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证如山:《毛泽东家居》一书吹捧毛泽东“生活简朴”站 ...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3/28 22:3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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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卸甲书生

《毛泽东家居》质疑之一
          

笔者最早接触《毛泽东家居》(以下简称《家居》)一书,是因为《人民网》登载了龙剑宇的《毛泽东菜谱和真实食谱全揭秘》(在“凤凰网”发表时,改名为《秘书谈毛泽东1961年吃西餐:我的估计 不会的》)。据介绍系《家居》一书摘登。看完该文,痛感其学术品质低下,遂撰成《毛泽东菜谱八问》登载于共识网,可惜龙先生至今没有回应笔者的任何质疑。前不久,有机会读到这2013年1月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书,才知道龙先生这些年来撰写了不少关于毛泽东日常生活的著述,现为韶山毛泽东纪念馆副馆长、湘潭大学教授。龙先生其他著述水平如何?笔者没有读过,不能妄评。仅就《家居》而言,实在不敢恭维。书中相互矛盾、词不达意之处颇多,暴露出作者学养的严重不足。不过毕竟是小节。最致命的是出于某种目的,在毛泽东日常生活的问题上隐瞒史实,编造篡改,曲解误导,丧失了史学研究者应具有的学术道德底线和自律意识。笔者觉得有必要指出该书在哪些问题上讲了假话。是相信《家居》的,还是相信笔者的,读者看完拙文后自会有自己的判断。

下面分4篇文章对《家居》的有关问题提出质疑。之所以这样做,是一些网友觉得笔者的文章大都太长,动辄几万字。前不久,有网友回复说,读《〈关于毛泽东的那些谣言〉点评》花了一个小时。这在盛行文化快餐的时代确实不合时宜。但笔者一直做实证研究,反驳别人的文章,证明自己的观点都要有史料根据,不能空口白牙瞎说,故文章一写就长。这次针对《家居》一书的内容,按衣、食、住、用4个方面逐一撰文,分次发表,只是想让网友们减轻点“遭罪”的感觉,不知能否如愿。但不管怎样,笔者还是衷心感谢那些过去或今后都能把这些“又臭又长”的文章坚持读完的广大网友,甚至包括那些用恶毒语言咒骂的人。毕竟骂人也要在读完文章之后。当然,对于那些一心只想“站队”,看到文章题目就嗤之以鼻,不顾事实非要把毛泽东神化成“十全十美”偶像的人,另当别论。



    《家居》在毛泽东衣着的问题上,主要是极力维护一些流传已久的假故事和错误说法,有选择地利用馆藏遗物为其“站台”助力,刻意隐瞒事实真相,肆意曲解历史史实。



一、毛泽东穿着带补丁的衣服会见了沈钧儒等民主人士了吗?

《毛泽东家居》(以下简称《家居》)说:

“进京时,毛泽东准备接见沈钧儒、李济深等民主人士”,卫士李银桥翻箱倒柜也没找一件像样儿的衣服。“毛泽东安慰说:‘不必了,我想他们也不会太在意人的穿着。’就这样,毛泽东穿着带了补丁的衣服会见了沈钧儒等人。”(115页)

毛泽东穿着补丁衣服见客人,最早出自李银桥讲述的一个故事:“进城后,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接待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各界代表、知名人士。他要见张澜前,吩咐我说:‘张澜先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了不少贡献,在民主人士当中享有很高威望,我们要尊重老先生,你帮我找件好些的衣服换换’。我在毛泽东所有的‘存货’里翻了又翻,选了又选,竟挑不出一件不破或者没有补丁的衣服。这就是毛泽东进城时的全部家当——没有一件像样的新衣服。因为他说过进京赶考的话。所以我说:‘主席,咱们真是穷秀才进京赶考了,一件好衣服都没有了。’毛泽东说:‘历来纨挎子弟考不出好成绩。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我们会考出好成绩。’‘现在做衣服也来不及了,要不去借一件?’不要借了,补了不要紧,整齐干净就行。张老先生是贤达之士,不会怪我们的。”这样,毛泽东只好穿了补丁衣服见张澜,以后又穿这件衣服见沈钧儒,见李济深、郭沫若、陈叔通……。可我心里总有些难过。我们共产党打了天下,共产党的主席竟连一件没有补丁的衣服都没有。后来,毛泽东准备上天安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才到王府井请王子清师傅为他做了一身新制服(《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第96页)。

