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以色列和阿拉伯的恩怨是非，你不知道的阿以冲突真相，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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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张平特拉维夫的博客
阿以冲突第一枪----生命岭与生命岭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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喋血希伯伦——以巴冲突史上的第一场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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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后回首以巴分治第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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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犹太人的照片与以巴难民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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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以冲突第一枪----生命岭与生命岭之战(2014-07-14 01:20:24)转载▼标签： 房产军事历史文化 分类： 以色列现代历史
从以色列最北部的第一大城八人镇（Kiryat Shmona）沿90号公路北行数分钟，跟随“生命岭公园”的标记左转后右转，便看到一大片停车场。把车停好，沿树荫遮蔽的石头路走上几十米，便到了一个视野开阔的大平台，这便是生命岭（Tel Hai）了。
这是早春二月一个微有阴云但却阳光灿烂的午后，我站在平台上，放眼东望，上加利利胡腊山谷大片的田野与野地的青葱翠绿掩映着色彩斑斓的民居建筑，近处的怒放的野花辉映着远方戈兰高地上的黑蒙山主峰，主峰上皑皑的积雪在午后斜射的阳光下清晰可见。在我身后十几米的地方，一尊石雕的雄狮长鬃猎猎，向着雪峰的方向仰天怒吼。雄狮身下是一座坚实的纪念碑，碑东侧上方刻着一句铁骨铮铮的希伯来语：“为祖国而死是美好的。”下边排列着八个犹太人的名字，第三个便是大名鼎鼎的约瑟夫·特朗皮多尔。 那天我们在黑蒙山的冰天雪地里跋涉了一个上午，在主峰的咖啡馆用过简单的午饭，开车一个小时，便来到春色无边的生命岭。晚上我们在风景如画的小山城Rosh Pina订了一个美丽浪漫的林中木屋，距生命岭不过行车半个多小时而已。无需赶路，下午的时间便是自由的。那个下午生命岭公园内没有任何游人，只是在入口处有两三个工人在修建一个全新的大门，偶尔传来几声粗壮的吆喝。此外便是山谷里的鸟鸣。整个下午我们便在那一片寂静而又盎然的春意里，坐在八人墓前，沉思特朗皮多尔的故事、生命岭犹太村的命运、以及八十六年年前那场血腥的战斗。
生命岭犹太村始建于1918年，第三次犹太移民浪潮开始之前。经过两次移民浪潮，数以万计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已经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建立了自己的家园，且没有跟巴勒斯坦人或阿拉伯人发生实质性冲突。跟今天很多人所谓犹太移民挤压了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空间的误解完全不同，那时的巴勒斯坦荒凉贫瘠，人烟稀少，马克·吐温在1867年游览了巴勒斯坦之后在《傻子国外旅行记》中把这块地方描写成世界上最凄凉的地方。实际上仅“凄凉”两个字还无法概括当时的荒芜。西部沿海平原、加利利的耶斯烈山谷、胡腊山谷等今天被认为是肥沃良田的地方当时都是蚊虫成群，疟疾肆虐的沼泽地带。犹太移民先驱从阿拉伯人手中买下这些当时不适合居住耕作的土地，运用现代治理沼泽的技术，排干积水，开发了大量良田。这些移民的开发和犹太村落的建立不仅没有损害当地阿拉伯居民的任何利益，反而给阿拉伯人带来了经济上的好处。因此到1920年为止，圣地阿犹两族的关系总体上是和睦的。不仅没有流血事件发生，而且早期的犹太居民点根本没有任何自卫武装，居民点的治安是靠雇佣阿拉伯守望者来维持的。
不仅如此，当时犹太复国主义者跟阿拉伯民族主体的关系也同样是融洽的。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犹太复国主义代表魏兹曼与阿拉伯民族代表团团长、汉志王国（今沙特阿拉伯前身的一部分）的菲萨尔王子签订了《菲萨尔—魏兹曼协议》。该协议明确规定阿拉伯民族承认《贝尔福宣言》的精神，支持犹太民族在不损害非犹太居民利益的同时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民族家园的努力（包括向巴勒斯坦地区进行大规模移民），并且要求犹太人帮助当地居民以及未来成立的阿拉伯国家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和发展经济，同时规定任何争议都应交给英国托管当局仲裁决定。不过费萨尔在签订这份协议之前手书了一个附加条件，那就是英国人必须让前奥斯曼统治地区成为独立的阿拉伯国家。这一条件并不难理解，由于当时的巴勒斯坦统治者是英国，阿拉伯人并没有权力跟犹太达成土地协定，所以协议生效的唯一可能性便是巴勒斯坦成为独立的阿拉伯国家的一部分。
这份协议后来因英法瓜分了前奥斯曼帝国领土，独立的阿拉伯国家没能成立而失效。但协议签订的本身却有力地说明了一些今天人连想都不敢想的当时的现实：1919年阿拉伯民族主体跟1947年的联合国多数国家一样，不仅承认犹太民族回归家园的历史权利和现实可能性，而且支持这一行动。协议中有关巴勒斯坦非犹太民族权利的规定以及对犹太人帮助当地居民发展经济的要求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巴勒斯坦的现实：这块贫瘠荒凉的土地上有给两个民族共同生存的足够空间，犹太人的回归对当地阿拉伯经济的发展有利无害。
对这份协议的唯一有份量的批评是协议双方都没有跟巴勒斯坦当地人商量。但这批评同样是纸上谈兵。当时的巴勒斯坦处于英国的统治之下，巴勒斯坦人自己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权力代表机构可以跟犹太人谈判。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市长当时曾表示抗议，但他也只能代表耶路撒冷的部分阿拉伯居民（他的敌对家族不能包括在内），总不能让犹太人挨家挨户地去跟巴勒斯坦人签字吧。此外，今天阿拉伯各国的边界当时还不存在，菲萨尔王子就是《阿拉伯的劳伦斯》里那位阿拉伯起义军的领袖，他根本就认为巴勒斯坦是他未来的大叙利亚王国的一部分，既然这个王国的合法性是靠他打击土耳其军队的战功建立起来的，他当然有权处置他的领土，何况他还是整个阿拉伯民族在巴黎和会上的代表。事实上，菲萨尔王子也是当时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唯一能找到的阿拉伯民族权力代表。为了跟他达成协议，魏兹曼从1918年6月起三次跟他当面谈判，表明犹太复国主义并不像今天很多人理解的那样完全不顾阿拉伯人的态度。
巴黎和会之后，英法之间达成协议，由英国统治巴勒斯坦，法国统治叙利亚。由于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在上加利利地区的历史分界不清，英国在当年从那里撤出了自己的统治力量，暂时交由法国管理，以等待更进一步的决定。菲萨尔对英国不让阿拉伯国家独立已然不满，更不肯向法国人乖乖称臣，便支持上加利利地区的阿拉伯人暴动，对抗法国当局的统治，一时间，这一地区不断爆发双方的袭击战，陷入一片混乱。
生命岭之战便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之下发生的。当时的上加利利地区只有四个犹太村落：生命岭村、北边不远处的吉拉德村、黎巴嫩边界的米图拉村、以及哈姆拉。村中居民不多，且多属于犹太复国主义团体的成员。在英国宣布撤退之前，世界犹太复国主义领导层考虑到当地可能出现的混乱局势，要求巴勒斯坦当地的犹太领导人考虑撤出这四个村子。这一要求被当地的犹太领导人拒绝了。当时看来，他们拒绝的理由是充分的。这四个村子的土地是犹太人出钱购买的，其居民是在英国当局的同意下合法入住的，四个村子跟周边阿拉伯居民关系良好，并无冲突历史；最重要的是：阿拉伯人暴动的对象是法国当局，跟犹太人没有任何关系。犹太人自己也并不喜欢上加利利并入法国统治区，因为这意味着犹太人未来民族家园的减小。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地区的犹太人跟阿拉伯暴动者的利益其实是一致的。因此，他们有理由相信阿拉伯人不会进攻这些村子。然而他们想错了，由于这四个村子升平日久，没有任何自卫武装，很快便成了暴动者的袭击目标。虽然没造成人员伤亡，但到1919年底，米图拉村已经被暴动者毁坏殆尽，大部居民不得不撤离，其他村落也遭到攻击。在这种情况下，犹太领导人于1920年初选派特朗皮多尔去北方，帮助这几个村落组织自卫力量。
约瑟夫·特朗皮多尔1880年出生于俄国犹太家庭。他是犹太人失去祖国土地近两千年后出现的第一位《圣经》意义上的战争英雄。他起先效力于沙俄军队，在日俄战争中被打断了一条胳膊。他作战勇猛顽强，有“战场雄狮”之称，获得过沙俄全部四种最高级别的勇敢勋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帮助英国人筹建并指挥了近两千年来的第一支犹太部队。战后他回到巴勒斯坦投身复国主义运动，并因他的军事天赋而受到器重。
生命岭之战发生于1920年3月1日，关于这场战斗，从一开始就有两个不同版本的故事，一个故事把特朗皮多尔描写成了一个英雄，我们姑且称之为英雄版；另一个故事将他描写成受难者，我们姑且称之为牺牲版。
按照英雄版的说法，当天清晨便有数百名阿拉伯武装分子进攻生命岭，被特朗皮多尔率领手下的36名战士（其中有两名女兵）打退。不久更多的武装分子发动了第二次进攻，被再次打退。败退的阿拉伯武装分子呼朋引类，不久便招来了两千多名贝都因武装人员包围了生命岭。这时一个贝都因酋长率领一批武装分子打着白旗来到村前，要求与特朗皮多尔谈判，但特朗皮多尔一出现，阿拉伯人便掏出武器，开始射击，随后便转身逃跑了。特朗皮多尔和他的七名战友倒在了血泊中。腹部受伤的特朗皮多尔是当天晚上去世的，死前对他的战友们说：“没什么，为祖国而死是美好的。”
按照牺牲版的说法，阿拉伯武装分子包围了生命岭之后便要求进入犹太村搜查，声称他们怀疑犹太村内藏有法国士兵。特朗皮多尔信以为真，便放他们进入村内。结果他们在村内大开杀戒，打死七人，特朗皮多尔本人腹部中弹，当天晚上在被送往附近吉拉德村救治时死在路上，死前对他的战友们说：“没什么，为祖国而死是美好的。”
虽然两个版本的故事不尽相同，但比较来看，事情的轮廓是清晰的。进攻的阿拉伯人在人数上远远压倒犹太守护者，进攻和屠杀都是有计划有预谋的行为。大约是受此前两个民族间和睦气氛的影响，特朗皮多尔对进攻者显然抱有某种程度的幻想，因此同意出面谈判或者让他们进村。战斗的结局也很清楚，第一批八名犹太复国主义者倒在了阿拉伯人的枪口下。特朗皮尔多是身负重伤后于当晚去世的，死前留下了那句铮铮名言。
对于现代阿拉伯犹太冲突以及巴以冲突而言，生命岭之战的意义怎样评估都不过分。在这场战斗爆发之前，两个民族的关系基本和睦，也开始了有关犹太复国的问题的对话和谈判。生命岭之战给这个和睦时代彻底划上了一个句号，也终结了本来存在的两个民族在圣地互助共存的可能性。
对阿拉伯民族和巴勒斯坦人来说，生命岭之战意味着他们放弃和平解决问题的可能性，选择了使用暴力手段处理与犹太人的关系。无论这种选择是事先预定的还是随机发生的，阿拉伯民族和巴勒斯坦人显然几十年如一日地忠于自己的选择，百折不挠地尝试用暴力手段将犹太人赶出去。于是我们看到英国人的分治方案被1936年到1939年的巴勒斯坦大暴动所否决，巴勒斯坦人从此失去了占有百分之八十巴勒斯坦土地的历史机遇。1947年的联合国方案被阿拉伯五国联军发动的侵略战争所否决，巴勒斯坦人从此失去了占有近一半巴勒斯坦土地的历史机遇。2000年巴勒斯坦人用恐怖炸弹回应追求和解的巴拉克总理，从此失去了占有百分之二十巴勒斯坦土地的历史机遇。2006年巴勒斯坦人民选择了以暴力为宗旨、以彻底消灭以色列国为目标的哈马斯为领袖，在生命岭之战的八十六年之后再次向世界表明了其用暴力解决问题的决心。
从理性的角度看，《菲萨尔—魏兹曼协议》应该是对巴勒斯坦人最有利的解决方案。菲萨尔这位现代萨拉丁式的阿拉伯英雄早在八十七年前就敏锐地意识到犹太民族的决心、智慧和毅力，明白与其与犹太民族为敌，不如化敌为友，建立两个民族之间的联盟关系，利用犹太民族的智慧发展现代阿拉伯国家。那时无论是菲萨尔还是魏兹曼都没打算分治巴勒斯坦。菲萨尔了解那个时代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愿望：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英国模式的国家，享有高度自治权的犹太自治区和阿拉伯自治区象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那样组成联合王国，所有公民权利平等，联合王国的政府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如果这一协议得到了实施的话，考虑到巴勒斯坦人在人口上的优势，今天的巴勒斯坦应该是一个由阿拉伯人主导，包括大片犹太自治区，两个民族互助发展、共同繁荣的国家吧。如此则巴勒斯坦人实际上没丢掉一分土地，只是国内犹太少数民族的比例大大增加了而已。《菲萨尔—魏兹曼协议》签订的几十年之后，美国的巴勒斯坦学者萨伊德又回到这一协议，主张在巴勒斯坦建立阿犹共居的统一国家。英雄所见略同，萨伊德替巴勒斯坦打算盘不能说打得不精，但他显然不知道八十六年前生命岭那八名犹太人的鲜血已经改变了这块圣地的颜色，1919年巴黎和会上的桃色梦想已经被阿拉伯人的枪声击得粉碎。更重要的是，作为一名在美国居住多年的学者，巴勒斯坦人对暴力和流血道路的选择和决心对萨伊德显然已经是太过陌生了。
生命岭之战同样彻底改变了犹太人的历史命运。在此之前近两千年的时间里，犹太人没有祖国，没有土地，四处流浪，随时成为任何暴乱和骚动的牺牲品而不敢有任何抵抗。因此在犹太人看来，生命岭之战是犹太民族近两千年来第一次有人挺身而出，勇敢地捍卫自己的财产、权利和土地。跟历次犹太人遭迫害的牺牲者一样，特朗皮多尔跟他的七名战友倒下了，但这次牺牲的意义却大不相同，因为他们不再是屠宰场上反犹主义者刀下待宰的羔羊，而是捍卫自己国土的勇士。对犹太民族来说，生命岭之战的结局不是八名犹太人被屠杀，而是一个“新犹太人”形象的诞生。那是一个拥有自己的祖国、并准备为自己的祖国而献身的犹太人，不是那个随时准备卷起包裹，逃亡到另一个国家去的犹太难民。因此特朗皮多尔很快就成了犹太民族英雄，“新犹太人”的象征，大量献给他的诗歌、歌曲把他变成了犹太民间传奇的一部分。那句“为祖国而死是美好的”成了日后无数犹太勇士前赴后继为国献身的信条。而他死亡的日子，生命岭之战的日子，犹太历亚达月11日则被命名为“生命岭日”，以纪念这八名新生的犹太英雄。
“新犹太人”形象的诞生，对阿拉伯人选择暴力的回应，以及持续不断的对犹太居民区的攻击使1920年成为犹太复国主义历史上最重要的年份之一。就在这一年，就在生命岭之战的几个月之后，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的军事组织“哈加纳”秘密诞生了。这个组织后来发展成了威名远扬的以色列国防军。
而对国际社会来说，生命岭之战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如果不把两个民族分开的话，一旦外部势力退出这一地区，等待两个民族的将是暴力和血腥屠杀。1947年的联合国分治决议事实上是从生命岭之战开始的。
那个下午我便坐在生命岭上，想象着八十六年前的那个午后。3月1日也是早春天气，天空应该是这般微有阴云，阳光也应该是这般和煦。对面的胡拉山谷那时还是沼泽地，应该有更多的鸟语花香吧。除了不时响起的枪声外，那个春天的午后应该也是这般静谧吧。而特朗皮多尔呢？他应该是躺在那栋两层的堡垒式建筑的某个房间里，腹部的伤口不时渗出鲜血，剧烈的疼痛让他满脸是汗。他的战友们应该是在焦急地等待着日落，让他们能在夜色的掩护下把特朗皮多尔送到北面的吉拉德村，那里的医生和药品也许能救勇士一命。从受伤到死于夜色的这段午后，特朗皮多尔想了些什么呢？追思他驰骋沙场的过去？还是替身边战士的安危担忧？他是否知道他即将死去？是否知道他的死将为他的民族翻开历史新的一页？是否知道这个让他疼痛无比的午后标志着两个曾经和睦相处的兄弟民族从此将走上血腥暴力的不归路？
夜色降临，我们离开生命岭，驾车穿过八人镇。1948年中东战争之后，原居此地的阿拉伯人全体逃亡，以色列便将此地重新命名，以纪念生命岭之战中被屠杀的八名犹太勇士。夜色里，八人镇主要街道两旁霓虹闪烁，行人如织。而我的思绪却又回到了夜色下的生命岭，想象那尊雄狮在月光下的姿态，耳边仿佛响起了那首献给特朗皮多尔的苍凉的犹太民歌；
……
从前有一位来自远古的英雄
击碎山岩，拔起巨砾。
在废墟的小路上，在洞穴里
他怒吼的声音点燃一片光明。
高唱生命之歌，他去战斗
面对万马千军。
“为守卫你的祖国而死
是美好的，”他这样说。
从前有一位来自秘境的英雄
他只有一条胳膊。
（译自《那山岭上》亚伯拉罕·保罗代斯作词，纳鸿·纳尔蒂作曲，稍有变动）
张平 2006年2月25日 于特拉维夫
犹太, 巴勒斯坦, 阿拉伯, 之战, 特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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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色列最北部的第一大城八人镇（Kiryat Shmona）沿90号公路北行数分钟，跟随“生命岭公园”的标记左转后右转，便看到一大片停车场。把车停好，沿树荫遮蔽的石头路走上几十米，便到了一个视野开阔的大平台，这便是生命岭（Tel Hai）了。
这是早春二月一个微有阴云但却阳光灿烂的午后，我站在平台上，放眼东望，上加利利胡腊山谷大片的田野与野地的青葱翠绿掩映着色彩斑斓的民居建筑，近处的怒放的野花辉映着远方戈兰高地上的黑蒙山主峰，主峰上皑皑的积雪在午后斜射的阳光下清晰可见。在我身后十几米的地方，一尊石雕的雄狮长鬃猎猎，向着雪峰的方向仰天怒吼。雄狮身下是一座坚实的纪念碑，碑东侧上方刻着一句铁骨铮铮的希伯来语：“为祖国而死是美好的。”下边排列着八个犹太人的名字，第三个便是大名鼎鼎的约瑟夫·特朗皮多尔。 那天我们在黑蒙山的冰天雪地里跋涉了一个上午，在主峰的咖啡馆用过简单的午饭，开车一个小时，便来到春色无边的生命岭。晚上我们在风景如画的小山城Rosh Pina订了一个美丽浪漫的林中木屋，距生命岭不过行车半个多小时而已。无需赶路，下午的时间便是自由的。那个下午生命岭公园内没有任何游人，只是在入口处有两三个工人在修建一个全新的大门，偶尔传来几声粗壮的吆喝。此外便是山谷里的鸟鸣。整个下午我们便在那一片寂静而又盎然的春意里，坐在八人墓前，沉思特朗皮多尔的故事、生命岭犹太村的命运、以及八十六年年前那场血腥的战斗。
生命岭犹太村始建于1918年，第三次犹太移民浪潮开始之前。经过两次移民浪潮，数以万计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已经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建立了自己的家园，且没有跟巴勒斯坦人或阿拉伯人发生实质性冲突。跟今天很多人所谓犹太移民挤压了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空间的误解完全不同，那时的巴勒斯坦荒凉贫瘠，人烟稀少，马克·吐温在1867年游览了巴勒斯坦之后在《傻子国外旅行记》中把这块地方描写成世界上最凄凉的地方。实际上仅“凄凉”两个字还无法概括当时的荒芜。西部沿海平原、加利利的耶斯烈山谷、胡腊山谷等今天被认为是肥沃良田的地方当时都是蚊虫成群，疟疾肆虐的沼泽地带。犹太移民先驱从阿拉伯人手中买下这些当时不适合居住耕作的土地，运用现代治理沼泽的技术，排干积水，开发了大量良田。这些移民的开发和犹太村落的建立不仅没有损害当地阿拉伯居民的任何利益，反而给阿拉伯人带来了经济上的好处。因此到1920年为止，圣地阿犹两族的关系总体上是和睦的。不仅没有流血事件发生，而且早期的犹太居民点根本没有任何自卫武装，居民点的治安是靠雇佣阿拉伯守望者来维持的。
