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重读甲午之十九·日本究竟如何使用甲午赔款？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5 03:1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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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一直以来有一个著名的说法，即甲午战争后，日本将从《马关条约》中攫取的巨额赔款都用在了发展教育上。有了人才，才使日本的经济和国力得以腾飞。而之后，又出现了另一种说法，即日军将这笔巨款都用在了穷兵黩武扩充军费军备上，对于日本经济的发展和腾飞没有起到多大作用。那么史实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日本究竟如何使用这笔巨额赔款的？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问题。
通过甲午战争日军从清朝榨取了多少赔款？
日本将甲午赔款全都用到了教育上这是真的吗？
广为流传的“甲午赔款全用作教育”的说法，其真实比重远没有传言中的那么大。
1899年，日本政府制定了《教育基金特别会计法》和《考试基金法》, 以甲午战争赔款中的1000万日元及其利息充作发展普通教育的补助费。这笔基金相对于近4亿日元的甲午战争赔款金额，只占约四十分之一，几乎是九牛一毛。
但即便只有1000万日元，也相当于日本全国70万选民1年缴纳的税金了对于日本教育的推动作用依旧不可小视。如，在1900年度预算中，日本政府从教育基金拨款50万日元用作市镇村立小村的设备费用及教育奖励费，并于同年在第十四届议会上通过“市町村立小学教育费国库补助法案”，其预算总额达100万日元。这样，持续多年没有解决的教育经费问题，终于开始落实。
事实上，也正是甲午战后的一段时期，日本近代教育开始突飞猛进。从1896年到1900年，日本创立了京都帝国大学，扩充了东京图书馆、设立了第二高等师范学校，第二高等学校、高等工业学校、高等农业学校等。
从学龄儿童就学率来看，这个数字从甲午战前1893年的58. 7%提高到战后1896年的64.2%, 而到1900 年修改小学校令当年更猛增至81.5%, 到1912年便达到98.2%,几乎完全消灭了文盲。而中等、高等教育, 特别是职业教育,同样发展迅猛，到大正时代日本已完全称得上与经济强国相称的“教育大国”了。
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日本国民支持教育事业的自觉性大大提高，“当时日本举国上下都认为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 是教育作用的结果”，甚至直到甲午战争一百年后，依旧有日本人认为“明治天皇当年下令将赔款全部用作教育了”，虽然是谣传，但从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日本人对教育的重视。
1894年11月后，中国水陆两战场连连败北，清政府决定对日议和。次年1月，天皇任命伊藤博文、陆奥宗光为议和全权大臣。伊藤受命后，在给天皇的奏折中，突出强调了“索款”对日本的重要性：“索赔一事实关我国将来之隆盛。”把战争赔款直接与日本发展联系了起来。
1895年2月12日，慈禧太后派李鸿章为议和全权大臣，前往日本议和。4月10日，日本方面向李鸿章正式提出和约约稿，其中第四条就赔款问题写道：“中国约将库平银三万万两交日本，作为赔偿军费......又，第一次赔款交清后，未经交完之款，应按年加每百抽五之息。”可谓狮子大开口。而按照清政府对李鸿章的训令，“割地以一处为限，赔款以万万两为断”。但日本方面的态度始终强硬，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声称“战后赔款，自与寻常事件不可同日而语。”
事实上，三亿两这个数目的制定，是日本政府既要考虑清政府承受能力的极限, 不能一下子将它搞垮, 又要小心翼翼地避免西方列强的插手和干涉, 以确保日本获得最大限度的利益的一种折中选择。李鸿章被日本青年行刺后，日本有所缓和，表示“赔款数额虽可略减，但绝不可能作大量削减。”最终，《马关条约》签订时, 其第4款的内容最后敲定如下：中国将库平银二万万交与日本, 作为赔偿军费。该款分作八次交完。又规定，第一次赔款交交清后, 未经交完之款, 应按年加每百抽五之息。后来，又加上了赎回辽东半岛的赔偿金三千万两，威海卫驻军费用150万两，日本通过发动甲午战争，总共从中国勒索银两达2.3亿，约为当时清政府年收入的3倍。
马关条约签订后，为了从中国尽可能地榨取更多赔款，新任日本驻华公使林董一到北京，变以“库平银成色不足”为由，提出要“库平实足”。
所谓库平银，是为清政府所规定的国库收支银两的计算标准, 并无白银实物存在, 实际上只是一种“作为价值符号的虚银两”。确定银两的标准成色, 源于康熙时, 其成色约为935.374, 即是每一千两纹银含有935.374 两纯银。但是, 在以后的长期流通中, 库平银的成色在全国范围内未能保持标准一致，各省有高有低。按理说，中国赔款所用之库平银应以康熙标准库平来计算。而林董却以贴足实足色为借口, 要求成色为988. 89。在日本的压力下，清政府只得就范。仅此一项, 中国就多付给了日本1325万两。
除此之外，由于国际间货币支付一般多用英镑结算，金融市场又瞬息万变，日本方面又提出“先划定一公平之镑价”的问题，结果，仅银镑兑换一项，又使中国受亏约1494万两。
这样，在甲午战争中，日本实际从中国得到的赔款数目如下：（1）军费两亿两；（2）赎辽费用3000万两；（3）威海卫驻军费150万两；（4）以“库平实足”为名勒索的1325万两；（5）从“镑亏”一项多得的约1500万两。共计约2.597亿两，折合日元为3.895亿元，是日本实际军费支出的2.6倍，日本年度财政收入的4.87倍。
日本对甲午赔款的使用：追求军事经济并行发达
1896年3月4日，为了对清朝的战争赔款和赎辽费进行专项管理，日本政府公布了赔款特别会计法。至1902年末，这笔款项的收入总额为3亿6451万日元；其中包括战争赔款3亿1107万元（85.3％），从清政府接受赎回辽东半岛得到赎金4491万日元（12.3％），运用赔款赢利853万日元（2.4％）。同时，这笔款项的总支出是3亿6081万日元。余额为370万日元。
支出包括：日清战争的战费（记入到临时军费特别款里）7896万日元21.9％，扩从军费2亿2606万日元62.6％（陆军5680万日元15.7％，海军1亿3926万日元38.6％，军舰鱼雷艇补充基金3000万日元8.3％），其他15.5％（建钢铁厂58万日元0.2％，运输通信费321万日元0.9％，台湾经营费补助1200万日元3.3％，皇室专款2000万日元，5.5％，防灾基金1000万日元2.8％，教育基金1000万日元2.8％）。
综上所述，清朝的战争赔偿等款项里84.5％共3亿502万日元用于战争费用和扩军费用。
从这个统计看来，日本确实将大部分赔款用于扩充军备。那么这是不是能说明甲午配矿对日本的发展和腾飞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呢？其实不然，对于这笔赔偿的使用，日本是有着详细规划和清楚步骤的。
1895年8月15日,藏相松方正义向内阁递交了《关于财政前途之计划的提议》。这份文件是“日清战后经营”的纲领性文件,在经内阁议决后即送交国会讨论。最终，由这份文件“提议”的、“岁计约2亿元的划时代的大预算”,在帝国议会获得通过。根据这一预算,“政府制定了所谓‘战后经营’计划,以军备扩张为主,求‘劝业、教育、金融机关之发达,交通运输之进步’,同时以公共投资为中心,大幅度增加财政支出。”
《关于财政前途之计划的提议》的实际起草和拟定者大藏省主记官阪谷芳郎在这个计划中持“军事经济并行发达论”。 首先是极力扩充军备，“具体而言即以军备之大扩充为中心。他提议首先从清朝赔偿金3.5598亿日元中拨出1.8亿元用以海军新增20万吨军舰;用以陆军进行炮台建设和武器改良;以及使常备军人数倍增。此外,作为“临时大计划”,他还“提议”从清朝的赔偿金中划出500万元用于设置制铁所。另外,对可以获取收益的铁道和电讯,他提议通过每年发行以1000万元为上限的公债筹措资金,进行扩充和改善。在具体实施时，最终是在总计5亿元岁出中,20%为陆军扩张费,使陆军从6个师团增加至12个师团;42%为海军扩张费,使海军舰艇吨位数从5万吨增加至25万吨。
军备扩充,当尽可能实现兵器、军舰自给,实现与之密切相关的钢铁自给,并加强铁道建设。阪谷芳郎的“提议”明确显示了这一认识。根据“提议”,明治政府制定了“官营制铁所创办计划”。当年创办的最典型的代表性企业,是1897年动工，从中国大冶矿山获取原料的“八蟠制铁所”。同时,陆军制定了以军事为目的的《国有铁道扩张计划》。1906年,日本实现了铁道国有化。海军则从军备扩张计划的立场出发,积极推进1896年颁布的《航海奖励法》和《造船奖励法》。同时,还进行了电信改良。军备扩张使相关产业的建设费用急速增加。
