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尚荣副总长在79年对越作战中

1978年12月7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策发起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准备对越南实施有限时间、有限规模的军事惩罚，以打击其猖狂反华和在东南亚扩张的气焰。解放军总参谋部作为军令系统的中枢机构，直接对中央军委负责，地位举足轻重。其对下要贯彻执行中央军委的意图，拟订和组织实施战略战役计划和动员计划，调动指挥和部署协调全国武装力量的军事行动；对上要及时提供各种情报信息，反映军队在军事行动中的动态情况，以供中央军委进行决策时参考。王尚荣是主管作战的副总长，在这场战争中的工作千头万绪，宵衣旰食，倾注了很大心力。

因为中越曾多年友好，中国在长期内并未以越南作为战争假想敌，对越南的兵要地志情况了解非常匮乏。进入异国作战，须臾离不开军事地图。然而，中国当年还就没有靠谱的越北地区军事地图。按理说中国援越将近30年，几十万部队都到过越南，又是修路，又是架桥的，都需要进行地形测绘，是应该掌握越北地区很多地形情况的。而且，1959年时，中国政府应越南政府邀请，先后派出了25支测绘大队入越，工作历时4年，援助越南完成了国土测量工作。无论怎么说，中国掌握一些精确的越北地区地形图应该不是难事吧？还真就是难事。临到作战用时，拿不出来。最后只好使用法国在20世纪3、40年代绘制的一些地图，陈旧粗陋，与实地误差很大。还有抗美援越时获得的美军航拍地图，很多地区是简易绘制，没有等高线，只有地名和明显地形地貌。这些地图经大量翻印后下发到部队，比例多为1：10万和1：5万，仅能解决紧急临战时的燃眉之急，后来在实战过程中出了很多问题。

中央军委决策发起对越作战时，最初的设想是选择越南境内浅近纵深目标，用3-5天的时间，歼灭越军1-2个师，打击越南的反华气焰，并以机动作战的方式牵制越南，支持面临越南严重军事威胁的民主柬埔寨，警告越南当局不要走得太远。根据中央军委的意图，总参将作战预令下达给了参战的广州、昆明军区。各军区经过多次开会研究，进行了反复讨论，先后将初步作战方案上报到了总参。广州军区的作战方案是首先拔掉广西边境上的几个越南公安屯，收复被越军侵占的中国领土浦念岭和庭毫山，尔后寻歼越军在边境附近配置的地方守备团。如越军主力第3师或346师来援，则集中兵力予以歼击。昆明军区的作战方案是首先集中14军主力歼灭与云南河口县、马关县相邻的越南孟康、发隆地区防御之敌。如越军主力345师来援，则集中13军、14军对其进行歼击。应该说，这两个方案都基本贯彻了中央军委的意图，强调机动作战，在几个点上打痛越军，然后相机寻歼敢于来援的越军主力，牵制越南的侵柬行动，是比较扎实稳妥的方案。

然而越军在1978年底对柬埔寨发动了全面的军事进攻，势头咄咄逼人。中央军委再次召开作战会议进行研究，判断越军这次进攻已不再限于以往的边境冲突，而是意在推翻民柬政权。因而决定对越作战规模要扩大，增调部队，打掉越军3-5个师，作战时间延长到15-20天，是为对越南当局的有限军事惩罚。这样一来，战争规模就比较大了，需要顾忌苏联与越南之间有军事联盟性质的条约，要提防苏联军队在北方可能实施的对越策应行动。在南方部队进行惩越作战的同时，北方部队也要防御苏军可能的入侵。根据中央军委的意图，王尚荣也对全局作战方案进行了酝酿和设想。在扩大作战规模后，关键就在于八个字：有限战争，速战速决。南方要惩越，北方要防苏，所以军事行动要快，还要打得狠，要牢牢控制战争规模，掌握主动，力争政治和军事双赢。