不仅如此，当时犹太复国主义者跟阿拉伯民族主体的关系也同样是融洽的。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犹太复国主义代表魏兹曼与阿拉伯民族代表团团长、汉志王国（今沙特阿拉伯前身的一部分）的菲萨尔王子签订了《菲萨尔—魏兹曼协议》。该协议明确规定阿拉伯民族承认《贝尔福宣言》的精神，支持犹太民族在不损害非犹太居民利益的同时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民族家园的努力（包括向巴勒斯坦地区进行大规模移民），并且要求犹太人帮助当地居民以及未来成立的阿拉伯国家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和发展经济，同时规定任何争议都应交给英国托管当局仲裁决定。不过费萨尔在签订这份协议之前手书了一个附加条件，那就是英国人必须让前奥斯曼统治地区成为独立的阿拉伯国家。这一条件并不难理解，由于当时的巴勒斯坦统治者是英国，阿拉伯人并没有权力跟犹太达成土地协定，所以协议生效的唯一可能性便是巴勒斯坦成为独立的阿拉伯国家的一部分。
这份协议后来因英法瓜分了前奥斯曼帝国领土，独立的阿拉伯国家没能成立而失效。但协议签订的本身却有力地说明了一些今天人连想都不敢想的当时的现实：1919年阿拉伯民族主体跟1947年的联合国多数国家一样，不仅承认犹太民族回归家园的历史权利和现实可能性，而且支持这一行动。协议中有关巴勒斯坦非犹太民族权利的规定以及对犹太人帮助当地居民发展经济的要求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巴勒斯坦的现实：这块贫瘠荒凉的土地上有给两个民族共同生存的足够空间，犹太人的回归对当地阿拉伯经济的发展有利无害。
对这份协议的唯一有份量的批评是协议双方都没有跟巴勒斯坦当地人商量。但这批评同样是纸上谈兵。当时的巴勒斯坦处于英国的统治之下，巴勒斯坦人自己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权力代表机构可以跟犹太人谈判。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市长当时曾表示抗议，但他也只能代表耶路撒冷的部分阿拉伯居民（他的敌对家族不能包括在内），总不能让犹太人挨家挨户地去跟巴勒斯坦人签字吧。此外，今天阿拉伯各国的边界当时还不存在，菲萨尔王子就是《阿拉伯的劳伦斯》里那位阿拉伯起义军的领袖，他根本就认为巴勒斯坦是他未来的大叙利亚王国的一部分，既然这个王国的合法性是靠他打击土耳其军队的战功建立起来的，他当然有权处置他的领土，何况他还是整个阿拉伯民族在巴黎和会上的代表。事实上，菲萨尔王子也是当时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唯一能找到的阿拉伯民族权力代表。为了跟他达成协议，魏兹曼从1918年6月起三次跟他当面谈判，表明犹太复国主义并不像今天很多人理解的那样完全不顾阿拉伯人的态度。
巴黎和会之后，英法之间达成协议，由英国统治巴勒斯坦，法国统治叙利亚。由于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在上加利利地区的历史分界不清，英国在当年从那里撤出了自己的统治力量，暂时交由法国管理，以等待更进一步的决定。菲萨尔对英国不让阿拉伯国家独立已然不满，更不肯向法国人乖乖称臣，便支持上加利利地区的阿拉伯人暴动，对抗法国当局的统治，一时间，这一地区不断爆发双方的袭击战，陷入一片混乱。
生命岭之战便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之下发生的。当时的上加利利地区只有四个犹太村落：生命岭村、北边不远处的吉拉德村、黎巴嫩边界的米图拉村、以及哈姆拉。村中居民不多，且多属于犹太复国主义团体的成员。在英国宣布撤退之前，世界犹太复国主义领导层考虑到当地可能出现的混乱局势，要求巴勒斯坦当地的犹太领导人考虑撤出这四个村子。这一要求被当地的犹太领导人拒绝了。当时看来，他们拒绝的理由是充分的。这四个村子的土地是犹太人出钱购买的，其居民是在英国当局的同意下合法入住的，四个村子跟周边阿拉伯居民关系良好，并无冲突历史；最重要的是：阿拉伯人暴动的对象是法国当局，跟犹太人没有任何关系。犹太人自己也并不喜欢上加利利并入法国统治区，因为这意味着犹太人未来民族家园的减小。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地区的犹太人跟阿拉伯暴动者的利益其实是一致的。因此，他们有理由相信阿拉伯人不会进攻这些村子。然而他们想错了，由于这四个村子升平日久，没有任何自卫武装，很快便成了暴动者的袭击目标。虽然没造成人员伤亡，但到1919年底，米图拉村已经被暴动者毁坏殆尽，大部居民不得不撤离，其他村落也遭到攻击。在这种情况下，犹太领导人于1920年初选派特朗皮多尔去北方，帮助这几个村落组织自卫力量。
约瑟夫·特朗皮多尔1880年出生于俄国犹太家庭。他是犹太人失去祖国土地近两千年后出现的第一位《圣经》意义上的战争英雄。他起先效力于沙俄军队，在日俄战争中被打断了一条胳膊。他作战勇猛顽强，有“战场雄狮”之称，获得过沙俄全部四种最高级别的勇敢勋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帮助英国人筹建并指挥了近两千年来的第一支犹太部队。战后他回到巴勒斯坦投身复国主义运动，并因他的军事天赋而受到器重。
生命岭之战发生于1920年3月1日，关于这场战斗，从一开始就有两个不同版本的故事，一个故事把特朗皮多尔描写成了一个英雄，我们姑且称之为英雄版；另一个故事将他描写成受难者，我们姑且称之为牺牲版。
按照英雄版的说法，当天清晨便有数百名阿拉伯武装分子进攻生命岭，被特朗皮多尔率领手下的36名战士（其中有两名女兵）打退。不久更多的武装分子发动了第二次进攻，被再次打退。败退的阿拉伯武装分子呼朋引类，不久便招来了两千多名贝都因武装人员包围了生命岭。这时一个贝都因酋长率领一批武装分子打着白旗来到村前，要求与特朗皮多尔谈判，但特朗皮多尔一出现，阿拉伯人便掏出武器，开始射击，随后便转身逃跑了。特朗皮多尔和他的七名战友倒在了血泊中。腹部受伤的特朗皮多尔是当天晚上去世的，死前对他的战友们说：“没什么，为祖国而死是美好的。”
按照牺牲版的说法，阿拉伯武装分子包围了生命岭之后便要求进入犹太村搜查，声称他们怀疑犹太村内藏有法国士兵。特朗皮多尔信以为真，便放他们进入村内。结果他们在村内大开杀戒，打死七人，特朗皮多尔本人腹部中弹，当天晚上在被送往附近吉拉德村救治时死在路上，死前对他的战友们说：“没什么，为祖国而死是美好的。”
虽然两个版本的故事不尽相同，但比较来看，事情的轮廓是清晰的。进攻的阿拉伯人在人数上远远压倒犹太守护者，进攻和屠杀都是有计划有预谋的行为。大约是受此前两个民族间和睦气氛的影响，特朗皮多尔对进攻者显然抱有某种程度的幻想，因此同意出面谈判或者让他们进村。战斗的结局也很清楚，第一批八名犹太复国主义者倒在了阿拉伯人的枪口下。特朗皮尔多是身负重伤后于当晚去世的，死前留下了那句铮铮名言。
对于现代阿拉伯犹太冲突以及巴以冲突而言，生命岭之战的意义怎样评估都不过分。在这场战斗爆发之前，两个民族的关系基本和睦，也开始了有关犹太复国的问题的对话和谈判。生命岭之战给这个和睦时代彻底划上了一个句号，也终结了本来存在的两个民族在圣地互助共存的可能性。
对阿拉伯民族和巴勒斯坦人来说，生命岭之战意味着他们放弃和平解决问题的可能性，选择了使用暴力手段处理与犹太人的关系。无论这种选择是事先预定的还是随机发生的，阿拉伯民族和巴勒斯坦人显然几十年如一日地忠于自己的选择，百折不挠地尝试用暴力手段将犹太人赶出去。于是我们看到英国人的分治方案被1936年到1939年的巴勒斯坦大暴动所否决，巴勒斯坦人从此失去了占有百分之八十巴勒斯坦土地的历史机遇。1947年的联合国方案被阿拉伯五国联军发动的侵略战争所否决，巴勒斯坦人从此失去了占有近一半巴勒斯坦土地的历史机遇。2000年巴勒斯坦人用恐怖炸弹回应追求和解的巴拉克总理，从此失去了占有百分之二十巴勒斯坦土地的历史机遇。2006年巴勒斯坦人民选择了以暴力为宗旨、以彻底消灭以色列国为目标的哈马斯为领袖，在生命岭之战的八十六年之后再次向世界表明了其用暴力解决问题的决心。
从理性的角度看，《菲萨尔—魏兹曼协议》应该是对巴勒斯坦人最有利的解决方案。菲萨尔这位现代萨拉丁式的阿拉伯英雄早在八十七年前就敏锐地意识到犹太民族的决心、智慧和毅力，明白与其与犹太民族为敌，不如化敌为友，建立两个民族之间的联盟关系，利用犹太民族的智慧发展现代阿拉伯国家。那时无论是菲萨尔还是魏兹曼都没打算分治巴勒斯坦。菲萨尔了解那个时代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愿望：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英国模式的国家，享有高度自治权的犹太自治区和阿拉伯自治区象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那样组成联合王国，所有公民权利平等，联合王国的政府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如果这一协议得到了实施的话，考虑到巴勒斯坦人在人口上的优势，今天的巴勒斯坦应该是一个由阿拉伯人主导，包括大片犹太自治区，两个民族互助发展、共同繁荣的国家吧。如此则巴勒斯坦人实际上没丢掉一分土地，只是国内犹太少数民族的比例大大增加了而已。《菲萨尔—魏兹曼协议》签订的几十年之后，美国的巴勒斯坦学者萨伊德又回到这一协议，主张在巴勒斯坦建立阿犹共居的统一国家。英雄所见略同，萨伊德替巴勒斯坦打算盘不能说打得不精，但他显然不知道八十六年前生命岭那八名犹太人的鲜血已经改变了这块圣地的颜色，1919年巴黎和会上的桃色梦想已经被阿拉伯人的枪声击得粉碎。更重要的是，作为一名在美国居住多年的学者，巴勒斯坦人对暴力和流血道路的选择和决心对萨伊德显然已经是太过陌生了。
生命岭之战同样彻底改变了犹太人的历史命运。在此之前近两千年的时间里，犹太人没有祖国，没有土地，四处流浪，随时成为任何暴乱和骚动的牺牲品而不敢有任何抵抗。因此在犹太人看来，生命岭之战是犹太民族近两千年来第一次有人挺身而出，勇敢地捍卫自己的财产、权利和土地。跟历次犹太人遭迫害的牺牲者一样，特朗皮多尔跟他的七名战友倒下了，但这次牺牲的意义却大不相同，因为他们不再是屠宰场上反犹主义者刀下待宰的羔羊，而是捍卫自己国土的勇士。对犹太民族来说，生命岭之战的结局不是八名犹太人被屠杀，而是一个“新犹太人”形象的诞生。那是一个拥有自己的祖国、并准备为自己的祖国而献身的犹太人，不是那个随时准备卷起包裹，逃亡到另一个国家去的犹太难民。因此特朗皮多尔很快就成了犹太民族英雄，“新犹太人”的象征，大量献给他的诗歌、歌曲把他变成了犹太民间传奇的一部分。那句“为祖国而死是美好的”成了日后无数犹太勇士前赴后继为国献身的信条。而他死亡的日子，生命岭之战的日子，犹太历亚达月11日则被命名为“生命岭日”，以纪念这八名新生的犹太英雄。
“新犹太人”形象的诞生，对阿拉伯人选择暴力的回应，以及持续不断的对犹太居民区的攻击使1920年成为犹太复国主义历史上最重要的年份之一。就在这一年，就在生命岭之战的几个月之后，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的军事组织“哈加纳”秘密诞生了。这个组织后来发展成了威名远扬的以色列国防军。
而对国际社会来说，生命岭之战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如果不把两个民族分开的话，一旦外部势力退出这一地区，等待两个民族的将是暴力和血腥屠杀。1947年的联合国分治决议事实上是从生命岭之战开始的。
那个下午我便坐在生命岭上，想象着八十六年前的那个午后。3月1日也是早春天气，天空应该是这般微有阴云，阳光也应该是这般和煦。对面的胡拉山谷那时还是沼泽地，应该有更多的鸟语花香吧。除了不时响起的枪声外，那个春天的午后应该也是这般静谧吧。而特朗皮多尔呢？他应该是躺在那栋两层的堡垒式建筑的某个房间里，腹部的伤口不时渗出鲜血，剧烈的疼痛让他满脸是汗。他的战友们应该是在焦急地等待着日落，让他们能在夜色的掩护下把特朗皮多尔送到北面的吉拉德村，那里的医生和药品也许能救勇士一命。从受伤到死于夜色的这段午后，特朗皮多尔想了些什么呢？追思他驰骋沙场的过去？还是替身边战士的安危担忧？他是否知道他即将死去？是否知道他的死将为他的民族翻开历史新的一页？是否知道这个让他疼痛无比的午后标志着两个曾经和睦相处的兄弟民族从此将走上血腥暴力的不归路？
夜色降临，我们离开生命岭，驾车穿过八人镇。1948年中东战争之后，原居此地的阿拉伯人全体逃亡，以色列便将此地重新命名，以纪念生命岭之战中被屠杀的八名犹太勇士。夜色里，八人镇主要街道两旁霓虹闪烁，行人如织。而我的思绪却又回到了夜色下的生命岭，想象那尊雄狮在月光下的姿态，耳边仿佛响起了那首献给特朗皮多尔的苍凉的犹太民歌；
……
从前有一位来自远古的英雄
击碎山岩，拔起巨砾。
在废墟的小路上，在洞穴里
他怒吼的声音点燃一片光明。
高唱生命之歌，他去战斗
面对万马千军。
“为守卫你的祖国而死
是美好的，”他这样说。
从前有一位来自秘境的英雄
他只有一条胳膊。
（译自《那山岭上》亚伯拉罕·保罗代斯作词，纳鸿·纳尔蒂作曲，稍有变动）
张平 2006年2月25日 于特拉维夫
犹太, 巴勒斯坦, 阿拉伯, 之战, 特朗
阿以冲突第一枪----生命岭与生命岭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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喋血希伯伦——以巴冲突史上的第一场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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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后回首以巴分治第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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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犹太人的照片与以巴难民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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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以冲突第一枪----生命岭与生命岭之战(2014-07-14 01:20:24)转载▼标签： 房产军事历史文化 分类： 以色列现代历史
从以色列最北部的第一大城八人镇（Kiryat Shmona）沿90号公路北行数分钟，跟随“生命岭公园”的标记左转后右转，便看到一大片停车场。把车停好，沿树荫遮蔽的石头路走上几十米，便到了一个视野开阔的大平台，这便是生命岭（Tel Hai）了。
这是早春二月一个微有阴云但却阳光灿烂的午后，我站在平台上，放眼东望，上加利利胡腊山谷大片的田野与野地的青葱翠绿掩映着色彩斑斓的民居建筑，近处的怒放的野花辉映着远方戈兰高地上的黑蒙山主峰，主峰上皑皑的积雪在午后斜射的阳光下清晰可见。在我身后十几米的地方，一尊石雕的雄狮长鬃猎猎，向着雪峰的方向仰天怒吼。雄狮身下是一座坚实的纪念碑，碑东侧上方刻着一句铁骨铮铮的希伯来语：“为祖国而死是美好的。”下边排列着八个犹太人的名字，第三个便是大名鼎鼎的约瑟夫·特朗皮多尔。 那天我们在黑蒙山的冰天雪地里跋涉了一个上午，在主峰的咖啡馆用过简单的午饭，开车一个小时，便来到春色无边的生命岭。晚上我们在风景如画的小山城Rosh Pina订了一个美丽浪漫的林中木屋，距生命岭不过行车半个多小时而已。无需赶路，下午的时间便是自由的。那个下午生命岭公园内没有任何游人，只是在入口处有两三个工人在修建一个全新的大门，偶尔传来几声粗壮的吆喝。此外便是山谷里的鸟鸣。整个下午我们便在那一片寂静而又盎然的春意里，坐在八人墓前，沉思特朗皮多尔的故事、生命岭犹太村的命运、以及八十六年年前那场血腥的战斗。
生命岭犹太村始建于1918年，第三次犹太移民浪潮开始之前。经过两次移民浪潮，数以万计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已经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建立了自己的家园，且没有跟巴勒斯坦人或阿拉伯人发生实质性冲突。跟今天很多人所谓犹太移民挤压了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空间的误解完全不同，那时的巴勒斯坦荒凉贫瘠，人烟稀少，马克·吐温在1867年游览了巴勒斯坦之后在《傻子国外旅行记》中把这块地方描写成世界上最凄凉的地方。实际上仅“凄凉”两个字还无法概括当时的荒芜。西部沿海平原、加利利的耶斯烈山谷、胡腊山谷等今天被认为是肥沃良田的地方当时都是蚊虫成群，疟疾肆虐的沼泽地带。犹太移民先驱从阿拉伯人手中买下这些当时不适合居住耕作的土地，运用现代治理沼泽的技术，排干积水，开发了大量良田。这些移民的开发和犹太村落的建立不仅没有损害当地阿拉伯居民的任何利益，反而给阿拉伯人带来了经济上的好处。因此到1920年为止，圣地阿犹两族的关系总体上是和睦的。不仅没有流血事件发生，而且早期的犹太居民点根本没有任何自卫武装，居民点的治安是靠雇佣阿拉伯守望者来维持的。
不仅如此，当时犹太复国主义者跟阿拉伯民族主体的关系也同样是融洽的。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犹太复国主义代表魏兹曼与阿拉伯民族代表团团长、汉志王国（今沙特阿拉伯前身的一部分）的菲萨尔王子签订了《菲萨尔—魏兹曼协议》。该协议明确规定阿拉伯民族承认《贝尔福宣言》的精神，支持犹太民族在不损害非犹太居民利益的同时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民族家园的努力（包括向巴勒斯坦地区进行大规模移民），并且要求犹太人帮助当地居民以及未来成立的阿拉伯国家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和发展经济，同时规定任何争议都应交给英国托管当局仲裁决定。不过费萨尔在签订这份协议之前手书了一个附加条件，那就是英国人必须让前奥斯曼统治地区成为独立的阿拉伯国家。这一条件并不难理解，由于当时的巴勒斯坦统治者是英国，阿拉伯人并没有权力跟犹太达成土地协定，所以协议生效的唯一可能性便是巴勒斯坦成为独立的阿拉伯国家的一部分。
这份协议后来因英法瓜分了前奥斯曼帝国领土，独立的阿拉伯国家没能成立而失效。但协议签订的本身却有力地说明了一些今天人连想都不敢想的当时的现实：1919年阿拉伯民族主体跟1947年的联合国多数国家一样，不仅承认犹太民族回归家园的历史权利和现实可能性，而且支持这一行动。协议中有关巴勒斯坦非犹太民族权利的规定以及对犹太人帮助当地居民发展经济的要求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巴勒斯坦的现实：这块贫瘠荒凉的土地上有给两个民族共同生存的足够空间，犹太人的回归对当地阿拉伯经济的发展有利无害。
对这份协议的唯一有份量的批评是协议双方都没有跟巴勒斯坦当地人商量。但这批评同样是纸上谈兵。当时的巴勒斯坦处于英国的统治之下，巴勒斯坦人自己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权力代表机构可以跟犹太人谈判。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市长当时曾表示抗议，但他也只能代表耶路撒冷的部分阿拉伯居民（他的敌对家族不能包括在内），总不能让犹太人挨家挨户地去跟巴勒斯坦人签字吧。此外，今天阿拉伯各国的边界当时还不存在，菲萨尔王子就是《阿拉伯的劳伦斯》里那位阿拉伯起义军的领袖，他根本就认为巴勒斯坦是他未来的大叙利亚王国的一部分，既然这个王国的合法性是靠他打击土耳其军队的战功建立起来的，他当然有权处置他的领土，何况他还是整个阿拉伯民族在巴黎和会上的代表。事实上，菲萨尔王子也是当时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唯一能找到的阿拉伯民族权力代表。为了跟他达成协议，魏兹曼从1918年6月起三次跟他当面谈判，表明犹太复国主义并不像今天很多人理解的那样完全不顾阿拉伯人的态度。
