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间谍在大陆

台湾间谍在大陆


王宏德　
   

     1949年国民党败逃台湾后一直叫嚣反攻大陆．其情报部门对大陆的间谍活动一刻没有停止过。近60年的时间里，“国家安全局”、“法务部调查局”、“国防部军事情报局”、“国防部第二（情报）参谋次长室”，“国民党中委会大陆工作会”、“国民党海外工作会” 等情报机构，不断派遣间谍潜入大陆进行情报搜集工作和破坏活动。其中尤以“国防部军事情报局” 及其前身、“国民党中委会大陆工作会” 为“急先锋”。

                    暗杀、爆炸、袭扰，考验看新生的人民政权

     1949至1969的20年，是台湾国民党派遣军队、海匪和武装特务，从海上、空中对大陆，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进行窜犯、袭扰活动的20年。
    暗杀、爆炸是国民党特务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最主要的活动方式。为了实施暗杀，“国防部保密局” 在1949年和1950年，先后三次派遣绰号为“赛狸猫” 的特务段云鹏秘密潜入天津、北京，联络国民党潜伏人员，成立了“北平行动组”、“天津特别组”和“情报暗杀组”。他们秘密搜集枪支、制造炸药、调查中央领导人的住所和行踪，寻机行刺。但是，还没来得及行动，50多名大小特务就在1951年“五一” 节过后被我安全部门一网打尽。段云鹏这位当年“军统局” 的“奇才” 也在1954年9月再次潜入大陆时被捕，之后被处以极刑。
    但是，台湾当局并不甘心。1955年4月，“保密局”得到消息，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将包乘印度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赴万隆出席亚非国家会议。于是，喜出望外的毛人凤亲自坐镇指挥，当“克什米尔公主号” 途经香港加油时，早已藏匿在此的特务们在飞机上安放了炸弹。11 日，当“克什米尔公主号”飞越北婆罗洲上空时发生爆炸，包括中国和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中外记者11人和五名印度机组人员遇难。周总理和中国代表团因应邀先去仰光与缅甸、印度和埃及总理会晤，临时改变路线，才幸免于难。此后，特务们又在万隆组织了一个28人的“敢死暗杀队”，图谋继续行刺，但由于中国和印尼双方防守严密，计划最终落空。事后，国民党当局极力否认与爆炸事件有关。但40年后，当年参与并策划该事件的原国民党“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在台湾《中国时报》上公开承认，该事件的确是国民党特务买通香港启德机场员工安放了炸弹。
     1962年，国民党当局以军队为主大规模窜犯大陆的行动连连受挫后，便与情报部门一起制定了代号为“海威”、“班超”等计划，经常在沿海地区派出小股武装特务进行袭扰。1964年7月8日傍晚，“国防部情报局”派遣所属武装特务51人组成“江苏省反共救国军第19纵队第1支队”，乘坐伪装成日本渔船的“满庆升1号”、“满庆升2号”在江苏沿海地区登陆。他们一上岸，就被我沿海军民围歼。同年秋，为了在广东开辟所谓“游击走廊”，台湾当局又连续派出九股武装特务，分别在海丰、惠阳等地登陆，还将一股特务空投至阳江。但结果是一样的：特务172人全部被歼灭，包括纵队司令七人，副司令14人。
    除了在沿海地区袭扰外，情报部门也派遣特务深入内地进行间谍活动。1964年 10月，大陆试爆成功第一颗原子弹后，“国防部情报局”立即派遣多名特务从香港潜入大陆，展开“神斧行动”，刺探原子弹秘密及沿海军事部署情报，但同样没有逃脱覆灭的命运。
    随着小股武装破坏活动的破产，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又改变策略，将情报机构的工作重点确定为“突击作战”和“政治登陆”。为此，1965年春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进行了一次人事、机构、任务的大调整，把原来的“海狼队”和“神斧队”合编为两栖行动突击大队。在小股特务突击登陆作战以“提高民心士气”的同时，经常在海上抓捕或诱逼大陆渔民，进行反共宣传。

