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发威了——体制弊端导致美国社会愈加不平等

人民日报：体制弊端导致美国社会愈加不平等


2011年7月5日，爱荷华州独立城，达斯丁一家正在用餐。他们的生活非常贫困，只能靠食品救济券度日。达斯丁夫妇有两个孩子，大的6岁，小的只有14个月大。
统计显示，从1979年到2012年，美国劳动生产率提升了74.5%，但工资仅增长5%

本报驻美国记者吴成良本报记者莽九晨

在美国，社会不平等加深、中产阶层减少、社会阶层流动性下降，这些正在发生的社会危机，引起了普遍不安。“美国梦”对很多人愈发遥不可及。位于纽约的“民主智库”高级政策分析师艾米·特劳布对本报记者说：“美国的社会契约——为那些勤奋努力、负责任的人创造机遇和经济安全的承诺，从根本上已经破碎。”

中产阶层不断减少，与实施“新自由主义”经济制度有关

美国社会贫富分化加剧，不仅体现在无数统计数据上，记者身边也时时可以看到普通美国人的“挣扎”。30多岁的卢卡斯是一名律师，10年前从乔治·华盛顿大学毕业后换过4份工作。上个月，在华盛顿一家智库举办的活动上，卢卡斯告诉记者，当天是他的失业周年纪念日，“一个悲伤的纪念日”。如今，他经常混迹于华盛顿的一些研讨会，除了希望结交一些人找份新工作，还可以蹭一顿免费的午餐。

他的话，或许带着一丝美式幽默，但也透着心酸。他的故事，在美国绝非特例。记者不久前到华盛顿最大的收容所采访，发现那里人满为患，入住的不仅有流浪汉，还有像律师、会计师这类有工作但付不起房租的专业人士。

艾米·特劳布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从二战结束到上世纪70年代早期，美国的工资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同步增长。但在最近几十年，这种状况已经不复存在：从1979年到2012年，美国劳动生产率提升了74.5%，但工资仅增长5%。

对于美国贫富分化日益严重，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李向阳对本报记者表示，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就注定了必然出现贫富分化，这已经被上百年的资本主义发展史所证明，马克思所著的《资本论》已对资本主义的本质进行了深刻分析。近几十年来，美国社会贫富分化更趋严重，中产阶层不断减少，则与美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实施“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制度有关。从美国前总统里根以来的历任美国总统均坚持“新自由主义”，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新自由主义”一直是指导美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制度。然而，“新自由主义”过分强调了市场的作用，这一制度在推动经济发展过程中，比起公平，更注重效率。

李向阳指出，“新自由主义”实施后，美国国内资本和劳动者在收益上所占份额的差距日益扩大。资本收益不断上升，劳动者收益不断下降，这一点明显体现在公司治理方面。一方面，随着经营者收购、经营者持股等公司改革方案的推出，经营者与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另一方面，美国劳方与资方讨价还价的能力不断降低。以前，美国工人可以通过罢工来要求提高待遇，但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实施，美国资方可以通过劳务外包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找更为低廉的劳动力，这就导致美国工会和工会会员的数量不断减少，进而使普通劳动者的待遇更加没有保障。

另外，李向阳说，“新自由主义”限制了政府的干预，例如政府的税收调节作用。可以说，无论是在微观层面的公司治理，还是在宏观层面的税收调节，美国政府均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富人和企业控制下的美国政治，削弱了社会流动性”

虽然贫富分化不断加深，但过去几十年来，在收入再分配等攸关社会公平的问题上，美国许多政治领袖要么无力推动、极力回避，要么不敢触碰。一个被广泛报道的事例是，2008年总统大选时，奥巴马曾在俄亥俄州对选民说，他想“散播财富”，很快引来抨击。

特劳布和“民主智库”总裁希瑟·麦吉联合撰写的《美国梦的状态：经济政策与中产阶级的未来》一书特别指出了美国政治体制的弊端。“大量证据表明，美国的政治体系日益被富有的利益集团掌控。”

她们表示，“富人和企业控制下的美国政治，削弱了美国的社会流动性。”随着一小撮利益集团掌握更大的公共政策话语权，越来越多的金钱左右选举和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美国的政治体系对于穷人的诉求愈发冷漠。

形式上，美国的选举是一人一票，但这无法掩盖政治话语权的不平等。特劳布和麦吉说，无论从竞选捐款者还是投票者的角度看，美国的富人都有更大的政治代表性，更不用说通过游说组织、媒体以及其他途径对政治体系施加的强大影响力。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从图表分析可以看出，在2008年总统大选中，收入越高的人群，投票率越高。富裕阶层和普通百姓在许多政策立场上泾渭分明，包括税收和预算、贸易、商业监管、劳工、社会福利、政府的角色等多方面。平民百姓广泛支持减少不平等和提升中产阶层经济机遇的政策，比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提供更慷慨的失业保险金，但富人反对这样的立场。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袁鹏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美国社会贫富分化与其政治制度有很大关系，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两党斗争使美国政治出现“极化”，任何问题都按党派划线。美国政治制度是两党轮流执政，这种制度的初衷是实现政策上的互补，但现在已经演变成两党斗争，尤其是在重大议题上，两党总是无法达成一致，致使很多惠民政策无法出台。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和民主党推行的医保改革，该法案在国会通过时，居然没有一名共和党议员投赞成票，这在世界上都是非常罕见的。

袁鹏说，另一方面，美国联邦和地方出现两极分化，导致联邦政府的很多政策无法在州一级推行。由于两党长期对立，美国50个州中有40个州可以完全按照党派来划分，而只有10个州处于中立，可以说，美国总统选举只是对这10个州的争夺。这种联邦和地方两极分化的现象导致很多利益集团长期固化，社会缺乏活力。人民日报：体制弊端导致美国社会愈加不平等


