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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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问题在近、现代中日关系史中占据重要位置，是涉及中日关系的一个原则问题，今天仍为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1972年中日两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日本和台湾断绝了“外交关系”。从1972年至80年代后半期，中日两国共同致力于发展双方的友好关系，在台湾问题上，日本政府基本遵守了《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原则精神，履行了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作出的承诺，将日台关系限定在经济、文化领域民间的、非官方层面上。可是从80年代后半期，特别是冷战结束之后，随着国际和日本国内环境的变化，日本右翼和政界中的“台湾帮”，开始在这一问题上发难，一再向指导两国关系的基本原则发起挑战，使两国关系的发展不断受到干扰。
日台关系演变
（一）历史上日本对台湾的染指
《北京专约》的签订。琉球原是中国封建王朝的朝贡国，后屡遭日本萨摩藩的封建诸侯侵掠。1871年11月琉球的一些渔船在海上遇难，漂流到台湾，一批渔民被台湾牡丹社住民杀害。日本明治政府以此为借口欲向中国发难，遂开始作侵台准备。1874年4月5日，日本政府在长崎设“台湾番地事务所”，任命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台湾番地事务都督”，任命海军少将赤松和陆军少将谷为参军，出兵侵略台湾。
1874年5月3日，日军的赤松和谷两个少将率1700人分乘“日进”“孟春”两艘军舰从长崎出发，10日进入琅峤湾、登陆射寮。16日，西乡从道乘“谷砂丸”舰，率1900人分乘4艘军舰由长崎出发，22日抵达射寮。这样，日军3600人在台湾登陆，向台湾内地发展进攻。日军分三路进兵，攻击牡丹社住地。日军一路烧杀，所到之处，荡然无存。6月1日，日军3000人马在牡丹社住地合拢，占领了双溪口、琅峤一带、军舰控制了鹅銮鼻东湾。
6月21日，清政府派人去台湾与日本谈判，要求立即撤兵，但日方提出清政府赔偿侵台的一切费用，保证台湾人今后不再发生伤害外国人事件的要求。在此期间，日本陆军大辅山县有朋向天皇献策，主张如清政府不答应日本要求，则发兵3万，从江苏登陆，乘势直捣天津，以结城下之盟。在日本的武力威胁下，腐败的清政府于1874年10月31日同日本签订了《北京专约》，同意“赔偿”日本军费50万两白银，并且默认了琉球人是日本人，使日本吞并琉球合法化。
《马关条约》的签订及日本占据台湾。明治维新后，日本加速对外扩张，蓄谋夺占朝鲜和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1894年朝鲜发生东学党领导的农民起义，朝鲜政府请清政府派兵援助，日本乘机出兵侵占朝鲜，并于7月占领王宫，发动兵变，攻占清驻朝鲜总理公署，并对中国海陆军发动突然袭击。8月1日，双方正式宣战。9月，中国陆海军在平壤战役和黄海海战中受挫。10月，日军分陆海两路进攻中国东北，占领九连城、安东(丹东)，11月又陷大连、旅顺等地。次年2月，日军攻占威海卫军港，中国北洋舰队全军覆没。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派李鸿章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条约共11款，附有《另约》、《议订专条》各3款。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为中国割让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据此，日本对台湾实施了长达五十年的殖民统治。
（二）冷战时期的日台关系
1、中日建交前的日台关系。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台湾重新回到祖国怀抱。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国民党政权溃退台湾，海峡两岸呈现分裂和对峙的局面。
二战结束后，国际上出现了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对峙局面，以1947年3月杜鲁门主义出台为标志，整个世界进入冷战时期。新中国成立之初，实行了对苏“一边倒”政策，导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奉行对华遏制政策，在上述背景下美国改变对日政策；另一方面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自此，台湾开始成为西方大国遏制中国的一个筹码。
1951年9月8日，美国操纵下的“旧金山和约”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排斥在外，非法赋予台湾的蒋介石集团代表中国政府实现片面对日媾和的权力。“旧金山和约”于1952年4月28日生效。同一天，日本吉田政府和蒋介石集团签订了非法的“日台条约”建立了所谓的“外交关系”，日本与台湾当局依照美国的战略意图，在遏制新中国目标下开始结成同盟关系。
2、中日建交后的日台关系。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世界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国的国际地位明显提高。1971年10月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国际上出现了美、中、苏大三角战略关系的地缘政治结构。基于对抗苏联的需要，美国调整了对华政策，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导致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在这种背景下，长期唯美国马首是瞻的日本政府也开始转变其对华政策。
1972年9月，田中角荣首相访问中国，中日双方发表了《中日联合声明》，实现了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关于台湾问题，“联合声明”第二条明确规定：“日本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第三条指出：中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此外，联合声明签字后，1972年9月29日，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作为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台条约已失去存在意义，可以认为该条约已经完结”，以上述方式宣告了“日台条约”的废除。1978年8月，中日两国又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从而使《中日联合声明》具有了法律基础，全面实现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化。
冷战后日台关系的“质变”
自80年代起，日本经济实力迅速增强，日本国内兴了一股保守主义思潮。1983年，著名鹰派政治家中曾根康弘登上了首相宝座, 随后提出了“政治大国”战略，强调:“要在世界政治中加强日本的发言权，不仅增加日本作为经济大国的份量，而且增加日本作为政治大国的份量。”与此相联系，日本政治右倾趋向日益突出。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形势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变化。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标志着以美苏对抗为特点的冷战格局的瓦解。苏联解体使得日本感到长期以来源于北方的强大威胁的消失。另一方面，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对日本实现“政治大国”目标的追求是个障碍。特别是亚太地区作为日本实现政治大国战略的基本出发点和立足点，更为日本所重视。而台湾在亚太地区地位十分重要。于是，日本开始重新认识台湾的存在价值。进入90年代以后，日本从自己的战略利益出发，逐步调整对华政策，违背《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事件时有发生。“发展与台湾的实质关系”逐步成为日本对台基本方针，日台关系呈现日趋走强的态势。新时期日台关系的发展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1、挑战禁区进入新阶段。1990年日台关系出现突破，同年7月，台湾派出了日台“断交”十八年后第一个“立法院访问团”抵日本活动。该团在日期间活动频繁，与日本朝野各政党要人及国会议员进行了广泛接触。代表团团长台“立法院副院长”刘松藩称，此行开创了“国会外交接触面最广、拜会层次最高的记录”。这标志着日台关系已突破了经济文化领域的民间层次，开始进入政治交往的新阶段。
