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质皇帝乾隆：当权64年 发动文字狱130多次

乾隆死了，但中国的文字冤案并未随他而消亡。回首中国文人的生存环境，一言以蔽之：艰难与险恶。

    乾隆作为承业皇帝，算是历史上最幸福的皇帝，他手下的盛世很大程度是得益于其父雍正。可父子二人相比，儿子的威名远在老子之上。同样的酷治江山，父子二人“酷”的效果却大不相同。儿子酷政“酷”得刁，玩得妙，帝王这套游戏规则算是被他把玩到家了。他刚柔并济，先宽后严，效果和口碑都非父辈可攀。

    单说他大兴文字狱一事，其规模之大，时间之久，神经程度之极，都远超父祖，不但把清朝文坛搅得乌烟瘴气，自己也落得个神经过敏症。有史以来，以清朝文字狱最多，清朝又以乾隆一朝最多，两个“最”字搁到一朝，可想当时文人的生存状态之危。

    据《清代文字狱简表》统计，乾隆在位60年，退休后仍不舍得弃权，又管4年，共计64年，制造的大规模、中规模和小规模的文字案共计130多起，可以说五个月就要对文人“刀斧伺候”一次。中央政府咬文嚼字、乐此不疲，地方政府为邀功请赏、扩大战果，恨不得挖地三尺。说白了也就是投皇帝之所好，挠皇帝之所痒，借无辜文人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戴花翎罢了。当然，其间也不乏文人失尊拍皇家马屁拍到马腿上，把性命拍丢的主儿。

    如冀州秀才安能敬，写一首“恩荣已千日，驱驰只一时，知主多宿忧，能排难者谁”。从诗作水平来看，此秀才可能刚刚出道，笔功稚浅，心里想的和落于笔端的错位大，鸿沟宽，累得他满头大汗，才得一首四句小诗，本意是想对清朝歌功颂德，不想竟被曲解为咒骂皇帝有忧有难，无人辅佐。安能敬被抓进大牢，拉上大堂，皮开肉绽后，他红着脸说了一句实在话：“我原要竭力称颂，无奈说不上来。”

    无独有偶，著名学者全祖望也曾干过此类倒霉事。他曾在《皇雅篇》中大叙雍正得位之正的问题，谄媚之意彰显，单等皇帝发现。可惜的是，皇帝还没看到，却被仇家瞅出了问题。全祖望的文章内有“为我讨贼清乾坤”之句，冠“贼”字于“清”字之上，被仇家指责为大逆不道上奏乾隆，后因有朝廷官员竭力为之辩解，才得以幸免。这马屁拍得又是一个不值。

    乾隆数十年屡兴大狱，缺德事干得真是不少，因而到了晚年，对“老”、“死”一类的字眼忌讳莫深。如乾隆四十四年，直隶的一个能人智天豹，数十年修得一本万年历，为讨好乾隆，特托人献给乾隆一本。不料，乾隆看后，发现该历只编到乾隆五十七年，越品越觉得不对头，这小子岂不是在变着法子咒朕早死？智天豹因巴结皇帝而掉了脑袋，冤情至深。可能直到死时，他方体悟出“伴君如伴虎”这句老话的深刻内涵：皇帝老儿跟前的马屁精可真不是那么好当的啊！

    可以说，清朝前期的文人们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野史上讲到一个刘三元，此人神经有毛病。某日，他疯气一犯，对着衙门大喊：我乃汉室后裔，要众官扶持。此等书面语言大老粗是说不出的，这个刘三元很可能是位落第秀才，因屡试不第，压抑而疯。可惜，乾隆政府并没有因精神的问题赦免他，判他个一刀之刑。
但比起另一位因在书信上写“坤治”年号被凌迟的江西疯子，一刀亡命的刘三元算是幸运了……文字案一桩接着一桩，虽说不是一窝风的大型运动，但这种零星不断持久战比集中战威力更大，给文人造成的心灵恐惧更是持久。文人个个心惊胆战，背着脑袋“爬格子”，用字用句皆小心翼翼，前后关照，审了又审，小心得不能再小心了，可依然不能保证全家老小的性命。当然也有不怕死冒大险写诗的。文字狱大兴其间，就有能人作诗曰：“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大概就是对外夷皇帝们咬文嚼字功夫的一种极力反抗。

