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出版社】《纵横捭阖策谋:罗斯福和他的特使们》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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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和他的特使们》
版 次:2014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名:罗斯福和他的特使们
丛书名:纵横捭阖策谋
作 者:【美】迈克尔•富利洛夫
译 者:张荣建 吴念 余泽梅
出版社: 重庆出版社


首度揭秘美国领导二战的真相
30多家平媒、网媒连载报道,《新民晚报》提前一月连载

与命运交汇,
谁?影响罗斯福的抉择!
揭秘美国领导二战的真相!
德国1939年9月入侵波兰,日本1941年12月偷袭珍珠港,在这黑暗的两年里,罗斯福派遣了5位优秀特使前往欧洲,涉取情报,确立了苏美英三边关系,促成了美国参加二战的重大历史转折。


内容简介:
《罗斯福和他的特使们》讲述了德国1939年9月入侵波兰至日本1941年12月偷袭珍珠港之间的2年,罗斯福前后派遣了5位优秀特使前往欧洲,涉取情报,确立了苏美英三边关系,促成了美国参加二战的重大历史转折的历史故事。全书共分7章,第1章,萨姆纳•韦尔斯出使罗马、柏林、巴黎和伦敦,收集欧洲各国战略情报;第2章,比尔•多诺万出访伦敦,以促成了美国总统罗斯福对英国的援助;第3章,哈里•霍普金斯在伦敦与英国首相会晤;第4章,温德尔•威尔基在伦敦和都柏林拉近英美关系;第5章,埃夫里尔•哈里曼在伦敦和中东督促军备等战略物资的运输;第6章,哈里•霍普金斯在伦敦为罗斯福涉取英军军事情报;第7章,哈里•霍普金斯在莫斯科和普拉森舍湾斡旋,最终确定了美国、苏联、英国的三边合作关系,并达成了战略合作模式,一致反对德国的希特勒政权,并最终引导美国参战,走上了正确的发展轨道。


作者简介:
《罗斯福和他的特使们》由迈克尔•富利洛夫编写,迈克尔•富利洛夫是一位美国作家,他是总部在悉尼的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所长,也是位于美国华盛顿的布鲁金斯学会的非驻会高级研究员,曾是罗德奖学金获得者和总理顾问委员会成员,他对全球问题论著颇丰,文章常见《纽约时报》、《金融时报》、《每日野兽》和《外交事务》等。

Advance Praise For Rendezvous with Destiny
《罗斯福和他的特使们》一书的发行评语


“从1939年到1941年,随着欧洲战争和美国国内的强烈孤立主义思潮兴起,罗斯福派遣了5位杰出代表作为特使前往欧洲,进行综合评估。这一使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和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至关重要,但却又一直不为人所知,《罗斯福和他的特使们》一书对其给出了精彩的和绝妙的叙述。”
——亨利•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著名外和国际问题专家,曾任美国国务卿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创建基辛格联合咨询公司并担任董事长。

“迈克尔•富利洛夫精彩而详细地描述了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作为政治家鲜为人知的一面:他创造性地派遣了5位特使执行战略任务,这一决定最终改变了历史走向。韦尔斯、多诺万、霍普金斯、威尔基和哈里曼的辛劳,加上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杰出的领导才能,为盟军在二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进一步促成了罗斯福将美国从孤立主义思潮中唤醒的努力。”
——斯特罗布•塔尔博特(Strobe Talbott),布鲁斯金学会主席,克林顿政府副国务卿。

“《罗斯福和他的特使们》一书对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出了令人启示的描述,强调了领袖和特使在历史中的重要作用。本书细节翔实,对宏大叙事又有完美把握。”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曾任美国国务院智库副局长。《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的作者。

“对5位人们知之甚少但在代表罗斯福出访欧洲,并促成当今世界格局的中心人物作了让人启示的描述。语言生动,这是最好的历史叙事。”
——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乔治城大学教授,美国历史学家和外交政策评论家,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资深成员,《天堂与实力》的作者。

“迈克尔•富利洛夫对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和5位促进了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助手进行了引人入胜的描述,是对1939至1941年间难以忘怀的重大事件的作品的必不可少的补充。每一位对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感兴趣的人都愿意阅读这本超好的书。”
——罗伯特•达利科(Robert Dallek),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美国历史学家协会院士,《富兰克林•罗斯福》、《美国外交政策:1932—1945》和《未竟人生:约翰•肯尼迪,1917—1963》的作者。

“《罗斯福和他的特使们》是引人入胜的最佳叙述历史书。迈克尔•富利洛夫巧妙地结合了他的学识和多年的研究成果,栩栩如生地描述了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身边的重要人物。本书让我从新的角度理解了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天才能力和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曲折过程。”
——詹姆斯•法洛斯(James Fallows),《大西洋月刊》专栏作家,《中国航空》的作者,曾任卡特总统的首席演讲稿撰写人。

“迈克尔•富利洛夫极有吸引力的书仿佛优秀的小说,难以放下。本书同时也是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文献。”
——约瑟夫•奈(Joseph S. Nye),哈佛大学教授,《未来权力》的作者,曾任卡特政府助理国务卿、克林顿政府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和助理国防部长,最早提出“软实力”概念。

“《罗斯福和他的特使们》是有关特使外交的引人入胜的故事。特使外交是罗斯福偏好的手段,以准确地解开珍珠港事件前的美国外交谜团。迈克尔•富利洛夫对细节描述和政策差异极有眼光,但更重要的是,他奉献给了我们轻松愉快的好书。”
——安妮-玛丽•斯劳特(Anne-Marie Slaughter),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室主任(2009—2011)。

“富利洛夫将1939年9月1日至1941年12月1日期间称作是‘20世纪的转折点’。对政治决策的杰出分析一直是颇受关注的话题,包括乔恩•米查姆撰写的《富兰克林和温斯顿》,约翰•卢卡齐撰写的《伦敦五日》。富利洛夫对5位既非总统也非首相的人进行了富有洞察力的描述,从而与乔恩•米查姆和约翰•卢卡齐一道跻身于引人注目的学者俱乐部。”
——《华盛顿独立书评》(Washington Independent Review of Books)

“富利洛夫先生在其书中的每一章都充分展现了战争的危险、浪漫和令人窒息的严峻。”
——《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

“孤注一掷的离奇情节,不为人知的历史真相……富利洛夫在本书中给出了惊险外交事件和真实历史的罕见结合,情节引人入胜,叙述简洁明了。”
——《金融时报》(The Financial Times)

“具有真正竞争力的团队:聪明,迷人,基于历史的真实写照。”
——《时代周刊》(Time)

“优秀的好书,凸显了洞察力和讽刺,富利洛夫的创作极佳。”
——《旁观者》(The Spectator)

“这是我多年来最着迷的历史书籍之一,富利洛夫……结合了完美的学术成果和令人陶醉的叙述风格,从而出版了令人难忘的书籍。”
——《周末澳大利亚人》(The Weekend Australian)

目录

020 ☼ 前言:1939年9月
031 ☼第1章  一个人的特殊美国使命
萨姆纳•韦尔斯出使罗马、柏林、巴黎和伦敦
1940年2-3月
063 ☼第2章  一位明智的豪斯上校
比尔•多诺万出访伦敦
1940年7-8月
091 ☼第3章  历史的最佳婚姻掮客
哈里•霍普金斯在伦敦
1941年1-2月
129 ☼第4章  向前行进,国家之航船
温德尔•威尔基在伦敦和都柏林
1941年1-2月
163 ☼第5章  让英伦诸岛浮而不沉
埃夫里尔•哈里曼在伦敦和中东
1941年3-7月
200 ☼第6章  哈里•霍普金斯先生
哈里•霍普金斯在伦敦
1941年7月
220 ☼第7章  乔大叔的宠儿
哈里•霍普金斯在莫斯科和普拉森舍湾
1941年7-8月