《家居》篡改了李的故事,把会见人张澜换成了沈钧儒、李济深。但无论是李的说法,还是《家居》的说法,均不符合事实。

其一,按常理,没有新衣服,就穿平时身上穿的衣服见客人嘛,除非平时身上穿的就是“补丁衣服”。其实,李银桥的述事已经偏离了毛的原意。毛是说让他“找件好些的衣服换换”,李不是去找“好些的”衣服,而是去找“不破或者没有补丁的衣服”,结果找不到。李银桥自己也说过,毛泽东“身上的补丁主要集中在外人看不到的内衣内裤以及粗线袜子上”(《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第95页),为什么此时不仅箱子里没有不“打补丁”的外衣,连毛平时身上穿的外衣也打了补丁?李银桥虽然没有明说,却暗示毛一直在穿打着补丁的外衣。可当时与他一起开会、工作的中央领导人或各级干部,没有一个人提过亲眼看到毛穿着打补丁的外衣,为什么?  

其二,毛泽东入住香山后不久便做了两套新衣服,不是没有不打“补丁”的外衣可穿。曾任中央警卫团团长的张耀祠说:“在衣着上,毛主席进城做过一套制服,这套衣服只用于接见外宾和参加会议等场合穿”(《张耀祠回忆录——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第285页)。张耀祠1953年才调任中央警卫团团长一职,毛泽东进城后做第一件衣服的事,只能听别人转述。但时任毛泽东卫士的孙勇证实确有这件衣服:“在香山双清别墅住时,开始穿一套黄呢子中山服”(孙勇《在毛主席身边二十年》)。这套衣服是谁做的?原来时任北京市长的叶剑英在军调处时代就结识了北京著名裁缝王子清。王曾经在法国喝过洋墨水,吃过面包、牛奶,回国后在北京王府井附近执业,国民党北平军分会的李宗仁等达官显贵都请他做过衣服。毛泽东一行入住香山后,叶很快便把他介绍过来为中央领导人做衣服。王子清的徒弟丁奎英回忆说:“起先,毛主席秘书拿一套旧衣服来找师傅,要求‘照这做一套’。衣服取走后又被送回来,原来那套在延安做的旧衣服太肥大,同样尺寸新衣服穿着不合适。王子清便到香山给首长量尺寸。‘好家伙,这可是毛主席的衣服呀!’师傅回来后特兴奋,‘去,打点儿酒喝,喝完干活。’师徒一夜没睡,拆了衣服重做。师傅留下毛主席衣服纸样,后来,给毛主席做开国大典时穿黄呢子礼服,就是照这样子做。”丁奎英还透露,紧接着他和师傅又给中央主要领导人缝制了一套平纹灰布中山装,衣服由王子清师傅裁剪,他缝制,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一人一套(《老裁缝丁奎英“神剪”》)。