                 煽动、心战、策反，以“政治反攻”作为头等大事

     20世纪80年代；大陆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随着海峡两岸气氛日益缓和，双方由军事对抗逐渐转为政治对抗。台湾情报部门忌惮暗杀、爆炸、袭扰等活动的卑劣影响，于是便把注意力集中到从大陆自身出现的不稳定因素中寻找契机，兴风作浪，制造混乱。
    利用各种舆论工具进行造谣、煽动性宣传成为台湾情报部门的首要任务。他们通过海飘、空飘、邮件夹寄、派遣“心战船”、广播等手段对大陆进行“心战”宣传，尤其侧重对我大专院校的宣传。仅1986年1月至9月，某地区就查获从香港、日本．美国以及东南亚国家寄给大专院校的“心战”宣传品600多件。
    同时，台湾情报部门还不断派遣特务入境，煽风点火，制造动乱。1983年3月29日下午，“陆工会” 派遣驻香港“391”特务组组长何恩杰、组员林泽荣在广州市面向海珠广场的广州宾馆七层楼外，悬挂了一幅长约三米、宽0.5米，白底黑字“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反动标语，在全国造成了很坏的影响。1987年3月，“军情局”派遣特务柏洪、孙中梨、张沛等人潜入重庆市，在山城电影院和枇杷山公园等地投撒了1300余份传单，叫嚣“只有武装斗争，中国民主之胜利才有希望”，并煽动群众到“武装部、公安局、军营里”抢夺武器，“用武装斗争，推翻共产党暴力政权”……
     1987年7月，台湾当局迫于岛内外的压力，宣布解除台湾地区长达38年之久的“戒严令”，随后又解除了民众赴香港、澳门地区观光的限制，并允许部分民众赴大陆探亲。台湾情报机构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向大陆派遣了大量特务人员，搜集我政治、经济和军事情报。1988年7月国民党“十三大”中明确提出“支援大陆民主运动，争取大陆民心”的“大陆政策”。“陆工会”主任肖昌乐也直言不讳地说：“支持大陆的民主运动，就是落实大陆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情报机构自然就将“政治反攻” 作为头等重要的任务。
    在1989年春夏之交大陆出现的那场政治风波中，台湾当局头脑发热，错误地认为“政治反攻”的努力“业已获得国际广泛的肯定与大陆同胞的回响”。为此，要求情报部门“超负荷加速运转”，运用广播电台向大陆播放大量造谣、污蔑性的“心战”广播和大量编造的、蛊惑煽动性的“新闻”，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煽动群众与政府“抗争到底”。他们还派遣和指挥潜伏在大陆的特务分子直接插手北京、上海等10几个省、市、自治区的动乱。在我安全部门从上海、北京等地抓获国民党特务周彦、梁强、王长洪等人后，肖昌乐也不得不承认：“我们确有工作人员在大陆工作……”
    鉴于特务活动在大陆的一次次失利，台湾情报部门认为根子是没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为此，“军情局”局长殷宗文提出要强化“进入大陆、建立据点”运动。于是，情报部门发起了针对我党我军高级干部的策反活动。最让他们“自豪”的便是“少康项目” 策反行动。1991年，通过一位张姓“台商” 的发展，“军情局”将解放军总后勤部军械部的一位处长策反，并将其封为“少康一号”。之后，在1992年又将军械部一负责人也拉入了该组织，成为“少康二号”。1999年这个间谍网破获，主犯被判死刑。此外，台湾情报部门还成功地将大陆原“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办公厅（外事部）一名局级干部策反。在15年间，他向台湾泄漏了许多国家经济规划和改革方案等机密情报。美籍台湾间谍方复明从1995年至2000年期间，通过巨额美金贿赂，将原电力部一批中高级干部拉下水，从而获得我国许多重大工程项目的秘密和情报。

