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至今世间仍有隐约的耳语 — 记财政部税警总团

（作者声明：本贴版权归作者所有，未经作者同意严禁转贴。如本文不能归入精华，两天后作者自行删贴！）


[face=楷体_GB2312]谨以此文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特别要纪念那些或许注定默默无闻，然而却为维护这个民族的尊严洒尽了热血的先烈们。[/face]

　　一.   税警小史

　　自盘古开天，食盐就成为人们生活必需。 据权威哲人考证，远在老上古唐虞 “尧舜之道 爱亲尊贤”（几乎史前文化？）的时候，食盐尚由人们自由开采、交换。 后来大禹发现从这种爱亲尊贤的每日必需品中可以弄钱，于是乎独出心裁，制定盐贡，这也许是中国最早的税收形式。到了东周，超老牌经济学家管仲先生在齐国为相， 便将祖宗的好法子发扬光大，进一步对食盐实行政府专卖，由此抽缴盐税充实“国”库，从此便奠定了我泱泱华夏的税收体制，进而世代相沿，源远流长；盐税也就逐渐在中国的政府收入中比例越来越大，逐之“盐”必行，行必果。

　　历代“盐人”、“农官”、“盐铁史”、“巡检”、“水师”至后来的盐警，都是专门保护盐场、防缉私盐的公务员。当然，除了盐巴以外，这些公务员的业务范围也逐渐扩大到缉私，不过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缉私对象主要还是私盐，不像今天品种繁多到无所不包，武装公务还得对付“大飞”、“铁甲潜艇”（据称最大时速可达50节！）之类的摩托化航海载私工具。

　　民国开元以后，袁大总统暨洪宪皇上世凯将军为偿还外债，效仿上古先皇弄钱惯伎，建立盐务稽核所，由鬼佬会办（名义上由中国人主办），从中以部分盐税抵债；但会办很快变成包商买办垄断，一发不可收拾。

　　为了保证盐务的绝对买办，政府在盐运使之下设立了缉私总部，下辖缉私营，在各盐场专门驻有巡警，经销区设有盐巡营，对胆敢不老实进贡的盐商实行专政。当时大多缉私营都采用陆军编制（专政本身就具有军事化的特征），官兵实行军衔，其装备、勤务、训练、管理均同陆军。 由于各处盐产销售区地域广泛、品流复杂，使得缉私营规模愈见齐全，步、炮、骑、水师以及舰艇均备，直情一支独立的军队；这点对于后面我们理解为什么税警总团的编制如此奇特，装备如此优良颇有启发。

　　各省官吏乱世英雄，也充分利用包商玩弄“盐”必行的挤钱绝招，少数盐包商买通官吏，将全国盐务划为分区，利益均分相互不得越界，否则以私盐论处。盐包商在满足主管官吏饱醉快活并腰包肿胀之余，仅缴纳少量税金便独揽盐务销售大权，当时即使在产盐区，平常百姓吃盐亦要看盐商脸色行事，据悉仅盐税一项每年国家的财政收入就要痛失数亿光洋。当时盐政曾与厘金、资本税等号称国内三大恶税，孙文先生曾对此深痛恶绝，斥之“无恶不作”。

　　国民政府北伐统一后，于各盐产和销售地区改编或设立了盐务缉私局，统受财政部盐务署监督，但各地方局仍对中央财政部阳奉阴违，各行其是。 这种现象一直到哈弗经济院毕业生、中国近代财政天才宋子文先生掌管中央财政后才得以解决。 宋氏1928年启任财政部长后，快刀利麻，出台统一收人、统一税率、整理场产、推广销运等四点改革措施，并在国民政府第一次财政会议后果断地废除了包商制。