     王子清为毛缝制第一件衣服的时间未见有文字记载。但通过判读历史照片,可以断定至迟在4月24日之前。

     目前所见毛泽东进城后最早的几张照片,如《3月25日在西郊机场阅兵》、《3月25日在西郊机场与民主人士合影》、《4月21日接见新民主主义共青团一大代表》,皆穿大衣,无法得知外衣着装情形。但在《4月24日毛泽东在香山看解放军占领南京的报道》这张照片上,毛已经穿上了呢子小尖领外衣,与西柏坡七届二中全会(3月5日至13日举行)上穿的尖领布衣服明显不同。另一套平纹灰布中山装是什么时候完工的?查1949年5月毛泽东在香山摄有两张单人照片,分别穿着小方领较卷曲、上衣兜盖褶皱密集的衣服和小方领、上衣兜盖都很挺刮的平纹布衣服(毛进城后缝制的衣服,衣领和兜盖都熨得很平整,无褶皱)。1949年5月毛泽东、徐肖冰、侯波在香山合影时,穿的也是这件新做的平纹布衣服(见《在毛泽东身边》,第78页)。笔者仔细察看了照片上毛泽东在西柏坡会议上穿的尖领布质衣服和5月份在香山的那身小方领布质衣服,并没有发现任何补丁。而且至今没有任何史料说明,毛穿着补丁衣服参加西柏坡会议。4月下旬以后,他又穿上了新缝制的呢子中山装和平纹布中山装。

其三,毛泽东接见张澜、沈钧儒、李济深等民主人士的时间均在6月15日召开的政协筹备会以后。毛进城后,从3月25日到4月20日,主要忙于部署渡江作战和指导与国民党代表团谈判,其间曾进城去看望过他在长沙读书的老师和同学,如汤璪真,黎锦熙、黄国璋等,主要是叙旧,对象是参与政治热情不高的几个湖南籍知识分子,话题涉及政治内容的不多。当时他真正谈政治的对象是张治中等国民党的谈判代表们。毛泽东与参政的知识分子们开始频繁交往,是在国共谈判破裂,解放军发起渡江作战之后。毛最早频繁交往的是诗人柳亚子。4月29日,他因柳亚子有诗呈送,和诗一首,内有“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之句。5月1日,毛到颐和园访柳,并一起在昆明湖上划船。5月5日,毛派人把柳接到香山谈话,朱德等人作陪。6月15日至19日政协筹备会召开以后,毛的工作重点转向组建政府,为了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交换意见,“先后会见了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陈书通、何香凝、马述伦、柳亚子等”(《毛泽东传,1893—1949》,第938页)。此时,他起码拥有进城前做的未见有任何“补丁”的外衣两套,新缝制的尖领黄呢外衣和小方领平纹布外衣各1套。有这些衣服不穿,非要穿“带补丁的”衣服去见民主人士,这个故事可信吗?

《家居》作者对所谓“补丁衣服”的情节可靠性不做任何分析研究,却把李银桥所说的故事引发者张澜先生的名字换成沈钧儒、李济深,想要达到什么目的,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顺便提一下,《家居》关于毛泽东的补丁衣服瞪着眼睛说瞎话的地方颇多。请看下面一段:

战争年代,毛泽东说:“我节约一件衣服,前方战士就能多一发子弹。”和平年代,他则说:“现在国家还穷,不能开浪费的头。”又说:“没条件讲究的时候不讲究,这一条好做到。经济发展了,有条件讲究仍约束自己不讲究,这一条难做到。共产党人就是要做难做到的事。”这的确难做到,毛泽东做到了。过去,因为与一般群众交往多,而较少礼仪上的来往,毛泽东甚至外衣上也打满补丁。他留下的不少照片,即是这种打补丁的形象。新中国成立后他对补丁略有“讲究”,那就是让人尽量选用衣服本色相同或相近的布,形状也尽量整齐规矩(第116页)。

毛泽东在战争年代留下不少照片,笔者见过的也不少。但外衣“打补丁”的,笔者只见过1941年他在延安给干部做报告那一张,裤子双膝盖处有两处补丁。此外未见其他照片中有此情景。请《家居》作者多提供几张,让孤陋寡闻如笔者也开开眼。如果说毛给人留下了“打补丁”的印象,起码应当在一半以上的照片里他都穿着“打补丁”的衣服,问题是到哪去找?说新中国成立后毛对外衣补丁略有“讲究”,更属天方夜谈!1949至1976年,毛泽东先后缝制公务装(即外衣)30余套,如果每件衣服都穿,平均1件也就穿10个月左右便“退役”了。世界上有刚缝制10个月就需要打补丁的新衣服吗?《家居》这种不靠谱的说法比比皆是,传递给读者的信息相当混乱。



二、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穿过普罗公司生产的黄色羊毛衫吗?

