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做“政治公民”不如做“经济公民”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0 22:03:15
做“政治公民”不如做“经济公民”
高连奎
西方早就建立了公民社会，但是民众的利益并没用因此得到保护，最根本的原因是这些民众不拥有经济知识，总是被"经济打手"和"经济杀手"忽悠，因此笔者认为现代民众不仅要做政治公民，更要做懂得如何维护自身利益的"经济公民"。
1902年，梁启超在横滨创办《新民丛报》，用"中国之新民"的笔名连续发表政论文章，"新民说"由此产生。他在《释新民之义》中说：现在的人都知道在政治、学术、技艺方面取人长补我短，却不知道民德、民智、民力才是政治、学术、技艺的根本来源。
"新民"的概念，显然接受了近代欧洲启蒙主义思想，梁启超将打造新国民视为强国的首要任务，"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新民说影响巨大，新文化运动、鲁迅的"立人"思想等，都能从中找到渊源，而"改造国民性"的话题直到今天中国人还在谈。
一个话题可以谈上100年，国人之坚忍确非虚传。建立一个新型的民族国家成为"新民"的目的，梁启超曾用文学化的语言将这个全新的想象共同体描述为"少年中国"。在那个多变的时代，梁启超以一种现代人格以及披肝沥胆的真诚，将国家的命运和个人结合在一起。
梁启超和鲁迅的时代，主要是通过报纸或杂志对民众进行启蒙，但是反观中国现状，中国的报纸几乎全部"民粹化"，已经不能承担起启蒙的重任，当然也有少数混迹于一些都市报的三流写手，以公共知识分子自居，但明眼人都知道，这些人连知识分子都不够格，何谈公共知识分子了，而民众送给他们的"公共姿势分子"、"公共滋事分子"倒是恰如其分。
在当代媒体中，网络主要面对的是学生，报纸的阅读对象主要是市民，而只有出版界才是真正面对知识分子，因此一般认为中国启蒙的希望就在出版界。启蒙首先是知识界内部的一场思想更新运动，知识分子在哪来，启蒙的主战场就在哪来，开民智首先就是要"开知识分子的智"。
但知识分子也不是天生正确，一贯正确的，知识分子也需要进行思想更新。当年孙中山在自己的革命运动中就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知识阶级无知识"是最大的社会悲剧，"军阀背后都有学阀的支持"，如果知识分子自己都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就来指点江山，这是多么危险的事情啊！有些知识分子明明是自己已经落伍了，却在那里抱怨时代。
现代社会是经济社会，公民与其说是政治公民，不如说是经济公民，因为公民的每个政治选择都是对其自身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的选择，因为让公民都具备现代经济思想，也将是当代启蒙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点。
当代西方国家，公民因为不具备经济思想而导致的悲剧已经显现。当政客为自己的国民欠下了百年的债务的时候，而公民却茫然不知，当债务危机爆发时，等待他们只有被成倍提高的大学学费、被大幅推迟的退休年龄，已经亏空殆尽的养老金，破烂不堪的公共道路……
比如国债占GDP比例的警戒线为60%，因为只要超出这一比例，一个国家也就失去了偿本付息的能力，而西方国家都早已超过这一警戒线，日本国债总额已占GDP的229％，美国也已经超出100%，希腊债务/GDP比例也高达166。1%，几乎大部分发达国家都已经超出债务警戒线，而这些国家的财政其实已经破产，他们只能是借更多的债，以新债养旧债，已经很难实现周转。
如果他们要还清这些债务，则国家福利则要面临极大的削减，即使这样也要至少几十年，甚至是上百年的时间才能还清，而而这些钱都哪里去了呢，经济学家的谎言是：这是因为政府的高福利政策，但事实的真相是：这些钱早已经通过减税进入了富人的腰包，或是通过公共产品私有化进入了资本的口袋，通过穷兵黩武满足了政客的战争欲望，而真正进入国民福利的极少。