2、日台关系的实质性调整。1991年5月5日，日本《朝日新闻》头条以大幅标题“日本政府决定扩大同台湾的务实交流”，报道了日本新的对台政策。其主要措施有两条：其一、向日驻台机构“日本交流协会”派驻干部。5月初，日本首次派时任外务省东南亚第二课长的野本隹夫以“长期休假”的形式出任“日本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总务部长。不久，日本政府又决定由时任通产省大臣的秘书小川忠夫接任“日本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次长。这是日本首次向民间性质的“日本交流协会”派遣政府官员，从而使其具官方性质。日本舆论认为，此举标志着“日本交流协会的任务不单限于领事关系，而将进一步负有‘大使馆’的角色”。其二、日本“决定放宽政府有关人士与台湾当局接触的限制”，允许部长和副部长级以下官员以私人资格与台湾当局接触。日本法务省也同意台驻日机构“亚东关系协会”扩大编制，并宣布对“亚东关系协会”成员免予使用“外国人登记法”，实际是给其以“准外交官”待遇。
3、日台关系逐步升温。1992年，日台关系继续升温。日本政府、国会内掀起了一股亲台思潮，许多政界人士主张重新重视台湾的“存在价值”。1月下旬，副首相渡边美智雄在议会回答质询时表示：“今后对台关系在务实工作基础上可以积极地进行”。自民党参议员村上正邦则更加直言不讳，他声称“对目前与台湾关系之不正常现状不可继续置之不顾”，他建议政府应“仿效美国制定‘台湾关系法’，以重视并改善对台湾的关系” 。1993年日台政治关系的发展连续创造了自双方“断交”以来的几个“第一”。2月5日，台湾“外长”钱复第一次访问日本，访问期间，钱复与日本自民党要人频繁接触，其中包括自民党政调会长三冢博、“日华议员恳谈会”会长藤尾正行、自民党前干事长小渊惠三、自民党前副总裁金丸信以及日本前首相竹下登。5月20日，日本通产省政策局局长冈松壮三访台，这是日本政府高级官员第一次访问台湾；11月10日，有日本财界总理之称的经济团体联合会(经团联)会长平岩外四第一次访问台湾；11月26日，日本官房长官武村正义在谈及日台关系时，第一次在公开外交场合称台湾为“国家”。
4、提高交流级别提升日台关系。1994年9月，亚运会在日本广岛举行，台湾当局和日本政府中的“台湾邦”共同策划李登辉借出席亚运会之机访问日本。1994年9月，日本前劳动大臣、国会“台湾邦”代表村上正邦率领参议院“日本友好议员联盟”代表团访台，并向李登辉递交了一份有111名日本参众两院议员支持李登辉访日的签名名单，其声势之浩大，史无前例。由于我国政府的坚决反对，日本村山内阁才表示“不可能同意李登辉入境”。李登辉访日计划破产后，台湾当局和日本政府又策划出一个折衷方案，即邀请台“行政院副院长”徐立德出席亚运会，在徐立德访日问题上日本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多次强烈反对，仍坚持向徐立德发放入境签证，目的在于提高日台交流级别，进一步提升日台关系。
5、将日中、日台关系相提并论。1995年初，日本外务省发表了《当前的主要外交事项》的外交文件，强调在进一步发展日中关系的同时，也要“保持稳定的日台关系”。继1994年借出席亚运会之机访日破产后，台湾当局又在争取李登辉出席1995年11月的亚太经合组织大阪会议。为此，台湾与日本当局进行了频繁的高层政治接触。双方接触的层次和所涉及的范围超出了1994年秋在李登辉、徐立德访日问题上的协调规模和水平。1995年6月17日，日本派APEC大使内田胜久以秘使暨全权大使身份同台湾当局“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司长”沈国雄举行了会谈，这是日台“断交”以来首次大使级接触。由于中国政府的坚决反对，李登辉访日计划再次破灭。1995年是日台双方利用台出席APEC大阪会议人选问题发展政治关系的一年。双方借此实现了大使级官员的接触，加强了日台实质关系的发展。
6、干涉中国内政、支持“台独”。为了与“台独”势力作斗争，1996年初，我人民解放军在东海进行了军事演习。日本当局借此大做文章。对此，上台不久的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在3月13日召开的众院外务委员会上称“今后也要反复说(日本)表示强烈的担心与关注”。外相池田行彦在参议院回答议员质询时声言“有人指出中共这种做法对中国本身是不利的，我也这样认为”。其间，日本外务省官员三次召见我驻日外交人员向我施压。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还单方面推迟了关于对华日元贷款项目上同中国政府的协商。此外，日本还在1996年4月签署的《美日安全保障共同宣言》中再次表示了对台湾海峡局势的“关注”。
7、将台湾列入日本防御区域。1997年9月日美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进行了重新修订，其目的在于扩大《日美安全条约》的适用范围，为日本自卫队在海外活动提供理论依据。日本右翼分子就公开声称，日美安全条约和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目标是指向台湾海峡和朝鲜半岛的。对此，日本首相的发言作了最好的注脚。1997年9月桥本在同自民党政调会干部座谈时明目张胆地表示，在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时不仅要考虑到朝鲜半岛“有事”，还要考虑到南沙群岛和台湾“有事”。在这一问题上，日本首相助理冈本行夫说得更为露骨。冈本妄称“日本是（台湾海峡）争端的当事国”、“台湾海峡的安全是日美安全条约的对象”。1998年5月22日，日本外务省北美局局长高野纪元在日本众议院外委会上再次声称日本要防卫的“周边”范围包括台湾。这是对中国主权的公然侵犯，也是对中国内政的非法干涉，这同日本政府迄今正式决定的对华外交方针是背道而驰的。
综上所述，冷战后的日台关系经历了一个逐步解冻、日益发展和日趋密切的过程，双方交往已开始突破经济文化领域的“民间”层次，具有越来越明显的官方色彩，从而进入了政治交往的实质性阶段。
日台关系近期演变
2004年日本当局提升日台关系的步伐明显加快，大力发展日台实质性关系，挑战中日关系大局，妄图改变日台关系性质的举动屡有发生。日本当局的做法概括起来大致有下列几个特点：一是花样翻新、大打“擦边球”；二是政治、官方色彩明显；三是挑战敏感问题、涉足实质领域。近年来日台间的所谓“政党外交”、“议会外交”搞得十分热闹，日本不少政治家尤其是年轻议员对台湾情有独钟，趋之若鹜。在政界，年轻的政治家、议员们也超越了其父辈的模式（只同大陆或台湾交流），与大陆和台湾同时交流，“脚踩两只船”其行动将影响未来日本政治的走向。2004年8月，日本自民党青年局局长金子恭之率100名日本国会议员及地方议员到台湾活动。类似活动并不局限于执政的自民党，日本第一大在野党民主党年轻议员的对台交往比自民党毫不逊色。
特别是台湾当局以学术交流，开办论坛等方式，邀请日本的学者访台并受到台湾领导人的接见。借这些学者之手，在日本发表大量有关台湾研究的论文，从一个侧面传达“台湾声音”，影响日本政府的政策。如李登辉和中岛岭雄的亚洲公开论坛就是以促进日台关系而举办的，他们不断地找出把日台关系从中日关系之中分割出去的所谓根据。现在日本学界成立了“台湾学会”，其主流反映了日台关系的新倾向。
