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中国精英们当“二鬼子”的机会是义和团用鲜血和生命换来 ...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5 17:06:16
作者：老田
常常见到中国的精英们抱怨谁谁谁是义和团，说这些个愚民表现不好，影响了他们在洋大人跟前的地位，担心因此被洋大人瞧不起。
老实说，我对中国的精英们犯这样的错误很是痛心，这不，那些个“一夜美国人”和那些认为“友邦惊诧就必须改革”的大腕们，他们在义和团问题上就完全分不清什么是负担和拖累，什么是资源。我怕中国的精英们下次还要吃亏，不知道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方向所在，所以就写这篇文章来提点一下他们。
由于义和团的暴烈反抗，使得洋人们觉得自己亲自控制中国庞大人口的成本太高，风险也很是不小，因此就想着中国的精英们还有利用价值。我们都知道一句话是“老百姓怕官、官怕洋大人、洋人怕老百姓”，这样一个简单的循环中间，就蕴涵着中国精英与洋大人的交易空间，洋人控制老百姓的成本与中国精英们控制老百姓的成本之间的落差，就是中国精英们可以指望的利益空间。义和团的反抗越激烈，洋大人感受到的风险和成本越高，给中国精英们的利益空间就越大，精英们就越发多了与洋大人交易的筹码。
综观整个近代世界历史，本来英国早期的对外扩张，至少是直到控制印度为止，都是选择以自己直接控制为主，从而在特定地区和市场上通过“非市场手段”去直接排除竞争者的威胁，独占剩余提取机会和资源开发空间，这样一种直接政治军事控制方式，就是旧殖民主义时代的典型特征。英国到中国来的时候，就基本上放弃了旧殖民主义的直接控制手段，改而采取攫取势力范围为主，因此中国的精英们还有些当官做老爷的机会。
直接控制手段在中国遭遇到的高成本和风险，就是义和团的暴烈反抗而设定的结果，实际上也是世界实现旧殖民主义向新殖民主义转换的制度创新的全部契机。这个制度创新的光荣，除了要感谢义和团的尸骨和鲜血之外，还要归功于美国的精英们。在20世纪初起的时候，美国的工业企业规模和竞争实力都已经是世界第一，美国虽然也有机会通过武力夺去英国的殖民地，以旧殖民主义方式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但是由于义和团的鲜血和尸骨的贡献，美国看到了直接依托强大的工业竞争力，通过改变旧殖民主义的排斥方式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机会。为了实现美国利益的最大化，美国以总统威尔逊的名义去进行外交理论创新，搞什么国际关系学的理想学派，其实是为了新理论得到人们更多的重视和更快的传播开来，这就跟毛泽东以国家主席之尊还经常领衔发表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国侵略柬埔寨的声明一样，大官出来说话都是为了加强宣传效果。
除了在理论上提出所谓的理想学派之外，美国还在一战之后的巴黎和会前公开提出十四点计划，在外交实践中间美国总是拼命反对秘密外交和划分势力范围的旧殖民主义惯常方式，不再采用直接控制势力范围并排斥竞争者的方式进行，希望把殖民地地区的资源分配规则进行更改，而要求改用根据市场竞争规则来决定资源流动份额，这样美国就可以依据工业竞争力攫取最大份额的好处。美国总是宣称要尊重主权完整，竭力推行门户开放和利益均沾政策，反对旧殖民主义的直接控制和排斥竞争，目的都是依托美国的工业竞争力去攫取最大份额的好处。
由于列强们在中国遭遇义和团的阻击，因此列强们都看到了直接控制中国的风险和成本很高，结果就增加了美国交易资本，想要借此去促进旧殖民主义向新殖民主义的制度转换，这集中表现在1921－1922年的华盛顿公约谈判过程中间。日本由于工业竞争力不行，无法在新殖民主义制度里面捞到多少好处，因此就拼命修改资源分配和流动规则，英法的态度与美国相反，特别是英国的态度与日本最接近，德国与美国的实际立场最接近。中国的一些著名的精英们，都是希望接受新殖民主义的控制模式，这样至少还保持着官僚精英群体的面子，保证当官做老爷的职位，好在中国老百姓跟前作威作福，所以顾维钧、王宠惠等人，就拼命配合美国的精英们，在华盛顿公约谈判期间搞新殖民主义制度创新。