广州军区和昆明军区后来又将新的作战方案呈报军委和总参审批。广州军区的新作战方案仍然是以稳妥为主，扩大了对广西边境越军公安屯、地方守备团和主力步兵师的寻歼力度。邓小平听过汇报之后，明确表示这个方案不符合中央军委的意图。尔后，王尚荣和总参第一副总长杨勇、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一起向来京汇报的广州军区参谋长周德礼等人解释了军委的意图和总参的作战设想。其根本原则就是要进行较大纵深作战，穿插分割越军，速战速决，速歼速回。据此，广州军区又重新拟定了作战方案，决心对高平地区越军实施南北对进的大纵深分割围歼，同时在同登、禄平方向做牵制攻击，这个方案很快得到了军委和总参的批准。昆明军区呈报的新作战方案也颇有亮点，是以云南河口方向为主战场，集中兵力沿红河两岸并肩向越南老街、谷柳、柑塘地域实施突击，同时在金平、麻栗坡地区对越军进行牵制攻击。当时总参的杨勇、何正文两位副总长和总后勤部的张贤约副部长亲自到河口、马关去实地勘察了边境形势，并与昆明军区的杨得志、刘志坚、张铚秀等领导进行了反复讨论，最后才确定了这个作战方案。在拟定和审批作战方案期间，国防部长兼军委武装力量委员会主任徐向前也全程参与。这位老帅是人民解放军在历经浩劫后硕果仅存的著名军事家之一，也是当时世界上年龄最大的国防部长。他不但提出了自己的作战设想，还对各军区上报的作战方案字斟句酌、一丝不苟地进行了审查，直到和军委、总参的意见达成一致，才通过了作战方案。

中央军委在决定扩大作战规模时，还有一个意图，就是增调成都军区50军和武汉军区54军参战，归昆明军区指挥，从云南中老边境打出去，直取奠边府，迂回越西北。当时作战预令已下达到了成都军区和武汉军区，50军、54军指挥人员都到云南边境勘察了地形，昆明军区还专门成立了指挥和保障2个军作战行动的军区西前指。后来因为柬埔寨形势变化和政治、军事等因素的综合考虑，这次作战行动最终取消。50军、54军作为战役预备队，后分别加强到了东西两线。

在对越作战打响前的一个星期，王尚荣就带领总参指挥班子进入了位于北京西山的中央军委地下指挥中心，紧张实施战前最后的组织指挥和协调准备工作。1979年2月17日，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全线打响，王尚荣也全力投入了一生中参与组织指挥的最后一战。开战初期，西线13军很快打过红河，14军与老街、班菲、孟康、发隆之敌激战相持；东线突击高平的南北集团都连续遇阻，进展迟缓。东西两线的作战进程不太理想，远远超出了战前速战速决的估计。战争的头一周是最紧张的时候，从总参、军委到中央领导人都严密关注着前方的动向。军委主席华国锋和徐向前、聂荣臻两位老帅天天都到指挥中心来，听取作战汇报，注意研究战场态势，并提出意见和建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当时身体不太好，也天天给指挥中心打电话询问战况。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邓小平则平均两天到指挥中心一次，他话不太多，但根据作战进展和情况的变化，对一些重要作战部署的变更甚至武器的使用都给予了明确的指示。如东线穿插部队打到越军纵深后，随身携带的粮食已吃光，又要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能扰民，情况非常困苦。邓小平接到报告后果断拍板，指示部队可以就地筹粮，临时解决急需；西线13军进展较快，邓小平指示昆明军区要在柑塘地区“打一个大仗”、“打一个恶仗”、“歼敌万把人”，下决心歼灭柑塘之敌；西线预备队50军149师紧急赶赴战地，原定要配属给14军作战。邓小平指示该师转归13军指挥，下火车后不要停，迅速向前边机动等等。王尚荣每天守在作战室，及时将战场动态上报军委，并根据军委指示修改战役决心，向前线部队下达命令。因为紧张忙碌，他几乎很少睡觉。杨勇副总长也钉在指挥中心几天没回家，直到高平方向打过去了，他才松了口气，回了趟家。

高平攻下后，谅山方向又成为战役热点。根据军委指示，2月26日，王尚荣向前线部队通报：广西方向55军拿下谅山、云南方向13军插到外波河、14军打到栋光就不再向前伸了。前线部队打到后来越打越顺手，希望能扩大战果。王尚荣等人将情况上报到军委后，华国锋、邓小平等军委领导研究后也有了考虑，有情报显示北方的苏军并未进行大规模动员，显然还在观察动静，可以抓紧机会再给越军几下重击。不久，军委又下达指示：“争取自卫还击作战的更大胜利。”于是，东线55军拿下谅山北市区后，继续一鼓作气打过奇穷河，攻占谅山南市区，将战线又向奇穷河以南推进了5公里，摆出了威逼河内的架势。西线50军149师投入战斗，长途攻进30余公里打下沙巴县城，重创了越军主力316A师。14军也追击红河东岸溃逃之越军，一直打到郭参、春斗地区。邓小平当时有些意犹未尽，战后对来中国访问的基辛格说：“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认为，如果我们的惩罚性行动更纵深地进入越南，效果会更好。”“我们可以再深入越南30公里。我们占领了所有的防御工事地区。没剩下一条防线到河内。”