巴黎和会之后，英法之间达成协议，由英国统治巴勒斯坦，法国统治叙利亚。由于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在上加利利地区的历史分界不清，英国在当年从那里撤出了自己的统治力量，暂时交由法国管理，以等待更进一步的决定。菲萨尔对英国不让阿拉伯国家独立已然不满，更不肯向法国人乖乖称臣，便支持上加利利地区的阿拉伯人暴动，对抗法国当局的统治，一时间，这一地区不断爆发双方的袭击战，陷入一片混乱。
生命岭之战便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之下发生的。当时的上加利利地区只有四个犹太村落：生命岭村、北边不远处的吉拉德村、黎巴嫩边界的米图拉村、以及哈姆拉。村中居民不多，且多属于犹太复国主义团体的成员。在英国宣布撤退之前，世界犹太复国主义领导层考虑到当地可能出现的混乱局势，要求巴勒斯坦当地的犹太领导人考虑撤出这四个村子。这一要求被当地的犹太领导人拒绝了。当时看来，他们拒绝的理由是充分的。这四个村子的土地是犹太人出钱购买的，其居民是在英国当局的同意下合法入住的，四个村子跟周边阿拉伯居民关系良好，并无冲突历史；最重要的是：阿拉伯人暴动的对象是法国当局，跟犹太人没有任何关系。犹太人自己也并不喜欢上加利利并入法国统治区，因为这意味着犹太人未来民族家园的减小。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地区的犹太人跟阿拉伯暴动者的利益其实是一致的。因此，他们有理由相信阿拉伯人不会进攻这些村子。然而他们想错了，由于这四个村子升平日久，没有任何自卫武装，很快便成了暴动者的袭击目标。虽然没造成人员伤亡，但到1919年底，米图拉村已经被暴动者毁坏殆尽，大部居民不得不撤离，其他村落也遭到攻击。在这种情况下，犹太领导人于1920年初选派特朗皮多尔去北方，帮助这几个村落组织自卫力量。
约瑟夫·特朗皮多尔1880年出生于俄国犹太家庭。他是犹太人失去祖国土地近两千年后出现的第一位《圣经》意义上的战争英雄。他起先效力于沙俄军队，在日俄战争中被打断了一条胳膊。他作战勇猛顽强，有“战场雄狮”之称，获得过沙俄全部四种最高级别的勇敢勋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帮助英国人筹建并指挥了近两千年来的第一支犹太部队。战后他回到巴勒斯坦投身复国主义运动，并因他的军事天赋而受到器重。
生命岭之战发生于1920年3月1日，关于这场战斗，从一开始就有两个不同版本的故事，一个故事把特朗皮多尔描写成了一个英雄，我们姑且称之为英雄版；另一个故事将他描写成受难者，我们姑且称之为牺牲版。
按照英雄版的说法，当天清晨便有数百名阿拉伯武装分子进攻生命岭，被特朗皮多尔率领手下的36名战士（其中有两名女兵）打退。不久更多的武装分子发动了第二次进攻，被再次打退。败退的阿拉伯武装分子呼朋引类，不久便招来了两千多名贝都因武装人员包围了生命岭。这时一个贝都因酋长率领一批武装分子打着白旗来到村前，要求与特朗皮多尔谈判，但特朗皮多尔一出现，阿拉伯人便掏出武器，开始射击，随后便转身逃跑了。特朗皮多尔和他的七名战友倒在了血泊中。腹部受伤的特朗皮多尔是当天晚上去世的，死前对他的战友们说：“没什么，为祖国而死是美好的。”
按照牺牲版的说法，阿拉伯武装分子包围了生命岭之后便要求进入犹太村搜查，声称他们怀疑犹太村内藏有法国士兵。特朗皮多尔信以为真，便放他们进入村内。结果他们在村内大开杀戒，打死七人，特朗皮多尔本人腹部中弹，当天晚上在被送往附近吉拉德村救治时死在路上，死前对他的战友们说：“没什么，为祖国而死是美好的。”
虽然两个版本的故事不尽相同，但比较来看，事情的轮廓是清晰的。进攻的阿拉伯人在人数上远远压倒犹太守护者，进攻和屠杀都是有计划有预谋的行为。大约是受此前两个民族间和睦气氛的影响，特朗皮多尔对进攻者显然抱有某种程度的幻想，因此同意出面谈判或者让他们进村。战斗的结局也很清楚，第一批八名犹太复国主义者倒在了阿拉伯人的枪口下。特朗皮尔多是身负重伤后于当晚去世的，死前留下了那句铮铮名言。
对于现代阿拉伯犹太冲突以及巴以冲突而言，生命岭之战的意义怎样评估都不过分。在这场战斗爆发之前，两个民族的关系基本和睦，也开始了有关犹太复国的问题的对话和谈判。生命岭之战给这个和睦时代彻底划上了一个句号，也终结了本来存在的两个民族在圣地互助共存的可能性。
对阿拉伯民族和巴勒斯坦人来说，生命岭之战意味着他们放弃和平解决问题的可能性，选择了使用暴力手段处理与犹太人的关系。无论这种选择是事先预定的还是随机发生的，阿拉伯民族和巴勒斯坦人显然几十年如一日地忠于自己的选择，百折不挠地尝试用暴力手段将犹太人赶出去。于是我们看到英国人的分治方案被1936年到1939年的巴勒斯坦大暴动所否决，巴勒斯坦人从此失去了占有百分之八十巴勒斯坦土地的历史机遇。1947年的联合国方案被阿拉伯五国联军发动的侵略战争所否决，巴勒斯坦人从此失去了占有近一半巴勒斯坦土地的历史机遇。2000年巴勒斯坦人用恐怖炸弹回应追求和解的巴拉克总理，从此失去了占有百分之二十巴勒斯坦土地的历史机遇。2006年巴勒斯坦人民选择了以暴力为宗旨、以彻底消灭以色列国为目标的哈马斯为领袖，在生命岭之战的八十六年之后再次向世界表明了其用暴力解决问题的决心。
从理性的角度看，《菲萨尔—魏兹曼协议》应该是对巴勒斯坦人最有利的解决方案。菲萨尔这位现代萨拉丁式的阿拉伯英雄早在八十七年前就敏锐地意识到犹太民族的决心、智慧和毅力，明白与其与犹太民族为敌，不如化敌为友，建立两个民族之间的联盟关系，利用犹太民族的智慧发展现代阿拉伯国家。那时无论是菲萨尔还是魏兹曼都没打算分治巴勒斯坦。菲萨尔了解那个时代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愿望：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英国模式的国家，享有高度自治权的犹太自治区和阿拉伯自治区象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那样组成联合王国，所有公民权利平等，联合王国的政府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如果这一协议得到了实施的话，考虑到巴勒斯坦人在人口上的优势，今天的巴勒斯坦应该是一个由阿拉伯人主导，包括大片犹太自治区，两个民族互助发展、共同繁荣的国家吧。如此则巴勒斯坦人实际上没丢掉一分土地，只是国内犹太少数民族的比例大大增加了而已。《菲萨尔—魏兹曼协议》签订的几十年之后，美国的巴勒斯坦学者萨伊德又回到这一协议，主张在巴勒斯坦建立阿犹共居的统一国家。英雄所见略同，萨伊德替巴勒斯坦打算盘不能说打得不精，但他显然不知道八十六年前生命岭那八名犹太人的鲜血已经改变了这块圣地的颜色，1919年巴黎和会上的桃色梦想已经被阿拉伯人的枪声击得粉碎。更重要的是，作为一名在美国居住多年的学者，巴勒斯坦人对暴力和流血道路的选择和决心对萨伊德显然已经是太过陌生了。
生命岭之战同样彻底改变了犹太人的历史命运。在此之前近两千年的时间里，犹太人没有祖国，没有土地，四处流浪，随时成为任何暴乱和骚动的牺牲品而不敢有任何抵抗。因此在犹太人看来，生命岭之战是犹太民族近两千年来第一次有人挺身而出，勇敢地捍卫自己的财产、权利和土地。跟历次犹太人遭迫害的牺牲者一样，特朗皮多尔跟他的七名战友倒下了，但这次牺牲的意义却大不相同，因为他们不再是屠宰场上反犹主义者刀下待宰的羔羊，而是捍卫自己国土的勇士。对犹太民族来说，生命岭之战的结局不是八名犹太人被屠杀，而是一个“新犹太人”形象的诞生。那是一个拥有自己的祖国、并准备为自己的祖国而献身的犹太人，不是那个随时准备卷起包裹，逃亡到另一个国家去的犹太难民。因此特朗皮多尔很快就成了犹太民族英雄，“新犹太人”的象征，大量献给他的诗歌、歌曲把他变成了犹太民间传奇的一部分。那句“为祖国而死是美好的”成了日后无数犹太勇士前赴后继为国献身的信条。而他死亡的日子，生命岭之战的日子，犹太历亚达月11日则被命名为“生命岭日”，以纪念这八名新生的犹太英雄。
“新犹太人”形象的诞生，对阿拉伯人选择暴力的回应，以及持续不断的对犹太居民区的攻击使1920年成为犹太复国主义历史上最重要的年份之一。就在这一年，就在生命岭之战的几个月之后，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的军事组织“哈加纳”秘密诞生了。这个组织后来发展成了威名远扬的以色列国防军。
而对国际社会来说，生命岭之战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如果不把两个民族分开的话，一旦外部势力退出这一地区，等待两个民族的将是暴力和血腥屠杀。1947年的联合国分治决议事实上是从生命岭之战开始的。
那个下午我便坐在生命岭上，想象着八十六年前的那个午后。3月1日也是早春天气，天空应该是这般微有阴云，阳光也应该是这般和煦。对面的胡拉山谷那时还是沼泽地，应该有更多的鸟语花香吧。除了不时响起的枪声外，那个春天的午后应该也是这般静谧吧。而特朗皮多尔呢？他应该是躺在那栋两层的堡垒式建筑的某个房间里，腹部的伤口不时渗出鲜血，剧烈的疼痛让他满脸是汗。他的战友们应该是在焦急地等待着日落，让他们能在夜色的掩护下把特朗皮多尔送到北面的吉拉德村，那里的医生和药品也许能救勇士一命。从受伤到死于夜色的这段午后，特朗皮多尔想了些什么呢？追思他驰骋沙场的过去？还是替身边战士的安危担忧？他是否知道他即将死去？是否知道他的死将为他的民族翻开历史新的一页？是否知道这个让他疼痛无比的午后标志着两个曾经和睦相处的兄弟民族从此将走上血腥暴力的不归路？
夜色降临，我们离开生命岭，驾车穿过八人镇。1948年中东战争之后，原居此地的阿拉伯人全体逃亡，以色列便将此地重新命名，以纪念生命岭之战中被屠杀的八名犹太勇士。夜色里，八人镇主要街道两旁霓虹闪烁，行人如织。而我的思绪却又回到了夜色下的生命岭，想象那尊雄狮在月光下的姿态，耳边仿佛响起了那首献给特朗皮多尔的苍凉的犹太民歌；
……
从前有一位来自远古的英雄
击碎山岩，拔起巨砾。
在废墟的小路上，在洞穴里
他怒吼的声音点燃一片光明。
高唱生命之歌，他去战斗
面对万马千军。
“为守卫你的祖国而死
是美好的，”他这样说。
从前有一位来自秘境的英雄
他只有一条胳膊。
（译自《那山岭上》亚伯拉罕·保罗代斯作词，纳鸿·纳尔蒂作曲，稍有变动）
张平 2006年2月25日 于特拉维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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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色列最北部的第一大城八人镇（Kiryat Shmona）沿90号公路北行数分钟，跟随“生命岭公园”的标记左转后右转，便看到一大片停车场。把车停好，沿树荫遮蔽的石头路走上几十米，便到了一个视野开阔的大平台，这便是生命岭（Tel Hai）了。
这是早春二月一个微有阴云但却阳光灿烂的午后，我站在平台上，放眼东望，上加利利胡腊山谷大片的田野与野地的青葱翠绿掩映着色彩斑斓的民居建筑，近处的怒放的野花辉映着远方戈兰高地上的黑蒙山主峰，主峰上皑皑的积雪在午后斜射的阳光下清晰可见。在我身后十几米的地方，一尊石雕的雄狮长鬃猎猎，向着雪峰的方向仰天怒吼。雄狮身下是一座坚实的纪念碑，碑东侧上方刻着一句铁骨铮铮的希伯来语：“为祖国而死是美好的。”下边排列着八个犹太人的名字，第三个便是大名鼎鼎的约瑟夫·特朗皮多尔。 那天我们在黑蒙山的冰天雪地里跋涉了一个上午，在主峰的咖啡馆用过简单的午饭，开车一个小时，便来到春色无边的生命岭。晚上我们在风景如画的小山城Rosh Pina订了一个美丽浪漫的林中木屋，距生命岭不过行车半个多小时而已。无需赶路，下午的时间便是自由的。那个下午生命岭公园内没有任何游人，只是在入口处有两三个工人在修建一个全新的大门，偶尔传来几声粗壮的吆喝。此外便是山谷里的鸟鸣。整个下午我们便在那一片寂静而又盎然的春意里，坐在八人墓前，沉思特朗皮多尔的故事、生命岭犹太村的命运、以及八十六年年前那场血腥的战斗。
生命岭犹太村始建于1918年，第三次犹太移民浪潮开始之前。经过两次移民浪潮，数以万计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已经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建立了自己的家园，且没有跟巴勒斯坦人或阿拉伯人发生实质性冲突。跟今天很多人所谓犹太移民挤压了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空间的误解完全不同，那时的巴勒斯坦荒凉贫瘠，人烟稀少，马克·吐温在1867年游览了巴勒斯坦之后在《傻子国外旅行记》中把这块地方描写成世界上最凄凉的地方。实际上仅“凄凉”两个字还无法概括当时的荒芜。西部沿海平原、加利利的耶斯烈山谷、胡腊山谷等今天被认为是肥沃良田的地方当时都是蚊虫成群，疟疾肆虐的沼泽地带。犹太移民先驱从阿拉伯人手中买下这些当时不适合居住耕作的土地，运用现代治理沼泽的技术，排干积水，开发了大量良田。这些移民的开发和犹太村落的建立不仅没有损害当地阿拉伯居民的任何利益，反而给阿拉伯人带来了经济上的好处。因此到1920年为止，圣地阿犹两族的关系总体上是和睦的。不仅没有流血事件发生，而且早期的犹太居民点根本没有任何自卫武装，居民点的治安是靠雇佣阿拉伯守望者来维持的。
不仅如此，当时犹太复国主义者跟阿拉伯民族主体的关系也同样是融洽的。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犹太复国主义代表魏兹曼与阿拉伯民族代表团团长、汉志王国（今沙特阿拉伯前身的一部分）的菲萨尔王子签订了《菲萨尔—魏兹曼协议》。该协议明确规定阿拉伯民族承认《贝尔福宣言》的精神，支持犹太民族在不损害非犹太居民利益的同时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民族家园的努力（包括向巴勒斯坦地区进行大规模移民），并且要求犹太人帮助当地居民以及未来成立的阿拉伯国家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和发展经济，同时规定任何争议都应交给英国托管当局仲裁决定。不过费萨尔在签订这份协议之前手书了一个附加条件，那就是英国人必须让前奥斯曼统治地区成为独立的阿拉伯国家。这一条件并不难理解，由于当时的巴勒斯坦统治者是英国，阿拉伯人并没有权力跟犹太达成土地协定，所以协议生效的唯一可能性便是巴勒斯坦成为独立的阿拉伯国家的一部分。
这份协议后来因英法瓜分了前奥斯曼帝国领土，独立的阿拉伯国家没能成立而失效。但协议签订的本身却有力地说明了一些今天人连想都不敢想的当时的现实：1919年阿拉伯民族主体跟1947年的联合国多数国家一样，不仅承认犹太民族回归家园的历史权利和现实可能性，而且支持这一行动。协议中有关巴勒斯坦非犹太民族权利的规定以及对犹太人帮助当地居民发展经济的要求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巴勒斯坦的现实：这块贫瘠荒凉的土地上有给两个民族共同生存的足够空间，犹太人的回归对当地阿拉伯经济的发展有利无害。
对这份协议的唯一有份量的批评是协议双方都没有跟巴勒斯坦当地人商量。但这批评同样是纸上谈兵。当时的巴勒斯坦处于英国的统治之下，巴勒斯坦人自己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权力代表机构可以跟犹太人谈判。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市长当时曾表示抗议，但他也只能代表耶路撒冷的部分阿拉伯居民（他的敌对家族不能包括在内），总不能让犹太人挨家挨户地去跟巴勒斯坦人签字吧。此外，今天阿拉伯各国的边界当时还不存在，菲萨尔王子就是《阿拉伯的劳伦斯》里那位阿拉伯起义军的领袖，他根本就认为巴勒斯坦是他未来的大叙利亚王国的一部分，既然这个王国的合法性是靠他打击土耳其军队的战功建立起来的，他当然有权处置他的领土，何况他还是整个阿拉伯民族在巴黎和会上的代表。事实上，菲萨尔王子也是当时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唯一能找到的阿拉伯民族权力代表。为了跟他达成协议，魏兹曼从1918年6月起三次跟他当面谈判，表明犹太复国主义并不像今天很多人理解的那样完全不顾阿拉伯人的态度。
巴黎和会之后，英法之间达成协议，由英国统治巴勒斯坦，法国统治叙利亚。由于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在上加利利地区的历史分界不清，英国在当年从那里撤出了自己的统治力量，暂时交由法国管理，以等待更进一步的决定。菲萨尔对英国不让阿拉伯国家独立已然不满，更不肯向法国人乖乖称臣，便支持上加利利地区的阿拉伯人暴动，对抗法国当局的统治，一时间，这一地区不断爆发双方的袭击战，陷入一片混乱。
生命岭之战便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之下发生的。当时的上加利利地区只有四个犹太村落：生命岭村、北边不远处的吉拉德村、黎巴嫩边界的米图拉村、以及哈姆拉。村中居民不多，且多属于犹太复国主义团体的成员。在英国宣布撤退之前，世界犹太复国主义领导层考虑到当地可能出现的混乱局势，要求巴勒斯坦当地的犹太领导人考虑撤出这四个村子。这一要求被当地的犹太领导人拒绝了。当时看来，他们拒绝的理由是充分的。这四个村子的土地是犹太人出钱购买的，其居民是在英国当局的同意下合法入住的，四个村子跟周边阿拉伯居民关系良好，并无冲突历史；最重要的是：阿拉伯人暴动的对象是法国当局，跟犹太人没有任何关系。犹太人自己也并不喜欢上加利利并入法国统治区，因为这意味着犹太人未来民族家园的减小。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地区的犹太人跟阿拉伯暴动者的利益其实是一致的。因此，他们有理由相信阿拉伯人不会进攻这些村子。然而他们想错了，由于这四个村子升平日久，没有任何自卫武装，很快便成了暴动者的袭击目标。虽然没造成人员伤亡，但到1919年底，米图拉村已经被暴动者毁坏殆尽，大部居民不得不撤离，其他村落也遭到攻击。在这种情况下，犹太领导人于1920年初选派特朗皮多尔去北方，帮助这几个村落组织自卫力量。
约瑟夫·特朗皮多尔1880年出生于俄国犹太家庭。他是犹太人失去祖国土地近两千年后出现的第一位《圣经》意义上的战争英雄。他起先效力于沙俄军队，在日俄战争中被打断了一条胳膊。他作战勇猛顽强，有“战场雄狮”之称，获得过沙俄全部四种最高级别的勇敢勋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帮助英国人筹建并指挥了近两千年来的第一支犹太部队。战后他回到巴勒斯坦投身复国主义运动，并因他的军事天赋而受到器重。
生命岭之战发生于1920年3月1日，关于这场战斗，从一开始就有两个不同版本的故事，一个故事把特朗皮多尔描写成了一个英雄，我们姑且称之为英雄版；另一个故事将他描写成受难者，我们姑且称之为牺牲版。
按照英雄版的说法，当天清晨便有数百名阿拉伯武装分子进攻生命岭，被特朗皮多尔率领手下的36名战士（其中有两名女兵）打退。不久更多的武装分子发动了第二次进攻，被再次打退。败退的阿拉伯武装分子呼朋引类，不久便招来了两千多名贝都因武装人员包围了生命岭。这时一个贝都因酋长率领一批武装分子打着白旗来到村前，要求与特朗皮多尔谈判，但特朗皮多尔一出现，阿拉伯人便掏出武器，开始射击，随后便转身逃跑了。特朗皮多尔和他的七名战友倒在了血泊中。腹部受伤的特朗皮多尔是当天晚上去世的，死前对他的战友们说：“没什么，为祖国而死是美好的。”
按照牺牲版的说法，阿拉伯武装分子包围了生命岭之后便要求进入犹太村搜查，声称他们怀疑犹太村内藏有法国士兵。特朗皮多尔信以为真，便放他们进入村内。结果他们在村内大开杀戒，打死七人，特朗皮多尔本人腹部中弹，当天晚上在被送往附近吉拉德村救治时死在路上，死前对他的战友们说：“没什么，为祖国而死是美好的。”
虽然两个版本的故事不尽相同，但比较来看，事情的轮廓是清晰的。进攻的阿拉伯人在人数上远远压倒犹太守护者，进攻和屠杀都是有计划有预谋的行为。大约是受此前两个民族间和睦气氛的影响，特朗皮多尔对进攻者显然抱有某种程度的幻想，因此同意出面谈判或者让他们进村。战斗的结局也很清楚，第一批八名犹太复国主义者倒在了阿拉伯人的枪口下。特朗皮尔多是身负重伤后于当晚去世的，死前留下了那句铮铮名言。