重大资源分配份额的调整，最终是无法在谈判桌上完成的，这就是为什么顾维钧们在美国的努力没有效果的原因。规则的变换意味着全球资源分配份额的重大变化，这是需要在战场上分出胜负，直到失败的一方失去了反抗和讨价还价的能力，新的规则才得以确立的。对于这一点，美国素所深知，也从来不像中国精英们那样抱有幻想，旧殖民主义到新殖民主义的制度转换，最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完成的。大战的双方并非是所谓法西斯国家与民主国家的较量，而是新殖民主义的拥护者与反对者的较量，最终是要决定殖民地资源和剩余提取与分配依据什么规则来进行，在特定规则与国家工业竞争力相适应的情况下，再决定全球资源分配份额。在这个意义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次重大的制度创新，也只能是在“战争是流血的政治”中间，去改变全球资源流动规则和分配份额。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是美国的胜利，意味着中国社会剩余的提取，从此要按照市场规则进行，原来流入日本的资源现在要转而流入美国，如此而已；因此二战的胜利，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无关，只有共产党革命的胜利，才是中国人民的胜利，毛泽东坚持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战略，就是阿明竭力倡导的“脱钩发展”，中国的资源和社会剩余从此不再按照列强的需要流出国界，而是要按照中国人民的安全和福利需要来运用。
由于各国工业竞争力的不同，因此各国的追求就很不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战场上，是日本希图确立旧殖民主义秩序，排斥新殖民主义秩序，在自身工业竞争力不足的情况下，保证自己得到最大份额的资源和提取亚洲国家的剩余；在欧洲则反过来，是追求新殖民主义制度的德国，要以武力打破旧殖民主义帝国的桎梏。
同时希特勒德国战争及其，还要承担另外一重战略使命，就是要以战争手段毁灭欧洲的工业竞争力，以保证战后的新殖民主义世界秩序中间，美国拥有无可置疑的主导地位，保证美国在新殖民主义秩序下实现利益最大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去回顾美国反对法国出兵莱茵，从而在政治上帮助希特勒渡过重大危机；同时在经济上还通过扶持希特勒德国的道斯威计划，帮助德国战争工业的扩张。希特勒手上的杀人刀如果不够快，显然就无法实现美国的理想。
虽然二战的战线不那么特别壁垒分明，战争阵营与各国的世界秩序追求完全一致，但是形势比人强。而战争需要的效果则决不含糊，如果日本和英国不失去反抗能力，新殖民主义制度和世界秩序就肯定无法确立。如果英国和法国不在战争中间充分被削弱，美国在战后的优势就不会那么明显，新殖民主义世界秩序的确立也就不一定那么一帆风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间，最终打垮日本是中国的牺牲和美国的钢铁的成就。打垮英国是希特勒德国的功劳，而打垮德国的主要成绩属于苏联，最大的得利者就是那个产生理想主义学派的美国。孙子曰“以有虞备不虞者胜”，信夫！
新殖民主义制度设计的提出，就是中国义和团们的反抗带来的成本和风险感受，新殖民主义制度建设的完成，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中国的精英们还被洋大人需要，还能够当官做老爷，其依据在于中国精英们可以帮助实现低成本控制中国，保证中国的剩余和资源顺利流向列强。没有义和团，洋大人不见得肯把在中国榨取的剩余，留下一部分给中国精英们享受了，说不定要安排中国精英们下煤矿去了。