3月4日，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作出了内部指示，宣布自卫还击作战胜利结束，5日向国际公开声明。关于撤军回国的事宜，几位中央领导人的讲话都各具特色。

邓小平：“要搞一个声明，给友好国家打招呼。要组织好欢迎，由一个副总理和一个副委员长组织。解放军报要发表社论。”

华国锋：“要注意分寸。”

叶剑英：“要片纸不留！”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总参于4日晚向东西两线参战各部队下达了准备撤军回国的命令和中国政府将发表撤军声明的通报，并确定了回撤原则：从3月6日起，各部队“由前至后，交替掩护，边剿边撤”。东线高平地区的清剿作战可以适当延长一些时间，确定将残敌肃清。

随后东西两线部队边清剿边回撤，并有计划地破坏了战区内的越军各种军政设施，以示惩罚。3月16日，对越参战部队全部撤回了中国境内。在整个自卫还击作战的20多天里，王尚荣日夜坚守岗位，分析战况，研究对策，贯彻军委指示，指导前线部队作战，没有一天离开过指挥中心，直到部队扫荡越北，胜利撤军。

自卫还击作战结束后不久，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就用几句话总结了战争结果，表达了对苏联军事威胁的轻蔑：“至于威胁我们，他们只在边界附近举行了军事演习，派出几只船到中国南海。但他们不敢动我们一根毫毛。毕竟，我们仍然能够摸老虎的屁股。”

3月16日，王尚荣代表总参在中越边境作战情况报告会上作了报告，邓小平还即席发表了重要讲话。不久，徐向前受邓小平委托，也在军委驻地三座门主持会议，听取了军事科学院院长宋时轮关于对越作战情况调查的汇报。十多年不战的人民解放军，在这场战争中收获了太多的经验教训。


1978年12月7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策发起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准备对越南实施有限时间、有限规模的军事惩罚，以打击其猖狂反华和在东南亚扩张的气焰。解放军总参谋部作为军令系统的中枢机构，直接对中央军委负责，地位举足轻重。其对下要贯彻执行中央军委的意图，拟订和组织实施战略战役计划和动员计划，调动指挥和部署协调全国武装力量的军事行动；对上要及时提供各种情报信息，反映军队在军事行动中的动态情况，以供中央军委进行决策时参考。王尚荣是主管作战的副总长，在这场战争中的工作千头万绪，宵衣旰食，倾注了很大心力。

因为中越曾多年友好，中国在长期内并未以越南作为战争假想敌，对越南的兵要地志情况了解非常匮乏。进入异国作战，须臾离不开军事地图。然而，中国当年还就没有靠谱的越北地区军事地图。按理说中国援越将近30年，几十万部队都到过越南，又是修路，又是架桥的，都需要进行地形测绘，是应该掌握越北地区很多地形情况的。而且，1959年时，中国政府应越南政府邀请，先后派出了25支测绘大队入越，工作历时4年，援助越南完成了国土测量工作。无论怎么说，中国掌握一些精确的越北地区地形图应该不是难事吧？还真就是难事。临到作战用时，拿不出来。最后只好使用法国在20世纪3、40年代绘制的一些地图，陈旧粗陋，与实地误差很大。还有抗美援越时获得的美军航拍地图，很多地区是简易绘制，没有等高线，只有地名和明显地形地貌。这些地图经大量翻印后下发到部队，比例多为1：10万和1：5万，仅能解决紧急临战时的燃眉之急，后来在实战过程中出了很多问题。