对于现代阿拉伯犹太冲突以及巴以冲突而言，生命岭之战的意义怎样评估都不过分。在这场战斗爆发之前，两个民族的关系基本和睦，也开始了有关犹太复国的问题的对话和谈判。生命岭之战给这个和睦时代彻底划上了一个句号，也终结了本来存在的两个民族在圣地互助共存的可能性。
对阿拉伯民族和巴勒斯坦人来说，生命岭之战意味着他们放弃和平解决问题的可能性，选择了使用暴力手段处理与犹太人的关系。无论这种选择是事先预定的还是随机发生的，阿拉伯民族和巴勒斯坦人显然几十年如一日地忠于自己的选择，百折不挠地尝试用暴力手段将犹太人赶出去。于是我们看到英国人的分治方案被1936年到1939年的巴勒斯坦大暴动所否决，巴勒斯坦人从此失去了占有百分之八十巴勒斯坦土地的历史机遇。1947年的联合国方案被阿拉伯五国联军发动的侵略战争所否决，巴勒斯坦人从此失去了占有近一半巴勒斯坦土地的历史机遇。2000年巴勒斯坦人用恐怖炸弹回应追求和解的巴拉克总理，从此失去了占有百分之二十巴勒斯坦土地的历史机遇。2006年巴勒斯坦人民选择了以暴力为宗旨、以彻底消灭以色列国为目标的哈马斯为领袖，在生命岭之战的八十六年之后再次向世界表明了其用暴力解决问题的决心。
从理性的角度看，《菲萨尔—魏兹曼协议》应该是对巴勒斯坦人最有利的解决方案。菲萨尔这位现代萨拉丁式的阿拉伯英雄早在八十七年前就敏锐地意识到犹太民族的决心、智慧和毅力，明白与其与犹太民族为敌，不如化敌为友，建立两个民族之间的联盟关系，利用犹太民族的智慧发展现代阿拉伯国家。那时无论是菲萨尔还是魏兹曼都没打算分治巴勒斯坦。菲萨尔了解那个时代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愿望：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英国模式的国家，享有高度自治权的犹太自治区和阿拉伯自治区象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那样组成联合王国，所有公民权利平等，联合王国的政府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如果这一协议得到了实施的话，考虑到巴勒斯坦人在人口上的优势，今天的巴勒斯坦应该是一个由阿拉伯人主导，包括大片犹太自治区，两个民族互助发展、共同繁荣的国家吧。如此则巴勒斯坦人实际上没丢掉一分土地，只是国内犹太少数民族的比例大大增加了而已。《菲萨尔—魏兹曼协议》签订的几十年之后，美国的巴勒斯坦学者萨伊德又回到这一协议，主张在巴勒斯坦建立阿犹共居的统一国家。英雄所见略同，萨伊德替巴勒斯坦打算盘不能说打得不精，但他显然不知道八十六年前生命岭那八名犹太人的鲜血已经改变了这块圣地的颜色，1919年巴黎和会上的桃色梦想已经被阿拉伯人的枪声击得粉碎。更重要的是，作为一名在美国居住多年的学者，巴勒斯坦人对暴力和流血道路的选择和决心对萨伊德显然已经是太过陌生了。
生命岭之战同样彻底改变了犹太人的历史命运。在此之前近两千年的时间里，犹太人没有祖国，没有土地，四处流浪，随时成为任何暴乱和骚动的牺牲品而不敢有任何抵抗。因此在犹太人看来，生命岭之战是犹太民族近两千年来第一次有人挺身而出，勇敢地捍卫自己的财产、权利和土地。跟历次犹太人遭迫害的牺牲者一样，特朗皮多尔跟他的七名战友倒下了，但这次牺牲的意义却大不相同，因为他们不再是屠宰场上反犹主义者刀下待宰的羔羊，而是捍卫自己国土的勇士。对犹太民族来说，生命岭之战的结局不是八名犹太人被屠杀，而是一个“新犹太人”形象的诞生。那是一个拥有自己的祖国、并准备为自己的祖国而献身的犹太人，不是那个随时准备卷起包裹，逃亡到另一个国家去的犹太难民。因此特朗皮多尔很快就成了犹太民族英雄，“新犹太人”的象征，大量献给他的诗歌、歌曲把他变成了犹太民间传奇的一部分。那句“为祖国而死是美好的”成了日后无数犹太勇士前赴后继为国献身的信条。而他死亡的日子，生命岭之战的日子，犹太历亚达月11日则被命名为“生命岭日”，以纪念这八名新生的犹太英雄。
“新犹太人”形象的诞生，对阿拉伯人选择暴力的回应，以及持续不断的对犹太居民区的攻击使1920年成为犹太复国主义历史上最重要的年份之一。就在这一年，就在生命岭之战的几个月之后，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的军事组织“哈加纳”秘密诞生了。这个组织后来发展成了威名远扬的以色列国防军。
而对国际社会来说，生命岭之战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如果不把两个民族分开的话，一旦外部势力退出这一地区，等待两个民族的将是暴力和血腥屠杀。1947年的联合国分治决议事实上是从生命岭之战开始的。
那个下午我便坐在生命岭上，想象着八十六年前的那个午后。3月1日也是早春天气，天空应该是这般微有阴云，阳光也应该是这般和煦。对面的胡拉山谷那时还是沼泽地，应该有更多的鸟语花香吧。除了不时响起的枪声外，那个春天的午后应该也是这般静谧吧。而特朗皮多尔呢？他应该是躺在那栋两层的堡垒式建筑的某个房间里，腹部的伤口不时渗出鲜血，剧烈的疼痛让他满脸是汗。他的战友们应该是在焦急地等待着日落，让他们能在夜色的掩护下把特朗皮多尔送到北面的吉拉德村，那里的医生和药品也许能救勇士一命。从受伤到死于夜色的这段午后，特朗皮多尔想了些什么呢？追思他驰骋沙场的过去？还是替身边战士的安危担忧？他是否知道他即将死去？是否知道他的死将为他的民族翻开历史新的一页？是否知道这个让他疼痛无比的午后标志着两个曾经和睦相处的兄弟民族从此将走上血腥暴力的不归路？
夜色降临，我们离开生命岭，驾车穿过八人镇。1948年中东战争之后，原居此地的阿拉伯人全体逃亡，以色列便将此地重新命名，以纪念生命岭之战中被屠杀的八名犹太勇士。夜色里，八人镇主要街道两旁霓虹闪烁，行人如织。而我的思绪却又回到了夜色下的生命岭，想象那尊雄狮在月光下的姿态，耳边仿佛响起了那首献给特朗皮多尔的苍凉的犹太民歌；
……
从前有一位来自远古的英雄
击碎山岩，拔起巨砾。
在废墟的小路上，在洞穴里
他怒吼的声音点燃一片光明。
高唱生命之歌，他去战斗
面对万马千军。
“为守卫你的祖国而死
是美好的，”他这样说。
从前有一位来自秘境的英雄
他只有一条胳膊。
（译自《那山岭上》亚伯拉罕·保罗代斯作词，纳鸿·纳尔蒂作曲，稍有变动）
张平 2006年2月25日 于特拉维夫
犹太, 巴勒斯坦, 阿拉伯, 之战, 特朗
喋血希伯伦——以巴冲突史上的第一场大屠杀(2014-07-12 05:32:12)转载▼标签： 军事文化历史 分类： 以色列现代历史
【深夜来客】
这是1929年8月22日的深夜。一辆墨绿色的卡车驶入希伯伦犹太区，在一栋豪华住宅门前停下，十二名犹太青年男女（其中一名女青年Rachel Yaanit嫁给了以色列国第二任总统Yitzhak Ben-Zvi）手提大大小小的箱子，敲开房门，在仆人的引导下走进了客厅。
这家宅子的男主人是希伯伦犹太社区的领袖人物——拉比以利以谢?丹?斯洛宁。他是当地盎格鲁—巴勒斯坦银行的主任，也是希伯伦市政会的唯一一名犹太成员。此刻他从睡梦中惊醒，匆匆披衣见客。
来客并不寒暄，单刀直入地挑明了来意：耶路撒冷情势危急，犹太复国主义领导层判断几天内会出现大规模冲突，已向英国托管当局发出警报。同时考虑到希伯伦地区英国军警力量薄弱、犹太社区毫无戒备的情况，特派哈加纳的武装小队携带武器入住，以防不测。此外，如果希伯伦犹太社区认为情况紧急的话，哈加纳小队也可以帮助他们转移，他们的临时居所已经安排妥当。
出乎来客的意料，拉比斯洛宁不但对这些深夜来客毫不感激，而且非常愤怒。希伯伦犹太社区从《圣经》时代起就已经存在，除了十字军时代和奥斯曼帝国征服之初的短暂时期外，犹太社区就像那座著名的先贤墓外的橄榄树一样常青常绿，生生不息。斯洛宁家族在本地是屈指可数的世家大户，不但在犹太社区德高望重，就是在阿拉伯人中也倍受尊崇。他说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经常利用自己职务权利给前来贷款的阿拉伯人提供方便。他跟希伯伦的阿拉伯贵族交情不浅，坐在市政会里大家都称兄道弟，关系极为融洽。耶路撒冷形势紧张他不是不知道，但他相信无论爆发何种冲突都不会波及希伯伦这个八百多人的犹太社区，他的理由有三：
第一、希伯伦犹太人普遍跟当地的阿拉伯人关系融洽，他们大多世世代代居住此地，很多人跟他们的阿拉伯邻居是几代的交情。18世纪中叶移居此地的欧洲犹太社区虽然语言不通，很少跟阿拉伯人来往，但他们都是极端正统派的教徒，每日除了闭门读经之外并不操心其它事情，也从不惹是生非。因此他不相信阿拉伯人会突然攻击犹太社区。
第二、希伯伦犹太社区跟犹太复国主义毫无关系。这个犹太社区的存在远远早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发生，而且，作为一个传统宗教社区，本地犹太人的理念跟完全世俗化的犹太复国主义理想完全格格不入。拉比犹太教传统上相信犹太人流散是上帝因为犹太人违背律法而进行的惩罚，因此犹太人复国的途径只有一条，那就是严格遵守律法，以此获得上帝的宽恕并派遣弥赛亚来拯救犹太民族，因此犹太复国主义那种把民族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做法在宗教社区中并没有多少市场。此时阿以双方的冲突是犹太复国主义与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之间的冲突，跟犹太宗教社区无关，因此即使是在二十年代初那场包括生命岭之战在内的巴勒斯坦骚乱中，希伯伦犹太社区象其它犹太宗教社区一样，未受到任何攻击，而这一次也似乎没什么理由受到攻击。
第三、也是最主要的一条：斯洛宁早已同熟识的本地阿拉伯贵族通了声气，得到了决不侵犯犹太社区的保证。他相信阿拉伯人说话算数，犹太社区是安全的。
正因为如此，斯洛宁认为这些带着武器来的犹太青年不但不会给社区带来任何好处，反而会由于其陌生人的身份而引起当地阿拉伯人的猜疑。因此他无论如何不肯听取这些人有关情势根本变化的说法，大喊大叫要他们立刻离开。在争吵无效之后，他叫来了希伯伦警察局的两个阿拉伯警察，让他们把这些不速之客带走。这两名警察把这些青年带到了警长卡费拉塔家里，穿着睡衣的卡费拉塔把这些犹太青年训斥了一顿，说他们不该在这样的紧张时刻到处乱跑，随后叫警察把他们送上了回耶路撒冷的路。
第二天清晨，睡眼惺忪的斯洛宁到餐厅用餐，却碰上了昨夜不速之客中的两个青年男子。原来被驱逐的哈加纳小队不放心犹太同胞的安全，在路上派了两个人偷偷跑了回来，他们随身带了两箱手雷。斯洛宁这次真的火了，他坚持要这两名哈加纳战士立刻离开，并带走他们的武器，否则他将立刻把他们送到警察局去。两名战士无计可施，只好提上箱子离开希伯伦，追赶他们的小队去了。
望着这两名哈加纳成员远去的背影，斯洛宁长长松了一口气，这下总算是远离这些灾星了。
他不知道的是：真正的灾星正在离犹太社区不远的车站地区渐渐聚集。一场真正的灾难、一场斯洛宁本人连做梦也没想到的灾难正在一步步逼近。
【屠刀出鞘】
1929年8月23日中午，希伯伦中心汽车站前，大群阿拉伯人开始聚集，有人发表演说，有人交头接耳，窃窃私语，一个可怕的谣言在人群中毒雾般地渐渐弥漫开来：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袭击了阿拉伯人，已经有三千阿拉伯人被杀死，圣殿山的清真寺遭到异教徒们的亵渎和破坏。
尽管卡费拉塔向人群作了辟谣说明，但他的话显然没什么人当真。说来也是，一个外国警察的话怎么可能比那些阿拉伯同胞的话更有公信力？
渐渐地，谣言越传越多，越传越可怕。街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满脸杀气的阿拉伯男人，手里提着弯刀、斧头、匕首、木棍，身后跟着阿拉伯妇女和儿童，手里拿着棍棒石块，他们开始袭击路上碰到的犹太人。下午四点，阿拉伯暴徒围攻了欧洲犹太社区的会堂，他们把会堂里唯一一名犹太学生揪出来，乱刀捅死。
拉比斯洛宁此时才感觉大事不妙，他去找那些事先向他做过承诺的阿拉伯贵族，结果那些人不是找不到就是无计可施。无奈，他只好冒险去找卡费拉塔，结果在街上遭到一群阿拉伯孩子的乱石袭击，他只是远远听见卡费拉塔向他叫喊说晚上会来保护他们，就不得不逃回家中了。
入夜，卡费拉塔并未如约到来。我们不知道在那个恐怖的夜色里斯洛宁到底想了些什么，但我相信他明白明天等待着手无寸铁的犹太人的命运将是什么，也许他还想到了那些武装起来的哈加纳战士。
真正的屠杀发生在第二天，8月24日星期六。
这一天，希伯伦的阿拉伯男女老幼手持各种凶器向他们两天前还和睦相处的犹太邻居大开杀戒。一些外地的阿拉伯骑兵接受了耶路撒冷大穆夫提侯赛尼的指示，赶到希伯伦参加屠杀，据事后的证词，侯赛尼告诉他们不去要受罚。希伯伦的几十名阿拉伯警察被卡费拉塔派出去维持秩序，却几乎无一例外地参与了大屠杀。
就这样，在这天上午的五个小时里，犹太人被刀砍斧剁，妇女被强奸，儿童被砍头，不少尸体砍手剁脚，以便攫取他们身上的首饰。希伯伦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人间地狱。
警长卡费拉塔在11月7日对调查委员会的证词向我们展示了那时的阿拉伯暴徒残暴到了何种地步：
“我听到一个房间里的惨叫声，沿着一条通道走了上去。看见一个阿拉伯人正用一把剑割一个男童的头。他已经砍过了，正准备再砍一次。看见我过来他就瞄准了我砍过来，我躲开了，而他差不多撞倒了我的枪口上。我开枪打在了他的小腹上。在他身后是个满身鲜血的犹太妇女，旁边站着一个手持匕首的男人，我认出来他是一个来自雅法的阿拉伯巡警，名叫以沙?谢里夫。他看见了我就把自己锁进了一间屋子里，不让我进去，并大叫：先生，我是警察。我闯进房间向他开了枪。”
这一天，拉比斯洛宁家中躲藏着四十名惊恐万状的犹太人，他们希望拉比的声望和他跟阿拉伯人的良好关系能帮助他们逃过劫难。但暴徒们冲进了毫无警戒措施的拉比家中，他们威逼拉比斯洛宁交出所有的欧洲犹太人，以此换取自己活命，被斯洛宁严词拒绝，于是暴徒们残忍地杀害了这位在希伯伦两族社区都德高望重的犹太拉比，连同他的妻子和一个四岁的儿子。
在犹太区的面包店，面点师诺亚被他的阿拉伯学徒以沙残忍地折磨着，发出一阵阵撕裂人心的惨叫。这场折磨持续了一个多小时，诺亚才被杀死。而这位恶魔般名叫以沙的阿拉伯人说一口流利的依第绪语，平时待人和善有加，跟犹太人关系融洽，在犹太人中享有“最可爱的阿拉伯人”的美称。
这场屠杀直到五个小时之后，英国警察援队赶到才被终止。一共有六十七名犹太人惨遭杀害，多人受伤。幸存的犹太人多半是藏匿在警察局而逃过此劫的，也有一部分得到了当地一些阿拉伯家庭的保护。
幸存的犹太人后来被英国当局迁往别处，希伯伦犹太社区传承了一千多年的产业则被当地阿拉伯人悉数侵占，直到1967年六日战争之后犹太定居者返回希伯伦，才讨回了一部分产业。当今天不明真相的人们把犹太定居者描绘为“侵略者”时，他们根本不知道希伯伦的很多产业是八十年前阿拉伯人在一场大屠杀后从犹太人手中抢走的。
【天生妖孽】
这场残暴屠杀的起源却要从差不多一年前说起。
1928年的赎罪日，在耶路撒冷的犹太圣地西墙，爆发了一场英国警察跟祈祷的犹太教徒之间的冲突。
西墙，犹太第一圣殿的唯一遗留物，是犹太教最神圣的地方。犹太教徒无论住在世界何处，一生至少有一次要来西墙朝圣。来到这里的教徒大多历尽旅途艰辛，看看祖先的遗迹，想想今天的处境，都不免潸然泪下，因此又名“哭墙”。
奥斯曼土耳其统治时代，西墙留给犹太人朝拜祈祷的是墙根下一个狭窄的过道，极其窄小的一块地方。按照帝国的羞辱性规定，西墙不属犹太人所有，因此犹太人不得在这块地方搞任何建筑物。这所谓的建筑物包括椅子，包括隔开男女信徒的屏风。因此犹太人在这里只能站着祈祷，而且不许吹犹太人传统仪式中使用的羊角号。犹太教的宗教活动本来都是男女分开，但在西墙就只好混在一块。不过这些规定中也有一些例外，碰到特别日子，比如有些年份的赎罪日，犹太人可以在这里放椅子，并在那个狭窄的过道里挂一块白布隔开男女。这大概是因为这一天是犹太人的至圣日，不吃饭，祈祷时间又长。好歹也算是土耳其人还通人性的一面。
谁想到了这一年的赎罪日，阿拉伯人突然发难。他们跑到英国人那里告状，说犹太人违法在西墙边放椅子挂白布。英国人在这些问题上一向以土耳其人的法律为准，于是毫不客气地出动警察，打伤了在至圣日祈祷的犹太人，抢走了他们的椅子，并撕毁了那块白布。
至此，犹太人想不哭都不行了。
于是犹太人举行了多次和平示威，抗议英国当局的做法，要求在自己的圣地平安祈祷朝拜的权利。本来这是犹太人跟英国当局之间的矛盾。但很快阿拉伯人就卷了进来。而且他们一卷入，马上就开始了暴力活动。开始还只是“不小心”地从圣殿山清真寺向在西墙祈祷的犹太人扔石头瓦块，随后逐步升级。1929年8月16日星期五，大群穆斯林在圣殿山做礼拜时听了一场煽动性的布道，随后便高呼着“穆罕默德的教义是用刀剑传播的”，蜂拥到西墙边，疯狂殴打正在祈祷的犹太人，并焚毁了犹太人的《圣经》、祈祷书和塞在西墙缝隙里的祷告字条。第二天，一些外地暴徒又回到耶路撒冷追打犹太教徒，并在百门区将一名犹太青年乱刀捅死，使之成为这场大骚乱的第一个牺牲者。8月23日星期五，就在拉比斯洛宁把最后两个哈加纳战士赶走的时候，成千上万的阿拉伯穆斯林涌进耶路撒冷，手提棍棒刀斧，大肆攻击耶路撒冷的犹太居民，同时有关所谓犹太人杀害了阿拉伯人的谣言满天乱飞，所谓的被杀害人数也从两人开始迅速增长到了三千人（实际上整个1929年暴乱中总共只有116名阿拉伯人死亡，其中绝大多数死于镇暴的英国警察之手，而犹太人则死了133人，其中绝大部分是被阿拉伯暴民屠杀的）给暴民们的情绪火上浇油，暴行也愈演愈烈，并很快扩展到了以色列各地。在希伯伦上演的大屠杀惨剧便是这场暴行的最残酷的一幕。
那么原本相对平静的犹太宗教社区怎么会在这一年突然成了攻击的目标呢？阿拉伯人怎么会突然纠缠起了西墙问题了呢？要明白这个问题，就不能不了解一下耶路撒冷大穆夫提、当时的巴勒斯坦最重要的阿拉伯领袖阿明?阿尔—侯赛尼。
一场类似以巴冲突这样复杂的长期对抗自然很难归结为一两个人的行为，不过，如果要排列一下哪些个人在挑唆这场冲突中发挥的作用大小的话，这位侯赛尼绝对是当之无愧的状元。他为挑起这场冲突所作的努力直到今天还在让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流血不止，也让巴勒斯坦人的苦难无止无终。
穆夫提本是伊斯兰教中拥有法律权威的宗教学者。“耶路撒冷大穆夫提”则是巴勒斯坦地区的逊尼派最高宗教权威和领袖，同时兼管当地的伊斯兰教圣地。在二十世纪上半叶，这个职位基本上是由当地的侯赛尼家族世袭的。1921年，阿明?阿尔—侯赛尼在其兄死后继承了这个职位。
早在继任之前，侯赛尼就已经是一位狂热的反犹分子。他参与了20年代初那场包括生命岭之战在内的反犹暴动，并被英国当局判处十年徒刑，后因继任问题得到赦免。继任后，侯赛尼一如既往地进行反犹宣传，兢兢业业地挑唆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矛盾。
最初，侯赛尼试图通过经济政治问题以民族主义传播他的仇恨。然而犹太移民对巴勒斯坦地区经济发展的贡献是大家有目共睹的，犹太人带来了大量的投资和工作机会，巴勒斯坦人自己也从中得到了无穷的好处。20年代的中东骚乱不断，唯独巴勒斯坦风平浪静，很大程度上就是当地的经济发展造成的。
一计不成，又施一计，这次侯赛尼把眼光瞄向了耶路撒冷的圣殿山，他宣称那些每天在西墙下哭泣祈祷的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犹太教徒阴谋夺取圣殿山，重建犹太教圣殿。他不但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灌输这种毫无根据的谎言，而且跑到其它国家的阿拉伯领导人那里去进行同样的煽动。这是一种类似打开潘多拉的盒子那样的毒计，不少穆斯林平时跟犹太邻居和平相处，礼尚往来，一听说犹太人要抢夺自己的圣地，立刻就如烈火干柴，那点理性被烧得无影无踪。
在二十世纪以前，耶路撒冷的圣殿山在伊斯兰教中虽然也有圣地的地位，但远不到今天这种程度。在侯赛尼继任时，圣殿山的清真寺已经多年疏于照管，破旧不堪。侯赛尼跑到阿拉伯领导人那里去找钱修清真寺，找不到就说犹太人要夺穆斯林的圣地。等清真寺修起来，他又利用这块圣地增值的身价宣讲犹太人对穆斯林的危害会有多大。就这样，他用谎言提升圣地的地位，又用圣地提升的地位来强化自己的谎言，谎言的雪球越滚越大，终于失去控制，挑起了一场绵延几十年，涂炭数万生灵的血腥冲突。
1928年8月，圣殿山清真寺修葺工作完成，穆斯林进行了盛大庆祝活动。一个月后，在阿拉伯人的苛刻要求下，西墙爆发了英国警察与犹太教祈祷者之间的冲突；一年以后，在犹太教宗教社区，那些至今不肯唱以色列国歌，不肯对以色列国旗国徽行礼的贤哲门徒们便成了阿拉伯暴徒们的屠杀对象。
1929年的暴行远不是这位侯赛尼的唯一杰作。他在三十年代末煽动了另一场大暴乱。随后，在1940年夏天和1941年2月，侯赛尼代表阿拉伯世界两次向纳粹德国递交双方《德国—阿拉伯联合声明》草案，其中包括如下条款：
