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看见一些人拿着《永远的0》之类的“反战电影”替日本 ...

有必要回顾一下几十年前某个美国人的精彩论述，以下文字摘自《菊花与刀》：

日本人总是极为坦率地否认所谓德即是同恶的斗争，正如他们的哲学家和宗教家们几个世纪来不断宣称的那样，这样的道德观与日本是格格不入的。他们扬言这正好证明日本民族道德的高尚。据他们说，中国人曾不得不制定一种道德戒律，把“仁”——公正和善行——作为一种绝对的标准，并以此来衡量所有的人和行动，凡未达到该标准的便是有缺陷的。“道德戒律适合于因本性低劣而不得不用这种人为手段予以约束的中国人。”18世纪著名的神道家本居【即本居宣长（1730～1801），江户中期的国学者，为日本国学四大家之一。——译注】曾这样写过，近代佛学大师和近代国家主义的领袖们也这么写过和讲过这个主题。他们说，旧本人的本性是天生善的，是可以信赖的。没有必要与自己身上的另一半邪恶作斗争，所需的只是净化其心灵的窗户，在每种不同的情况下采取适当的行动。即使“脏”了，污垢也极易被除去，人本质上的善文会重放异彩。佛教哲学在日本比在其他任何国家更彻底地宣传说，每个人都能成佛，道德规则不在经典之中，而要到自己大彻大悟的清净无垢的心灵中去寻找。一个人对于在自己的心灵中所发现的东西为什么不相信呢？在人的心中并没有天生的恶。日本人没有《圣经》“诗篇”所宣扬的神学。“诗篇”中高领；“看！我生于不义之中，我母亲是在罪恶中怀我的。”日本人不教授“人类堕落”的理论。“人情”是天赐的福分不该指责。哲学家也好，农夫也好，都不谴责人情。

在美国人听来，这种理论会导致纵欲和放荡的哲学。但正如前所述，日本人把履行义务定为人生最高的任务。他们完全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报“恩”意味着牺牲自己个人的欲望与享受。认为追求幸福是人生的严肃目标，这种思想在他们看来是令人费解的也是不道德的理论。幸福是人们在办得到的时候尽情享受的消遣，但将此看得太重，并以此作为判断国家和家庭的基准那是完全不可想像的。人们常常为履行“忠”、“孝”、“义理”而备受折磨，这完全是他们意料之中的事实。这使生活艰辛，但他们对此是有准备的。他们经常放弃他们决不视为邪恶的享受。这需要意志力，这种力量在日本是最受崇拜的美德。

与日本人的这种见解相符合，他们的小说与戏剧以“皆大欢喜”为结局是很少见的。美国的一般观众渴望有一个结局。他们要相信剧中人物此后永远生活得幸福。他们要知道剧中人物因其美德而得到了报偿。如果他们不得不在戏剧的结尾哭泣，那必须是因为主人公性格中有缺陷，或是因为主人公做了邪恶的社会秩序的牺牲品。观众更喜欢看主人公万事如意的幸福结局。日本的一般观众热泪盈眶地看男主人公因命运的变化而走向悲惨的结局，可爱的女主人公因运气的逆转而被杀，这样的情节是晚间娱乐的高潮，这正是他们到剧院去想看到的东西。甚至日本的现代电影也是以男女主人公的苦难为题材的，恋爱中的男女抛弃情人；美满结合的夫妇之中有一人为克尽义务而自杀；妻子献身于拯救丈夫的前程，并激发他培植起伟大的演员天赋，为使他能无拘无束地过新生活，在其成功的前夕藏身于大城市之中，在他获得成功的当天毫无怨言地在贫困中死去。没有以皆大欢喜为结局的必要，对自我牺牲的男女主人公的怜悯与同情在观众中畅行无阻。男女主人公的苦难并不是上帝的惩罚。这表明他们不惜以任何代价履行责任，即使遭到不幸——被人抛弃、患病或死亡——也不能使他们离开正途。

日本的现代战争影片也遵循着同样的传统。看过这些电影的美国人常常说这是他们所见过的最好的和平宣传，这是一种典型的美国式的反应，因为这些电影涉及的尽是战争的牺牲和苦难。日本的战争影片不会大肆宣扬阅兵式、军乐队以及舰队演习或大炮的自豪雄姿。这些电影不管是取材于日俄战争，还是取材于中国事变，反复出现的是泥泞中的行军、普通战斗的痛苦、僵持不下的战役等等单调的老一套镜头。终幕镜头不是胜利，甚至也不是高呼“万岁”的冲锋，而是在某个一片泥浆的毫无特色的中国小镇上的宿夜；或者映示出三次战争的幸存者，他们是分别重残、跛足和失明的祖孙三代人；再或是叙述一个士兵战死以后，其本土的家属如何为失去丈夫、父亲和一家之主而哀悼，如何振作起来，在没有了主心骨的情况下顽强地生活下去。根本看不到英美“游行行列”式的电影的激动人心的镜头。他们甚至不把负伤军人的康复搬上银幕，甚至也不提及战争的目的。对于日本观众来说，只要银幕上的人物都尽心尽力地报“恩”，这就够了。因此这些电影在日本是军国主义者的宣传品。这些影片的赞助者知道，它们不会激起日本观众的反战情绪。






童子们请注意，这本书出版于1946年，本尼迪克特所说的“现代战争影片”是指日本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拍摄的军国主义宣传电影，都是得到军方赞助的。大家把这些片子和《永远的0》之类的现代日本电影做一下对比就会发现它们是一脉相承的，之所以有人误以为它们是反战电影，就是因为日本人的思维和我们中国人以及世界上所有正常国家的人是完全不同的有必要回顾一下几十年前某个美国人的精彩论述，以下文字摘自《菊花与刀》：