另一方面，阪谷芳郎提出的“军事经济并行发达论”的另一着眼点是“顺应国费增加之增强国力的方法”。阪谷芳郎提出,增扩税收增强国力,“虽有诸多方法,但当务之急特别应大力开发交通运输之便,以促进工农商业之繁荣,应设立兴业银行、农业银行,充分润泽资本之融通。”他同时提出了具体目标:延长官营铁道线;实现已经建成的官营铁道复线化;改建东京中央停车场;延长北海道殖民铁道;在台湾铺设贯通南北的铁道线等;发展电话事业。此外,阪谷芳郎还提出了增加行政费用开支,新建、增设、扩充以下项目:工业学校、农业实验、蚕业讲习所、缴丝检查所、商品陈列所、商船学校;对航路开拓、海员培养实施奖励,扩增电信线路、普通邮政、领事馆,等等。他还同时提议进行日本银行、横滨正金银行的改革和扩充;改善普通银行业务;设立不动产专营银行(日本劝业银行、农工银行)和动产专业银行(日本兴业银行),重构金融体制。
在实际的执行中，以获取巨额战争“赔偿”为前提,1895年6月,日本银行公布了“充分融通生产必要之资本的方针”。以此为契机,日本迎来了继19世纪80年代的“第二次企业勃兴期”。以下数据显示,自“日清战后经营”开展,会社数和资本金额逐年递增,特别在其第一年更是成倍增长。
并且，虽然财政规模扩大、军费开支增加,但由于获得了巨额“赔偿”,因此尽管阪谷芳郎提出了增税设想,但统计数据显示,在日清战争以后,日本国税和地方税的税收比率反而减少,即人民的税收负担反而相对减轻,并因此刺激了对外贸易特别是进口贸易。
以《关于财政前途之计划的提议》的实施为开端,日本正式开始了“日清战后经营”,各项经济指标和产业结构随之发生显著变化。
甲午赔款对日本发展起到的决定性作用
第一个重要作用是使日本完成了金本位的实行。
我们从上面的统计可以知道甲午赔款的大部分都被用作军事采购和发展。但问题在于，这笔款项并非从中国政府手上直接送到日本政府的军事定货商手里的。在中国向日本交付赔款到遮蔽赔款被用来支付军事订购之间的时间里，这笔巨款还发挥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充当实行金本位的准备金。
金本位制对稳定物价、便利货币流通、促进国内外贸易作用甚大,19世纪70年代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争相实行此制。这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经济近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日本于1893年10月成立了币制调查会,研究讨论币制改革问题。结果在是否采用金本位问题上,调查会委员间出现了严重分歧。据计算,要实行金本位制,必须要有2亿日元的黄金储备。就连主张实行金本位制的委员,对这个天文数字也都望而生畏,认为金本位制要实行,但不一定立刻实行,待凑足了“金准备”款额再说。
旦有随着高达3.6486亿日元的巨额赔款到来,黄金储备这个难题便一举解决了。金本位之争立即结束。1897年3月,日本政府制定了新货币法,确立了金本位制,同年10月1日开始实施。这是日本近代经济史乃至政治史上的一件意义深远的大事。
实行金本位制,为日本扩张军备和获取外汇创造了有利条件。军需品和军事工业生产设备多从金本位国购入,实行银本位制时因银对金的比价暴跌而使日本大受损失,而实行金本位制后情况马上发生了改观。为发展贸易和输入外资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纺织业等工业生产部门进口原料创造了有利条件。如棉花进口,已由从中国转为从印度和美国,而印、美是实行金本位制的(印度此前已进行了币制改革)。
最关键的是19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日本的产业革命全面展开之时,资本缺乏的矛盾再次暴露出来,成为制约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隘路”。然而,经过甲午战争,日本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再度摆脱了上述困境,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也首次成为日本政府推进资本积累的一条新的途径。
日本政府通过日本银行下调利率,扩大了货币供给量。甲午战争结束后,赔款数目虽已确定,但清政府因财力有限,无法一次性支付,其支付是分期进行的。日本政府将分期所得赔款存入伦敦的银行,作为日本银行的正币准备。由于有此巨额正币准备,日本银行扩大了日银券的发行额。1895年7月初,日本银行营业局长在银行业者的一次聚会上宣称:“今后即使有2～3千万日元的限外发行也高枕无忧,在和平克复之今日,银行将放开贷款,以促进事业之勃兴”。日本银行1895年7月11日将战时2钱1厘的利率下调至1钱9厘。而后又有下调。利率降低后,民间企业从银行借款的成本降低,借款额增加;利率的下调还导致股票价格上升,企业和个人愿意以较高的价格来购买股票。因此,无论是利率降低的直接效果还是间接效果都起到了刺激民间投资的作用。
金本位制的建立,使日本经济与国际市场的联系变得密切起来。1898年日本“以铁路事业公债及北海道铁路公债”的名义,发行“4分利英镑公债”,引进外资1千万英镑,这是外资第一次进入日本市场,对于缓解国内资金不足起了一定的作用。
总之,随着赔款的获取而建立了金本位制度,使日本的金融环境在短期内大为改善，解决了之前一直困扰日本经济的资本不足的问题。
随之而来的，日本出现了投资兴办工厂企业的热潮,至1900年,约占总数的50%左右的工厂都是在甲午战争以后创办的。日本的棉纺业不论从工厂企业的数量,还是生产的产量,在甲午中日战争以后,都有新的发展。工厂数量较战前增加将近3倍,产品产量提高将近5倍。
另一方面战争赔款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军费”，大量投入了工业中的军事工业的生产中。其中对军事产业和机器制造产业的投资力度最大。战时支出的2亿多日元的战费和战后大量的中国赔款,都被日本政府用于军事工业部门的发展,促使日本的军工产业和就业人口迅速膨胀。军事工业是使用先进动力机械的主要部门,资金的大量输入使得这些军工企业有大量的资金来实现机械的更新换代和技术的创新,这一点对于工业化的实现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大规模地使用先进动力机械是工业化实现的一个重要标志"甲午战争后,日本使用发动机的工厂较战前提高了五、六倍,在全部工厂中所占比率由18%上升至45%,向经济现代化的实现迈出了一大步。
政府对军工部门的投资又对其他工业部门产生带动作用,使其他工业部门有了明显的发展。如造船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与战争需要有密切的关系。战争开始后,轮船成为运输军需物资的重要交通手段"这促进了造船业的兴旺,1896年政府颁布了船业补助法,轮船总吨位由1893年的11万吨增加到1904年的65.6万吨。同时,造船技术也突飞猛进,1898年长崎造船厂建造出6127吨位的大型钢船,成为了日本造船史上的新的记录。
甲午战争后日本第三产业的增长,主要得益于交通运输业与金融业的发展。战争赔款给铺设和改良铁路提供了建设资金。据统计,1894年日本官营和私营的铁路总计为3402公里,1904年激增至7539公里,增加了122%。铁路的大量铺设,不仅便利了人员的往来,更如同给日本经济安上了翅膀,日本工业迅速发展起来。
到《马关条约》签订后8年的1903年,各工业发展的主要指标都有大幅度的提高:公司总数由甲午战前1893年(下同)的2844家增至8895家,增长了2.31倍;投资金额由2.45亿日元增至9.31亿日元,增长了2.8倍;雇用10人以上工厂总数由3740家增至8274家,增长了1.19倍;使用原动力工厂数由675家增至3741家,增长了4.54倍;日均开动纱锭数由38.2万锭增至129万锭,增长了2.38倍;铁路营业里程数由2039英里增至4495英里,增长了1.2倍;轮船总吨数由110250吨增至656745吨,增长了4.96倍;出口贸易金额由8971万日元增至28950万日元,增长了2.23倍。工业平均增长速度高达14.3%(1891～1900年)。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随着“日清战后经营”的推行,日本产业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战前,日本产业是以纤维和铁道(非财阀系民间资本),以及矿山(财阀系资本)为中心发展的。但是战后,除了上述“既成产业”之外,“机械、造船、金属、化学、海运、矿山等产业部门(国家资本、财阀资本)开始占据中心地位,这些产业部门和被称为‘日清战后经营’的国家政策紧密结合,并取得了显著发展。”
从日本1889年至1902年的经济数据显示,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比重从73%下降至66%,从事制造业的劳动力比重从13%上升至17%,从事服务业的劳动力比重从14%上升至17%。第一产业比重下降,第二、三产业比重上升,但第三产业的增加值仍未超过第二产业。总之,甲午战争对后来的日本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促进日本实现工业化,而且促进日本向世界资本主义大国的位置迈进。而这一切，都是日本利用甲午战争赔款大力发展军事相关工业的辐射效应的成果。
由上可知，日本确实没有将甲午赔款全部用于教育。但甲午赔款在日本教育的快速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虽然用在教育上的，只是赔款中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另一方面，虽然甲午赔款最终大部分用于扩充军备，但实际上这笔巨款在日本金融、工业和经济发展上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决定性作用。正式有了这笔巨款，日本才得以打破资金不足的瓶颈，快速实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从而快速追赶上世界列强的发展脚步。