260 ☼ 尾声:1941年12月
273 ☼ 致谢
276 ☼ 缩略语
278 ☼ 注释

前  言
1939年9月




1939年9月1日凌晨2点50分,白宫二楼一间灯光昏暗的屋里响起了电话铃声,将曾两次当选美国总统,现年57岁的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在其狭窄的铁床上唤醒。他用强壮的手臂撑起身来,无力的双腿耷拉在身后。他打开一盏灯,房间顿时展现出他所习以为常的杂乱:一把陈旧的摇椅,一张书桌,一架敦实的衣橱,墙上铺满了家庭照片和海军照片。一窝陶瓷的猪仔和一群雕刻的猴子盘踞在大理石壁炉台上。悬挂在门上的马尾让他想起在纽约哈德逊河谷渡过的难忘童年。床头柜上挤满了多部电话,还堆满了书籍、阿司匹林、一包香烟、烟灰缸、祈祷文集,各种纸张和铅笔头。他拿起电话,来电的是美国驻法国大使威廉•C•布利特(William C. Bullitt),转告了美国驻华沙大使的通报:“德国军团突破了波兰边境,纳粹德国空军正在对波兰城市狂轰滥炸,有史以来最残酷和规模最大的战争已经开启”。“知道了,比尔,它终于来了”。罗斯福说,“上帝保佑我们。”
随着消息的扩散,很快传到5位出类拔萃之辈的耳中。他们居住在北美各个地方。萨姆纳•韦尔斯(Sumner Welles),出生名门,美国副国务卿,也是总统的主要外交顾问,是第一个听到消息的人。韦尔斯才华横溢,一丝不苟,沉着冷静。一位中美洲国家的外交部长将他喻为“对所有事情如冰水般冷静”。韦尔斯曾将塔列朗(Talleyrand)的著名语录签名赠送给这位年轻外交官:“无论如何,不要让情绪影响自己的工作。”罗斯福结束了和布利特的通话,马上给在奥克森希尔(Oxon Hill)的韦尔斯打了电话。奥克森希尔是韦尔斯位于波托马克河畔占地250英亩(1 518亩)的豪华庄园。几小时后,副国务卿韦尔斯抵达国务院,和他的上司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及其他高级官员一道参加了紧急会议。很快,他来到总统的床前,韦尔斯拘谨地坐在床头的椅子上,罗斯福则倚靠在枕头上,睡衣上套了一件蓝色披肩。
接下来两天里,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从最初的犹豫不决到恢复振作,并最终在1939年9月3日对德宣战,法国亦紧随其后对德宣战。韦尔斯一直给总统提供各种参考建议,在他国务院装潢漂亮的办公室里,办公室堆满了各种书籍,一把黑皮椅,一张透亮的红木桌子,角落的基座上安放了一位政治家的大理石半身塑像,韦尔斯协调处理了华盛顿对欧洲局势作出的反应,启动了拉美国家外长紧急会议。
如果说萨姆纳•韦尔斯处于决策的核心层,那比尔•多诺万(Bill Donovan)则真正是远离政坛:他在加拿大育空区(Yukon)的提皮湖畔(Teepee lake)露营,那里距离最近的城镇也有250英里(约400公里)。“疯狂的比尔”是爱尔兰裔的美国战争英雄,纽约的律师,他肌肉强健。他是共和党人,和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堂叔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仿佛一个模子出来的。西奥多•罗斯福肯定会欣赏多诺万在加拿大育空区的行动:他和3位富裕的共和党人一道,进行为期一个月的狩猎探险,其中有退休将军罗伯特•E.伍德(Robert E. Wood),西尔斯公司和锐步公司总裁。他们有加拿大政府特别许可,为波士顿一家自然历史博物馆采集动物标本,他们也对此乐而不疲。在印第安人导游和行李车队的伴随下,骑马游弋在壮观的圣伊莱亚斯山脉和克卢恩湖畔,他们追捕猎杀野山羊、驼鹿、驯鹿和熊,捕捉褐色蝴蝶和北极鳟鱼。没有无线电收发报机,他们对欧洲恶化的局势浑然不知。多诺万从马背上跌下,差点就滚下悬崖一命呜呼。他一清醒过来,马上就一枪将700码远(约640米)的公羊打倒,然后又捕获了一头9英尺高(约3米)的灰熊,“这肯定是熊爷爷的爷爷了(高祖父)”,他的一个陪伴说。曾在法国接受了厨师培训的嘉客兄弟公司同时也是著名的当地旅行运动用品商和导游,精心准备了他们的餐饮。典型的野营晚餐包括开胃汤,各种丰富调味品烹制的烤羊羔或烤鸭、热的烤松饼、柠檬奶油馅饼、茶、苏格兰威士忌和雪茄。
9月2日午夜时分,享用了丰盛的晚餐后,这些先生们开始玩桥牌。这时,帐篷的布帘抖动起来,一位陌生人闯了进来,“我是印第安人使者,”他说,“你们有封信。”这位信使在荒野跋涉了30个小时才把信息带给了伍德将军。虽然他倾向孤立主义立场,但他已被任命为新成立的政府顾问机构,5人组成的战争资源委员会的成员。伍德打开写有他名字的信封,匆匆扫描了一下电文内容,然后说了一声:“开战了!”
远离美国首都的还有哈里•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罗斯福的商务部长和心腹。当总统的表姐戴西•萨克利(Daisy Suckley)第一次遇到这位前社会工作者转型的政客时,认为他是“我所见到的最无吸引力的人……面容奇特猥琐、瘦弱、懒散,衣冠不整”。但她和大多数人一样,也逐渐喜欢上了他。霍普金斯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令人发笑的幽默感和“十足的魅力”。他还有非凡的能力,能洞察并解读极其困难和深奥的问题的核心,这种能力今后会让温斯顿•丘吉尔给他颁布一个搞笑的头衔:“能洞察问题核心的勋爵”。
在9月的第一周,霍普金斯面临众多难题:一种神秘的营养性疾病,他在明尼苏达州罗切斯特梅奥诊所(Mayo Clinic in Rochester, Minnesota)就诊的医生担心,这种疾病会对他生命构成威胁。霍普金斯骨瘦如柴,常卧床不起。他视力衰退,双脚浮肿。他的家人曾被告知他的生命仅能维持几周了。但是,他快乐地接受了一系列难受的试验性治疗,希望能够痊愈,并和罗斯福保持电话联系,通过收音机对欧洲事态的进展保持关注。在每天夜以继日地“倾听世界新闻”后,他对朋友说:“我现在将自己看作是当之无愧的权威。”霍普金斯清楚,除非他战胜疾病,否则难以回到“可用人员名单”。但他承认自己坐立不安:“外边发生的一切如此令人兴奋,困在轮椅上指手画脚令人难受”。
其他两人居住在纽约,德国入侵波兰的新闻在美国时代广场的《纽约时报》大厦的大型电子屏幕上循环播出。当夜幕降临曼哈顿,纽约人无言地聚集在百老汇和第七大道的马路和排水沟旁,观看电子屏幕的消息,购买晚报,或围在有收音机的出租车旁。人群从39街延伸到47街,在那里,弗朗西斯•达夫神父(Fr Francis Duffy)的塑像仿佛在保佑着人们。弗朗西斯•达夫神父是纽约参加了一战的“善战的步兵第69团”的随军牧师,也是比尔•多诺万的同志和崇拜者。时代广场的行人、汽车和电车司机突然停下,仰望电子屏幕上的可怕消息,引起车辆不时发出刺耳的急刹声。
不过,当晚大多数纽约人并未在时代广场通宵达旦地关注局势发展。他们开始了为期3天的劳工节(劳动节)假期,想到的是休息而不是战争。许多人计划去海边或山里度假。他们留下的空间很快被成千上万涌入纽约,参观法拉盛草原公园举行的世界博览会的人们填补。“整个国家对世界危机并未有任何感知。”罗斯福私下说,大多数美国人憎恨阿道夫•希特勒,希望盟国获胜,但帮助盟国赢得战争又是另外一回事。仅有六分之一的人认为美国应该在某个时刻参战,赞成美国立即宣战的人的比例仅为1/40。20%的人赞成以其他方式帮助盟国,但超过半数的人认为美国应该保持中立。战争显得异常遥远,并非那么咄咄逼人。
温德尔•威尔基(Wendell Willkie)是企业律师,并且是庞大的联邦和南方公用事业股份公司总裁(Commonwealth&Southern public utility holding company),总部在商业区的松树街20号。他出生在印第安那州一个小镇,现在和妻子伊迪丝住在第五大道1010号。那是一幢豪华公寓建筑,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隔街相望,但他们依然保留了小镇的生活习惯,例如外出时不关公寓大门。威尔基高大魁梧,虎背熊腰,但就是不修边幅。他的个性极具魅力:一位记者写道,与他交往的人“通常会感觉他身高14英尺(约4米),双眼炯炯发光”。尽管终生为共和党人,他还是决定在1940年参加与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选举竞争。他的总统参选人身份在两周前得到确定,当时,他去康涅狄格州韦斯特波特的索格塔克哈伯访问了《财富》杂志编辑拉塞尔•达文波特(Russell Davenport)。达文波特在那里有避暑别墅。主人本来准备好用网球,高尔夫和扑克牌招待他,但整个周末,威尔基大多数时间都是呆在门廊,“仰躺在柳条躺椅上,一条腿搭在椅背上”,他脱掉了外衣,衬衣上散落着雪茄烟灰,“严肃费劲地”和达文波特谈着他的政治理念和前景,后者很快签约同意作为他的竞选经理。
在德国国防军进军波兰时,威尔基正在享受人们对他给大卫•塞西尔勋爵(Lord David Cecil)的书《年轻的墨尔本人》写的书评所给的赞誉。书评不久前发表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文章分析了该书作者的人生态度。威尔基羡慕辉格党人“粗俗的勃勃生机”,这些辉格党人是带有贵族气质的政治家,他们主宰了18世纪和19世纪英国的政局,同时也是塞西尔书中的描述对象。“他们吵吵闹闹,胆大妄为,精力充沛,”威尔基写道,“他们的晚宴会多达12道菜肴,然后通宵达旦跳舞作乐,接着是赌博,饮酒和做爱,直到早餐——但第二天依然精力旺盛地承担在自己的庄园或在国会的繁重工作。”对威尔基来说,写书评比较陌生,他给一个朋友写道:“我写的书评竟然被采纳了,我真的感到像孩子般幸福。”【1】不过,他写书评有一优势,《纽约先驱论坛报》颇有影响的文学编辑艾丽塔•范•多尔(Irita Van Doren)是他情妇。事实上,在德军入侵波兰的那个周末,威尔基真的就是和她在一起,呆在她纽约韦斯特康沃尔的农场里。
第五个人是埃夫里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他是家族企业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董事会主席,还是布朗兄弟和哈里曼公司的高级合伙人。那是一家私营金融公司,位于华尔街59号,距离联邦和南方公用事业股份公司约300码(约270米)。晒黑的皮肤,体格健壮,穿着考究,他每年夏季的大多数时光是在长岛北岸的别墅度过。他和朋友参加在沙点、曼哈西特和大颈等地草坪上举行的槌球比赛。哈里曼作为世界级马球运动员的日子已经离他而去,但那年夏天,他和妻子多次参加了韦斯特伯里(Westbury)久负盛名的牧草溪俱乐部(Meadow Brook Club)举行的大型马球比赛。
哈里曼并非是典型的长岛社交名人,但他对权势嗅觉敏锐,对艰难任务非常偏好。更罕见的,他是民主党人,过去10年,他花费大量时光窥视机会以能在罗斯福政府谋得一要职。为此,他孜孜不倦地经营与哈里•霍普金斯的友情。1939年6月,他劝说霍普金斯来到他爱达荷州阳光峡谷的私人别墅度假。整个夏季,他严密关注患病的商务部长的一举一动,在华盛顿与部长的私人秘书频频接触,在罗切斯特纠缠部长,“我很高兴从范•米特(Van Meter)女士那里得知,你的健康正在令人满意的好转”,他在9月1日给霍普金斯的电报:“如果你能够拨亢赐教,敬请告知,任何时候我当前来洗耳恭听。”与多诺万、威尔基和霍普金斯同样,哈里曼在1939年9月也身处于世界大变局的边缘,他们都希望能够进入核心。

