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1951年西藏代表如何找借口阻解放军进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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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1951年西藏代表如何找借口阻解放军进藏?


2014年04月17日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新中国第一任统战部长李维汉(下)
  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协议签订的首席代表
  1951年4月,李维汉受命为中央人民政府首席全权代表,负责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商谈和平解放西藏问题。
  从4月29日开始第一轮谈判到5月23日协议签订,在长达25天的时间里,经过多轮谈判。有时会就某个问题,进行多次反复协商;有时一些关键性的问题,西藏和谈代表还需发电报请示亚东噶厦和十四世达赖。由于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双方分歧大,各守谈判底线,最有争议的谈判内容,也就是在谈判中的主要问题上发生过激烈争论,曾两度使谈判濒临破裂边缘。




  4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事宜的谈判,在御河桥北京军管会交际厅举行。中央人民政府首席代表李维汉主持了首轮谈判,他说:“我们是一家人,家里的事情,大家商量着把事情办好”,并建议大家学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和西南军区颁布的“十条公约”。
  第一次谈判未涉及实质性问题,双方代表仅就谈判程序、步骤等问题进行了协商,具体问题以后谈,还听取了阿沛等代表的意见。因“五一”国际劳动节临近,李维汉提出休息两天,会上研究了请阿沛等出席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五一”纪念活动、上主席台等问题,确定了参加天安门观礼的代表名单。第一次会谈后,西藏代表在一起,对十条公约进行认真研究,最后,决定请示噶厦作为谈判的基础。
  五一国际劳动节,北京举行了盛大纪念活动。毛泽东与全国各族人民共庆节日。毛泽东此时此刻惦记着正在北京参加谈判的西藏代表,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阿沛,毛泽东握着阿沛的手说:“谢谢你,你们长途跋涉到这里,辛苦了,好好休息,你们来了好。”
  5月2日下午,进行第二轮谈判,主要议题商谈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的问题。这是谈判的焦点问题,也是整个谈判的基石。双方首席代表阐述了各自的立场,进行了面对面的交锋。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耐心细致地向西藏代表介绍解放军的宗旨和优良作风,并拿出清代历史文献,证明中央有权派军队入藏,而且早有先例。
  李维汉在发言中,概括地阐述了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历史上长期形成的,中央政权对西藏的主权管辖没有发生过变化。近百年来由于帝国主义侵略和挑拨,西藏地方政府同中央政权之间的关系有所疏远。即使这样,并没有改变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一根本事实,为保卫祖国安全防止帝国主义侵略,人民解放军必须进驻西藏。
  阿沛在发言中提出,西藏地方政府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这一点已经没有问题,不赞成解放军进驻西藏,并没有不承认西藏属于中国的意思,而是有两点重要理由:一是西藏地大人少,物产贫乏,进去大批解放军,在粮食供应等许多方面有很大困难,会加重人民的负担;二是西藏的东部和北部都同内地连接在一起,只有西部和南部与印度、尼泊尔等外国为邻,万一边境上发生外国侵扰等情况,再请解放军进去抵御;同时还可以把藏军扩充改编成解放军的一部分,这样在西藏也就有了解放军部队。
  李维汉说: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也就侵入了西藏的事实是不可否定的。英帝国主义通过侵略手段在西藏取得的种种特权,现在由印度继承下来了。这个问题还有待将来解决。西藏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一旦边境有事,解放军很难及时开进来,岂不误事。至于把藏军改编成为人民解放军,在十条中已经有了,不成问题,那是今后的事。你们既然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却不愿意要人民解放军去西藏保卫国防,岂不自相矛盾,请西藏代表考虑是不是这个道理。你们是不是担心解放军进藏后欺压老百姓,我可以在这里讲清楚,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各民族自己的军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保卫国家安全,保护人民利益,是这个军队的神圣职责。解放军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贯彻执行共产党、人民政府的政策,对群众利益秋毫无犯。这一点,昌都来的代表应该亲眼所见,是了解的。不需要有所顾虑。还可以明确告诉大家,解放军进驻西藏,就是去保卫国防安全,不是去干涉西藏内部的事情。至于进驻西藏的解放军的供应问题,完全由中央人民政府负责,不会增加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的负担。
  阿沛首席代表经过反复考虑,首先接受了中央人民政府代表的意见,他劝说其他代表也逐渐接受这一条意见。以后进行了5次谈判,双方就问题达成一致。在谈判期间,李维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经过友好耐心的协商,终于顺利地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达成《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1986年6月22日,阿沛在《人民日报》第5版发表了一篇题为《良师诤友———缅怀李维汉同志》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这样写到:李维汉“完全是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丝毫没有强加于人的味道。听了他的发言,我们几位代表都感到心服口服。这样,在我们内部讨论李维汉同志的发言并结合着再次讨论‘约法十条’时,大家一致认为应当以‘约法十条’作为协议的基础。李维汉同志的多次发言和谈心,使我受到极大启发,懂得了爱民族和爱祖国的一致性,懂得了正确处理民族关系的道理和重要性,真正懂得了我们所解决的问题关系到西藏各民族人民的前途和命运,从而把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放在了更加自觉的思想基础之上。李维汉同志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启蒙老师。”
  30年后的1981年5月,北京举行纪念《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30周年大会。李维汉在会上发表了《西藏民族解放的道路》的重要讲话,阐明了和平解放西藏协议是西藏历史和西藏与祖国关系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指出协议的各项基本原则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沿着社会主义方向,走祖国民族大家庭的团结和统一,就是西藏民族发展繁荣的光明道路。