http://news.ifeng.com/a/20140723/41264377_0.shtml
引言：一直以来有一个著名的说法，即甲午战争后，日本将从《马关条约》中攫取的巨额赔款都用在了发展教育上。有了人才，才使日本的经济和国力得以腾飞。而之后，又出现了另一种说法，即日军将这笔巨款都用在了穷兵黩武扩充军费军备上，对于日本经济的发展和腾飞没有起到多大作用。那么史实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日本究竟如何使用这笔巨额赔款的？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问题。
通过甲午战争日军从清朝榨取了多少赔款？
日本将甲午赔款全都用到了教育上这是真的吗？
广为流传的“甲午赔款全用作教育”的说法，其真实比重远没有传言中的那么大。
1899年，日本政府制定了《教育基金特别会计法》和《考试基金法》, 以甲午战争赔款中的1000万日元及其利息充作发展普通教育的补助费。这笔基金相对于近4亿日元的甲午战争赔款金额，只占约四十分之一，几乎是九牛一毛。
但即便只有1000万日元，也相当于日本全国70万选民1年缴纳的税金了对于日本教育的推动作用依旧不可小视。如，在1900年度预算中，日本政府从教育基金拨款50万日元用作市镇村立小村的设备费用及教育奖励费，并于同年在第十四届议会上通过“市町村立小学教育费国库补助法案”，其预算总额达100万日元。这样，持续多年没有解决的教育经费问题，终于开始落实。
事实上，也正是甲午战后的一段时期，日本近代教育开始突飞猛进。从1896年到1900年，日本创立了京都帝国大学，扩充了东京图书馆、设立了第二高等师范学校，第二高等学校、高等工业学校、高等农业学校等。
从学龄儿童就学率来看，这个数字从甲午战前1893年的58. 7%提高到战后1896年的64.2%, 而到1900 年修改小学校令当年更猛增至81.5%, 到1912年便达到98.2%,几乎完全消灭了文盲。而中等、高等教育, 特别是职业教育,同样发展迅猛，到大正时代日本已完全称得上与经济强国相称的“教育大国”了。
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日本国民支持教育事业的自觉性大大提高，“当时日本举国上下都认为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 是教育作用的结果”，甚至直到甲午战争一百年后，依旧有日本人认为“明治天皇当年下令将赔款全部用作教育了”，虽然是谣传，但从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日本人对教育的重视。
1894年11月后，中国水陆两战场连连败北，清政府决定对日议和。次年1月，天皇任命伊藤博文、陆奥宗光为议和全权大臣。伊藤受命后，在给天皇的奏折中，突出强调了“索款”对日本的重要性：“索赔一事实关我国将来之隆盛。”把战争赔款直接与日本发展联系了起来。
1895年2月12日，慈禧太后派李鸿章为议和全权大臣，前往日本议和。4月10日，日本方面向李鸿章正式提出和约约稿，其中第四条就赔款问题写道：“中国约将库平银三万万两交日本，作为赔偿军费......又，第一次赔款交清后，未经交完之款，应按年加每百抽五之息。”可谓狮子大开口。而按照清政府对李鸿章的训令，“割地以一处为限，赔款以万万两为断”。但日本方面的态度始终强硬，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声称“战后赔款，自与寻常事件不可同日而语。”
事实上，三亿两这个数目的制定，是日本政府既要考虑清政府承受能力的极限, 不能一下子将它搞垮, 又要小心翼翼地避免西方列强的插手和干涉, 以确保日本获得最大限度的利益的一种折中选择。李鸿章被日本青年行刺后，日本有所缓和，表示“赔款数额虽可略减，但绝不可能作大量削减。”最终，《马关条约》签订时, 其第4款的内容最后敲定如下：中国将库平银二万万交与日本, 作为赔偿军费。该款分作八次交完。又规定，第一次赔款交交清后, 未经交完之款, 应按年加每百抽五之息。后来，又加上了赎回辽东半岛的赔偿金三千万两，威海卫驻军费用150万两，日本通过发动甲午战争，总共从中国勒索银两达2.3亿，约为当时清政府年收入的3倍。
马关条约签订后，为了从中国尽可能地榨取更多赔款，新任日本驻华公使林董一到北京，变以“库平银成色不足”为由，提出要“库平实足”。
所谓库平银，是为清政府所规定的国库收支银两的计算标准, 并无白银实物存在, 实际上只是一种“作为价值符号的虚银两”。确定银两的标准成色, 源于康熙时, 其成色约为935.374, 即是每一千两纹银含有935.374 两纯银。但是, 在以后的长期流通中, 库平银的成色在全国范围内未能保持标准一致，各省有高有低。按理说，中国赔款所用之库平银应以康熙标准库平来计算。而林董却以贴足实足色为借口, 要求成色为988. 89。在日本的压力下，清政府只得就范。仅此一项, 中国就多付给了日本1325万两。
除此之外，由于国际间货币支付一般多用英镑结算，金融市场又瞬息万变，日本方面又提出“先划定一公平之镑价”的问题，结果，仅银镑兑换一项，又使中国受亏约1494万两。
这样，在甲午战争中，日本实际从中国得到的赔款数目如下：（1）军费两亿两；（2）赎辽费用3000万两；（3）威海卫驻军费150万两；（4）以“库平实足”为名勒索的1325万两；（5）从“镑亏”一项多得的约1500万两。共计约2.597亿两，折合日元为3.895亿元，是日本实际军费支出的2.6倍，日本年度财政收入的4.87倍。
日本对甲午赔款的使用：追求军事经济并行发达
1896年3月4日，为了对清朝的战争赔款和赎辽费进行专项管理，日本政府公布了赔款特别会计法。至1902年末，这笔款项的收入总额为3亿6451万日元；其中包括战争赔款3亿1107万元（85.3％），从清政府接受赎回辽东半岛得到赎金4491万日元（12.3％），运用赔款赢利853万日元（2.4％）。同时，这笔款项的总支出是3亿6081万日元。余额为370万日元。
支出包括：日清战争的战费（记入到临时军费特别款里）7896万日元21.9％，扩从军费2亿2606万日元62.6％（陆军5680万日元15.7％，海军1亿3926万日元38.6％，军舰鱼雷艇补充基金3000万日元8.3％），其他15.5％（建钢铁厂58万日元0.2％，运输通信费321万日元0.9％，台湾经营费补助1200万日元3.3％，皇室专款2000万日元，5.5％，防灾基金1000万日元2.8％，教育基金1000万日元2.8％）。
综上所述，清朝的战争赔偿等款项里84.5％共3亿502万日元用于战争费用和扩军费用。
从这个统计看来，日本确实将大部分赔款用于扩充军备。那么这是不是能说明甲午配矿对日本的发展和腾飞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呢？其实不然，对于这笔赔偿的使用，日本是有着详细规划和清楚步骤的。
1895年8月15日,藏相松方正义向内阁递交了《关于财政前途之计划的提议》。这份文件是“日清战后经营”的纲领性文件,在经内阁议决后即送交国会讨论。最终，由这份文件“提议”的、“岁计约2亿元的划时代的大预算”,在帝国议会获得通过。根据这一预算,“政府制定了所谓‘战后经营’计划,以军备扩张为主,求‘劝业、教育、金融机关之发达,交通运输之进步’,同时以公共投资为中心,大幅度增加财政支出。”
《关于财政前途之计划的提议》的实际起草和拟定者大藏省主记官阪谷芳郎在这个计划中持“军事经济并行发达论”。 首先是极力扩充军备，“具体而言即以军备之大扩充为中心。他提议首先从清朝赔偿金3.5598亿日元中拨出1.8亿元用以海军新增20万吨军舰;用以陆军进行炮台建设和武器改良;以及使常备军人数倍增。此外,作为“临时大计划”,他还“提议”从清朝的赔偿金中划出500万元用于设置制铁所。另外,对可以获取收益的铁道和电讯,他提议通过每年发行以1000万元为上限的公债筹措资金,进行扩充和改善。在具体实施时，最终是在总计5亿元岁出中,20%为陆军扩张费,使陆军从6个师团增加至12个师团;42%为海军扩张费,使海军舰艇吨位数从5万吨增加至25万吨。
军备扩充,当尽可能实现兵器、军舰自给,实现与之密切相关的钢铁自给,并加强铁道建设。阪谷芳郎的“提议”明确显示了这一认识。根据“提议”,明治政府制定了“官营制铁所创办计划”。当年创办的最典型的代表性企业,是1897年动工，从中国大冶矿山获取原料的“八蟠制铁所”。同时,陆军制定了以军事为目的的《国有铁道扩张计划》。1906年,日本实现了铁道国有化。海军则从军备扩张计划的立场出发,积极推进1896年颁布的《航海奖励法》和《造船奖励法》。同时,还进行了电信改良。军备扩张使相关产业的建设费用急速增加。
另一方面，阪谷芳郎提出的“军事经济并行发达论”的另一着眼点是“顺应国费增加之增强国力的方法”。阪谷芳郎提出,增扩税收增强国力,“虽有诸多方法,但当务之急特别应大力开发交通运输之便,以促进工农商业之繁荣,应设立兴业银行、农业银行,充分润泽资本之融通。”他同时提出了具体目标:延长官营铁道线;实现已经建成的官营铁道复线化;改建东京中央停车场;延长北海道殖民铁道;在台湾铺设贯通南北的铁道线等;发展电话事业。此外,阪谷芳郎还提出了增加行政费用开支,新建、增设、扩充以下项目:工业学校、农业实验、蚕业讲习所、缴丝检查所、商品陈列所、商船学校;对航路开拓、海员培养实施奖励,扩增电信线路、普通邮政、领事馆,等等。他还同时提议进行日本银行、横滨正金银行的改革和扩充;改善普通银行业务;设立不动产专营银行(日本劝业银行、农工银行)和动产专业银行(日本兴业银行),重构金融体制。