《家居》说: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穿过的一件黄色羊毛衫留存至今,长60厘米,肩宽55厘米,胸围110厘米,袖长55厘米,后领缝有“普罗公司,标准货品”长形面条及“44”字样的布条。前胸有16厘米的开缝,并钉了一黄一灰的胶扣,另一颗扣子脱落;右袖肘部还补了一块浅灰色的棉纱,前后有6块用棉线缝补痕迹。整件衣服上有大大小小10多个破洞。1949年,毛泽东参加开国大典时还是穿的这件羊毛衫(第111页)。

韶山纪念馆作为毛泽东遗物的保存单位,收藏了这件羊毛衫,不假。但断言毛在开国大典上穿过这件羊毛衫,委实没有任何根据。问题有两个,一是毛在开国大典上到底穿没穿过羊毛衫;二是就算穿过羊毛衫,是不是这件羊毛衫?

其一,关于毛在开国大典上穿羊毛衫的故事,最早出自卫士马武义之口,说是毛泽东在开国大典礼服里面穿的毛衣裤十分破旧,毛衣“左右两个胳膊一边一个大洞,还是在西柏坡时,韩桂馨(毛泽东卫士长李银桥的妻子)用袜子头给补上的。”(《毛泽东贴身卫士回忆60年前的今天——开国大典前我为毛主席整理好衣装》,《现代快报》2009年10月1日)。

笔者在《毛泽东的开国大典礼服与毛衣裤》一文中已经说明,根据气象台对10月1日的气温纪录,从1951年(以前缺)到1959年,当日平均最高气温是22.13度(与毛泽东住所内的恒温温度标准相同)。1949年10月1日的气温虽然没有纪录,但当天并没有下雨(导致低温的主要原因),只是多云天气,况且开国大典于下午3时举行,通常从中午11时至下午3时是一天气温最高的时间段。看看人们的回忆,当天穿着单衣的典礼参加者,如穿着天蓝色上衣、白制服裤子的少年,穿深灰色制服、浅灰色列宁服的男女干部职员,没有一人回忆说感到很冷;在广场上负责通信保障的部队干部艾平甚至说到了中午时分,太阳晒在身上“火辣辣的”。所以毛根本就没有必要在厚实的美国将校呢的开国大典礼服之内,再穿上更厚的毛衣裤。当天随侍毛泽东一直呆在天安门上的保健医生王鹤滨的回忆则说,10月1日晚上天安门广场放焰火,“十月的夜晚有些凉了。毛主席穿上了那件棕红色的毛衣,在儿女们的簇拥下,坐天安门上观看焰火”(《紫云轩主人——我所接触的毛泽东》,第23页)。毛泽东穿毛衣是在当天晚上,而不是在开国大典上。

其二,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举行时有几件毛衣?笔者在《战争年代,江青与毛泽东的日常生活》一文中曾统计过,起码有3件毛(线)衣。一是1960年初毛泽东在广州鸡颈坑专用住所读书时,机要员谢静宜看到的一件浅棕色的长袖线衣,因为“整个背后破了无数个大大小小的洞”,“缝补的同志只好在里面垫上一块白布”。毛说这件可能是卫士长的夫人韩桂馨补的(谢静宜《主席的衣服》,载《在毛泽东身边》)。长袖线衣不是毛衣,也能起到御寒作用,故归入毛衣类。二是江青结婚后给毛泽东织的毛衣。1938年与毛结婚后,会织毛线活的江青为毛织了一套毛衣裤。1964年10月以后到毛家管仓库的吴连登说他还看到了这件毛衣。“主席有一件毛衣,还是在延安时江青织的,袖子短了,再接一块”(《毛泽东管家吴连登口述:毛主席工资404.80元是怎样开支的?》)。三是《家居》中所说的这件普罗公司生产的黄色羊毛衫。除此之外,还有保健医生王鹤滨说毛10月1日晚上穿的那件“棕红色”毛衣(《紫云轩主人——我所接触的毛泽东》,第23页)。如果王医生没有把颜色记错的话,它应当是当时毛泽东拥有的第4件毛(线)衣。这么多毛(线)衣穿哪件不行,非要穿肘部(单肘或双肘)打了补丁的毛衣?