　　原本宋先生还打算撤销盐务稽核所，但受国情所制，只好折衷将其纳入财政部管辖，然而由于盐务系统长期的稳定性和独立性，财政部对其仍然难以完全控制。 因而，组建一支完全由财政部调遣的“亲兵”似乎颇有必要。 财政部的步骤是先于盐务署中设立缉私处，将原管辖的各缉私局统归管理，由财政部统一拨款、任命、训练及调遣，又将原来的“盐警”改编成缉私队。 缉私处直接管辖缉私总队若干，各地再根据业务量设立大队或中队若干。 1930年，财政部又根据管理发展的需要，进一步将各缉私队改组为“税警”，并划归财政部盐务稽核总所代管，当时的编制虽然以队为单位，但仍沿用陆军制式管理。 我们以后的主角，后来出了两名陆军总司令的税警总团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诞生的。

　　由于税务的重要性直接关系到国家是否先富的要命问题，或者关乎到政府的荷包是否饱满的大是大非（在宋先生的各种招数之下，政府的盐务税收从原来1928年的3000万元迅速递增至1933年的1.58亿元。），对税警的聘用有较高的要求：首先谢绝文盲 ！ 不说进过国小国中，起码得念过“波波哉”（私塾）；所有拟录用人员均须试用，以三个月为一期，期满后如经其所在稽核分所或稽核处认定暂不能“补实”者，需延长试用期三个月，如经试用满九个月仍不能合乎要求，即炒。 试用人员在试用期内不享有正式人员的待遇，这点相信在改放的今天大家一定非常熟悉。 一旦正式录用，为使属员“实心办事，不敢为非”，税警的待遇不但高于一般陆军士兵，就连一般警察也不能与之相比，但同样亦有更苛严的要求和纪律。

　　早期的税警培训与其他警种相似，分为三级制。最低一级为警员教练所，主要负责培训一般的大头兵，时间为三个月一期，每期抽调警员轮训。 培训的科目有：警察学、刑法通论、侦察学大意、军事训练、盐务与税务缉私概要、士兵操练以及驾驶车辆船只（根据兵种需要）、武器使用及保养等等，后来还包括“党义”和“新生活运动纲要”等政治思想教育。 进一步的培养则重点于警士、警官的干部训练。 国府专门培养税务警员的教练所成立于1929年6月，当时称为盐务缉私士兵教练所，后改为税警教导所（队，团）；但到以后的税警总团，国家分分钟面临战争，招募及训练的改动很大，至中央接管总团时期，为了随时的作战需要，全部课目均以野战为主。


　　二.   税警总团的成立

　　关于税警总团成立的准确时间目前尚未查到正式资料，但根据原新38师老军医薛庆煜编的孙立人年谱以及内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三总队队史（网页资料，未见原件），等资料，估计可能是1930年10月。  

　　成立伊始，在宋部长的偏好和热情倡导下，税警总团积极效仿美国财税武装组织体系，仍按陆军编制装备、训练、执勤。由于身为财神爷的门生，加之洋人买办为了能够在华获得较为稳定的投资环境，八国银行集团也利用盐税的余额经费对税警有所拨款，因而总团一开始就天资独厚，得到了最优良的装备，器械素质甚至超过了当时中央最精锐的陆军主力师。 据老牌德国军火代理商丁福成老先生回忆，1930年10月财政部宋部长亲自签约，一次性就为税警总团购进了批量的德国测距仪、炮队镜、瞄准镜、望远镜等等先进的军用光学仪器。 税警总团还被认为是当时国内最先装备有师属战车（英制vickers-carden-loyd轻型两栖战车）队的单位（之一？），但据总团的作战纪录和黄杰将军的资料，这种认为似乎颇为牵强。