在实际的执行中，以获取巨额战争“赔偿”为前提,1895年6月,日本银行公布了“充分融通生产必要之资本的方针”。以此为契机,日本迎来了继19世纪80年代的“第二次企业勃兴期”。以下数据显示,自“日清战后经营”开展,会社数和资本金额逐年递增,特别在其第一年更是成倍增长。
并且，虽然财政规模扩大、军费开支增加,但由于获得了巨额“赔偿”,因此尽管阪谷芳郎提出了增税设想,但统计数据显示,在日清战争以后,日本国税和地方税的税收比率反而减少,即人民的税收负担反而相对减轻,并因此刺激了对外贸易特别是进口贸易。
以《关于财政前途之计划的提议》的实施为开端,日本正式开始了“日清战后经营”,各项经济指标和产业结构随之发生显著变化。
甲午赔款对日本发展起到的决定性作用
第一个重要作用是使日本完成了金本位的实行。
我们从上面的统计可以知道甲午赔款的大部分都被用作军事采购和发展。但问题在于，这笔款项并非从中国政府手上直接送到日本政府的军事定货商手里的。在中国向日本交付赔款到遮蔽赔款被用来支付军事订购之间的时间里，这笔巨款还发挥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充当实行金本位的准备金。
金本位制对稳定物价、便利货币流通、促进国内外贸易作用甚大,19世纪70年代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争相实行此制。这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经济近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日本于1893年10月成立了币制调查会,研究讨论币制改革问题。结果在是否采用金本位问题上,调查会委员间出现了严重分歧。据计算,要实行金本位制,必须要有2亿日元的黄金储备。就连主张实行金本位制的委员,对这个天文数字也都望而生畏,认为金本位制要实行,但不一定立刻实行,待凑足了“金准备”款额再说。
旦有随着高达3.6486亿日元的巨额赔款到来,黄金储备这个难题便一举解决了。金本位之争立即结束。1897年3月,日本政府制定了新货币法,确立了金本位制,同年10月1日开始实施。这是日本近代经济史乃至政治史上的一件意义深远的大事。
实行金本位制,为日本扩张军备和获取外汇创造了有利条件。军需品和军事工业生产设备多从金本位国购入,实行银本位制时因银对金的比价暴跌而使日本大受损失,而实行金本位制后情况马上发生了改观。为发展贸易和输入外资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纺织业等工业生产部门进口原料创造了有利条件。如棉花进口,已由从中国转为从印度和美国,而印、美是实行金本位制的(印度此前已进行了币制改革)。
最关键的是19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日本的产业革命全面展开之时,资本缺乏的矛盾再次暴露出来,成为制约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隘路”。然而,经过甲午战争,日本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再度摆脱了上述困境,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也首次成为日本政府推进资本积累的一条新的途径。
日本政府通过日本银行下调利率,扩大了货币供给量。甲午战争结束后,赔款数目虽已确定,但清政府因财力有限,无法一次性支付,其支付是分期进行的。日本政府将分期所得赔款存入伦敦的银行,作为日本银行的正币准备。由于有此巨额正币准备,日本银行扩大了日银券的发行额。1895年7月初,日本银行营业局长在银行业者的一次聚会上宣称:“今后即使有2～3千万日元的限外发行也高枕无忧,在和平克复之今日,银行将放开贷款,以促进事业之勃兴”。日本银行1895年7月11日将战时2钱1厘的利率下调至1钱9厘。而后又有下调。利率降低后,民间企业从银行借款的成本降低,借款额增加;利率的下调还导致股票价格上升,企业和个人愿意以较高的价格来购买股票。因此,无论是利率降低的直接效果还是间接效果都起到了刺激民间投资的作用。
金本位制的建立,使日本经济与国际市场的联系变得密切起来。1898年日本“以铁路事业公债及北海道铁路公债”的名义,发行“4分利英镑公债”,引进外资1千万英镑,这是外资第一次进入日本市场,对于缓解国内资金不足起了一定的作用。
总之,随着赔款的获取而建立了金本位制度,使日本的金融环境在短期内大为改善，解决了之前一直困扰日本经济的资本不足的问题。
随之而来的，日本出现了投资兴办工厂企业的热潮,至1900年,约占总数的50%左右的工厂都是在甲午战争以后创办的。日本的棉纺业不论从工厂企业的数量,还是生产的产量,在甲午中日战争以后,都有新的发展。工厂数量较战前增加将近3倍,产品产量提高将近5倍。
另一方面战争赔款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军费”，大量投入了工业中的军事工业的生产中。其中对军事产业和机器制造产业的投资力度最大。战时支出的2亿多日元的战费和战后大量的中国赔款,都被日本政府用于军事工业部门的发展,促使日本的军工产业和就业人口迅速膨胀。军事工业是使用先进动力机械的主要部门,资金的大量输入使得这些军工企业有大量的资金来实现机械的更新换代和技术的创新,这一点对于工业化的实现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大规模地使用先进动力机械是工业化实现的一个重要标志"甲午战争后,日本使用发动机的工厂较战前提高了五、六倍,在全部工厂中所占比率由18%上升至45%,向经济现代化的实现迈出了一大步。
政府对军工部门的投资又对其他工业部门产生带动作用,使其他工业部门有了明显的发展。如造船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与战争需要有密切的关系。战争开始后,轮船成为运输军需物资的重要交通手段"这促进了造船业的兴旺,1896年政府颁布了船业补助法,轮船总吨位由1893年的11万吨增加到1904年的65.6万吨。同时,造船技术也突飞猛进,1898年长崎造船厂建造出6127吨位的大型钢船,成为了日本造船史上的新的记录。
甲午战争后日本第三产业的增长,主要得益于交通运输业与金融业的发展。战争赔款给铺设和改良铁路提供了建设资金。据统计,1894年日本官营和私营的铁路总计为3402公里,1904年激增至7539公里,增加了122%。铁路的大量铺设,不仅便利了人员的往来,更如同给日本经济安上了翅膀,日本工业迅速发展起来。
到《马关条约》签订后8年的1903年,各工业发展的主要指标都有大幅度的提高:公司总数由甲午战前1893年(下同)的2844家增至8895家,增长了2.31倍;投资金额由2.45亿日元增至9.31亿日元,增长了2.8倍;雇用10人以上工厂总数由3740家增至8274家,增长了1.19倍;使用原动力工厂数由675家增至3741家,增长了4.54倍;日均开动纱锭数由38.2万锭增至129万锭,增长了2.38倍;铁路营业里程数由2039英里增至4495英里,增长了1.2倍;轮船总吨数由110250吨增至656745吨,增长了4.96倍;出口贸易金额由8971万日元增至28950万日元,增长了2.23倍。工业平均增长速度高达14.3%(1891～1900年)。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随着“日清战后经营”的推行,日本产业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战前,日本产业是以纤维和铁道(非财阀系民间资本),以及矿山(财阀系资本)为中心发展的。但是战后,除了上述“既成产业”之外,“机械、造船、金属、化学、海运、矿山等产业部门(国家资本、财阀资本)开始占据中心地位,这些产业部门和被称为‘日清战后经营’的国家政策紧密结合,并取得了显著发展。”
从日本1889年至1902年的经济数据显示,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比重从73%下降至66%,从事制造业的劳动力比重从13%上升至17%,从事服务业的劳动力比重从14%上升至17%。第一产业比重下降,第二、三产业比重上升,但第三产业的增加值仍未超过第二产业。总之,甲午战争对后来的日本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促进日本实现工业化,而且促进日本向世界资本主义大国的位置迈进。而这一切，都是日本利用甲午战争赔款大力发展军事相关工业的辐射效应的成果。
由上可知，日本确实没有将甲午赔款全部用于教育。但甲午赔款在日本教育的快速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虽然用在教育上的，只是赔款中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另一方面，虽然甲午赔款最终大部分用于扩充军备，但实际上这笔巨款在日本金融、工业和经济发展上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决定性作用。正式有了这笔巨款，日本才得以打破资金不足的瓶颈，快速实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从而快速追赶上世界列强的发展脚步。