“德国和意大利承认阿拉伯各国自行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权利，包括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犹太人，阿拉伯人按照自己的民族和种族要求行事，就像在德国和意大利对犹太人问题的解决方法一样。”
1941年11月28日，侯赛尼朝见希特勒，两位恶魔畅谈了灭绝犹太民族的共同理想，希特勒承诺德军将在适当时机进入中东，彻底灭绝居住在阿拉伯各国的犹太人。侯赛尼则表示他相信“元首”所说的每一个字都将实现，他对此深感满意，并希望能据此达成正式协议，“元首”则回答说他的言辞就是一个正式的秘密声明。侯赛尼听了受宠若惊，千恩万谢地向这位恶魔告辞。
随后，侯赛尼在欧洲招募了约两万名穆斯林组成穆斯林纳粹党卫队师，在克罗地亚和匈牙利参与屠杀犹太人的活动。为此，侯赛尼在战后被南斯拉夫认定为纳粹战犯，但他逃回中东，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
1947年，联大通过分治决议，巴勒斯坦的侯赛尼家族武装立即投入了对犹太国家的侵略战争。这场战争导致了巴勒斯坦人此后六十年的苦难。
“国之将亡，必生妖孽”，阿明?阿尔—侯赛尼便是当代巴勒斯坦的妖孽和灾星。
【历史沉思】
1929年，世界上还没有以色列国，也没有一个叫做巴勒斯坦难民的怪物，巴勒斯坦人还没输过对以色列的战争，也没有丢失一寸领土，然而巴勒斯坦阿拉伯暴徒对犹太平民的屠杀手段之残暴，比今天的阿拉伯恐怖分子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屠杀的是一些当时跟犹太复国主义毫无关系的正统派犹太教徒。
1941年，世界上也还没有以色列国，也还没有一个叫做巴勒斯坦难民的怪物，巴勒斯坦人也还没输过对以色列的战争，也还没有丢失一寸领土，然而巴勒斯坦的领袖跟纳粹恶魔商讨的不仅是消灭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而且是灭绝所有阿拉伯国家中的犹太种族，“就像在德国和意大利对犹太人问题的解决方法一样”。
任何有一点良知和理性的人在此都不能不对主流媒体多年来向我们灌输的以巴冲突根源理论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根据这些理论，以巴冲突和巴勒斯坦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是巴勒斯坦人丢了点土地，是因为以色列军队的行为引起了仇恨。然而当我们把目光转向八十年前，转向那个以色列军队连影子都还没有的年代，我们看到的是同样的暴行，同样的仇恨！
事实上，所谓的土地问题一直是以巴冲突中的障眼法，有关土地问题的夸张宣传掩盖了这场冲突许多其它的性质，让人们对这场冲突的起源一直有着错误的理解。
在这方面，希伯伦大屠杀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剖实例，让我们有机会看到这些被有意无意地掩盖起来的冲突实质。
首先是巴勒斯坦的暴民政治传统问题。我在《六十年后回首以巴冲突第一天》一文中就已经谈到了这个问题。实际上，在希伯伦大屠杀事件中，这个问题表现得更为突出。巴勒斯坦不是不存在理性的人群，那些事先向拉比斯洛宁做出承诺的阿拉伯贵族，那些在暴乱中保护了犹太邻居的阿拉伯家庭，他们确实是有理性的。糟糕的是，在巴勒斯坦人中，这种理性永远不是暴民的对手，巴勒斯坦人的命运似乎永远是在被暴民们牵着鼻子走。直到今天，由于暴民政治的特点，巴勒斯坦仍然建不成一个有足够权威的统治机构，而哈马斯这样依靠暴民政治上台的恐怖组织只能继续自己的暴民行为，甚至不惜为此招来灾难。对此，哈马斯其实也是无可奈何，如果哈马斯今天放弃暴力，明天就将失去权力，比哈马斯更加暴力的组织就会取而代之。暴民政治就像一个幽灵，牵着巴勒斯坦民族从灾难走向灾难，即使他们真有打败以色列的那天，他们也不会有好日子过，暴民政治的传统决定了他们将开始自相残杀，就像2007年6月哈马斯所进行的加沙大屠杀一样。
其次是宗教根源问题。关于伊斯兰教在以巴冲突缘起中的地位问题，历来被人忽视。即使近年来伊斯兰极端主义发展出了冲突主干的恐怖主义，也被人解释为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者失败后的产物，给人一种如果阿拉法特成功建国，哈马斯就不会崛起的假象。从希伯伦大屠杀的前因后果来看，宗教显然在冲突的最初缘起中扮演了一个不容忽视的角色。当然，穆斯林们的宗教情绪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侯赛尼的恶毒利用，但一个崇尚和平的宗教会如此轻易地被人利用来制造冲突，这本身就是个值得令人深思的问题。
第三是阿拉伯反犹种族主义问题。所谓在犹太复国主义到来之前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和睦相处的鬼话实际上是编造出来的反以借口。最近披露出来的有关1843年以色列策法特地区阿拉伯人一系列反犹暴行的材料表明阿拉伯人统治下的犹太人的处境比他们的欧洲同胞也许强一丁点，但的确好不到哪儿去。在这方面，列举一两个关系融洽的社区并不能证明这种种族主义不存在，即使是在欧洲，也不是每个犹太社区每时每刻都处在迫害之中。因此，阿拉伯反犹种族主义实际上是一个一直存在的问题，也是阿以冲突无法解决的一个深层原因。侯赛尼跟希特勒之间的对话绝非偶然的或个人之间的问题。早在希特勒上台不久的1933年，德国驻巴勒斯坦使节沃尔夫就会见了包括侯赛尼在内的大批巴勒斯坦阿拉伯领导人，这些人无一例外地表达了对纳粹反犹暴行的支持。
【被忘却的开端】
公元70年，罗马大军在统帅维斯帕先的指挥下围攻耶路撒冷。围城中的犹太大贤哲拉班约哈南眼见大势将去，冒险潜出围城，求见罗马统帅。按照犹太传奇，拉班约哈南准确预言维斯帕先将成为罗马皇帝，作为回报，维斯帕先允许他提出一个要求。于是他要求罗马人在攻破耶路撒冷之后饶过犹太学者们的命，让他们到亚夫内办一个犹太经学院。
在犹太教历史上，一直有一个不曾完全找到答案的争论：那就是拉班约哈南为什么不求维斯帕先留下圣殿，而求他留下学者？对此，犹太教其实有个心照不宣的答案：圣殿这东西其实不能给犹太民族带来福分，而只能带来灾难；犹太人跟罗马人之间的两次战争，其实都是这东西招来的。如果上帝真的住在圣殿里，上帝全能，自然会保护圣殿。如果上帝不住在圣殿里，留着一栋空房子招灾惹祸又有什么意义？保留一个民族的读书种子显然要重要的多。与其将圣殿建在地上惹麻烦，不如建在心中更稳妥。因此，犹太教对重建圣殿历来没什么兴趣，叫喊要重建圣殿的都是些支流小组织，从来成不了气候。
1967年，以色列统一了包括圣殿山在内的耶路撒冷。然而，清真寺并没有像侯赛尼当年信誓旦旦地警告的那样被拆毁，圣殿也没重建。相反，圣殿山仍在伊斯兰机构的管理之下，穆斯林们仍在那里照常做他们的礼拜，条件比当年西墙边祈祷的那些可怜的犹太人不知好到哪里去。反倒是犹太人被禁止去圣殿山搞宗教活动。甚至连以色列反对党领导人沙龙去那里参观一下也成了阿拉伯人进行恐怖攻击的借口，而且还有很多人支持这种借口。世界之荒谬，有时候的确出乎我们的想象之外。
当然，你不可能去跟巴勒斯坦人说：当初侯赛尼骗你们发起冲突的那些理由，现在已经被证明是谎言，请你们停止暴力行为吧。冲突久了，冲突本身就成了原因，而那些最初的缘起反倒没有人记得，也不那么重要了。
张平 2009年1月14日 于特拉维夫
【深夜来客】
这是1929年8月22日的深夜。一辆墨绿色的卡车驶入希伯伦犹太区，在一栋豪华住宅门前停下，十二名犹太青年男女（其中一名女青年Rachel Yaanit嫁给了以色列国第二任总统Yitzhak Ben-Zvi）手提大大小小的箱子，敲开房门，在仆人的引导下走进了客厅。
这家宅子的男主人是希伯伦犹太社区的领袖人物——拉比以利以谢?丹?斯洛宁。他是当地盎格鲁—巴勒斯坦银行的主任，也是希伯伦市政会的唯一一名犹太成员。此刻他从睡梦中惊醒，匆匆披衣见客。
来客并不寒暄，单刀直入地挑明了来意：耶路撒冷情势危急，犹太复国主义领导层判断几天内会出现大规模冲突，已向英国托管当局发出警报。同时考虑到希伯伦地区英国军警力量薄弱、犹太社区毫无戒备的情况，特派哈加纳的武装小队携带武器入住，以防不测。此外，如果希伯伦犹太社区认为情况紧急的话，哈加纳小队也可以帮助他们转移，他们的临时居所已经安排妥当。
出乎来客的意料，拉比斯洛宁不但对这些深夜来客毫不感激，而且非常愤怒。希伯伦犹太社区从《圣经》时代起就已经存在，除了十字军时代和奥斯曼帝国征服之初的短暂时期外，犹太社区就像那座著名的先贤墓外的橄榄树一样常青常绿，生生不息。斯洛宁家族在本地是屈指可数的世家大户，不但在犹太社区德高望重，就是在阿拉伯人中也倍受尊崇。他说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经常利用自己职务权利给前来贷款的阿拉伯人提供方便。他跟希伯伦的阿拉伯贵族交情不浅，坐在市政会里大家都称兄道弟，关系极为融洽。耶路撒冷形势紧张他不是不知道，但他相信无论爆发何种冲突都不会波及希伯伦这个八百多人的犹太社区，他的理由有三：
第一、希伯伦犹太人普遍跟当地的阿拉伯人关系融洽，他们大多世世代代居住此地，很多人跟他们的阿拉伯邻居是几代的交情。18世纪中叶移居此地的欧洲犹太社区虽然语言不通，很少跟阿拉伯人来往，但他们都是极端正统派的教徒，每日除了闭门读经之外并不操心其它事情，也从不惹是生非。因此他不相信阿拉伯人会突然攻击犹太社区。
第二、希伯伦犹太社区跟犹太复国主义毫无关系。这个犹太社区的存在远远早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发生，而且，作为一个传统宗教社区，本地犹太人的理念跟完全世俗化的犹太复国主义理想完全格格不入。拉比犹太教传统上相信犹太人流散是上帝因为犹太人违背律法而进行的惩罚，因此犹太人复国的途径只有一条，那就是严格遵守律法，以此获得上帝的宽恕并派遣弥赛亚来拯救犹太民族，因此犹太复国主义那种把民族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做法在宗教社区中并没有多少市场。此时阿以双方的冲突是犹太复国主义与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之间的冲突，跟犹太宗教社区无关，因此即使是在二十年代初那场包括生命岭之战在内的巴勒斯坦骚乱中，希伯伦犹太社区象其它犹太宗教社区一样，未受到任何攻击，而这一次也似乎没什么理由受到攻击。
第三、也是最主要的一条：斯洛宁早已同熟识的本地阿拉伯贵族通了声气，得到了决不侵犯犹太社区的保证。他相信阿拉伯人说话算数，犹太社区是安全的。
正因为如此，斯洛宁认为这些带着武器来的犹太青年不但不会给社区带来任何好处，反而会由于其陌生人的身份而引起当地阿拉伯人的猜疑。因此他无论如何不肯听取这些人有关情势根本变化的说法，大喊大叫要他们立刻离开。在争吵无效之后，他叫来了希伯伦警察局的两个阿拉伯警察，让他们把这些不速之客带走。这两名警察把这些青年带到了警长卡费拉塔家里，穿着睡衣的卡费拉塔把这些犹太青年训斥了一顿，说他们不该在这样的紧张时刻到处乱跑，随后叫警察把他们送上了回耶路撒冷的路。
第二天清晨，睡眼惺忪的斯洛宁到餐厅用餐，却碰上了昨夜不速之客中的两个青年男子。原来被驱逐的哈加纳小队不放心犹太同胞的安全，在路上派了两个人偷偷跑了回来，他们随身带了两箱手雷。斯洛宁这次真的火了，他坚持要这两名哈加纳战士立刻离开，并带走他们的武器，否则他将立刻把他们送到警察局去。两名战士无计可施，只好提上箱子离开希伯伦，追赶他们的小队去了。
望着这两名哈加纳成员远去的背影，斯洛宁长长松了一口气，这下总算是远离这些灾星了。
他不知道的是：真正的灾星正在离犹太社区不远的车站地区渐渐聚集。一场真正的灾难、一场斯洛宁本人连做梦也没想到的灾难正在一步步逼近。
【屠刀出鞘】
1929年8月23日中午，希伯伦中心汽车站前，大群阿拉伯人开始聚集，有人发表演说，有人交头接耳，窃窃私语，一个可怕的谣言在人群中毒雾般地渐渐弥漫开来：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袭击了阿拉伯人，已经有三千阿拉伯人被杀死，圣殿山的清真寺遭到异教徒们的亵渎和破坏。
尽管卡费拉塔向人群作了辟谣说明，但他的话显然没什么人当真。说来也是，一个外国警察的话怎么可能比那些阿拉伯同胞的话更有公信力？
渐渐地，谣言越传越多，越传越可怕。街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满脸杀气的阿拉伯男人，手里提着弯刀、斧头、匕首、木棍，身后跟着阿拉伯妇女和儿童，手里拿着棍棒石块，他们开始袭击路上碰到的犹太人。下午四点，阿拉伯暴徒围攻了欧洲犹太社区的会堂，他们把会堂里唯一一名犹太学生揪出来，乱刀捅死。
拉比斯洛宁此时才感觉大事不妙，他去找那些事先向他做过承诺的阿拉伯贵族，结果那些人不是找不到就是无计可施。无奈，他只好冒险去找卡费拉塔，结果在街上遭到一群阿拉伯孩子的乱石袭击，他只是远远听见卡费拉塔向他叫喊说晚上会来保护他们，就不得不逃回家中了。
入夜，卡费拉塔并未如约到来。我们不知道在那个恐怖的夜色里斯洛宁到底想了些什么，但我相信他明白明天等待着手无寸铁的犹太人的命运将是什么，也许他还想到了那些武装起来的哈加纳战士。
真正的屠杀发生在第二天，8月24日星期六。
这一天，希伯伦的阿拉伯男女老幼手持各种凶器向他们两天前还和睦相处的犹太邻居大开杀戒。一些外地的阿拉伯骑兵接受了耶路撒冷大穆夫提侯赛尼的指示，赶到希伯伦参加屠杀，据事后的证词，侯赛尼告诉他们不去要受罚。希伯伦的几十名阿拉伯警察被卡费拉塔派出去维持秩序，却几乎无一例外地参与了大屠杀。
就这样，在这天上午的五个小时里，犹太人被刀砍斧剁，妇女被强奸，儿童被砍头，不少尸体砍手剁脚，以便攫取他们身上的首饰。希伯伦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人间地狱。
警长卡费拉塔在11月7日对调查委员会的证词向我们展示了那时的阿拉伯暴徒残暴到了何种地步：
“我听到一个房间里的惨叫声，沿着一条通道走了上去。看见一个阿拉伯人正用一把剑割一个男童的头。他已经砍过了，正准备再砍一次。看见我过来他就瞄准了我砍过来，我躲开了，而他差不多撞倒了我的枪口上。我开枪打在了他的小腹上。在他身后是个满身鲜血的犹太妇女，旁边站着一个手持匕首的男人，我认出来他是一个来自雅法的阿拉伯巡警，名叫以沙?谢里夫。他看见了我就把自己锁进了一间屋子里，不让我进去，并大叫：先生，我是警察。我闯进房间向他开了枪。”
这一天，拉比斯洛宁家中躲藏着四十名惊恐万状的犹太人，他们希望拉比的声望和他跟阿拉伯人的良好关系能帮助他们逃过劫难。但暴徒们冲进了毫无警戒措施的拉比家中，他们威逼拉比斯洛宁交出所有的欧洲犹太人，以此换取自己活命，被斯洛宁严词拒绝，于是暴徒们残忍地杀害了这位在希伯伦两族社区都德高望重的犹太拉比，连同他的妻子和一个四岁的儿子。
在犹太区的面包店，面点师诺亚被他的阿拉伯学徒以沙残忍地折磨着，发出一阵阵撕裂人心的惨叫。这场折磨持续了一个多小时，诺亚才被杀死。而这位恶魔般名叫以沙的阿拉伯人说一口流利的依第绪语，平时待人和善有加，跟犹太人关系融洽，在犹太人中享有“最可爱的阿拉伯人”的美称。
这场屠杀直到五个小时之后，英国警察援队赶到才被终止。一共有六十七名犹太人惨遭杀害，多人受伤。幸存的犹太人多半是藏匿在警察局而逃过此劫的，也有一部分得到了当地一些阿拉伯家庭的保护。
幸存的犹太人后来被英国当局迁往别处，希伯伦犹太社区传承了一千多年的产业则被当地阿拉伯人悉数侵占，直到1967年六日战争之后犹太定居者返回希伯伦，才讨回了一部分产业。当今天不明真相的人们把犹太定居者描绘为“侵略者”时，他们根本不知道希伯伦的很多产业是八十年前阿拉伯人在一场大屠杀后从犹太人手中抢走的。
【天生妖孽】
这场残暴屠杀的起源却要从差不多一年前说起。
1928年的赎罪日，在耶路撒冷的犹太圣地西墙，爆发了一场英国警察跟祈祷的犹太教徒之间的冲突。
西墙，犹太第一圣殿的唯一遗留物，是犹太教最神圣的地方。犹太教徒无论住在世界何处，一生至少有一次要来西墙朝圣。来到这里的教徒大多历尽旅途艰辛，看看祖先的遗迹，想想今天的处境，都不免潸然泪下，因此又名“哭墙”。
奥斯曼土耳其统治时代，西墙留给犹太人朝拜祈祷的是墙根下一个狭窄的过道，极其窄小的一块地方。按照帝国的羞辱性规定，西墙不属犹太人所有，因此犹太人不得在这块地方搞任何建筑物。这所谓的建筑物包括椅子，包括隔开男女信徒的屏风。因此犹太人在这里只能站着祈祷，而且不许吹犹太人传统仪式中使用的羊角号。犹太教的宗教活动本来都是男女分开，但在西墙就只好混在一块。不过这些规定中也有一些例外，碰到特别日子，比如有些年份的赎罪日，犹太人可以在这里放椅子，并在那个狭窄的过道里挂一块白布隔开男女。这大概是因为这一天是犹太人的至圣日，不吃饭，祈祷时间又长。好歹也算是土耳其人还通人性的一面。
谁想到了这一年的赎罪日，阿拉伯人突然发难。他们跑到英国人那里告状，说犹太人违法在西墙边放椅子挂白布。英国人在这些问题上一向以土耳其人的法律为准，于是毫不客气地出动警察，打伤了在至圣日祈祷的犹太人，抢走了他们的椅子，并撕毁了那块白布。
至此，犹太人想不哭都不行了。
于是犹太人举行了多次和平示威，抗议英国当局的做法，要求在自己的圣地平安祈祷朝拜的权利。本来这是犹太人跟英国当局之间的矛盾。但很快阿拉伯人就卷了进来。而且他们一卷入，马上就开始了暴力活动。开始还只是“不小心”地从圣殿山清真寺向在西墙祈祷的犹太人扔石头瓦块，随后逐步升级。1929年8月16日星期五，大群穆斯林在圣殿山做礼拜时听了一场煽动性的布道，随后便高呼着“穆罕默德的教义是用刀剑传播的”，蜂拥到西墙边，疯狂殴打正在祈祷的犹太人，并焚毁了犹太人的《圣经》、祈祷书和塞在西墙缝隙里的祷告字条。第二天，一些外地暴徒又回到耶路撒冷追打犹太教徒，并在百门区将一名犹太青年乱刀捅死，使之成为这场大骚乱的第一个牺牲者。8月23日星期五，就在拉比斯洛宁把最后两个哈加纳战士赶走的时候，成千上万的阿拉伯穆斯林涌进耶路撒冷，手提棍棒刀斧，大肆攻击耶路撒冷的犹太居民，同时有关所谓犹太人杀害了阿拉伯人的谣言满天乱飞，所谓的被杀害人数也从两人开始迅速增长到了三千人（实际上整个1929年暴乱中总共只有116名阿拉伯人死亡，其中绝大多数死于镇暴的英国警察之手，而犹太人则死了133人，其中绝大部分是被阿拉伯暴民屠杀的）给暴民们的情绪火上浇油，暴行也愈演愈烈，并很快扩展到了以色列各地。在希伯伦上演的大屠杀惨剧便是这场暴行的最残酷的一幕。
那么原本相对平静的犹太宗教社区怎么会在这一年突然成了攻击的目标呢？阿拉伯人怎么会突然纠缠起了西墙问题了呢？要明白这个问题，就不能不了解一下耶路撒冷大穆夫提、当时的巴勒斯坦最重要的阿拉伯领袖阿明?阿尔—侯赛尼。
一场类似以巴冲突这样复杂的长期对抗自然很难归结为一两个人的行为，不过，如果要排列一下哪些个人在挑唆这场冲突中发挥的作用大小的话，这位侯赛尼绝对是当之无愧的状元。他为挑起这场冲突所作的努力直到今天还在让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流血不止，也让巴勒斯坦人的苦难无止无终。
穆夫提本是伊斯兰教中拥有法律权威的宗教学者。“耶路撒冷大穆夫提”则是巴勒斯坦地区的逊尼派最高宗教权威和领袖，同时兼管当地的伊斯兰教圣地。在二十世纪上半叶，这个职位基本上是由当地的侯赛尼家族世袭的。1921年，阿明?阿尔—侯赛尼在其兄死后继承了这个职位。
早在继任之前，侯赛尼就已经是一位狂热的反犹分子。他参与了20年代初那场包括生命岭之战在内的反犹暴动，并被英国当局判处十年徒刑，后因继任问题得到赦免。继任后，侯赛尼一如既往地进行反犹宣传，兢兢业业地挑唆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矛盾。
最初，侯赛尼试图通过经济政治问题以民族主义传播他的仇恨。然而犹太移民对巴勒斯坦地区经济发展的贡献是大家有目共睹的，犹太人带来了大量的投资和工作机会，巴勒斯坦人自己也从中得到了无穷的好处。20年代的中东骚乱不断，唯独巴勒斯坦风平浪静，很大程度上就是当地的经济发展造成的。
一计不成，又施一计，这次侯赛尼把眼光瞄向了耶路撒冷的圣殿山，他宣称那些每天在西墙下哭泣祈祷的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犹太教徒阴谋夺取圣殿山，重建犹太教圣殿。他不但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灌输这种毫无根据的谎言，而且跑到其它国家的阿拉伯领导人那里去进行同样的煽动。这是一种类似打开潘多拉的盒子那样的毒计，不少穆斯林平时跟犹太邻居和平相处，礼尚往来，一听说犹太人要抢夺自己的圣地，立刻就如烈火干柴，那点理性被烧得无影无踪。
