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好文,希望大家都读下:乔良---中国今天有必要来一 ...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3/29 10:03:41
这篇文章很长,但是推荐大家认真读下,http://blog.sina.com.cn/qiaoliang99
核心提示:现在我们喜欢谈顶层设计,但谈的都是机构的顶层设计、模式的顶层设计,而真正应该重新开始的,是主流思想和主流价值观的顶层设计。中国必须重新确立自己的价值观,让全体人民都能服膺它,都能认同它。这方面,必须迈开第一步,就像潘维讲的,先好好开几个座谈会,在思想界好好地进行一场大辩论,明辨是非之后才能完成这个顶层设计。这绝对不是主管部门的几个官员或者某个院校的几个专家就能够设计出来的,必须集中全民的智慧。
先讲一件事。前两天在网上看到一则消息,是从《军报》转载的。《军报》原文是报道我军潜水艇上一名士官,技术超强,几次在潜艇出现故障的情况下,他成功排障,使潜艇得以顺利运行。这样一篇完全正面的报道,到了网上成了什么呢?题目被网编改为:《我军潜水艇事故频发,风险极大》。同一篇文章,变了个题目,就完全变味了。
为什么会这样?我想,首先是网编的立场肯定有问题。他已经不会站在客观的角度处理新闻稿了。这在今天的网媒及从业人员中已不是孤立现象,现在不少媒体人选择的立场是,只要是官方宣传的,我都要站在你的对立面。所以,如果不能改写这篇文章,那就改标题。究其原因,除了立场问题,还有就是商业考虑。要吸引眼球。如果是宣传英模人物的报道可能就没人看了;说我军潜水艇事故频发,看的人就多,就增加了点击率。这里面有各种原因,有政治立场问题,也有追求点击率、追求经济效益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当然会伤害新闻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甚至会误导舆情。
如何应对媒体的方向迷失和道德水准下降?
今天,国内媒体的方向迷失和道德水准下降已经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与国际上特别是西方媒体的方向迷失和道德水准下降的趋势是一致的。如果说国内媒体基本上是整体迷失,这话可能过了。但不少媒体的确在方向上出现了迷失,这当然也就会造成对大众的导向迷失。看看国内那些稍微有点特色的媒体,几乎都是以立场见特色。这立场就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都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都反对。这一立场定位好像是非分明,实际上是让立场决定了是非。这样也就没有了是非观,或者说,屁股决定脑袋。结果,无论是哪种观点,首先被立场左右。就失去了正确判断问题的标准,这是今天许多媒体的通病。
再有,媒体的道德水准在经济效益的压力下直线下降,完全失去了职业自律。当然道德水准下降和缺乏自律不完全是媒体的问题,和政府主导也有很大关系。把一个媒体又一个媒体推向市场,让它们自负盈亏,自己想办法挣钱。记者个人挣黑心钱,拿着一点事儿要挟企业,企业一给钱就摆平了。而媒体行为则变成了个别记者行为的整体放大,它们也用这样的方式来挣钱。包括我前面讲的那篇潜艇报道被改标题,和媒体的商业动机有很大的关系。为了吸引眼球、增加点击率——因为这样才可能挣更多的钱,置新闻真实和职业操守于不顾,这和我们今天整个新闻体制有很大关系,更和整个社会的急功近利有直接关系。对这些问题该如何解决?提高媒体和媒体人的职业自律自不待说,加强媒体的引导和管理尤为重要,这些道理大家都懂,大家不懂的,则是怎样才算是对媒体的最有效的引导和管理。
媒体管理不能仅仅用压制和封堵的方式,无论是从思想层面,还是技术层面,网络都是压不住也封不住的。压制网络舆论需要技术支持,有了技术支持,又无法判断哪个信息可以上网,哪个不可以,最后只好用关键词的办法,干脆封杀了事。这种方式绝对不是一种有效而且可取的领导或者引导媒体的方式。我认为,在这方面你与其去压制它又压制不住,不如创新一种比别人更先进的方式。但创新谈何容易?尤其在对媒体的引导和管理方面。我们必须让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管理学家、网络专家都参与到对媒体的引导和管理工作中来,而再不能仅仅依靠宣传部门的官员去管理。
不能再让被西方价值观和话语体系导致的“精神错乱”传染全社会。
除了政府部门自身的问题,不可否认的是,国内不少媒体确实存在严重的“精神错乱”,受西方价值观和话语体系的影响的精神错乱。相对来讲,西方的话语更有吸引力,表达上更能植入人心。这是由于很多人今天仍然没看清楚,西方现在的话语体系与它的发展方式以及前进方向,正在渐行渐远,越来越相背离。也就是说,西方已经越来越心口不一,言行不一,但却还在用他们的“心”和“言”,来左右别人的思想和行动。
比如当西方的一些有良知的学者,开始质疑他们的制度是否出现问题时,在我们这里,却有很多人仍在大谈中国的民主问题,宪政问题,好像他抓住了中国的病根,但这些人真的弄清楚什么是民主,什么是宪政了么?你如果认真问他这个问题,他除了把从西方搬来的民主教条背诵一遍,还能说出什么?这些人远没有当年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来得认真。压根没弄清楚民主是怎么回事,就成了“民主”“宪政”坚定的捍卫者。这同样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民主是什么?民主是怎么产生的?我曾经跟美国驻华使馆的文化参赞有过一次辩论。我说,你们美国人并不知道民主是怎么产生的。就满世界去推行民主。他一听就急了,因为在他看来,美国是民主国家的样板,而你一个非民主国家的军官,居然指责我美国不知道民主是怎么产生的,这还了得?于是他开始给我大讲民主的历史,差不多把民主所有的过程和特征都讲了一遍。等他说了个把钟头,我才告诉他,你说得不对,民主不是这么产生的。民主制的确可以上溯到古希腊,经过中世纪黑暗,开始文艺复兴,再到法国百科全书派,最后到美国,形成潘恩的政治哲学,这个轨迹都没错,但这是民主制历史上的事件和转折点,却并不是现代西方民主制度产生的根源。因为在我看来,西方现代民主与古希腊民主形式相近,根源却并不相同。现代民主产生于充分发育的商业化社会,因为只有充分发育的商业化社会才会产生出充分发育的契约精神,而西方现代民主是全民遵从的契约精神的产物。什么叫宪法?宪法就是全民契约,就是全民的大合同,宪政就是全民履约的过程。
我对他说,如果你连这个都搞不懂,你给我讲什么民主?不懂这一点,你就搞不懂,为什么你们西方发达国家能产生这样一种制度,而别的国家却不行,别的国家在东施效颦中全都出现了“烂民主”?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先产生契约精神这个必要的土壤,没有完成社会契约化过程。我不是说西方民主完全不好,大家都来按契约办事当然是好事儿。可是除了上千年的中世纪宗教约束这个前提条件,西方完成契约化的过程自工业革命以来最少又经历了近300年。而我们,从辛亥革命到现在不过100来年,真正稳定发展也才30几年,你给我300年时间行不行?不给我足够长的时间,让我现在就玩西式民主,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要么是台湾今天这样,学生占领立法院;要么是中东颜色革命,要么是今天的乌克兰。所有这些事实都证明,没有整个社会充分的契约精神的建立,民主就会变成一种不受任何约束的政治暴力。这一点,你美国人难道视而不见么?如果你不是政治幼稚,那就一定是别有用心。
今天我们是否已经走到了一个必须争论的岔路口?
这场意外的思想交锋让我想到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今天还能不能还像30年前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小平同志说的那样:不争论。今天我们是否已经走到了一个必须争论的岔路口。在这个岔路口,如果不争论清楚方向、目标、路径,我们将不知道下一步迈向哪里。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就可能得而复失,民族复兴的宏愿就可能成为一纸蓝图。如果不把问题争论清楚,党和人民就不可能明辨是非。为此至少应该让思想界争论起来,其中一个焦点的问题就是,民主到底是什么?适合不适合今天的中国?如果不适合,那它适合不适合未来的中国?如果适合未来的中国,中国该怎么从今天走到未来?这些问题必须弄清楚。如果思想界都弄不明白,你怎么让全党明白?怎么让媒体明白?怎么让全国老百姓都明白?所以,中国思想理论界今天有必要进行一场思想大辩论。只有在思想大辩论的基础上,真理才能越辩越明。即使没能把真理越辩越明,好歹也要把道理越辩越清。
我在一些大学讲课,不少给我递条子的学生都追问一个问题。他们说中国今天不民主、不自由。我说那好,请你告诉我,什么是民主?什么是自由?民主和自由是什么关系?请用一句话给我讲清楚。结果,没有一个人能讲清楚。我说行,你们认为我是一个代表非民主制度的军官,那让我来告诉你民主是什么:民主就是对权力的限制,这个“力”是力量的力。自由是什么,自由就是对权利的限制,这个“利”是利益的利。民主是用来限制公权的,自由则是用来限制私权的。或者说,民主是限制政府权力的,自由是限制个人权利的。一个正常的法制国家,政府和人民的权力与权利都是有限的。你知道不知道?你以为自由是什么,自由是让你随心所欲吗?有位法国人对自由主义说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一个人的自由以另一个人的自由为界限。这句话已经变成关于自由的定义。这就是说,在任何国家中,每个人的自由都是有限的。自由不光是一个时间概念,它同时还是个空间概念,在不同的空间里,人们享受的自由程度是不同的。不妨设想一下,在93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生存的三亿美国公民,与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生存的十四亿中国公民,她们享受的自由度会是一样的么?当你转个身都可能触碰到另一个人的权利边界时,与转过身来另一个人的权利边界还在数十米开外,两者的自由空间会相同么?这是个必须严肃思考的问题,不是拿自由是一种精神和心灵的不受约束这套说词可以搪塞的。
中国今天不论是持什么观点学者,都或多或少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在宣传自己的理念时,有压制别人表达自己观点的倾向。包括那些受西方民主自由理念影响很深、对西方“普世价值”宣传很起劲的人。这些人即使在表达自己对民主自由的见解时,也对持其他观点的人,显露出一种压制对方的专制态度,几乎根本不允许别人说与自己不同的话。这还有一点民主和自由的味道吗?每当这种时候,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问问他,你用如此专制的口吻宣传民主和自由,怎么可能真正到达民主和自由呢?