2004年，日本当局公然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只有主权国才有资格加入的世界卫生组织。同年12月，日本当局竟然不顾我国政府的强烈反对,为台独急先锋李登辉发放签证，这是公然为台独势力张目。此外，近来日本政要大肆活动或游说于欧洲各国或奔走于中东地区公然反对欧盟解除对我武器出口禁令和阻挠以色列与我进行正常武器交易。 2005年2月19日，日美安全磋商委员会会议在华盛顿举行，并发表共同声明，将鼓励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台湾海峡相关的问题以及鼓励中国增加军事透明度列入日美在亚太地区的共同战略目标。这是日本在其官方文件中首次表达其所谓对台湾问题的立场。日本自民党实力派人物安倍晋三的一席话将日本政府的立场说得更加明白，他说：“我们不能错误地向中国发出美日在中国武力攻台时会袖手旁观的信息。如果日本周边的形势危害到其安全，日本会向美国提供支持。”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做法已远远偏离正确方向。台湾问题是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日本尽快回到指导中日关系的三个文件确立的原则上来才是正道。台湾问题在近、现代中日关系史中占据重要位置，是涉及中日关系的一个原则问题，今天仍为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1972年中日两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日本和台湾断绝了“外交关系”。从1972年至80年代后半期，中日两国共同致力于发展双方的友好关系，在台湾问题上，日本政府基本遵守了《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原则精神，履行了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作出的承诺，将日台关系限定在经济、文化领域民间的、非官方层面上。可是从80年代后半期，特别是冷战结束之后，随着国际和日本国内环境的变化，日本右翼和政界中的“台湾帮”，开始在这一问题上发难，一再向指导两国关系的基本原则发起挑战，使两国关系的发展不断受到干扰。
日台关系演变
（一）历史上日本对台湾的染指
《北京专约》的签订。琉球原是中国封建王朝的朝贡国，后屡遭日本萨摩藩的封建诸侯侵掠。1871年11月琉球的一些渔船在海上遇难，漂流到台湾，一批渔民被台湾牡丹社住民杀害。日本明治政府以此为借口欲向中国发难，遂开始作侵台准备。1874年4月5日，日本政府在长崎设“台湾番地事务所”，任命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台湾番地事务都督”，任命海军少将赤松和陆军少将谷为参军，出兵侵略台湾。
1874年5月3日，日军的赤松和谷两个少将率1700人分乘“日进”“孟春”两艘军舰从长崎出发，10日进入琅峤湾、登陆射寮。16日，西乡从道乘“谷砂丸”舰，率1900人分乘4艘军舰由长崎出发，22日抵达射寮。这样，日军3600人在台湾登陆，向台湾内地发展进攻。日军分三路进兵，攻击牡丹社住地。日军一路烧杀，所到之处，荡然无存。6月1日，日军3000人马在牡丹社住地合拢，占领了双溪口、琅峤一带、军舰控制了鹅銮鼻东湾。
6月21日，清政府派人去台湾与日本谈判，要求立即撤兵，但日方提出清政府赔偿侵台的一切费用，保证台湾人今后不再发生伤害外国人事件的要求。在此期间，日本陆军大辅山县有朋向天皇献策，主张如清政府不答应日本要求，则发兵3万，从江苏登陆，乘势直捣天津，以结城下之盟。在日本的武力威胁下，腐败的清政府于1874年10月31日同日本签订了《北京专约》，同意“赔偿”日本军费50万两白银，并且默认了琉球人是日本人，使日本吞并琉球合法化。
《马关条约》的签订及日本占据台湾。明治维新后，日本加速对外扩张，蓄谋夺占朝鲜和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1894年朝鲜发生东学党领导的农民起义，朝鲜政府请清政府派兵援助，日本乘机出兵侵占朝鲜，并于7月占领王宫，发动兵变，攻占清驻朝鲜总理公署，并对中国海陆军发动突然袭击。8月1日，双方正式宣战。9月，中国陆海军在平壤战役和黄海海战中受挫。10月，日军分陆海两路进攻中国东北，占领九连城、安东(丹东)，11月又陷大连、旅顺等地。次年2月，日军攻占威海卫军港，中国北洋舰队全军覆没。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派李鸿章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条约共11款，附有《另约》、《议订专条》各3款。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为中国割让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据此，日本对台湾实施了长达五十年的殖民统治。
（二）冷战时期的日台关系
1、中日建交前的日台关系。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台湾重新回到祖国怀抱。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国民党政权溃退台湾，海峡两岸呈现分裂和对峙的局面。
二战结束后，国际上出现了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对峙局面，以1947年3月杜鲁门主义出台为标志，整个世界进入冷战时期。新中国成立之初，实行了对苏“一边倒”政策，导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奉行对华遏制政策，在上述背景下美国改变对日政策；另一方面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自此，台湾开始成为西方大国遏制中国的一个筹码。
1951年9月8日，美国操纵下的“旧金山和约”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排斥在外，非法赋予台湾的蒋介石集团代表中国政府实现片面对日媾和的权力。“旧金山和约”于1952年4月28日生效。同一天，日本吉田政府和蒋介石集团签订了非法的“日台条约”建立了所谓的“外交关系”，日本与台湾当局依照美国的战略意图，在遏制新中国目标下开始结成同盟关系。
2、中日建交后的日台关系。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世界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国的国际地位明显提高。1971年10月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国际上出现了美、中、苏大三角战略关系的地缘政治结构。基于对抗苏联的需要，美国调整了对华政策，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导致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在这种背景下，长期唯美国马首是瞻的日本政府也开始转变其对华政策。
1972年9月，田中角荣首相访问中国，中日双方发表了《中日联合声明》，实现了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关于台湾问题，“联合声明”第二条明确规定：“日本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第三条指出：中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此外，联合声明签字后，1972年9月29日，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作为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台条约已失去存在意义，可以认为该条约已经完结”，以上述方式宣告了“日台条约”的废除。1978年8月，中日两国又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从而使《中日联合声明》具有了法律基础，全面实现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化。
冷战后日台关系的“质变”
自80年代起，日本经济实力迅速增强，日本国内兴了一股保守主义思潮。1983年，著名鹰派政治家中曾根康弘登上了首相宝座, 随后提出了“政治大国”战略，强调:“要在世界政治中加强日本的发言权，不仅增加日本作为经济大国的份量，而且增加日本作为政治大国的份量。”与此相联系，日本政治右倾趋向日益突出。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形势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变化。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标志着以美苏对抗为特点的冷战格局的瓦解。苏联解体使得日本感到长期以来源于北方的强大威胁的消失。另一方面，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对日本实现“政治大国”目标的追求是个障碍。特别是亚太地区作为日本实现政治大国战略的基本出发点和立足点，更为日本所重视。而台湾在亚太地区地位十分重要。于是，日本开始重新认识台湾的存在价值。进入90年代以后，日本从自己的战略利益出发，逐步调整对华政策，违背《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事件时有发生。“发展与台湾的实质关系”逐步成为日本对台基本方针，日台关系呈现日趋走强的态势。新时期日台关系的发展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1、挑战禁区进入新阶段。1990年日台关系出现突破，同年7月，台湾派出了日台“断交”十八年后第一个“立法院访问团”抵日本活动。该团在日期间活动频繁，与日本朝野各政党要人及国会议员进行了广泛接触。代表团团长台“立法院副院长”刘松藩称，此行开创了“国会外交接触面最广、拜会层次最高的记录”。这标志着日台关系已突破了经济文化领域的民间层次，开始进入政治交往的新阶段。
