁江山的经济潜力，启动中央大市场，打开新的海外战略通道，在欧美市场衰落之后，开辟全球化第二战场，并以中国制造与投资为中心自立体系；恢复中国在欧亚大陆上传统的地缘政治角色，在稳定的华裔秩序崩溃之后，重塑欧亚大陆均势，以中国陆权为核心构建欧亚大陆安全体系，并破击任何可能的区域联合抵制。
西进也潜藏着战略破碎的隐患。后冷战20年，出于抵御单极体系的战略压力，欧亚列强被迫搁置彼此间的分歧与冲突，结成权宜战略协作，形成相对稳定但脆弱的欧亚均势，在这一祥和的背景之下，是中国力量自然地向这一地区伸展。美国在大洋上衰落意味着，20年之内，环绕中国陆海两线的帝国体系同时解体（类似的地缘政治变迁在500年大国兴衰的历史上绝无仅有），这一叠加效应将加剧中国在陆海两线战略分裂的两难困境。如此，中国将面临陆海两线同时收拾残局以及经济自然东西背进与四面出击的困境。战略西进形成陆海两线多个战略方面同时进取的态势，将加剧大局的战略绷紧，蕴含着战略破裂的巨大风险。进入欧亚腹地，将可能触动新的大国对抗与争夺，隐然陷入陆海列强的战略合围，从而可能导致两线战略规划全盘破局的险境。
大国崛起无往而不在夹缝之中，危境行险，如同后冷战20年，中国应有再度战略突围的决心，并善用这一天赐良机。苏联崩溃之后，整个欧亚大陆处于权力真空状态。过去30年，中国经济能量自然地向外辐射，西进大势已成，战略西进只是对客观存在的趋势加以确定而已。利用中央王国天然的中枢地位，在陆海两线均适度妥协以保持战略集中，同时谨慎节制地使用力量，避免任一战略方面挫动全局。核均势遏制了任何可能的大国异动，经济融合创造了新的大国互动背景，缓冲了中国两线受敌的潜在战略压力。中国西进恰逢其时，貌似战略涉险，其实履险如夷。和平崛起以经济缓进推动大国力量消长，以经济力量达成战略目标，中国由此可避免成为大国合纵的目标并主宰大国力量转换的命脉，假以岁月，中国将无往而不胜。
三、海权割据——中国海权制胜方略
远程探测投射技术的跃进与现代交通手段的日新月异使日韩等滨海地带融入欧亚大陆的整体战略蓝图，而幅员辽阔的大陆资源得以重新汇聚，开始拥有压倒海上力量不断增长的战略机运。在这一不断变迁的战略背景下，中国力量自然地向海上伸展。过去30年经济崛起，以经贸纽带为核心，周边渐渐融入了统一的经济空间，隐然形成体系架构。二战后东亚形成的中美轮廓分明的力量分野已不复存在。依托边缘地带的狭窄岛链，与漂泊海上分散孤立的海军舰艇，美国在东亚的前沿存在丧失军事效应，沦落为纯粹的地缘政治装饰。
中国需要不断弱化美国的全球海权垄断，这是两栖中国崛起的核心特征之一。但与传统的大国竞争相左，这一进程必须在和平战略之下渐次推进，不能损害惠及中国崛起的战略框架。与此一进程相适应，可维持东海既定格局而屯兵南海。维持东海格局，可避免美国力量过早收缩或全面溃退；而固守南海主权，可对众多世界海运咽喉要道施加影响，破击可能针对中国的海上联合遏制，同时构建与海上列强对等威慑的权力根基，将逐渐使东盟融入东亚新秩序，并最终决定日韩在中美间去就的决心。
（1）整合东亚
经济决胜与中美兴衰的深刻扭结决定了中美竞争的理性克制与旷日持久的拖延态势，决定了中国不能在中美力量对比中实现戏剧性惊天逆转，也决定了中国统和东亚及台湾统一进程的步伐。中国新生的经济力量转化为战略能力与政治影响力，最终侵蚀撼动美国霸权根基，只能在一种自然的进程中循序渐进。中美达成战略默契，虽同床异梦却共同起舞，以维持东亚安全格局及经济秩序，促成东亚和平演变。如同后冷战20年，中国接受东亚既定地缘政治格局，即美国将日韩置于保护之下及台湾的相对自主地位，避免美国霸权在东亚及全球过于捉襟现肘。中美关系处于深刻的、或公开或隐蔽的战略对峙，并不妨碍权宜合作。在相当长时期，环绕中国以经济融合的新生亚洲将与美国的同盟体系相互覆盖。依托这一难得的战略喘息，中国可实施战略西进并继续在东西两线推进经济崛起的和平战略。
携经济的崛起，中国执中美关系之牛耳。在中美力量渐进转换与中国多重战略考量之下，东亚注定要经历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与周边更为深邃的历史纽带将复活。近代中国衰落，环绕中国的华夷秩序崩溃，这一体系的国家纷纷失落，融入新的平衡。中国回归势将挽回传统的影响力。中国已跻身亚洲产业链的最高端，成为东亚聚合的原动力。凭借与东亚诸国文明共生、地理邻接的优势，可形成融合一体的经贸格局。借助于不断上升的整体力量，耐心地与美国展开角逐，逐渐填补美国力量减弱的权力真空，以经济融合冲淡美国对日韩的政治军事制约，以持久累积促成根本性战略变迁。中美协作而不走向战略摊牌，日韩不必在两难之间选择，对华外交不必达到稳定诉求，可促使权力转移继续处于稳定变迁的状态。
可在中美协作的大战略之下，依托西太平洋天然地缘构造及现今地缘政治格局，实施海权割据。海权割据以有限海权为目标，避免海上力量过分深入而分割现有国力或与列强海权过度纠缠。在第一岛链海域建立海上战略根基，具备在战时封闭周边海峡的能力，依托大陆腹地的纵深力量与环绕这一岛屿国家的相对友好，将自鸦片战争以来的海上威胁阻挡在海疆之外，并与美国实现海上生命线确保摧毁。如此，可避免战略过度绷紧，摆脱受制于海洋一端或被两头夹击的困局，且可避实就虚，推进战略西进。欧亚大陆的总体资源与军事潜力远超美国，这一资源被有效地组织起来，美国将彻底被边缘化。[5]在海洋战线通过持久对峙，拖垮消化美国霸权，以最小代价收拾残局，并在马拉松式的中美竞争结局之前，为下一轮大国竞争未雨绸缪。
（2）屯兵南海
南海问题是中美竞争的产物，是中美台海60年战略博弈的延伸和余波，从属于中美竞争的和平格局，受制于中美战略持久消耗的整体进程。中美竞争从台海推进到南海，是中国崛起的战略大跃进，也是中国和平战略的凯旋，美国留下的权力真空一再被填补，构成中美和平兴衰的连贯完整过程。南海困局必须在中国大战略的视野下寻求破解之策，它不能干扰和平崛起的既定国策，不能冲击中美协作驾驭全球权力转型的战略大势（中国是稳定的中美关系的最大获益者），不能挫动遍及陆海两线多个战略方面艰难维持的多元均势。南海问题是中美竞争与中美权力交替过程中一再显现的、连续的动态变迁的博弈焦点之一，也如同中美关系中所有的纠结，将在一种自然的进程中解决。经济缓进驱动中美权力流转如同君子豹变，从幼小到壮大，只能在忘我中发生，不能迅速而惊人。
如同曾经的台海博弈，南海问题的最终解决也将重温这一和平模式。后冷战20年，中国保持战略克制，维持台海现状，以拖延策略化解了危机而未引发中美冲突。这一持久的和平策略将继续成为中美关系中所有危机与对抗的经典解决模式。美国全球力量退潮，国力透支，陷入极肄以敝多方以误的战略陷阱，面对中国崛起无所措手。在遏制与接触中国之间摇摆，是华盛顿战略分裂与失落的症候。美国不能跨越大洋与中国长期战略对峙，且扩张过度，不能集中战略关注于南海，战略东移只是掩饰灾难性挫折与战略退却的遮羞布[6]。中菲黄岩岛争端是检测中美战略底线与实力的经典案例。美国摆出模糊姿态， [7]色厉内荏的底色昭然若揭。中菲争端确立了中美及南海诸国未来互动的政治先例。可保持既定战略，以自主方式、按自身节奏推进和平崛起，让陷于战略破碎的美国适应，而不是被动地随美国起舞。
依托日益增长的武力威慑背景，谋定而后动，可以长策坐定南海。介入南海，只是美国对台政策失败后的残余，搅局有余而成事不足，不会改变中美关系的大势及东亚整合趋势。可在主权属我、资源共享的原则下以拖待变，通过持久对峙促成美国自行后退，并最终与亚细安诸国达成谅解。与台海博弈时代相比，中国拥有充足的战略余裕从容破击南海困局，大势已在掌控之中。不必节外生枝或在意一时的进退得失，避免轻率盲动，不贪疆场小利，先忍后变，可为和平崛起赢得更为长久的发展机遇。中国大市场是不可抗拒的外交利器，亚细安诸国与中国拥有更持久的文明纽带，而连横通常拥有破击合纵的居高临下的战略优势。时间是和平中国的战略资源之一，中美权力消长的大势早就铸定了南海结局，南海问题拖延下去，也就是解决了。
四、结语
自冷战结束迄今，中国海外贸易线没有遭受直接的威胁，中国的海权状况也未阻碍和平崛起。中国崛起依赖海外贸易和海外市场，但摆脱了殖民时代本土繁荣必须在海外保持力量的滥觞。[8]和平崛起赢得了全球默许，挫败了单级体系于无形而未引发战争。这一事实虽不构成未来可以对急剧增长的海外经济存在与海外贸易线虚悬的高枕无忧，但至少表明，在全球一体化时代大国以经济竞争和平共存的背景下，基于确保彼此摧毁的战略稳定与多元海上力量的存在，殖民时代以垄断海上贸易线为特征的海权观念已经变迁。
中国海权是开放兼容的，它是和平战略的工具。中国海权以欧亚大陆的战略存在为前提，接受中美关系的战略框架约束，在单极体系的插曲消失、多极均势回归的背景下，中国日益增强的海上力量更多地是作为政治与外交筹码，这一渐进成长不能触发列强的联合遏制或灾难性军备竞赛，不能牵动陆海两线多个战略方面艰难维持的战略大局，它与陆权一道服务于经济崛起并推动正在开始的全球价值和制度转变的和平进程。中国海权是、而且也只能是两栖中国陆海双元权力的一个支轴。中国的海权原则是:陆权为体，海权为用。拥抱海洋,但要留在陆地上![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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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王湘穗. 倚陆向海: 中国战略重心的再平衡[J].现代国际关系, 2010年庆典特刊: 54-64.