引言：一直以来有一个著名的说法，即甲午战争后，日本将从《马关条约》中攫取的巨额赔款都用在了发展教育上。有了人才，才使日本的经济和国力得以腾飞。而之后，又出现了另一种说法，即日军将这笔巨款都用在了穷兵黩武扩充军费军备上，对于日本经济的发展和腾飞没有起到多大作用。那么史实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日本究竟如何使用这笔巨额赔款的？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问题。
通过甲午战争日军从清朝榨取了多少赔款？
日本将甲午赔款全都用到了教育上这是真的吗？
广为流传的“甲午赔款全用作教育”的说法，其真实比重远没有传言中的那么大。
1899年，日本政府制定了《教育基金特别会计法》和《考试基金法》, 以甲午战争赔款中的1000万日元及其利息充作发展普通教育的补助费。这笔基金相对于近4亿日元的甲午战争赔款金额，只占约四十分之一，几乎是九牛一毛。
但即便只有1000万日元，也相当于日本全国70万选民1年缴纳的税金了对于日本教育的推动作用依旧不可小视。如，在1900年度预算中，日本政府从教育基金拨款50万日元用作市镇村立小村的设备费用及教育奖励费，并于同年在第十四届议会上通过“市町村立小学教育费国库补助法案”，其预算总额达100万日元。这样，持续多年没有解决的教育经费问题，终于开始落实。
事实上，也正是甲午战后的一段时期，日本近代教育开始突飞猛进。从1896年到1900年，日本创立了京都帝国大学，扩充了东京图书馆、设立了第二高等师范学校，第二高等学校、高等工业学校、高等农业学校等。
从学龄儿童就学率来看，这个数字从甲午战前1893年的58. 7%提高到战后1896年的64.2%, 而到1900 年修改小学校令当年更猛增至81.5%, 到1912年便达到98.2%,几乎完全消灭了文盲。而中等、高等教育, 特别是职业教育,同样发展迅猛，到大正时代日本已完全称得上与经济强国相称的“教育大国”了。
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日本国民支持教育事业的自觉性大大提高，“当时日本举国上下都认为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 是教育作用的结果”，甚至直到甲午战争一百年后，依旧有日本人认为“明治天皇当年下令将赔款全部用作教育了”，虽然是谣传，但从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日本人对教育的重视。
1894年11月后，中国水陆两战场连连败北，清政府决定对日议和。次年1月，天皇任命伊藤博文、陆奥宗光为议和全权大臣。伊藤受命后，在给天皇的奏折中，突出强调了“索款”对日本的重要性：“索赔一事实关我国将来之隆盛。”把战争赔款直接与日本发展联系了起来。
1895年2月12日，慈禧太后派李鸿章为议和全权大臣，前往日本议和。4月10日，日本方面向李鸿章正式提出和约约稿，其中第四条就赔款问题写道：“中国约将库平银三万万两交日本，作为赔偿军费......又，第一次赔款交清后，未经交完之款，应按年加每百抽五之息。”可谓狮子大开口。而按照清政府对李鸿章的训令，“割地以一处为限，赔款以万万两为断”。但日本方面的态度始终强硬，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声称“战后赔款，自与寻常事件不可同日而语。”
事实上，三亿两这个数目的制定，是日本政府既要考虑清政府承受能力的极限, 不能一下子将它搞垮, 又要小心翼翼地避免西方列强的插手和干涉, 以确保日本获得最大限度的利益的一种折中选择。李鸿章被日本青年行刺后，日本有所缓和，表示“赔款数额虽可略减，但绝不可能作大量削减。”最终，《马关条约》签订时, 其第4款的内容最后敲定如下：中国将库平银二万万交与日本, 作为赔偿军费。该款分作八次交完。又规定，第一次赔款交交清后, 未经交完之款, 应按年加每百抽五之息。后来，又加上了赎回辽东半岛的赔偿金三千万两，威海卫驻军费用150万两，日本通过发动甲午战争，总共从中国勒索银两达2.3亿，约为当时清政府年收入的3倍。
马关条约签订后，为了从中国尽可能地榨取更多赔款，新任日本驻华公使林董一到北京，变以“库平银成色不足”为由，提出要“库平实足”。
所谓库平银，是为清政府所规定的国库收支银两的计算标准, 并无白银实物存在, 实际上只是一种“作为价值符号的虚银两”。确定银两的标准成色, 源于康熙时, 其成色约为935.374, 即是每一千两纹银含有935.374 两纯银。但是, 在以后的长期流通中, 库平银的成色在全国范围内未能保持标准一致，各省有高有低。按理说，中国赔款所用之库平银应以康熙标准库平来计算。而林董却以贴足实足色为借口, 要求成色为988. 89。在日本的压力下，清政府只得就范。仅此一项, 中国就多付给了日本1325万两。
除此之外，由于国际间货币支付一般多用英镑结算，金融市场又瞬息万变，日本方面又提出“先划定一公平之镑价”的问题，结果，仅银镑兑换一项，又使中国受亏约1494万两。
这样，在甲午战争中，日本实际从中国得到的赔款数目如下：（1）军费两亿两；（2）赎辽费用3000万两；（3）威海卫驻军费150万两；（4）以“库平实足”为名勒索的1325万两；（5）从“镑亏”一项多得的约1500万两。共计约2.597亿两，折合日元为3.895亿元，是日本实际军费支出的2.6倍，日本年度财政收入的4.87倍。
日本对甲午赔款的使用：追求军事经济并行发达
1896年3月4日，为了对清朝的战争赔款和赎辽费进行专项管理，日本政府公布了赔款特别会计法。至1902年末，这笔款项的收入总额为3亿6451万日元；其中包括战争赔款3亿1107万元（85.3％），从清政府接受赎回辽东半岛得到赎金4491万日元（12.3％），运用赔款赢利853万日元（2.4％）。同时，这笔款项的总支出是3亿6081万日元。余额为370万日元。
支出包括：日清战争的战费（记入到临时军费特别款里）7896万日元21.9％，扩从军费2亿2606万日元62.6％（陆军5680万日元15.7％，海军1亿3926万日元38.6％，军舰鱼雷艇补充基金3000万日元8.3％），其他15.5％（建钢铁厂58万日元0.2％，运输通信费321万日元0.9％，台湾经营费补助1200万日元3.3％，皇室专款2000万日元，5.5％，防灾基金1000万日元2.8％，教育基金1000万日元2.8％）。
综上所述，清朝的战争赔偿等款项里84.5％共3亿502万日元用于战争费用和扩军费用。
从这个统计看来，日本确实将大部分赔款用于扩充军备。那么这是不是能说明甲午配矿对日本的发展和腾飞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呢？其实不然，对于这笔赔偿的使用，日本是有着详细规划和清楚步骤的。
1895年8月15日,藏相松方正义向内阁递交了《关于财政前途之计划的提议》。这份文件是“日清战后经营”的纲领性文件,在经内阁议决后即送交国会讨论。最终，由这份文件“提议”的、“岁计约2亿元的划时代的大预算”,在帝国议会获得通过。根据这一预算,“政府制定了所谓‘战后经营’计划,以军备扩张为主,求‘劝业、教育、金融机关之发达,交通运输之进步’,同时以公共投资为中心,大幅度增加财政支出。”
《关于财政前途之计划的提议》的实际起草和拟定者大藏省主记官阪谷芳郎在这个计划中持“军事经济并行发达论”。 首先是极力扩充军备，“具体而言即以军备之大扩充为中心。他提议首先从清朝赔偿金3.5598亿日元中拨出1.8亿元用以海军新增20万吨军舰;用以陆军进行炮台建设和武器改良;以及使常备军人数倍增。此外,作为“临时大计划”,他还“提议”从清朝的赔偿金中划出500万元用于设置制铁所。另外,对可以获取收益的铁道和电讯,他提议通过每年发行以1000万元为上限的公债筹措资金,进行扩充和改善。在具体实施时，最终是在总计5亿元岁出中,20%为陆军扩张费,使陆军从6个师团增加至12个师团;42%为海军扩张费,使海军舰艇吨位数从5万吨增加至25万吨。
军备扩充,当尽可能实现兵器、军舰自给,实现与之密切相关的钢铁自给,并加强铁道建设。阪谷芳郎的“提议”明确显示了这一认识。根据“提议”,明治政府制定了“官营制铁所创办计划”。当年创办的最典型的代表性企业,是1897年动工，从中国大冶矿山获取原料的“八蟠制铁所”。同时,陆军制定了以军事为目的的《国有铁道扩张计划》。1906年,日本实现了铁道国有化。海军则从军备扩张计划的立场出发,积极推进1896年颁布的《航海奖励法》和《造船奖励法》。同时,还进行了电信改良。军备扩张使相关产业的建设费用急速增加。
另一方面，阪谷芳郎提出的“军事经济并行发达论”的另一着眼点是“顺应国费增加之增强国力的方法”。阪谷芳郎提出,增扩税收增强国力,“虽有诸多方法,但当务之急特别应大力开发交通运输之便,以促进工农商业之繁荣,应设立兴业银行、农业银行,充分润泽资本之融通。”他同时提出了具体目标:延长官营铁道线;实现已经建成的官营铁道复线化;改建东京中央停车场;延长北海道殖民铁道;在台湾铺设贯通南北的铁道线等;发展电话事业。此外,阪谷芳郎还提出了增加行政费用开支,新建、增设、扩充以下项目:工业学校、农业实验、蚕业讲习所、缴丝检查所、商品陈列所、商船学校;对航路开拓、海员培养实施奖励,扩增电信线路、普通邮政、领事馆,等等。他还同时提议进行日本银行、横滨正金银行的改革和扩充;改善普通银行业务;设立不动产专营银行(日本劝业银行、农工银行)和动产专业银行(日本兴业银行),重构金融体制。