这就是典型的缺乏因为公民缺乏经济思想的恶果，他们看不穿政客的作秀，看不透经济打手或是经济杀手的谎言，西方的悲剧已经显露，而中国的部分学者们仍然在煽动民粹主义，比如鼓吹公共产品私有化，鼓吹减税，鼓出平分外汇储备等已在世界上证明是失败的东西，而且这些人的鼓吹，在中国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颇能迷惑人。
其实观察世界各国的经历，我们就会发现：秉承"经济良知"的学者的力量，要远远弱于"经济打手"，而"经济卫士"的力量也远远小于"经济杀手"，而民众更多的在其中充当着不知所从的看客角色。
如果中国人也不能清醒看待这一情况，就必然同西方国家的公民一样陷入"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的悲惨境地，而公民如果不具备经济学知识，也就不能辨别哪些是对自己有利的，哪些是对自己不利的，如果公民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那也就不是一个成熟的公民，这也就是笔者提出公民要具有强健的经济思想的必要之处。而这项工作还需要更多的、大量的、拥有社会良知的经济学者们一同参与进来，才能真正完成。
欢迎来我的新浪博客看看，有更多的精彩分析哦！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721961197_0_1.html
做“政治公民”不如做“经济公民”
高连奎
西方早就建立了公民社会，但是民众的利益并没用因此得到保护，最根本的原因是这些民众不拥有经济知识，总是被"经济打手"和"经济杀手"忽悠，因此笔者认为现代民众不仅要做政治公民，更要做懂得如何维护自身利益的"经济公民"。
1902年，梁启超在横滨创办《新民丛报》，用"中国之新民"的笔名连续发表政论文章，"新民说"由此产生。他在《释新民之义》中说：现在的人都知道在政治、学术、技艺方面取人长补我短，却不知道民德、民智、民力才是政治、学术、技艺的根本来源。
"新民"的概念，显然接受了近代欧洲启蒙主义思想，梁启超将打造新国民视为强国的首要任务，"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新民说影响巨大，新文化运动、鲁迅的"立人"思想等，都能从中找到渊源，而"改造国民性"的话题直到今天中国人还在谈。
一个话题可以谈上100年，国人之坚忍确非虚传。建立一个新型的民族国家成为"新民"的目的，梁启超曾用文学化的语言将这个全新的想象共同体描述为"少年中国"。在那个多变的时代，梁启超以一种现代人格以及披肝沥胆的真诚，将国家的命运和个人结合在一起。
梁启超和鲁迅的时代，主要是通过报纸或杂志对民众进行启蒙，但是反观中国现状，中国的报纸几乎全部"民粹化"，已经不能承担起启蒙的重任，当然也有少数混迹于一些都市报的三流写手，以公共知识分子自居，但明眼人都知道，这些人连知识分子都不够格，何谈公共知识分子了，而民众送给他们的"公共姿势分子"、"公共滋事分子"倒是恰如其分。
在当代媒体中，网络主要面对的是学生，报纸的阅读对象主要是市民，而只有出版界才是真正面对知识分子，因此一般认为中国启蒙的希望就在出版界。启蒙首先是知识界内部的一场思想更新运动，知识分子在哪来，启蒙的主战场就在哪来，开民智首先就是要"开知识分子的智"。
但知识分子也不是天生正确，一贯正确的，知识分子也需要进行思想更新。当年孙中山在自己的革命运动中就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知识阶级无知识"是最大的社会悲剧，"军阀背后都有学阀的支持"，如果知识分子自己都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就来指点江山，这是多么危险的事情啊！有些知识分子明明是自己已经落伍了，却在那里抱怨时代。
现代社会是经济社会，公民与其说是政治公民，不如说是经济公民，因为公民的每个政治选择都是对其自身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的选择，因为让公民都具备现代经济思想，也将是当代启蒙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点。
当代西方国家，公民因为不具备经济思想而导致的悲剧已经显现。当政客为自己的国民欠下了百年的债务的时候，而公民却茫然不知，当债务危机爆发时，等待他们只有被成倍提高的大学学费、被大幅推迟的退休年龄，已经亏空殆尽的养老金，破烂不堪的公共道路……