* * *

从1939年9月欧洲战争的爆发,到1941年美国参战,这两年期间是20世纪的转折点。【2】在这两年中,力量的配置发生了彻底的变化。1939年,阿道夫•希特勒一路顺风顺雨,他在1940年便征服了几乎整个西欧,但在1941年底,他遭遇到美国、苏联和不列颠王国的密切合作。1939年,美国惶恐不安,思想狭隘,只考虑自身。1940年,美国开始武装起来,民众开始动员起来。1941年底,美国参战,其预定目标瞄准了全球领导者。
在这些重要岁月中,美国的立场是摇摆不定的。在卷入战争的各个国家之间,美国是最强大的中立国,它支持民主国家,但又不是盟国。当时的美国总统是天生的国际主义者,他倾向于对美国利益作出更广泛的定义。但是,对富兰克林•罗斯福自由行动的限制非常严厉,包括国内的历史先例,公众焦虑和国会反对,国外的并不可靠的盟友。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39到1941年间的非凡成就是克服了上述限制,将一个观点分裂和犹豫不决的美国带向了对欧洲战争更广泛的参与。
罗斯福从未完全放弃他谨慎的中立立场。民主党政府不能像个人那样“转向得太快太远,”他在1940年6月对一份主张干涉主义的报纸出版商表态说,“政府只能根据大多数民众的思想和意愿行动。”因此,他避免在政策上有突然改变和转向。确实,批评他动作太慢的人和批评他动作太快的人旗鼓相当。在他的领导下,美国分阶段一步步卷入了欧洲战争,并且总是起到影响全局的作用。如果说这一过程是渐进的,那么它也是坚决的。国际上的每次倒退,在美国国内遇到的则是前进,美国对独裁者的政策越来越强硬。
罗斯福的助手们在这一磨砺和锤炼过程中大显身手,在1939年到1941年期间,他派出5位助手,肩负特殊的外交使命前往欧洲,而这一举动最终被证明对二战的进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罗斯福派出的第一个特使是1940年2月到3月间访问欧洲各国的萨姆纳•韦尔斯,当时称作是“虚假的战争”时期,而罗斯福本人还在摸索有效的政策。4个月后,法国悲惨地沦陷,比尔•多诺万在总统吩咐下访问了在战火中苦苦支撑的英国。他以目击者写的报告,及英国皇家空军在英国上空的功勋让罗斯福确信,这是一个值得支持的国家。
在1940年罗斯福连任美国总统后,以租借法案形式抛给了英国一根救生索,并且委派了3名特使来确保其实施。1月,罗斯福派出哈里•霍普金斯作为特使到伦敦呆了1个月以执行特殊使命,并派出温德尔•威尔基这位1940年的共和党总统提名人给英国新任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带去了象征性的信息。威尔基回国1周后,他又派出埃夫里尔•哈里曼作为他的私人代表去伦敦,负责尽快落实根据租借法案对英国的援助。
当希特勒于1941年6月入侵苏联后,罗斯福又两次派出哈里•霍普金斯作为特使:去伦敦再次会晤丘吉尔,去莫斯科首次会晤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通过这两次访问,霍普金斯促进了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这“三巨头”之间三角关系的建立,他们将在日本12月突袭珍珠港后联合指挥盟军的军事行动。
温斯顿•丘吉尔说过,在1939年到1941年间,曾出现4个“重大转折”,紧张的,让人血压升高的转折。它们分别是“法国的沦陷”、“不列颠之战”、“租借法案”、“德国入侵苏联”。每次转折都进一步坚定了罗斯福对欧洲战争的立场。不同寻常的是,罗斯福的特使参与了每次转折:有时极力主张总统采取行动;有时则采取安抚,说他作出了明智的决策;有时会帮助总统实施决策,或向英国或苏联领导人解释总统的决策,或将其灌输给美国民众。
值得注意的是,总统派遣他的特使横跨大西洋,而非太平洋。从个人经历和直觉上,罗斯福更亲近欧洲,他相信对美国利益和全球安全最大的潜在威胁来自德国而非日本。因此,他满脑子关注的是欧洲的局势,让赫尔国务卿和国务院负责执行他的亚洲政策,即遏制日本不发动美日战争。或许,随局势的发展,这种不平衡反映出罗斯福政策的危险盲点。但谁又能反驳魔鬼是在柏林而非在东京?【3】
在这危急关头,罗斯福委派了5位不同类型的人,其中仅一位是职业外交官,去欧洲执行七项重要使命。这象征着不同寻常的政治和外交渠道。而且,这些使命很多充满了危险。大多数是单独完成。所有的使命都超越了国务院的控制。它们将总统的特使带到了战争的漩涡中,使其进入该世纪引人瞩目的要人行列。总而言之,这些使命使得美国实现了从犹豫不决的中立国到全球领导者的参战国的转变。
我们通常认为,哈里•S•杜鲁门(Harry S. Truman)、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和乔治•F•凯南(George F. Kennan)是20世纪下半叶美国全球优先政策的缔造者:他们构建了全球秩序的机制,挽救了金融崩溃的欧洲,创造了在冷战中获胜的条件。但他们的所有成就都建立在罗斯福和他的这些特使们的早期工作基础上。罗斯福和他的特使们带领美国参加了二次世界大战,在战胜了国外的敌人和国内的孤立主义后,又带领美国走向了世界。在这两年中,美国完成了转向,罗斯福和他的特使们,这些自由的使者,在这次转向中居功至伟。