http://www.chinanews.com/mil/2014/04-17/6075095.shtml


揭秘:1951年西藏代表如何找借口阻解放军进藏?


2014年04月17日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新中国第一任统战部长李维汉(下)
  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协议签订的首席代表
  1951年4月,李维汉受命为中央人民政府首席全权代表,负责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商谈和平解放西藏问题。
  从4月29日开始第一轮谈判到5月23日协议签订,在长达25天的时间里,经过多轮谈判。有时会就某个问题,进行多次反复协商;有时一些关键性的问题,西藏和谈代表还需发电报请示亚东噶厦和十四世达赖。由于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双方分歧大,各守谈判底线,最有争议的谈判内容,也就是在谈判中的主要问题上发生过激烈争论,曾两度使谈判濒临破裂边缘。




  4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事宜的谈判,在御河桥北京军管会交际厅举行。中央人民政府首席代表李维汉主持了首轮谈判,他说:“我们是一家人,家里的事情,大家商量着把事情办好”,并建议大家学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和西南军区颁布的“十条公约”。
  第一次谈判未涉及实质性问题,双方代表仅就谈判程序、步骤等问题进行了协商,具体问题以后谈,还听取了阿沛等代表的意见。因“五一”国际劳动节临近,李维汉提出休息两天,会上研究了请阿沛等出席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五一”纪念活动、上主席台等问题,确定了参加天安门观礼的代表名单。第一次会谈后,西藏代表在一起,对十条公约进行认真研究,最后,决定请示噶厦作为谈判的基础。
  五一国际劳动节,北京举行了盛大纪念活动。毛泽东与全国各族人民共庆节日。毛泽东此时此刻惦记着正在北京参加谈判的西藏代表,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阿沛,毛泽东握着阿沛的手说:“谢谢你,你们长途跋涉到这里,辛苦了,好好休息,你们来了好。”
  5月2日下午,进行第二轮谈判,主要议题商谈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的问题。这是谈判的焦点问题,也是整个谈判的基石。双方首席代表阐述了各自的立场,进行了面对面的交锋。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耐心细致地向西藏代表介绍解放军的宗旨和优良作风,并拿出清代历史文献,证明中央有权派军队入藏,而且早有先例。
  李维汉在发言中,概括地阐述了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历史上长期形成的,中央政权对西藏的主权管辖没有发生过变化。近百年来由于帝国主义侵略和挑拨,西藏地方政府同中央政权之间的关系有所疏远。即使这样,并没有改变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一根本事实,为保卫祖国安全防止帝国主义侵略,人民解放军必须进驻西藏。
  阿沛在发言中提出,西藏地方政府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这一点已经没有问题,不赞成解放军进驻西藏,并没有不承认西藏属于中国的意思,而是有两点重要理由:一是西藏地大人少,物产贫乏,进去大批解放军,在粮食供应等许多方面有很大困难,会加重人民的负担;二是西藏的东部和北部都同内地连接在一起,只有西部和南部与印度、尼泊尔等外国为邻,万一边境上发生外国侵扰等情况,再请解放军进去抵御;同时还可以把藏军扩充改编成解放军的一部分,这样在西藏也就有了解放军部队。