比如国债占GDP比例的警戒线为60%，因为只要超出这一比例，一个国家也就失去了偿本付息的能力，而西方国家都早已超过这一警戒线，日本国债总额已占GDP的229％，美国也已经超出100%，希腊债务/GDP比例也高达166。1%，几乎大部分发达国家都已经超出债务警戒线，而这些国家的财政其实已经破产，他们只能是借更多的债，以新债养旧债，已经很难实现周转。
如果他们要还清这些债务，则国家福利则要面临极大的削减，即使这样也要至少几十年，甚至是上百年的时间才能还清，而而这些钱都哪里去了呢，经济学家的谎言是：这是因为政府的高福利政策，但事实的真相是：这些钱早已经通过减税进入了富人的腰包，或是通过公共产品私有化进入了资本的口袋，通过穷兵黩武满足了政客的战争欲望，而真正进入国民福利的极少。
这就是典型的缺乏因为公民缺乏经济思想的恶果，他们看不穿政客的作秀，看不透经济打手或是经济杀手的谎言，西方的悲剧已经显露，而中国的部分学者们仍然在煽动民粹主义，比如鼓吹公共产品私有化，鼓吹减税，鼓出平分外汇储备等已在世界上证明是失败的东西，而且这些人的鼓吹，在中国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颇能迷惑人。
其实观察世界各国的经历，我们就会发现：秉承"经济良知"的学者的力量，要远远弱于"经济打手"，而"经济卫士"的力量也远远小于"经济杀手"，而民众更多的在其中充当着不知所从的看客角色。
如果中国人也不能清醒看待这一情况，就必然同西方国家的公民一样陷入"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的悲惨境地，而公民如果不具备经济学知识，也就不能辨别哪些是对自己有利的，哪些是对自己不利的，如果公民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那也就不是一个成熟的公民，这也就是笔者提出公民要具有强健的经济思想的必要之处。而这项工作还需要更多的、大量的、拥有社会良知的经济学者们一同参与进来，才能真正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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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连奎
西方早就建立了公民社会，但是民众的利益并没用因此得到保护，最根本的原因是这些民众不拥有经济知识，总是被"经济打手"和"经济杀手"忽悠，因此笔者认为现代民众不仅要做政治公民，更要做懂得如何维护自身利益的"经济公民"。
1902年，梁启超在横滨创办《新民丛报》，用"中国之新民"的笔名连续发表政论文章，"新民说"由此产生。他在《释新民之义》中说：现在的人都知道在政治、学术、技艺方面取人长补我短，却不知道民德、民智、民力才是政治、学术、技艺的根本来源。
"新民"的概念，显然接受了近代欧洲启蒙主义思想，梁启超将打造新国民视为强国的首要任务，"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新民说影响巨大，新文化运动、鲁迅的"立人"思想等，都能从中找到渊源，而"改造国民性"的话题直到今天中国人还在谈。
一个话题可以谈上100年，国人之坚忍确非虚传。建立一个新型的民族国家成为"新民"的目的，梁启超曾用文学化的语言将这个全新的想象共同体描述为"少年中国"。在那个多变的时代，梁启超以一种现代人格以及披肝沥胆的真诚，将国家的命运和个人结合在一起。
梁启超和鲁迅的时代，主要是通过报纸或杂志对民众进行启蒙，但是反观中国现状，中国的报纸几乎全部"民粹化"，已经不能承担起启蒙的重任，当然也有少数混迹于一些都市报的三流写手，以公共知识分子自居，但明眼人都知道，这些人连知识分子都不够格，何谈公共知识分子了，而民众送给他们的"公共姿势分子"、"公共滋事分子"倒是恰如其分。
在当代媒体中，网络主要面对的是学生，报纸的阅读对象主要是市民，而只有出版界才是真正面对知识分子，因此一般认为中国启蒙的希望就在出版界。启蒙首先是知识界内部的一场思想更新运动，知识分子在哪来，启蒙的主战场就在哪来，开民智首先就是要"开知识分子的智"。