2、日台关系的实质性调整。1991年5月5日，日本《朝日新闻》头条以大幅标题“日本政府决定扩大同台湾的务实交流”，报道了日本新的对台政策。其主要措施有两条：其一、向日驻台机构“日本交流协会”派驻干部。5月初，日本首次派时任外务省东南亚第二课长的野本隹夫以“长期休假”的形式出任“日本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总务部长。不久，日本政府又决定由时任通产省大臣的秘书小川忠夫接任“日本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次长。这是日本首次向民间性质的“日本交流协会”派遣政府官员，从而使其具官方性质。日本舆论认为，此举标志着“日本交流协会的任务不单限于领事关系，而将进一步负有‘大使馆’的角色”。其二、日本“决定放宽政府有关人士与台湾当局接触的限制”，允许部长和副部长级以下官员以私人资格与台湾当局接触。日本法务省也同意台驻日机构“亚东关系协会”扩大编制，并宣布对“亚东关系协会”成员免予使用“外国人登记法”，实际是给其以“准外交官”待遇。
3、日台关系逐步升温。1992年，日台关系继续升温。日本政府、国会内掀起了一股亲台思潮，许多政界人士主张重新重视台湾的“存在价值”。1月下旬，副首相渡边美智雄在议会回答质询时表示：“今后对台关系在务实工作基础上可以积极地进行”。自民党参议员村上正邦则更加直言不讳，他声称“对目前与台湾关系之不正常现状不可继续置之不顾”，他建议政府应“仿效美国制定‘台湾关系法’，以重视并改善对台湾的关系” 。1993年日台政治关系的发展连续创造了自双方“断交”以来的几个“第一”。2月5日，台湾“外长”钱复第一次访问日本，访问期间，钱复与日本自民党要人频繁接触，其中包括自民党政调会长三冢博、“日华议员恳谈会”会长藤尾正行、自民党前干事长小渊惠三、自民党前副总裁金丸信以及日本前首相竹下登。5月20日，日本通产省政策局局长冈松壮三访台，这是日本政府高级官员第一次访问台湾；11月10日，有日本财界总理之称的经济团体联合会(经团联)会长平岩外四第一次访问台湾；11月26日，日本官房长官武村正义在谈及日台关系时，第一次在公开外交场合称台湾为“国家”。
4、提高交流级别提升日台关系。1994年9月，亚运会在日本广岛举行，台湾当局和日本政府中的“台湾邦”共同策划李登辉借出席亚运会之机访问日本。1994年9月，日本前劳动大臣、国会“台湾邦”代表村上正邦率领参议院“日本友好议员联盟”代表团访台，并向李登辉递交了一份有111名日本参众两院议员支持李登辉访日的签名名单，其声势之浩大，史无前例。由于我国政府的坚决反对，日本村山内阁才表示“不可能同意李登辉入境”。李登辉访日计划破产后，台湾当局和日本政府又策划出一个折衷方案，即邀请台“行政院副院长”徐立德出席亚运会，在徐立德访日问题上日本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多次强烈反对，仍坚持向徐立德发放入境签证，目的在于提高日台交流级别，进一步提升日台关系。
5、将日中、日台关系相提并论。1995年初，日本外务省发表了《当前的主要外交事项》的外交文件，强调在进一步发展日中关系的同时，也要“保持稳定的日台关系”。继1994年借出席亚运会之机访日破产后，台湾当局又在争取李登辉出席1995年11月的亚太经合组织大阪会议。为此，台湾与日本当局进行了频繁的高层政治接触。双方接触的层次和所涉及的范围超出了1994年秋在李登辉、徐立德访日问题上的协调规模和水平。1995年6月17日，日本派APEC大使内田胜久以秘使暨全权大使身份同台湾当局“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司长”沈国雄举行了会谈，这是日台“断交”以来首次大使级接触。由于中国政府的坚决反对，李登辉访日计划再次破灭。1995年是日台双方利用台出席APEC大阪会议人选问题发展政治关系的一年。双方借此实现了大使级官员的接触，加强了日台实质关系的发展。
6、干涉中国内政、支持“台独”。为了与“台独”势力作斗争，1996年初，我人民解放军在东海进行了军事演习。日本当局借此大做文章。对此，上台不久的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在3月13日召开的众院外务委员会上称“今后也要反复说(日本)表示强烈的担心与关注”。外相池田行彦在参议院回答议员质询时声言“有人指出中共这种做法对中国本身是不利的，我也这样认为”。其间，日本外务省官员三次召见我驻日外交人员向我施压。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还单方面推迟了关于对华日元贷款项目上同中国政府的协商。此外，日本还在1996年4月签署的《美日安全保障共同宣言》中再次表示了对台湾海峡局势的“关注”。
7、将台湾列入日本防御区域。1997年9月日美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进行了重新修订，其目的在于扩大《日美安全条约》的适用范围，为日本自卫队在海外活动提供理论依据。日本右翼分子就公开声称，日美安全条约和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目标是指向台湾海峡和朝鲜半岛的。对此，日本首相的发言作了最好的注脚。1997年9月桥本在同自民党政调会干部座谈时明目张胆地表示，在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时不仅要考虑到朝鲜半岛“有事”，还要考虑到南沙群岛和台湾“有事”。在这一问题上，日本首相助理冈本行夫说得更为露骨。冈本妄称“日本是（台湾海峡）争端的当事国”、“台湾海峡的安全是日美安全条约的对象”。1998年5月22日，日本外务省北美局局长高野纪元在日本众议院外委会上再次声称日本要防卫的“周边”范围包括台湾。这是对中国主权的公然侵犯，也是对中国内政的非法干涉，这同日本政府迄今正式决定的对华外交方针是背道而驰的。
综上所述，冷战后的日台关系经历了一个逐步解冻、日益发展和日趋密切的过程，双方交往已开始突破经济文化领域的“民间”层次，具有越来越明显的官方色彩，从而进入了政治交往的实质性阶段。
日台关系近期演变
2004年日本当局提升日台关系的步伐明显加快，大力发展日台实质性关系，挑战中日关系大局，妄图改变日台关系性质的举动屡有发生。日本当局的做法概括起来大致有下列几个特点：一是花样翻新、大打“擦边球”；二是政治、官方色彩明显；三是挑战敏感问题、涉足实质领域。近年来日台间的所谓“政党外交”、“议会外交”搞得十分热闹，日本不少政治家尤其是年轻议员对台湾情有独钟，趋之若鹜。在政界，年轻的政治家、议员们也超越了其父辈的模式（只同大陆或台湾交流），与大陆和台湾同时交流，“脚踩两只船”其行动将影响未来日本政治的走向。2004年8月，日本自民党青年局局长金子恭之率100名日本国会议员及地方议员到台湾活动。类似活动并不局限于执政的自民党，日本第一大在野党民主党年轻议员的对台交往比自民党毫不逊色。
特别是台湾当局以学术交流，开办论坛等方式，邀请日本的学者访台并受到台湾领导人的接见。借这些学者之手，在日本发表大量有关台湾研究的论文，从一个侧面传达“台湾声音”，影响日本政府的政策。如李登辉和中岛岭雄的亚洲公开论坛就是以促进日台关系而举办的，他们不断地找出把日台关系从中日关系之中分割出去的所谓根据。现在日本学界成立了“台湾学会”，其主流反映了日台关系的新倾向。
2004年，日本当局公然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只有主权国才有资格加入的世界卫生组织。同年12月，日本当局竟然不顾我国政府的强烈反对,为台独急先锋李登辉发放签证，这是公然为台独势力张目。此外，近来日本政要大肆活动或游说于欧洲各国或奔走于中东地区公然反对欧盟解除对我武器出口禁令和阻挠以色列与我进行正常武器交易。 2005年2月19日，日美安全磋商委员会会议在华盛顿举行，并发表共同声明，将鼓励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台湾海峡相关的问题以及鼓励中国增加军事透明度列入日美在亚太地区的共同战略目标。这是日本在其官方文件中首次表达其所谓对台湾问题的立场。日本自民党实力派人物安倍晋三的一席话将日本政府的立场说得更加明白，他说：“我们不能错误地向中国发出美日在中国武力攻台时会袖手旁观的信息。如果日本周边的形势危害到其安全，日本会向美国提供支持。”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做法已远远偏离正确方向。台湾问题是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日本尽快回到指导中日关系的三个文件确立的原则上来才是正道。