* * *

很少有总统像富兰克林•罗斯福那样遭致敌人的仇恨。很多学者辨别不清罗斯福为何被知名演讲稿撰写人罗伯特•舍伍德(Robert Sherwood)称为“室内巨大的森林”。而将罗斯福看作是肤浅轻率,缺乏明确的目标。还有的将其对即兴演讲的爱好和他使用的灵活手段,看作是缺乏确定的和有把握的控制能力。
事实上,罗斯福是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他从大萧条中拯救了美国民主政体,带领盟国战胜了法西斯主义,赢得了史无前例的4次总统竞选:而他是以残缺之躯完成这一切的。
富兰克林•罗斯福是具有魅力的人,并且是令人愉悦的魅力:如同丘吉尔所说,与他会见仿佛是打开你的第一瓶香槟。他或许是所有总统中最具有贵族气质的人,从小是富裕悠闲的显贵之家颇受宠爱的儿子,居住在纽约远离闹市喧哗的北部。但是,他背弃了他的阶层传统的职业选择,进入了政界,先是当选州参议员,然后是海军副部长,副总统候选人,纽约州长,最终入主白宫。罗斯福绝非势利小人,他对人性有广泛理解,喜欢和不循规蹈距者而非说教者为伍,广招天下英才。他是迷人的,也是狡诈的,有时还是无情的。他珍视友情,也能放下感情。
罗斯福也是难以捉摸的。据说,他在1943年飞越埃及上空时,向下遥望着以认可的口吻说:“啊,我的朋友,狮身人面像。”后来他给私人秘书写道,“我看到了狮身人面像,和她成为了密友,国会应该认识她。”岂止国会,华盛顿其他部门都非常清楚,富兰克林•罗斯福就与狮身人面像相仿。他会伪装自己,他会建议他的朋友“永远不要让你的左手知道你的右手在干什么”。他不屑于做正式的书面记录,并且在他的智囊雷克斯福德•G•塔格韦尔(Rexford G. Tugwell)看来,“是故意给未来打算仔细研究他的学者设下重重障碍。他给自己的思考蒙上厚厚的面纱”。因此,分析他便有了研究古典文献的味道,就是说,历史学家需要用无数碎片拼凑出一个他的完整图案。
不过,浮出水面的大部分画面是连贯的和有目的的,而非摇摆不定和保守的。如果贝塞斯达海军医院(Bethesda Naval Hospital)的医生能够对罗斯福的政治基因组进行排序,他们一定会发现实用主义的基因。他“倾听树叶发出的任何飒飒声,”一位精明的观察家写道,“然后用无止境的小心和敏锐来确定自己的立场。”他的步子小心翼翼,对公众舆论高度关注。他有时出现怠惰,在外人看来是陷入瘫痪状态。他无休止的变化无常,但是,在这一切的背后,可以分辨出清晰和不屈不挠的目标。用他自己的比喻来说,富兰克林•罗斯福就像掌控他心爱的帆船那样掌控这个国家,为获得有利地位变幻航向抢占风头,最终将帆船带回目的地港口。
这不是说罗斯福的执政方式是有条不紊和优美得体的。他实行的是高度个性化的执政方式,哲学家和战时的外交官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写道,“使那些严肃的和负责的官员抓狂,因为他们更适应节奏缓慢,注重常态的行政模式。”他拆分了指挥权限,抛弃了繁文琐节,建立了彼此相交的行政机构。通常,他会把一个任务分批给多人。对他的侍臣来说,富兰克林•罗斯福是背信弃义的君主,没有谁能够得到他的专宠和欢心。结果,他的执政很难拥有团队精神。但是,他的执政怪异蕴含了一种巧妙方法。通过广纳英才,他避免了被一个“党派”所控制。通过挑动其助手内讧,他分辨出了其论点的优劣。通过扩散权威,他保持了控制。
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工作与家庭生活极为相似。亚瑟•M•施莱辛格发现,“与紊乱共存是他的生活模式”。从他娶远房表妹埃莉诺(Eleanor)为妻,到他可畏的母亲萨拉(Sara)因不愿失去儿子的不快,罗斯福都“一直生活在难以化解的矛盾的家庭中,而他也从来没有考虑如何划定母亲和妻子之间的行为界线”。
划定界线不是罗斯福的风格。在外交政策上,他对国务院的不信任强化了这一倾向。他相信,这些职业外交官大多是共和党人,对干预欧洲的冲突颇为勉强,因此与他的政策并不合拍。他的密友也感同身受,内政部长哈罗德•L•伊克斯(Harold L. Ickes)认为,国务院的观念是“非民主的”并且“充满了法西斯主义”。 哈里•霍普金斯痛骂外交官们是“追逐女人混迹在社交圈的人,同性恋白面小生。此外,还是孤立主义者”。在日本袭击珍珠港后不久,富兰克林•罗斯福曾嘲讽国务院在战争中希望保持中立,他倒要看看国务院如何将这份中立保持下去。
除了思想意识上的疑虑,富兰克林•罗斯福还发现国务院是实现他目标的一个低劣工具。“你必须要让这些职业外交官在思维上、政策上和行动上有所变化,你才能够清楚问题之所在。”他对一个来访客人说。在他逝世当天,他在审看一封需他签字的信时笑了,“典型的国务院公文:空洞无物”。他感到国务院的人大多数是“废物”。他对国务院的通信渠道安全根本不放心,因此,在和外国领导人通讯时是通过海军渠道进行的。最重要的是,富兰克林•罗斯福与公众的想法同样,即外交官都是些缺乏阳刚之气的花花公子:“刻板的小伙子”。对外交官的蔑视还包括白宫的其他称呼如“老处女”和“自命不凡的呆子”。
富兰克林•罗斯福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对国务院进行改革,而是使其边缘化。他吩咐关键位置的大使通过私人信件与他保持联系。只要可能,他都会培育与皇室领导人或其他外国领导人的友情。例如,1939年6月,他很高兴地在海德公园的家中款待英国国王乔治六世和伊丽莎白女王,共并度周末。他的意图是增强美国人民对英国的同情,为英国撑腰。“罗斯福以好莱坞导演般的关照和热情开始了对他们的接待。”历史学家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James MacGregor Burns)写道。他有意像家庭老朋友那样对待皇家夫妇,亲自用他的福特汽车(经过改装后全部手控)载他们去他的私人休养处山顶小屋,用野炊款待他们用午餐,食物包括热狗、烘豆、草莓蛋糕。特别让他妈妈不快的是他在晚餐前给国王和王后陛下上鸡尾酒。当富兰克林•罗斯福到海德公园火车站为客人送行时,观众高唱“友谊地久天长”、“祝大家好运”,总统高呼,“全世界好运!”【5】

* * *

那么,富兰克林•罗斯福可以说是这样一个领袖,他讨厌毫无个性的官僚机构,不信任他的外交部,渴求各种信息,喜爱个人外交。如果这些因素还不足以让他倾向于使用个人特使,那么,还有一个因素:1921年他患上小儿麻痹症,导致他腰部以下瘫痪,迫使他在政治成功和日常生活上都依赖家庭、朋友和助手。在这场悲惨的灾难发生后的10年中,富兰克林•罗斯福曾努力地试图重新站立行走,但失败了,依靠妻子埃莉诺和助手路易斯•豪的帮助让他的名字得以继续留在公众的视野。
在他返回政治生活后,他继续鼓励妻子扮演使者和调查员的角色。作为纽约州州长,富兰克林•罗斯福每年夏天都会和妻子埃莉诺一道外出,视察医院、监狱和精神病院。埃莉诺回忆说,就是在这些视察过程中,“她接受了作为记者的最佳训练”。当这些单位的领导坐在车里向州长汇报时,埃莉诺就代表其丈夫进行实地考察。当她汇报说这些地方没有出现拥挤不堪的状况时,“他会对她的外行话开怀大笑”,“傻瓜,你怎么不去看看是否有床藏在壁橱里和门背后了?”一次,他问她看见病人吃的是些什么,她把菜单上的食谱告诉给他。“你得亲眼看看灶上的锅中都有什么?”富兰克林•罗斯福告诫说。
埃莉诺此后从没忘记看看灶上的锅里是什么。在白宫岁月里,罗斯福曾让她去调查了阿巴拉契亚的贫困和波多黎各的劳工状况,在二战期间,她出访了英国、南太平洋和加勒比地区。埃莉诺代表她丈夫,让那些永远没有机会见到他丈夫的人们见到了她。从她的报告以及其他密友的报告中,富兰克林•罗斯福获得了所需的信息,并据此判断公众情绪。她作为自由主义代言人的形象也满足了这一政治目的,即让罗斯福能够牢牢控制其左翼支持者,即使他已经向中间偏离。如果保守派抱怨,他就说她只代表她自己。“你们知道我的老婆,”他会耸耸肩咧嘴笑着说,“她说的又不是我口述的。”
如果说,私人特使是罗斯福国内政治工具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那么,在他的外交事务中,他们发挥了更显著的作用。罗斯福喜好私人外交,但是,国际旅行的风险,捉摸不定的安保,国际电话糟糕的通讯质量,这些都限制了他的选择,使他转向寻找另外的渠道。他特别对伍德罗•威尔逊总统(Woodrow Wilson)任命爱德华•M•豪斯上校(Edward M. House)出任无任所大使(巡回大使)的做法感兴趣(罗斯福曾在威尔逊总统任期担任海军部副部长,并在他自己担任总统期间,把威尔逊总统的画像挂在内阁会议室)。富兰克林•罗斯福一直与豪斯保持通信往来,直到后者于1938年去世。他多次表示,希望豪斯上校能够代表他出任特使。1934年春,罗斯福写道,“我多么盼望你能够去(欧洲)一趟,替我了解那里的真实情况!”一年后,他表达了同样的愿望:“我真诚地希望,有人能够完成你在战前在欧洲完成的杰出使命,但不辱使命的人只有你知我知。”
年迈的豪斯无法帮助他实现其理想,但这并不能阻挡罗斯福放弃个人特使的想法。从美利坚合众国最初的岁月开始,总统便委派个人执行超出传统渠道的外交使命。但没有比富兰克林•罗斯福更热心于特使外交的总统了,他的特使班底包括朋友、盟友、助手,乃至曾经的政治对手,其中的人大多缺乏外交经验。他将他们派往四面八方:欧洲、苏联、中东、中国、印度和拉丁美洲。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将这些外行的外交官称作是“未加工的原材料”,并相信他们只会“制造混乱”。但总统对此毫不妥协,他甚至将私人特使这种做法从外交界扩展到宗教界,向梵蒂冈委派了他的私人代表,并尝试向希腊东正教和“穆罕默德的世界”委派特使。

* * *

富兰克林•罗斯福对特使的运用在1939到1941年间达到高潮,在此期间,欧洲战争演变为世界大战。随着富兰克林•罗斯福一步步把美国引入了战争,5位普通的人,包括职业外交官、共和党律师、解决政治问题的高手、前总统候选人、商界大亨,成为了他的政策的灵感来源和实施工具。

《罗斯福和他的特使们》
版 次:2014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名:罗斯福和他的特使们
丛书名:纵横捭阖策谋
作 者:【美】迈克尔•富利洛夫
译 者:张荣建 吴念 余泽梅
出版社: 重庆出版社