真正的大国崛起是一种新文明的诞生,我们必须开始主流思想和主流价值观的顶层设计
从进入21世纪以来,我们就整天价高喊大国崛起,却始终也没人能说明白,什么是大国崛起?很多人都以为,如果我们的GDP在未来20年撵上或超过美国,我们的制造业成为世界第一,我们的军事力量越来越强大,就可以完成大国崛起。但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崛起。真正的大国崛起是一种新文明的诞生,历史上没有一个全球性大国崛起,最后不表达为一种崭新的文明模式。你可以不喜欢跟你打过两场鸦片战争的大英帝国,你也可以不喜欢至今还在压制中国崛起的美国,但你必须承认,它们的确是为这个世界提供了两个文明范本的国家。大英帝国提供了一种在工业革命基础上的贸易文明,美国人则沿着大英帝国的路往前走,最终越过自己的前辈,为世界提供了融合全球经济的金融文明。你尽可以认为这些文明都不够公正,都有掠夺别国财富的动机和倾向。但是不管怎么说,它为世界提供了在其文明框架内运行的有效体系:一是交易的信用体系,一是交流的价值体系。不容讳言,今天,这两个体系都出了问题,美国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以及美国人主导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欧洲主导的利比亚战争,都可以证明这一点。这就促使行进到岔路口的中国要停下来想一想,中国的路,下一步该怎么走?或者说中国要作为大国崛起,你准备给世界提供什么?从某种意义上说,你能解决好中国自己的问题,你就也可能为世界的未来解开了难题。但眼下看来,我们还远未解决这一难题。包括试图用24个字来统一中国人的价值观,都可以看做是在这方面的一种尝试。但恐怕是不成功的尝试。如果你提出的东西,连你自己都统一不了,你怎么可能统一世界,让世界认同你呢?说到底,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还得从解决最基本的话语问题开始。
也就是说,解决舆论界的乱象、思想界的乱象,千头万绪,都要从改变文风开始。首先领导人的讲话不能再用传统笔杆子的写法,不能再用那种四六句式的党八股,必须使用一些新的理念、新的词汇,自上而下,从语言上给全社会带来一股新风。
话语体系的改变,才会带来话语权。这就意味着必须痛下决心,不能再让那些自己都浑浑噩噩的人再掌握话语权,不然国家真的就没希望了。人们都以为腐败很可怕,其实只要下决心,腐败是可以一步步抑制和改变的。但改变话语体系却没那么容易。因为话语是在每个人脑子里扎根的,怎么抠出去,怎么改变,这是远比反腐更困难的事情。
现在我们喜欢谈顶层设计,但谈的都是机构的顶层设计、模式的顶层设计,而真正应该重新开始的,是主流思想和主流价值观的顶层设计。中国必须重新确立自己的价值观,让全体人民都能服膺它,都能认同它。这方面,必须迈开第一步,就像潘维讲的,先好好开几个座谈会,在思想界好好地进行一场大辩论,明辨是非之后才能完成这个顶层设计。这绝对不是主管部门的几个官员或者某个院校的几个专家就能够设计出来的,必须集中全民的智慧。什么是全民智慧?就是大家都去想同样一个东西。当大家都能接受同一个东西的时候,那就是全民的智慧。这篇文章很长,但是推荐大家认真读下,http://blog.sina.com.cn/qiaoliang99
核心提示:现在我们喜欢谈顶层设计,但谈的都是机构的顶层设计、模式的顶层设计,而真正应该重新开始的,是主流思想和主流价值观的顶层设计。中国必须重新确立自己的价值观,让全体人民都能服膺它,都能认同它。这方面,必须迈开第一步,就像潘维讲的,先好好开几个座谈会,在思想界好好地进行一场大辩论,明辨是非之后才能完成这个顶层设计。这绝对不是主管部门的几个官员或者某个院校的几个专家就能够设计出来的,必须集中全民的智慧。
先讲一件事。前两天在网上看到一则消息,是从《军报》转载的。《军报》原文是报道我军潜水艇上一名士官,技术超强,几次在潜艇出现故障的情况下,他成功排障,使潜艇得以顺利运行。这样一篇完全正面的报道,到了网上成了什么呢?题目被网编改为:《我军潜水艇事故频发,风险极大》。同一篇文章,变了个题目,就完全变味了。
为什么会这样?我想,首先是网编的立场肯定有问题。他已经不会站在客观的角度处理新闻稿了。这在今天的网媒及从业人员中已不是孤立现象,现在不少媒体人选择的立场是,只要是官方宣传的,我都要站在你的对立面。所以,如果不能改写这篇文章,那就改标题。究其原因,除了立场问题,还有就是商业考虑。要吸引眼球。如果是宣传英模人物的报道可能就没人看了;说我军潜水艇事故频发,看的人就多,就增加了点击率。这里面有各种原因,有政治立场问题,也有追求点击率、追求经济效益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当然会伤害新闻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甚至会误导舆情。
如何应对媒体的方向迷失和道德水准下降?
今天,国内媒体的方向迷失和道德水准下降已经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与国际上特别是西方媒体的方向迷失和道德水准下降的趋势是一致的。如果说国内媒体基本上是整体迷失,这话可能过了。但不少媒体的确在方向上出现了迷失,这当然也就会造成对大众的导向迷失。看看国内那些稍微有点特色的媒体,几乎都是以立场见特色。这立场就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都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都反对。这一立场定位好像是非分明,实际上是让立场决定了是非。这样也就没有了是非观,或者说,屁股决定脑袋。结果,无论是哪种观点,首先被立场左右。就失去了正确判断问题的标准,这是今天许多媒体的通病。
再有,媒体的道德水准在经济效益的压力下直线下降,完全失去了职业自律。当然道德水准下降和缺乏自律不完全是媒体的问题,和政府主导也有很大关系。把一个媒体又一个媒体推向市场,让它们自负盈亏,自己想办法挣钱。记者个人挣黑心钱,拿着一点事儿要挟企业,企业一给钱就摆平了。而媒体行为则变成了个别记者行为的整体放大,它们也用这样的方式来挣钱。包括我前面讲的那篇潜艇报道被改标题,和媒体的商业动机有很大的关系。为了吸引眼球、增加点击率——因为这样才可能挣更多的钱,置新闻真实和职业操守于不顾,这和我们今天整个新闻体制有很大关系,更和整个社会的急功近利有直接关系。对这些问题该如何解决?提高媒体和媒体人的职业自律自不待说,加强媒体的引导和管理尤为重要,这些道理大家都懂,大家不懂的,则是怎样才算是对媒体的最有效的引导和管理。
媒体管理不能仅仅用压制和封堵的方式,无论是从思想层面,还是技术层面,网络都是压不住也封不住的。压制网络舆论需要技术支持,有了技术支持,又无法判断哪个信息可以上网,哪个不可以,最后只好用关键词的办法,干脆封杀了事。这种方式绝对不是一种有效而且可取的领导或者引导媒体的方式。我认为,在这方面你与其去压制它又压制不住,不如创新一种比别人更先进的方式。但创新谈何容易?尤其在对媒体的引导和管理方面。我们必须让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管理学家、网络专家都参与到对媒体的引导和管理工作中来,而再不能仅仅依靠宣传部门的官员去管理。
不能再让被西方价值观和话语体系导致的“精神错乱”传染全社会。
除了政府部门自身的问题,不可否认的是,国内不少媒体确实存在严重的“精神错乱”,受西方价值观和话语体系的影响的精神错乱。相对来讲,西方的话语更有吸引力,表达上更能植入人心。这是由于很多人今天仍然没看清楚,西方现在的话语体系与它的发展方式以及前进方向,正在渐行渐远,越来越相背离。也就是说,西方已经越来越心口不一,言行不一,但却还在用他们的“心”和“言”,来左右别人的思想和行动。
比如当西方的一些有良知的学者,开始质疑他们的制度是否出现问题时,在我们这里,却有很多人仍在大谈中国的民主问题,宪政问题,好像他抓住了中国的病根,但这些人真的弄清楚什么是民主,什么是宪政了么?你如果认真问他这个问题,他除了把从西方搬来的民主教条背诵一遍,还能说出什么?这些人远没有当年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来得认真。压根没弄清楚民主是怎么回事,就成了“民主”“宪政”坚定的捍卫者。这同样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民主是什么?民主是怎么产生的?我曾经跟美国驻华使馆的文化参赞有过一次辩论。我说,你们美国人并不知道民主是怎么产生的。就满世界去推行民主。他一听就急了,因为在他看来,美国是民主国家的样板,而你一个非民主国家的军官,居然指责我美国不知道民主是怎么产生的,这还了得?于是他开始给我大讲民主的历史,差不多把民主所有的过程和特征都讲了一遍。等他说了个把钟头,我才告诉他,你说得不对,民主不是这么产生的。民主制的确可以上溯到古希腊,经过中世纪黑暗,开始文艺复兴,再到法国百科全书派,最后到美国,形成潘恩的政治哲学,这个轨迹都没错,但这是民主制历史上的事件和转折点,却并不是现代西方民主制度产生的根源。因为在我看来,西方现代民主与古希腊民主形式相近,根源却并不相同。现代民主产生于充分发育的商业化社会,因为只有充分发育的商业化社会才会产生出充分发育的契约精神,而西方现代民主是全民遵从的契约精神的产物。什么叫宪法?宪法就是全民契约,就是全民的大合同,宪政就是全民履约的过程。
我对他说,如果你连这个都搞不懂,你给我讲什么民主?不懂这一点,你就搞不懂,为什么你们西方发达国家能产生这样一种制度,而别的国家却不行,别的国家在东施效颦中全都出现了“烂民主”?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先产生契约精神这个必要的土壤,没有完成社会契约化过程。我不是说西方民主完全不好,大家都来按契约办事当然是好事儿。可是除了上千年的中世纪宗教约束这个前提条件,西方完成契约化的过程自工业革命以来最少又经历了近300年。而我们,从辛亥革命到现在不过100来年,真正稳定发展也才30几年,你给我300年时间行不行?不给我足够长的时间,让我现在就玩西式民主,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要么是台湾今天这样,学生占领立法院;要么是中东颜色革命,要么是今天的乌克兰。所有这些事实都证明,没有整个社会充分的契约精神的建立,民主就会变成一种不受任何约束的政治暴力。这一点,你美国人难道视而不见么?如果你不是政治幼稚,那就一定是别有用心。
今天我们是否已经走到了一个必须争论的岔路口?