              陈水扁上台再次转型，成为“反制”和平统一的工具

     2000年，陈水扁当选为台湾“总统”后走上一条“急独”的不归路，为了防止大陆武力攻台，陈水扁当局指使“军情局”不断派遣间谍潜入大陆，搜集军事、政治、经济和科技等方面情报，特别是军事情报。在这种情况下，台湾情报部门逐渐沦为“台独”势力搜集大陆情报、“反制”两岸和平统一的工具。
    台湾情报部门在大陆从事间谍活动的人员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在旅游、探亲、交流访问的人群中发展短期搜集情报者。两岸“三通” 之后，这类人员的数量逐年增加，一次付给至少五六万台币的报酬，这对许多台湾人有很大的诱惑力。二是以台商身份进入大陆，表面上从事商业活动，实则从事间谍活动者。目前在大陆居住的台商已经超过50万人，情报部门通过收买小本经营或资金上有困难的台商做间谍，很容易成功。2003年12月15日，广东、福建、海南、安徽、浙江、江苏、上海和山东八个省市的安全机关同时采取行动，抓获了以“台商”名义从事间谍活动的傅宏章、宋孝濂、王长勇、李享隆等24名台湾间谍和19名涉案的大陆人员，摧毁了台湾间谍机关在大陆布建的秘密情报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军惰局” 还派出其退役上校、“王牌间谍” 李运傅以经营“南京实力医学研究咨询部” 为掩护，在南京工作多年，建立了多个情报组织，搜集了大量我军导弹部队、南京军区及东海舰队的机密情报。2003年11月30日，陈水扁为了说明大陆对台湾的“威胁”，在高雄县“扁友会” 成立大会上说出大陆在沿海600公里范围内导弹部署的具体位置和数量。这些情报据说都是由李运博的情报组织收集而来。在陈水扁这次讲话后两个多月，李运溥就被大陆公安部门逮捕。三是在大陆发展的情报人员。如原安庆电视台广告部副主任李庆生在金钱的诱惑下从事间谍活动十余载，直到2004年被抓获；广东省安全厅的一名处级干部，在2003年被捕时，已为台湾情报部门工作六年，共收受台湾当局1400万元人民市；2004年，中国国家安全部门在“320” 台湾“总统”大选前后，破获了一个为台湾收集核心军事情报的间谍网。涉案者包括一所军事院校的十多名中高级军官。他们向台湾提供了苏—27、苏—30等解放军主力战机的部署及训练情况，以及大陆防空系统等绝密情报。
    随着编台湾间谍在大陆


王宏德　
   

     1949年国民党败逃台湾后一直叫嚣反攻大陆．其情报部门对大陆的间谍活动一刻没有停止过。近60年的时间里，“国家安全局”、“法务部调查局”、“国防部军事情报局”、“国防部第二（情报）参谋次长室”，“国民党中委会大陆工作会”、“国民党海外工作会” 等情报机构，不断派遣间谍潜入大陆进行情报搜集工作和破坏活动。其中尤以“国防部军事情报局” 及其前身、“国民党中委会大陆工作会” 为“急先锋”。