所以，中国的老百姓有权利说义和团不高明，可以抱怨他们盲目排外和牺牲得没有价值，但是中国精英们就不能人云亦云，要知道这可是你们的宝贵资源，如果中国没有了义和团奋不顾身的牺牲，洋大人就肯定早就不再需要你们了，在这个关键问题上，万万不可粗心大意。作者：老田
常常见到中国的精英们抱怨谁谁谁是义和团，说这些个愚民表现不好，影响了他们在洋大人跟前的地位，担心因此被洋大人瞧不起。
老实说，我对中国的精英们犯这样的错误很是痛心，这不，那些个“一夜美国人”和那些认为“友邦惊诧就必须改革”的大腕们，他们在义和团问题上就完全分不清什么是负担和拖累，什么是资源。我怕中国的精英们下次还要吃亏，不知道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方向所在，所以就写这篇文章来提点一下他们。
由于义和团的暴烈反抗，使得洋人们觉得自己亲自控制中国庞大人口的成本太高，风险也很是不小，因此就想着中国的精英们还有利用价值。我们都知道一句话是“老百姓怕官、官怕洋大人、洋人怕老百姓”，这样一个简单的循环中间，就蕴涵着中国精英与洋大人的交易空间，洋人控制老百姓的成本与中国精英们控制老百姓的成本之间的落差，就是中国精英们可以指望的利益空间。义和团的反抗越激烈，洋大人感受到的风险和成本越高，给中国精英们的利益空间就越大，精英们就越发多了与洋大人交易的筹码。
综观整个近代世界历史，本来英国早期的对外扩张，至少是直到控制印度为止，都是选择以自己直接控制为主，从而在特定地区和市场上通过“非市场手段”去直接排除竞争者的威胁，独占剩余提取机会和资源开发空间，这样一种直接政治军事控制方式，就是旧殖民主义时代的典型特征。英国到中国来的时候，就基本上放弃了旧殖民主义的直接控制手段，改而采取攫取势力范围为主，因此中国的精英们还有些当官做老爷的机会。
直接控制手段在中国遭遇到的高成本和风险，就是义和团的暴烈反抗而设定的结果，实际上也是世界实现旧殖民主义向新殖民主义转换的制度创新的全部契机。这个制度创新的光荣，除了要感谢义和团的尸骨和鲜血之外，还要归功于美国的精英们。在20世纪初起的时候，美国的工业企业规模和竞争实力都已经是世界第一，美国虽然也有机会通过武力夺去英国的殖民地，以旧殖民主义方式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但是由于义和团的鲜血和尸骨的贡献，美国看到了直接依托强大的工业竞争力，通过改变旧殖民主义的排斥方式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机会。为了实现美国利益的最大化，美国以总统威尔逊的名义去进行外交理论创新，搞什么国际关系学的理想学派，其实是为了新理论得到人们更多的重视和更快的传播开来，这就跟毛泽东以国家主席之尊还经常领衔发表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国侵略柬埔寨的声明一样，大官出来说话都是为了加强宣传效果。
除了在理论上提出所谓的理想学派之外，美国还在一战之后的巴黎和会前公开提出十四点计划，在外交实践中间美国总是拼命反对秘密外交和划分势力范围的旧殖民主义惯常方式，不再采用直接控制势力范围并排斥竞争者的方式进行，希望把殖民地地区的资源分配规则进行更改，而要求改用根据市场竞争规则来决定资源流动份额，这样美国就可以依据工业竞争力攫取最大份额的好处。美国总是宣称要尊重主权完整，竭力推行门户开放和利益均沾政策，反对旧殖民主义的直接控制和排斥竞争，目的都是依托美国的工业竞争力去攫取最大份额的好处。
由于列强们在中国遭遇义和团的阻击，因此列强们都看到了直接控制中国的风险和成本很高，结果就增加了美国交易资本，想要借此去促进旧殖民主义向新殖民主义的制度转换，这集中表现在1921－1922年的华盛顿公约谈判过程中间。日本由于工业竞争力不行，无法在新殖民主义制度里面捞到多少好处，因此就拼命修改资源分配和流动规则，英法的态度与美国相反，特别是英国的态度与日本最接近，德国与美国的实际立场最接近。中国的一些著名的精英们，都是希望接受新殖民主义的控制模式，这样至少还保持着官僚精英群体的面子，保证当官做老爷的职位，好在中国老百姓跟前作威作福，所以顾维钧、王宠惠等人，就拼命配合美国的精英们，在华盛顿公约谈判期间搞新殖民主义制度创新。