这场意外的思想交锋让我想到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今天还能不能还像30年前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小平同志说的那样:不争论。今天我们是否已经走到了一个必须争论的岔路口。在这个岔路口,如果不争论清楚方向、目标、路径,我们将不知道下一步迈向哪里。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就可能得而复失,民族复兴的宏愿就可能成为一纸蓝图。如果不把问题争论清楚,党和人民就不可能明辨是非。为此至少应该让思想界争论起来,其中一个焦点的问题就是,民主到底是什么?适合不适合今天的中国?如果不适合,那它适合不适合未来的中国?如果适合未来的中国,中国该怎么从今天走到未来?这些问题必须弄清楚。如果思想界都弄不明白,你怎么让全党明白?怎么让媒体明白?怎么让全国老百姓都明白?所以,中国思想理论界今天有必要进行一场思想大辩论。只有在思想大辩论的基础上,真理才能越辩越明。即使没能把真理越辩越明,好歹也要把道理越辩越清。
我在一些大学讲课,不少给我递条子的学生都追问一个问题。他们说中国今天不民主、不自由。我说那好,请你告诉我,什么是民主?什么是自由?民主和自由是什么关系?请用一句话给我讲清楚。结果,没有一个人能讲清楚。我说行,你们认为我是一个代表非民主制度的军官,那让我来告诉你民主是什么:民主就是对权力的限制,这个“力”是力量的力。自由是什么,自由就是对权利的限制,这个“利”是利益的利。民主是用来限制公权的,自由则是用来限制私权的。或者说,民主是限制政府权力的,自由是限制个人权利的。一个正常的法制国家,政府和人民的权力与权利都是有限的。你知道不知道?你以为自由是什么,自由是让你随心所欲吗?有位法国人对自由主义说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一个人的自由以另一个人的自由为界限。这句话已经变成关于自由的定义。这就是说,在任何国家中,每个人的自由都是有限的。自由不光是一个时间概念,它同时还是个空间概念,在不同的空间里,人们享受的自由程度是不同的。不妨设想一下,在93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生存的三亿美国公民,与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生存的十四亿中国公民,她们享受的自由度会是一样的么?当你转个身都可能触碰到另一个人的权利边界时,与转过身来另一个人的权利边界还在数十米开外,两者的自由空间会相同么?这是个必须严肃思考的问题,不是拿自由是一种精神和心灵的不受约束这套说词可以搪塞的。
中国今天不论是持什么观点学者,都或多或少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在宣传自己的理念时,有压制别人表达自己观点的倾向。包括那些受西方民主自由理念影响很深、对西方“普世价值”宣传很起劲的人。这些人即使在表达自己对民主自由的见解时,也对持其他观点的人,显露出一种压制对方的专制态度,几乎根本不允许别人说与自己不同的话。这还有一点民主和自由的味道吗?每当这种时候,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问问他,你用如此专制的口吻宣传民主和自由,怎么可能真正到达民主和自由呢?
真正的大国崛起是一种新文明的诞生,我们必须开始主流思想和主流价值观的顶层设计
从进入21世纪以来,我们就整天价高喊大国崛起,却始终也没人能说明白,什么是大国崛起?很多人都以为,如果我们的GDP在未来20年撵上或超过美国,我们的制造业成为世界第一,我们的军事力量越来越强大,就可以完成大国崛起。但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崛起。真正的大国崛起是一种新文明的诞生,历史上没有一个全球性大国崛起,最后不表达为一种崭新的文明模式。你可以不喜欢跟你打过两场鸦片战争的大英帝国,你也可以不喜欢至今还在压制中国崛起的美国,但你必须承认,它们的确是为这个世界提供了两个文明范本的国家。大英帝国提供了一种在工业革命基础上的贸易文明,美国人则沿着大英帝国的路往前走,最终越过自己的前辈,为世界提供了融合全球经济的金融文明。你尽可以认为这些文明都不够公正,都有掠夺别国财富的动机和倾向。但是不管怎么说,它为世界提供了在其文明框架内运行的有效体系:一是交易的信用体系,一是交流的价值体系。不容讳言,今天,这两个体系都出了问题,美国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以及美国人主导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欧洲主导的利比亚战争,都可以证明这一点。这就促使行进到岔路口的中国要停下来想一想,中国的路,下一步该怎么走?或者说中国要作为大国崛起,你准备给世界提供什么?从某种意义上说,你能解决好中国自己的问题,你就也可能为世界的未来解开了难题。但眼下看来,我们还远未解决这一难题。包括试图用24个字来统一中国人的价值观,都可以看做是在这方面的一种尝试。但恐怕是不成功的尝试。如果你提出的东西,连你自己都统一不了,你怎么可能统一世界,让世界认同你呢?说到底,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还得从解决最基本的话语问题开始。
也就是说,解决舆论界的乱象、思想界的乱象,千头万绪,都要从改变文风开始。首先领导人的讲话不能再用传统笔杆子的写法,不能再用那种四六句式的党八股,必须使用一些新的理念、新的词汇,自上而下,从语言上给全社会带来一股新风。
话语体系的改变,才会带来话语权。这就意味着必须痛下决心,不能再让那些自己都浑浑噩噩的人再掌握话语权,不然国家真的就没希望了。人们都以为腐败很可怕,其实只要下决心,腐败是可以一步步抑制和改变的。但改变话语体系却没那么容易。因为话语是在每个人脑子里扎根的,怎么抠出去,怎么改变,这是远比反腐更困难的事情。
现在我们喜欢谈顶层设计,但谈的都是机构的顶层设计、模式的顶层设计,而真正应该重新开始的,是主流思想和主流价值观的顶层设计。中国必须重新确立自己的价值观,让全体人民都能服膺它,都能认同它。这方面,必须迈开第一步,就像潘维讲的,先好好开几个座谈会,在思想界好好地进行一场大辩论,明辨是非之后才能完成这个顶层设计。这绝对不是主管部门的几个官员或者某个院校的几个专家就能够设计出来的,必须集中全民的智慧。什么是全民智慧?就是大家都去想同样一个东西。当大家都能接受同一个东西的时候,那就是全民的智慧。
核心提示:现在我们喜欢谈顶层设计,但谈的都是机构的顶层设计、模式的顶层设计,而真正应该重新开始的,是主流思想和主流价值观的顶层设计。中国必须重新确立自己的价值观,让全体人民都能服膺它,都能认同它。这方面,必须迈开第一步,就像潘维讲的,先好好开几个座谈会,在思想界好好地进行一场大辩论,明辨是非之后才能完成这个顶层设计。这绝对不是主管部门的几个官员或者某个院校的几个专家就能够设计出来的,必须集中全民的智慧。
先讲一件事。前两天在网上看到一则消息,是从《军报》转载的。《军报》原文是报道我军潜水艇上一名士官,技术超强,几次在潜艇出现故障的情况下,他成功排障,使潜艇得以顺利运行。这样一篇完全正面的报道,到了网上成了什么呢?题目被网编改为:《我军潜水艇事故频发,风险极大》。同一篇文章,变了个题目,就完全变味了。
为什么会这样?我想,首先是网编的立场肯定有问题。他已经不会站在客观的角度处理新闻稿了。这在今天的网媒及从业人员中已不是孤立现象,现在不少媒体人选择的立场是,只要是官方宣传的,我都要站在你的对立面。所以,如果不能改写这篇文章,那就改标题。究其原因,除了立场问题,还有就是商业考虑。要吸引眼球。如果是宣传英模人物的报道可能就没人看了;说我军潜水艇事故频发,看的人就多,就增加了点击率。这里面有各种原因,有政治立场问题,也有追求点击率、追求经济效益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当然会伤害新闻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甚至会误导舆情。
如何应对媒体的方向迷失和道德水准下降?