    乾隆这位可爱的“十全老人”咬文嚼字的功夫也的确了得，他不但火眼金睛，还有骨头里面挑刺的癖好。到他这一朝，忌讳的字眼不断扩大，从明显处到隐晦处，从字面义到引申义，层层推敲，让文人们防不胜防，一旦被他揪住小尾巴，他根本不会给你留申辩的余地，一瞬间便能让你体会到啥叫“祸从天降”。

    当身上的小肉片在刽子手的刀下如同雪花飞舞之时，自己却还不知道哪里得罪了皇帝老儿？哪个字眼戳到了他的讳处？只得带着重重疑问和极刑的疼痛到阴间去细揣细问了！比如，杭州卓长龄著《忆鸣诗集》，“鸣”与“明”谐音，被人指为“忆念明朝”，上报给乾隆。乾隆帝一看，问题更是严重了一层，连卓氏的家人都携带着一齐深恶痛绝之，称他们“丧尽天良，灭绝天理，真为复载所不容”。从咬牙切齿的咒骂来看，这哪里还是政府对民众，简直上升到了私仇家恨的层面上了。

    从上可以看出，文人阶层也是一个千人千性的小社会，啥嘴脸都有，有怕死的，也有不怕死的；有丢弃文人骨气的软蛋，也有刚正不阿的硬骨头。尽管千人千性，但作为文人还是有其共通的性格脉络的。比如说，文人自古就有种种繁多的失意情绪，发起牢骚来不知不觉。再比如，文人参政的欲望，让其总是无法远离政治磁场。在“学而优则仕”的价值观念的影响下，中国文人要么入仕为官，将文人和官吏的双重身份归于一身；要么就是奔波于考场几十年，落得一腔怨气。文人与官场的这种紧密又微秒的关系，便是历朝历代的政治运动皆是拿文人开刀的原因。

    但总的说来，文官也好，屡试不第的秀才也罢，总是控制不住自己的失意心理：没有及第的想入朝为官，当上官的又嫌当的官太小，欲壑难平，牢骚满腹。说白了，吃的都是“口舌”之亏。乾隆五十三，湖南耒阳的老秀才贺世盛，多次科举都没及第，只得靠代写词状为生。不平事经历得多了，便把经手的案件拼凑总结出一部《笃国策》。写成之后，立即上京城投献，以待取悦龙颜，换得一官半职风光风光。不想此书涉及了批评捐官制度的问题，取悦不成，反而被定为“妄议朝政”，被判了斩立决。

    爱好“口舌之祸”的文人面对神经质皇帝，面对天天瞅机会拍马屁的官僚，小心作文不犯忌讳实属上策。可文人一旦作起文章，便进入了“庖丁解牛”的无意识状态，哪里管得住手中之笔，心中牢骚不吐不快。比如乾隆四十四年五月，乾隆不知从哪弄得一本文集。文集的作者系安徽一贡生：书很有可能是自费出版，就像现在的业余作者爬了几十年格子，敲了很多年的键盘，掏腰包出书一样，算是文学生涯的一次总结。此贡生也是怀着此种心理为自己的文学生涯“总结”了一下，并为这次“总结”自撰序言，把多年人仕不顺的牢骚话全兜了出来，火药气极浓，指斥上天。本以为发行量不大，安徽贡生并未将序言之事放置于心。事不凑巧，“文集”被乾隆偶然“宠幸”到了，其结果可想而知：贡生被斩首不说，连其子和处理该案不力的知县也被判以死缓。