                    暗杀、爆炸、袭扰，考验看新生的人民政权

     1949至1969的20年，是台湾国民党派遣军队、海匪和武装特务，从海上、空中对大陆，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进行窜犯、袭扰活动的20年。
    暗杀、爆炸是国民党特务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最主要的活动方式。为了实施暗杀，“国防部保密局” 在1949年和1950年，先后三次派遣绰号为“赛狸猫” 的特务段云鹏秘密潜入天津、北京，联络国民党潜伏人员，成立了“北平行动组”、“天津特别组”和“情报暗杀组”。他们秘密搜集枪支、制造炸药、调查中央领导人的住所和行踪，寻机行刺。但是，还没来得及行动，50多名大小特务就在1951年“五一” 节过后被我安全部门一网打尽。段云鹏这位当年“军统局” 的“奇才” 也在1954年9月再次潜入大陆时被捕，之后被处以极刑。
    但是，台湾当局并不甘心。1955年4月，“保密局”得到消息，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将包乘印度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赴万隆出席亚非国家会议。于是，喜出望外的毛人凤亲自坐镇指挥，当“克什米尔公主号” 途经香港加油时，早已藏匿在此的特务们在飞机上安放了炸弹。11 日，当“克什米尔公主号”飞越北婆罗洲上空时发生爆炸，包括中国和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中外记者11人和五名印度机组人员遇难。周总理和中国代表团因应邀先去仰光与缅甸、印度和埃及总理会晤，临时改变路线，才幸免于难。此后，特务们又在万隆组织了一个28人的“敢死暗杀队”，图谋继续行刺，但由于中国和印尼双方防守严密，计划最终落空。事后，国民党当局极力否认与爆炸事件有关。但40年后，当年参与并策划该事件的原国民党“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在台湾《中国时报》上公开承认，该事件的确是国民党特务买通香港启德机场员工安放了炸弹。
     1962年，国民党当局以军队为主大规模窜犯大陆的行动连连受挫后，便与情报部门一起制定了代号为“海威”、“班超”等计划，经常在沿海地区派出小股武装特务进行袭扰。1964年7月8日傍晚，“国防部情报局”派遣所属武装特务51人组成“江苏省反共救国军第19纵队第1支队”，乘坐伪装成日本渔船的“满庆升1号”、“满庆升2号”在江苏沿海地区登陆。他们一上岸，就被我沿海军民围歼。同年秋，为了在广东开辟所谓“游击走廊”，台湾当局又连续派出九股武装特务，分别在海丰、惠阳等地登陆，还将一股特务空投至阳江。但结果是一样的：特务172人全部被歼灭，包括纵队司令七人，副司令14人。
    除了在沿海地区袭扰外，情报部门也派遣特务深入内地进行间谍活动。1964年 10月，大陆试爆成功第一颗原子弹后，“国防部情报局”立即派遣多名特务从香港潜入大陆，展开“神斧行动”，刺探原子弹秘密及沿海军事部署情报，但同样没有逃脱覆灭的命运。
    随着小股武装破坏活动的破产，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又改变策略，将情报机构的工作重点确定为“突击作战”和“政治登陆”。为此，1965年春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进行了一次人事、机构、任务的大调整，把原来的“海狼队”和“神斧队”合编为两栖行动突击大队。在小股特务突击登陆作战以“提高民心士气”的同时，经常在海上抓捕或诱逼大陆渔民，进行反共宣传。

                 煽动、心战、策反，以“政治反攻”作为头等大事

     20世纪80年代；大陆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随着海峡两岸气氛日益缓和，双方由军事对抗逐渐转为政治对抗。台湾情报部门忌惮暗杀、爆炸、袭扰等活动的卑劣影响，于是便把注意力集中到从大陆自身出现的不稳定因素中寻找契机，兴风作浪，制造混乱。
    利用各种舆论工具进行造谣、煽动性宣传成为台湾情报部门的首要任务。他们通过海飘、空飘、邮件夹寄、派遣“心战船”、广播等手段对大陆进行“心战”宣传，尤其侧重对我大专院校的宣传。仅1986年1月至9月，某地区就查获从香港、日本．美国以及东南亚国家寄给大专院校的“心战”宣传品600多件。
    同时，台湾情报部门还不断派遣特务入境，煽风点火，制造动乱。1983年3月29日下午，“陆工会” 派遣驻香港“391”特务组组长何恩杰、组员林泽荣在广州市面向海珠广场的广州宾馆七层楼外，悬挂了一幅长约三米、宽0.5米，白底黑字“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反动标语，在全国造成了很坏的影响。1987年3月，“军情局”派遣特务柏洪、孙中梨、张沛等人潜入重庆市，在山城电影院和枇杷山公园等地投撒了1300余份传单，叫嚣“只有武装斗争，中国民主之胜利才有希望”，并煽动群众到“武装部、公安局、军营里”抢夺武器，“用武装斗争，推翻共产党暴力政权”……
     1987年7月，台湾当局迫于岛内外的压力，宣布解除台湾地区长达38年之久的“戒严令”，随后又解除了民众赴香港、澳门地区观光的限制，并允许部分民众赴大陆探亲。台湾情报机构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向大陆派遣了大量特务人员，搜集我政治、经济和军事情报。1988年7月国民党“十三大”中明确提出“支援大陆民主运动，争取大陆民心”的“大陆政策”。“陆工会”主任肖昌乐也直言不讳地说：“支持大陆的民主运动，就是落实大陆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情报机构自然就将“政治反攻” 作为头等重要的任务。
    在1989年春夏之交大陆出现的那场政治风波中，台湾当局头脑发热，错误地认为“政治反攻”的努力“业已获得国际广泛的肯定与大陆同胞的回响”。为此，要求情报部门“超负荷加速运转”，运用广播电台向大陆播放大量造谣、污蔑性的“心战”广播和大量编造的、蛊惑煽动性的“新闻”，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煽动群众与政府“抗争到底”。他们还派遣和指挥潜伏在大陆的特务分子直接插手北京、上海等10几个省、市、自治区的动乱。在我安全部门从上海、北京等地抓获国民党特务周彦、梁强、王长洪等人后，肖昌乐也不得不承认：“我们确有工作人员在大陆工作……”
    鉴于特务活动在大陆的一次次失利，台湾情报部门认为根子是没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为此，“军情局”局长殷宗文提出要强化“进入大陆、建立据点”运动。于是，情报部门发起了针对我党我军高级干部的策反活动。最让他们“自豪”的便是“少康项目” 策反行动。1991年，通过一位张姓“台商” 的发展，“军情局”将解放军总后勤部军械部的一位处长策反，并将其封为“少康一号”。之后，在1992年又将军械部一负责人也拉入了该组织，成为“少康二号”。1999年这个间谍网破获，主犯被判死刑。此外，台湾情报部门还成功地将大陆原“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办公厅（外事部）一名局级干部策反。在15年间，他向台湾泄漏了许多国家经济规划和改革方案等机密情报。美籍台湾间谍方复明从1995年至2000年期间，通过巨额美金贿赂，将原电力部一批中高级干部拉下水，从而获得我国许多重大工程项目的秘密和情报。