今天,国内媒体的方向迷失和道德水准下降已经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与国际上特别是西方媒体的方向迷失和道德水准下降的趋势是一致的。如果说国内媒体基本上是整体迷失,这话可能过了。但不少媒体的确在方向上出现了迷失,这当然也就会造成对大众的导向迷失。看看国内那些稍微有点特色的媒体,几乎都是以立场见特色。这立场就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都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都反对。这一立场定位好像是非分明,实际上是让立场决定了是非。这样也就没有了是非观,或者说,屁股决定脑袋。结果,无论是哪种观点,首先被立场左右。就失去了正确判断问题的标准,这是今天许多媒体的通病。
再有,媒体的道德水准在经济效益的压力下直线下降,完全失去了职业自律。当然道德水准下降和缺乏自律不完全是媒体的问题,和政府主导也有很大关系。把一个媒体又一个媒体推向市场,让它们自负盈亏,自己想办法挣钱。记者个人挣黑心钱,拿着一点事儿要挟企业,企业一给钱就摆平了。而媒体行为则变成了个别记者行为的整体放大,它们也用这样的方式来挣钱。包括我前面讲的那篇潜艇报道被改标题,和媒体的商业动机有很大的关系。为了吸引眼球、增加点击率——因为这样才可能挣更多的钱,置新闻真实和职业操守于不顾,这和我们今天整个新闻体制有很大关系,更和整个社会的急功近利有直接关系。对这些问题该如何解决?提高媒体和媒体人的职业自律自不待说,加强媒体的引导和管理尤为重要,这些道理大家都懂,大家不懂的,则是怎样才算是对媒体的最有效的引导和管理。
媒体管理不能仅仅用压制和封堵的方式,无论是从思想层面,还是技术层面,网络都是压不住也封不住的。压制网络舆论需要技术支持,有了技术支持,又无法判断哪个信息可以上网,哪个不可以,最后只好用关键词的办法,干脆封杀了事。这种方式绝对不是一种有效而且可取的领导或者引导媒体的方式。我认为,在这方面你与其去压制它又压制不住,不如创新一种比别人更先进的方式。但创新谈何容易?尤其在对媒体的引导和管理方面。我们必须让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管理学家、网络专家都参与到对媒体的引导和管理工作中来,而再不能仅仅依靠宣传部门的官员去管理。
不能再让被西方价值观和话语体系导致的“精神错乱”传染全社会。
除了政府部门自身的问题,不可否认的是,国内不少媒体确实存在严重的“精神错乱”,受西方价值观和话语体系的影响的精神错乱。相对来讲,西方的话语更有吸引力,表达上更能植入人心。这是由于很多人今天仍然没看清楚,西方现在的话语体系与它的发展方式以及前进方向,正在渐行渐远,越来越相背离。也就是说,西方已经越来越心口不一,言行不一,但却还在用他们的“心”和“言”,来左右别人的思想和行动。
比如当西方的一些有良知的学者,开始质疑他们的制度是否出现问题时,在我们这里,却有很多人仍在大谈中国的民主问题,宪政问题,好像他抓住了中国的病根,但这些人真的弄清楚什么是民主,什么是宪政了么?你如果认真问他这个问题,他除了把从西方搬来的民主教条背诵一遍,还能说出什么?这些人远没有当年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来得认真。压根没弄清楚民主是怎么回事,就成了“民主”“宪政”坚定的捍卫者。这同样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民主是什么?民主是怎么产生的?我曾经跟美国驻华使馆的文化参赞有过一次辩论。我说,你们美国人并不知道民主是怎么产生的。就满世界去推行民主。他一听就急了,因为在他看来,美国是民主国家的样板,而你一个非民主国家的军官,居然指责我美国不知道民主是怎么产生的,这还了得?于是他开始给我大讲民主的历史,差不多把民主所有的过程和特征都讲了一遍。等他说了个把钟头,我才告诉他,你说得不对,民主不是这么产生的。民主制的确可以上溯到古希腊,经过中世纪黑暗,开始文艺复兴,再到法国百科全书派,最后到美国,形成潘恩的政治哲学,这个轨迹都没错,但这是民主制历史上的事件和转折点,却并不是现代西方民主制度产生的根源。因为在我看来,西方现代民主与古希腊民主形式相近,根源却并不相同。现代民主产生于充分发育的商业化社会,因为只有充分发育的商业化社会才会产生出充分发育的契约精神,而西方现代民主是全民遵从的契约精神的产物。什么叫宪法?宪法就是全民契约,就是全民的大合同,宪政就是全民履约的过程。
我对他说,如果你连这个都搞不懂,你给我讲什么民主?不懂这一点,你就搞不懂,为什么你们西方发达国家能产生这样一种制度,而别的国家却不行,别的国家在东施效颦中全都出现了“烂民主”?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先产生契约精神这个必要的土壤,没有完成社会契约化过程。我不是说西方民主完全不好,大家都来按契约办事当然是好事儿。可是除了上千年的中世纪宗教约束这个前提条件,西方完成契约化的过程自工业革命以来最少又经历了近300年。而我们,从辛亥革命到现在不过100来年,真正稳定发展也才30几年,你给我300年时间行不行?不给我足够长的时间,让我现在就玩西式民主,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要么是台湾今天这样,学生占领立法院;要么是中东颜色革命,要么是今天的乌克兰。所有这些事实都证明,没有整个社会充分的契约精神的建立,民主就会变成一种不受任何约束的政治暴力。这一点,你美国人难道视而不见么?如果你不是政治幼稚,那就一定是别有用心。
今天我们是否已经走到了一个必须争论的岔路口?
这场意外的思想交锋让我想到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今天还能不能还像30年前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小平同志说的那样:不争论。今天我们是否已经走到了一个必须争论的岔路口。在这个岔路口,如果不争论清楚方向、目标、路径,我们将不知道下一步迈向哪里。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就可能得而复失,民族复兴的宏愿就可能成为一纸蓝图。如果不把问题争论清楚,党和人民就不可能明辨是非。为此至少应该让思想界争论起来,其中一个焦点的问题就是,民主到底是什么?适合不适合今天的中国?如果不适合,那它适合不适合未来的中国?如果适合未来的中国,中国该怎么从今天走到未来?这些问题必须弄清楚。如果思想界都弄不明白,你怎么让全党明白?怎么让媒体明白?怎么让全国老百姓都明白?所以,中国思想理论界今天有必要进行一场思想大辩论。只有在思想大辩论的基础上,真理才能越辩越明。即使没能把真理越辩越明,好歹也要把道理越辩越清。
我在一些大学讲课,不少给我递条子的学生都追问一个问题。他们说中国今天不民主、不自由。我说那好,请你告诉我,什么是民主?什么是自由?民主和自由是什么关系?请用一句话给我讲清楚。结果,没有一个人能讲清楚。我说行,你们认为我是一个代表非民主制度的军官,那让我来告诉你民主是什么:民主就是对权力的限制,这个“力”是力量的力。自由是什么,自由就是对权利的限制,这个“利”是利益的利。民主是用来限制公权的,自由则是用来限制私权的。或者说,民主是限制政府权力的,自由是限制个人权利的。一个正常的法制国家,政府和人民的权力与权利都是有限的。你知道不知道?你以为自由是什么,自由是让你随心所欲吗?有位法国人对自由主义说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一个人的自由以另一个人的自由为界限。这句话已经变成关于自由的定义。这就是说,在任何国家中,每个人的自由都是有限的。自由不光是一个时间概念,它同时还是个空间概念,在不同的空间里,人们享受的自由程度是不同的。不妨设想一下,在93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生存的三亿美国公民,与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生存的十四亿中国公民,她们享受的自由度会是一样的么?当你转个身都可能触碰到另一个人的权利边界时,与转过身来另一个人的权利边界还在数十米开外,两者的自由空间会相同么?这是个必须严肃思考的问题,不是拿自由是一种精神和心灵的不受约束这套说词可以搪塞的。
中国今天不论是持什么观点学者,都或多或少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在宣传自己的理念时,有压制别人表达自己观点的倾向。包括那些受西方民主自由理念影响很深、对西方“普世价值”宣传很起劲的人。这些人即使在表达自己对民主自由的见解时,也对持其他观点的人,显露出一种压制对方的专制态度,几乎根本不允许别人说与自己不同的话。这还有一点民主和自由的味道吗?每当这种时候,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问问他,你用如此专制的口吻宣传民主和自由,怎么可能真正到达民主和自由呢?