赵葆珉
On China’s Sea Power
Zhao Baomin
[摘要]近代中国在西力东渐中演化为两栖国家。30年经济转型，中国具备了海洋国家的基本特征，海权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一个支轴进入了中国的战略视野。中国海权经略以欧亚大陆的绝对存在为背景，接受中美关系的和平框架约束。全球海权与欧亚大陆均势势成连动，在美国全球海权衰落的背景下，欧亚均势也将逐渐动摇。中国应在海洋战线保持战略克制，延缓美国衰落，迟滞大国力量转换的节奏，并推进战略西进，从而集结资源应对陆海均势的变化。
[关键词] 中美关系；欧亚大陆；中国海权；和平崛起；经济力量
[Abstract] China evolves into an amphibious country in Western invasion and a maritime nation in the past 30 years. Sea power as part of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comes into China's vision. China’s maritime pursuit must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geopolitical situation on the Eurasia continent and subject to the peaceful framework of Sino-US relations. Global sea power and Eurasia equilibrium are inseparable. In the context of a declining United States, the Eurasian equilibrium will gradually shake. China should come to compromise with the US on the ocean front, to slow down the rhythm of the changing power relations. And thus advance the westward movement and assemble resources to create balance of power in our favor on both land and sea fronts.
[Keywords] Sino-US Relations; Eurasia Continent; Chinese Sea Power; Peaceful Rise; Economic Power
本文属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陆权的复归——中国大战略纵横”的阶段性成果。
中央王国具有根深蒂固的大陆特征，五千年画地为牢，漫长的历史与巨大的地理空间强化了此一特征，海洋作为地缘政治空间蛰伏于中国的文明视野之外。近代中国被来自于海上的持续危机所吞没，被迫同步于西欧的历史节奏。中国不可避免地演化为一个两栖国家，并具备了海洋国家的基本特征。海权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一个支轴进入了中国的战略视野。
过去500年西方在海洋上崛起，打破了中央王国久远的、与游牧部落争夺生存空间的大陆地缘政治模式，也提供了中央王国五千年未曾有过的文明机缘。从历史的宏大视野审视，五千年大陆文明史，只是中央王国成长的青涩岁月，或是一幕壮观历史大剧的卓越序曲。随着中央王国的海洋潜力被唤醒，全球地缘政治进入了史无前例的两栖权力时代。
一、两栖中国的战略尴尬
两栖中国的形成与两代欧美海权相伴，但两栖中国的崛起以美国霸权兴衰为背景。中美同时在两次世界大战与冷战的背景下崛起，中美竞争隐然在亚洲大陆边缘地带与太平洋盆地展开。这一竞争具有双重特征，它构成陆海大国千年争夺的延续，也是海洋大国海权竞争历史的重演。中国兼具冷战时代两大超级大国的核心特征，融汇了陆权与海权的双重色彩，跨越世纪之久的衰败与战略上无足轻重之后回归，这一历史大势与美国衰落一道构成继苏联崩溃之后驱动大国势力重组的原动力。
（1）介于大陆与大洋之间
中央王国绵延五千年作为自在体系而存在，大洋天险使它可以将战略集中地指向大陆，这一直是五千年中国的核心特征。近代以来西力东渐，在大陆与大洋上同时展开，唤醒了中国海疆蕴含的全部地缘政治潜力，也使中国陷入陆海两线捉襟现肘的夹缝中，战略上腹背受敌。立国五千年集中向北防御的战略优势消失了。至少从战略上而言，中国因西方的入侵而永远改变了。晚清中国海防与塞防危机同时浮现，在陆海两线顾此失彼，即是这一战略困境的产物。中国在西方持续两百年的压力下自我复归，潜藏着难以兼容的战略分裂。与立国五千年蜗居大陆固守单一战略不同，中国的稳定开始取决于两大交互影响的陆海体系的变迁态势，以及中国对任一体系的应对方式。避免陷入陆海列强的战略合围，是作为两栖大国首要与优先的战略考量。
经济结构的变迁是两栖中国构建的原始出发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作为大陆体系变化的契机，来自于外部商业结构的移植。[1]持续数千年的自然经济崩溃，整个大陆文明形态全面转型，这一史无前例的经济结构变迁与国家的崩溃与再造相伴。过去30年，中国依靠廉价制造融入全球经济，最终完成了一个半世纪的经济转型，形成外向型海洋经济结构。经济结构发生五千年未有之变动，生存空间越出大陆且超越本土主权范围[2]，蕴涵着巨大的战略质变意义。五千年根深蒂固的内生自足的平衡能力下降了，海外经济存在与海外贸易通道虚悬的困境凸现出来。中国安全战略最根本的目标不再只是御敌于国门之外，它必须同时兼顾保障海外经济生存。海权抱负与全球战略布控应运而生，中国大战略被注入了战略边疆的内涵，也因此具有了分裂的特征，被迫兼容海权与陆权的双重考量。
迄今为止，背靠列强均势一再冲淡了这一战略隐忧。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以因应陆海两线多个战略方面多重敌手为取向。在列强环伺之下，中国可以借助 “以夷制夷”的策略，在众多相互竞争掣肘的敌手间艰难撑持，在列强的夹缝中苟延挣扎。新中国诞生以来一再在陆海两线变换敌友，或维持冷战均势，或在单击体系下背靠多极力量支撑，从而至少确保在陆海两线之一享有稳定的战略侧后，这一持续利好为中国的复兴赢得了足够的喘息。随着中国作为独立大国力量回潮，在陆海强权之下朝不保夕的时代结束了，但藏身于大国襁褓、背靠列强均势的时代也随之结束，战略分裂的隐患更加清晰地凸显出来。中国开始面临均势的敌视与战略分裂的双重隐患，任一力量主宰陆海两大范围之一，都将陷中国于腹背受敌。在冷战时代两大超级大国覆灭或衰亡之后，这一趋势更加明确。
（2）在美国体系中廉价崛起