　　历来国府装甲部队史中有一种说法，认为1929年3月陆军第一支装甲部队“陆军教导第一师战车队”（第一任队长张杰英中校，实际上也是一支师属战车部队）建立时，从税警总团手中接受了18辆vickers-carden-loyd。 笔者对此甚感疑惑，其一：税警总团当时可能尚未成立，即便成立了也是初始阶段，阔气到一下子给出18辆英国战车的可能性甚小；其二：当时向外定购装备主要由财政部负责。个人认为，历来许多人都倾向将财政部 — 宋子文 — 税警总团混为一谈，本来战车由财政部购进后再拨给教导第一师顺理成章，但把税警总团视为宋子文的亲兵，再把宋先生视为财政部的化身，因而将正规渠道调拨的战车当成是从总团身上挤出的油水也就合情合理了。不过，战车运到后先让总团开开眼界，再交给有关单位也是可能的；或许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当初财政部确实有意将总团装甲化，但未能得到政府点头，故将装甲车交还政府调配。但有一点应该是没有争议的：税警总团的装备、经费、待遇远比其他军事或准军事单位特殊。

　　税警总团建立以后，首任总团长是美国西点军校1915级的高材生王赓；从有关资料分析，总团初成立时驻在上海，总团部设于徐家汇，下属三个分团，第一分团（团长赵君迈）驻徐家汇，第二分团（团长古鼎华）驻南翔，第三分团（团长张远南，1.28后由莫雄旧部刘天绍接任）驻闸北。总团还建有直辖的特务连、工兵连、通信连、迫击炮连、卫生队。由于总团配有德国装备，当时还有8名德国顾问。

　　此后总团的架构迅速扩大，不久就设有自己的医院（到1931年还扩大成总医院）、修械所、迫击炮营、炮兵营、通信营、辎重营等等单位，并含有号称八大处（参谋处、副官处、军需处、军械处、军法处、军医处、顾问处、政训处，后两处是一般陆军师没有的）的管理单元，整个设置比一般的步兵师还齐全得多。 显眼齐备的架构加上不断扩充的意向，难免使得宋子文先生长期被人怀疑可能有建立自己的御林军的野心，甚至有人认为宋部长积极筹划兵变。 这种看法也并非毫无道理：首先，税警总团作为装备一流的武装组织，却不受国家的最高军事权力机构节制；再则盐务军警是否有必要以比国防主力师还健全的架构建设，确实令人颇有质疑；况且根据中国的传统，上下几千年的掌勺者或有志掌勺者，都对军事具有特别的兴趣以及过人的敏感，不少甚至连正步或齐步都分得不太清楚的名人，同样渴望能有显赫的军功流芳百世。

　　无论宋部长成立税警总团的初衷如何，有一点却是非常明确的，税警总团标新立异，还以众多的留学生来管理训练，试图在传统排外的国情之下鹤立鸡群，无论其效果如何，首先就肯定令人非常看不顺眼，加之总团的官佐们无视环境如何，相互之间开口就是洋文，更加使得旁人无形中感到自卑，进而将这些海归军官视为异类。 这种情形为总团以后变迁中不同出身的干部之间的彼此信任带来了隐忧，这点可以在孙立人将军以后的回忆口吻中明显感觉出来。

　　有关总团早期的训练以及执勤的情况目前尚难查证，可能大方向是以美国陆军的训练为蓝本，德国顾问主要负责装备器械的使用、保养等方面的指导。 虽然王赓总团长具有优秀的美国教育背景和长期的美式文化习惯，但同样首当其冲地要面临一个：自从晚清开始直至今天仍然根深蒂固的、海归后如何在巨大的环境、物质、人际差异条件下施展才华的老大难问题。 这个问题甚至使得30年代的一名留学现代航空的饱学之士自恨报国无门，怒投扬子江。从零星的资料看来，王总团长回国后并没有享有或者没有很好利用人尽其才的境遇，因而目前公认税警总团自建立伊始就系国府武装精锐的看法值得大打折扣，人浮于事、勾心斗角甚至贪污腐化的风气可能是避免不了的。 据莫雄先生的回忆：他任代总团长时，军需处处长就曾经诱劝他趁司令部每月有几百万（？）的大洋过手“捞一把”。不过话又说回来，考虑到莫老先生的江湖背景以及回忆时的环境，这种说法是否有夸大成分就值得推敲了。
（作者声明：本贴版权归作者所有，未经作者同意严禁转贴。如本文不能归入精华，两天后作者自行删贴！）