真正的大国崛起是一种新文明的诞生,我们必须开始主流思想和主流价值观的顶层设计
从进入21世纪以来,我们就整天价高喊大国崛起,却始终也没人能说明白,什么是大国崛起?很多人都以为,如果我们的GDP在未来20年撵上或超过美国,我们的制造业成为世界第一,我们的军事力量越来越强大,就可以完成大国崛起。但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崛起。真正的大国崛起是一种新文明的诞生,历史上没有一个全球性大国崛起,最后不表达为一种崭新的文明模式。你可以不喜欢跟你打过两场鸦片战争的大英帝国,你也可以不喜欢至今还在压制中国崛起的美国,但你必须承认,它们的确是为这个世界提供了两个文明范本的国家。大英帝国提供了一种在工业革命基础上的贸易文明,美国人则沿着大英帝国的路往前走,最终越过自己的前辈,为世界提供了融合全球经济的金融文明。你尽可以认为这些文明都不够公正,都有掠夺别国财富的动机和倾向。但是不管怎么说,它为世界提供了在其文明框架内运行的有效体系:一是交易的信用体系,一是交流的价值体系。不容讳言,今天,这两个体系都出了问题,美国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以及美国人主导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欧洲主导的利比亚战争,都可以证明这一点。这就促使行进到岔路口的中国要停下来想一想,中国的路,下一步该怎么走?或者说中国要作为大国崛起,你准备给世界提供什么?从某种意义上说,你能解决好中国自己的问题,你就也可能为世界的未来解开了难题。但眼下看来,我们还远未解决这一难题。包括试图用24个字来统一中国人的价值观,都可以看做是在这方面的一种尝试。但恐怕是不成功的尝试。如果你提出的东西,连你自己都统一不了,你怎么可能统一世界,让世界认同你呢?说到底,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还得从解决最基本的话语问题开始。
也就是说,解决舆论界的乱象、思想界的乱象,千头万绪,都要从改变文风开始。首先领导人的讲话不能再用传统笔杆子的写法,不能再用那种四六句式的党八股,必须使用一些新的理念、新的词汇,自上而下,从语言上给全社会带来一股新风。
话语体系的改变,才会带来话语权。这就意味着必须痛下决心,不能再让那些自己都浑浑噩噩的人再掌握话语权,不然国家真的就没希望了。人们都以为腐败很可怕,其实只要下决心,腐败是可以一步步抑制和改变的。但改变话语体系却没那么容易。因为话语是在每个人脑子里扎根的,怎么抠出去,怎么改变,这是远比反腐更困难的事情。
现在我们喜欢谈顶层设计,但谈的都是机构的顶层设计、模式的顶层设计,而真正应该重新开始的,是主流思想和主流价值观的顶层设计。中国必须重新确立自己的价值观,让全体人民都能服膺它,都能认同它。这方面,必须迈开第一步,就像潘维讲的,先好好开几个座谈会,在思想界好好地进行一场大辩论,明辨是非之后才能完成这个顶层设计。这绝对不是主管部门的几个官员或者某个院校的几个专家就能够设计出来的,必须集中全民的智慧。什么是全民智慧?就是大家都去想同样一个东西。当大家都能接受同一个东西的时候,那就是全民的智慧。这篇文章很长,但是推荐大家认真读下,http://blog.sina.com.cn/qiaoliang99
核心提示:现在我们喜欢谈顶层设计,但谈的都是机构的顶层设计、模式的顶层设计,而真正应该重新开始的,是主流思想和主流价值观的顶层设计。中国必须重新确立自己的价值观,让全体人民都能服膺它,都能认同它。这方面,必须迈开第一步,就像潘维讲的,先好好开几个座谈会,在思想界好好地进行一场大辩论,明辨是非之后才能完成这个顶层设计。这绝对不是主管部门的几个官员或者某个院校的几个专家就能够设计出来的,必须集中全民的智慧。
先讲一件事。前两天在网上看到一则消息,是从《军报》转载的。《军报》原文是报道我军潜水艇上一名士官,技术超强,几次在潜艇出现故障的情况下,他成功排障,使潜艇得以顺利运行。这样一篇完全正面的报道,到了网上成了什么呢?题目被网编改为:《我军潜水艇事故频发,风险极大》。同一篇文章,变了个题目,就完全变味了。
为什么会这样?我想,首先是网编的立场肯定有问题。他已经不会站在客观的角度处理新闻稿了。这在今天的网媒及从业人员中已不是孤立现象,现在不少媒体人选择的立场是,只要是官方宣传的,我都要站在你的对立面。所以,如果不能改写这篇文章,那就改标题。究其原因,除了立场问题,还有就是商业考虑。要吸引眼球。如果是宣传英模人物的报道可能就没人看了;说我军潜水艇事故频发,看的人就多,就增加了点击率。这里面有各种原因,有政治立场问题,也有追求点击率、追求经济效益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当然会伤害新闻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甚至会误导舆情。
如何应对媒体的方向迷失和道德水准下降?
今天,国内媒体的方向迷失和道德水准下降已经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与国际上特别是西方媒体的方向迷失和道德水准下降的趋势是一致的。如果说国内媒体基本上是整体迷失,这话可能过了。但不少媒体的确在方向上出现了迷失,这当然也就会造成对大众的导向迷失。看看国内那些稍微有点特色的媒体,几乎都是以立场见特色。这立场就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都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都反对。这一立场定位好像是非分明,实际上是让立场决定了是非。这样也就没有了是非观,或者说,屁股决定脑袋。结果,无论是哪种观点,首先被立场左右。就失去了正确判断问题的标准,这是今天许多媒体的通病。
再有,媒体的道德水准在经济效益的压力下直线下降,完全失去了职业自律。当然道德水准下降和缺乏自律不完全是媒体的问题,和政府主导也有很大关系。把一个媒体又一个媒体推向市场,让它们自负盈亏,自己想办法挣钱。记者个人挣黑心钱,拿着一点事儿要挟企业,企业一给钱就摆平了。而媒体行为则变成了个别记者行为的整体放大,它们也用这样的方式来挣钱。包括我前面讲的那篇潜艇报道被改标题,和媒体的商业动机有很大的关系。为了吸引眼球、增加点击率——因为这样才可能挣更多的钱,置新闻真实和职业操守于不顾,这和我们今天整个新闻体制有很大关系,更和整个社会的急功近利有直接关系。对这些问题该如何解决?提高媒体和媒体人的职业自律自不待说,加强媒体的引导和管理尤为重要,这些道理大家都懂,大家不懂的,则是怎样才算是对媒体的最有效的引导和管理。
媒体管理不能仅仅用压制和封堵的方式,无论是从思想层面,还是技术层面,网络都是压不住也封不住的。压制网络舆论需要技术支持,有了技术支持,又无法判断哪个信息可以上网,哪个不可以,最后只好用关键词的办法,干脆封杀了事。这种方式绝对不是一种有效而且可取的领导或者引导媒体的方式。我认为,在这方面你与其去压制它又压制不住,不如创新一种比别人更先进的方式。但创新谈何容易?尤其在对媒体的引导和管理方面。我们必须让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管理学家、网络专家都参与到对媒体的引导和管理工作中来,而再不能仅仅依靠宣传部门的官员去管理。
不能再让被西方价值观和话语体系导致的“精神错乱”传染全社会。
除了政府部门自身的问题,不可否认的是,国内不少媒体确实存在严重的“精神错乱”,受西方价值观和话语体系的影响的精神错乱。相对来讲,西方的话语更有吸引力,表达上更能植入人心。这是由于很多人今天仍然没看清楚,西方现在的话语体系与它的发展方式以及前进方向,正在渐行渐远,越来越相背离。也就是说,西方已经越来越心口不一,言行不一,但却还在用他们的“心”和“言”,来左右别人的思想和行动。
比如当西方的一些有良知的学者,开始质疑他们的制度是否出现问题时,在我们这里,却有很多人仍在大谈中国的民主问题,宪政问题,好像他抓住了中国的病根,但这些人真的弄清楚什么是民主,什么是宪政了么?你如果认真问他这个问题,他除了把从西方搬来的民主教条背诵一遍,还能说出什么?这些人远没有当年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来得认真。压根没弄清楚民主是怎么回事,就成了“民主”“宪政”坚定的捍卫者。这同样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民主是什么?民主是怎么产生的?我曾经跟美国驻华使馆的文化参赞有过一次辩论。我说,你们美国人并不知道民主是怎么产生的。就满世界去推行民主。他一听就急了,因为在他看来,美国是民主国家的样板,而你一个非民主国家的军官,居然指责我美国不知道民主是怎么产生的,这还了得?于是他开始给我大讲民主的历史,差不多把民主所有的过程和特征都讲了一遍。等他说了个把钟头,我才告诉他,你说得不对,民主不是这么产生的。民主制的确可以上溯到古希腊,经过中世纪黑暗,开始文艺复兴,再到法国百科全书派,最后到美国,形成潘恩的政治哲学,这个轨迹都没错,但这是民主制历史上的事件和转折点,却并不是现代西方民主制度产生的根源。因为在我看来,西方现代民主与古希腊民主形式相近,根源却并不相同。现代民主产生于充分发育的商业化社会,因为只有充分发育的商业化社会才会产生出充分发育的契约精神,而西方现代民主是全民遵从的契约精神的产物。什么叫宪法?宪法就是全民契约,就是全民的大合同,宪政就是全民履约的过程。
我对他说,如果你连这个都搞不懂,你给我讲什么民主?不懂这一点,你就搞不懂,为什么你们西方发达国家能产生这样一种制度,而别的国家却不行,别的国家在东施效颦中全都出现了“烂民主”?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先产生契约精神这个必要的土壤,没有完成社会契约化过程。我不是说西方民主完全不好,大家都来按契约办事当然是好事儿。可是除了上千年的中世纪宗教约束这个前提条件,西方完成契约化的过程自工业革命以来最少又经历了近300年。而我们,从辛亥革命到现在不过100来年,真正稳定发展也才30几年,你给我300年时间行不行?不给我足够长的时间,让我现在就玩西式民主,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要么是台湾今天这样,学生占领立法院;要么是中东颜色革命,要么是今天的乌克兰。所有这些事实都证明,没有整个社会充分的契约精神的建立,民主就会变成一种不受任何约束的政治暴力。这一点,你美国人难道视而不见么?如果你不是政治幼稚,那就一定是别有用心。
今天我们是否已经走到了一个必须争论的岔路口?