中国向海权大国的蜕变伴随着中美海权冲突，这一冲突以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的绝对存在为背景。美国全球海权以欧亚大陆的战略均势为依托，而中国海权进取以欧亚大陆的绝对战略稳定为前提。后冷战20年单极体系形成，美国战略优势构成的巨大压力，驱迫欧亚大陆列强协调彼此政策，形成抗击单极体系的战略默契。在这一战略利好之下，中国在海洋上面临美国遏制的同时，却可以背靠稳定的战略侧后。
冲突与被迫合作是后冷战中美关系的核心特征，这一双重特征源于中美关系的结构性冲突与战后国际体系力量结构的变迁。中美结构性冲突的存在，使中美关系失去了简单妥协的基础，而由于核均势施加的遏制性约束，中美不能像历史上大国竞争那样以战争方式简单解决竞争，美国对华军事遏制被置于无用武之地。对中国来说，由于常规军力薄弱与战略威慑能力的不确定，中国处于自近代被西方优势武力击败以来又一个最艰难的时期。核均势决定了中美和平共存与和平竞争的良性本质，决定了这一竞争始终处于可控状态。经贸纽带与经济融合加强了这一和平竞合态势，冲淡了中美关系中长期无解的难题、体制对抗与价值冲突，阻碍美国形成清晰明确的对华遏制政策。对逆势崛起的中国来说，美国的遏制压力是凝聚民族共识、推动体制顺利转型的外部助力。中国军事相对软弱，也成为潜在福祉，避免了过度军事纠缠与美国的遏制锋芒。
在这一时期，中国对美战略考量包含几乎难于兼容的冲突需求。中国崛起依托美国主导的全球安全体系与开放的全球贸易体系。美国构成中国崛起的制约背景，也构成中国崛起的稳定依托。中国处于军事空窗期，隐忍待时，夹缝求生，更多的是出于经济转型的压力与自保本能，而不是与美竞争。中国需要反制美国过分的军事倾向，在围堵下脱困，同时需要利用美国主导的全球贸易体系与美国市场，以利经济成长并实现缓慢而艰难的权力转移。应对美国安全挑战与依赖美国安全体系与市场的冲突需求，形成中国对美外交的主要困境。中国忍辱负重，在一种艰难的境地中驾驭了纠结而多变的中美关系，维持了中美关系的大体稳定。中国对美外交折冲的核心策略建立在经济崛起上，以拖延避免冲突，为赢得时间而参与竞争，数十年如一日，如临如履，化解危机的真谛在于随着时间而自动增强的立场。
核均势奠定了中美和平并存的历史宿命，中美关系摆脱了历史上大国兴衰受困于或敌或友的简单对立，中美竞争由此转移到经济较量上，经济力量变迁开始具有主宰中美竞争走势的战略性内涵。后冷战20年，中国挟多极化潮流以小博大，反客为主，没有被动地在美国设定的领域中与其竞争，而将政治与军事上遭受的持续围堵，转化为经济上的出击。经济崛起避开纷争，没有将意图与目的明确表达，而以更具包容性的方式争取喘息和发展机遇。不能依仗战争手段阻断和平竞争大势，美国即没有打破游戏规则的机会；不能在全球全面挤迫、限制中国经济成长，美国即不能遏制中国崛起。美国经济走向虚拟是中国的天赐良机，中国迅速融入全球生产体系，廉价制造优势由此得以淋漓尽致的发挥。20年中国致力于经济拓展，即从容化解了美国军事遏制而未引发战争与冲突。
二、美国衰落下的中国海权经略
中美兴衰深度捆绑，这一荣衰规范着中美竞争的方式。中美竞争置于稳定的战略框架之下，以经济融合为背景，通过经济折冲消解权力转移。中美海权竞争从属于中美关系的多重战略需要，受制于这一相互依存与良性竞争的双边关系，陆海兼具的双元特征决定了相当长时期中国海权的有限性，因而中美海权抱负天然具有兼容性。
（1）中美战略融合
1．中美结构性矛盾退居背景中
反恐战争与金融危机是中美权力消长的节点，历20年迟滞漫长的权力转移，中美关系发生质变且浮出水面。美军锋芒挫伤，对华潜在军事威胁解除，而中国开始摆脱对美经济依赖，走上了独立自足的发展。中国模式的形成使美国失去了从政治上遏制中国的杠杆，美国对中国本土的渗透性影响力与潜在颠覆能力终结。中美竞争处于同一体系中，中美权力消长具有直接而紧密的零和性质。中国在单极体系中站稳脚跟意味着美国霸权的全面悬空。后冷战20年美国迁延苟安，被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所限定，为获取廉价产品与廉价债务洞开市场，助推了中国崛起，且始终未能构筑连贯一致的对华政策，在其全盛时期也没有颠覆中美关系的战略决断。拥有所有优势而不能阻挡中国崛起，美国不但丧失了冷战胜利赋予的战略机遇，也丧失了自身存在的权力根基，从长远看，将永远被淘汰出局，丧失参与国际竞争的机会。
中美结构性冲突隐退，不再是简单的敌人。鉴于中国整体利益和结构的庞大复杂，中美关系牵一发而动全身。多极均势回归意味着群雄蜂拥而起，继续遏制中国，对美国来说，不但力不从心，也将招致群雄坐大，在战略上摁下葫芦起了瓢，从而丧失其政策初衷。中美兴衰势成连体，权力消长无缝链接。中国夹生崛起，匆忙出发，内部整合不足，而多极化潮流的有利态势逆转，且面临欧亚大陆战略侧翼暴露的后顾之忧。美国力量陷在全球，战线拉长，与华协作可延缓衰落，稳定支离破碎的全球战略。在中美关系竞争与融合的双重性中，美国作为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依托这一倾向将继续凸显，中美安全需要开始与经济融合互利的趋势相一致，渐次崛起的中国与逐渐式微的美国开始唇亡齿寒。美国霸权急剧崩溃将瓦解全球战略稳定，导致全球混乱，而一个对列强施加适度约束又不对中国构成威胁的美国最为可取。
2．中美经济决胜
在中美竞争时代，地缘政治争夺经济化，中美以经济力量消涨界定相对权力优势，创造财富的能力最终决定这一竞争的结局。20年中美兴衰源于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力量消长构成稳定有序的中美权力和平流转的核心。经济融合的权宜利益不仅缓冲了中美关系中的一般冲突，也从长远上推动了中美力量的稳定变迁，从而化解了核均势形成的中美关系死结，避免再度形成冷战僵局。中国不断增强的经济力量，构成中美权力和平变迁的基础，它避免直接冲击美国霸权且保持连续不断的进取，迂回前进且步步为营，以缓慢累积的方式促成战略突进，以经济互利与融合为前提挤压并逐渐动摇单击体系，通过打击财富根基削弱美国强权。以应对苏联军事对抗与威胁为核心的美国战略架构，没有有效应对经济竞争的总体策略，单极体系衰落不是军队战败的结果，而是经济失败所致。[3]
中美竞争有着深刻的扭结，伴随着日趋增强的战略相互依赖，比美苏冷战对抗更为复杂多变。对崛起的中国来说，美国霸权逐渐退化为一种良性力量。与后冷战20年相比，中国战略规划倾向于海洋，聚焦于对美关系的时代结束了。今后中国的核心战略命题，不再是打破单极企图，粉碎其孤立和压垮中国的图谋，或在两难之间艰难平衡。中国外交聚焦于维持体系稳定以利权力继续有序转移。中美竞争处于同一体系中，可以自然的方式实现权力交替，以和平演变化解中美冲突。美国继续保有残存军事优势，但新秩序的政治大框架由经济力量的持续流转塑造。中国崛起箭在弦上，引而不发，蓄养国力，不受裹挟，继续在经济上展现国家意志，将美国霸权锁定在既定格局中缓慢衰落，可避免全球混乱与动荡，实现兵不顿而利可全的兵家至境。
（2）与美战略协作