但知识分子也不是天生正确，一贯正确的，知识分子也需要进行思想更新。当年孙中山在自己的革命运动中就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知识阶级无知识"是最大的社会悲剧，"军阀背后都有学阀的支持"，如果知识分子自己都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就来指点江山，这是多么危险的事情啊！有些知识分子明明是自己已经落伍了，却在那里抱怨时代。
现代社会是经济社会，公民与其说是政治公民，不如说是经济公民，因为公民的每个政治选择都是对其自身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的选择，因为让公民都具备现代经济思想，也将是当代启蒙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点。
当代西方国家，公民因为不具备经济思想而导致的悲剧已经显现。当政客为自己的国民欠下了百年的债务的时候，而公民却茫然不知，当债务危机爆发时，等待他们只有被成倍提高的大学学费、被大幅推迟的退休年龄，已经亏空殆尽的养老金，破烂不堪的公共道路……
比如国债占GDP比例的警戒线为60%，因为只要超出这一比例，一个国家也就失去了偿本付息的能力，而西方国家都早已超过这一警戒线，日本国债总额已占GDP的229％，美国也已经超出100%，希腊债务/GDP比例也高达166。1%，几乎大部分发达国家都已经超出债务警戒线，而这些国家的财政其实已经破产，他们只能是借更多的债，以新债养旧债，已经很难实现周转。
如果他们要还清这些债务，则国家福利则要面临极大的削减，即使这样也要至少几十年，甚至是上百年的时间才能还清，而而这些钱都哪里去了呢，经济学家的谎言是：这是因为政府的高福利政策，但事实的真相是：这些钱早已经通过减税进入了富人的腰包，或是通过公共产品私有化进入了资本的口袋，通过穷兵黩武满足了政客的战争欲望，而真正进入国民福利的极少。
这就是典型的缺乏因为公民缺乏经济思想的恶果，他们看不穿政客的作秀，看不透经济打手或是经济杀手的谎言，西方的悲剧已经显露，而中国的部分学者们仍然在煽动民粹主义，比如鼓吹公共产品私有化，鼓吹减税，鼓出平分外汇储备等已在世界上证明是失败的东西，而且这些人的鼓吹，在中国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颇能迷惑人。
其实观察世界各国的经历，我们就会发现：秉承"经济良知"的学者的力量，要远远弱于"经济打手"，而"经济卫士"的力量也远远小于"经济杀手"，而民众更多的在其中充当着不知所从的看客角色。
如果中国人也不能清醒看待这一情况，就必然同西方国家的公民一样陷入"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的悲惨境地，而公民如果不具备经济学知识，也就不能辨别哪些是对自己有利的，哪些是对自己不利的，如果公民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那也就不是一个成熟的公民，这也就是笔者提出公民要具有强健的经济思想的必要之处。而这项工作还需要更多的、大量的、拥有社会良知的经济学者们一同参与进来，才能真正完成。
欢迎来我的新浪博客看看，有更多的精彩分析哦！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721961197_0_1.html
做“政治公民”不如做“经济公民”
高连奎
西方早就建立了公民社会，但是民众的利益并没用因此得到保护，最根本的原因是这些民众不拥有经济知识，总是被"经济打手"和"经济杀手"忽悠，因此笔者认为现代民众不仅要做政治公民，更要做懂得如何维护自身利益的"经济公民"。
1902年，梁启超在横滨创办《新民丛报》，用"中国之新民"的笔名连续发表政论文章，"新民说"由此产生。他在《释新民之义》中说：现在的人都知道在政治、学术、技艺方面取人长补我短，却不知道民德、民智、民力才是政治、学术、技艺的根本来源。
"新民"的概念，显然接受了近代欧洲启蒙主义思想，梁启超将打造新国民视为强国的首要任务，"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新民说影响巨大，新文化运动、鲁迅的"立人"思想等，都能从中找到渊源，而"改造国民性"的话题直到今天中国人还在谈。