    按理说，乾隆即位时，大清江山已统治百年有余，皇位稳如泰山，大没必要再像父祖们那般跟知识分子叫板。然而，一个文化上的弱势民族从蛮荒之地入主中原，统治一个智慧的民族，其文化心里是相当复杂的，复杂的文化心理继而又转化成民族敌视。皇帝一旦敌视哪个群体，这个群体自然就不会有好果子吃，不会有好日子过，直杀得“砍头只当风吹帽”。

    乾隆四十二年，江西的一个老学究深居书斋多年，不懂官场规矩，更不知道满清皇帝文化心理上的软肋所在。当他看到《康熙字典》中存在的问题，便犯上了知识分子的较真病，私下删改不说，还另编《字贯》一书。《康熙字典》乃钦定之书，敢于对该书进行批评，自然是“罪不容诛”。江西巡抚海成侦知此事，不敢怠慢，立即上报朝廷，又将老学究革去举人，投入大狱，隔三差五地提出来审讯，同时又把案宗上交乾隆。乾隆在审理案宗时，发现该书凡例中将康熙以下以至他自己的庙讳、御名各以本字开列，“深堪发指”，立即传旨将罪犯移押京师，照大逆律处决。同时巡抚海成也受牵连。他虽首举有功，但却因未及时发现这一重大问题，而被乾隆咬牙切齿地斥为“天良昧尽”，革职下狱。

    从一系列的文字案上看，除了胡中藻案与政治有点关联外，其余的多因乾隆神经过敏症所引发，涉及人员大多是下层文人，有文学青年，还有老不及第的秀才，甚至连一些早已作古的墓中之人也未能幸免。可以说，乾隆坏事干了不少，功绩也不少，整人很是有一套手段，光拿下层人民开刀，杀鸡骇猴，把狂妄自负的文人们整得大气不敢出，还不得不从心眼里服人家，还不得不拈起笔来撰写人家是一代明君、一代圣贤。
http://www.scnjnews.com/news/con ... content_1094163.htm乾隆死了，但中国的文字冤案并未随他而消亡。回首中国文人的生存环境，一言以蔽之：艰难与险恶。

    乾隆作为承业皇帝，算是历史上最幸福的皇帝，他手下的盛世很大程度是得益于其父雍正。可父子二人相比，儿子的威名远在老子之上。同样的酷治江山，父子二人“酷”的效果却大不相同。儿子酷政“酷”得刁，玩得妙，帝王这套游戏规则算是被他把玩到家了。他刚柔并济，先宽后严，效果和口碑都非父辈可攀。

    单说他大兴文字狱一事，其规模之大，时间之久，神经程度之极，都远超父祖，不但把清朝文坛搅得乌烟瘴气，自己也落得个神经过敏症。有史以来，以清朝文字狱最多，清朝又以乾隆一朝最多，两个“最”字搁到一朝，可想当时文人的生存状态之危。

    据《清代文字狱简表》统计，乾隆在位60年，退休后仍不舍得弃权，又管4年，共计64年，制造的大规模、中规模和小规模的文字案共计130多起，可以说五个月就要对文人“刀斧伺候”一次。中央政府咬文嚼字、乐此不疲，地方政府为邀功请赏、扩大战果，恨不得挖地三尺。说白了也就是投皇帝之所好，挠皇帝之所痒，借无辜文人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戴花翎罢了。当然，其间也不乏文人失尊拍皇家马屁拍到马腿上，把性命拍丢的主儿。

    如冀州秀才安能敬，写一首“恩荣已千日，驱驰只一时，知主多宿忧，能排难者谁”。从诗作水平来看，此秀才可能刚刚出道，笔功稚浅，心里想的和落于笔端的错位大，鸿沟宽，累得他满头大汗，才得一首四句小诗，本意是想对清朝歌功颂德，不想竟被曲解为咒骂皇帝有忧有难，无人辅佐。安能敬被抓进大牢，拉上大堂，皮开肉绽后，他红着脸说了一句实在话：“我原要竭力称颂，无奈说不上来。”