1．和平崛起大势底定，中国在陆海两线均摆脱挟制，显出进取态势，因而四面受敌的地缘缺憾尽显，大局更为支离破碎。中国即刻面临一个结构性矛盾，表现为大战略中“塞防”与“海防”的两难、陆权与海权的破裂以及区域角色与全球角色的冲突，起因于一个同时在大陆与大洋扩展的两栖世界。欧亚大陆均势是全球体系的战略枢轴之一，全球海权与欧亚大陆均势势成连动。[4]美国丧失全球海权垄断，意味着美国将同时丧失对欧亚大陆均势的控制，从而导致群雄并起的乱局。美国霸权衰亡，也将使欧亚大国战略合纵的根基消失，支撑中国30年和平崛起，因苏联崩溃而形成的稳定大陆背景或将急剧动摇。执着于在海洋方向的推进，中国将同时在大陆力不从心，且可能直档陆海两线大国合纵的锋芒，造成两线战略态势同时孤立突出的险境。
要先制破击这种困局，必须实施明智而适时的战略转型。在经济力量消长继续推动中美权力转移的背景下，可将美国世界抱负纳入中国战略规划，将残存单极优势为我所用。美国大福不再，清理战略积弊，卸下帝国重负，迟早都要做出残酷的选择。将目标限定在推倒美国霸权上，试图匆忙完成这一进程不但自毁长城，也将重蹈美苏竞争两败俱伤的冷战覆辙。可继续迁就单极战略倾向，回避海洋战线的过度出击，鼓励美国继续承担全球海权重负与维持欧亚大陆均势的决心，延缓其陆海两线的同步衰落，迟滞其战略转换的时机，从而影响大国力量重新分化组合的节奏，增加战略裕余，以赢得更多时间集结资源应对陆海均势的变化。一个迷恋霸权、迁延不去的美国，是和平崛起的一部分，将继续为中国提供战略喘息。
2．推进战略西进——融合陆海权力
与美和解，倾国西进，可在战略上左右逢源。过去500年先后崛起的大国在地缘上均是残缺的，拥有或海或陆的单维潜力。欧美列强、俄（苏）与日本都不能逃脱这一地缘缺陷。英美霸权偏居于世界权力的边缘地带，被单一海洋视野所限定，其力量不能深入欧亚大陆心腹，只能借助于间接手段牵制大陆均势，其崛起均被迫以军事暴力争夺海上通道，遂先天陷入大国争夺的混战中心。而德国与苏联被困于欧亚大陆腹地，不能自由进出外洋，从而有效地参与世界权力的争夺。中央王国具备两栖地理的天赐奇缘，可融合陆海权力而在战略上立于不败之地。中国的文明潜力与地理幅员，注定了中国拥有力量摆脱500年海权历史的惯性，促使全球权力体系由单一向双元转变，打破海洋民族占据中心，从海上实施攻击，不断侵入大陆持续5个世纪的历史。
西进可融合中国大战略的全部核心考量，是中国战略突击的必由之路。构建西部战略通道，可超越500年大国兴衰的残缺范式，打破全球权力体系单一依赖海洋的困局，形成更为持久的两栖权力根基；回避与美在大洋上狭路相逢，避免中美零和消耗，从而为列强坐大提供渔利的机会；避免过度冲击美国霸权，防止其过早收缩或提前崩溃，从而危及和平崛起的战略安排；防止欧亚大陆区域大国坐大，并抑制其可能的过分扩张倾向；激活西部半壁江山的经济潜力，启动中央大市场，打开新的海外战略通道，在欧美市场衰落之后，开辟全球化第二战场，并以中国制造与投资为中心自立体系；恢复中国在欧亚大陆上传统的地缘政治角色，在稳定的华裔秩序崩溃之后，重塑欧亚大陆均势，以中国陆权为核心构建欧亚大陆安全体系，并破击任何可能的区域联合抵制。
西进也潜藏着战略破碎的隐患。后冷战20年，出于抵御单极体系的战略压力，欧亚列强被迫搁置彼此间的分歧与冲突，结成权宜战略协作，形成相对稳定但脆弱的欧亚均势，在这一祥和的背景之下，是中国力量自然地向这一地区伸展。美国在大洋上衰落意味着，20年之内，环绕中国陆海两线的帝国体系同时解体（类似的地缘政治变迁在500年大国兴衰的历史上绝无仅有），这一叠加效应将加剧中国在陆海两线战略分裂的两难困境。如此，中国将面临陆海两线同时收拾残局以及经济自然东西背进与四面出击的困境。战略西进形成陆海两线多个战略方面同时进取的态势，将加剧大局的战略绷紧，蕴含着战略破裂的巨大风险。进入欧亚腹地，将可能触动新的大国对抗与争夺，隐然陷入陆海列强的战略合围，从而可能导致两线战略规划全盘破局的险境。
大国崛起无往而不在夹缝之中，危境行险，如同后冷战20年，中国应有再度战略突围的决心，并善用这一天赐良机。苏联崩溃之后，整个欧亚大陆处于权力真空状态。过去30年，中国经济能量自然地向外辐射，西进大势已成，战略西进只是对客观存在的趋势加以确定而已。利用中央王国天然的中枢地位，在陆海两线均适度妥协以保持战略集中，同时谨慎节制地使用力量，避免任一战略方面挫动全局。核均势遏制了任何可能的大国异动，经济融合创造了新的大国互动背景，缓冲了中国两线受敌的潜在战略压力。中国西进恰逢其时，貌似战略涉险，其实履险如夷。和平崛起以经济缓进推动大国力量消长，以经济力量达成战略目标，中国由此可避免成为大国合纵的目标并主宰大国力量转换的命脉，假以岁月，中国将无往而不胜。
三、海权割据——中国海权制胜方略
远程探测投射技术的跃进与现代交通手段的日新月异使日韩等滨海地带融入欧亚大陆的整体战略蓝图，而幅员辽阔的大陆资源得以重新汇聚，开始拥有压倒海上力量不断增长的战略机运。在这一不断变迁的战略背景下，中国力量自然地向海上伸展。过去30年经济崛起，以经贸纽带为核心，周边渐渐融入了统一的经济空间，隐然形成体系架构。二战后东亚形成的中美轮廓分明的力量分野已不复存在。依托边缘地带的狭窄岛链，与漂泊海上分散孤立的海军舰艇，美国在东亚的前沿存在丧失军事效应，沦落为纯粹的地缘政治装饰。
中国需要不断弱化美国的全球海权垄断，这是两栖中国崛起的核心特征之一。但与传统的大国竞争相左，这一进程必须在和平战略之下渐次推进，不能损害惠及中国崛起的战略框架。与此一进程相适应，可维持东海既定格局而屯兵南海。维持东海格局，可避免美国力量过早收缩或全面溃退；而固守南海主权，可对众多世界海运咽喉要道施加影响，破击可能针对中国的海上联合遏制，同时构建与海上列强对等威慑的权力根基，将逐渐使东盟融入东亚新秩序，并最终决定日韩在中美间去就的决心。
（1）整合东亚
经济决胜与中美兴衰的深刻扭结决定了中美竞争的理性克制与旷日持久的拖延态势，决定了中国不能在中美力量对比中实现戏剧性惊天逆转，也决定了中国统和东亚及台湾统一进程的步伐。中国新生的经济力量转化为战略能力与政治影响力，最终侵蚀撼动美国霸权根基，只能在一种自然的进程中循序渐进。中美达成战略默契，虽同床异梦却共同起舞，以维持东亚安全格局及经济秩序，促成东亚和平演变。如同后冷战20年，中国接受东亚既定地缘政治格局，即美国将日韩置于保护之下及台湾的相对自主地位，避免美国霸权在东亚及全球过于捉襟现肘。中美关系处于深刻的、或公开或隐蔽的战略对峙，并不妨碍权宜合作。在相当长时期，环绕中国以经济融合的新生亚洲将与美国的同盟体系相互覆盖。依托这一难得的战略喘息，中国可实施战略西进并继续在东西两线推进经济崛起的和平战略。
携经济的崛起，中国执中美关系之牛耳。在中美力量渐进转换与中国多重战略考量之下，东亚注定要经历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与周边更为深邃的历史纽带将复活。近代中国衰落，环绕中国的华夷秩序崩溃，这一体系的国家纷纷失落，融入新的平衡。中国回归势将挽回传统的影响力。中国已跻身亚洲产业链的最高端，成为东亚聚合的原动力。凭借与东亚诸国文明共生、地理邻接的优势，可形成融合一体的经贸格局。借助于不断上升的整体力量，耐心地与美国展开角逐，逐渐填补美国力量减弱的权力真空，以经济融合冲淡美国对日韩的政治军事制约，以持久累积促成根本性战略变迁。中美协作而不走向战略摊牌，日韩不必在两难之间选择，对华外交不必达到稳定诉求，可促使权力转移继续处于稳定变迁的状态。