  李维汉说: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也就侵入了西藏的事实是不可否定的。英帝国主义通过侵略手段在西藏取得的种种特权,现在由印度继承下来了。这个问题还有待将来解决。西藏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一旦边境有事,解放军很难及时开进来,岂不误事。至于把藏军改编成为人民解放军,在十条中已经有了,不成问题,那是今后的事。你们既然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却不愿意要人民解放军去西藏保卫国防,岂不自相矛盾,请西藏代表考虑是不是这个道理。你们是不是担心解放军进藏后欺压老百姓,我可以在这里讲清楚,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各民族自己的军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保卫国家安全,保护人民利益,是这个军队的神圣职责。解放军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贯彻执行共产党、人民政府的政策,对群众利益秋毫无犯。这一点,昌都来的代表应该亲眼所见,是了解的。不需要有所顾虑。还可以明确告诉大家,解放军进驻西藏,就是去保卫国防安全,不是去干涉西藏内部的事情。至于进驻西藏的解放军的供应问题,完全由中央人民政府负责,不会增加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的负担。
  阿沛首席代表经过反复考虑,首先接受了中央人民政府代表的意见,他劝说其他代表也逐渐接受这一条意见。以后进行了5次谈判,双方就问题达成一致。在谈判期间,李维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经过友好耐心的协商,终于顺利地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达成《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1986年6月22日,阿沛在《人民日报》第5版发表了一篇题为《良师诤友———缅怀李维汉同志》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这样写到:李维汉“完全是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丝毫没有强加于人的味道。听了他的发言,我们几位代表都感到心服口服。这样,在我们内部讨论李维汉同志的发言并结合着再次讨论‘约法十条’时,大家一致认为应当以‘约法十条’作为协议的基础。李维汉同志的多次发言和谈心,使我受到极大启发,懂得了爱民族和爱祖国的一致性,懂得了正确处理民族关系的道理和重要性,真正懂得了我们所解决的问题关系到西藏各民族人民的前途和命运,从而把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放在了更加自觉的思想基础之上。李维汉同志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启蒙老师。”
  30年后的1981年5月,北京举行纪念《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30周年大会。李维汉在会上发表了《西藏民族解放的道路》的重要讲话,阐明了和平解放西藏协议是西藏历史和西藏与祖国关系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指出协议的各项基本原则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沿着社会主义方向,走祖国民族大家庭的团结和统一,就是西藏民族发展繁荣的光明道路。






http://www.chinanews.com/mil/2014/04-17/6075095.shtml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议得到毛泽东肯定

  1952年6月,在全国三反、五反运动胜利结束的形势下,李维汉主持召开了第三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主要讨论对民族资产阶级和民主党派的工作问题。三反、五反运动之后,党内在如何看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上,曾经出现一种只看到民族资产阶级的消极一面,否认民族资产阶级还有积极一面,认为对民族资产阶级应该实行消灭的政策,对资产阶级人们的改造应以马列主义而不是《共同纲领》为标准的“左”的情绪,对此,中共中央及时作了纠正。