在二十世纪以前，耶路撒冷的圣殿山在伊斯兰教中虽然也有圣地的地位，但远不到今天这种程度。在侯赛尼继任时，圣殿山的清真寺已经多年疏于照管，破旧不堪。侯赛尼跑到阿拉伯领导人那里去找钱修清真寺，找不到就说犹太人要夺穆斯林的圣地。等清真寺修起来，他又利用这块圣地增值的身价宣讲犹太人对穆斯林的危害会有多大。就这样，他用谎言提升圣地的地位，又用圣地提升的地位来强化自己的谎言，谎言的雪球越滚越大，终于失去控制，挑起了一场绵延几十年，涂炭数万生灵的血腥冲突。
1928年8月，圣殿山清真寺修葺工作完成，穆斯林进行了盛大庆祝活动。一个月后，在阿拉伯人的苛刻要求下，西墙爆发了英国警察与犹太教祈祷者之间的冲突；一年以后，在犹太教宗教社区，那些至今不肯唱以色列国歌，不肯对以色列国旗国徽行礼的贤哲门徒们便成了阿拉伯暴徒们的屠杀对象。
1929年的暴行远不是这位侯赛尼的唯一杰作。他在三十年代末煽动了另一场大暴乱。随后，在1940年夏天和1941年2月，侯赛尼代表阿拉伯世界两次向纳粹德国递交双方《德国—阿拉伯联合声明》草案，其中包括如下条款：
“德国和意大利承认阿拉伯各国自行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权利，包括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犹太人，阿拉伯人按照自己的民族和种族要求行事，就像在德国和意大利对犹太人问题的解决方法一样。”
1941年11月28日，侯赛尼朝见希特勒，两位恶魔畅谈了灭绝犹太民族的共同理想，希特勒承诺德军将在适当时机进入中东，彻底灭绝居住在阿拉伯各国的犹太人。侯赛尼则表示他相信“元首”所说的每一个字都将实现，他对此深感满意，并希望能据此达成正式协议，“元首”则回答说他的言辞就是一个正式的秘密声明。侯赛尼听了受宠若惊，千恩万谢地向这位恶魔告辞。
随后，侯赛尼在欧洲招募了约两万名穆斯林组成穆斯林纳粹党卫队师，在克罗地亚和匈牙利参与屠杀犹太人的活动。为此，侯赛尼在战后被南斯拉夫认定为纳粹战犯，但他逃回中东，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
1947年，联大通过分治决议，巴勒斯坦的侯赛尼家族武装立即投入了对犹太国家的侵略战争。这场战争导致了巴勒斯坦人此后六十年的苦难。
“国之将亡，必生妖孽”，阿明?阿尔—侯赛尼便是当代巴勒斯坦的妖孽和灾星。
【历史沉思】
1929年，世界上还没有以色列国，也没有一个叫做巴勒斯坦难民的怪物，巴勒斯坦人还没输过对以色列的战争，也没有丢失一寸领土，然而巴勒斯坦阿拉伯暴徒对犹太平民的屠杀手段之残暴，比今天的阿拉伯恐怖分子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屠杀的是一些当时跟犹太复国主义毫无关系的正统派犹太教徒。
1941年，世界上也还没有以色列国，也还没有一个叫做巴勒斯坦难民的怪物，巴勒斯坦人也还没输过对以色列的战争，也还没有丢失一寸领土，然而巴勒斯坦的领袖跟纳粹恶魔商讨的不仅是消灭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而且是灭绝所有阿拉伯国家中的犹太种族，“就像在德国和意大利对犹太人问题的解决方法一样”。
任何有一点良知和理性的人在此都不能不对主流媒体多年来向我们灌输的以巴冲突根源理论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根据这些理论，以巴冲突和巴勒斯坦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是巴勒斯坦人丢了点土地，是因为以色列军队的行为引起了仇恨。然而当我们把目光转向八十年前，转向那个以色列军队连影子都还没有的年代，我们看到的是同样的暴行，同样的仇恨！
事实上，所谓的土地问题一直是以巴冲突中的障眼法，有关土地问题的夸张宣传掩盖了这场冲突许多其它的性质，让人们对这场冲突的起源一直有着错误的理解。
在这方面，希伯伦大屠杀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剖实例，让我们有机会看到这些被有意无意地掩盖起来的冲突实质。
首先是巴勒斯坦的暴民政治传统问题。我在《六十年后回首以巴冲突第一天》一文中就已经谈到了这个问题。实际上，在希伯伦大屠杀事件中，这个问题表现得更为突出。巴勒斯坦不是不存在理性的人群，那些事先向拉比斯洛宁做出承诺的阿拉伯贵族，那些在暴乱中保护了犹太邻居的阿拉伯家庭，他们确实是有理性的。糟糕的是，在巴勒斯坦人中，这种理性永远不是暴民的对手，巴勒斯坦人的命运似乎永远是在被暴民们牵着鼻子走。直到今天，由于暴民政治的特点，巴勒斯坦仍然建不成一个有足够权威的统治机构，而哈马斯这样依靠暴民政治上台的恐怖组织只能继续自己的暴民行为，甚至不惜为此招来灾难。对此，哈马斯其实也是无可奈何，如果哈马斯今天放弃暴力，明天就将失去权力，比哈马斯更加暴力的组织就会取而代之。暴民政治就像一个幽灵，牵着巴勒斯坦民族从灾难走向灾难，即使他们真有打败以色列的那天，他们也不会有好日子过，暴民政治的传统决定了他们将开始自相残杀，就像2007年6月哈马斯所进行的加沙大屠杀一样。
其次是宗教根源问题。关于伊斯兰教在以巴冲突缘起中的地位问题，历来被人忽视。即使近年来伊斯兰极端主义发展出了冲突主干的恐怖主义，也被人解释为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者失败后的产物，给人一种如果阿拉法特成功建国，哈马斯就不会崛起的假象。从希伯伦大屠杀的前因后果来看，宗教显然在冲突的最初缘起中扮演了一个不容忽视的角色。当然，穆斯林们的宗教情绪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侯赛尼的恶毒利用，但一个崇尚和平的宗教会如此轻易地被人利用来制造冲突，这本身就是个值得令人深思的问题。
第三是阿拉伯反犹种族主义问题。所谓在犹太复国主义到来之前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和睦相处的鬼话实际上是编造出来的反以借口。最近披露出来的有关1843年以色列策法特地区阿拉伯人一系列反犹暴行的材料表明阿拉伯人统治下的犹太人的处境比他们的欧洲同胞也许强一丁点，但的确好不到哪儿去。在这方面，列举一两个关系融洽的社区并不能证明这种种族主义不存在，即使是在欧洲，也不是每个犹太社区每时每刻都处在迫害之中。因此，阿拉伯反犹种族主义实际上是一个一直存在的问题，也是阿以冲突无法解决的一个深层原因。侯赛尼跟希特勒之间的对话绝非偶然的或个人之间的问题。早在希特勒上台不久的1933年，德国驻巴勒斯坦使节沃尔夫就会见了包括侯赛尼在内的大批巴勒斯坦阿拉伯领导人，这些人无一例外地表达了对纳粹反犹暴行的支持。
【被忘却的开端】
公元70年，罗马大军在统帅维斯帕先的指挥下围攻耶路撒冷。围城中的犹太大贤哲拉班约哈南眼见大势将去，冒险潜出围城，求见罗马统帅。按照犹太传奇，拉班约哈南准确预言维斯帕先将成为罗马皇帝，作为回报，维斯帕先允许他提出一个要求。于是他要求罗马人在攻破耶路撒冷之后饶过犹太学者们的命，让他们到亚夫内办一个犹太经学院。
在犹太教历史上，一直有一个不曾完全找到答案的争论：那就是拉班约哈南为什么不求维斯帕先留下圣殿，而求他留下学者？对此，犹太教其实有个心照不宣的答案：圣殿这东西其实不能给犹太民族带来福分，而只能带来灾难；犹太人跟罗马人之间的两次战争，其实都是这东西招来的。如果上帝真的住在圣殿里，上帝全能，自然会保护圣殿。如果上帝不住在圣殿里，留着一栋空房子招灾惹祸又有什么意义？保留一个民族的读书种子显然要重要的多。与其将圣殿建在地上惹麻烦，不如建在心中更稳妥。因此，犹太教对重建圣殿历来没什么兴趣，叫喊要重建圣殿的都是些支流小组织，从来成不了气候。
1967年，以色列统一了包括圣殿山在内的耶路撒冷。然而，清真寺并没有像侯赛尼当年信誓旦旦地警告的那样被拆毁，圣殿也没重建。相反，圣殿山仍在伊斯兰机构的管理之下，穆斯林们仍在那里照常做他们的礼拜，条件比当年西墙边祈祷的那些可怜的犹太人不知好到哪里去。反倒是犹太人被禁止去圣殿山搞宗教活动。甚至连以色列反对党领导人沙龙去那里参观一下也成了阿拉伯人进行恐怖攻击的借口，而且还有很多人支持这种借口。世界之荒谬，有时候的确出乎我们的想象之外。
当然，你不可能去跟巴勒斯坦人说：当初侯赛尼骗你们发起冲突的那些理由，现在已经被证明是谎言，请你们停止暴力行为吧。冲突久了，冲突本身就成了原因，而那些最初的缘起反倒没有人记得，也不那么重要了。
张平 2009年1月14日 于特拉维夫
六十年后回首以巴分治第一天(2014-07-13 01:42:57)转载▼标签： 军事历史文化 分类： 以色列现代历史
【张平按：马晓霖先生2007年7月在《北京青年报》上发表《有关文明和制度论的思考》，就我和中山大学袁伟时教授、人民大学徐惟辛教授有关文明、暴力与制度的观点提出不同看法。文章资料丰富，思路清晰，值得一读。当时因杂务繁忙，未能回应，深感失礼。近日检出旧文一篇，稍加修改，权做回应。马先生在文中表示：“毫无疑问，张平、徐唯辛和袁伟时教授的文明论和制度论基本观点我是高度认同的，尊重人性、人权，推崇民主、自由、法治和理性也符合我对文明国家与和谐社会标准的判断，相信也是众多仁人志士孜孜以求的境界。”对此我深表赞同，也相信有了这样一个共同出发点，没有什么问题是不可以心平气和地认真探讨的】
与阿以战争相关的任何一个主题通常都是论争纷纭的。阿以冲突何时由民族冲突升级为民族战争形态，也就是说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爆发了六次的阿以战争究竟从何时开始，也同样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以色列和西方学者通常有两种看法：一说开始于1948年5月以色列宣布独立后五个阿拉伯国家联军的入侵行动，一说开始于1947年11月30日，也就是联大通过巴勒斯坦分治决议的第二天。阿拉伯学者和以色列亲阿的修正主义史学家中则有很多人不同意这两种说法，愿意把战争开始的时间提前到此前几年间的族群冲突。不同意以1948年5月划界可以为很多人所理解：阿拉伯学者当然不愿意把本民族描写成战争的始作俑者。至于为什么不同意以1947年11月30日划界，很多人就未必清楚了，因为反对者往往都对这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含糊其词，一带而过。
1947年11月29日美国东部时间下午五点半，联合国大会在纽约成功湖通过了关于以巴问题的分治决议。此时已是巴勒斯坦时间11月30日凌晨零点三十分，一直守候在收音机旁等待结果的犹太人立即行动起来，开始了万人空巷的彻夜狂欢庆祝。
巴勒斯坦的几乎所有犹太居民区都举行了庆祝活动，这包括特拉维夫、耶路撒冷、海法这些大城市，也包括了耶斯列山谷的阿夫拉这样的小镇，以及更多的犹太农庄。各地庆祝活动的内容大同小异，都是举行庆祝游行，开怀痛饮，将蓝白两色的犹太旗挂上建筑物、路灯、树梢，高唱后来成为以色列国歌的《希望之歌》并跳犹太民间舞蹈。在特拉维夫，近三分之一的犹太市民走上街头，很多人还穿着睡衣就加入了狂欢的行列。一名犹太人在迪森高夫大街吹响了犹太羊角号，宣称弥赛亚已经到来。耶路撒冷的庆祝活动开始于凌晨两点，人群蜂拥到犹太代办处的办公楼下，在院子里跳起了场面壮观的犹太民族舞，随后一面蓝白两色的犹太旗帜在阳台上升起，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之一梅厄夫人向民众发表了演讲。庆祝活动一直持续到30日黄昏。
在此之前两年间一直镇压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英军士兵和警察也加入了庆祝者的行列。他们跟犹太庆祝者一起开怀畅饮，一起手拉手跳起了犹太舞蹈。不少英军装甲车和卡车上都坐满了挥舞着蓝白旗帜的犹太少年儿童，很多英军士兵甚至买来小犹太旗别在军帽上，以表示与犹太人同乐的心情。
实业家们则在这一天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慷慨大方。在耶路撒冷，市中心的一家商店摆出了一排六个大酒桶，任何人都可以随意痛饮。在拉马特甘，一家丝绸厂在高速公路边设了一个饮酒棚，给所有的来往车辆行人提供免费美酒。特拉维夫阿伦比大街的一家冰激凌店宣布冰激凌免费，引来大群孩子，两个小时就分光了店内所有的存货。这一天也出现了大量的“治安事件”，很多车库被砸开，客车和卡车被人开出去参加庆祝游行。特拉维夫的一家香水店被砸开，香水被用来向狂欢的人群喷洒。然而这一天却没有一个物主向警方报案。当一家酒店的主人看见人群砸开他的店门，向游行人群分发美酒时，他毫不犹豫，立即兴高采烈地加入了“抢劫者”的行列。
几位世界犹太组织领导人在这一天发表了讲话，除了表达对犹太人终于有了自己的国家的兴奋心情，对国际社会的努力表示感谢之外，几乎无一例外地表达了与阿拉伯民族和巴勒斯坦民族和平共处的愿望。梅厄夫人在她的深夜讲话中公开表示“向阿拉伯人伸出和平与友谊之手”。在纽约，美国犹太代办处领导人阿巴?希列?斯勒夫表示向即将建立的巴勒斯坦阿拉伯国家 “伸出真诚的友情之手”。以色列国后来的开国总理本—古里安则在当夜对未来犹太国内巴勒斯坦人的地位做了详细的说明：
“在犹太国生活的任何一位阿拉伯人的法律和实际地位都将跟他的犹太邻居完全一样……我们将用国家的宪法来保证这些承诺的有效性。阿拉伯人将享有完全的民权和政治权利的平等，他将拥有跟犹太人条件相同的公民权，他将有权进入立法和行政机构，并能以跟犹太人同样的条件进入公务部门。犹太国将不局限于建立形式上的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的平等，它将努力使所有生活在其境内的人都获得经济上的平等……”（《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将在犹太国内成为平等公民》，原载《巴勒斯坦邮报》1947年12 月1日第4版）
然而跟所有这些和平呼吁相呼应的却只有阿拉伯高级执委会副主席胡塞尼牙缝里蹦出的一句威胁：“我希望你们都能活到看见听见（巴勒斯坦分治）的那一天。”天晓得，这可不是一句空话。
1947 年11月30日早晨八点，就在分治决议通过后不到八个小时，一辆载着21名犹太乘客的公共汽车象往常一样开出中部沿海城市内坦尼亚，向耶路撒冷驶去，在法贾村附近，三名巴勒斯坦人向司机示意停车，正打算停下来的司机忽然发现其中一人的外套下竟藏着一挺轻机枪，便加大油门，试图逃离。三名恐怖分子当即向车上扫射，并投出数枚手雷，其中一枚在车上爆炸，当场炸死四人。汽车失控，冲下公路，停在了一片泥地里。司机与数名乘客跳下车，藏在了车轮的后边。一名恐怖分子上车抢走了司机的票夹，当他看见车上受伤的亚里先生正打算救助重伤的亚里太太时，便举枪将亚里先生打死。半小时以后，另一辆公共汽车也在同一地域遭到了类似的恐怖攻击，虽然司机成功地冲出了火网，还是有一名乘客被恐怖分子打死。
至此，犹太乘客死亡六人，受伤七人。死者中有一位22岁的法尔希小姐，她本来是去耶路撒冷做新娘的，结果婚礼变成了葬礼。
当天下午，一名犹太人在雅法附近被巴勒斯坦人的冷枪打死，成为以巴分治第一天里的第七位犹太死难者。当天晚些时候，分别又有五辆公共汽车在海法和耶路撒冷遭到袭击，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在叙利亚的大马士革，美国和苏联的外交机构遭到暴民攻击，因为这两个国家支持了巴勒斯坦分治提案。一家犹太银行被焚毁，没有犹太人伤亡。
一个时常让我困惑的问题是：一个处在历史关键时刻的人在何等程度上可以意识到自己所作的一切、身边所发生的一切的不寻常意义？当然我相信这问题因人而异，未必有统一答案。但1947年11月30日的巴勒斯坦犹太人显然没有意识到事件的全部内涵，因此，12月1日的《巴勒斯坦邮报》竟然对前一天的一系列事件做出了如下概括：
“在犹太巴勒斯坦的城市和村庄，联合国的决定得到了欣喜若狂的反响，这反响从昨天凌晨一直持续到黄昏。有关公共汽车被攻击和几名犹太人遭到杀害的消息，以及某些民族机构的呼吁，在中午前后起到了一定的警醒效果，但没有破坏总体欢乐的气氛。除了这几起孤立的攻击事件之外，没有任何迹象显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存在紧张关系。阿拉伯人参加了定居点的庆祝活动，在城镇里售卖他们的货物，并正常流动。”
应该说该报的编辑抓住了历史进程的一个方面——犹太人被获准建国，并因此而欣喜若狂。也许是因为这狂喜使他戴上乐观的有色眼镜，因而完全错误地理解了其他事件的本末关系：被他认为是事物本色的阿犹和睦迹象恰恰只是历史的表象，而被他看作“孤立事件”的恐怖攻击却代表了历史的未来：在随后的一周中，巴勒斯坦人的攻击活动愈演愈烈，犹太死亡人数超过一百。攻击与报复的血腥循环终于引发了全面的阿以战争，并最终导致了绵延五十多年的流血冲突。甚至连这一天恐怖分子的攻击方式都成了历史的预兆：对以色列公共汽车的攻击成了五十年来巴勒斯坦恐怖组织的最常用手段之一，世界上至今没有哪个国家乘坐公共汽车的平民受到过如此残暴而又大规模的袭击。与此同时，对叙利亚犹太商业机构的攻击实际上已经打开了另一扇历史之门：自此以后，阿拉伯国家的犹太社区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暴力攻击，从而引发了几十万犹太难民逃离阿拉伯家园的悲剧。而这一点竟完全没有被编辑注意到。
而另一方的巴勒斯坦武装分子显然也只抓住了犹太人即将建国这一历史事件，而完全没有考虑自己的行为将给自己的民族带来的历史影响。1947年12月30日的巴勒斯坦人手中本来握有多种选择。他们可以选择和平建国，跟以色列国互助共存。当时从埃及到巴勒斯坦的阿拉伯高级执委会都有人提出这一主张。当然战争也是一种选择，但完全可以选择打一场光明正大的堂堂正正之战，他们可以训练力量，积累武器，同时摸清犹太武装的分布情况，看好时机，一举将其消灭。即使选择立即开战，也可以去攻击已知的犹太军事目标。然而他们选择了恐怖主义，选择了攻击公共汽车上的那些手无寸铁的犹太平民——一种没有任何军事价值，只会起到相反政治作用的暴行。他们显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行为已经封死了本民族进行其他历史选择的机会，并给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招来了空前的灾难。
今天，当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公共汽车被恐怖分子炸得血肉模糊的时候，总有那么一些人喜欢把巴勒斯坦难民、以色列占领之类的问题扯在一起，试图以此证明恐怖主义事出有因。然而当我们把历史翻回到1947年11月30日时，我们就会发现这些论调是何等荒唐。1947年的巴勒斯坦还没有难民问题，也没有以色列的占领问题，更没有所谓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欺压。甚至所谓“恐怖主义是弱者的武器”的论点在这里也同样站不住脚。1947年的阿以军事力量对比是如此的悬殊，以至于在1948年战争开始后英国的蒙哥马利将军预言犹太国只能存在两个礼拜。1947年11月之后的几个月里，即使是在阿拉伯国家正规军入侵之前，巴勒斯坦武装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占有军事优势，不但让犹太武装处于守势，而且切断了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之间的联系，使犹太政治中心西耶路撒冷陷入了被围困的境地。尽管如此，巴勒斯坦武装分子还是从一开始就选择了恐怖主义手段，而不是选择打一场常规战争。这表明产生恐怖主义的原因并不像常人想象的那样简单，除了现实政治经济因素之外，显然还有更深层次的要素没有被发掘出来。
而这更深层次的要素之一便是我近两年来常常谈到的巴勒斯坦的暴民政治传统。所谓暴民政治，指的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中，常规政治机构失去政治领导力，政治权力通过普通民众的暴力行为而得到表达。由于暴力在这种情况下往往成为权力的唯一来源，因此实行暴力的程度成为权力瓜分的主要标准，换句话说，越是激进极端的暴力团体获得的支持和权力越大，而完全没人考虑这种极端暴力所带来的严重恶果。
一般来说，暴民政治并非巴勒斯坦所特有的政治现象，任何处于动荡或革命时代的民族都有可能或多或少地染上暴民政治的瘟疫，我们熟悉的有法国大革命、中国的义和团和红卫兵。不过，对一个政治成熟的民族来说，暴民政治通常只是一个相对短暂的次要现象，有时只是常规政治的附属品。比如，中国的暴民政治（草莽英雄）通常只是动荡开始时期的特征，常规政治势力（书生秀才）很快会介入并组建常规政治机构，帮助完成从暴民政治到常规政治的过渡，而那些过渡失败的团体往往不能攫取最后权力，而只能以失败告终。再比如义和团和红卫兵运动都带有明显的“奉旨造反”的特征，属于常规政治在特殊时期产生的附属品。总的来说，由于暴民政治特有的难以制约的强大破坏力而引起的常规政治反弹，暴民政治通常都不会长时间存在。