在实际的执行中，以获取巨额战争“赔偿”为前提,1895年6月,日本银行公布了“充分融通生产必要之资本的方针”。以此为契机,日本迎来了继19世纪80年代的“第二次企业勃兴期”。以下数据显示,自“日清战后经营”开展,会社数和资本金额逐年递增,特别在其第一年更是成倍增长。
并且，虽然财政规模扩大、军费开支增加,但由于获得了巨额“赔偿”,因此尽管阪谷芳郎提出了增税设想,但统计数据显示,在日清战争以后,日本国税和地方税的税收比率反而减少,即人民的税收负担反而相对减轻,并因此刺激了对外贸易特别是进口贸易。
以《关于财政前途之计划的提议》的实施为开端,日本正式开始了“日清战后经营”,各项经济指标和产业结构随之发生显著变化。
甲午赔款对日本发展起到的决定性作用
第一个重要作用是使日本完成了金本位的实行。
我们从上面的统计可以知道甲午赔款的大部分都被用作军事采购和发展。但问题在于，这笔款项并非从中国政府手上直接送到日本政府的军事定货商手里的。在中国向日本交付赔款到遮蔽赔款被用来支付军事订购之间的时间里，这笔巨款还发挥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充当实行金本位的准备金。
金本位制对稳定物价、便利货币流通、促进国内外贸易作用甚大,19世纪70年代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争相实行此制。这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经济近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日本于1893年10月成立了币制调查会,研究讨论币制改革问题。结果在是否采用金本位问题上,调查会委员间出现了严重分歧。据计算,要实行金本位制,必须要有2亿日元的黄金储备。就连主张实行金本位制的委员,对这个天文数字也都望而生畏,认为金本位制要实行,但不一定立刻实行,待凑足了“金准备”款额再说。
旦有随着高达3.6486亿日元的巨额赔款到来,黄金储备这个难题便一举解决了。金本位之争立即结束。1897年3月,日本政府制定了新货币法,确立了金本位制,同年10月1日开始实施。这是日本近代经济史乃至政治史上的一件意义深远的大事。
实行金本位制,为日本扩张军备和获取外汇创造了有利条件。军需品和军事工业生产设备多从金本位国购入,实行银本位制时因银对金的比价暴跌而使日本大受损失,而实行金本位制后情况马上发生了改观。为发展贸易和输入外资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纺织业等工业生产部门进口原料创造了有利条件。如棉花进口,已由从中国转为从印度和美国,而印、美是实行金本位制的(印度此前已进行了币制改革)。
最关键的是19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日本的产业革命全面展开之时,资本缺乏的矛盾再次暴露出来,成为制约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隘路”。然而,经过甲午战争,日本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再度摆脱了上述困境,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也首次成为日本政府推进资本积累的一条新的途径。
日本政府通过日本银行下调利率,扩大了货币供给量。甲午战争结束后,赔款数目虽已确定,但清政府因财力有限,无法一次性支付,其支付是分期进行的。日本政府将分期所得赔款存入伦敦的银行,作为日本银行的正币准备。由于有此巨额正币准备,日本银行扩大了日银券的发行额。1895年7月初,日本银行营业局长在银行业者的一次聚会上宣称:“今后即使有2～3千万日元的限外发行也高枕无忧,在和平克复之今日,银行将放开贷款,以促进事业之勃兴”。日本银行1895年7月11日将战时2钱1厘的利率下调至1钱9厘。而后又有下调。利率降低后,民间企业从银行借款的成本降低,借款额增加;利率的下调还导致股票价格上升,企业和个人愿意以较高的价格来购买股票。因此,无论是利率降低的直接效果还是间接效果都起到了刺激民间投资的作用。
金本位制的建立,使日本经济与国际市场的联系变得密切起来。1898年日本“以铁路事业公债及北海道铁路公债”的名义,发行“4分利英镑公债”,引进外资1千万英镑,这是外资第一次进入日本市场,对于缓解国内资金不足起了一定的作用。
总之,随着赔款的获取而建立了金本位制度,使日本的金融环境在短期内大为改善，解决了之前一直困扰日本经济的资本不足的问题。
随之而来的，日本出现了投资兴办工厂企业的热潮,至1900年,约占总数的50%左右的工厂都是在甲午战争以后创办的。日本的棉纺业不论从工厂企业的数量,还是生产的产量,在甲午中日战争以后,都有新的发展。工厂数量较战前增加将近3倍,产品产量提高将近5倍。
另一方面战争赔款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军费”，大量投入了工业中的军事工业的生产中。其中对军事产业和机器制造产业的投资力度最大。战时支出的2亿多日元的战费和战后大量的中国赔款,都被日本政府用于军事工业部门的发展,促使日本的军工产业和就业人口迅速膨胀。军事工业是使用先进动力机械的主要部门,资金的大量输入使得这些军工企业有大量的资金来实现机械的更新换代和技术的创新,这一点对于工业化的实现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大规模地使用先进动力机械是工业化实现的一个重要标志"甲午战争后,日本使用发动机的工厂较战前提高了五、六倍,在全部工厂中所占比率由18%上升至45%,向经济现代化的实现迈出了一大步。
政府对军工部门的投资又对其他工业部门产生带动作用,使其他工业部门有了明显的发展。如造船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与战争需要有密切的关系。战争开始后,轮船成为运输军需物资的重要交通手段"这促进了造船业的兴旺,1896年政府颁布了船业补助法,轮船总吨位由1893年的11万吨增加到1904年的65.6万吨。同时,造船技术也突飞猛进,1898年长崎造船厂建造出6127吨位的大型钢船,成为了日本造船史上的新的记录。
甲午战争后日本第三产业的增长,主要得益于交通运输业与金融业的发展。战争赔款给铺设和改良铁路提供了建设资金。据统计,1894年日本官营和私营的铁路总计为3402公里,1904年激增至7539公里,增加了122%。铁路的大量铺设,不仅便利了人员的往来,更如同给日本经济安上了翅膀,日本工业迅速发展起来。
到《马关条约》签订后8年的1903年,各工业发展的主要指标都有大幅度的提高:公司总数由甲午战前1893年(下同)的2844家增至8895家,增长了2.31倍;投资金额由2.45亿日元增至9.31亿日元,增长了2.8倍;雇用10人以上工厂总数由3740家增至8274家,增长了1.19倍;使用原动力工厂数由675家增至3741家,增长了4.54倍;日均开动纱锭数由38.2万锭增至129万锭,增长了2.38倍;铁路营业里程数由2039英里增至4495英里,增长了1.2倍;轮船总吨数由110250吨增至656745吨,增长了4.96倍;出口贸易金额由8971万日元增至28950万日元,增长了2.23倍。工业平均增长速度高达14.3%(1891～1900年)。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随着“日清战后经营”的推行,日本产业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战前,日本产业是以纤维和铁道(非财阀系民间资本),以及矿山(财阀系资本)为中心发展的。但是战后,除了上述“既成产业”之外,“机械、造船、金属、化学、海运、矿山等产业部门(国家资本、财阀资本)开始占据中心地位,这些产业部门和被称为‘日清战后经营’的国家政策紧密结合,并取得了显著发展。”
从日本1889年至1902年的经济数据显示,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比重从73%下降至66%,从事制造业的劳动力比重从13%上升至17%,从事服务业的劳动力比重从14%上升至17%。第一产业比重下降,第二、三产业比重上升,但第三产业的增加值仍未超过第二产业。总之,甲午战争对后来的日本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促进日本实现工业化,而且促进日本向世界资本主义大国的位置迈进。而这一切，都是日本利用甲午战争赔款大力发展军事相关工业的辐射效应的成果。
由上可知，日本确实没有将甲午赔款全部用于教育。但甲午赔款在日本教育的快速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虽然用在教育上的，只是赔款中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另一方面，虽然甲午赔款最终大部分用于扩充军备，但实际上这笔巨款在日本金融、工业和经济发展上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决定性作用。正式有了这笔巨款，日本才得以打破资金不足的瓶颈，快速实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从而快速追赶上世界列强的发展脚步。
http://news.ifeng.com/a/20140723/41264377_0.shtml