              陈水扁上台再次转型，成为“反制”和平统一的工具

     2000年，陈水扁当选为台湾“总统”后走上一条“急独”的不归路，为了防止大陆武力攻台，陈水扁当局指使“军情局”不断派遣间谍潜入大陆，搜集军事、政治、经济和科技等方面情报，特别是军事情报。在这种情况下，台湾情报部门逐渐沦为“台独”势力搜集大陆情报、“反制”两岸和平统一的工具。
    台湾情报部门在大陆从事间谍活动的人员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在旅游、探亲、交流访问的人群中发展短期搜集情报者。两岸“三通” 之后，这类人员的数量逐年增加，一次付给至少五六万台币的报酬，这对许多台湾人有很大的诱惑力。二是以台商身份进入大陆，表面上从事商业活动，实则从事间谍活动者。目前在大陆居住的台商已经超过50万人，情报部门通过收买小本经营或资金上有困难的台商做间谍，很容易成功。2003年12月15日，广东、福建、海南、安徽、浙江、江苏、上海和山东八个省市的安全机关同时采取行动，抓获了以“台商”名义从事间谍活动的傅宏章、宋孝濂、王长勇、李享隆等24名台湾间谍和19名涉案的大陆人员，摧毁了台湾间谍机关在大陆布建的秘密情报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军惰局” 还派出其退役上校、“王牌间谍” 李运傅以经营“南京实力医学研究咨询部” 为掩护，在南京工作多年，建立了多个情报组织，搜集了大量我军导弹部队、南京军区及东海舰队的机密情报。2003年11月30日，陈水扁为了说明大陆对台湾的“威胁”，在高雄县“扁友会” 成立大会上说出大陆在沿海600公里范围内导弹部署的具体位置和数量。这些情报据说都是由李运博的情报组织收集而来。在陈水扁这次讲话后两个多月，李运溥就被大陆公安部门逮捕。三是在大陆发展的情报人员。如原安庆电视台广告部副主任李庆生在金钱的诱惑下从事间谍活动十余载，直到2004年被抓获；广东省安全厅的一名处级干部，在2003年被捕时，已为台湾情报部门工作六年，共收受台湾当局1400万元人民市；2004年，中国国家安全部门在“320” 台湾“总统”大选前后，破获了一个为台湾收集核心军事情报的间谍网。涉案者包括一所军事院校的十多名中高级军官。他们向台湾提供了苏—27、苏—30等解放军主力战机的部署及训练情况，以及大陆防空系统等绝密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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