其三,普罗公司生产的这件“黄色羊毛衫”是什么时间开始破损并打上补丁的?《家居》说该毛衣“右袖肘部补有一块浅灰色的棉纱”,从所附遗物照片看也确实如此。右肘部的补丁是什么时候缝的?却无说明。笔者推测它可能是1950年代缝的,理由是《家居》一书的封面上,采用了童小鹏所拍摄的《毛泽东在西柏坡的躺椅上》,毛当时穿的正是这件毛衣,无衣领、前胸开缝,都符合《家居》所介绍的该毛衣特点。毛泽东在西柏坡是什么时候?1948年5月27日入住西柏坡,1949年3月23日离开。他穿这件毛衣也应当是在1948年秋到1949年3月之间。从照片上看,毛衣尚无一处破损痕迹,特别是右肘部,看不出有用浅灰色棉纱缝补的情形(《家居》所附的该毛衣照片,棉纱缝补处面积较大,且比毛衣颜色浅的多,位置偏向衣袖外侧。若当时已缝了这块补丁,在童小鹏的照片上不会一点痕迹也看不出来)。毛3月25日到北京后,顶多继续穿1个多月,天气就热了。实际上他4月24日阅读解放南京消息的报纸时,已经不穿毛衣了。这件毛衣为什么会在童小鹏拍照后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立马破的不行,“右袖肘部还补了一块浅灰色的棉纱,前后有6块用棉线缝补痕迹。整件衣服上有大大小小10多个破洞”。《家居》作者怎么证明这块“补丁”以及6处“缝补痕迹”和10多个“破洞”是在1949年10月1日之前就有了?

毛泽东参加开国大典时穿着带补丁的羊毛衫,实为子虚乌有的假故事。《家居》为了使人相信其真,从馆藏毛泽东遗物中拣出一件右肘有补丁的毛衣来,指认为他在开国大典上穿过的那件,没有任何道理。其实,“右肘有补丁”的毛衣本身就否认了“双肘有补丁”的荒唐说法。《家居》又举不出任何证据说明这块右肘的“补丁”是开国大典之前缝的,除了对马武义的故事情节越搅越乱之外,想要为其“圆谎”,还真帮不上什么忙。



三、从1952年至1963年,整整十年,工作人员未敢为毛泽东添置一件新衣吗?

《家居》说:

毛泽东生性节俭,衣服非到无法再穿时不许更换,解放初期添置的几件衣服,他一穿就是几十年。1952年至1963年,整整十年,工作人员未敢为毛泽东添置一件新衣(第118页)。

同时还说:

1957年,毛泽东应邀出席苏共二十四大暨十月革命胜利四十周年庆典。……行前,田阿桐中毛泽东做了一套黑色中山装(第126页)。

既说1952年至1963年未敢“添置一件新衣”,又说1957年田阿桐为毛泽东做了件黑色礼服,真让人笑喷了!难道1957年不在这10年之内吗,田师傅做的黑色中山装算不算新衣?