重大资源分配份额的调整，最终是无法在谈判桌上完成的，这就是为什么顾维钧们在美国的努力没有效果的原因。规则的变换意味着全球资源分配份额的重大变化，这是需要在战场上分出胜负，直到失败的一方失去了反抗和讨价还价的能力，新的规则才得以确立的。对于这一点，美国素所深知，也从来不像中国精英们那样抱有幻想，旧殖民主义到新殖民主义的制度转换，最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完成的。大战的双方并非是所谓法西斯国家与民主国家的较量，而是新殖民主义的拥护者与反对者的较量，最终是要决定殖民地资源和剩余提取与分配依据什么规则来进行，在特定规则与国家工业竞争力相适应的情况下，再决定全球资源分配份额。在这个意义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次重大的制度创新，也只能是在“战争是流血的政治”中间，去改变全球资源流动规则和分配份额。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是美国的胜利，意味着中国社会剩余的提取，从此要按照市场规则进行，原来流入日本的资源现在要转而流入美国，如此而已；因此二战的胜利，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无关，只有共产党革命的胜利，才是中国人民的胜利，毛泽东坚持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战略，就是阿明竭力倡导的“脱钩发展”，中国的资源和社会剩余从此不再按照列强的需要流出国界，而是要按照中国人民的安全和福利需要来运用。
由于各国工业竞争力的不同，因此各国的追求就很不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战场上，是日本希图确立旧殖民主义秩序，排斥新殖民主义秩序，在自身工业竞争力不足的情况下，保证自己得到最大份额的资源和提取亚洲国家的剩余；在欧洲则反过来，是追求新殖民主义制度的德国，要以武力打破旧殖民主义帝国的桎梏。
同时希特勒德国战争及其，还要承担另外一重战略使命，就是要以战争手段毁灭欧洲的工业竞争力，以保证战后的新殖民主义世界秩序中间，美国拥有无可置疑的主导地位，保证美国在新殖民主义秩序下实现利益最大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去回顾美国反对法国出兵莱茵，从而在政治上帮助希特勒渡过重大危机；同时在经济上还通过扶持希特勒德国的道斯威计划，帮助德国战争工业的扩张。希特勒手上的杀人刀如果不够快，显然就无法实现美国的理想。
虽然二战的战线不那么特别壁垒分明，战争阵营与各国的世界秩序追求完全一致，但是形势比人强。而战争需要的效果则决不含糊，如果日本和英国不失去反抗能力，新殖民主义制度和世界秩序就肯定无法确立。如果英国和法国不在战争中间充分被削弱，美国在战后的优势就不会那么明显，新殖民主义世界秩序的确立也就不一定那么一帆风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间，最终打垮日本是中国的牺牲和美国的钢铁的成就。打垮英国是希特勒德国的功劳，而打垮德国的主要成绩属于苏联，最大的得利者就是那个产生理想主义学派的美国。孙子曰“以有虞备不虞者胜”，信夫！
新殖民主义制度设计的提出，就是中国义和团们的反抗带来的成本和风险感受，新殖民主义制度建设的完成，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中国的精英们还被洋大人需要，还能够当官做老爷，其依据在于中国精英们可以帮助实现低成本控制中国，保证中国的剩余和资源顺利流向列强。没有义和团，洋大人不见得肯把在中国榨取的剩余，留下一部分给中国精英们享受了，说不定要安排中国精英们下煤矿去了。