引言：一直以来有一个著名的说法，即甲午战争后，日本将从《马关条约》中攫取的巨额赔款都用在了发展教育上。有了人才，才使日本的经济和国力得以腾飞。而之后，又出现了另一种说法，即日军将这笔巨款都用在了穷兵黩武扩充军费军备上，对于日本经济的发展和腾飞没有起到多大作用。那么史实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日本究竟如何使用这笔巨额赔款的？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问题。
通过甲午战争日军从清朝榨取了多少赔款？
日本将甲午赔款全都用到了教育上这是真的吗？
广为流传的“甲午赔款全用作教育”的说法，其真实比重远没有传言中的那么大。
1899年，日本政府制定了《教育基金特别会计法》和《考试基金法》, 以甲午战争赔款中的1000万日元及其利息充作发展普通教育的补助费。这笔基金相对于近4亿日元的甲午战争赔款金额，只占约四十分之一，几乎是九牛一毛。
但即便只有1000万日元，也相当于日本全国70万选民1年缴纳的税金了对于日本教育的推动作用依旧不可小视。如，在1900年度预算中，日本政府从教育基金拨款50万日元用作市镇村立小村的设备费用及教育奖励费，并于同年在第十四届议会上通过“市町村立小学教育费国库补助法案”，其预算总额达100万日元。这样，持续多年没有解决的教育经费问题，终于开始落实。
事实上，也正是甲午战后的一段时期，日本近代教育开始突飞猛进。从1896年到1900年，日本创立了京都帝国大学，扩充了东京图书馆、设立了第二高等师范学校，第二高等学校、高等工业学校、高等农业学校等。
从学龄儿童就学率来看，这个数字从甲午战前1893年的58. 7%提高到战后1896年的64.2%, 而到1900 年修改小学校令当年更猛增至81.5%, 到1912年便达到98.2%,几乎完全消灭了文盲。而中等、高等教育, 特别是职业教育,同样发展迅猛，到大正时代日本已完全称得上与经济强国相称的“教育大国”了。
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日本国民支持教育事业的自觉性大大提高，“当时日本举国上下都认为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 是教育作用的结果”，甚至直到甲午战争一百年后，依旧有日本人认为“明治天皇当年下令将赔款全部用作教育了”，虽然是谣传，但从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日本人对教育的重视。
1894年11月后，中国水陆两战场连连败北，清政府决定对日议和。次年1月，天皇任命伊藤博文、陆奥宗光为议和全权大臣。伊藤受命后，在给天皇的奏折中，突出强调了“索款”对日本的重要性：“索赔一事实关我国将来之隆盛。”把战争赔款直接与日本发展联系了起来。
1895年2月12日，慈禧太后派李鸿章为议和全权大臣，前往日本议和。4月10日，日本方面向李鸿章正式提出和约约稿，其中第四条就赔款问题写道：“中国约将库平银三万万两交日本，作为赔偿军费......又，第一次赔款交清后，未经交完之款，应按年加每百抽五之息。”可谓狮子大开口。而按照清政府对李鸿章的训令，“割地以一处为限，赔款以万万两为断”。但日本方面的态度始终强硬，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声称“战后赔款，自与寻常事件不可同日而语。”
事实上，三亿两这个数目的制定，是日本政府既要考虑清政府承受能力的极限, 不能一下子将它搞垮, 又要小心翼翼地避免西方列强的插手和干涉, 以确保日本获得最大限度的利益的一种折中选择。李鸿章被日本青年行刺后，日本有所缓和，表示“赔款数额虽可略减，但绝不可能作大量削减。”最终，《马关条约》签订时, 其第4款的内容最后敲定如下：中国将库平银二万万交与日本, 作为赔偿军费。该款分作八次交完。又规定，第一次赔款交交清后, 未经交完之款, 应按年加每百抽五之息。后来，又加上了赎回辽东半岛的赔偿金三千万两，威海卫驻军费用150万两，日本通过发动甲午战争，总共从中国勒索银两达2.3亿，约为当时清政府年收入的3倍。
马关条约签订后，为了从中国尽可能地榨取更多赔款，新任日本驻华公使林董一到北京，变以“库平银成色不足”为由，提出要“库平实足”。
所谓库平银，是为清政府所规定的国库收支银两的计算标准, 并无白银实物存在, 实际上只是一种“作为价值符号的虚银两”。确定银两的标准成色, 源于康熙时, 其成色约为935.374, 即是每一千两纹银含有935.374 两纯银。但是, 在以后的长期流通中, 库平银的成色在全国范围内未能保持标准一致，各省有高有低。按理说，中国赔款所用之库平银应以康熙标准库平来计算。而林董却以贴足实足色为借口, 要求成色为988. 89。在日本的压力下，清政府只得就范。仅此一项, 中国就多付给了日本1325万两。
除此之外，由于国际间货币支付一般多用英镑结算，金融市场又瞬息万变，日本方面又提出“先划定一公平之镑价”的问题，结果，仅银镑兑换一项，又使中国受亏约1494万两。
这样，在甲午战争中，日本实际从中国得到的赔款数目如下：（1）军费两亿两；（2）赎辽费用3000万两；（3）威海卫驻军费150万两；（4）以“库平实足”为名勒索的1325万两；（5）从“镑亏”一项多得的约1500万两。共计约2.597亿两，折合日元为3.895亿元，是日本实际军费支出的2.6倍，日本年度财政收入的4.87倍。
日本对甲午赔款的使用：追求军事经济并行发达
1896年3月4日，为了对清朝的战争赔款和赎辽费进行专项管理，日本政府公布了赔款特别会计法。至1902年末，这笔款项的收入总额为3亿6451万日元；其中包括战争赔款3亿1107万元（85.3％），从清政府接受赎回辽东半岛得到赎金4491万日元（12.3％），运用赔款赢利853万日元（2.4％）。同时，这笔款项的总支出是3亿6081万日元。余额为370万日元。
支出包括：日清战争的战费（记入到临时军费特别款里）7896万日元21.9％，扩从军费2亿2606万日元62.6％（陆军5680万日元15.7％，海军1亿3926万日元38.6％，军舰鱼雷艇补充基金3000万日元8.3％），其他15.5％（建钢铁厂58万日元0.2％，运输通信费321万日元0.9％，台湾经营费补助1200万日元3.3％，皇室专款2000万日元，5.5％，防灾基金1000万日元2.8％，教育基金1000万日元2.8％）。
综上所述，清朝的战争赔偿等款项里84.5％共3亿502万日元用于战争费用和扩军费用。
从这个统计看来，日本确实将大部分赔款用于扩充军备。那么这是不是能说明甲午配矿对日本的发展和腾飞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呢？其实不然，对于这笔赔偿的使用，日本是有着详细规划和清楚步骤的。
1895年8月15日,藏相松方正义向内阁递交了《关于财政前途之计划的提议》。这份文件是“日清战后经营”的纲领性文件,在经内阁议决后即送交国会讨论。最终，由这份文件“提议”的、“岁计约2亿元的划时代的大预算”,在帝国议会获得通过。根据这一预算,“政府制定了所谓‘战后经营’计划,以军备扩张为主,求‘劝业、教育、金融机关之发达,交通运输之进步’,同时以公共投资为中心,大幅度增加财政支出。”
《关于财政前途之计划的提议》的实际起草和拟定者大藏省主记官阪谷芳郎在这个计划中持“军事经济并行发达论”。 首先是极力扩充军备，“具体而言即以军备之大扩充为中心。他提议首先从清朝赔偿金3.5598亿日元中拨出1.8亿元用以海军新增20万吨军舰;用以陆军进行炮台建设和武器改良;以及使常备军人数倍增。此外,作为“临时大计划”,他还“提议”从清朝的赔偿金中划出500万元用于设置制铁所。另外,对可以获取收益的铁道和电讯,他提议通过每年发行以1000万元为上限的公债筹措资金,进行扩充和改善。在具体实施时，最终是在总计5亿元岁出中,20%为陆军扩张费,使陆军从6个师团增加至12个师团;42%为海军扩张费,使海军舰艇吨位数从5万吨增加至25万吨。
军备扩充,当尽可能实现兵器、军舰自给,实现与之密切相关的钢铁自给,并加强铁道建设。阪谷芳郎的“提议”明确显示了这一认识。根据“提议”,明治政府制定了“官营制铁所创办计划”。当年创办的最典型的代表性企业,是1897年动工，从中国大冶矿山获取原料的“八蟠制铁所”。同时,陆军制定了以军事为目的的《国有铁道扩张计划》。1906年,日本实现了铁道国有化。海军则从军备扩张计划的立场出发,积极推进1896年颁布的《航海奖励法》和《造船奖励法》。同时,还进行了电信改良。军备扩张使相关产业的建设费用急速增加。
另一方面，阪谷芳郎提出的“军事经济并行发达论”的另一着眼点是“顺应国费增加之增强国力的方法”。阪谷芳郎提出,增扩税收增强国力,“虽有诸多方法,但当务之急特别应大力开发交通运输之便,以促进工农商业之繁荣,应设立兴业银行、农业银行,充分润泽资本之融通。”他同时提出了具体目标:延长官营铁道线;实现已经建成的官营铁道复线化;改建东京中央停车场;延长北海道殖民铁道;在台湾铺设贯通南北的铁道线等;发展电话事业。此外,阪谷芳郎还提出了增加行政费用开支,新建、增设、扩充以下项目:工业学校、农业实验、蚕业讲习所、缴丝检查所、商品陈列所、商船学校;对航路开拓、海员培养实施奖励,扩增电信线路、普通邮政、领事馆,等等。他还同时提议进行日本银行、横滨正金银行的改革和扩充;改善普通银行业务;设立不动产专营银行(日本劝业银行、农工银行)和动产专业银行(日本兴业银行),重构金融体制。
在实际的执行中，以获取巨额战争“赔偿”为前提,1895年6月,日本银行公布了“充分融通生产必要之资本的方针”。以此为契机,日本迎来了继19世纪80年代的“第二次企业勃兴期”。以下数据显示,自“日清战后经营”开展,会社数和资本金额逐年递增,特别在其第一年更是成倍增长。