首度揭秘美国领导二战的真相
30多家平媒、网媒连载报道,《新民晚报》提前一月连载

与命运交汇,
谁?影响罗斯福的抉择!
揭秘美国领导二战的真相!
德国1939年9月入侵波兰,日本1941年12月偷袭珍珠港,在这黑暗的两年里,罗斯福派遣了5位优秀特使前往欧洲,涉取情报,确立了苏美英三边关系,促成了美国参加二战的重大历史转折。


内容简介:
《罗斯福和他的特使们》讲述了德国1939年9月入侵波兰至日本1941年12月偷袭珍珠港之间的2年,罗斯福前后派遣了5位优秀特使前往欧洲,涉取情报,确立了苏美英三边关系,促成了美国参加二战的重大历史转折的历史故事。全书共分7章,第1章,萨姆纳•韦尔斯出使罗马、柏林、巴黎和伦敦,收集欧洲各国战略情报;第2章,比尔•多诺万出访伦敦,以促成了美国总统罗斯福对英国的援助;第3章,哈里•霍普金斯在伦敦与英国首相会晤;第4章,温德尔•威尔基在伦敦和都柏林拉近英美关系;第5章,埃夫里尔•哈里曼在伦敦和中东督促军备等战略物资的运输;第6章,哈里•霍普金斯在伦敦为罗斯福涉取英军军事情报;第7章,哈里•霍普金斯在莫斯科和普拉森舍湾斡旋,最终确定了美国、苏联、英国的三边合作关系,并达成了战略合作模式,一致反对德国的希特勒政权,并最终引导美国参战,走上了正确的发展轨道。


作者简介:
《罗斯福和他的特使们》由迈克尔•富利洛夫编写,迈克尔•富利洛夫是一位美国作家,他是总部在悉尼的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所长,也是位于美国华盛顿的布鲁金斯学会的非驻会高级研究员,曾是罗德奖学金获得者和总理顾问委员会成员,他对全球问题论著颇丰,文章常见《纽约时报》、《金融时报》、《每日野兽》和《外交事务》等。

Advance Praise For Rendezvous with Destiny
《罗斯福和他的特使们》一书的发行评语


“从1939年到1941年,随着欧洲战争和美国国内的强烈孤立主义思潮兴起,罗斯福派遣了5位杰出代表作为特使前往欧洲,进行综合评估。这一使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和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至关重要,但却又一直不为人所知,《罗斯福和他的特使们》一书对其给出了精彩的和绝妙的叙述。”
——亨利•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著名外和国际问题专家,曾任美国国务卿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创建基辛格联合咨询公司并担任董事长。

“迈克尔•富利洛夫精彩而详细地描述了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作为政治家鲜为人知的一面:他创造性地派遣了5位特使执行战略任务,这一决定最终改变了历史走向。韦尔斯、多诺万、霍普金斯、威尔基和哈里曼的辛劳,加上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杰出的领导才能,为盟军在二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进一步促成了罗斯福将美国从孤立主义思潮中唤醒的努力。”
——斯特罗布•塔尔博特(Strobe Talbott),布鲁斯金学会主席,克林顿政府副国务卿。

“《罗斯福和他的特使们》一书对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出了令人启示的描述,强调了领袖和特使在历史中的重要作用。本书细节翔实,对宏大叙事又有完美把握。”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曾任美国国务院智库副局长。《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的作者。

“对5位人们知之甚少但在代表罗斯福出访欧洲,并促成当今世界格局的中心人物作了让人启示的描述。语言生动,这是最好的历史叙事。”
——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乔治城大学教授,美国历史学家和外交政策评论家,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资深成员,《天堂与实力》的作者。

“迈克尔•富利洛夫对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和5位促进了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助手进行了引人入胜的描述,是对1939至1941年间难以忘怀的重大事件的作品的必不可少的补充。每一位对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感兴趣的人都愿意阅读这本超好的书。”
——罗伯特•达利科(Robert Dallek),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美国历史学家协会院士,《富兰克林•罗斯福》、《美国外交政策:1932—1945》和《未竟人生:约翰•肯尼迪,1917—1963》的作者。

“《罗斯福和他的特使们》是引人入胜的最佳叙述历史书。迈克尔•富利洛夫巧妙地结合了他的学识和多年的研究成果,栩栩如生地描述了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身边的重要人物。本书让我从新的角度理解了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天才能力和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曲折过程。”
——詹姆斯•法洛斯(James Fallows),《大西洋月刊》专栏作家,《中国航空》的作者,曾任卡特总统的首席演讲稿撰写人。

“迈克尔•富利洛夫极有吸引力的书仿佛优秀的小说,难以放下。本书同时也是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文献。”
——约瑟夫•奈(Joseph S. Nye),哈佛大学教授,《未来权力》的作者,曾任卡特政府助理国务卿、克林顿政府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和助理国防部长,最早提出“软实力”概念。

“《罗斯福和他的特使们》是有关特使外交的引人入胜的故事。特使外交是罗斯福偏好的手段,以准确地解开珍珠港事件前的美国外交谜团。迈克尔•富利洛夫对细节描述和政策差异极有眼光,但更重要的是,他奉献给了我们轻松愉快的好书。”
——安妮-玛丽•斯劳特(Anne-Marie Slaughter),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室主任(2009—2011)。

“富利洛夫将1939年9月1日至1941年12月1日期间称作是‘20世纪的转折点’。对政治决策的杰出分析一直是颇受关注的话题,包括乔恩•米查姆撰写的《富兰克林和温斯顿》,约翰•卢卡齐撰写的《伦敦五日》。富利洛夫对5位既非总统也非首相的人进行了富有洞察力的描述,从而与乔恩•米查姆和约翰•卢卡齐一道跻身于引人注目的学者俱乐部。”
——《华盛顿独立书评》(Washington Independent Review of Books)

“富利洛夫先生在其书中的每一章都充分展现了战争的危险、浪漫和令人窒息的严峻。”
——《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

“孤注一掷的离奇情节,不为人知的历史真相……富利洛夫在本书中给出了惊险外交事件和真实历史的罕见结合,情节引人入胜,叙述简洁明了。”
——《金融时报》(The Financial Times)

“具有真正竞争力的团队:聪明,迷人,基于历史的真实写照。”
——《时代周刊》(Time)

“优秀的好书,凸显了洞察力和讽刺,富利洛夫的创作极佳。”
——《旁观者》(The Spectator)

“这是我多年来最着迷的历史书籍之一,富利洛夫……结合了完美的学术成果和令人陶醉的叙述风格,从而出版了令人难忘的书籍。”
——《周末澳大利亚人》(The Weekend Australian)

目录

020 ☼ 前言:1939年9月
031 ☼第1章  一个人的特殊美国使命
萨姆纳•韦尔斯出使罗马、柏林、巴黎和伦敦
1940年2-3月
063 ☼第2章  一位明智的豪斯上校
比尔•多诺万出访伦敦
1940年7-8月
091 ☼第3章  历史的最佳婚姻掮客
哈里•霍普金斯在伦敦
1941年1-2月
129 ☼第4章  向前行进,国家之航船
温德尔•威尔基在伦敦和都柏林
1941年1-2月
163 ☼第5章  让英伦诸岛浮而不沉
埃夫里尔•哈里曼在伦敦和中东
1941年3-7月
200 ☼第6章  哈里•霍普金斯先生
哈里•霍普金斯在伦敦
1941年7月
220 ☼第7章  乔大叔的宠儿
哈里•霍普金斯在莫斯科和普拉森舍湾
1941年7-8月