所以，中国的老百姓有权利说义和团不高明，可以抱怨他们盲目排外和牺牲得没有价值，但是中国精英们就不能人云亦云，要知道这可是你们的宝贵资源，如果中国没有了义和团奋不顾身的牺牲，洋大人就肯定早就不再需要你们了，在这个关键问题上，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常常见到中国的精英们抱怨谁谁谁是义和团，说这些个愚民表现不好，影响了他们在洋大人跟前的地位，担心因此被洋大人瞧不起。
老实说，我对中国的精英们犯这样的错误很是痛心，这不，那些个“一夜美国人”和那些认为“友邦惊诧就必须改革”的大腕们，他们在义和团问题上就完全分不清什么是负担和拖累，什么是资源。我怕中国的精英们下次还要吃亏，不知道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方向所在，所以就写这篇文章来提点一下他们。
由于义和团的暴烈反抗，使得洋人们觉得自己亲自控制中国庞大人口的成本太高，风险也很是不小，因此就想着中国的精英们还有利用价值。我们都知道一句话是“老百姓怕官、官怕洋大人、洋人怕老百姓”，这样一个简单的循环中间，就蕴涵着中国精英与洋大人的交易空间，洋人控制老百姓的成本与中国精英们控制老百姓的成本之间的落差，就是中国精英们可以指望的利益空间。义和团的反抗越激烈，洋大人感受到的风险和成本越高，给中国精英们的利益空间就越大，精英们就越发多了与洋大人交易的筹码。
综观整个近代世界历史，本来英国早期的对外扩张，至少是直到控制印度为止，都是选择以自己直接控制为主，从而在特定地区和市场上通过“非市场手段”去直接排除竞争者的威胁，独占剩余提取机会和资源开发空间，这样一种直接政治军事控制方式，就是旧殖民主义时代的典型特征。英国到中国来的时候，就基本上放弃了旧殖民主义的直接控制手段，改而采取攫取势力范围为主，因此中国的精英们还有些当官做老爷的机会。
直接控制手段在中国遭遇到的高成本和风险，就是义和团的暴烈反抗而设定的结果，实际上也是世界实现旧殖民主义向新殖民主义转换的制度创新的全部契机。这个制度创新的光荣，除了要感谢义和团的尸骨和鲜血之外，还要归功于美国的精英们。在20世纪初起的时候，美国的工业企业规模和竞争实力都已经是世界第一，美国虽然也有机会通过武力夺去英国的殖民地，以旧殖民主义方式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但是由于义和团的鲜血和尸骨的贡献，美国看到了直接依托强大的工业竞争力，通过改变旧殖民主义的排斥方式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机会。为了实现美国利益的最大化，美国以总统威尔逊的名义去进行外交理论创新，搞什么国际关系学的理想学派，其实是为了新理论得到人们更多的重视和更快的传播开来，这就跟毛泽东以国家主席之尊还经常领衔发表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国侵略柬埔寨的声明一样，大官出来说话都是为了加强宣传效果。
除了在理论上提出所谓的理想学派之外，美国还在一战之后的巴黎和会前公开提出十四点计划，在外交实践中间美国总是拼命反对秘密外交和划分势力范围的旧殖民主义惯常方式，不再采用直接控制势力范围并排斥竞争者的方式进行，希望把殖民地地区的资源分配规则进行更改，而要求改用根据市场竞争规则来决定资源流动份额，这样美国就可以依据工业竞争力攫取最大份额的好处。美国总是宣称要尊重主权完整，竭力推行门户开放和利益均沾政策，反对旧殖民主义的直接控制和排斥竞争，目的都是依托美国的工业竞争力去攫取最大份额的好处。
由于列强们在中国遭遇义和团的阻击，因此列强们都看到了直接控制中国的风险和成本很高，结果就增加了美国交易资本，想要借此去促进旧殖民主义向新殖民主义的制度转换，这集中表现在1921－1922年的华盛顿公约谈判过程中间。日本由于工业竞争力不行，无法在新殖民主义制度里面捞到多少好处，因此就拼命修改资源分配和流动规则，英法的态度与美国相反，特别是英国的态度与日本最接近，德国与美国的实际立场最接近。中国的一些著名的精英们，都是希望接受新殖民主义的控制模式，这样至少还保持着官僚精英群体的面子，保证当官做老爷的职位，好在中国老百姓跟前作威作福，所以顾维钧、王宠惠等人，就拼命配合美国的精英们，在华盛顿公约谈判期间搞新殖民主义制度创新。