这场意外的思想交锋让我想到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今天还能不能还像30年前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小平同志说的那样:不争论。今天我们是否已经走到了一个必须争论的岔路口。在这个岔路口,如果不争论清楚方向、目标、路径,我们将不知道下一步迈向哪里。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就可能得而复失,民族复兴的宏愿就可能成为一纸蓝图。如果不把问题争论清楚,党和人民就不可能明辨是非。为此至少应该让思想界争论起来,其中一个焦点的问题就是,民主到底是什么?适合不适合今天的中国?如果不适合,那它适合不适合未来的中国?如果适合未来的中国,中国该怎么从今天走到未来?这些问题必须弄清楚。如果思想界都弄不明白,你怎么让全党明白?怎么让媒体明白?怎么让全国老百姓都明白?所以,中国思想理论界今天有必要进行一场思想大辩论。只有在思想大辩论的基础上,真理才能越辩越明。即使没能把真理越辩越明,好歹也要把道理越辩越清。
我在一些大学讲课,不少给我递条子的学生都追问一个问题。他们说中国今天不民主、不自由。我说那好,请你告诉我,什么是民主?什么是自由?民主和自由是什么关系?请用一句话给我讲清楚。结果,没有一个人能讲清楚。我说行,你们认为我是一个代表非民主制度的军官,那让我来告诉你民主是什么:民主就是对权力的限制,这个“力”是力量的力。自由是什么,自由就是对权利的限制,这个“利”是利益的利。民主是用来限制公权的,自由则是用来限制私权的。或者说,民主是限制政府权力的,自由是限制个人权利的。一个正常的法制国家,政府和人民的权力与权利都是有限的。你知道不知道?你以为自由是什么,自由是让你随心所欲吗?有位法国人对自由主义说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一个人的自由以另一个人的自由为界限。这句话已经变成关于自由的定义。这就是说,在任何国家中,每个人的自由都是有限的。自由不光是一个时间概念,它同时还是个空间概念,在不同的空间里,人们享受的自由程度是不同的。不妨设想一下,在93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生存的三亿美国公民,与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生存的十四亿中国公民,她们享受的自由度会是一样的么?当你转个身都可能触碰到另一个人的权利边界时,与转过身来另一个人的权利边界还在数十米开外,两者的自由空间会相同么?这是个必须严肃思考的问题,不是拿自由是一种精神和心灵的不受约束这套说词可以搪塞的。
中国今天不论是持什么观点学者,都或多或少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在宣传自己的理念时,有压制别人表达自己观点的倾向。包括那些受西方民主自由理念影响很深、对西方“普世价值”宣传很起劲的人。这些人即使在表达自己对民主自由的见解时,也对持其他观点的人,显露出一种压制对方的专制态度,几乎根本不允许别人说与自己不同的话。这还有一点民主和自由的味道吗?每当这种时候,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问问他,你用如此专制的口吻宣传民主和自由,怎么可能真正到达民主和自由呢?
真正的大国崛起是一种新文明的诞生,我们必须开始主流思想和主流价值观的顶层设计
从进入21世纪以来,我们就整天价高喊大国崛起,却始终也没人能说明白,什么是大国崛起?很多人都以为,如果我们的GDP在未来20年撵上或超过美国,我们的制造业成为世界第一,我们的军事力量越来越强大,就可以完成大国崛起。但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崛起。真正的大国崛起是一种新文明的诞生,历史上没有一个全球性大国崛起,最后不表达为一种崭新的文明模式。你可以不喜欢跟你打过两场鸦片战争的大英帝国,你也可以不喜欢至今还在压制中国崛起的美国,但你必须承认,它们的确是为这个世界提供了两个文明范本的国家。大英帝国提供了一种在工业革命基础上的贸易文明,美国人则沿着大英帝国的路往前走,最终越过自己的前辈,为世界提供了融合全球经济的金融文明。你尽可以认为这些文明都不够公正,都有掠夺别国财富的动机和倾向。但是不管怎么说,它为世界提供了在其文明框架内运行的有效体系:一是交易的信用体系,一是交流的价值体系。不容讳言,今天,这两个体系都出了问题,美国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以及美国人主导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欧洲主导的利比亚战争,都可以证明这一点。这就促使行进到岔路口的中国要停下来想一想,中国的路,下一步该怎么走?或者说中国要作为大国崛起,你准备给世界提供什么?从某种意义上说,你能解决好中国自己的问题,你就也可能为世界的未来解开了难题。但眼下看来,我们还远未解决这一难题。包括试图用24个字来统一中国人的价值观,都可以看做是在这方面的一种尝试。但恐怕是不成功的尝试。如果你提出的东西,连你自己都统一不了,你怎么可能统一世界,让世界认同你呢?说到底,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还得从解决最基本的话语问题开始。
也就是说,解决舆论界的乱象、思想界的乱象,千头万绪,都要从改变文风开始。首先领导人的讲话不能再用传统笔杆子的写法,不能再用那种四六句式的党八股,必须使用一些新的理念、新的词汇,自上而下,从语言上给全社会带来一股新风。
话语体系的改变,才会带来话语权。这就意味着必须痛下决心,不能再让那些自己都浑浑噩噩的人再掌握话语权,不然国家真的就没希望了。人们都以为腐败很可怕,其实只要下决心,腐败是可以一步步抑制和改变的。但改变话语体系却没那么容易。因为话语是在每个人脑子里扎根的,怎么抠出去,怎么改变,这是远比反腐更困难的事情。
现在我们喜欢谈顶层设计,但谈的都是机构的顶层设计、模式的顶层设计,而真正应该重新开始的,是主流思想和主流价值观的顶层设计。中国必须重新确立自己的价值观,让全体人民都能服膺它,都能认同它。这方面,必须迈开第一步,就像潘维讲的,先好好开几个座谈会,在思想界好好地进行一场大辩论,明辨是非之后才能完成这个顶层设计。这绝对不是主管部门的几个官员或者某个院校的几个专家就能够设计出来的,必须集中全民的智慧。什么是全民智慧?就是大家都去想同样一个东西。当大家都能接受同一个东西的时候,那就是全民的智慧。
好文、好文!就是不知道庙堂之上的人有多少能听进去的。
我看臭八股的作者比标题党的小编好不了多少。
还是多干实事,少玩虚的民煮,咱不争论不讨论。
现在特讨厌那种篡改原文标题的记者。我记得之前有一篇采访某官员的新闻,观点是“腐败在任何国家都不能彻底根除,但是可以通过严格的法律将腐败现象控制在民众可以接受的范围内”,然后标题被改为“官员:腐败合理,民众应接受”贴在了养猪网首页。
mobilecastle 发表于 2014-5-13 16:42