中央军委决策发起对越作战时，最初的设想是选择越南境内浅近纵深目标，用3-5天的时间，歼灭越军1-2个师，打击越南的反华气焰，并以机动作战的方式牵制越南，支持面临越南严重军事威胁的民主柬埔寨，警告越南当局不要走得太远。根据中央军委的意图，总参将作战预令下达给了参战的广州、昆明军区。各军区经过多次开会研究，进行了反复讨论，先后将初步作战方案上报到了总参。广州军区的作战方案是首先拔掉广西边境上的几个越南公安屯，收复被越军侵占的中国领土浦念岭和庭毫山，尔后寻歼越军在边境附近配置的地方守备团。如越军主力第3师或346师来援，则集中兵力予以歼击。昆明军区的作战方案是首先集中14军主力歼灭与云南河口县、马关县相邻的越南孟康、发隆地区防御之敌。如越军主力345师来援，则集中13军、14军对其进行歼击。应该说，这两个方案都基本贯彻了中央军委的意图，强调机动作战，在几个点上打痛越军，然后相机寻歼敢于来援的越军主力，牵制越南的侵柬行动，是比较扎实稳妥的方案。

然而越军在1978年底对柬埔寨发动了全面的军事进攻，势头咄咄逼人。中央军委再次召开作战会议进行研究，判断越军这次进攻已不再限于以往的边境冲突，而是意在推翻民柬政权。因而决定对越作战规模要扩大，增调部队，打掉越军3-5个师，作战时间延长到15-20天，是为对越南当局的有限军事惩罚。这样一来，战争规模就比较大了，需要顾忌苏联与越南之间有军事联盟性质的条约，要提防苏联军队在北方可能实施的对越策应行动。在南方部队进行惩越作战的同时，北方部队也要防御苏军可能的入侵。根据中央军委的意图，王尚荣也对全局作战方案进行了酝酿和设想。在扩大作战规模后，关键就在于八个字：有限战争，速战速决。南方要惩越，北方要防苏，所以军事行动要快，还要打得狠，要牢牢控制战争规模，掌握主动，力争政治和军事双赢。

广州军区和昆明军区后来又将新的作战方案呈报军委和总参审批。广州军区的新作战方案仍然是以稳妥为主，扩大了对广西边境越军公安屯、地方守备团和主力步兵师的寻歼力度。邓小平听过汇报之后，明确表示这个方案不符合中央军委的意图。尔后，王尚荣和总参第一副总长杨勇、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一起向来京汇报的广州军区参谋长周德礼等人解释了军委的意图和总参的作战设想。其根本原则就是要进行较大纵深作战，穿插分割越军，速战速决，速歼速回。据此，广州军区又重新拟定了作战方案，决心对高平地区越军实施南北对进的大纵深分割围歼，同时在同登、禄平方向做牵制攻击，这个方案很快得到了军委和总参的批准。昆明军区呈报的新作战方案也颇有亮点，是以云南河口方向为主战场，集中兵力沿红河两岸并肩向越南老街、谷柳、柑塘地域实施突击，同时在金平、麻栗坡地区对越军进行牵制攻击。当时总参的杨勇、何正文两位副总长和总后勤部的张贤约副部长亲自到河口、马关去实地勘察了边境形势，并与昆明军区的杨得志、刘志坚、张铚秀等领导进行了反复讨论，最后才确定了这个作战方案。在拟定和审批作战方案期间，国防部长兼军委武装力量委员会主任徐向前也全程参与。这位老帅是人民解放军在历经浩劫后硕果仅存的著名军事家之一，也是当时世界上年龄最大的国防部长。他不但提出了自己的作战设想，还对各军区上报的作战方案字斟句酌、一丝不苟地进行了审查，直到和军委、总参的意见达成一致，才通过了作战方案。

中央军委在决定扩大作战规模时，还有一个意图，就是增调成都军区50军和武汉军区54军参战，归昆明军区指挥，从云南中老边境打出去，直取奠边府，迂回越西北。当时作战预令已下达到了成都军区和武汉军区，50军、54军指挥人员都到云南边境勘察了地形，昆明军区还专门成立了指挥和保障2个军作战行动的军区西前指。后来因为柬埔寨形势变化和政治、军事等因素的综合考虑，这次作战行动最终取消。50军、54军作为战役预备队，后分别加强到了东西两线。