  这次统战工作会议就是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和民主党派问题上贯彻中央纠“左”精神的。当时,土地改革在全国范围已经基本完成,国内阶级关系已经发生变化,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成为国内主要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已经不再是中间阶级。李维汉当时对这个变化在思想上不够明确。他在主持起草这次统战工作会议的文件稿中,曾把民族资产阶级仍然称作中间阶级。毛泽东审阅此稿时批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李维汉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修改了文件稿的提法。他在这次统战工作会议的报告中讲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过程,并且提出,今后要把毛泽东的这个批示,作为统战工作的指导思想牢固树立起来。同时,他提出,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变化了,但是这个阶级的两面性仍然存在,今后对资产阶级仍应坚持又团结、又斗争,斗争为了团结的政策。对资产阶级的改造,主要是把带“五毒”的资产阶级改造成为不带“五毒”的资产阶级,把违法改造成为守法,而不是把资产阶级改造成为工人阶级。他说,对民主党派的改造,是要他们确立“接受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的思想,而不是要求他们改造成为工人阶级政党。他还提出,统战部要和民主党派中的骨干分子一起检查和克服关门主义和宗派情绪。通过这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从根本指导思想上明确了国内主要矛盾和民族资产阶级阶级地位的变化,纠正了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和民主党派的“左”的情绪,使统战工作继续保持了正确的方向。

  从1953年起,我国开始进入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如何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废除资本主义所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当时亟待研究解决的一个大问题。李维汉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3年春季,他率领调查组去武汉、南京、上海等地,以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为中心,一边学习列宁的有关论述,一边进行调查研究,使理论同实际相结合,全面深入地考察了建国头几年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总结了工业方面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验。他在调查研究过程中,逐步明确认识到国家资本主义是私人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要形式。5月,他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送《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报告,详细分析了国家资本主义一系列由低级到高级的形式,明确提出国家资本主义是利用和限制工业资本主义的主要形式,是改造资本主义工业使之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要形式。他向中央建议: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特别是公私合营这一主要环节,实现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变革,过渡到社会主义。

  李维汉的这个报告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毛泽东亲自打电话告诉他,决定将这个调查报告提交政治局会议讨论。在随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都发言肯定这个报告。刘少奇说,报告很好,系统地解决了问题。周恩来表示他当时也正在调查寻找对私人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和途径,“罗迈(李维汉)的报告解决了问题”。

  毛泽东在6月15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宣布了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会议确定了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业的方针。(随后又确定了对私营商业也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方针。)李维汉根据中央确定的精神,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概括为利用、限制、改造。七八月间,他遵照中央指示,到中央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上作了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报告。9月,毛泽东在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座谈会上发表了《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明确肯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改造”。10月27日,李维汉在中华全国工商联代表大会上讲话,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国家资本主义方针。

  李维汉提出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意见,不仅正确地把握了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及时明确地向党中央提出通过国家资本主义道路来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建议,为实现这一飞跃提供了重大的决策依据,为开展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和平赎买作了理论和政策准备,也成为统一战线开展调查研究的一个经典范例。
蒙受冤屈最终解放

  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召开,全会错误地批判了所谓“单干风”和“翻案风”。会上也有人批评中央统战部,说统战部要把民主党派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领导核心。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中央统战部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在部务会议范围开展了政策思想检查,对李维汉从1956年以来在政策研究过程中提出过的一些理论政策性意见,如争取5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使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实际达到消灭阶级的水平(简称5年消灭阶级)、把民主党派根本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政党(简称社会主义政党)和使民主党派从中央到基层建立起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实际上已经是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简称社会主义统一战线)、各民族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民族(简称社会主义民族)等,不点名地进行了批判。会议开了40多次,历时半年多。

  1963年5月27日,中央统战部向中央报送了《关于中央统战部几年来若干政策理论性问题的检查总结》,作为这次批判的结果。李维汉没有参加这场政策思想检查。他在八届十中全会结束后,经中央批准去上海治疗耳病。当他得知部内政策思想检查的情况后,曾在1963年春节回到北京,找中央主管统战工作的领导同志谈话,要求参加部里的政策思想检查,接受批评。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他继续去上海养病。春节后,他又去上海,并在上海进行了调查研究,写了《两大对抗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内容是根据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要存在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左”的观点,来重新认识阶级斗争问题,并且就自己对阶级斗争长期性认识不足,作了自我批评。

  1964年5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中国会不会出修正主义,会不会出赫鲁晓夫的问题。会后,中央统战部部务会议在传达学习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精神过程中,开始了对李维汉的第二次批判。这次批判的指导思想更“左”,批判问题涉及的范围更宽,上的纲更高。批判的问题,集中起来就是所谓鼓吹“五社一短”,即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社会主义政党、社会主义合作共事关系、社会主义民族、社会主义宗教和短期消灭阶级。其中所谓“社会主义宗教”的提法,李维汉并没有这样说过,是有的批判者在发言中强加给他的。