我看臭八股的作者比标题党的小编好不了多少。
本质上是同一种人
我看臭八股的作者比标题党的小编好不了多少。
本质上是同一种人
而且媒体人还总喜欢把自己包装成自由民主的斗士,比如某个“著名”记者去美国一个酒店采访,被赶出来,然后发文称赞人家注重保护隐私。之后回国去采访某个军事基地被赶出来,然后发文问道“新闻自由在哪里”,具体是谁搜一下就知道了,这里就不便直说,免得人家又说大陆人不尊重人的隐私
民主是对权力的制约,这个说得好。制约力和权力机构需要平衡,而不是让公众的制约力变为另一种暴政
讨论,讨论,讨论,我们要多干,高干,大干时事,哪来那么多闲功夫,上头一声令下,我们基层认真贯彻,去执行就好了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下了班才是自由生活,去酒吧喝酒,把妹都可以嘛!!!只要不影响工作爱干啥都是自己的事情。
我建议学习老祖宗,独尊儒术,恢复帝制
不愧是超限战的作者,理论水平就是高啊{:soso_e113:}
搞四不象的特色主义,还不如走回2000年来的老路,起码有丰富的历史经验嘛。
现在这套体系,除了个别党八股专家,谁也不信
现在这套体系,除了个别党八股专家,谁也不信
明明是类似教团的独裁,却要包装为人民民主,搞笑不是这样的,金家就无师自通,走出了世袭主体的道路,虽然名声不好,但可以自圆其说还能得到国内理解。
有了儒家思想,红二代 大子党垄断权力就有了理论依据,能实现长期的政策稳定,又符合国情,多好啊
有了儒家思想,红二代 大子党垄断权力就有了理论依据,能实现长期的政策稳定,又符合国情,多好啊
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现在没人敢讨论,只敢腹诽,结果就是偷玩文字游戏,扛着红旗反红旗,搞地下抗争。与其如此,还不如敞开讨论,确定方向。毕竟现在局势还不错,坏的例子在那里,好的样本也在这里,中国人朴实,相信事实胜于雄辩。不要等到周期性颓势,再讨论就要出大事了。
现在的某某路线实际上也有些形式主义的苗头。
非常棒的文章,最近也在思考类似的东西。
中国现在是不停地否定或者抵御西方的价值观,但实际上这不是长久之计,因为防守抵不过进攻。没有自己的价值观就永远处于防守的位置。
中国以前是有价值观的,即马克思主义。但现在共产主义的愿景已经在绝大部分人的心里破灭,无法形成号召力了。用马克思主义和民主自由交锋,很明显打不过。当然现在官方仍然在坚持,只是现在官方在媒体上也越来越少提了。
共产主义虽然破灭,但仍然留下了一些好的东西,比如说国家调控,我们现在大部分人还是相信国家的,西方国家也同样受到这个思想的影响(这也从一个方面证明了好的价值观的威力)。
现在中国还有很多不同的思想,比如实用主义相当盛行。实用主义很多时候是好的,但是它很难独立作为价值体系来用,而且实际中会产生不少问题,比如顶楼文章中批评的急功近利就是它带来的一个问题。
有了思想,还需要包装,依靠实力打出去,中国距离这一步还有很远很远。
中国现在是不停地否定或者抵御西方的价值观,但实际上这不是长久之计,因为防守抵不过进攻。没有自己的价值观就永远处于防守的位置。
中国以前是有价值观的,即马克思主义。但现在共产主义的愿景已经在绝大部分人的心里破灭,无法形成号召力了。用马克思主义和民主自由交锋,很明显打不过。当然现在官方仍然在坚持,只是现在官方在媒体上也越来越少提了。
共产主义虽然破灭,但仍然留下了一些好的东西,比如说国家调控,我们现在大部分人还是相信国家的,西方国家也同样受到这个思想的影响(这也从一个方面证明了好的价值观的威力)。
现在中国还有很多不同的思想,比如实用主义相当盛行。实用主义很多时候是好的,但是它很难独立作为价值体系来用,而且实际中会产生不少问题,比如顶楼文章中批评的急功近利就是它带来的一个问题。
有了思想,还需要包装,依靠实力打出去,中国距离这一步还有很远很远。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这才是真正的民主,这才是天赋人权。
什么?!你叫我去投票,还要叫我少数服从多数?老子就是不服!不服!不服周!
什么?!你叫我去投票,还要叫我少数服从多数?老子就是不服!不服!不服周!
连我等草民都能想到的问题,那些总揽全国放眼世界,又有内参指导的庙堂们能不知道,只是,总设计师说了,要管100年,不要争论,有这先帝遗照,谁敢造次。
TG现在还能找出有像邓公那样有魄力的改革者吗 希望习是的
一字一句认真读完了,真正的有见地的人。
乔将军的水平那是没得话说的
F-16T 发表于 2014-5-13 17:21
明明是类似教团的独裁,却要包装为人民民主,搞笑不是这样的,金家就无师自通,走出了世袭主体的道路,虽然 ...
现在某人不是正在往你第二句话上努力么……
明明是类似教团的独裁,却要包装为人民民主,搞笑不是这样的,金家就无师自通,走出了世袭主体的道路,虽然 ...
现在某人不是正在往你第二句话上努力么……
这还算温和的。中央党校里面有些教师的发言和文章,更出人意料。
有理有据,有力有节!说的太好、太到位了,一下子就解开我的疑惑。
现在的某某路线实际上也有些形式主义的苗头。
一些个马屁的,形式的玩意儿毫无收敛,照旧大行其道。不禁又想起一百顶高帽的故事,果然是千穿万穿,马屁不穿。
一些个马屁的,形式的玩意儿毫无收敛,照旧大行其道。不禁又想起一百顶高帽的故事,果然是千穿万穿,马屁不穿。
mobilecastle 发表于 2014-5-13 20:00
一些个马屁的,形式的玩意儿毫无收敛,照旧大行其道。不禁又想起一百顶高帽的故事,果然是千穿万穿, ...
我快被整疯了,天天各种材料
一些个马屁的,形式的玩意儿毫无收敛,照旧大行其道。不禁又想起一百顶高帽的故事,果然是千穿万穿, ...
我快被整疯了,天天各种材料
习?我看悬,习现在做的不过是在房顶换瓦罢了,但整个楼顶就有问题,有些梁烂了,有些地方甚至结构就有问题,就看他敢不敢动了。
进入21世纪以来,我们就整天价高喊大国崛起,却始终也没人能说明白,什么是大国崛起?很多人都以为,如果我们的GDP在未来20年撵上或超过美国,我们的制造业成为世界第一,我们的军事力量越来越强大,就可以完成大国崛起。但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崛起。真正的大国崛起是一种新文明的诞生,历史上没有一个全球性大国崛起,最后不表达为一种崭新的文明模式。你可以不喜欢跟你打过两场鸦片战争的大英帝国,你也可以不喜欢至今还在压制中国崛起的美国,但你必须承认,它们的确是为这个世界提供了两个文明范本的国家。
大英帝国提供了一种在工业革命基础上的贸易文明,美国人则沿着大英帝国的路往前走,最终越过自己的前辈,为世界提供了融合全球经济的金融文明。你尽可以认为这些文明都不够公正,都有掠夺别国财富的动机和倾向。但是不管怎么说,它为世界提供了在其文明框架内运行的有效体系:一是交易的信用体系,一是交流的价值体系。
大英帝国提供了一种在工业革命基础上的贸易文明,美国人则沿着大英帝国的路往前走,最终越过自己的前辈,为世界提供了融合全球经济的金融文明。你尽可以认为这些文明都不够公正,都有掠夺别国财富的动机和倾向。但是不管怎么说,它为世界提供了在其文明框架内运行的有效体系:一是交易的信用体系,一是交流的价值体系。
明明是类似教团的独裁,却要包装为人民民主,搞笑不是这样的,金家就无师自通,走出了世袭主体的道路,虽然 ...