日台关系演变
（一）历史上日本对台湾的染指
《北京专约》的签订。琉球原是中国封建王朝的朝贡国，后屡遭日本萨摩藩的封建诸侯侵掠。1871年11月琉球的一些渔船在海上遇难，漂流到台湾，一批渔民被台湾牡丹社住民杀害。日本明治政府以此为借口欲向中国发难，遂开始作侵台准备。1874年4月5日，日本政府在长崎设“台湾番地事务所”，任命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台湾番地事务都督”，任命海军少将赤松和陆军少将谷为参军，出兵侵略台湾。
1874年5月3日，日军的赤松和谷两个少将率1700人分乘“日进”“孟春”两艘军舰从长崎出发，10日进入琅峤湾、登陆射寮。16日，西乡从道乘“谷砂丸”舰，率1900人分乘4艘军舰由长崎出发，22日抵达射寮。这样，日军3600人在台湾登陆，向台湾内地发展进攻。日军分三路进兵，攻击牡丹社住地。日军一路烧杀，所到之处，荡然无存。6月1日，日军3000人马在牡丹社住地合拢，占领了双溪口、琅峤一带、军舰控制了鹅銮鼻东湾。
6月21日，清政府派人去台湾与日本谈判，要求立即撤兵，但日方提出清政府赔偿侵台的一切费用，保证台湾人今后不再发生伤害外国人事件的要求。在此期间，日本陆军大辅山县有朋向天皇献策，主张如清政府不答应日本要求，则发兵3万，从江苏登陆，乘势直捣天津，以结城下之盟。在日本的武力威胁下，腐败的清政府于1874年10月31日同日本签订了《北京专约》，同意“赔偿”日本军费50万两白银，并且默认了琉球人是日本人，使日本吞并琉球合法化。
《马关条约》的签订及日本占据台湾。明治维新后，日本加速对外扩张，蓄谋夺占朝鲜和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1894年朝鲜发生东学党领导的农民起义，朝鲜政府请清政府派兵援助，日本乘机出兵侵占朝鲜，并于7月占领王宫，发动兵变，攻占清驻朝鲜总理公署，并对中国海陆军发动突然袭击。8月1日，双方正式宣战。9月，中国陆海军在平壤战役和黄海海战中受挫。10月，日军分陆海两路进攻中国东北，占领九连城、安东(丹东)，11月又陷大连、旅顺等地。次年2月，日军攻占威海卫军港，中国北洋舰队全军覆没。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派李鸿章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条约共11款，附有《另约》、《议订专条》各3款。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为中国割让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据此，日本对台湾实施了长达五十年的殖民统治。
（二）冷战时期的日台关系
1、中日建交前的日台关系。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台湾重新回到祖国怀抱。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国民党政权溃退台湾，海峡两岸呈现分裂和对峙的局面。
二战结束后，国际上出现了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对峙局面，以1947年3月杜鲁门主义出台为标志，整个世界进入冷战时期。新中国成立之初，实行了对苏“一边倒”政策，导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奉行对华遏制政策，在上述背景下美国改变对日政策；另一方面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自此，台湾开始成为西方大国遏制中国的一个筹码。
1951年9月8日，美国操纵下的“旧金山和约”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排斥在外，非法赋予台湾的蒋介石集团代表中国政府实现片面对日媾和的权力。“旧金山和约”于1952年4月28日生效。同一天，日本吉田政府和蒋介石集团签订了非法的“日台条约”建立了所谓的“外交关系”，日本与台湾当局依照美国的战略意图，在遏制新中国目标下开始结成同盟关系。
2、中日建交后的日台关系。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世界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国的国际地位明显提高。1971年10月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国际上出现了美、中、苏大三角战略关系的地缘政治结构。基于对抗苏联的需要，美国调整了对华政策，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导致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在这种背景下，长期唯美国马首是瞻的日本政府也开始转变其对华政策。
1972年9月，田中角荣首相访问中国，中日双方发表了《中日联合声明》，实现了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关于台湾问题，“联合声明”第二条明确规定：“日本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第三条指出：中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此外，联合声明签字后，1972年9月29日，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作为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台条约已失去存在意义，可以认为该条约已经完结”，以上述方式宣告了“日台条约”的废除。1978年8月，中日两国又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从而使《中日联合声明》具有了法律基础，全面实现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化。
冷战后日台关系的“质变”
自80年代起，日本经济实力迅速增强，日本国内兴了一股保守主义思潮。1983年，著名鹰派政治家中曾根康弘登上了首相宝座, 随后提出了“政治大国”战略，强调:“要在世界政治中加强日本的发言权，不仅增加日本作为经济大国的份量，而且增加日本作为政治大国的份量。”与此相联系，日本政治右倾趋向日益突出。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形势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变化。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标志着以美苏对抗为特点的冷战格局的瓦解。苏联解体使得日本感到长期以来源于北方的强大威胁的消失。另一方面，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对日本实现“政治大国”目标的追求是个障碍。特别是亚太地区作为日本实现政治大国战略的基本出发点和立足点，更为日本所重视。而台湾在亚太地区地位十分重要。于是，日本开始重新认识台湾的存在价值。进入90年代以后，日本从自己的战略利益出发，逐步调整对华政策，违背《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事件时有发生。“发展与台湾的实质关系”逐步成为日本对台基本方针，日台关系呈现日趋走强的态势。新时期日台关系的发展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1、挑战禁区进入新阶段。1990年日台关系出现突破，同年7月，台湾派出了日台“断交”十八年后第一个“立法院访问团”抵日本活动。该团在日期间活动频繁，与日本朝野各政党要人及国会议员进行了广泛接触。代表团团长台“立法院副院长”刘松藩称，此行开创了“国会外交接触面最广、拜会层次最高的记录”。这标志着日台关系已突破了经济文化领域的民间层次，开始进入政治交往的新阶段。