  这“五社一短”被说成修正主义纲领,李维汉被扣上推行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和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罪名。这次批判开始时,李维汉正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休养。当他得知第二次批判开始后,立即从银川赶回部里参加。他在部务会议上作了两次检查,最后一次被迫承认犯了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错误。他当时的想法是,自己已是快70岁的人了,如果硬顶着不检查,被开除党籍,就再没有为党工作的机会了。

  李维汉是建党时期的老同志,在党内几十年,对党的感情是很深的,他一生的基本信念就是一要革命,二要党,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风浪,哪怕是自己多受些委屈,总想留在党内继续为党做些工作。1964年12月25日,李维汉被撤掉中央统战部部长职务,随后在三届全国人大和四届全国政协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被撤掉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常委、副主席的职务。

  在1966年开始的10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李维汉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折磨,被批斗40余次,关押8年之久。1975年又被流放到湖北咸宁,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1977年底才从咸宁回到北京,重新获得自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李维汉被批判的问题,中央统战部组成专门小组进行了复查。1979年3月16日,中央统战部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统战系统干部大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代表中央宣布为全国统战、民族、宗教工作部门摘掉“执行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帽子,为李维汉恢复名誉。1980年11月,中央批准了中央统战部《关于李维汉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这个复查报告的结论指出,中央统战部1962年、1964年两次对李维汉的批判,“在理论上和政治上是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在组织上是违背毛主席关于党内斗争的方针和方法的教导的。”中央批准撤销中央统战部在这两次批判中送中央的有关批判李维汉的几个报告,同时宣布撤销中共中央1964年12月25日关于撤去李维汉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职务的通知。

  李维汉在1979年3月16日的平反大会上,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他说:“我感谢党中央把统战系统十多年来被颠倒了的是非颠倒过来,使错案得到了纠正,使冤案得到了昭雪,这是党的实事求是原则的胜利。”他建议大家:第一,一定要有全局观点,从大局出发,把仇恨记在林彪、“四人帮”身上,把全部心血倾注在加强安定团结、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第二,要力戒骄傲,既不要背过去林彪、“四人帮”迫害的包袱,也不要背过去工作成绩的包袱,轻装上阵。第三,要消除隔阂,加强团结。第四,要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其高风亮节,闻者为之动容。

  此时,他已是83岁高龄了,凭着对党和人民的耿耿丹心,他要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竭尽余力,为党和人民多做一点工作。李维汉平反后,担任中央统战部顾问。他以长期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多次向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提出很多重要的建议,受到中央的重视和采纳。
“只要一息尚存,就要为党尽一份力”

  1979年六七月间,李维汉在北京医院住院。一次他对前去看望他的孙起孟说:有一个大问题,一直压在我心头放不下来,这就是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上,怎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一场空前的浩劫?当孙起孟问及他的看法时,他说,问题的关键在于封建遗毒,为了从根本上挖掉“文化大革命”这一祸根,必须把肃清政治思想上的封建遗毒作为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提出来。以后,他又多次对去看望他的领导同志以及去采访他的报社记者谈起这个问题。他想的很多,讲的也很多,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论述:

  (1)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政治上彻底粉碎了封建统治,在经济上改变了土地所有制,这是伟大的胜利。但是,由于革命的原因,我们老是打仗,解放后还有抗美援朝战争。在戎马倥偬的岁月里来不及对封建主义意识形态和传统习惯进行清算。而这些战争基本上都是带农民性的,大批的农民和小生产者自身沾染着封建主义思想意识也未来得及消除。这样,封建主义意识形态成为一种传统力量被带到社会主义时代。

  (2)毛泽东对我国封建主义传统的严重性是认识不足的。毛泽东著作中,在个别地方虽然提到过反封建主义思想的问题,但他没有意识到要同封建主义的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然而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主宰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长达几千年,封建遗毒的危害和影响比起教条主义来,其深度和广度不知要大多少倍,他对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却没有像对待教条主义那样重视过,也设有花那样大的力气去清算,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应趁此强劲东风,补上反封建主义思想这一课,要在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同时,反对封建主义思想残余,从理论上、思想上进行清算。