重大资源分配份额的调整，最终是无法在谈判桌上完成的，这就是为什么顾维钧们在美国的努力没有效果的原因。规则的变换意味着全球资源分配份额的重大变化，这是需要在战场上分出胜负，直到失败的一方失去了反抗和讨价还价的能力，新的规则才得以确立的。对于这一点，美国素所深知，也从来不像中国精英们那样抱有幻想，旧殖民主义到新殖民主义的制度转换，最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完成的。大战的双方并非是所谓法西斯国家与民主国家的较量，而是新殖民主义的拥护者与反对者的较量，最终是要决定殖民地资源和剩余提取与分配依据什么规则来进行，在特定规则与国家工业竞争力相适应的情况下，再决定全球资源分配份额。在这个意义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次重大的制度创新，也只能是在“战争是流血的政治”中间，去改变全球资源流动规则和分配份额。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是美国的胜利，意味着中国社会剩余的提取，从此要按照市场规则进行，原来流入日本的资源现在要转而流入美国，如此而已；因此二战的胜利，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无关，只有共产党革命的胜利，才是中国人民的胜利，毛泽东坚持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战略，就是阿明竭力倡导的“脱钩发展”，中国的资源和社会剩余从此不再按照列强的需要流出国界，而是要按照中国人民的安全和福利需要来运用。
由于各国工业竞争力的不同，因此各国的追求就很不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战场上，是日本希图确立旧殖民主义秩序，排斥新殖民主义秩序，在自身工业竞争力不足的情况下，保证自己得到最大份额的资源和提取亚洲国家的剩余；在欧洲则反过来，是追求新殖民主义制度的德国，要以武力打破旧殖民主义帝国的桎梏。
同时希特勒德国战争及其，还要承担另外一重战略使命，就是要以战争手段毁灭欧洲的工业竞争力，以保证战后的新殖民主义世界秩序中间，美国拥有无可置疑的主导地位，保证美国在新殖民主义秩序下实现利益最大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去回顾美国反对法国出兵莱茵，从而在政治上帮助希特勒渡过重大危机；同时在经济上还通过扶持希特勒德国的道斯威计划，帮助德国战争工业的扩张。希特勒手上的杀人刀如果不够快，显然就无法实现美国的理想。
虽然二战的战线不那么特别壁垒分明，战争阵营与各国的世界秩序追求完全一致，但是形势比人强。而战争需要的效果则决不含糊，如果日本和英国不失去反抗能力，新殖民主义制度和世界秩序就肯定无法确立。如果英国和法国不在战争中间充分被削弱，美国在战后的优势就不会那么明显，新殖民主义世界秩序的确立也就不一定那么一帆风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间，最终打垮日本是中国的牺牲和美国的钢铁的成就。打垮英国是希特勒德国的功劳，而打垮德国的主要成绩属于苏联，最大的得利者就是那个产生理想主义学派的美国。孙子曰“以有虞备不虞者胜”，信夫！
新殖民主义制度设计的提出，就是中国义和团们的反抗带来的成本和风险感受，新殖民主义制度建设的完成，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中国的精英们还被洋大人需要，还能够当官做老爷，其依据在于中国精英们可以帮助实现低成本控制中国，保证中国的剩余和资源顺利流向列强。没有义和团，洋大人不见得肯把在中国榨取的剩余，留下一部分给中国精英们享受了，说不定要安排中国精英们下煤矿去了。
所以，中国的老百姓有权利说义和团不高明，可以抱怨他们盲目排外和牺牲得没有价值，但是中国精英们就不能人云亦云，要知道这可是你们的宝贵资源，如果中国没有了义和团奋不顾身的牺牲，洋大人就肯定早就不再需要你们了，在这个关键问题上，万万不可粗心大意。作者：老田