    无独有偶，著名学者全祖望也曾干过此类倒霉事。他曾在《皇雅篇》中大叙雍正得位之正的问题，谄媚之意彰显，单等皇帝发现。可惜的是，皇帝还没看到，却被仇家瞅出了问题。全祖望的文章内有“为我讨贼清乾坤”之句，冠“贼”字于“清”字之上，被仇家指责为大逆不道上奏乾隆，后因有朝廷官员竭力为之辩解，才得以幸免。这马屁拍得又是一个不值。

    乾隆数十年屡兴大狱，缺德事干得真是不少，因而到了晚年，对“老”、“死”一类的字眼忌讳莫深。如乾隆四十四年，直隶的一个能人智天豹，数十年修得一本万年历，为讨好乾隆，特托人献给乾隆一本。不料，乾隆看后，发现该历只编到乾隆五十七年，越品越觉得不对头，这小子岂不是在变着法子咒朕早死？智天豹因巴结皇帝而掉了脑袋，冤情至深。可能直到死时，他方体悟出“伴君如伴虎”这句老话的深刻内涵：皇帝老儿跟前的马屁精可真不是那么好当的啊！

    可以说，清朝前期的文人们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野史上讲到一个刘三元，此人神经有毛病。某日，他疯气一犯，对着衙门大喊：我乃汉室后裔，要众官扶持。此等书面语言大老粗是说不出的，这个刘三元很可能是位落第秀才，因屡试不第，压抑而疯。可惜，乾隆政府并没有因精神的问题赦免他，判他个一刀之刑。
但比起另一位因在书信上写“坤治”年号被凌迟的江西疯子，一刀亡命的刘三元算是幸运了……文字案一桩接着一桩，虽说不是一窝风的大型运动，但这种零星不断持久战比集中战威力更大，给文人造成的心灵恐惧更是持久。文人个个心惊胆战，背着脑袋“爬格子”，用字用句皆小心翼翼，前后关照，审了又审，小心得不能再小心了，可依然不能保证全家老小的性命。当然也有不怕死冒大险写诗的。文字狱大兴其间，就有能人作诗曰：“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大概就是对外夷皇帝们咬文嚼字功夫的一种极力反抗。

    乾隆这位可爱的“十全老人”咬文嚼字的功夫也的确了得，他不但火眼金睛，还有骨头里面挑刺的癖好。到他这一朝，忌讳的字眼不断扩大，从明显处到隐晦处，从字面义到引申义，层层推敲，让文人们防不胜防，一旦被他揪住小尾巴，他根本不会给你留申辩的余地，一瞬间便能让你体会到啥叫“祸从天降”。

    当身上的小肉片在刽子手的刀下如同雪花飞舞之时，自己却还不知道哪里得罪了皇帝老儿？哪个字眼戳到了他的讳处？只得带着重重疑问和极刑的疼痛到阴间去细揣细问了！比如，杭州卓长龄著《忆鸣诗集》，“鸣”与“明”谐音，被人指为“忆念明朝”，上报给乾隆。乾隆帝一看，问题更是严重了一层，连卓氏的家人都携带着一齐深恶痛绝之，称他们“丧尽天良，灭绝天理，真为复载所不容”。从咬牙切齿的咒骂来看，这哪里还是政府对民众，简直上升到了私仇家恨的层面上了。

    从上可以看出，文人阶层也是一个千人千性的小社会，啥嘴脸都有，有怕死的，也有不怕死的；有丢弃文人骨气的软蛋，也有刚正不阿的硬骨头。尽管千人千性，但作为文人还是有其共通的性格脉络的。比如说，文人自古就有种种繁多的失意情绪，发起牢骚来不知不觉。再比如，文人参政的欲望，让其总是无法远离政治磁场。在“学而优则仕”的价值观念的影响下，中国文人要么入仕为官，将文人和官吏的双重身份归于一身；要么就是奔波于考场几十年，落得一腔怨气。文人与官场的这种紧密又微秒的关系，便是历朝历代的政治运动皆是拿文人开刀的原因。