  1980年5月24日上午,李维汉专门去看望邓小平,向邓小平详细陈述了他的想法。他列举了大量封建主义遗毒在现实中的表现,正式建议邓小平出来补上这一课,并建议在十二大召开时进行。邓小平表示赞同李维汉的意见。

  6月22日,李维汉又给胡耀邦、胡乔木写信说:关于反封建主义问题,我曾建议由小平同志对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补上这一课,并认为可利用十二大召开的机会去进行。因为这个问题已经传开,可否在8月人大、政协开会期间,请小平同志在政协开幕时就这个问题作个演讲。

  邓小平接受李维汉建议后,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思考和部署。6月27日,他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时指示:“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问题要讲一讲。”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报告,其中第三、第四两个部分对封建主义思想影响问题作了全面的分析和充分的论述,提出了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和肃清政治思想上的封建遗毒的历史性任务。邓小平指出:“我们进行了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这个报告于8月31日由政治局讨论通过。

  8月19日,李维汉在政治局扩大会议小组会上发言说:“我曾向小平同志建议,要补上反封建主义思想这一课,并且由他来补。今天我还是坚持这个建议。昨天小平同志的报告补了很好的第一课。我感到非常高兴。”

  以后,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反封建主义思想问题作了论述。在研究决定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等重大决策上,中央也都考虑了反对封建主义思想的残余影响这一重要因素。这是李维汉晚年的一个重要贡献。

  1982年9月,李维汉在党的十二大作了书面发言。他深刻地剖析了派性的实质、特点以及对党的事业的巨大危害,尖锐地提出从各级领导岗位中彻底清除“三种人”的极端重要性。他说:“某些领导班子内一二个有权势的人,结合一些沾亲带故(各种故旧关系)的、气味相投的分子,安插在所属的部门和地方,进行损害党的利益以至争权夺利的活动。”“他们往往隐蔽在党组织之内,进行非组织的活动,像虫蚁钻进栋梁一样,悄悄地、使人不易察觉地啃坏党的肌体。”他的发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这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李维汉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1983年夏,李维汉病重住院,但他对中央送来征求意见的关于整党决定草案反复研究,提出了许多重要的修改意见,并强调指出整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强调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他的这些意见得到了中央的采纳。4月,李维汉受中央委托,主持由中央指定的5人小组(李维汉、王首道、冯文彬、荣高棠、何载),会同原陕北、陕甘边区的负责干部,研究解决西北党史上30年代以错误肃反为中心的一段历史问题。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存在着相当广泛激烈的争论,要正确地、公正合理地解决,是很不容易的。这时,李维汉的身体已经很不好,曾两度住院,但他置病弱之身于不顾,毅然挑起了这副重担。他从调查研究入手,调集了约计70万字以上的材料,仔细反复研读。有些材料字迹不清,就借助于放大镜。他以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严谨缜密的工作作风,主持领导这项工作,多次举行讨论会,耐心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分别把有关同志请到家里谈话。他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进行鞭辟入里的分析和恰如其分的判断,使大家心服口服,给大家很大的启发和教益。由于他过量的脑力劳动致使神经亢奋,连续多日靠服安眠药维持睡眠。终于,支持不住了。5月13日下午,他从中南海开会回来,极度疲劳,上气不接下气。见到这种情形,家属子女都劝他暂缓工作,并给中顾委秘书长荣高棠写信。李维汉知道后,把家属子女找到办公室,严肃地说:“老了,也要为党干一点事,只要一息尚存,就要为党尽一份力,否则活着干什么?西北历史问题是中央交办的工作,累死我也要完成。”