260 ☼ 尾声:1941年12月
273 ☼ 致谢
276 ☼ 缩略语
278 ☼ 注释

前  言
1939年9月




1939年9月1日凌晨2点50分,白宫二楼一间灯光昏暗的屋里响起了电话铃声,将曾两次当选美国总统,现年57岁的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在其狭窄的铁床上唤醒。他用强壮的手臂撑起身来,无力的双腿耷拉在身后。他打开一盏灯,房间顿时展现出他所习以为常的杂乱:一把陈旧的摇椅,一张书桌,一架敦实的衣橱,墙上铺满了家庭照片和海军照片。一窝陶瓷的猪仔和一群雕刻的猴子盘踞在大理石壁炉台上。悬挂在门上的马尾让他想起在纽约哈德逊河谷渡过的难忘童年。床头柜上挤满了多部电话,还堆满了书籍、阿司匹林、一包香烟、烟灰缸、祈祷文集,各种纸张和铅笔头。他拿起电话,来电的是美国驻法国大使威廉•C•布利特(William C. Bullitt),转告了美国驻华沙大使的通报:“德国军团突破了波兰边境,纳粹德国空军正在对波兰城市狂轰滥炸,有史以来最残酷和规模最大的战争已经开启”。“知道了,比尔,它终于来了”。罗斯福说,“上帝保佑我们。”
随着消息的扩散,很快传到5位出类拔萃之辈的耳中。他们居住在北美各个地方。萨姆纳•韦尔斯(Sumner Welles),出生名门,美国副国务卿,也是总统的主要外交顾问,是第一个听到消息的人。韦尔斯才华横溢,一丝不苟,沉着冷静。一位中美洲国家的外交部长将他喻为“对所有事情如冰水般冷静”。韦尔斯曾将塔列朗(Talleyrand)的著名语录签名赠送给这位年轻外交官:“无论如何,不要让情绪影响自己的工作。”罗斯福结束了和布利特的通话,马上给在奥克森希尔(Oxon Hill)的韦尔斯打了电话。奥克森希尔是韦尔斯位于波托马克河畔占地250英亩(1 518亩)的豪华庄园。几小时后,副国务卿韦尔斯抵达国务院,和他的上司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及其他高级官员一道参加了紧急会议。很快,他来到总统的床前,韦尔斯拘谨地坐在床头的椅子上,罗斯福则倚靠在枕头上,睡衣上套了一件蓝色披肩。
接下来两天里,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从最初的犹豫不决到恢复振作,并最终在1939年9月3日对德宣战,法国亦紧随其后对德宣战。韦尔斯一直给总统提供各种参考建议,在他国务院装潢漂亮的办公室里,办公室堆满了各种书籍,一把黑皮椅,一张透亮的红木桌子,角落的基座上安放了一位政治家的大理石半身塑像,韦尔斯协调处理了华盛顿对欧洲局势作出的反应,启动了拉美国家外长紧急会议。
如果说萨姆纳•韦尔斯处于决策的核心层,那比尔•多诺万(Bill Donovan)则真正是远离政坛:他在加拿大育空区(Yukon)的提皮湖畔(Teepee lake)露营,那里距离最近的城镇也有250英里(约400公里)。“疯狂的比尔”是爱尔兰裔的美国战争英雄,纽约的律师,他肌肉强健。他是共和党人,和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堂叔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仿佛一个模子出来的。西奥多•罗斯福肯定会欣赏多诺万在加拿大育空区的行动:他和3位富裕的共和党人一道,进行为期一个月的狩猎探险,其中有退休将军罗伯特•E.伍德(Robert E. Wood),西尔斯公司和锐步公司总裁。他们有加拿大政府特别许可,为波士顿一家自然历史博物馆采集动物标本,他们也对此乐而不疲。在印第安人导游和行李车队的伴随下,骑马游弋在壮观的圣伊莱亚斯山脉和克卢恩湖畔,他们追捕猎杀野山羊、驼鹿、驯鹿和熊,捕捉褐色蝴蝶和北极鳟鱼。没有无线电收发报机,他们对欧洲恶化的局势浑然不知。多诺万从马背上跌下,差点就滚下悬崖一命呜呼。他一清醒过来,马上就一枪将700码远(约640米)的公羊打倒,然后又捕获了一头9英尺高(约3米)的灰熊,“这肯定是熊爷爷的爷爷了(高祖父)”,他的一个陪伴说。曾在法国接受了厨师培训的嘉客兄弟公司同时也是著名的当地旅行运动用品商和导游,精心准备了他们的餐饮。典型的野营晚餐包括开胃汤,各种丰富调味品烹制的烤羊羔或烤鸭、热的烤松饼、柠檬奶油馅饼、茶、苏格兰威士忌和雪茄。
9月2日午夜时分,享用了丰盛的晚餐后,这些先生们开始玩桥牌。这时,帐篷的布帘抖动起来,一位陌生人闯了进来,“我是印第安人使者,”他说,“你们有封信。”这位信使在荒野跋涉了30个小时才把信息带给了伍德将军。虽然他倾向孤立主义立场,但他已被任命为新成立的政府顾问机构,5人组成的战争资源委员会的成员。伍德打开写有他名字的信封,匆匆扫描了一下电文内容,然后说了一声:“开战了!”
远离美国首都的还有哈里•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罗斯福的商务部长和心腹。当总统的表姐戴西•萨克利(Daisy Suckley)第一次遇到这位前社会工作者转型的政客时,认为他是“我所见到的最无吸引力的人……面容奇特猥琐、瘦弱、懒散,衣冠不整”。但她和大多数人一样,也逐渐喜欢上了他。霍普金斯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令人发笑的幽默感和“十足的魅力”。他还有非凡的能力,能洞察并解读极其困难和深奥的问题的核心,这种能力今后会让温斯顿•丘吉尔给他颁布一个搞笑的头衔:“能洞察问题核心的勋爵”。
在9月的第一周,霍普金斯面临众多难题:一种神秘的营养性疾病,他在明尼苏达州罗切斯特梅奥诊所(Mayo Clinic in Rochester, Minnesota)就诊的医生担心,这种疾病会对他生命构成威胁。霍普金斯骨瘦如柴,常卧床不起。他视力衰退,双脚浮肿。他的家人曾被告知他的生命仅能维持几周了。但是,他快乐地接受了一系列难受的试验性治疗,希望能够痊愈,并和罗斯福保持电话联系,通过收音机对欧洲事态的进展保持关注。在每天夜以继日地“倾听世界新闻”后,他对朋友说:“我现在将自己看作是当之无愧的权威。”霍普金斯清楚,除非他战胜疾病,否则难以回到“可用人员名单”。但他承认自己坐立不安:“外边发生的一切如此令人兴奋,困在轮椅上指手画脚令人难受”。
其他两人居住在纽约,德国入侵波兰的新闻在美国时代广场的《纽约时报》大厦的大型电子屏幕上循环播出。当夜幕降临曼哈顿,纽约人无言地聚集在百老汇和第七大道的马路和排水沟旁,观看电子屏幕的消息,购买晚报,或围在有收音机的出租车旁。人群从39街延伸到47街,在那里,弗朗西斯•达夫神父(Fr Francis Duffy)的塑像仿佛在保佑着人们。弗朗西斯•达夫神父是纽约参加了一战的“善战的步兵第69团”的随军牧师,也是比尔•多诺万的同志和崇拜者。时代广场的行人、汽车和电车司机突然停下,仰望电子屏幕上的可怕消息,引起车辆不时发出刺耳的急刹声。
不过,当晚大多数纽约人并未在时代广场通宵达旦地关注局势发展。他们开始了为期3天的劳工节(劳动节)假期,想到的是休息而不是战争。许多人计划去海边或山里度假。他们留下的空间很快被成千上万涌入纽约,参观法拉盛草原公园举行的世界博览会的人们填补。“整个国家对世界危机并未有任何感知。”罗斯福私下说,大多数美国人憎恨阿道夫•希特勒,希望盟国获胜,但帮助盟国赢得战争又是另外一回事。仅有六分之一的人认为美国应该在某个时刻参战,赞成美国立即宣战的人的比例仅为1/40。20%的人赞成以其他方式帮助盟国,但超过半数的人认为美国应该保持中立。战争显得异常遥远,并非那么咄咄逼人。
温德尔•威尔基(Wendell Willkie)是企业律师,并且是庞大的联邦和南方公用事业股份公司总裁(Commonwealth&Southern public utility holding company),总部在商业区的松树街20号。他出生在印第安那州一个小镇,现在和妻子伊迪丝住在第五大道1010号。那是一幢豪华公寓建筑,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隔街相望,但他们依然保留了小镇的生活习惯,例如外出时不关公寓大门。威尔基高大魁梧,虎背熊腰,但就是不修边幅。他的个性极具魅力:一位记者写道,与他交往的人“通常会感觉他身高14英尺(约4米),双眼炯炯发光”。尽管终生为共和党人,他还是决定在1940年参加与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选举竞争。他的总统参选人身份在两周前得到确定,当时,他去康涅狄格州韦斯特波特的索格塔克哈伯访问了《财富》杂志编辑拉塞尔•达文波特(Russell Davenport)。达文波特在那里有避暑别墅。主人本来准备好用网球,高尔夫和扑克牌招待他,但整个周末,威尔基大多数时间都是呆在门廊,“仰躺在柳条躺椅上,一条腿搭在椅背上”,他脱掉了外衣,衬衣上散落着雪茄烟灰,“严肃费劲地”和达文波特谈着他的政治理念和前景,后者很快签约同意作为他的竞选经理。
在德国国防军进军波兰时,威尔基正在享受人们对他给大卫•塞西尔勋爵(Lord David Cecil)的书《年轻的墨尔本人》写的书评所给的赞誉。书评不久前发表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文章分析了该书作者的人生态度。威尔基羡慕辉格党人“粗俗的勃勃生机”,这些辉格党人是带有贵族气质的政治家,他们主宰了18世纪和19世纪英国的政局,同时也是塞西尔书中的描述对象。“他们吵吵闹闹,胆大妄为,精力充沛,”威尔基写道,“他们的晚宴会多达12道菜肴,然后通宵达旦跳舞作乐,接着是赌博,饮酒和做爱,直到早餐——但第二天依然精力旺盛地承担在自己的庄园或在国会的繁重工作。”对威尔基来说,写书评比较陌生,他给一个朋友写道:“我写的书评竟然被采纳了,我真的感到像孩子般幸福。”【1】不过,他写书评有一优势,《纽约先驱论坛报》颇有影响的文学编辑艾丽塔•范•多尔(Irita Van Doren)是他情妇。事实上,在德军入侵波兰的那个周末,威尔基真的就是和她在一起,呆在她纽约韦斯特康沃尔的农场里。