巴勒斯坦的暴民政治却有一种有能力长期存在的特征。这大约跟巴勒斯坦从未建立过自己的国家，缺乏常规政治经验，传统政治威权处于真空状态，因而民族政治体系内部缺少对暴民政治的反弹制约能力有一定关系。暴民政治的破坏力则可以从巴勒斯坦建国历史看得清清楚楚，从以巴分治第一天起，巴勒斯坦民族就被暴民政治牵着鼻子走，六十年来丢失了一大半的国土，总共剩下巴掌大一块地方，如今还有两根指头要闹分裂。
1947年11月30日，无论历史学家们是否能达成一致，确定或否定这一天是阿以战争的开端，都不会降低这一天的历史意义——那些被当时的人们认识到或没认识到的意义，以及那些至今尚未被人完全认清的意义。
张平 2006年3月15日 写于特拉维夫，2007年11月30日定稿于特拉维夫
【张平按：马晓霖先生2007年7月在《北京青年报》上发表《有关文明和制度论的思考》，就我和中山大学袁伟时教授、人民大学徐惟辛教授有关文明、暴力与制度的观点提出不同看法。文章资料丰富，思路清晰，值得一读。当时因杂务繁忙，未能回应，深感失礼。近日检出旧文一篇，稍加修改，权做回应。马先生在文中表示：“毫无疑问，张平、徐唯辛和袁伟时教授的文明论和制度论基本观点我是高度认同的，尊重人性、人权，推崇民主、自由、法治和理性也符合我对文明国家与和谐社会标准的判断，相信也是众多仁人志士孜孜以求的境界。”对此我深表赞同，也相信有了这样一个共同出发点，没有什么问题是不可以心平气和地认真探讨的】
与阿以战争相关的任何一个主题通常都是论争纷纭的。阿以冲突何时由民族冲突升级为民族战争形态，也就是说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爆发了六次的阿以战争究竟从何时开始，也同样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以色列和西方学者通常有两种看法：一说开始于1948年5月以色列宣布独立后五个阿拉伯国家联军的入侵行动，一说开始于1947年11月30日，也就是联大通过巴勒斯坦分治决议的第二天。阿拉伯学者和以色列亲阿的修正主义史学家中则有很多人不同意这两种说法，愿意把战争开始的时间提前到此前几年间的族群冲突。不同意以1948年5月划界可以为很多人所理解：阿拉伯学者当然不愿意把本民族描写成战争的始作俑者。至于为什么不同意以1947年11月30日划界，很多人就未必清楚了，因为反对者往往都对这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含糊其词，一带而过。
1947年11月29日美国东部时间下午五点半，联合国大会在纽约成功湖通过了关于以巴问题的分治决议。此时已是巴勒斯坦时间11月30日凌晨零点三十分，一直守候在收音机旁等待结果的犹太人立即行动起来，开始了万人空巷的彻夜狂欢庆祝。
巴勒斯坦的几乎所有犹太居民区都举行了庆祝活动，这包括特拉维夫、耶路撒冷、海法这些大城市，也包括了耶斯列山谷的阿夫拉这样的小镇，以及更多的犹太农庄。各地庆祝活动的内容大同小异，都是举行庆祝游行，开怀痛饮，将蓝白两色的犹太旗挂上建筑物、路灯、树梢，高唱后来成为以色列国歌的《希望之歌》并跳犹太民间舞蹈。在特拉维夫，近三分之一的犹太市民走上街头，很多人还穿着睡衣就加入了狂欢的行列。一名犹太人在迪森高夫大街吹响了犹太羊角号，宣称弥赛亚已经到来。耶路撒冷的庆祝活动开始于凌晨两点，人群蜂拥到犹太代办处的办公楼下，在院子里跳起了场面壮观的犹太民族舞，随后一面蓝白两色的犹太旗帜在阳台上升起，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之一梅厄夫人向民众发表了演讲。庆祝活动一直持续到30日黄昏。
在此之前两年间一直镇压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英军士兵和警察也加入了庆祝者的行列。他们跟犹太庆祝者一起开怀畅饮，一起手拉手跳起了犹太舞蹈。不少英军装甲车和卡车上都坐满了挥舞着蓝白旗帜的犹太少年儿童，很多英军士兵甚至买来小犹太旗别在军帽上，以表示与犹太人同乐的心情。
实业家们则在这一天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慷慨大方。在耶路撒冷，市中心的一家商店摆出了一排六个大酒桶，任何人都可以随意痛饮。在拉马特甘，一家丝绸厂在高速公路边设了一个饮酒棚，给所有的来往车辆行人提供免费美酒。特拉维夫阿伦比大街的一家冰激凌店宣布冰激凌免费，引来大群孩子，两个小时就分光了店内所有的存货。这一天也出现了大量的“治安事件”，很多车库被砸开，客车和卡车被人开出去参加庆祝游行。特拉维夫的一家香水店被砸开，香水被用来向狂欢的人群喷洒。然而这一天却没有一个物主向警方报案。当一家酒店的主人看见人群砸开他的店门，向游行人群分发美酒时，他毫不犹豫，立即兴高采烈地加入了“抢劫者”的行列。
几位世界犹太组织领导人在这一天发表了讲话，除了表达对犹太人终于有了自己的国家的兴奋心情，对国际社会的努力表示感谢之外，几乎无一例外地表达了与阿拉伯民族和巴勒斯坦民族和平共处的愿望。梅厄夫人在她的深夜讲话中公开表示“向阿拉伯人伸出和平与友谊之手”。在纽约，美国犹太代办处领导人阿巴?希列?斯勒夫表示向即将建立的巴勒斯坦阿拉伯国家 “伸出真诚的友情之手”。以色列国后来的开国总理本—古里安则在当夜对未来犹太国内巴勒斯坦人的地位做了详细的说明：
“在犹太国生活的任何一位阿拉伯人的法律和实际地位都将跟他的犹太邻居完全一样……我们将用国家的宪法来保证这些承诺的有效性。阿拉伯人将享有完全的民权和政治权利的平等，他将拥有跟犹太人条件相同的公民权，他将有权进入立法和行政机构，并能以跟犹太人同样的条件进入公务部门。犹太国将不局限于建立形式上的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的平等，它将努力使所有生活在其境内的人都获得经济上的平等……”（《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将在犹太国内成为平等公民》，原载《巴勒斯坦邮报》1947年12 月1日第4版）
然而跟所有这些和平呼吁相呼应的却只有阿拉伯高级执委会副主席胡塞尼牙缝里蹦出的一句威胁：“我希望你们都能活到看见听见（巴勒斯坦分治）的那一天。”天晓得，这可不是一句空话。
1947 年11月30日早晨八点，就在分治决议通过后不到八个小时，一辆载着21名犹太乘客的公共汽车象往常一样开出中部沿海城市内坦尼亚，向耶路撒冷驶去，在法贾村附近，三名巴勒斯坦人向司机示意停车，正打算停下来的司机忽然发现其中一人的外套下竟藏着一挺轻机枪，便加大油门，试图逃离。三名恐怖分子当即向车上扫射，并投出数枚手雷，其中一枚在车上爆炸，当场炸死四人。汽车失控，冲下公路，停在了一片泥地里。司机与数名乘客跳下车，藏在了车轮的后边。一名恐怖分子上车抢走了司机的票夹，当他看见车上受伤的亚里先生正打算救助重伤的亚里太太时，便举枪将亚里先生打死。半小时以后，另一辆公共汽车也在同一地域遭到了类似的恐怖攻击，虽然司机成功地冲出了火网，还是有一名乘客被恐怖分子打死。
至此，犹太乘客死亡六人，受伤七人。死者中有一位22岁的法尔希小姐，她本来是去耶路撒冷做新娘的，结果婚礼变成了葬礼。
当天下午，一名犹太人在雅法附近被巴勒斯坦人的冷枪打死，成为以巴分治第一天里的第七位犹太死难者。当天晚些时候，分别又有五辆公共汽车在海法和耶路撒冷遭到袭击，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在叙利亚的大马士革，美国和苏联的外交机构遭到暴民攻击，因为这两个国家支持了巴勒斯坦分治提案。一家犹太银行被焚毁，没有犹太人伤亡。
一个时常让我困惑的问题是：一个处在历史关键时刻的人在何等程度上可以意识到自己所作的一切、身边所发生的一切的不寻常意义？当然我相信这问题因人而异，未必有统一答案。但1947年11月30日的巴勒斯坦犹太人显然没有意识到事件的全部内涵，因此，12月1日的《巴勒斯坦邮报》竟然对前一天的一系列事件做出了如下概括：
“在犹太巴勒斯坦的城市和村庄，联合国的决定得到了欣喜若狂的反响，这反响从昨天凌晨一直持续到黄昏。有关公共汽车被攻击和几名犹太人遭到杀害的消息，以及某些民族机构的呼吁，在中午前后起到了一定的警醒效果，但没有破坏总体欢乐的气氛。除了这几起孤立的攻击事件之外，没有任何迹象显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存在紧张关系。阿拉伯人参加了定居点的庆祝活动，在城镇里售卖他们的货物，并正常流动。”
应该说该报的编辑抓住了历史进程的一个方面——犹太人被获准建国，并因此而欣喜若狂。也许是因为这狂喜使他戴上乐观的有色眼镜，因而完全错误地理解了其他事件的本末关系：被他认为是事物本色的阿犹和睦迹象恰恰只是历史的表象，而被他看作“孤立事件”的恐怖攻击却代表了历史的未来：在随后的一周中，巴勒斯坦人的攻击活动愈演愈烈，犹太死亡人数超过一百。攻击与报复的血腥循环终于引发了全面的阿以战争，并最终导致了绵延五十多年的流血冲突。甚至连这一天恐怖分子的攻击方式都成了历史的预兆：对以色列公共汽车的攻击成了五十年来巴勒斯坦恐怖组织的最常用手段之一，世界上至今没有哪个国家乘坐公共汽车的平民受到过如此残暴而又大规模的袭击。与此同时，对叙利亚犹太商业机构的攻击实际上已经打开了另一扇历史之门：自此以后，阿拉伯国家的犹太社区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暴力攻击，从而引发了几十万犹太难民逃离阿拉伯家园的悲剧。而这一点竟完全没有被编辑注意到。
而另一方的巴勒斯坦武装分子显然也只抓住了犹太人即将建国这一历史事件，而完全没有考虑自己的行为将给自己的民族带来的历史影响。1947年12月30日的巴勒斯坦人手中本来握有多种选择。他们可以选择和平建国，跟以色列国互助共存。当时从埃及到巴勒斯坦的阿拉伯高级执委会都有人提出这一主张。当然战争也是一种选择，但完全可以选择打一场光明正大的堂堂正正之战，他们可以训练力量，积累武器，同时摸清犹太武装的分布情况，看好时机，一举将其消灭。即使选择立即开战，也可以去攻击已知的犹太军事目标。然而他们选择了恐怖主义，选择了攻击公共汽车上的那些手无寸铁的犹太平民——一种没有任何军事价值，只会起到相反政治作用的暴行。他们显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行为已经封死了本民族进行其他历史选择的机会，并给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招来了空前的灾难。
今天，当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公共汽车被恐怖分子炸得血肉模糊的时候，总有那么一些人喜欢把巴勒斯坦难民、以色列占领之类的问题扯在一起，试图以此证明恐怖主义事出有因。然而当我们把历史翻回到1947年11月30日时，我们就会发现这些论调是何等荒唐。1947年的巴勒斯坦还没有难民问题，也没有以色列的占领问题，更没有所谓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欺压。甚至所谓“恐怖主义是弱者的武器”的论点在这里也同样站不住脚。1947年的阿以军事力量对比是如此的悬殊，以至于在1948年战争开始后英国的蒙哥马利将军预言犹太国只能存在两个礼拜。1947年11月之后的几个月里，即使是在阿拉伯国家正规军入侵之前，巴勒斯坦武装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占有军事优势，不但让犹太武装处于守势，而且切断了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之间的联系，使犹太政治中心西耶路撒冷陷入了被围困的境地。尽管如此，巴勒斯坦武装分子还是从一开始就选择了恐怖主义手段，而不是选择打一场常规战争。这表明产生恐怖主义的原因并不像常人想象的那样简单，除了现实政治经济因素之外，显然还有更深层次的要素没有被发掘出来。
而这更深层次的要素之一便是我近两年来常常谈到的巴勒斯坦的暴民政治传统。所谓暴民政治，指的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中，常规政治机构失去政治领导力，政治权力通过普通民众的暴力行为而得到表达。由于暴力在这种情况下往往成为权力的唯一来源，因此实行暴力的程度成为权力瓜分的主要标准，换句话说，越是激进极端的暴力团体获得的支持和权力越大，而完全没人考虑这种极端暴力所带来的严重恶果。
一般来说，暴民政治并非巴勒斯坦所特有的政治现象，任何处于动荡或革命时代的民族都有可能或多或少地染上暴民政治的瘟疫，我们熟悉的有法国大革命、中国的义和团和红卫兵。不过，对一个政治成熟的民族来说，暴民政治通常只是一个相对短暂的次要现象，有时只是常规政治的附属品。比如，中国的暴民政治（草莽英雄）通常只是动荡开始时期的特征，常规政治势力（书生秀才）很快会介入并组建常规政治机构，帮助完成从暴民政治到常规政治的过渡，而那些过渡失败的团体往往不能攫取最后权力，而只能以失败告终。再比如义和团和红卫兵运动都带有明显的“奉旨造反”的特征，属于常规政治在特殊时期产生的附属品。总的来说，由于暴民政治特有的难以制约的强大破坏力而引起的常规政治反弹，暴民政治通常都不会长时间存在。
巴勒斯坦的暴民政治却有一种有能力长期存在的特征。这大约跟巴勒斯坦从未建立过自己的国家，缺乏常规政治经验，传统政治威权处于真空状态，因而民族政治体系内部缺少对暴民政治的反弹制约能力有一定关系。暴民政治的破坏力则可以从巴勒斯坦建国历史看得清清楚楚，从以巴分治第一天起，巴勒斯坦民族就被暴民政治牵着鼻子走，六十年来丢失了一大半的国土，总共剩下巴掌大一块地方，如今还有两根指头要闹分裂。
1947年11月30日，无论历史学家们是否能达成一致，确定或否定这一天是阿以战争的开端，都不会降低这一天的历史意义——那些被当时的人们认识到或没认识到的意义，以及那些至今尚未被人完全认清的意义。
张平 2006年3月15日 写于特拉维夫，2007年11月30日定稿于特拉维夫
伊拉克犹太人的照片与以巴难民问题的解决(2014-07-15 14:27:17)转载▼标签： 军事历史文化 分类： 以色列的战争与和平
因为要给《百万富翁萨米》一文配发伊拉克犹太人的照片，便想起了我多年的学生塔丽娅。我记得她家住在特拉维夫旁边的拉马特甘市，而那地方正是当年大批伊拉克犹太难民定居之地。一问，她父亲果然是伊拉克犹太人。我便向她解释了我的写作和出版计划，请她帮忙找一些伊拉克犹太人的照片。她满口答应，说她七十多岁的奶奶手里肯定会有不少照片，说不定还有伊拉克犹太人的物品。
谁想她跟奶奶一说，奶奶当场就叫了起来：“照片？哪里来的照片？”
“我们家族在伊拉克生活了上千年，怎么会没有照片？”塔丽娅满脸狐疑。
她奶奶的解释让塔丽娅和我都大吃一惊。原来当十二万犹太人逃离伊拉克时，不仅所有的财产被全部没收，而且私人物品也同样禁止携带，塔丽娅家族所有的家庭相册都被强行扣留，整个家族几代人活生生的记忆就这样湮没在了那个两河文明起源的国度里。我以前只知道伊拉克犹太人的财产全部被伊拉克政府没收，做梦也没想到居然连照片也不放过。
不过罗网虽严，也难免逃出一两条落网之鱼。塔丽娅的奶奶随后翻出一个古旧精美的小匣子，从匣子底变戏法般地拿出了一张塔丽娅从未见过的旧照片来。照片摄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巴格达，是一张温馨的全家福：一对中年夫妇跟他们的五个美丽可爱的孩子。根据奶奶的解释，那对夫妇是塔丽娅的曾祖父和曾祖母，左边的那个十几岁的女孩便是她奶奶。“这照片是你曾祖母冒着风险偷偷带出来的。”她奶奶解释说。这让我想起纳粹集中营垮台前转移被囚犹太人的“死亡之旅”中犹太妇女冒死带出来的集中营照片。
虽然是六十年以前的巴格达，但照片上大人孩子男男女女的穿着打扮都十分西方化，一望而知是个有相当经济地位的家庭。当话题转到家族在伊拉克的财富问题上，塔丽娅奶奶的一席话更是让我目瞪口呆。
塔丽娅的奶奶出嫁早，守寡也早。二十几岁时富翁丈夫就不幸去世。逃往以色列后，她一个人带着几个孩子，在以色列政府建立的难民中转营里艰难度日。“不过我们的生活比起其他犹太难民还算是好的。”为什么呢？“因为塔丽娅的爷爷有眼光，早就在以色列的土地上买下了不少土地。虽然伊拉克政府扣留了所有的土地产权证明，但有几块地，他买的时候我是知道的。”
就这样，塔丽娅的奶奶在以色列的土地登记局找到了那几块土地的产权证明，从此便在生活最艰难的时候卖掉一块土地，靠这点收入维持孤儿寡母的家计。“那么一定日子过的很不错了？”我想卖土地的收入一定是很高的。“哪里不错？那时候战争刚结束，从国家到百姓都很贫穷，谁会有闲钱买土地，只有以色列政府收购一点。耶路撒冷国会山那块土地，只卖了四百英镑。”
“什么？国会山那块土地本来是你们家的？”听了这话，我差一点跳了起来。耶路撒冷如今市中心位置的任何一座像点样的房子或公寓都能价值几百万美元，国会山那么大的地方要是在今天出售的话，价格应该以亿美元计算才对。而1949年，塔丽娅家族竟然只卖了四百英镑。
塔丽娅向我证实奶奶说的是真话，家族里的人都知道那块土地的事情。大家都觉得极为遗憾，但没人指责她当时的决定，“一个寡妇拉扯着一群孩子，没有任何收入来源，你还能指望她怎么样呢？”塔丽娅随后又告诉我说家族在以色列所拥有的土地绝对不止奶奶卖掉的那几块。由于土地文件被伊拉克政府没收，肯定还有一些奶奶不知道的土地被以色列政府作为无主土地重新分配了。在以色列，类似塔丽娅家族这种情况的不止一家两家，很多东方犹太难民在逃离他们在阿拉伯国家的家园时失去了土地证明，由此失去了他们在以色列建国前购买的土地的所有权。因此在以色列活跃着一个在其他国家不多见的职业：经济历史学家。这些人的专业是从以色列历史档案中寻找存疑土地的原始主人，一旦找到，便通知本人或其后代，以该土地价值的百分之十到一半不等的价格将相关资料卖给那些人，以便他们能通过法庭官司将土地要回来。
除了贫穷，中转营的生活还是愉快的，政府为难民们办了希伯来语班，鼓励他们尽快融入社会生活。不过中转营的户外照片却一张也没有。“全是些丑陋的帐篷，谁也没想到要在那里拍照。”所幸还留下了希伯来语课堂的照片和幼儿园的照片，只有那里有两幢像样的房子。
1948年以来犹太和巴勒斯坦难民的情况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双方的数目大体相等，都在六十万到八十万之间。双方都逃离了各自祖居上千年的家园。双方在逃离时都丧失了祖祖代代积累下来的财富和产业。甚至在逃亡原因上，以巴双方的叙述也惊人地相似：都宣称对方是自愿逃离的，都宣称自己的难民是被对方强行驱逐的。
双方最大的不同则在于对待各自难民的态度。以色列默默无闻地吸收了自己的难民，花费巨大的努力将他们融入了本来是以西方犹太人为主体的以色列社会，没伸手向国际社会要一分钱，也没把自己难民问题的解决当作实现和平的先决条件。反观阿拉伯各国，除约旦以外，大多把巴勒斯坦难民关在难民营里，严厉禁止他们与当地社会融合，有意制造和扩大巴勒斯坦难民问题，并让国际社会负担难民们的生活。与此同时，所谓的巴勒斯坦难民回归权的问题则一直成为以巴实现和平的主要障碍。
由于国家之间重新划界而发生的大规模人口置换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更不是以巴之间独有的问题。希腊独立前后在希腊和土耳其之间、希腊和保加利亚之间都曾发生大规模的人口置换，同样的问题也曾发生在印度独立时的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些国家随后都签署了相关协议，没有一个国家要求“回归”或者是人口重新置换。稍有点理性的人都会明白，这种难民逃亡的实质不仅是逃避战乱，本质上是在政治版图变迁后拒绝归属居住地的国家。把这些心怀敌意的人口强行塞回原住地，实际上是制造新的冲突，而坚持这一谈判条件的实质则是拒绝实现和平。
人口重新置换既然不可行，剩下的便是难民赔偿和就地安置的问题。与常人的想象不同，难民赔偿问题是一个比回归问题更复杂难缠的问题。希腊和土耳其、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都曾就双方难民的赔偿问题达成过协议，协议包括有关评估难民财产损失的详细规定。结果在协议执行过程中，四国都发现财产评估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简直寸步难行，所以四国的相关协议后来都成了一纸空文。就以巴之间的情况来说，以色列方面估计阿拉伯国家给犹太难民造成的财产损失在十亿美元（1949年的价值）以上，超出巴勒斯坦难民财产损失的十倍。然而犹太难民在逃离时没能带出相关文件，很多财产成了死无对证的无头案。此外象塔丽娅家族被迫廉价出卖土地的情况其实也是财产损失的一种情况，其价值则根本无法评估。巴勒斯坦人的情况相对要好一些，以色列没有在他们逃离时扣留他们的产业证明，所以他们应该比较容易指认自己的产业。但这也只是表象。由于大部分产业是在奥斯曼土耳其时代登记的，产业描述都用的是不精确语言，且没有地图定位。以色列几十年迅猛发展，斗转星移，山河变迁，当初的标志物很难再被确认，产业估价基本上是不可行的。