  6月11日,李维汉病重住院,他仍每天约请5人小组的同志来病房研究工作。6月17日,他从病榻上起来,去中南海出席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最后一次会议。当他在两位工作人员的搀扶下出现在会议室门前时,同志们向他投来尊敬的目光。他气喘吁吁,艰难地移步就座,休息了好一阵,才能开始发言。他说:解决历史问题,既要弄清思想是非,又要团结同志。要从历史事件中总结经验教训,不应再着重个人责任。他勉励大家要团结起来,为四化贡献余热。在热烈的掌声中,争论了半个世纪的西北历史问题终于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妥善地解决了,他又主持起草了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报告,得到中央的批准。
 晚年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李维汉晚年仍然十分关心党的统战工作和民族工作,对统一战线理论的研究与建设继续做出贡献。早在1979年3月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平反大会上,他首次提出了统战工作包括党派工作、民族工作、宗教工作都是一门科学,有它的规律。1983年4月,中央统战部召开建国以来第一次统战理论座谈会,这时李维汉已是86岁高龄,又体弱多病,但他仍亲自撰写提纲,到会作了近3个小时的统战理论问题的报告。1983年9月,李维汉发表了《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中国统一战线》,在党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反响。这是他生前留下的最后一篇论述统一战线的著作。这篇文章全面系统地阐明了统一战线的理论、政策,总结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统一战线的基本规律,是一篇重要统战理论文献。

  李维汉晚年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在撰写回忆录上。他把写回忆录当做晚年为党所做的一项重要工作。他经常对人说:“为什么说老干部是宝贵财富?我想有两条,第一条是保持革命晚节,做一个像样的、合格的共产党员;第二条就是应该多收集一点党的、革命的历史资料,交给党,为将来写好中共党史做点贡献。”他对自己的回忆录要求极严,立下三条规矩:一、以集体为主,适当联系自己;二、史料力求真实,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三、对个人活动持分析态度,重新学习和认识过去,进行必要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以集体为主,是李维汉写回忆录的一个重要原则。

  他在1983年5月给邓小平的信中说:我写了一些回忆录,是以集体为主的。他常对协助他整理回忆录的同志说,我的回忆录,是写我经过的事,但我并不把自己的活动作为主线来写,而是着重写集体的活动,适当联系自己。他要求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看得出党的集体领导,看到群众。他的每一篇回忆录,都是按照这个要求去写的。例如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担任中共湘区党委书记,但在《大革命时期的湖南》这篇回忆录中,他却写了众多的革命领导人和群众,特别是花了很大的气力,写了大量的革命烈士。力求真实,这是李维汉经常反复强调的。他多次说:对史料要深入调查、反复核实,做到人真、言真、形象真,忠于历史的真实面貌,不夸大,不缩小,更不能弄虚作假。要经得起时间、后人和史料的检验。对于第一手资料,他也不轻信,认为也需要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工作。李维汉把撰写回忆录看作是重新学习、重新认识自己的过程。他在日记中写道:“三中全会以来这几年,我有一些进步,一个重要的心得是,对过去的一切问题重新看,用实践不断检验,这样,才能不僵化,才能有所进步。”李维汉对自己一生的历史,采取“再认识”的态度,对于自己做得对的,他认真加以总结,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对历史材料中不符合事实的记载,实事求是地加以说明。尤其可贵的是,他对于自己的错误,从不掩饰,不诿过,并从错误中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他在《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回忆与研究》一文中,针对他在1927年11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写道:“现在看来,秋白和我的这些意见,特别我自己的意见,都是错误的,其中也有国际代表的影响”。在文章的另一处写道: “我写这篇回忆录把上述情况全部摆出来,目的在于解剖秋白为首的党中央的盲动主义错误,同时也是解剖和批评我自己,因为我是中央政治局主要成员之一。”

  李维汉为了写好回忆录,他不顾年高多病,自1980年到1981年间,先后3次去长沙、武汉、南京、上海和西安等地收集、查阅资料。他以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奋不顾身地工作,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巨大劳动。他每天早上6点前就起床,吃完饭后,借助于推车散步,坚持走完规定的距离。上午、下午他都伏案学习工作,翻阅大量历史资料,修改稿子,累了,就推车步行,或者在靠椅上稍躺一会儿,随即又工作;他对稿子要求极严,反复进行修改,从内容到文字,字斟句酌,一丝不苟,力求完善。他风趣地说:“要先做小人,后做君子。做小人反复无常(指反复修改),做君子一言为定(指拍板定稿)。”由于他严于律己,刻苦治史,对史料极端负责任,所以他写出的回忆录,都有较高的价值,为党史界所重视。