可在中美协作的大战略之下，依托西太平洋天然地缘构造及现今地缘政治格局，实施海权割据。海权割据以有限海权为目标，避免海上力量过分深入而分割现有国力或与列强海权过度纠缠。在第一岛链海域建立海上战略根基，具备在战时封闭周边海峡的能力，依托大陆腹地的纵深力量与环绕这一岛屿国家的相对友好，将自鸦片战争以来的海上威胁阻挡在海疆之外，并与美国实现海上生命线确保摧毁。如此，可避免战略过度绷紧，摆脱受制于海洋一端或被两头夹击的困局，且可避实就虚，推进战略西进。欧亚大陆的总体资源与军事潜力远超美国，这一资源被有效地组织起来，美国将彻底被边缘化。[5]在海洋战线通过持久对峙，拖垮消化美国霸权，以最小代价收拾残局，并在马拉松式的中美竞争结局之前，为下一轮大国竞争未雨绸缪。
（2）屯兵南海
南海问题是中美竞争的产物，是中美台海60年战略博弈的延伸和余波，从属于中美竞争的和平格局，受制于中美战略持久消耗的整体进程。中美竞争从台海推进到南海，是中国崛起的战略大跃进，也是中国和平战略的凯旋，美国留下的权力真空一再被填补，构成中美和平兴衰的连贯完整过程。南海困局必须在中国大战略的视野下寻求破解之策，它不能干扰和平崛起的既定国策，不能冲击中美协作驾驭全球权力转型的战略大势（中国是稳定的中美关系的最大获益者），不能挫动遍及陆海两线多个战略方面艰难维持的多元均势。南海问题是中美竞争与中美权力交替过程中一再显现的、连续的动态变迁的博弈焦点之一，也如同中美关系中所有的纠结，将在一种自然的进程中解决。经济缓进驱动中美权力流转如同君子豹变，从幼小到壮大，只能在忘我中发生，不能迅速而惊人。
如同曾经的台海博弈，南海问题的最终解决也将重温这一和平模式。后冷战20年，中国保持战略克制，维持台海现状，以拖延策略化解了危机而未引发中美冲突。这一持久的和平策略将继续成为中美关系中所有危机与对抗的经典解决模式。美国全球力量退潮，国力透支，陷入极肄以敝多方以误的战略陷阱，面对中国崛起无所措手。在遏制与接触中国之间摇摆，是华盛顿战略分裂与失落的症候。美国不能跨越大洋与中国长期战略对峙，且扩张过度，不能集中战略关注于南海，战略东移只是掩饰灾难性挫折与战略退却的遮羞布[6]。中菲黄岩岛争端是检测中美战略底线与实力的经典案例。美国摆出模糊姿态， [7]色厉内荏的底色昭然若揭。中菲争端确立了中美及南海诸国未来互动的政治先例。可保持既定战略，以自主方式、按自身节奏推进和平崛起，让陷于战略破碎的美国适应，而不是被动地随美国起舞。
依托日益增长的武力威慑背景，谋定而后动，可以长策坐定南海。介入南海，只是美国对台政策失败后的残余，搅局有余而成事不足，不会改变中美关系的大势及东亚整合趋势。可在主权属我、资源共享的原则下以拖待变，通过持久对峙促成美国自行后退，并最终与亚细安诸国达成谅解。与台海博弈时代相比，中国拥有充足的战略余裕从容破击南海困局，大势已在掌控之中。不必节外生枝或在意一时的进退得失，避免轻率盲动，不贪疆场小利，先忍后变，可为和平崛起赢得更为长久的发展机遇。中国大市场是不可抗拒的外交利器，亚细安诸国与中国拥有更持久的文明纽带，而连横通常拥有破击合纵的居高临下的战略优势。时间是和平中国的战略资源之一，中美权力消长的大势早就铸定了南海结局，南海问题拖延下去，也就是解决了。
四、结语
自冷战结束迄今，中国海外贸易线没有遭受直接的威胁，中国的海权状况也未阻碍和平崛起。中国崛起依赖海外贸易和海外市场，但摆脱了殖民时代本土繁荣必须在海外保持力量的滥觞。[8]和平崛起赢得了全球默许，挫败了单级体系于无形而未引发战争。这一事实虽不构成未来可以对急剧增长的海外经济存在与海外贸易线虚悬的高枕无忧，但至少表明，在全球一体化时代大国以经济竞争和平共存的背景下，基于确保彼此摧毁的战略稳定与多元海上力量的存在，殖民时代以垄断海上贸易线为特征的海权观念已经变迁。
中国海权是开放兼容的，它是和平战略的工具。中国海权以欧亚大陆的战略存在为前提，接受中美关系的战略框架约束，在单极体系的插曲消失、多极均势回归的背景下，中国日益增强的海上力量更多地是作为政治与外交筹码，这一渐进成长不能触发列强的联合遏制或灾难性军备竞赛，不能牵动陆海两线多个战略方面艰难维持的战略大局，它与陆权一道服务于经济崛起并推动正在开始的全球价值和制度转变的和平进程。中国海权是、而且也只能是两栖中国陆海双元权力的一个支轴。中国的海权原则是:陆权为体，海权为用。拥抱海洋,但要留在陆地上![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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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权纵横
赵葆珉
On China’s Sea Power
Zhao Baomin
[摘要]近代中国在西力东渐中演化为两栖国家。30年经济转型，中国具备了海洋国家的基本特征，海权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一个支轴进入了中国的战略视野。中国海权经略以欧亚大陆的绝对存在为背景，接受中美关系的和平框架约束。全球海权与欧亚大陆均势势成连动，在美国全球海权衰落的背景下，欧亚均势也将逐渐动摇。中国应在海洋战线保持战略克制，延缓美国衰落，迟滞大国力量转换的节奏，并推进战略西进，从而集结资源应对陆海均势的变化。
[关键词] 中美关系；欧亚大陆；中国海权；和平崛起；经济力量
[Abstract] China evolves into an amphibious country in Western invasion and a maritime nation in the past 30 years. Sea power as part of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comes into China's vision. China’s maritime pursuit must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geopolitical situation on the Eurasia continent and subject to the peaceful framework of Sino-US relations. Global sea power and Eurasia equilibrium are inseparable. In the context of a declining United States, the Eurasian equilibrium will gradually shake. China should come to compromise with the US on the ocean front, to slow down the rhythm of the changing power relations. And thus advance the westward movement and assemble resources to create balance of power in our favor on both land and sea fronts.