常常见到中国的精英们抱怨谁谁谁是义和团，说这些个愚民表现不好，影响了他们在洋大人跟前的地位，担心因此被洋大人瞧不起。
老实说，我对中国的精英们犯这样的错误很是痛心，这不，那些个“一夜美国人”和那些认为“友邦惊诧就必须改革”的大腕们，他们在义和团问题上就完全分不清什么是负担和拖累，什么是资源。我怕中国的精英们下次还要吃亏，不知道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方向所在，所以就写这篇文章来提点一下他们。
由于义和团的暴烈反抗，使得洋人们觉得自己亲自控制中国庞大人口的成本太高，风险也很是不小，因此就想着中国的精英们还有利用价值。我们都知道一句话是“老百姓怕官、官怕洋大人、洋人怕老百姓”，这样一个简单的循环中间，就蕴涵着中国精英与洋大人的交易空间，洋人控制老百姓的成本与中国精英们控制老百姓的成本之间的落差，就是中国精英们可以指望的利益空间。义和团的反抗越激烈，洋大人感受到的风险和成本越高，给中国精英们的利益空间就越大，精英们就越发多了与洋大人交易的筹码。
综观整个近代世界历史，本来英国早期的对外扩张，至少是直到控制印度为止，都是选择以自己直接控制为主，从而在特定地区和市场上通过“非市场手段”去直接排除竞争者的威胁，独占剩余提取机会和资源开发空间，这样一种直接政治军事控制方式，就是旧殖民主义时代的典型特征。英国到中国来的时候，就基本上放弃了旧殖民主义的直接控制手段，改而采取攫取势力范围为主，因此中国的精英们还有些当官做老爷的机会。
直接控制手段在中国遭遇到的高成本和风险，就是义和团的暴烈反抗而设定的结果，实际上也是世界实现旧殖民主义向新殖民主义转换的制度创新的全部契机。这个制度创新的光荣，除了要感谢义和团的尸骨和鲜血之外，还要归功于美国的精英们。在20世纪初起的时候，美国的工业企业规模和竞争实力都已经是世界第一，美国虽然也有机会通过武力夺去英国的殖民地，以旧殖民主义方式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但是由于义和团的鲜血和尸骨的贡献，美国看到了直接依托强大的工业竞争力，通过改变旧殖民主义的排斥方式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机会。为了实现美国利益的最大化，美国以总统威尔逊的名义去进行外交理论创新，搞什么国际关系学的理想学派，其实是为了新理论得到人们更多的重视和更快的传播开来，这就跟毛泽东以国家主席之尊还经常领衔发表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国侵略柬埔寨的声明一样，大官出来说话都是为了加强宣传效果。
除了在理论上提出所谓的理想学派之外，美国还在一战之后的巴黎和会前公开提出十四点计划，在外交实践中间美国总是拼命反对秘密外交和划分势力范围的旧殖民主义惯常方式，不再采用直接控制势力范围并排斥竞争者的方式进行，希望把殖民地地区的资源分配规则进行更改，而要求改用根据市场竞争规则来决定资源流动份额，这样美国就可以依据工业竞争力攫取最大份额的好处。美国总是宣称要尊重主权完整，竭力推行门户开放和利益均沾政策，反对旧殖民主义的直接控制和排斥竞争，目的都是依托美国的工业竞争力去攫取最大份额的好处。
由于列强们在中国遭遇义和团的阻击，因此列强们都看到了直接控制中国的风险和成本很高，结果就增加了美国交易资本，想要借此去促进旧殖民主义向新殖民主义的制度转换，这集中表现在1921－1922年的华盛顿公约谈判过程中间。日本由于工业竞争力不行，无法在新殖民主义制度里面捞到多少好处，因此就拼命修改资源分配和流动规则，英法的态度与美国相反，特别是英国的态度与日本最接近，德国与美国的实际立场最接近。中国的一些著名的精英们，都是希望接受新殖民主义的控制模式，这样至少还保持着官僚精英群体的面子，保证当官做老爷的职位，好在中国老百姓跟前作威作福，所以顾维钧、王宠惠等人，就拼命配合美国的精英们，在华盛顿公约谈判期间搞新殖民主义制度创新。