在对越作战打响前的一个星期，王尚荣就带领总参指挥班子进入了位于北京西山的中央军委地下指挥中心，紧张实施战前最后的组织指挥和协调准备工作。1979年2月17日，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全线打响，王尚荣也全力投入了一生中参与组织指挥的最后一战。开战初期，西线13军很快打过红河，14军与老街、班菲、孟康、发隆之敌激战相持；东线突击高平的南北集团都连续遇阻，进展迟缓。东西两线的作战进程不太理想，远远超出了战前速战速决的估计。战争的头一周是最紧张的时候，从总参、军委到中央领导人都严密关注着前方的动向。军委主席华国锋和徐向前、聂荣臻两位老帅天天都到指挥中心来，听取作战汇报，注意研究战场态势，并提出意见和建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当时身体不太好，也天天给指挥中心打电话询问战况。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邓小平则平均两天到指挥中心一次，他话不太多，但根据作战进展和情况的变化，对一些重要作战部署的变更甚至武器的使用都给予了明确的指示。如东线穿插部队打到越军纵深后，随身携带的粮食已吃光，又要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能扰民，情况非常困苦。邓小平接到报告后果断拍板，指示部队可以就地筹粮，临时解决急需；西线13军进展较快，邓小平指示昆明军区要在柑塘地区“打一个大仗”、“打一个恶仗”、“歼敌万把人”，下决心歼灭柑塘之敌；西线预备队50军149师紧急赶赴战地，原定要配属给14军作战。邓小平指示该师转归13军指挥，下火车后不要停，迅速向前边机动等等。王尚荣每天守在作战室，及时将战场动态上报军委，并根据军委指示修改战役决心，向前线部队下达命令。因为紧张忙碌，他几乎很少睡觉。杨勇副总长也钉在指挥中心几天没回家，直到高平方向打过去了，他才松了口气，回了趟家。

高平攻下后，谅山方向又成为战役热点。根据军委指示，2月26日，王尚荣向前线部队通报：广西方向55军拿下谅山、云南方向13军插到外波河、14军打到栋光就不再向前伸了。前线部队打到后来越打越顺手，希望能扩大战果。王尚荣等人将情况上报到军委后，华国锋、邓小平等军委领导研究后也有了考虑，有情报显示北方的苏军并未进行大规模动员，显然还在观察动静，可以抓紧机会再给越军几下重击。不久，军委又下达指示：“争取自卫还击作战的更大胜利。”于是，东线55军拿下谅山北市区后，继续一鼓作气打过奇穷河，攻占谅山南市区，将战线又向奇穷河以南推进了5公里，摆出了威逼河内的架势。西线50军149师投入战斗，长途攻进30余公里打下沙巴县城，重创了越军主力316A师。14军也追击红河东岸溃逃之越军，一直打到郭参、春斗地区。邓小平当时有些意犹未尽，战后对来中国访问的基辛格说：“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认为，如果我们的惩罚性行动更纵深地进入越南，效果会更好。”“我们可以再深入越南30公里。我们占领了所有的防御工事地区。没剩下一条防线到河内。”

3月4日，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作出了内部指示，宣布自卫还击作战胜利结束，5日向国际公开声明。关于撤军回国的事宜，几位中央领导人的讲话都各具特色。

邓小平：“要搞一个声明，给友好国家打招呼。要组织好欢迎，由一个副总理和一个副委员长组织。解放军报要发表社论。”

华国锋：“要注意分寸。”

叶剑英：“要片纸不留！”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总参于4日晚向东西两线参战各部队下达了准备撤军回国的命令和中国政府将发表撤军声明的通报，并确定了回撤原则：从3月6日起，各部队“由前至后，交替掩护，边剿边撤”。东线高平地区的清剿作战可以适当延长一些时间，确定将残敌肃清。

随后东西两线部队边清剿边回撤，并有计划地破坏了战区内的越军各种军政设施，以示惩罚。3月16日，对越参战部队全部撤回了中国境内。在整个自卫还击作战的20多天里，王尚荣日夜坚守岗位，分析战况，研究对策，贯彻军委指示，指导前线部队作战，没有一天离开过指挥中心，直到部队扫荡越北，胜利撤军。

自卫还击作战结束后不久，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就用几句话总结了战争结果，表达了对苏联军事威胁的轻蔑：“至于威胁我们，他们只在边界附近举行了军事演习，派出几只船到中国南海。但他们不敢动我们一根毫毛。毕竟，我们仍然能够摸老虎的屁股。”

3月16日，王尚荣代表总参在中越边境作战情况报告会上作了报告，邓小平还即席发表了重要讲话。不久，徐向前受邓小平委托，也在军委驻地三座门主持会议，听取了军事科学院院长宋时轮关于对越作战情况调查的汇报。十多年不战的人民解放军，在这场战争中收获了太多的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