[Keywords] Sino-US Relations; Eurasia Continent; Chinese Sea Power; Peaceful Rise; Economic Power
本文属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陆权的复归——中国大战略纵横”的阶段性成果。
中央王国具有根深蒂固的大陆特征，五千年画地为牢，漫长的历史与巨大的地理空间强化了此一特征，海洋作为地缘政治空间蛰伏于中国的文明视野之外。近代中国被来自于海上的持续危机所吞没，被迫同步于西欧的历史节奏。中国不可避免地演化为一个两栖国家，并具备了海洋国家的基本特征。海权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一个支轴进入了中国的战略视野。
过去500年西方在海洋上崛起，打破了中央王国久远的、与游牧部落争夺生存空间的大陆地缘政治模式，也提供了中央王国五千年未曾有过的文明机缘。从历史的宏大视野审视，五千年大陆文明史，只是中央王国成长的青涩岁月，或是一幕壮观历史大剧的卓越序曲。随着中央王国的海洋潜力被唤醒，全球地缘政治进入了史无前例的两栖权力时代。
一、两栖中国的战略尴尬
两栖中国的形成与两代欧美海权相伴，但两栖中国的崛起以美国霸权兴衰为背景。中美同时在两次世界大战与冷战的背景下崛起，中美竞争隐然在亚洲大陆边缘地带与太平洋盆地展开。这一竞争具有双重特征，它构成陆海大国千年争夺的延续，也是海洋大国海权竞争历史的重演。中国兼具冷战时代两大超级大国的核心特征，融汇了陆权与海权的双重色彩，跨越世纪之久的衰败与战略上无足轻重之后回归，这一历史大势与美国衰落一道构成继苏联崩溃之后驱动大国势力重组的原动力。
（1）介于大陆与大洋之间
中央王国绵延五千年作为自在体系而存在，大洋天险使它可以将战略集中地指向大陆，这一直是五千年中国的核心特征。近代以来西力东渐，在大陆与大洋上同时展开，唤醒了中国海疆蕴含的全部地缘政治潜力，也使中国陷入陆海两线捉襟现肘的夹缝中，战略上腹背受敌。立国五千年集中向北防御的战略优势消失了。至少从战略上而言，中国因西方的入侵而永远改变了。晚清中国海防与塞防危机同时浮现，在陆海两线顾此失彼，即是这一战略困境的产物。中国在西方持续两百年的压力下自我复归，潜藏着难以兼容的战略分裂。与立国五千年蜗居大陆固守单一战略不同，中国的稳定开始取决于两大交互影响的陆海体系的变迁态势，以及中国对任一体系的应对方式。避免陷入陆海列强的战略合围，是作为两栖大国首要与优先的战略考量。
经济结构的变迁是两栖中国构建的原始出发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作为大陆体系变化的契机，来自于外部商业结构的移植。[1]持续数千年的自然经济崩溃，整个大陆文明形态全面转型，这一史无前例的经济结构变迁与国家的崩溃与再造相伴。过去30年，中国依靠廉价制造融入全球经济，最终完成了一个半世纪的经济转型，形成外向型海洋经济结构。经济结构发生五千年未有之变动，生存空间越出大陆且超越本土主权范围[2]，蕴涵着巨大的战略质变意义。五千年根深蒂固的内生自足的平衡能力下降了，海外经济存在与海外贸易通道虚悬的困境凸现出来。中国安全战略最根本的目标不再只是御敌于国门之外，它必须同时兼顾保障海外经济生存。海权抱负与全球战略布控应运而生，中国大战略被注入了战略边疆的内涵，也因此具有了分裂的特征，被迫兼容海权与陆权的双重考量。
迄今为止，背靠列强均势一再冲淡了这一战略隐忧。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以因应陆海两线多个战略方面多重敌手为取向。在列强环伺之下，中国可以借助 “以夷制夷”的策略，在众多相互竞争掣肘的敌手间艰难撑持，在列强的夹缝中苟延挣扎。新中国诞生以来一再在陆海两线变换敌友，或维持冷战均势，或在单击体系下背靠多极力量支撑，从而至少确保在陆海两线之一享有稳定的战略侧后，这一持续利好为中国的复兴赢得了足够的喘息。随着中国作为独立大国力量回潮，在陆海强权之下朝不保夕的时代结束了，但藏身于大国襁褓、背靠列强均势的时代也随之结束，战略分裂的隐患更加清晰地凸显出来。中国开始面临均势的敌视与战略分裂的双重隐患，任一力量主宰陆海两大范围之一，都将陷中国于腹背受敌。在冷战时代两大超级大国覆灭或衰亡之后，这一趋势更加明确。
（2）在美国体系中廉价崛起
中国向海权大国的蜕变伴随着中美海权冲突，这一冲突以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的绝对存在为背景。美国全球海权以欧亚大陆的战略均势为依托，而中国海权进取以欧亚大陆的绝对战略稳定为前提。后冷战20年单极体系形成，美国战略优势构成的巨大压力，驱迫欧亚大陆列强协调彼此政策，形成抗击单极体系的战略默契。在这一战略利好之下，中国在海洋上面临美国遏制的同时，却可以背靠稳定的战略侧后。
冲突与被迫合作是后冷战中美关系的核心特征，这一双重特征源于中美关系的结构性冲突与战后国际体系力量结构的变迁。中美结构性冲突的存在，使中美关系失去了简单妥协的基础，而由于核均势施加的遏制性约束，中美不能像历史上大国竞争那样以战争方式简单解决竞争，美国对华军事遏制被置于无用武之地。对中国来说，由于常规军力薄弱与战略威慑能力的不确定，中国处于自近代被西方优势武力击败以来又一个最艰难的时期。核均势决定了中美和平共存与和平竞争的良性本质，决定了这一竞争始终处于可控状态。经贸纽带与经济融合加强了这一和平竞合态势，冲淡了中美关系中长期无解的难题、体制对抗与价值冲突，阻碍美国形成清晰明确的对华遏制政策。对逆势崛起的中国来说，美国的遏制压力是凝聚民族共识、推动体制顺利转型的外部助力。中国军事相对软弱，也成为潜在福祉，避免了过度军事纠缠与美国的遏制锋芒。
在这一时期，中国对美战略考量包含几乎难于兼容的冲突需求。中国崛起依托美国主导的全球安全体系与开放的全球贸易体系。美国构成中国崛起的制约背景，也构成中国崛起的稳定依托。中国处于军事空窗期，隐忍待时，夹缝求生，更多的是出于经济转型的压力与自保本能，而不是与美竞争。中国需要反制美国过分的军事倾向，在围堵下脱困，同时需要利用美国主导的全球贸易体系与美国市场，以利经济成长并实现缓慢而艰难的权力转移。应对美国安全挑战与依赖美国安全体系与市场的冲突需求，形成中国对美外交的主要困境。中国忍辱负重，在一种艰难的境地中驾驭了纠结而多变的中美关系，维持了中美关系的大体稳定。中国对美外交折冲的核心策略建立在经济崛起上，以拖延避免冲突，为赢得时间而参与竞争，数十年如一日，如临如履，化解危机的真谛在于随着时间而自动增强的立场。
核均势奠定了中美和平并存的历史宿命，中美关系摆脱了历史上大国兴衰受困于或敌或友的简单对立，中美竞争由此转移到经济较量上，经济力量变迁开始具有主宰中美竞争走势的战略性内涵。后冷战20年，中国挟多极化潮流以小博大，反客为主，没有被动地在美国设定的领域中与其竞争，而将政治与军事上遭受的持续围堵，转化为经济上的出击。经济崛起避开纷争，没有将意图与目的明确表达，而以更具包容性的方式争取喘息和发展机遇。不能依仗战争手段阻断和平竞争大势，美国即没有打破游戏规则的机会；不能在全球全面挤迫、限制中国经济成长，美国即不能遏制中国崛起。美国经济走向虚拟是中国的天赐良机，中国迅速融入全球生产体系，廉价制造优势由此得以淋漓尽致的发挥。20年中国致力于经济拓展，即从容化解了美国军事遏制而未引发战争与冲突。
二、美国衰落下的中国海权经略
中美兴衰深度捆绑，这一荣衰规范着中美竞争的方式。中美竞争置于稳定的战略框架之下，以经济融合为背景，通过经济折冲消解权力转移。中美海权竞争从属于中美关系的多重战略需要，受制于这一相互依存与良性竞争的双边关系，陆海兼具的双元特征决定了相当长时期中国海权的有限性，因而中美海权抱负天然具有兼容性。