第五个人是埃夫里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他是家族企业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董事会主席,还是布朗兄弟和哈里曼公司的高级合伙人。那是一家私营金融公司,位于华尔街59号,距离联邦和南方公用事业股份公司约300码(约270米)。晒黑的皮肤,体格健壮,穿着考究,他每年夏季的大多数时光是在长岛北岸的别墅度过。他和朋友参加在沙点、曼哈西特和大颈等地草坪上举行的槌球比赛。哈里曼作为世界级马球运动员的日子已经离他而去,但那年夏天,他和妻子多次参加了韦斯特伯里(Westbury)久负盛名的牧草溪俱乐部(Meadow Brook Club)举行的大型马球比赛。
哈里曼并非是典型的长岛社交名人,但他对权势嗅觉敏锐,对艰难任务非常偏好。更罕见的,他是民主党人,过去10年,他花费大量时光窥视机会以能在罗斯福政府谋得一要职。为此,他孜孜不倦地经营与哈里•霍普金斯的友情。1939年6月,他劝说霍普金斯来到他爱达荷州阳光峡谷的私人别墅度假。整个夏季,他严密关注患病的商务部长的一举一动,在华盛顿与部长的私人秘书频频接触,在罗切斯特纠缠部长,“我很高兴从范•米特(Van Meter)女士那里得知,你的健康正在令人满意的好转”,他在9月1日给霍普金斯的电报:“如果你能够拨亢赐教,敬请告知,任何时候我当前来洗耳恭听。”与多诺万、威尔基和霍普金斯同样,哈里曼在1939年9月也身处于世界大变局的边缘,他们都希望能够进入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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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9年9月欧洲战争的爆发,到1941年美国参战,这两年期间是20世纪的转折点。【2】在这两年中,力量的配置发生了彻底的变化。1939年,阿道夫•希特勒一路顺风顺雨,他在1940年便征服了几乎整个西欧,但在1941年底,他遭遇到美国、苏联和不列颠王国的密切合作。1939年,美国惶恐不安,思想狭隘,只考虑自身。1940年,美国开始武装起来,民众开始动员起来。1941年底,美国参战,其预定目标瞄准了全球领导者。
在这些重要岁月中,美国的立场是摇摆不定的。在卷入战争的各个国家之间,美国是最强大的中立国,它支持民主国家,但又不是盟国。当时的美国总统是天生的国际主义者,他倾向于对美国利益作出更广泛的定义。但是,对富兰克林•罗斯福自由行动的限制非常严厉,包括国内的历史先例,公众焦虑和国会反对,国外的并不可靠的盟友。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39到1941年间的非凡成就是克服了上述限制,将一个观点分裂和犹豫不决的美国带向了对欧洲战争更广泛的参与。
罗斯福从未完全放弃他谨慎的中立立场。民主党政府不能像个人那样“转向得太快太远,”他在1940年6月对一份主张干涉主义的报纸出版商表态说,“政府只能根据大多数民众的思想和意愿行动。”因此,他避免在政策上有突然改变和转向。确实,批评他动作太慢的人和批评他动作太快的人旗鼓相当。在他的领导下,美国分阶段一步步卷入了欧洲战争,并且总是起到影响全局的作用。如果说这一过程是渐进的,那么它也是坚决的。国际上的每次倒退,在美国国内遇到的则是前进,美国对独裁者的政策越来越强硬。
罗斯福的助手们在这一磨砺和锤炼过程中大显身手,在1939年到1941年期间,他派出5位助手,肩负特殊的外交使命前往欧洲,而这一举动最终被证明对二战的进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罗斯福派出的第一个特使是1940年2月到3月间访问欧洲各国的萨姆纳•韦尔斯,当时称作是“虚假的战争”时期,而罗斯福本人还在摸索有效的政策。4个月后,法国悲惨地沦陷,比尔•多诺万在总统吩咐下访问了在战火中苦苦支撑的英国。他以目击者写的报告,及英国皇家空军在英国上空的功勋让罗斯福确信,这是一个值得支持的国家。
在1940年罗斯福连任美国总统后,以租借法案形式抛给了英国一根救生索,并且委派了3名特使来确保其实施。1月,罗斯福派出哈里•霍普金斯作为特使到伦敦呆了1个月以执行特殊使命,并派出温德尔•威尔基这位1940年的共和党总统提名人给英国新任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带去了象征性的信息。威尔基回国1周后,他又派出埃夫里尔•哈里曼作为他的私人代表去伦敦,负责尽快落实根据租借法案对英国的援助。
当希特勒于1941年6月入侵苏联后,罗斯福又两次派出哈里•霍普金斯作为特使:去伦敦再次会晤丘吉尔,去莫斯科首次会晤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通过这两次访问,霍普金斯促进了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这“三巨头”之间三角关系的建立,他们将在日本12月突袭珍珠港后联合指挥盟军的军事行动。
温斯顿•丘吉尔说过,在1939年到1941年间,曾出现4个“重大转折”,紧张的,让人血压升高的转折。它们分别是“法国的沦陷”、“不列颠之战”、“租借法案”、“德国入侵苏联”。每次转折都进一步坚定了罗斯福对欧洲战争的立场。不同寻常的是,罗斯福的特使参与了每次转折:有时极力主张总统采取行动;有时则采取安抚,说他作出了明智的决策;有时会帮助总统实施决策,或向英国或苏联领导人解释总统的决策,或将其灌输给美国民众。
值得注意的是,总统派遣他的特使横跨大西洋,而非太平洋。从个人经历和直觉上,罗斯福更亲近欧洲,他相信对美国利益和全球安全最大的潜在威胁来自德国而非日本。因此,他满脑子关注的是欧洲的局势,让赫尔国务卿和国务院负责执行他的亚洲政策,即遏制日本不发动美日战争。或许,随局势的发展,这种不平衡反映出罗斯福政策的危险盲点。但谁又能反驳魔鬼是在柏林而非在东京?【3】
在这危急关头,罗斯福委派了5位不同类型的人,其中仅一位是职业外交官,去欧洲执行七项重要使命。这象征着不同寻常的政治和外交渠道。而且,这些使命很多充满了危险。大多数是单独完成。所有的使命都超越了国务院的控制。它们将总统的特使带到了战争的漩涡中,使其进入该世纪引人瞩目的要人行列。总而言之,这些使命使得美国实现了从犹豫不决的中立国到全球领导者的参战国的转变。
我们通常认为,哈里•S•杜鲁门(Harry S. Truman)、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和乔治•F•凯南(George F. Kennan)是20世纪下半叶美国全球优先政策的缔造者:他们构建了全球秩序的机制,挽救了金融崩溃的欧洲,创造了在冷战中获胜的条件。但他们的所有成就都建立在罗斯福和他的这些特使们的早期工作基础上。罗斯福和他的特使们带领美国参加了二次世界大战,在战胜了国外的敌人和国内的孤立主义后,又带领美国走向了世界。在这两年中,美国完成了转向,罗斯福和他的特使们,这些自由的使者,在这次转向中居功至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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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总统像富兰克林•罗斯福那样遭致敌人的仇恨。很多学者辨别不清罗斯福为何被知名演讲稿撰写人罗伯特•舍伍德(Robert Sherwood)称为“室内巨大的森林”。而将罗斯福看作是肤浅轻率,缺乏明确的目标。还有的将其对即兴演讲的爱好和他使用的灵活手段,看作是缺乏确定的和有把握的控制能力。
事实上,罗斯福是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他从大萧条中拯救了美国民主政体,带领盟国战胜了法西斯主义,赢得了史无前例的4次总统竞选:而他是以残缺之躯完成这一切的。
富兰克林•罗斯福是具有魅力的人,并且是令人愉悦的魅力:如同丘吉尔所说,与他会见仿佛是打开你的第一瓶香槟。他或许是所有总统中最具有贵族气质的人,从小是富裕悠闲的显贵之家颇受宠爱的儿子,居住在纽约远离闹市喧哗的北部。但是,他背弃了他的阶层传统的职业选择,进入了政界,先是当选州参议员,然后是海军副部长,副总统候选人,纽约州长,最终入主白宫。罗斯福绝非势利小人,他对人性有广泛理解,喜欢和不循规蹈距者而非说教者为伍,广招天下英才。他是迷人的,也是狡诈的,有时还是无情的。他珍视友情,也能放下感情。
罗斯福也是难以捉摸的。据说,他在1943年飞越埃及上空时,向下遥望着以认可的口吻说:“啊,我的朋友,狮身人面像。”后来他给私人秘书写道,“我看到了狮身人面像,和她成为了密友,国会应该认识她。”岂止国会,华盛顿其他部门都非常清楚,富兰克林•罗斯福就与狮身人面像相仿。他会伪装自己,他会建议他的朋友“永远不要让你的左手知道你的右手在干什么”。他不屑于做正式的书面记录,并且在他的智囊雷克斯福德•G•塔格韦尔(Rexford G. Tugwell)看来,“是故意给未来打算仔细研究他的学者设下重重障碍。他给自己的思考蒙上厚厚的面纱”。因此,分析他便有了研究古典文献的味道,就是说,历史学家需要用无数碎片拼凑出一个他的完整图案。