[face=楷体_GB2312]谨以此文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特别要纪念那些或许注定默默无闻，然而却为维护这个民族的尊严洒尽了热血的先烈们。[/face]

　　一.   税警小史

　　自盘古开天，食盐就成为人们生活必需。 据权威哲人考证，远在老上古唐虞 “尧舜之道 爱亲尊贤”（几乎史前文化？）的时候，食盐尚由人们自由开采、交换。 后来大禹发现从这种爱亲尊贤的每日必需品中可以弄钱，于是乎独出心裁，制定盐贡，这也许是中国最早的税收形式。到了东周，超老牌经济学家管仲先生在齐国为相， 便将祖宗的好法子发扬光大，进一步对食盐实行政府专卖，由此抽缴盐税充实“国”库，从此便奠定了我泱泱华夏的税收体制，进而世代相沿，源远流长；盐税也就逐渐在中国的政府收入中比例越来越大，逐之“盐”必行，行必果。

　　历代“盐人”、“农官”、“盐铁史”、“巡检”、“水师”至后来的盐警，都是专门保护盐场、防缉私盐的公务员。当然，除了盐巴以外，这些公务员的业务范围也逐渐扩大到缉私，不过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缉私对象主要还是私盐，不像今天品种繁多到无所不包，武装公务还得对付“大飞”、“铁甲潜艇”（据称最大时速可达50节！）之类的摩托化航海载私工具。

　　民国开元以后，袁大总统暨洪宪皇上世凯将军为偿还外债，效仿上古先皇弄钱惯伎，建立盐务稽核所，由鬼佬会办（名义上由中国人主办），从中以部分盐税抵债；但会办很快变成包商买办垄断，一发不可收拾。

　　为了保证盐务的绝对买办，政府在盐运使之下设立了缉私总部，下辖缉私营，在各盐场专门驻有巡警，经销区设有盐巡营，对胆敢不老实进贡的盐商实行专政。当时大多缉私营都采用陆军编制（专政本身就具有军事化的特征），官兵实行军衔，其装备、勤务、训练、管理均同陆军。 由于各处盐产销售区地域广泛、品流复杂，使得缉私营规模愈见齐全，步、炮、骑、水师以及舰艇均备，直情一支独立的军队；这点对于后面我们理解为什么税警总团的编制如此奇特，装备如此优良颇有启发。

　　各省官吏乱世英雄，也充分利用包商玩弄“盐”必行的挤钱绝招，少数盐包商买通官吏，将全国盐务划为分区，利益均分相互不得越界，否则以私盐论处。盐包商在满足主管官吏饱醉快活并腰包肿胀之余，仅缴纳少量税金便独揽盐务销售大权，当时即使在产盐区，平常百姓吃盐亦要看盐商脸色行事，据悉仅盐税一项每年国家的财政收入就要痛失数亿光洋。当时盐政曾与厘金、资本税等号称国内三大恶税，孙文先生曾对此深痛恶绝，斥之“无恶不作”。

　　国民政府北伐统一后，于各盐产和销售地区改编或设立了盐务缉私局，统受财政部盐务署监督，但各地方局仍对中央财政部阳奉阴违，各行其是。 这种现象一直到哈弗经济院毕业生、中国近代财政天才宋子文先生掌管中央财政后才得以解决。 宋氏1928年启任财政部长后，快刀利麻，出台统一收人、统一税率、整理场产、推广销运等四点改革措施，并在国民政府第一次财政会议后果断地废除了包商制。