并且，虽然财政规模扩大、军费开支增加,但由于获得了巨额“赔偿”,因此尽管阪谷芳郎提出了增税设想,但统计数据显示,在日清战争以后,日本国税和地方税的税收比率反而减少,即人民的税收负担反而相对减轻,并因此刺激了对外贸易特别是进口贸易。
以《关于财政前途之计划的提议》的实施为开端,日本正式开始了“日清战后经营”,各项经济指标和产业结构随之发生显著变化。
甲午赔款对日本发展起到的决定性作用
第一个重要作用是使日本完成了金本位的实行。
我们从上面的统计可以知道甲午赔款的大部分都被用作军事采购和发展。但问题在于，这笔款项并非从中国政府手上直接送到日本政府的军事定货商手里的。在中国向日本交付赔款到遮蔽赔款被用来支付军事订购之间的时间里，这笔巨款还发挥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充当实行金本位的准备金。
金本位制对稳定物价、便利货币流通、促进国内外贸易作用甚大,19世纪70年代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争相实行此制。这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经济近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日本于1893年10月成立了币制调查会,研究讨论币制改革问题。结果在是否采用金本位问题上,调查会委员间出现了严重分歧。据计算,要实行金本位制,必须要有2亿日元的黄金储备。就连主张实行金本位制的委员,对这个天文数字也都望而生畏,认为金本位制要实行,但不一定立刻实行,待凑足了“金准备”款额再说。
旦有随着高达3.6486亿日元的巨额赔款到来,黄金储备这个难题便一举解决了。金本位之争立即结束。1897年3月,日本政府制定了新货币法,确立了金本位制,同年10月1日开始实施。这是日本近代经济史乃至政治史上的一件意义深远的大事。
实行金本位制,为日本扩张军备和获取外汇创造了有利条件。军需品和军事工业生产设备多从金本位国购入,实行银本位制时因银对金的比价暴跌而使日本大受损失,而实行金本位制后情况马上发生了改观。为发展贸易和输入外资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纺织业等工业生产部门进口原料创造了有利条件。如棉花进口,已由从中国转为从印度和美国,而印、美是实行金本位制的(印度此前已进行了币制改革)。
最关键的是19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日本的产业革命全面展开之时,资本缺乏的矛盾再次暴露出来,成为制约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隘路”。然而,经过甲午战争,日本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再度摆脱了上述困境,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也首次成为日本政府推进资本积累的一条新的途径。
日本政府通过日本银行下调利率,扩大了货币供给量。甲午战争结束后,赔款数目虽已确定,但清政府因财力有限,无法一次性支付,其支付是分期进行的。日本政府将分期所得赔款存入伦敦的银行,作为日本银行的正币准备。由于有此巨额正币准备,日本银行扩大了日银券的发行额。1895年7月初,日本银行营业局长在银行业者的一次聚会上宣称:“今后即使有2～3千万日元的限外发行也高枕无忧,在和平克复之今日,银行将放开贷款,以促进事业之勃兴”。日本银行1895年7月11日将战时2钱1厘的利率下调至1钱9厘。而后又有下调。利率降低后,民间企业从银行借款的成本降低,借款额增加;利率的下调还导致股票价格上升,企业和个人愿意以较高的价格来购买股票。因此,无论是利率降低的直接效果还是间接效果都起到了刺激民间投资的作用。
金本位制的建立,使日本经济与国际市场的联系变得密切起来。1898年日本“以铁路事业公债及北海道铁路公债”的名义,发行“4分利英镑公债”,引进外资1千万英镑,这是外资第一次进入日本市场,对于缓解国内资金不足起了一定的作用。
总之,随着赔款的获取而建立了金本位制度,使日本的金融环境在短期内大为改善，解决了之前一直困扰日本经济的资本不足的问题。
随之而来的，日本出现了投资兴办工厂企业的热潮,至1900年,约占总数的50%左右的工厂都是在甲午战争以后创办的。日本的棉纺业不论从工厂企业的数量,还是生产的产量,在甲午中日战争以后,都有新的发展。工厂数量较战前增加将近3倍,产品产量提高将近5倍。
另一方面战争赔款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军费”，大量投入了工业中的军事工业的生产中。其中对军事产业和机器制造产业的投资力度最大。战时支出的2亿多日元的战费和战后大量的中国赔款,都被日本政府用于军事工业部门的发展,促使日本的军工产业和就业人口迅速膨胀。军事工业是使用先进动力机械的主要部门,资金的大量输入使得这些军工企业有大量的资金来实现机械的更新换代和技术的创新,这一点对于工业化的实现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大规模地使用先进动力机械是工业化实现的一个重要标志"甲午战争后,日本使用发动机的工厂较战前提高了五、六倍,在全部工厂中所占比率由18%上升至45%,向经济现代化的实现迈出了一大步。
政府对军工部门的投资又对其他工业部门产生带动作用,使其他工业部门有了明显的发展。如造船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与战争需要有密切的关系。战争开始后,轮船成为运输军需物资的重要交通手段"这促进了造船业的兴旺,1896年政府颁布了船业补助法,轮船总吨位由1893年的11万吨增加到1904年的65.6万吨。同时,造船技术也突飞猛进,1898年长崎造船厂建造出6127吨位的大型钢船,成为了日本造船史上的新的记录。
甲午战争后日本第三产业的增长,主要得益于交通运输业与金融业的发展。战争赔款给铺设和改良铁路提供了建设资金。据统计,1894年日本官营和私营的铁路总计为3402公里,1904年激增至7539公里,增加了122%。铁路的大量铺设,不仅便利了人员的往来,更如同给日本经济安上了翅膀,日本工业迅速发展起来。
到《马关条约》签订后8年的1903年,各工业发展的主要指标都有大幅度的提高:公司总数由甲午战前1893年(下同)的2844家增至8895家,增长了2.31倍;投资金额由2.45亿日元增至9.31亿日元,增长了2.8倍;雇用10人以上工厂总数由3740家增至8274家,增长了1.19倍;使用原动力工厂数由675家增至3741家,增长了4.54倍;日均开动纱锭数由38.2万锭增至129万锭,增长了2.38倍;铁路营业里程数由2039英里增至4495英里,增长了1.2倍;轮船总吨数由110250吨增至656745吨,增长了4.96倍;出口贸易金额由8971万日元增至28950万日元,增长了2.23倍。工业平均增长速度高达14.3%(1891～1900年)。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随着“日清战后经营”的推行,日本产业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战前,日本产业是以纤维和铁道(非财阀系民间资本),以及矿山(财阀系资本)为中心发展的。但是战后,除了上述“既成产业”之外,“机械、造船、金属、化学、海运、矿山等产业部门(国家资本、财阀资本)开始占据中心地位,这些产业部门和被称为‘日清战后经营’的国家政策紧密结合,并取得了显著发展。”
从日本1889年至1902年的经济数据显示,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比重从73%下降至66%,从事制造业的劳动力比重从13%上升至17%,从事服务业的劳动力比重从14%上升至17%。第一产业比重下降,第二、三产业比重上升,但第三产业的增加值仍未超过第二产业。总之,甲午战争对后来的日本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促进日本实现工业化,而且促进日本向世界资本主义大国的位置迈进。而这一切，都是日本利用甲午战争赔款大力发展军事相关工业的辐射效应的成果。
由上可知，日本确实没有将甲午赔款全部用于教育。但甲午赔款在日本教育的快速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虽然用在教育上的，只是赔款中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另一方面，虽然甲午赔款最终大部分用于扩充军备，但实际上这笔巨款在日本金融、工业和经济发展上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决定性作用。正式有了这笔巨款，日本才得以打破资金不足的瓶颈，快速实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从而快速追赶上世界列强的发展脚步。
2个甲子之后，因甲午战争造成的日本教育、科技、工业、经济优势，也没能逆转。国人仍需奋发图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