《家居》在书中自相矛盾,其实是想隐瞒1952年至1963年间毛泽东缝制衣服的真相,维护一个流传已久的谎言,即卫士李银桥所说的:“可能有人不相信。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从1953年底到1962年底,毛泽东没做过一件新衣服”(《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第99页)。李银桥想以毛泽东卫士长的身份证实这一观点,只能截止于1962年,因为当年他转业去了天津;《家居》无故把时间又延长1年,依据是什么,却不说。

韶山纪念馆工作人员多年来一直致力于让人相信李银桥的这个说法是真的,却从未认真考察一下毛泽东这些年里到底做没做衣服。曾任纪念馆馆长的阳国利撰文说:“据主席身边工作人员回忆,从1953年到1962年,毛泽东没有做过一件新衣服。”(《毛主席的睡衣打满补丁》)如今《家居》作者再次力挺其说。

笔者想告诉大家的是,这不是什么“千真万确的事实”,而是千真万确的谎言!

按照毛泽东1949年以后的生活习惯,他平时在家穿睡衣,在参加公务活动、会见外宾和民主人士时,通常会穿中山装款式的政务装。仅以政务装为例,从1953年至1962年为毛泽东缝制的新衣服有:

1.大元帅服1套。在1955年评军衔时,本来准备按照苏联给斯大林评定军衔的做法,给毛泽东评大元帅。为此,天津一家总后的军工厂按毛泽东的身材做好了一套大元帅服。但毛泽东拒绝穿,他用开玩笑的口吻说:这样的大元帅服穿在身上会很不舒服(陈明远《毛泽东、周恩来等穿什么衣裳》)。这套大元帅服至今保存在军事博物馆,有实物可查。

2.在党的“八大”会议上所穿的政务装1套。这款由田阿桐等几位“红都”名师于1956年9月设计的服装,毛泽东在党的“八大”上曾经穿过(高黎明口述,谭璐采访:《不知佳衣谁裁出》,载《北京青年报》2010年4月2日C2版)。有照片可证。

3.第二次访苏时所穿黑色中山装1套。“1957年,毛泽东应邀出席苏共二十四大及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田阿桐特地为毛泽东做了一套黑色中山装。毛泽东穿着这套中山装出席了苏共大会,并在会议期间与赫鲁晓夫多次交锋。但这套衣服,毛泽东穿了一次就不愿再穿了,因为他生性不喜欢黑色”(袁成亮《上世纪中央领导人的首席服装师田阿桐》,《人民政协报》2009年05月15日)。《家居》也承认缝制过这套衣服。

4.1957年毛泽东在武汉做的服装,数目不详,起码1套。

上海的周庆祥师傅为毛泽东做衣服时,毛泽东自己说的,他身上穿的衣服是在武汉做的。

5.1957年夏上海的周庆祥师傅所做中浅灰色的派力司列宁装(中山装领样)2套。另有4套,款式不详。

6.1958年,上海的周庆祥师傅所做服装,至少有中山装、列宁装领样2套。

7.1959至1962年,上海的周庆祥师傅每年都为毛泽东做服装,式样、数量不详(以上均见《毛泽东在上海》,第341—342页)。

毛泽东的很多历史照片也可以证明这期间他做过不少新衣服,比如著名的毛式中山装就是在此期间逐渐“定型”的。据知情人透露,建国后有关部门先后为毛泽东制作过4幅标准像,除第1幅和第4幅外,其他都是上文所说的“1953年到1962年”之间制作的。第2幅标准像所穿衣服的领子较小较短,显然是“毛式中山装”正式定型之前的产物。第3幅则是标准的毛式中山装,衣服领子大而尖。中国摄影家协会图片社的创始人、毛泽东标准像的制作者陈石林曾披露它的制作过程:“1959年国庆十周年前夕,中央决定制作一幅反映毛泽东当年形象的正面标准照片。摄影记者为毛主席拍摄了一张清晰度和皮肤质感较好的照片,但是,由于存在一系列的摄影技术问题,画面的整体效果不太理想。最终领导还是决定让我来加工制作。我用反转显影、复制底片的方法,完成了第三幅标准照的制作工作。1960年至1966年天安门城楼悬挂的巨幅画像就是以此为摹本绘制的。1976年,天安门广场上百万人追悼毛主席大会上使用的大幅画像也是使用第三幅标准照片放大的”(《揭秘毛泽东四张标准像的由来及服装特点》)。亿万人多年来亲眼目睹的事实,总比一个人的说法更可靠吧?