　　原本宋先生还打算撤销盐务稽核所，但受国情所制，只好折衷将其纳入财政部管辖，然而由于盐务系统长期的稳定性和独立性，财政部对其仍然难以完全控制。 因而，组建一支完全由财政部调遣的“亲兵”似乎颇有必要。 财政部的步骤是先于盐务署中设立缉私处，将原管辖的各缉私局统归管理，由财政部统一拨款、任命、训练及调遣，又将原来的“盐警”改编成缉私队。 缉私处直接管辖缉私总队若干，各地再根据业务量设立大队或中队若干。 1930年，财政部又根据管理发展的需要，进一步将各缉私队改组为“税警”，并划归财政部盐务稽核总所代管，当时的编制虽然以队为单位，但仍沿用陆军制式管理。 我们以后的主角，后来出了两名陆军总司令的税警总团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诞生的。

　　由于税务的重要性直接关系到国家是否先富的要命问题，或者关乎到政府的荷包是否饱满的大是大非（在宋先生的各种招数之下，政府的盐务税收从原来1928年的3000万元迅速递增至1933年的1.58亿元。），对税警的聘用有较高的要求：首先谢绝文盲 ！ 不说进过国小国中，起码得念过“波波哉”（私塾）；所有拟录用人员均须试用，以三个月为一期，期满后如经其所在稽核分所或稽核处认定暂不能“补实”者，需延长试用期三个月，如经试用满九个月仍不能合乎要求，即炒。 试用人员在试用期内不享有正式人员的待遇，这点相信在改放的今天大家一定非常熟悉。 一旦正式录用，为使属员“实心办事，不敢为非”，税警的待遇不但高于一般陆军士兵，就连一般警察也不能与之相比，但同样亦有更苛严的要求和纪律。

　　早期的税警培训与其他警种相似，分为三级制。最低一级为警员教练所，主要负责培训一般的大头兵，时间为三个月一期，每期抽调警员轮训。 培训的科目有：警察学、刑法通论、侦察学大意、军事训练、盐务与税务缉私概要、士兵操练以及驾驶车辆船只（根据兵种需要）、武器使用及保养等等，后来还包括“党义”和“新生活运动纲要”等政治思想教育。 进一步的培养则重点于警士、警官的干部训练。 国府专门培养税务警员的教练所成立于1929年6月，当时称为盐务缉私士兵教练所，后改为税警教导所（队，团）；但到以后的税警总团，国家分分钟面临战争，招募及训练的改动很大，至中央接管总团时期，为了随时的作战需要，全部课目均以野战为主。


　　二.   税警总团的成立

　　关于税警总团成立的准确时间目前尚未查到正式资料，但根据原新38师老军医薛庆煜编的孙立人年谱以及内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三总队队史（网页资料，未见原件），等资料，估计可能是1930年10月。  

　　成立伊始，在宋部长的偏好和热情倡导下，税警总团积极效仿美国财税武装组织体系，仍按陆军编制装备、训练、执勤。由于身为财神爷的门生，加之洋人买办为了能够在华获得较为稳定的投资环境，八国银行集团也利用盐税的余额经费对税警有所拨款，因而总团一开始就天资独厚，得到了最优良的装备，器械素质甚至超过了当时中央最精锐的陆军主力师。 据老牌德国军火代理商丁福成老先生回忆，1930年10月财政部宋部长亲自签约，一次性就为税警总团购进了批量的德国测距仪、炮队镜、瞄准镜、望远镜等等先进的军用光学仪器。 税警总团还被认为是当时国内最先装备有师属战车（英制vickers-carden-loyd轻型两栖战车）队的单位（之一？），但据总团的作战纪录和黄杰将军的资料，这种认为似乎颇为牵强。