（1）中美战略融合
1．中美结构性矛盾退居背景中
反恐战争与金融危机是中美权力消长的节点，历20年迟滞漫长的权力转移，中美关系发生质变且浮出水面。美军锋芒挫伤，对华潜在军事威胁解除，而中国开始摆脱对美经济依赖，走上了独立自足的发展。中国模式的形成使美国失去了从政治上遏制中国的杠杆，美国对中国本土的渗透性影响力与潜在颠覆能力终结。中美竞争处于同一体系中，中美权力消长具有直接而紧密的零和性质。中国在单极体系中站稳脚跟意味着美国霸权的全面悬空。后冷战20年美国迁延苟安，被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所限定，为获取廉价产品与廉价债务洞开市场，助推了中国崛起，且始终未能构筑连贯一致的对华政策，在其全盛时期也没有颠覆中美关系的战略决断。拥有所有优势而不能阻挡中国崛起，美国不但丧失了冷战胜利赋予的战略机遇，也丧失了自身存在的权力根基，从长远看，将永远被淘汰出局，丧失参与国际竞争的机会。
中美结构性冲突隐退，不再是简单的敌人。鉴于中国整体利益和结构的庞大复杂，中美关系牵一发而动全身。多极均势回归意味着群雄蜂拥而起，继续遏制中国，对美国来说，不但力不从心，也将招致群雄坐大，在战略上摁下葫芦起了瓢，从而丧失其政策初衷。中美兴衰势成连体，权力消长无缝链接。中国夹生崛起，匆忙出发，内部整合不足，而多极化潮流的有利态势逆转，且面临欧亚大陆战略侧翼暴露的后顾之忧。美国力量陷在全球，战线拉长，与华协作可延缓衰落，稳定支离破碎的全球战略。在中美关系竞争与融合的双重性中，美国作为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依托这一倾向将继续凸显，中美安全需要开始与经济融合互利的趋势相一致，渐次崛起的中国与逐渐式微的美国开始唇亡齿寒。美国霸权急剧崩溃将瓦解全球战略稳定，导致全球混乱，而一个对列强施加适度约束又不对中国构成威胁的美国最为可取。
2．中美经济决胜
在中美竞争时代，地缘政治争夺经济化，中美以经济力量消涨界定相对权力优势，创造财富的能力最终决定这一竞争的结局。20年中美兴衰源于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力量消长构成稳定有序的中美权力和平流转的核心。经济融合的权宜利益不仅缓冲了中美关系中的一般冲突，也从长远上推动了中美力量的稳定变迁，从而化解了核均势形成的中美关系死结，避免再度形成冷战僵局。中国不断增强的经济力量，构成中美权力和平变迁的基础，它避免直接冲击美国霸权且保持连续不断的进取，迂回前进且步步为营，以缓慢累积的方式促成战略突进，以经济互利与融合为前提挤压并逐渐动摇单击体系，通过打击财富根基削弱美国强权。以应对苏联军事对抗与威胁为核心的美国战略架构，没有有效应对经济竞争的总体策略，单极体系衰落不是军队战败的结果，而是经济失败所致。[3]
中美竞争有着深刻的扭结，伴随着日趋增强的战略相互依赖，比美苏冷战对抗更为复杂多变。对崛起的中国来说，美国霸权逐渐退化为一种良性力量。与后冷战20年相比，中国战略规划倾向于海洋，聚焦于对美关系的时代结束了。今后中国的核心战略命题，不再是打破单极企图，粉碎其孤立和压垮中国的图谋，或在两难之间艰难平衡。中国外交聚焦于维持体系稳定以利权力继续有序转移。中美竞争处于同一体系中，可以自然的方式实现权力交替，以和平演变化解中美冲突。美国继续保有残存军事优势，但新秩序的政治大框架由经济力量的持续流转塑造。中国崛起箭在弦上，引而不发，蓄养国力，不受裹挟，继续在经济上展现国家意志，将美国霸权锁定在既定格局中缓慢衰落，可避免全球混乱与动荡，实现兵不顿而利可全的兵家至境。
（2）与美战略协作
1．和平崛起大势底定，中国在陆海两线均摆脱挟制，显出进取态势，因而四面受敌的地缘缺憾尽显，大局更为支离破碎。中国即刻面临一个结构性矛盾，表现为大战略中“塞防”与“海防”的两难、陆权与海权的破裂以及区域角色与全球角色的冲突，起因于一个同时在大陆与大洋扩展的两栖世界。欧亚大陆均势是全球体系的战略枢轴之一，全球海权与欧亚大陆均势势成连动。[4]美国丧失全球海权垄断，意味着美国将同时丧失对欧亚大陆均势的控制，从而导致群雄并起的乱局。美国霸权衰亡，也将使欧亚大国战略合纵的根基消失，支撑中国30年和平崛起，因苏联崩溃而形成的稳定大陆背景或将急剧动摇。执着于在海洋方向的推进，中国将同时在大陆力不从心，且可能直档陆海两线大国合纵的锋芒，造成两线战略态势同时孤立突出的险境。
要先制破击这种困局，必须实施明智而适时的战略转型。在经济力量消长继续推动中美权力转移的背景下，可将美国世界抱负纳入中国战略规划，将残存单极优势为我所用。美国大福不再，清理战略积弊，卸下帝国重负，迟早都要做出残酷的选择。将目标限定在推倒美国霸权上，试图匆忙完成这一进程不但自毁长城，也将重蹈美苏竞争两败俱伤的冷战覆辙。可继续迁就单极战略倾向，回避海洋战线的过度出击，鼓励美国继续承担全球海权重负与维持欧亚大陆均势的决心，延缓其陆海两线的同步衰落，迟滞其战略转换的时机，从而影响大国力量重新分化组合的节奏，增加战略裕余，以赢得更多时间集结资源应对陆海均势的变化。一个迷恋霸权、迁延不去的美国，是和平崛起的一部分，将继续为中国提供战略喘息。
2．推进战略西进——融合陆海权力
与美和解，倾国西进，可在战略上左右逢源。过去500年先后崛起的大国在地缘上均是残缺的，拥有或海或陆的单维潜力。欧美列强、俄（苏）与日本都不能逃脱这一地缘缺陷。英美霸权偏居于世界权力的边缘地带，被单一海洋视野所限定，其力量不能深入欧亚大陆心腹，只能借助于间接手段牵制大陆均势，其崛起均被迫以军事暴力争夺海上通道，遂先天陷入大国争夺的混战中心。而德国与苏联被困于欧亚大陆腹地，不能自由进出外洋，从而有效地参与世界权力的争夺。中央王国具备两栖地理的天赐奇缘，可融合陆海权力而在战略上立于不败之地。中国的文明潜力与地理幅员，注定了中国拥有力量摆脱500年海权历史的惯性，促使全球权力体系由单一向双元转变，打破海洋民族占据中心，从海上实施攻击，不断侵入大陆持续5个世纪的历史。
西进可融合中国大战略的全部核心考量，是中国战略突击的必由之路。构建西部战略通道，可超越500年大国兴衰的残缺范式，打破全球权力体系单一依赖海洋的困局，形成更为持久的两栖权力根基；回避与美在大洋上狭路相逢，避免中美零和消耗，从而为列强坐大提供渔利的机会；避免过度冲击美国霸权，防止其过早收缩或提前崩溃，从而危及和平崛起的战略安排；防止欧亚大陆区域大国坐大，并抑制其可能的过分扩张倾向；激活西部半壁江山的经济潜力，启动中央大市场，打开新的海外战略通道，在欧美市场衰落之后，开辟全球化第二战场，并以中国制造与投资为中心自立体系；恢复中国在欧亚大陆上传统的地缘政治角色，在稳定的华裔秩序崩溃之后，重塑欧亚大陆均势，以中国陆权为核心构建欧亚大陆安全体系，并破击任何可能的区域联合抵制。
西进也潜藏着战略破碎的隐患。后冷战20年，出于抵御单极体系的战略压力，欧亚列强被迫搁置彼此间的分歧与冲突，结成权宜战略协作，形成相对稳定但脆弱的欧亚均势，在这一祥和的背景之下，是中国力量自然地向这一地区伸展。美国在大洋上衰落意味着，20年之内，环绕中国陆海两线的帝国体系同时解体（类似的地缘政治变迁在500年大国兴衰的历史上绝无仅有），这一叠加效应将加剧中国在陆海两线战略分裂的两难困境。如此，中国将面临陆海两线同时收拾残局以及经济自然东西背进与四面出击的困境。战略西进形成陆海两线多个战略方面同时进取的态势，将加剧大局的战略绷紧，蕴含着战略破裂的巨大风险。进入欧亚腹地，将可能触动新的大国对抗与争夺，隐然陷入陆海列强的战略合围，从而可能导致两线战略规划全盘破局的险境。