    但总的说来，文官也好，屡试不第的秀才也罢，总是控制不住自己的失意心理：没有及第的想入朝为官，当上官的又嫌当的官太小，欲壑难平，牢骚满腹。说白了，吃的都是“口舌”之亏。乾隆五十三，湖南耒阳的老秀才贺世盛，多次科举都没及第，只得靠代写词状为生。不平事经历得多了，便把经手的案件拼凑总结出一部《笃国策》。写成之后，立即上京城投献，以待取悦龙颜，换得一官半职风光风光。不想此书涉及了批评捐官制度的问题，取悦不成，反而被定为“妄议朝政”，被判了斩立决。

    爱好“口舌之祸”的文人面对神经质皇帝，面对天天瞅机会拍马屁的官僚，小心作文不犯忌讳实属上策。可文人一旦作起文章，便进入了“庖丁解牛”的无意识状态，哪里管得住手中之笔，心中牢骚不吐不快。比如乾隆四十四年五月，乾隆不知从哪弄得一本文集。文集的作者系安徽一贡生：书很有可能是自费出版，就像现在的业余作者爬了几十年格子，敲了很多年的键盘，掏腰包出书一样，算是文学生涯的一次总结。此贡生也是怀着此种心理为自己的文学生涯“总结”了一下，并为这次“总结”自撰序言，把多年人仕不顺的牢骚话全兜了出来，火药气极浓，指斥上天。本以为发行量不大，安徽贡生并未将序言之事放置于心。事不凑巧，“文集”被乾隆偶然“宠幸”到了，其结果可想而知：贡生被斩首不说，连其子和处理该案不力的知县也被判以死缓。

    按理说，乾隆即位时，大清江山已统治百年有余，皇位稳如泰山，大没必要再像父祖们那般跟知识分子叫板。然而，一个文化上的弱势民族从蛮荒之地入主中原，统治一个智慧的民族，其文化心里是相当复杂的，复杂的文化心理继而又转化成民族敌视。皇帝一旦敌视哪个群体，这个群体自然就不会有好果子吃，不会有好日子过，直杀得“砍头只当风吹帽”。

    乾隆四十二年，江西的一个老学究深居书斋多年，不懂官场规矩，更不知道满清皇帝文化心理上的软肋所在。当他看到《康熙字典》中存在的问题，便犯上了知识分子的较真病，私下删改不说，还另编《字贯》一书。《康熙字典》乃钦定之书，敢于对该书进行批评，自然是“罪不容诛”。江西巡抚海成侦知此事，不敢怠慢，立即上报朝廷，又将老学究革去举人，投入大狱，隔三差五地提出来审讯，同时又把案宗上交乾隆。乾隆在审理案宗时，发现该书凡例中将康熙以下以至他自己的庙讳、御名各以本字开列，“深堪发指”，立即传旨将罪犯移押京师，照大逆律处决。同时巡抚海成也受牵连。他虽首举有功，但却因未及时发现这一重大问题，而被乾隆咬牙切齿地斥为“天良昧尽”，革职下狱。

    从一系列的文字案上看，除了胡中藻案与政治有点关联外，其余的多因乾隆神经过敏症所引发，涉及人员大多是下层文人，有文学青年，还有老不及第的秀才，甚至连一些早已作古的墓中之人也未能幸免。可以说，乾隆坏事干了不少，功绩也不少，整人很是有一套手段，光拿下层人民开刀，杀鸡骇猴，把狂妄自负的文人们整得大气不敢出，还不得不从心眼里服人家，还不得不拈起笔来撰写人家是一代明君、一代圣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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