　　历来国府装甲部队史中有一种说法，认为1929年3月陆军第一支装甲部队“陆军教导第一师战车队”（第一任队长张杰英中校，实际上也是一支师属战车部队）建立时，从税警总团手中接受了18辆vickers-carden-loyd。 笔者对此甚感疑惑，其一：税警总团当时可能尚未成立，即便成立了也是初始阶段，阔气到一下子给出18辆英国战车的可能性甚小；其二：当时向外定购装备主要由财政部负责。个人认为，历来许多人都倾向将财政部 — 宋子文 — 税警总团混为一谈，本来战车由财政部购进后再拨给教导第一师顺理成章，但把税警总团视为宋子文的亲兵，再把宋先生视为财政部的化身，因而将正规渠道调拨的战车当成是从总团身上挤出的油水也就合情合理了。不过，战车运到后先让总团开开眼界，再交给有关单位也是可能的；或许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当初财政部确实有意将总团装甲化，但未能得到政府点头，故将装甲车交还政府调配。但有一点应该是没有争议的：税警总团的装备、经费、待遇远比其他军事或准军事单位特殊。

　　税警总团建立以后，首任总团长是美国西点军校1915级的高材生王赓；从有关资料分析，总团初成立时驻在上海，总团部设于徐家汇，下属三个分团，第一分团（团长赵君迈）驻徐家汇，第二分团（团长古鼎华）驻南翔，第三分团（团长张远南，1.28后由莫雄旧部刘天绍接任）驻闸北。总团还建有直辖的特务连、工兵连、通信连、迫击炮连、卫生队。由于总团配有德国装备，当时还有8名德国顾问。

　　此后总团的架构迅速扩大，不久就设有自己的医院（到1931年还扩大成总医院）、修械所、迫击炮营、炮兵营、通信营、辎重营等等单位，并含有号称八大处（参谋处、副官处、军需处、军械处、军法处、军医处、顾问处、政训处，后两处是一般陆军师没有的）的管理单元，整个设置比一般的步兵师还齐全得多。 显眼齐备的架构加上不断扩充的意向，难免使得宋子文先生长期被人怀疑可能有建立自己的御林军的野心，甚至有人认为宋部长积极筹划兵变。 这种看法也并非毫无道理：首先，税警总团作为装备一流的武装组织，却不受国家的最高军事权力机构节制；再则盐务军警是否有必要以比国防主力师还健全的架构建设，确实令人颇有质疑；况且根据中国的传统，上下几千年的掌勺者或有志掌勺者，都对军事具有特别的兴趣以及过人的敏感，不少甚至连正步或齐步都分得不太清楚的名人，同样渴望能有显赫的军功流芳百世。

　　无论宋部长成立税警总团的初衷如何，有一点却是非常明确的，税警总团标新立异，还以众多的留学生来管理训练，试图在传统排外的国情之下鹤立鸡群，无论其效果如何，首先就肯定令人非常看不顺眼，加之总团的官佐们无视环境如何，相互之间开口就是洋文，更加使得旁人无形中感到自卑，进而将这些海归军官视为异类。 这种情形为总团以后变迁中不同出身的干部之间的彼此信任带来了隐忧，这点可以在孙立人将军以后的回忆口吻中明显感觉出来。

　　有关总团早期的训练以及执勤的情况目前尚难查证，可能大方向是以美国陆军的训练为蓝本，德国顾问主要负责装备器械的使用、保养等方面的指导。 虽然王赓总团长具有优秀的美国教育背景和长期的美式文化习惯，但同样首当其冲地要面临一个：自从晚清开始直至今天仍然根深蒂固的、海归后如何在巨大的环境、物质、人际差异条件下施展才华的老大难问题。 这个问题甚至使得30年代的一名留学现代航空的饱学之士自恨报国无门，怒投扬子江。从零星的资料看来，王总团长回国后并没有享有或者没有很好利用人尽其才的境遇，因而目前公认税警总团自建立伊始就系国府武装精锐的看法值得大打折扣，人浮于事、勾心斗角甚至贪污腐化的风气可能是避免不了的。 据莫雄先生的回忆：他任代总团长时，军需处处长就曾经诱劝他趁司令部每月有几百万（？）的大洋过手“捞一把”。不过话又说回来，考虑到莫老先生的江湖背景以及回忆时的环境，这种说法是否有夸大成分就值得推敲了。
[此贴子已经被新侨联委员于2005-7-14 17:04:59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