  李维汉撰写回忆录,原计划27个专题,100余万字。在他晚年的最后几年时间里,他竭尽余力,一方面顽强地与病魔作斗争,一方面以超人的毅力,争分夺秒地实施计划。他曾说过“搞不完回忆录,我死不瞑目”。1984年4月,李维汉病情恶化,但在他生命的最后3个月内,插着氧气管还在病榻上修改文稿,表现了顽强地同病魔作斗争的革命精神,十分感人。他这种同病魔顽强斗争的革命精神是一贯的。早在1954年11月,他因耳癌去苏联治疗,用的是钴放射的疗法,病未痊愈就在1955年2月回国工作。1956年以后又在国内做了两次手术。由于在苏联用钴放射,神经受到严重损害,因而他回国后经常要忍着剧痛坚持工作。有时疼痛难忍,他就一人关门独坐,一坐半天,一言不发。家属还以为他的神经出了毛病。可是疼痛过后,他又照常坚持工作。由于钴照射的结果,耳中不断流血流水,经常要到医院换药治疗。到了“文革”中,他被投进监狱,不允许到医院换药。这时,他不仅要忍受政治上的折磨,而且要忍受疾病的折磨,只好自己用棉球擦去耳中的血水,苦不堪言。粉碎“四人帮”以后,他从湖北咸宁回到北京,由于长期的监狱和流放生活,身体十分虚弱,动辄虚脱。1980年以后,他又患了肺炎、肺气肿和结核性腹膜炎,以后又发展成为肺心病和冠心病,最后导致心脏病和心力衰竭。但是,他就是在身体如此虚弱的严重情况下,仍然全副身心扑在党的工作上,真正做到了生命不息,工作不止。

  1984年7月,终因心力交瘁,他不能工作了。7月26日,他含着眼泪向秘书表示,自己未能全部完成回忆录写作计划深感遗憾。8月11日凌晨,一个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惦记着党的事业的老共产党员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但是,我们感到欣慰的是,李维汉撰写的68万字的回忆录《回忆与研究》,于1986年5月出版发行了。这是李维汉晚年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李维汉是中国共产党内德高望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1984年春节,他吟成一首七绝:

  春回大地百花生,举国欢腾庆日新。我是采薪忧不尽,残年有志惜晚晴。

  这首诗正是李维汉晚年岁月的真实写照。笔者作为统一战线上的新兵。对他的那种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对他的那种拼命精神和崇高品质,表示深深的敬意,他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为党和人民建立的崇高业绩,将永远值得人民、特别是统一战线工作者和统一战线广大成员的崇敬和怀念。(叶学贤)
罗迈在87会议的时候也是党内大佬,后来为什么下去的?
同情兄??????
跑题了吧!

跑题了吧!
驻军才能体现中国主权的存在,在这一点上老一辈还是很清醒的!
藏军根本不能称为军,拿嘴皮子来阻止我军进入?
不带这么刷分的吧?前面还好,后面完全没关系好吧?
只能说标题起得不对。文章是纪念罗迈的,标题的事只是其中一件事。
f22 发表于 2014-5-4 11:41
藏军根本不能称为军,拿嘴皮子来阻止我军进入?
如果拿来揍尼泊尔甚至印军,藏军还是有几分战斗力的,彪悍的藏人+英军的训练,战斗力还可以
如果拿来揍尼泊尔甚至印军,藏军还是有几分战斗力的,彪悍的藏人+英军的训练,战斗力还可以
50年的藏军肯定打不过印军,戈尔斯坦的书里对整个西藏上层的腐败无能是充满蔑视的。
多余谈判,直接开进去扫灭黄教,省去多少麻烦
f22 发表于 2014-5-10 09:56
50年的藏军肯定打不过印军,戈尔斯坦的书里对整个西藏上层的腐败无能是充满蔑视的。
4、50年代西藏上层还是有很多类似阿沛·阿旺晋美这样眼光较高的人士,包括丹增嘉措本人也曾经是“开明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