2、日台关系的实质性调整。1991年5月5日，日本《朝日新闻》头条以大幅标题“日本政府决定扩大同台湾的务实交流”，报道了日本新的对台政策。其主要措施有两条：其一、向日驻台机构“日本交流协会”派驻干部。5月初，日本首次派时任外务省东南亚第二课长的野本隹夫以“长期休假”的形式出任“日本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总务部长。不久，日本政府又决定由时任通产省大臣的秘书小川忠夫接任“日本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次长。这是日本首次向民间性质的“日本交流协会”派遣政府官员，从而使其具官方性质。日本舆论认为，此举标志着“日本交流协会的任务不单限于领事关系，而将进一步负有‘大使馆’的角色”。其二、日本“决定放宽政府有关人士与台湾当局接触的限制”，允许部长和副部长级以下官员以私人资格与台湾当局接触。日本法务省也同意台驻日机构“亚东关系协会”扩大编制，并宣布对“亚东关系协会”成员免予使用“外国人登记法”，实际是给其以“准外交官”待遇。
3、日台关系逐步升温。1992年，日台关系继续升温。日本政府、国会内掀起了一股亲台思潮，许多政界人士主张重新重视台湾的“存在价值”。1月下旬，副首相渡边美智雄在议会回答质询时表示：“今后对台关系在务实工作基础上可以积极地进行”。自民党参议员村上正邦则更加直言不讳，他声称“对目前与台湾关系之不正常现状不可继续置之不顾”，他建议政府应“仿效美国制定‘台湾关系法’，以重视并改善对台湾的关系” 。1993年日台政治关系的发展连续创造了自双方“断交”以来的几个“第一”。2月5日，台湾“外长”钱复第一次访问日本，访问期间，钱复与日本自民党要人频繁接触，其中包括自民党政调会长三冢博、“日华议员恳谈会”会长藤尾正行、自民党前干事长小渊惠三、自民党前副总裁金丸信以及日本前首相竹下登。5月20日，日本通产省政策局局长冈松壮三访台，这是日本政府高级官员第一次访问台湾；11月10日，有日本财界总理之称的经济团体联合会(经团联)会长平岩外四第一次访问台湾；11月26日，日本官房长官武村正义在谈及日台关系时，第一次在公开外交场合称台湾为“国家”。
4、提高交流级别提升日台关系。1994年9月，亚运会在日本广岛举行，台湾当局和日本政府中的“台湾邦”共同策划李登辉借出席亚运会之机访问日本。1994年9月，日本前劳动大臣、国会“台湾邦”代表村上正邦率领参议院“日本友好议员联盟”代表团访台，并向李登辉递交了一份有111名日本参众两院议员支持李登辉访日的签名名单，其声势之浩大，史无前例。由于我国政府的坚决反对，日本村山内阁才表示“不可能同意李登辉入境”。李登辉访日计划破产后，台湾当局和日本政府又策划出一个折衷方案，即邀请台“行政院副院长”徐立德出席亚运会，在徐立德访日问题上日本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多次强烈反对，仍坚持向徐立德发放入境签证，目的在于提高日台交流级别，进一步提升日台关系。
5、将日中、日台关系相提并论。1995年初，日本外务省发表了《当前的主要外交事项》的外交文件，强调在进一步发展日中关系的同时，也要“保持稳定的日台关系”。继1994年借出席亚运会之机访日破产后，台湾当局又在争取李登辉出席1995年11月的亚太经合组织大阪会议。为此，台湾与日本当局进行了频繁的高层政治接触。双方接触的层次和所涉及的范围超出了1994年秋在李登辉、徐立德访日问题上的协调规模和水平。1995年6月17日，日本派APEC大使内田胜久以秘使暨全权大使身份同台湾当局“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司长”沈国雄举行了会谈，这是日台“断交”以来首次大使级接触。由于中国政府的坚决反对，李登辉访日计划再次破灭。1995年是日台双方利用台出席APEC大阪会议人选问题发展政治关系的一年。双方借此实现了大使级官员的接触，加强了日台实质关系的发展。
6、干涉中国内政、支持“台独”。为了与“台独”势力作斗争，1996年初，我人民解放军在东海进行了军事演习。日本当局借此大做文章。对此，上台不久的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在3月13日召开的众院外务委员会上称“今后也要反复说(日本)表示强烈的担心与关注”。外相池田行彦在参议院回答议员质询时声言“有人指出中共这种做法对中国本身是不利的，我也这样认为”。其间，日本外务省官员三次召见我驻日外交人员向我施压。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还单方面推迟了关于对华日元贷款项目上同中国政府的协商。此外，日本还在1996年4月签署的《美日安全保障共同宣言》中再次表示了对台湾海峡局势的“关注”。
7、将台湾列入日本防御区域。1997年9月日美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进行了重新修订，其目的在于扩大《日美安全条约》的适用范围，为日本自卫队在海外活动提供理论依据。日本右翼分子就公开声称，日美安全条约和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目标是指向台湾海峡和朝鲜半岛的。对此，日本首相的发言作了最好的注脚。1997年9月桥本在同自民党政调会干部座谈时明目张胆地表示，在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时不仅要考虑到朝鲜半岛“有事”，还要考虑到南沙群岛和台湾“有事”。在这一问题上，日本首相助理冈本行夫说得更为露骨。冈本妄称“日本是（台湾海峡）争端的当事国”、“台湾海峡的安全是日美安全条约的对象”。1998年5月22日，日本外务省北美局局长高野纪元在日本众议院外委会上再次声称日本要防卫的“周边”范围包括台湾。这是对中国主权的公然侵犯，也是对中国内政的非法干涉，这同日本政府迄今正式决定的对华外交方针是背道而驰的。
综上所述，冷战后的日台关系经历了一个逐步解冻、日益发展和日趋密切的过程，双方交往已开始突破经济文化领域的“民间”层次，具有越来越明显的官方色彩，从而进入了政治交往的实质性阶段。
日台关系近期演变
2004年日本当局提升日台关系的步伐明显加快，大力发展日台实质性关系，挑战中日关系大局，妄图改变日台关系性质的举动屡有发生。日本当局的做法概括起来大致有下列几个特点：一是花样翻新、大打“擦边球”；二是政治、官方色彩明显；三是挑战敏感问题、涉足实质领域。近年来日台间的所谓“政党外交”、“议会外交”搞得十分热闹，日本不少政治家尤其是年轻议员对台湾情有独钟，趋之若鹜。在政界，年轻的政治家、议员们也超越了其父辈的模式（只同大陆或台湾交流），与大陆和台湾同时交流，“脚踩两只船”其行动将影响未来日本政治的走向。2004年8月，日本自民党青年局局长金子恭之率100名日本国会议员及地方议员到台湾活动。类似活动并不局限于执政的自民党，日本第一大在野党民主党年轻议员的对台交往比自民党毫不逊色。
特别是台湾当局以学术交流，开办论坛等方式，邀请日本的学者访台并受到台湾领导人的接见。借这些学者之手，在日本发表大量有关台湾研究的论文，从一个侧面传达“台湾声音”，影响日本政府的政策。如李登辉和中岛岭雄的亚洲公开论坛就是以促进日台关系而举办的，他们不断地找出把日台关系从中日关系之中分割出去的所谓根据。现在日本学界成立了“台湾学会”，其主流反映了日台关系的新倾向。
2004年，日本当局公然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只有主权国才有资格加入的世界卫生组织。同年12月，日本当局竟然不顾我国政府的强烈反对,为台独急先锋李登辉发放签证，这是公然为台独势力张目。此外，近来日本政要大肆活动或游说于欧洲各国或奔走于中东地区公然反对欧盟解除对我武器出口禁令和阻挠以色列与我进行正常武器交易。 2005年2月19日，日美安全磋商委员会会议在华盛顿举行，并发表共同声明，将鼓励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台湾海峡相关的问题以及鼓励中国增加军事透明度列入日美在亚太地区的共同战略目标。这是日本在其官方文件中首次表达其所谓对台湾问题的立场。日本自民党实力派人物安倍晋三的一席话将日本政府的立场说得更加明白，他说：“我们不能错误地向中国发出美日在中国武力攻台时会袖手旁观的信息。如果日本周边的形势危害到其安全，日本会向美国提供支持。”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做法已远远偏离正确方向。台湾问题是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日本尽快回到指导中日关系的三个文件确立的原则上来才是正道。台湾问题在近、现代中日关系史中占据重要位置，是涉及中日关系的一个原则问题，今天仍为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1972年中日两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日本和台湾断绝了“外交关系”。从1972年至80年代后半期，中日两国共同致力于发展双方的友好关系，在台湾问题上，日本政府基本遵守了《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原则精神，履行了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作出的承诺，将日台关系限定在经济、文化领域民间的、非官方层面上。可是从80年代后半期，特别是冷战结束之后，随着国际和日本国内环境的变化，日本右翼和政界中的“台湾帮”，开始在这一问题上发难，一再向指导两国关系的基本原则发起挑战，使两国关系的发展不断受到干扰。