如果再考虑到财产增减值情况，事情就更加不可收拾。以色列在1948年建国时是块荒凉贫瘠之地，不动产并不值多少钱，经过几十年的建设，这块圣地已经成为中东花园之国，地产价值扶摇直上，成了中东不动产最昂贵的地区之一。反观埃及叙利亚伊拉克诸国，1949年时都是比以色列繁荣得多、地价也高得多的地区。经过几十年的变迁，相对于以色列的不动产来说，其相对价值已大大缩水。换句话说，巴勒斯坦难民当年留下的那些产业如今大多价值连城，而犹太难民留下的那些产业则很多都已大大贬值。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人口重新置换还是财产赔偿都不具备实际可行性。
过去人们谈到以巴难民问题总是以为只存在一个巴勒斯坦难民问题，阿拉伯方面则更是一口否认犹太难民问题的存在。近年来情况开始好转，人们开始认识到1948年以来在阿以之间发生的并不是单方面的巴勒斯坦难民逃亡问题，而是一个双方人口置换的问题。利比亚在几年前曾提出将当年的犹太难民财产交还给逃亡的犹太人，条件是这些犹太人将他们在以色列的产业留给巴勒斯坦人。这种基于人口再次置换的设想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拒绝，但它至少表明阿拉伯国家也开始正视犹太难民问题的存在。
以巴难民问题的解决实际上只有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在巴勒斯坦难民现在居住的国家就地安置巴勒斯坦难民！出于人道主义原则，联合国、阿拉伯国家（特别是参与发动1948年侵略以色列战争的那五个阿拉伯国家）、西方国家、俄罗斯、以色列应该共同筹建一个基金，用于解决难民就地安置过程中的实际问题。与此同时、阿以双方都放弃各自的难民回归和赔偿要求，象希腊土耳其、印度巴基斯坦那样和平共处。如果这一方案不能实行的话，那么以巴冲突的难民死结将永无打开之日，冲突也将无休止地持续下去。
张平
2006年5月8日于特拉维夫
因为要给《百万富翁萨米》一文配发伊拉克犹太人的照片，便想起了我多年的学生塔丽娅。我记得她家住在特拉维夫旁边的拉马特甘市，而那地方正是当年大批伊拉克犹太难民定居之地。一问，她父亲果然是伊拉克犹太人。我便向她解释了我的写作和出版计划，请她帮忙找一些伊拉克犹太人的照片。她满口答应，说她七十多岁的奶奶手里肯定会有不少照片，说不定还有伊拉克犹太人的物品。
谁想她跟奶奶一说，奶奶当场就叫了起来：“照片？哪里来的照片？”
“我们家族在伊拉克生活了上千年，怎么会没有照片？”塔丽娅满脸狐疑。
她奶奶的解释让塔丽娅和我都大吃一惊。原来当十二万犹太人逃离伊拉克时，不仅所有的财产被全部没收，而且私人物品也同样禁止携带，塔丽娅家族所有的家庭相册都被强行扣留，整个家族几代人活生生的记忆就这样湮没在了那个两河文明起源的国度里。我以前只知道伊拉克犹太人的财产全部被伊拉克政府没收，做梦也没想到居然连照片也不放过。
不过罗网虽严，也难免逃出一两条落网之鱼。塔丽娅的奶奶随后翻出一个古旧精美的小匣子，从匣子底变戏法般地拿出了一张塔丽娅从未见过的旧照片来。照片摄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巴格达，是一张温馨的全家福：一对中年夫妇跟他们的五个美丽可爱的孩子。根据奶奶的解释，那对夫妇是塔丽娅的曾祖父和曾祖母，左边的那个十几岁的女孩便是她奶奶。“这照片是你曾祖母冒着风险偷偷带出来的。”她奶奶解释说。这让我想起纳粹集中营垮台前转移被囚犹太人的“死亡之旅”中犹太妇女冒死带出来的集中营照片。
虽然是六十年以前的巴格达，但照片上大人孩子男男女女的穿着打扮都十分西方化，一望而知是个有相当经济地位的家庭。当话题转到家族在伊拉克的财富问题上，塔丽娅奶奶的一席话更是让我目瞪口呆。
塔丽娅的奶奶出嫁早，守寡也早。二十几岁时富翁丈夫就不幸去世。逃往以色列后，她一个人带着几个孩子，在以色列政府建立的难民中转营里艰难度日。“不过我们的生活比起其他犹太难民还算是好的。”为什么呢？“因为塔丽娅的爷爷有眼光，早就在以色列的土地上买下了不少土地。虽然伊拉克政府扣留了所有的土地产权证明，但有几块地，他买的时候我是知道的。”
就这样，塔丽娅的奶奶在以色列的土地登记局找到了那几块土地的产权证明，从此便在生活最艰难的时候卖掉一块土地，靠这点收入维持孤儿寡母的家计。“那么一定日子过的很不错了？”我想卖土地的收入一定是很高的。“哪里不错？那时候战争刚结束，从国家到百姓都很贫穷，谁会有闲钱买土地，只有以色列政府收购一点。耶路撒冷国会山那块土地，只卖了四百英镑。”
“什么？国会山那块土地本来是你们家的？”听了这话，我差一点跳了起来。耶路撒冷如今市中心位置的任何一座像点样的房子或公寓都能价值几百万美元，国会山那么大的地方要是在今天出售的话，价格应该以亿美元计算才对。而1949年，塔丽娅家族竟然只卖了四百英镑。
塔丽娅向我证实奶奶说的是真话，家族里的人都知道那块土地的事情。大家都觉得极为遗憾，但没人指责她当时的决定，“一个寡妇拉扯着一群孩子，没有任何收入来源，你还能指望她怎么样呢？”塔丽娅随后又告诉我说家族在以色列所拥有的土地绝对不止奶奶卖掉的那几块。由于土地文件被伊拉克政府没收，肯定还有一些奶奶不知道的土地被以色列政府作为无主土地重新分配了。在以色列，类似塔丽娅家族这种情况的不止一家两家，很多东方犹太难民在逃离他们在阿拉伯国家的家园时失去了土地证明，由此失去了他们在以色列建国前购买的土地的所有权。因此在以色列活跃着一个在其他国家不多见的职业：经济历史学家。这些人的专业是从以色列历史档案中寻找存疑土地的原始主人，一旦找到，便通知本人或其后代，以该土地价值的百分之十到一半不等的价格将相关资料卖给那些人，以便他们能通过法庭官司将土地要回来。
除了贫穷，中转营的生活还是愉快的，政府为难民们办了希伯来语班，鼓励他们尽快融入社会生活。不过中转营的户外照片却一张也没有。“全是些丑陋的帐篷，谁也没想到要在那里拍照。”所幸还留下了希伯来语课堂的照片和幼儿园的照片，只有那里有两幢像样的房子。
1948年以来犹太和巴勒斯坦难民的情况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双方的数目大体相等，都在六十万到八十万之间。双方都逃离了各自祖居上千年的家园。双方在逃离时都丧失了祖祖代代积累下来的财富和产业。甚至在逃亡原因上，以巴双方的叙述也惊人地相似：都宣称对方是自愿逃离的，都宣称自己的难民是被对方强行驱逐的。
双方最大的不同则在于对待各自难民的态度。以色列默默无闻地吸收了自己的难民，花费巨大的努力将他们融入了本来是以西方犹太人为主体的以色列社会，没伸手向国际社会要一分钱，也没把自己难民问题的解决当作实现和平的先决条件。反观阿拉伯各国，除约旦以外，大多把巴勒斯坦难民关在难民营里，严厉禁止他们与当地社会融合，有意制造和扩大巴勒斯坦难民问题，并让国际社会负担难民们的生活。与此同时，所谓的巴勒斯坦难民回归权的问题则一直成为以巴实现和平的主要障碍。
由于国家之间重新划界而发生的大规模人口置换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更不是以巴之间独有的问题。希腊独立前后在希腊和土耳其之间、希腊和保加利亚之间都曾发生大规模的人口置换，同样的问题也曾发生在印度独立时的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些国家随后都签署了相关协议，没有一个国家要求“回归”或者是人口重新置换。稍有点理性的人都会明白，这种难民逃亡的实质不仅是逃避战乱，本质上是在政治版图变迁后拒绝归属居住地的国家。把这些心怀敌意的人口强行塞回原住地，实际上是制造新的冲突，而坚持这一谈判条件的实质则是拒绝实现和平。
人口重新置换既然不可行，剩下的便是难民赔偿和就地安置的问题。与常人的想象不同，难民赔偿问题是一个比回归问题更复杂难缠的问题。希腊和土耳其、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都曾就双方难民的赔偿问题达成过协议，协议包括有关评估难民财产损失的详细规定。结果在协议执行过程中，四国都发现财产评估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简直寸步难行，所以四国的相关协议后来都成了一纸空文。就以巴之间的情况来说，以色列方面估计阿拉伯国家给犹太难民造成的财产损失在十亿美元（1949年的价值）以上，超出巴勒斯坦难民财产损失的十倍。然而犹太难民在逃离时没能带出相关文件，很多财产成了死无对证的无头案。此外象塔丽娅家族被迫廉价出卖土地的情况其实也是财产损失的一种情况，其价值则根本无法评估。巴勒斯坦人的情况相对要好一些，以色列没有在他们逃离时扣留他们的产业证明，所以他们应该比较容易指认自己的产业。但这也只是表象。由于大部分产业是在奥斯曼土耳其时代登记的，产业描述都用的是不精确语言，且没有地图定位。以色列几十年迅猛发展，斗转星移，山河变迁，当初的标志物很难再被确认，产业估价基本上是不可行的。
如果再考虑到财产增减值情况，事情就更加不可收拾。以色列在1948年建国时是块荒凉贫瘠之地，不动产并不值多少钱，经过几十年的建设，这块圣地已经成为中东花园之国，地产价值扶摇直上，成了中东不动产最昂贵的地区之一。反观埃及叙利亚伊拉克诸国，1949年时都是比以色列繁荣得多、地价也高得多的地区。经过几十年的变迁，相对于以色列的不动产来说，其相对价值已大大缩水。换句话说，巴勒斯坦难民当年留下的那些产业如今大多价值连城，而犹太难民留下的那些产业则很多都已大大贬值。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人口重新置换还是财产赔偿都不具备实际可行性。
过去人们谈到以巴难民问题总是以为只存在一个巴勒斯坦难民问题，阿拉伯方面则更是一口否认犹太难民问题的存在。近年来情况开始好转，人们开始认识到1948年以来在阿以之间发生的并不是单方面的巴勒斯坦难民逃亡问题，而是一个双方人口置换的问题。利比亚在几年前曾提出将当年的犹太难民财产交还给逃亡的犹太人，条件是这些犹太人将他们在以色列的产业留给巴勒斯坦人。这种基于人口再次置换的设想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拒绝，但它至少表明阿拉伯国家也开始正视犹太难民问题的存在。
以巴难民问题的解决实际上只有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在巴勒斯坦难民现在居住的国家就地安置巴勒斯坦难民！出于人道主义原则，联合国、阿拉伯国家（特别是参与发动1948年侵略以色列战争的那五个阿拉伯国家）、西方国家、俄罗斯、以色列应该共同筹建一个基金，用于解决难民就地安置过程中的实际问题。与此同时、阿以双方都放弃各自的难民回归和赔偿要求，象希腊土耳其、印度巴基斯坦那样和平共处。如果这一方案不能实行的话，那么以巴冲突的难民死结将永无打开之日，冲突也将无休止地持续下去。
张平
2006年5月8日于特拉维夫
似曾相识。
谢谢分享，这种历史多了解一下没坏处的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我支持以方，仅仅因为宗教！
说再多，偶对以色列也没好感，当年在预警机上把偶们坑得不轻。
至于巴以冲突支持以，完全是巴自作孽。
至于巴以冲突支持以，完全是巴自作孽。
阿拉伯人杀了几十、百十个犹太人就是大屠杀，以色列纵容长枪党杀了几百、上千巴勒斯坦人算什么？以军把几千埃及战俘的鞋子没收后将其赶进沙漠算什么？六五战争中以色列为什么袭击美国自由号情报船作者知道么？阿以双方都做过很多有违正义和人道的事，不能存有偏见。
我同情犹太人曾经遭受的苦难，也钦佩以色列国防军在战争中的表现，但对以色列的一些做法持强烈批评态度。
我同情犹太人曾经遭受的苦难，也钦佩以色列国防军在战争中的表现，但对以色列的一些做法持强烈批评态度。
楼主就写20世纪的事情，有时偏颇吧。
流巛家の猫 发表于 2014-7-30 19:30
谢谢分享，这种历史多了解一下没坏处的
可以关注张平特拉维夫的新浪博客和新浪微博，里面很多巴以问题的文章，我转发的只是一小部分。
谢谢分享，这种历史多了解一下没坏处的
可以关注张平特拉维夫的新浪博客和新浪微博，里面很多巴以问题的文章，我转发的只是一小部分。
wangqx 发表于 2014-7-30 20:15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我支持以方，仅仅因为宗教！
可以关注张平特拉维夫的新浪博客和新浪微博，里面很多巴以问题的文章，我转发的只是一小部分。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我支持以方，仅仅因为宗教！
可以关注张平特拉维夫的新浪博客和新浪微博，里面很多巴以问题的文章，我转发的只是一小部分。
有失偏颇~~~~~但是阿以两方面都不是啥好玩意
本来就是笔烂帐，那里是犹太人的祖地，被罗马人打散了，再被阿拉伯人占领，如今犹太人要复国，都有自己的理由。绿教惹人厌，犹太人也不是什么好鸟，随便他们互相打去吧。
让大家了解真相
有些情节似曾相识。
请大家了解巴以冲突的真相
虽然有倾向性，但写得还不错。
拿马克·吐温1867年说巴勒斯坦世界上最凄凉的地方说事。1918年时，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还只有不到6万，仅占当地居民的8％，犹太人开始大规模迁入巴勒斯坦的动机就是要用巴勒斯坦的土地复国，首先这个动机就是极端可耻的，以色列人只敢说自己没有国家怎么惨所以要复国，他敢说自己到巴勒斯坦定居的目的和动机吗？满洲没有人，俄国人跑来开发，中国人可以欢迎，你跑来定居是有目的性的，是要把土地占位己有，那就是狼子野心，即使中国这么平和的民族都要拿出猎枪了。
1947年11月29日，巴勒斯坦分治决议；阿拉伯面积11000平方公里，犹太国面积14000平方公里；人口占巴勒斯坦总人口三分之一的犹太人拥有了近60％的土地。以色列人自然要欢庆了，巴勒斯坦人自然要暴走了，这是典型的鸠占雀巢。
有趣的是西方大国不论是杀犹太人，还是杀阿拉伯人，还是明显如印巴分治那样有意为阿以冲突定下基础的做法被洗白了，一切罪过都是阿拉伯人的。以色列确实堪称是融入了国际社会，标准就是以色列只替西方国家攫取中东利益，舆论上决不提西方的错，错的都是阿拉伯人，这就是绝对的客观公正了。看来犹太人在欧洲被杀了几个世纪终于聪明了，狗不被杀了吃肉的前提就是能疯狂地替主人咬人。
这种文章和日本的一些战争回忆很像，装作客观的样子，回忆一些细节，这个人是个好人啊，后来英勇的死了啊。我杀你是不得已的啊，我本来不想杀你啊，你被杀是活该啊。这块地在你那是浪费啊，我来了以后才开发的啊，我开发的时候你受了益啊，这块地就该是我的啊。大道理你敢说嘛，因为你在欧洲被人屠杀、因为你几千年前在这住过，你就要在巴勒斯坦复国？？你比自古以来还霸道？？
有人拿今天中国也受极端主义之害来说事，我要说犹太人及犹太复国主义在极端主义思想扩散中起到了任何一个极端主义分子都起不了的重大作用。力的作用是相互的，这是定理。
拿马克·吐温1867年说巴勒斯坦世界上最凄凉的地方说事。1918年时，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还只有不到6万，仅占当地居民的8％，犹太人开始大规模迁入巴勒斯坦的动机就是要用巴勒斯坦的土地复国，首先这个动机就是极端可耻的，以色列人只敢说自己没有国家怎么惨所以要复国，他敢说自己到巴勒斯坦定居的目的和动机吗？满洲没有人，俄国人跑来开发，中国人可以欢迎，你跑来定居是有目的性的，是要把土地占位己有，那就是狼子野心，即使中国这么平和的民族都要拿出猎枪了。
1947年11月29日，巴勒斯坦分治决议；阿拉伯面积11000平方公里，犹太国面积14000平方公里；人口占巴勒斯坦总人口三分之一的犹太人拥有了近60％的土地。以色列人自然要欢庆了，巴勒斯坦人自然要暴走了，这是典型的鸠占雀巢。
有趣的是西方大国不论是杀犹太人，还是杀阿拉伯人，还是明显如印巴分治那样有意为阿以冲突定下基础的做法被洗白了，一切罪过都是阿拉伯人的。以色列确实堪称是融入了国际社会，标准就是以色列只替西方国家攫取中东利益，舆论上决不提西方的错，错的都是阿拉伯人，这就是绝对的客观公正了。看来犹太人在欧洲被杀了几个世纪终于聪明了，狗不被杀了吃肉的前提就是能疯狂地替主人咬人。
这种文章和日本的一些战争回忆很像，装作客观的样子，回忆一些细节，这个人是个好人啊，后来英勇的死了啊。我杀你是不得已的啊，我本来不想杀你啊，你被杀是活该啊。这块地在你那是浪费啊，我来了以后才开发的啊，我开发的时候你受了益啊，这块地就该是我的啊。大道理你敢说嘛，因为你在欧洲被人屠杀、因为你几千年前在这住过，你就要在巴勒斯坦复国？？你比自古以来还霸道？？
有人拿今天中国也受极端主义之害来说事，我要说犹太人及犹太复国主义在极端主义思想扩散中起到了任何一个极端主义分子都起不了的重大作用。力的作用是相互的，这是定理。
有些情节似曾相识。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classical 发表于 2014-8-1 13:25
拿马克·吐温1867年说巴勒斯坦世界上最凄凉的地方说事。1918年时，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还只有不到6万 ...
犹大企图用金融奴役全世界，驴胶企图用子宫奴役全世界，他们互相杀，全都死光光有神马不好的呢？按我的想法，二者谁弱小就应该支持谁。
拿马克·吐温1867年说巴勒斯坦世界上最凄凉的地方说事。1918年时，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还只有不到6万 ...
犹大企图用金融奴役全世界，驴胶企图用子宫奴役全世界，他们互相杀，全都死光光有神马不好的呢？按我的想法，二者谁弱小就应该支持谁。
犹大企图用金融奴役全世界，驴胶企图用子宫奴役全世界，他们互相杀，全都死光光有神马不好的呢？按我的想 ...
犹太人搞金融，破产的也很多。
犹太人搞金融，破产的也很多。
classical 发表于 2014-8-1 13:25
拿马克·吐温1867年说巴勒斯坦世界上最凄凉的地方说事。1918年时，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还只有不到6万 ...
那西域的暴恐越来越多，也符合你的定理吗？
拿马克·吐温1867年说巴勒斯坦世界上最凄凉的地方说事。1918年时，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还只有不到6万 ...
那西域的暴恐越来越多，也符合你的定理吗？
犹太人来中国洗脑吗？
犹太水军又来造谣么，发多几次吧，如果你在国内，我会看的你被安安抓的新闻
话说犹太人自公元1世纪被逐出巴勒斯坦之后，一直到18、9世纪才回来，而自公元7世纪开始，阿拉伯人就在这片土地上连续繁衍了千年之久。
阿以之间完全是一笔烂账，楼主就别给犹太人洗地了。
还是天朝最牛，甭管你什么人种，什么民族，统统同化成中华民族。
阿以之间完全是一笔烂账，楼主就别给犹太人洗地了。
还是天朝最牛，甭管你什么人种，什么民族，统统同化成中华民族。
中国恐成最大输家
classical 发表于 2014-8-1 13:25
拿马克·吐温1867年说巴勒斯坦世界上最凄凉的地方说事。1918年时，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还只有不到6万 ...
在20世纪全世界都是在去殖民化和民族解放的浪潮中，唯独披着“犹太复国主义”外衣的殖民者逆潮流而动。
以色列建国前几十年，原本和睦相处了几百几千年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突然就势不两立了，根本原因就是从欧洲移民来的“复国主义者”激化了矛盾。
拿马克·吐温1867年说巴勒斯坦世界上最凄凉的地方说事。1918年时，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还只有不到6万 ...
在20世纪全世界都是在去殖民化和民族解放的浪潮中，唯独披着“犹太复国主义”外衣的殖民者逆潮流而动。
以色列建国前几十年，原本和睦相处了几百几千年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突然就势不两立了，根本原因就是从欧洲移民来的“复国主义者”激化了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