日本人总是极为坦率地否认所谓德即是同恶的斗争，正如他们的哲学家和宗教家们几个世纪来不断宣称的那样，这样的道德观与日本是格格不入的。他们扬言这正好证明日本民族道德的高尚。据他们说，中国人曾不得不制定一种道德戒律，把“仁”——公正和善行——作为一种绝对的标准，并以此来衡量所有的人和行动，凡未达到该标准的便是有缺陷的。“道德戒律适合于因本性低劣而不得不用这种人为手段予以约束的中国人。”18世纪著名的神道家本居【即本居宣长（1730～1801），江户中期的国学者，为日本国学四大家之一。——译注】曾这样写过，近代佛学大师和近代国家主义的领袖们也这么写过和讲过这个主题。他们说，旧本人的本性是天生善的，是可以信赖的。没有必要与自己身上的另一半邪恶作斗争，所需的只是净化其心灵的窗户，在每种不同的情况下采取适当的行动。即使“脏”了，污垢也极易被除去，人本质上的善文会重放异彩。佛教哲学在日本比在其他任何国家更彻底地宣传说，每个人都能成佛，道德规则不在经典之中，而要到自己大彻大悟的清净无垢的心灵中去寻找。一个人对于在自己的心灵中所发现的东西为什么不相信呢？在人的心中并没有天生的恶。日本人没有《圣经》“诗篇”所宣扬的神学。“诗篇”中高领；“看！我生于不义之中，我母亲是在罪恶中怀我的。”日本人不教授“人类堕落”的理论。“人情”是天赐的福分不该指责。哲学家也好，农夫也好，都不谴责人情。

在美国人听来，这种理论会导致纵欲和放荡的哲学。但正如前所述，日本人把履行义务定为人生最高的任务。他们完全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报“恩”意味着牺牲自己个人的欲望与享受。认为追求幸福是人生的严肃目标，这种思想在他们看来是令人费解的也是不道德的理论。幸福是人们在办得到的时候尽情享受的消遣，但将此看得太重，并以此作为判断国家和家庭的基准那是完全不可想像的。人们常常为履行“忠”、“孝”、“义理”而备受折磨，这完全是他们意料之中的事实。这使生活艰辛，但他们对此是有准备的。他们经常放弃他们决不视为邪恶的享受。这需要意志力，这种力量在日本是最受崇拜的美德。

与日本人的这种见解相符合，他们的小说与戏剧以“皆大欢喜”为结局是很少见的。美国的一般观众渴望有一个结局。他们要相信剧中人物此后永远生活得幸福。他们要知道剧中人物因其美德而得到了报偿。如果他们不得不在戏剧的结尾哭泣，那必须是因为主人公性格中有缺陷，或是因为主人公做了邪恶的社会秩序的牺牲品。观众更喜欢看主人公万事如意的幸福结局。日本的一般观众热泪盈眶地看男主人公因命运的变化而走向悲惨的结局，可爱的女主人公因运气的逆转而被杀，这样的情节是晚间娱乐的高潮，这正是他们到剧院去想看到的东西。甚至日本的现代电影也是以男女主人公的苦难为题材的，恋爱中的男女抛弃情人；美满结合的夫妇之中有一人为克尽义务而自杀；妻子献身于拯救丈夫的前程，并激发他培植起伟大的演员天赋，为使他能无拘无束地过新生活，在其成功的前夕藏身于大城市之中，在他获得成功的当天毫无怨言地在贫困中死去。没有以皆大欢喜为结局的必要，对自我牺牲的男女主人公的怜悯与同情在观众中畅行无阻。男女主人公的苦难并不是上帝的惩罚。这表明他们不惜以任何代价履行责任，即使遭到不幸——被人抛弃、患病或死亡——也不能使他们离开正途。

日本的现代战争影片也遵循着同样的传统。看过这些电影的美国人常常说这是他们所见过的最好的和平宣传，这是一种典型的美国式的反应，因为这些电影涉及的尽是战争的牺牲和苦难。日本的战争影片不会大肆宣扬阅兵式、军乐队以及舰队演习或大炮的自豪雄姿。这些电影不管是取材于日俄战争，还是取材于中国事变，反复出现的是泥泞中的行军、普通战斗的痛苦、僵持不下的战役等等单调的老一套镜头。终幕镜头不是胜利，甚至也不是高呼“万岁”的冲锋，而是在某个一片泥浆的毫无特色的中国小镇上的宿夜；或者映示出三次战争的幸存者，他们是分别重残、跛足和失明的祖孙三代人；再或是叙述一个士兵战死以后，其本土的家属如何为失去丈夫、父亲和一家之主而哀悼，如何振作起来，在没有了主心骨的情况下顽强地生活下去。根本看不到英美“游行行列”式的电影的激动人心的镜头。他们甚至不把负伤军人的康复搬上银幕，甚至也不提及战争的目的。对于日本观众来说，只要银幕上的人物都尽心尽力地报“恩”，这就够了。因此这些电影在日本是军国主义者的宣传品。这些影片的赞助者知道，它们不会激起日本观众的反战情绪。






童子们请注意，这本书出版于1946年，本尼迪克特所说的“现代战争影片”是指日本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拍摄的军国主义宣传电影，都是得到军方赞助的。大家把这些片子和《永远的0》之类的现代日本电影做一下对比就会发现它们是一脉相承的，之所以有人误以为它们是反战电影，就是因为日本人的思维和我们中国人以及世界上所有正常国家的人是完全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