看来你是被专政对象喽,民主集中制啥意思懂么
看来你是被专政对象喽,民主集中制啥意思懂么
木弓007 发表于 2014-5-13 20:55
看来你是被专政对象喽,民主集中制啥意思懂么
民主集中制本质上就是包裹这民主外衣的独裁体制而已 皇帝的新衣莫过于此 难道你敢说现在TG不专政吗 既然如此 那还不大大方方的承认 这样一来对于国家的长久稳定是有利的 也可以彻底结束意识形态之争 不是很好嘛 中国人骨子里就是崇拜集权 甚至帝制的 推翻帝制是中国人所犯下的最大错误 其危害性远远大于文革 因为十年文革不过只是销毁一些形式上的东西 而消除帝制 那对于中国人精神的摧残 至此我们变成了一帮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 尽管在毛泽东时代有所谓的信仰 借尸还魂了一下 但马克思主义那毕竟是来源于欧洲的东西 注定不能长久 甚至说 那个时代本身就是一种以红色思想包裹的帝王专政理念
看来你是被专政对象喽,民主集中制啥意思懂么
民主集中制本质上就是包裹这民主外衣的独裁体制而已 皇帝的新衣莫过于此 难道你敢说现在TG不专政吗 既然如此 那还不大大方方的承认 这样一来对于国家的长久稳定是有利的 也可以彻底结束意识形态之争 不是很好嘛 中国人骨子里就是崇拜集权 甚至帝制的 推翻帝制是中国人所犯下的最大错误 其危害性远远大于文革 因为十年文革不过只是销毁一些形式上的东西 而消除帝制 那对于中国人精神的摧残 至此我们变成了一帮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 尽管在毛泽东时代有所谓的信仰 借尸还魂了一下 但马克思主义那毕竟是来源于欧洲的东西 注定不能长久 甚至说 那个时代本身就是一种以红色思想包裹的帝王专政理念
要探讨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我党思想历史即各个主义的变更特点,为了要解决什么矛盾。
毛泽东思想是第一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突出的作用是用列宁式的政党解决发动革命、取得政权的问题,用“三反”“五反”甚至是文化大革命来促进人思想的解放,具体表现其实很可笑,就是打到权威,虽然最终产生了树立神坛上的太祖这个结果,但是第一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取得的效果是有目共睹的。我们没有成为其他文明的附庸,走上了一条自己蜕变升华达到工业化的道路。
第二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邓、江、胡、习。邓是为了打破有明以来的闭关锁国思维和国策,充分释放中华民族的一切优点,在极端劣势情况下参与国际竞争,说白了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主要还是解放思想。江的手上最终完成了现代国家发展的一个大趋势,即所有政党的民族主义化,这个令很多党内左派是非常反对的,但是对于国际的发展却是必须的。人类还没有发展到超越种族的相互关爱,共产主义还需要很长时间的发酵酝酿,在现阶段,民族主义就是放大了的民粹主义,大概意思就是这样。江的手上中国开始积累了点财富,能够也敢做成为世界霸主的梦,但是还远远不够。虽说当年确实有开除“球籍”的危险,但那是睁眼看世界后的失落迷茫和深深的震撼,从这点讲也是达成了破除天朝上国思想的意义。胡看到了快速发展中报露出的巨大问题,将一个环保概念拓展到经济社会领域,其实已经在探索未来如何在保持中国传统“禅让”“选贤任能”机制优点上,走出中国文明的新生,应该说是努力了的,但是最大的应用还是放在了经济领域,对于文明形态的影响不是很深刻,只能说是一个萌芽。到了习大大,只要能根除中国传统经济社会形态中固有的腐败缺憾,凭借中华文化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优势,加之世界经济霸主的地位,就是不想重回汉唐盛世都不可能。说到底,几代领导人都在各自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推动了中国这艘航船不断驶向星辰大海。
回顾了历史,我们现在前所未有的临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前所未有的具备这个实力,我们所面临的就是一个问题,如何扎根于中国几千年社会文化传统再造一个新的、生机勃勃的社会文化形态,使之充分柔和西方文明中的优点,竭力避免历史周期律,为人类走出一条可持续的、繁荣的发展之路,即便不能做到,也要保证中华民族自我的更新繁衍升华。
从上面这个意义讲,我们确实应该反思,其实对于前面几帖中提到了标题党、烂记者等我们也很反感,但是一个社会在进步的过程中必须也必然有反对的声音,反对声对于社会的进步也是有着不可或缺的意义,甚至可以说没有反对就没有进步。当然,如果真的拿钱反政府,那就另当别论了。我相信我们当中是有民族败类,但多数反对声还只是哗众取宠、换取私人利益阶段,汉奸是有,还不少,但决不能因此反对所有的反对意见。举个例子,建国初期有将军在中苏蜜月期中建议制定对苏作战预案,当时的国际环境中他被很多人扣帽子,但是时间证明一切。所以,我们重新解构中华文明,走向盛世,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兼容并包,绝不固步自封,同时要头脑冷静,不能被忽悠成戈尔巴乔夫。
最后,我相信人民的力量,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历史会盖棺定论所有人,风波亭哀叹的人是千百年的民族信仰,岳王墓前的人不是现在还跪着么,注定还将永远跪下去,直到永远。
毛泽东思想是第一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突出的作用是用列宁式的政党解决发动革命、取得政权的问题,用“三反”“五反”甚至是文化大革命来促进人思想的解放,具体表现其实很可笑,就是打到权威,虽然最终产生了树立神坛上的太祖这个结果,但是第一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取得的效果是有目共睹的。我们没有成为其他文明的附庸,走上了一条自己蜕变升华达到工业化的道路。
第二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邓、江、胡、习。邓是为了打破有明以来的闭关锁国思维和国策,充分释放中华民族的一切优点,在极端劣势情况下参与国际竞争,说白了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主要还是解放思想。江的手上最终完成了现代国家发展的一个大趋势,即所有政党的民族主义化,这个令很多党内左派是非常反对的,但是对于国际的发展却是必须的。人类还没有发展到超越种族的相互关爱,共产主义还需要很长时间的发酵酝酿,在现阶段,民族主义就是放大了的民粹主义,大概意思就是这样。江的手上中国开始积累了点财富,能够也敢做成为世界霸主的梦,但是还远远不够。虽说当年确实有开除“球籍”的危险,但那是睁眼看世界后的失落迷茫和深深的震撼,从这点讲也是达成了破除天朝上国思想的意义。胡看到了快速发展中报露出的巨大问题,将一个环保概念拓展到经济社会领域,其实已经在探索未来如何在保持中国传统“禅让”“选贤任能”机制优点上,走出中国文明的新生,应该说是努力了的,但是最大的应用还是放在了经济领域,对于文明形态的影响不是很深刻,只能说是一个萌芽。到了习大大,只要能根除中国传统经济社会形态中固有的腐败缺憾,凭借中华文化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优势,加之世界经济霸主的地位,就是不想重回汉唐盛世都不可能。说到底,几代领导人都在各自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推动了中国这艘航船不断驶向星辰大海。
回顾了历史,我们现在前所未有的临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前所未有的具备这个实力,我们所面临的就是一个问题,如何扎根于中国几千年社会文化传统再造一个新的、生机勃勃的社会文化形态,使之充分柔和西方文明中的优点,竭力避免历史周期律,为人类走出一条可持续的、繁荣的发展之路,即便不能做到,也要保证中华民族自我的更新繁衍升华。
从上面这个意义讲,我们确实应该反思,其实对于前面几帖中提到了标题党、烂记者等我们也很反感,但是一个社会在进步的过程中必须也必然有反对的声音,反对声对于社会的进步也是有着不可或缺的意义,甚至可以说没有反对就没有进步。当然,如果真的拿钱反政府,那就另当别论了。我相信我们当中是有民族败类,但多数反对声还只是哗众取宠、换取私人利益阶段,汉奸是有,还不少,但决不能因此反对所有的反对意见。举个例子,建国初期有将军在中苏蜜月期中建议制定对苏作战预案,当时的国际环境中他被很多人扣帽子,但是时间证明一切。所以,我们重新解构中华文明,走向盛世,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兼容并包,绝不固步自封,同时要头脑冷静,不能被忽悠成戈尔巴乔夫。
最后,我相信人民的力量,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历史会盖棺定论所有人,风波亭哀叹的人是千百年的民族信仰,岳王墓前的人不是现在还跪着么,注定还将永远跪下去,直到永远。
算是点中网煤舆论的要害了,中宣部的大老爷们知不知道啊?
讨论,讨论,讨论,我们要多干,高干,大干时事,哪来那么多闲功夫,上头一声令下,我们基层认真贯彻,去执 ...
你若是自由地把了我的妹试试看!
你若是自由地把了我的妹试试看!
民主是对权力的制约,这个说得好。制约力和权力机构需要平衡,而不是让公众的制约力变为另一种暴政
以中国经验来看
这种平衡只有两个状态
要嘛一方封杀另一方
要嘛一方掀翻另一方
若出现中间状态的平衡
意味着意识形态变天了
以中国经验来看
这种平衡只有两个状态
要嘛一方封杀另一方
要嘛一方掀翻另一方
若出现中间状态的平衡
意味着意识形态变天了
呵呵,乔良对自由、民主的解释
完全是柿油派,还是其右翼的……
完全是柿油派,还是其右翼的……
现在的某某路线实际上也有些形式主义的苗头。
形式主义好处颇多
可以掩护实质主义
可以震慑反实质主义积极分子
可以忽悠反实质主义消极分子
还可以诠释英俊潇洒风流时尚
形式主义好处颇多
可以掩护实质主义
可以震慑反实质主义积极分子
可以忽悠反实质主义消极分子
还可以诠释英俊潇洒风流时尚
尤其乔良对民主的解释,完全是冷战初期炮制出来反对所谓“古典”民主的,而且是反G反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呵呵,乔良对自由、民主的解释
完全是柿油派,还是其右翼的……
难怪有人坚决不争论
台兄高屋建瓴一针见血
小弟拨云见日茅塞顿开
完全是柿油派,还是其右翼的……
难怪有人坚决不争论
台兄高屋建瓴一针见血
小弟拨云见日茅塞顿开
我建议学习老祖宗,独尊儒术,恢复帝制
皇帝让姓朱的做还是姓爱新觉罗的做?
皇帝让姓朱的做还是姓爱新觉罗的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