日台关系演变
（一）历史上日本对台湾的染指
《北京专约》的签订。琉球原是中国封建王朝的朝贡国，后屡遭日本萨摩藩的封建诸侯侵掠。1871年11月琉球的一些渔船在海上遇难，漂流到台湾，一批渔民被台湾牡丹社住民杀害。日本明治政府以此为借口欲向中国发难，遂开始作侵台准备。1874年4月5日，日本政府在长崎设“台湾番地事务所”，任命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台湾番地事务都督”，任命海军少将赤松和陆军少将谷为参军，出兵侵略台湾。
1874年5月3日，日军的赤松和谷两个少将率1700人分乘“日进”“孟春”两艘军舰从长崎出发，10日进入琅峤湾、登陆射寮。16日，西乡从道乘“谷砂丸”舰，率1900人分乘4艘军舰由长崎出发，22日抵达射寮。这样，日军3600人在台湾登陆，向台湾内地发展进攻。日军分三路进兵，攻击牡丹社住地。日军一路烧杀，所到之处，荡然无存。6月1日，日军3000人马在牡丹社住地合拢，占领了双溪口、琅峤一带、军舰控制了鹅銮鼻东湾。
6月21日，清政府派人去台湾与日本谈判，要求立即撤兵，但日方提出清政府赔偿侵台的一切费用，保证台湾人今后不再发生伤害外国人事件的要求。在此期间，日本陆军大辅山县有朋向天皇献策，主张如清政府不答应日本要求，则发兵3万，从江苏登陆，乘势直捣天津，以结城下之盟。在日本的武力威胁下，腐败的清政府于1874年10月31日同日本签订了《北京专约》，同意“赔偿”日本军费50万两白银，并且默认了琉球人是日本人，使日本吞并琉球合法化。
《马关条约》的签订及日本占据台湾。明治维新后，日本加速对外扩张，蓄谋夺占朝鲜和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1894年朝鲜发生东学党领导的农民起义，朝鲜政府请清政府派兵援助，日本乘机出兵侵占朝鲜，并于7月占领王宫，发动兵变，攻占清驻朝鲜总理公署，并对中国海陆军发动突然袭击。8月1日，双方正式宣战。9月，中国陆海军在平壤战役和黄海海战中受挫。10月，日军分陆海两路进攻中国东北，占领九连城、安东(丹东)，11月又陷大连、旅顺等地。次年2月，日军攻占威海卫军港，中国北洋舰队全军覆没。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派李鸿章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条约共11款，附有《另约》、《议订专条》各3款。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为中国割让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据此，日本对台湾实施了长达五十年的殖民统治。
（二）冷战时期的日台关系
1、中日建交前的日台关系。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台湾重新回到祖国怀抱。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国民党政权溃退台湾，海峡两岸呈现分裂和对峙的局面。
二战结束后，国际上出现了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对峙局面，以1947年3月杜鲁门主义出台为标志，整个世界进入冷战时期。新中国成立之初，实行了对苏“一边倒”政策，导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奉行对华遏制政策，在上述背景下美国改变对日政策；另一方面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自此，台湾开始成为西方大国遏制中国的一个筹码。
1951年9月8日，美国操纵下的“旧金山和约”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排斥在外，非法赋予台湾的蒋介石集团代表中国政府实现片面对日媾和的权力。“旧金山和约”于1952年4月28日生效。同一天，日本吉田政府和蒋介石集团签订了非法的“日台条约”建立了所谓的“外交关系”，日本与台湾当局依照美国的战略意图，在遏制新中国目标下开始结成同盟关系。
2、中日建交后的日台关系。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世界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国的国际地位明显提高。1971年10月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国际上出现了美、中、苏大三角战略关系的地缘政治结构。基于对抗苏联的需要，美国调整了对华政策，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导致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在这种背景下，长期唯美国马首是瞻的日本政府也开始转变其对华政策。
1972年9月，田中角荣首相访问中国，中日双方发表了《中日联合声明》，实现了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关于台湾问题，“联合声明”第二条明确规定：“日本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第三条指出：中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此外，联合声明签字后，1972年9月29日，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作为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台条约已失去存在意义，可以认为该条约已经完结”，以上述方式宣告了“日台条约”的废除。1978年8月，中日两国又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从而使《中日联合声明》具有了法律基础，全面实现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化。
冷战后日台关系的“质变”
自80年代起，日本经济实力迅速增强，日本国内兴了一股保守主义思潮。1983年，著名鹰派政治家中曾根康弘登上了首相宝座, 随后提出了“政治大国”战略，强调:“要在世界政治中加强日本的发言权，不仅增加日本作为经济大国的份量，而且增加日本作为政治大国的份量。”与此相联系，日本政治右倾趋向日益突出。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形势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变化。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标志着以美苏对抗为特点的冷战格局的瓦解。苏联解体使得日本感到长期以来源于北方的强大威胁的消失。另一方面，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对日本实现“政治大国”目标的追求是个障碍。特别是亚太地区作为日本实现政治大国战略的基本出发点和立足点，更为日本所重视。而台湾在亚太地区地位十分重要。于是，日本开始重新认识台湾的存在价值。进入90年代以后，日本从自己的战略利益出发，逐步调整对华政策，违背《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事件时有发生。“发展与台湾的实质关系”逐步成为日本对台基本方针，日台关系呈现日趋走强的态势。新时期日台关系的发展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1、挑战禁区进入新阶段。1990年日台关系出现突破，同年7月，台湾派出了日台“断交”十八年后第一个“立法院访问团”抵日本活动。该团在日期间活动频繁，与日本朝野各政党要人及国会议员进行了广泛接触。代表团团长台“立法院副院长”刘松藩称，此行开创了“国会外交接触面最广、拜会层次最高的记录”。这标志着日台关系已突破了经济文化领域的民间层次，开始进入政治交往的新阶段。