一个话题可以谈上100年，国人之坚忍确非虚传。建立一个新型的民族国家成为"新民"的目的，梁启超曾用文学化的语言将这个全新的想象共同体描述为"少年中国"。在那个多变的时代，梁启超以一种现代人格以及披肝沥胆的真诚，将国家的命运和个人结合在一起。
梁启超和鲁迅的时代，主要是通过报纸或杂志对民众进行启蒙，但是反观中国现状，中国的报纸几乎全部"民粹化"，已经不能承担起启蒙的重任，当然也有少数混迹于一些都市报的三流写手，以公共知识分子自居，但明眼人都知道，这些人连知识分子都不够格，何谈公共知识分子了，而民众送给他们的"公共姿势分子"、"公共滋事分子"倒是恰如其分。
在当代媒体中，网络主要面对的是学生，报纸的阅读对象主要是市民，而只有出版界才是真正面对知识分子，因此一般认为中国启蒙的希望就在出版界。启蒙首先是知识界内部的一场思想更新运动，知识分子在哪来，启蒙的主战场就在哪来，开民智首先就是要"开知识分子的智"。
但知识分子也不是天生正确，一贯正确的，知识分子也需要进行思想更新。当年孙中山在自己的革命运动中就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知识阶级无知识"是最大的社会悲剧，"军阀背后都有学阀的支持"，如果知识分子自己都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就来指点江山，这是多么危险的事情啊！有些知识分子明明是自己已经落伍了，却在那里抱怨时代。
现代社会是经济社会，公民与其说是政治公民，不如说是经济公民，因为公民的每个政治选择都是对其自身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的选择，因为让公民都具备现代经济思想，也将是当代启蒙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点。
当代西方国家，公民因为不具备经济思想而导致的悲剧已经显现。当政客为自己的国民欠下了百年的债务的时候，而公民却茫然不知，当债务危机爆发时，等待他们只有被成倍提高的大学学费、被大幅推迟的退休年龄，已经亏空殆尽的养老金，破烂不堪的公共道路……
比如国债占GDP比例的警戒线为60%，因为只要超出这一比例，一个国家也就失去了偿本付息的能力，而西方国家都早已超过这一警戒线，日本国债总额已占GDP的229％，美国也已经超出100%，希腊债务/GDP比例也高达166。1%，几乎大部分发达国家都已经超出债务警戒线，而这些国家的财政其实已经破产，他们只能是借更多的债，以新债养旧债，已经很难实现周转。
如果他们要还清这些债务，则国家福利则要面临极大的削减，即使这样也要至少几十年，甚至是上百年的时间才能还清，而而这些钱都哪里去了呢，经济学家的谎言是：这是因为政府的高福利政策，但事实的真相是：这些钱早已经通过减税进入了富人的腰包，或是通过公共产品私有化进入了资本的口袋，通过穷兵黩武满足了政客的战争欲望，而真正进入国民福利的极少。
这就是典型的缺乏因为公民缺乏经济思想的恶果，他们看不穿政客的作秀，看不透经济打手或是经济杀手的谎言，西方的悲剧已经显露，而中国的部分学者们仍然在煽动民粹主义，比如鼓吹公共产品私有化，鼓吹减税，鼓出平分外汇储备等已在世界上证明是失败的东西，而且这些人的鼓吹，在中国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颇能迷惑人。
其实观察世界各国的经历，我们就会发现：秉承"经济良知"的学者的力量，要远远弱于"经济打手"，而"经济卫士"的力量也远远小于"经济杀手"，而民众更多的在其中充当着不知所从的看客角色。
如果中国人也不能清醒看待这一情况，就必然同西方国家的公民一样陷入"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的悲惨境地，而公民如果不具备经济学知识，也就不能辨别哪些是对自己有利的，哪些是对自己不利的，如果公民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那也就不是一个成熟的公民，这也就是笔者提出公民要具有强健的经济思想的必要之处。而这项工作还需要更多的、大量的、拥有社会良知的经济学者们一同参与进来，才能真正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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