重大资源分配份额的调整，最终是无法在谈判桌上完成的，这就是为什么顾维钧们在美国的努力没有效果的原因。规则的变换意味着全球资源分配份额的重大变化，这是需要在战场上分出胜负，直到失败的一方失去了反抗和讨价还价的能力，新的规则才得以确立的。对于这一点，美国素所深知，也从来不像中国精英们那样抱有幻想，旧殖民主义到新殖民主义的制度转换，最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完成的。大战的双方并非是所谓法西斯国家与民主国家的较量，而是新殖民主义的拥护者与反对者的较量，最终是要决定殖民地资源和剩余提取与分配依据什么规则来进行，在特定规则与国家工业竞争力相适应的情况下，再决定全球资源分配份额。在这个意义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次重大的制度创新，也只能是在“战争是流血的政治”中间，去改变全球资源流动规则和分配份额。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是美国的胜利，意味着中国社会剩余的提取，从此要按照市场规则进行，原来流入日本的资源现在要转而流入美国，如此而已；因此二战的胜利，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无关，只有共产党革命的胜利，才是中国人民的胜利，毛泽东坚持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战略，就是阿明竭力倡导的“脱钩发展”，中国的资源和社会剩余从此不再按照列强的需要流出国界，而是要按照中国人民的安全和福利需要来运用。
由于各国工业竞争力的不同，因此各国的追求就很不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战场上，是日本希图确立旧殖民主义秩序，排斥新殖民主义秩序，在自身工业竞争力不足的情况下，保证自己得到最大份额的资源和提取亚洲国家的剩余；在欧洲则反过来，是追求新殖民主义制度的德国，要以武力打破旧殖民主义帝国的桎梏。
同时希特勒德国战争及其，还要承担另外一重战略使命，就是要以战争手段毁灭欧洲的工业竞争力，以保证战后的新殖民主义世界秩序中间，美国拥有无可置疑的主导地位，保证美国在新殖民主义秩序下实现利益最大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去回顾美国反对法国出兵莱茵，从而在政治上帮助希特勒渡过重大危机；同时在经济上还通过扶持希特勒德国的道斯威计划，帮助德国战争工业的扩张。希特勒手上的杀人刀如果不够快，显然就无法实现美国的理想。
虽然二战的战线不那么特别壁垒分明，战争阵营与各国的世界秩序追求完全一致，但是形势比人强。而战争需要的效果则决不含糊，如果日本和英国不失去反抗能力，新殖民主义制度和世界秩序就肯定无法确立。如果英国和法国不在战争中间充分被削弱，美国在战后的优势就不会那么明显，新殖民主义世界秩序的确立也就不一定那么一帆风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间，最终打垮日本是中国的牺牲和美国的钢铁的成就。打垮英国是希特勒德国的功劳，而打垮德国的主要成绩属于苏联，最大的得利者就是那个产生理想主义学派的美国。孙子曰“以有虞备不虞者胜”，信夫！
新殖民主义制度设计的提出，就是中国义和团们的反抗带来的成本和风险感受，新殖民主义制度建设的完成，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中国的精英们还被洋大人需要，还能够当官做老爷，其依据在于中国精英们可以帮助实现低成本控制中国，保证中国的剩余和资源顺利流向列强。没有义和团，洋大人不见得肯把在中国榨取的剩余，留下一部分给中国精英们享受了，说不定要安排中国精英们下煤矿去了。
所以，中国的老百姓有权利说义和团不高明，可以抱怨他们盲目排外和牺牲得没有价值，但是中国精英们就不能人云亦云，要知道这可是你们的宝贵资源，如果中国没有了义和团奋不顾身的牺牲，洋大人就肯定早就不再需要你们了，在这个关键问题上，万万不可粗心大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