2、日台关系的实质性调整。1991年5月5日，日本《朝日新闻》头条以大幅标题“日本政府决定扩大同台湾的务实交流”，报道了日本新的对台政策。其主要措施有两条：其一、向日驻台机构“日本交流协会”派驻干部。5月初，日本首次派时任外务省东南亚第二课长的野本隹夫以“长期休假”的形式出任“日本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总务部长。不久，日本政府又决定由时任通产省大臣的秘书小川忠夫接任“日本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次长。这是日本首次向民间性质的“日本交流协会”派遣政府官员，从而使其具官方性质。日本舆论认为，此举标志着“日本交流协会的任务不单限于领事关系，而将进一步负有‘大使馆’的角色”。其二、日本“决定放宽政府有关人士与台湾当局接触的限制”，允许部长和副部长级以下官员以私人资格与台湾当局接触。日本法务省也同意台驻日机构“亚东关系协会”扩大编制，并宣布对“亚东关系协会”成员免予使用“外国人登记法”，实际是给其以“准外交官”待遇。
3、日台关系逐步升温。1992年，日台关系继续升温。日本政府、国会内掀起了一股亲台思潮，许多政界人士主张重新重视台湾的“存在价值”。1月下旬，副首相渡边美智雄在议会回答质询时表示：“今后对台关系在务实工作基础上可以积极地进行”。自民党参议员村上正邦则更加直言不讳，他声称“对目前与台湾关系之不正常现状不可继续置之不顾”，他建议政府应“仿效美国制定‘台湾关系法’，以重视并改善对台湾的关系” 。1993年日台政治关系的发展连续创造了自双方“断交”以来的几个“第一”。2月5日，台湾“外长”钱复第一次访问日本，访问期间，钱复与日本自民党要人频繁接触，其中包括自民党政调会长三冢博、“日华议员恳谈会”会长藤尾正行、自民党前干事长小渊惠三、自民党前副总裁金丸信以及日本前首相竹下登。5月20日，日本通产省政策局局长冈松壮三访台，这是日本政府高级官员第一次访问台湾；11月10日，有日本财界总理之称的经济团体联合会(经团联)会长平岩外四第一次访问台湾；11月26日，日本官房长官武村正义在谈及日台关系时，第一次在公开外交场合称台湾为“国家”。
4、提高交流级别提升日台关系。1994年9月，亚运会在日本广岛举行，台湾当局和日本政府中的“台湾邦”共同策划李登辉借出席亚运会之机访问日本。1994年9月，日本前劳动大臣、国会“台湾邦”代表村上正邦率领参议院“日本友好议员联盟”代表团访台，并向李登辉递交了一份有111名日本参众两院议员支持李登辉访日的签名名单，其声势之浩大，史无前例。由于我国政府的坚决反对，日本村山内阁才表示“不可能同意李登辉入境”。李登辉访日计划破产后，台湾当局和日本政府又策划出一个折衷方案，即邀请台“行政院副院长”徐立德出席亚运会，在徐立德访日问题上日本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多次强烈反对，仍坚持向徐立德发放入境签证，目的在于提高日台交流级别，进一步提升日台关系。
5、将日中、日台关系相提并论。1995年初，日本外务省发表了《当前的主要外交事项》的外交文件，强调在进一步发展日中关系的同时，也要“保持稳定的日台关系”。继1994年借出席亚运会之机访日破产后，台湾当局又在争取李登辉出席1995年11月的亚太经合组织大阪会议。为此，台湾与日本当局进行了频繁的高层政治接触。双方接触的层次和所涉及的范围超出了1994年秋在李登辉、徐立德访日问题上的协调规模和水平。1995年6月17日，日本派APEC大使内田胜久以秘使暨全权大使身份同台湾当局“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司长”沈国雄举行了会谈，这是日台“断交”以来首次大使级接触。由于中国政府的坚决反对，李登辉访日计划再次破灭。1995年是日台双方利用台出席APEC大阪会议人选问题发展政治关系的一年。双方借此实现了大使级官员的接触，加强了日台实质关系的发展。
6、干涉中国内政、支持“台独”。为了与“台独”势力作斗争，1996年初，我人民解放军在东海进行了军事演习。日本当局借此大做文章。对此，上台不久的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在3月13日召开的众院外务委员会上称“今后也要反复说(日本)表示强烈的担心与关注”。外相池田行彦在参议院回答议员质询时声言“有人指出中共这种做法对中国本身是不利的，我也这样认为”。其间，日本外务省官员三次召见我驻日外交人员向我施压。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还单方面推迟了关于对华日元贷款项目上同中国政府的协商。此外，日本还在1996年4月签署的《美日安全保障共同宣言》中再次表示了对台湾海峡局势的“关注”。
7、将台湾列入日本防御区域。1997年9月日美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进行了重新修订，其目的在于扩大《日美安全条约》的适用范围，为日本自卫队在海外活动提供理论依据。日本右翼分子就公开声称，日美安全条约和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目标是指向台湾海峡和朝鲜半岛的。对此，日本首相的发言作了最好的注脚。1997年9月桥本在同自民党政调会干部座谈时明目张胆地表示，在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时不仅要考虑到朝鲜半岛“有事”，还要考虑到南沙群岛和台湾“有事”。在这一问题上，日本首相助理冈本行夫说得更为露骨。冈本妄称“日本是（台湾海峡）争端的当事国”、“台湾海峡的安全是日美安全条约的对象”。1998年5月22日，日本外务省北美局局长高野纪元在日本众议院外委会上再次声称日本要防卫的“周边”范围包括台湾。这是对中国主权的公然侵犯，也是对中国内政的非法干涉，这同日本政府迄今正式决定的对华外交方针是背道而驰的。
综上所述，冷战后的日台关系经历了一个逐步解冻、日益发展和日趋密切的过程，双方交往已开始突破经济文化领域的“民间”层次，具有越来越明显的官方色彩，从而进入了政治交往的实质性阶段。
日台关系近期演变
2004年日本当局提升日台关系的步伐明显加快，大力发展日台实质性关系，挑战中日关系大局，妄图改变日台关系性质的举动屡有发生。日本当局的做法概括起来大致有下列几个特点：一是花样翻新、大打“擦边球”；二是政治、官方色彩明显；三是挑战敏感问题、涉足实质领域。近年来日台间的所谓“政党外交”、“议会外交”搞得十分热闹，日本不少政治家尤其是年轻议员对台湾情有独钟，趋之若鹜。在政界，年轻的政治家、议员们也超越了其父辈的模式（只同大陆或台湾交流），与大陆和台湾同时交流，“脚踩两只船”其行动将影响未来日本政治的走向。2004年8月，日本自民党青年局局长金子恭之率100名日本国会议员及地方议员到台湾活动。类似活动并不局限于执政的自民党，日本第一大在野党民主党年轻议员的对台交往比自民党毫不逊色。
特别是台湾当局以学术交流，开办论坛等方式，邀请日本的学者访台并受到台湾领导人的接见。借这些学者之手，在日本发表大量有关台湾研究的论文，从一个侧面传达“台湾声音”，影响日本政府的政策。如李登辉和中岛岭雄的亚洲公开论坛就是以促进日台关系而举办的，他们不断地找出把日台关系从中日关系之中分割出去的所谓根据。现在日本学界成立了“台湾学会”，其主流反映了日台关系的新倾向。
2004年，日本当局公然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只有主权国才有资格加入的世界卫生组织。同年12月，日本当局竟然不顾我国政府的强烈反对,为台独急先锋李登辉发放签证，这是公然为台独势力张目。此外，近来日本政要大肆活动或游说于欧洲各国或奔走于中东地区公然反对欧盟解除对我武器出口禁令和阻挠以色列与我进行正常武器交易。 2005年2月19日，日美安全磋商委员会会议在华盛顿举行，并发表共同声明，将鼓励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台湾海峡相关的问题以及鼓励中国增加军事透明度列入日美在亚太地区的共同战略目标。这是日本在其官方文件中首次表达其所谓对台湾问题的立场。日本自民党实力派人物安倍晋三的一席话将日本政府的立场说得更加明白，他说：“我们不能错误地向中国发出美日在中国武力攻台时会袖手旁观的信息。如果日本周边的形势危害到其安全，日本会向美国提供支持。”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做法已远远偏离正确方向。台湾问题是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日本尽快回到指导中日关系的三个文件确立的原则上来才是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