不过,浮出水面的大部分画面是连贯的和有目的的,而非摇摆不定和保守的。如果贝塞斯达海军医院(Bethesda Naval Hospital)的医生能够对罗斯福的政治基因组进行排序,他们一定会发现实用主义的基因。他“倾听树叶发出的任何飒飒声,”一位精明的观察家写道,“然后用无止境的小心和敏锐来确定自己的立场。”他的步子小心翼翼,对公众舆论高度关注。他有时出现怠惰,在外人看来是陷入瘫痪状态。他无休止的变化无常,但是,在这一切的背后,可以分辨出清晰和不屈不挠的目标。用他自己的比喻来说,富兰克林•罗斯福就像掌控他心爱的帆船那样掌控这个国家,为获得有利地位变幻航向抢占风头,最终将帆船带回目的地港口。
这不是说罗斯福的执政方式是有条不紊和优美得体的。他实行的是高度个性化的执政方式,哲学家和战时的外交官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写道,“使那些严肃的和负责的官员抓狂,因为他们更适应节奏缓慢,注重常态的行政模式。”他拆分了指挥权限,抛弃了繁文琐节,建立了彼此相交的行政机构。通常,他会把一个任务分批给多人。对他的侍臣来说,富兰克林•罗斯福是背信弃义的君主,没有谁能够得到他的专宠和欢心。结果,他的执政很难拥有团队精神。但是,他的执政怪异蕴含了一种巧妙方法。通过广纳英才,他避免了被一个“党派”所控制。通过挑动其助手内讧,他分辨出了其论点的优劣。通过扩散权威,他保持了控制。
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工作与家庭生活极为相似。亚瑟•M•施莱辛格发现,“与紊乱共存是他的生活模式”。从他娶远房表妹埃莉诺(Eleanor)为妻,到他可畏的母亲萨拉(Sara)因不愿失去儿子的不快,罗斯福都“一直生活在难以化解的矛盾的家庭中,而他也从来没有考虑如何划定母亲和妻子之间的行为界线”。
划定界线不是罗斯福的风格。在外交政策上,他对国务院的不信任强化了这一倾向。他相信,这些职业外交官大多是共和党人,对干预欧洲的冲突颇为勉强,因此与他的政策并不合拍。他的密友也感同身受,内政部长哈罗德•L•伊克斯(Harold L. Ickes)认为,国务院的观念是“非民主的”并且“充满了法西斯主义”。 哈里•霍普金斯痛骂外交官们是“追逐女人混迹在社交圈的人,同性恋白面小生。此外,还是孤立主义者”。在日本袭击珍珠港后不久,富兰克林•罗斯福曾嘲讽国务院在战争中希望保持中立,他倒要看看国务院如何将这份中立保持下去。
除了思想意识上的疑虑,富兰克林•罗斯福还发现国务院是实现他目标的一个低劣工具。“你必须要让这些职业外交官在思维上、政策上和行动上有所变化,你才能够清楚问题之所在。”他对一个来访客人说。在他逝世当天,他在审看一封需他签字的信时笑了,“典型的国务院公文:空洞无物”。他感到国务院的人大多数是“废物”。他对国务院的通信渠道安全根本不放心,因此,在和外国领导人通讯时是通过海军渠道进行的。最重要的是,富兰克林•罗斯福与公众的想法同样,即外交官都是些缺乏阳刚之气的花花公子:“刻板的小伙子”。对外交官的蔑视还包括白宫的其他称呼如“老处女”和“自命不凡的呆子”。
富兰克林•罗斯福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对国务院进行改革,而是使其边缘化。他吩咐关键位置的大使通过私人信件与他保持联系。只要可能,他都会培育与皇室领导人或其他外国领导人的友情。例如,1939年6月,他很高兴地在海德公园的家中款待英国国王乔治六世和伊丽莎白女王,共并度周末。他的意图是增强美国人民对英国的同情,为英国撑腰。“罗斯福以好莱坞导演般的关照和热情开始了对他们的接待。”历史学家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James MacGregor Burns)写道。他有意像家庭老朋友那样对待皇家夫妇,亲自用他的福特汽车(经过改装后全部手控)载他们去他的私人休养处山顶小屋,用野炊款待他们用午餐,食物包括热狗、烘豆、草莓蛋糕。特别让他妈妈不快的是他在晚餐前给国王和王后陛下上鸡尾酒。当富兰克林•罗斯福到海德公园火车站为客人送行时,观众高唱“友谊地久天长”、“祝大家好运”,总统高呼,“全世界好运!”【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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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富兰克林•罗斯福可以说是这样一个领袖,他讨厌毫无个性的官僚机构,不信任他的外交部,渴求各种信息,喜爱个人外交。如果这些因素还不足以让他倾向于使用个人特使,那么,还有一个因素:1921年他患上小儿麻痹症,导致他腰部以下瘫痪,迫使他在政治成功和日常生活上都依赖家庭、朋友和助手。在这场悲惨的灾难发生后的10年中,富兰克林•罗斯福曾努力地试图重新站立行走,但失败了,依靠妻子埃莉诺和助手路易斯•豪的帮助让他的名字得以继续留在公众的视野。
在他返回政治生活后,他继续鼓励妻子扮演使者和调查员的角色。作为纽约州州长,富兰克林•罗斯福每年夏天都会和妻子埃莉诺一道外出,视察医院、监狱和精神病院。埃莉诺回忆说,就是在这些视察过程中,“她接受了作为记者的最佳训练”。当这些单位的领导坐在车里向州长汇报时,埃莉诺就代表其丈夫进行实地考察。当她汇报说这些地方没有出现拥挤不堪的状况时,“他会对她的外行话开怀大笑”,“傻瓜,你怎么不去看看是否有床藏在壁橱里和门背后了?”一次,他问她看见病人吃的是些什么,她把菜单上的食谱告诉给他。“你得亲眼看看灶上的锅中都有什么?”富兰克林•罗斯福告诫说。
埃莉诺此后从没忘记看看灶上的锅里是什么。在白宫岁月里,罗斯福曾让她去调查了阿巴拉契亚的贫困和波多黎各的劳工状况,在二战期间,她出访了英国、南太平洋和加勒比地区。埃莉诺代表她丈夫,让那些永远没有机会见到他丈夫的人们见到了她。从她的报告以及其他密友的报告中,富兰克林•罗斯福获得了所需的信息,并据此判断公众情绪。她作为自由主义代言人的形象也满足了这一政治目的,即让罗斯福能够牢牢控制其左翼支持者,即使他已经向中间偏离。如果保守派抱怨,他就说她只代表她自己。“你们知道我的老婆,”他会耸耸肩咧嘴笑着说,“她说的又不是我口述的。”
如果说,私人特使是罗斯福国内政治工具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那么,在他的外交事务中,他们发挥了更显著的作用。罗斯福喜好私人外交,但是,国际旅行的风险,捉摸不定的安保,国际电话糟糕的通讯质量,这些都限制了他的选择,使他转向寻找另外的渠道。他特别对伍德罗•威尔逊总统(Woodrow Wilson)任命爱德华•M•豪斯上校(Edward M. House)出任无任所大使(巡回大使)的做法感兴趣(罗斯福曾在威尔逊总统任期担任海军部副部长,并在他自己担任总统期间,把威尔逊总统的画像挂在内阁会议室)。富兰克林•罗斯福一直与豪斯保持通信往来,直到后者于1938年去世。他多次表示,希望豪斯上校能够代表他出任特使。1934年春,罗斯福写道,“我多么盼望你能够去(欧洲)一趟,替我了解那里的真实情况!”一年后,他表达了同样的愿望:“我真诚地希望,有人能够完成你在战前在欧洲完成的杰出使命,但不辱使命的人只有你知我知。”
年迈的豪斯无法帮助他实现其理想,但这并不能阻挡罗斯福放弃个人特使的想法。从美利坚合众国最初的岁月开始,总统便委派个人执行超出传统渠道的外交使命。但没有比富兰克林•罗斯福更热心于特使外交的总统了,他的特使班底包括朋友、盟友、助手,乃至曾经的政治对手,其中的人大多缺乏外交经验。他将他们派往四面八方:欧洲、苏联、中东、中国、印度和拉丁美洲。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将这些外行的外交官称作是“未加工的原材料”,并相信他们只会“制造混乱”。但总统对此毫不妥协,他甚至将私人特使这种做法从外交界扩展到宗教界,向梵蒂冈委派了他的私人代表,并尝试向希腊东正教和“穆罕默德的世界”委派特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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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罗斯福对特使的运用在1939到1941年间达到高潮,在此期间,欧洲战争演变为世界大战。随着富兰克林•罗斯福一步步把美国引入了战争,5位普通的人,包括职业外交官、共和党律师、解决政治问题的高手、前总统候选人、商界大亨,成为了他的政策的灵感来源和实施工具。

有意思,感兴趣
从书摘来看翻译的较为生硬。另外封上的现代航母感觉和内容不搭,那一时期相关的历史照片应该不少,用历史照片会好很多
冲这封面真不会买的。
封面太雷了
不感兴趣。。。。
封面确实关公战秦琼。回头把爸妈家的《新民晚报》翻出来看看连载,要是好的话就买一本。
要是好的话就买一本
才写到珍珠港估计没啥看头,继续写到雅尔塔会议就可以是罗斯福ZF后期外交工作及战略政策白皮书了,更有看头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