2011年7月5日，爱荷华州独立城，达斯丁一家正在用餐。他们的生活非常贫困，只能靠食品救济券度日。达斯丁夫妇有两个孩子，大的6岁，小的只有14个月大。
统计显示，从1979年到2012年，美国劳动生产率提升了74.5%，但工资仅增长5%

本报驻美国记者吴成良本报记者莽九晨

在美国，社会不平等加深、中产阶层减少、社会阶层流动性下降，这些正在发生的社会危机，引起了普遍不安。“美国梦”对很多人愈发遥不可及。位于纽约的“民主智库”高级政策分析师艾米·特劳布对本报记者说：“美国的社会契约——为那些勤奋努力、负责任的人创造机遇和经济安全的承诺，从根本上已经破碎。”

中产阶层不断减少，与实施“新自由主义”经济制度有关

美国社会贫富分化加剧，不仅体现在无数统计数据上，记者身边也时时可以看到普通美国人的“挣扎”。30多岁的卢卡斯是一名律师，10年前从乔治·华盛顿大学毕业后换过4份工作。上个月，在华盛顿一家智库举办的活动上，卢卡斯告诉记者，当天是他的失业周年纪念日，“一个悲伤的纪念日”。如今，他经常混迹于华盛顿的一些研讨会，除了希望结交一些人找份新工作，还可以蹭一顿免费的午餐。

他的话，或许带着一丝美式幽默，但也透着心酸。他的故事，在美国绝非特例。记者不久前到华盛顿最大的收容所采访，发现那里人满为患，入住的不仅有流浪汉，还有像律师、会计师这类有工作但付不起房租的专业人士。

艾米·特劳布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从二战结束到上世纪70年代早期，美国的工资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同步增长。但在最近几十年，这种状况已经不复存在：从1979年到2012年，美国劳动生产率提升了74.5%，但工资仅增长5%。

对于美国贫富分化日益严重，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李向阳对本报记者表示，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就注定了必然出现贫富分化，这已经被上百年的资本主义发展史所证明，马克思所著的《资本论》已对资本主义的本质进行了深刻分析。近几十年来，美国社会贫富分化更趋严重，中产阶层不断减少，则与美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实施“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制度有关。从美国前总统里根以来的历任美国总统均坚持“新自由主义”，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新自由主义”一直是指导美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制度。然而，“新自由主义”过分强调了市场的作用，这一制度在推动经济发展过程中，比起公平，更注重效率。

李向阳指出，“新自由主义”实施后，美国国内资本和劳动者在收益上所占份额的差距日益扩大。资本收益不断上升，劳动者收益不断下降，这一点明显体现在公司治理方面。一方面，随着经营者收购、经营者持股等公司改革方案的推出，经营者与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另一方面，美国劳方与资方讨价还价的能力不断降低。以前，美国工人可以通过罢工来要求提高待遇，但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实施，美国资方可以通过劳务外包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找更为低廉的劳动力，这就导致美国工会和工会会员的数量不断减少，进而使普通劳动者的待遇更加没有保障。

另外，李向阳说，“新自由主义”限制了政府的干预，例如政府的税收调节作用。可以说，无论是在微观层面的公司治理，还是在宏观层面的税收调节，美国政府均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富人和企业控制下的美国政治，削弱了社会流动性”

虽然贫富分化不断加深，但过去几十年来，在收入再分配等攸关社会公平的问题上，美国许多政治领袖要么无力推动、极力回避，要么不敢触碰。一个被广泛报道的事例是，2008年总统大选时，奥巴马曾在俄亥俄州对选民说，他想“散播财富”，很快引来抨击。

特劳布和“民主智库”总裁希瑟·麦吉联合撰写的《美国梦的状态：经济政策与中产阶级的未来》一书特别指出了美国政治体制的弊端。“大量证据表明，美国的政治体系日益被富有的利益集团掌控。”

她们表示，“富人和企业控制下的美国政治，削弱了美国的社会流动性。”随着一小撮利益集团掌握更大的公共政策话语权，越来越多的金钱左右选举和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美国的政治体系对于穷人的诉求愈发冷漠。

形式上，美国的选举是一人一票，但这无法掩盖政治话语权的不平等。特劳布和麦吉说，无论从竞选捐款者还是投票者的角度看，美国的富人都有更大的政治代表性，更不用说通过游说组织、媒体以及其他途径对政治体系施加的强大影响力。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从图表分析可以看出，在2008年总统大选中，收入越高的人群，投票率越高。富裕阶层和普通百姓在许多政策立场上泾渭分明，包括税收和预算、贸易、商业监管、劳工、社会福利、政府的角色等多方面。平民百姓广泛支持减少不平等和提升中产阶层经济机遇的政策，比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提供更慷慨的失业保险金，但富人反对这样的立场。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袁鹏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美国社会贫富分化与其政治制度有很大关系，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两党斗争使美国政治出现“极化”，任何问题都按党派划线。美国政治制度是两党轮流执政，这种制度的初衷是实现政策上的互补，但现在已经演变成两党斗争，尤其是在重大议题上，两党总是无法达成一致，致使很多惠民政策无法出台。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和民主党推行的医保改革，该法案在国会通过时，居然没有一名共和党议员投赞成票，这在世界上都是非常罕见的。

袁鹏说，另一方面，美国联邦和地方出现两极分化，导致联邦政府的很多政策无法在州一级推行。由于两党长期对立，美国50个州中有40个州可以完全按照党派来划分，而只有10个州处于中立，可以说，美国总统选举只是对这10个州的争夺。这种联邦和地方两极分化的现象导致很多利益集团长期固化，社会缺乏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