大国崛起无往而不在夹缝之中，危境行险，如同后冷战20年，中国应有再度战略突围的决心，并善用这一天赐良机。苏联崩溃之后，整个欧亚大陆处于权力真空状态。过去30年，中国经济能量自然地向外辐射，西进大势已成，战略西进只是对客观存在的趋势加以确定而已。利用中央王国天然的中枢地位，在陆海两线均适度妥协以保持战略集中，同时谨慎节制地使用力量，避免任一战略方面挫动全局。核均势遏制了任何可能的大国异动，经济融合创造了新的大国互动背景，缓冲了中国两线受敌的潜在战略压力。中国西进恰逢其时，貌似战略涉险，其实履险如夷。和平崛起以经济缓进推动大国力量消长，以经济力量达成战略目标，中国由此可避免成为大国合纵的目标并主宰大国力量转换的命脉，假以岁月，中国将无往而不胜。
三、海权割据——中国海权制胜方略
远程探测投射技术的跃进与现代交通手段的日新月异使日韩等滨海地带融入欧亚大陆的整体战略蓝图，而幅员辽阔的大陆资源得以重新汇聚，开始拥有压倒海上力量不断增长的战略机运。在这一不断变迁的战略背景下，中国力量自然地向海上伸展。过去30年经济崛起，以经贸纽带为核心，周边渐渐融入了统一的经济空间，隐然形成体系架构。二战后东亚形成的中美轮廓分明的力量分野已不复存在。依托边缘地带的狭窄岛链，与漂泊海上分散孤立的海军舰艇，美国在东亚的前沿存在丧失军事效应，沦落为纯粹的地缘政治装饰。
中国需要不断弱化美国的全球海权垄断，这是两栖中国崛起的核心特征之一。但与传统的大国竞争相左，这一进程必须在和平战略之下渐次推进，不能损害惠及中国崛起的战略框架。与此一进程相适应，可维持东海既定格局而屯兵南海。维持东海格局，可避免美国力量过早收缩或全面溃退；而固守南海主权，可对众多世界海运咽喉要道施加影响，破击可能针对中国的海上联合遏制，同时构建与海上列强对等威慑的权力根基，将逐渐使东盟融入东亚新秩序，并最终决定日韩在中美间去就的决心。
（1）整合东亚
经济决胜与中美兴衰的深刻扭结决定了中美竞争的理性克制与旷日持久的拖延态势，决定了中国不能在中美力量对比中实现戏剧性惊天逆转，也决定了中国统和东亚及台湾统一进程的步伐。中国新生的经济力量转化为战略能力与政治影响力，最终侵蚀撼动美国霸权根基，只能在一种自然的进程中循序渐进。中美达成战略默契，虽同床异梦却共同起舞，以维持东亚安全格局及经济秩序，促成东亚和平演变。如同后冷战20年，中国接受东亚既定地缘政治格局，即美国将日韩置于保护之下及台湾的相对自主地位，避免美国霸权在东亚及全球过于捉襟现肘。中美关系处于深刻的、或公开或隐蔽的战略对峙，并不妨碍权宜合作。在相当长时期，环绕中国以经济融合的新生亚洲将与美国的同盟体系相互覆盖。依托这一难得的战略喘息，中国可实施战略西进并继续在东西两线推进经济崛起的和平战略。
携经济的崛起，中国执中美关系之牛耳。在中美力量渐进转换与中国多重战略考量之下，东亚注定要经历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与周边更为深邃的历史纽带将复活。近代中国衰落，环绕中国的华夷秩序崩溃，这一体系的国家纷纷失落，融入新的平衡。中国回归势将挽回传统的影响力。中国已跻身亚洲产业链的最高端，成为东亚聚合的原动力。凭借与东亚诸国文明共生、地理邻接的优势，可形成融合一体的经贸格局。借助于不断上升的整体力量，耐心地与美国展开角逐，逐渐填补美国力量减弱的权力真空，以经济融合冲淡美国对日韩的政治军事制约，以持久累积促成根本性战略变迁。中美协作而不走向战略摊牌，日韩不必在两难之间选择，对华外交不必达到稳定诉求，可促使权力转移继续处于稳定变迁的状态。
可在中美协作的大战略之下，依托西太平洋天然地缘构造及现今地缘政治格局，实施海权割据。海权割据以有限海权为目标，避免海上力量过分深入而分割现有国力或与列强海权过度纠缠。在第一岛链海域建立海上战略根基，具备在战时封闭周边海峡的能力，依托大陆腹地的纵深力量与环绕这一岛屿国家的相对友好，将自鸦片战争以来的海上威胁阻挡在海疆之外，并与美国实现海上生命线确保摧毁。如此，可避免战略过度绷紧，摆脱受制于海洋一端或被两头夹击的困局，且可避实就虚，推进战略西进。欧亚大陆的总体资源与军事潜力远超美国，这一资源被有效地组织起来，美国将彻底被边缘化。[5]在海洋战线通过持久对峙，拖垮消化美国霸权，以最小代价收拾残局，并在马拉松式的中美竞争结局之前，为下一轮大国竞争未雨绸缪。
（2）屯兵南海
南海问题是中美竞争的产物，是中美台海60年战略博弈的延伸和余波，从属于中美竞争的和平格局，受制于中美战略持久消耗的整体进程。中美竞争从台海推进到南海，是中国崛起的战略大跃进，也是中国和平战略的凯旋，美国留下的权力真空一再被填补，构成中美和平兴衰的连贯完整过程。南海困局必须在中国大战略的视野下寻求破解之策，它不能干扰和平崛起的既定国策，不能冲击中美协作驾驭全球权力转型的战略大势（中国是稳定的中美关系的最大获益者），不能挫动遍及陆海两线多个战略方面艰难维持的多元均势。南海问题是中美竞争与中美权力交替过程中一再显现的、连续的动态变迁的博弈焦点之一，也如同中美关系中所有的纠结，将在一种自然的进程中解决。经济缓进驱动中美权力流转如同君子豹变，从幼小到壮大，只能在忘我中发生，不能迅速而惊人。
如同曾经的台海博弈，南海问题的最终解决也将重温这一和平模式。后冷战20年，中国保持战略克制，维持台海现状，以拖延策略化解了危机而未引发中美冲突。这一持久的和平策略将继续成为中美关系中所有危机与对抗的经典解决模式。美国全球力量退潮，国力透支，陷入极肄以敝多方以误的战略陷阱，面对中国崛起无所措手。在遏制与接触中国之间摇摆，是华盛顿战略分裂与失落的症候。美国不能跨越大洋与中国长期战略对峙，且扩张过度，不能集中战略关注于南海，战略东移只是掩饰灾难性挫折与战略退却的遮羞布[6]。中菲黄岩岛争端是检测中美战略底线与实力的经典案例。美国摆出模糊姿态， [7]色厉内荏的底色昭然若揭。中菲争端确立了中美及南海诸国未来互动的政治先例。可保持既定战略，以自主方式、按自身节奏推进和平崛起，让陷于战略破碎的美国适应，而不是被动地随美国起舞。
依托日益增长的武力威慑背景，谋定而后动，可以长策坐定南海。介入南海，只是美国对台政策失败后的残余，搅局有余而成事不足，不会改变中美关系的大势及东亚整合趋势。可在主权属我、资源共享的原则下以拖待变，通过持久对峙促成美国自行后退，并最终与亚细安诸国达成谅解。与台海博弈时代相比，中国拥有充足的战略余裕从容破击南海困局，大势已在掌控之中。不必节外生枝或在意一时的进退得失，避免轻率盲动，不贪疆场小利，先忍后变，可为和平崛起赢得更为长久的发展机遇。中国大市场是不可抗拒的外交利器，亚细安诸国与中国拥有更持久的文明纽带，而连横通常拥有破击合纵的居高临下的战略优势。时间是和平中国的战略资源之一，中美权力消长的大势早就铸定了南海结局，南海问题拖延下去，也就是解决了。
四、结语
自冷战结束迄今，中国海外贸易线没有遭受直接的威胁，中国的海权状况也未阻碍和平崛起。中国崛起依赖海外贸易和海外市场，但摆脱了殖民时代本土繁荣必须在海外保持力量的滥觞。[8]和平崛起赢得了全球默许，挫败了单级体系于无形而未引发战争。这一事实虽不构成未来可以对急剧增长的海外经济存在与海外贸易线虚悬的高枕无忧，但至少表明，在全球一体化时代大国以经济竞争和平共存的背景下，基于确保彼此摧毁的战略稳定与多元海上力量的存在，殖民时代以垄断海上贸易线为特征的海权观念已经变迁。
中国海权是开放兼容的，它是和平战略的工具。中国海权以欧亚大陆的战略存在为前提，接受中美关系的战略框架约束，在单极体系的插曲消失、多极均势回归的背景下，中国日益增强的海上力量更多地是作为政治与外交筹码，这一渐进成长不能触发列强的联合遏制或灾难性军备竞赛，不能牵动陆海两线多个战略方面艰难维持的战略大局，它与陆权一道服务于经济崛起并推动正在开始的全球价值和制度转变的和平进程。中国海权是、而且也只能是两栖中国陆海双元权力的一个支轴。中国的海权原则是:陆权为体，海权为用。拥抱海洋,但要留在陆地上![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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