四、田阿桐为毛泽东1957年访苏缝制黑色中山装,是初次为毛做衣服吗?

《家居》说:

(1957年毛泽东访苏行前,田阿桐为做毛泽东一套黑色中山装)他初次为毛泽东做衣服,对毛泽东的身高、体型都没有准确数据。中央办公厅安排对毛泽东进行一次目测(第126页)。

田阿桐原系上海一家服装公司的技师,13岁起学习裁缝。1956年,中央办公厅从上海招收12名服装技师,成立“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服装加工部”,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核和体格检查,专为中央首长们制装。“这个‘特别加工部’,其实就是由这12名服装技师组成的制装小组。这12名服装技师,皆出于上海红帮门派——旧指为‘红毛’(洋人)缝制洋服的裁缝。包括田阿桐、王庭森等名师。而他们进了中南海后才明白,原来,‘特别会计室服装加工部’在当时成立的真正目的和首要任务,就是为毛泽东研制合体的着装,包括让毛泽东以崭新的形象出现在1956年中共‘八大’的主席台上。”“这12名服装技师各有所长,比如凌溪生师傅以做女装见长,他带一队人专门给女宾做衣服。田阿桐和王庭森则负责给领导人做特体服装。至于制装所需的面料,只需裁缝们发话,中央办公厅便会派人去各地厂家采购。完成‘毛装’的制作后,特别加工部的12名裁缝于1958年搬出中南海,来到了东交民巷的红都服装店。这家服装店,实际上就是国务院外交部外交人员服务局的一个服装加工部,它的首要任务就是为中南海最高领导人和外国友人制装。这里的裁缝,中办几乎随叫随到。而中办则根据领导人的偏爱,指定专门的裁剪师为之服务”(《国家领导人的服装是由什么人来制作的呢?》)。

田阿桐是什么时间对毛进行目测的?通常的说法是中共八大之前。“1956年8月的一天,正在忙活的田阿桐突然接到一项为毛泽东做衣服的‘特殊任务’。中央办公厅相关人员再三叮嘱田阿桐要做好保密工作。毛泽东从井冈山时期就喜欢穿中山装,田阿桐此次为他做的服装自然也非中山装莫属了。俗话说‘量体裁衣’,做衣服自然少不了测量一下人体相关部位的尺寸。然而,田阿桐这次为毛泽东做衣服却是个例外。出于安全考虑,为毛泽东做衣服的裁缝都不能靠近他,自然也谈不上‘量体裁衣’了,只能靠‘目测’来解决问题。这对当事者来说无疑是一个莫大的考验。当田阿桐在工作人员带领下来到毛泽东所在的中南海书房时,已是晚上12点光景了。尽管田阿桐从来没有通过‘目测’来做衣服,但凭着几十年的经验,他站在离毛泽东5米远的地方,一次‘目测’成功”(出处同上)。这一说法可信,且有1956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上的照片为证。《家居》的说法不同,认为是在1957年冬,毛泽东准备去莫斯科开会前,田师傅才为毛缝制服装,并进行目测。那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上所穿的政务装是谁缝制的,是根据什么尺寸缝制的?

《家居》书中类似这种篡改史实、偷梁换柱的把戏甚多,有时甚至找不出理由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次笔者勉强替它找到一条理由——掩饰1950年代在中南海成立特别服装加工部这一事实。建立中央领导人服装特别保障体制,其实从开国大典以后就开始了。丁奎英回忆说开国大典后,他就跟着师傅王子清进中南海为领导人做衣服。但毕竟只是在“海里”支了个裁缝摊子,不成气候。1956年12名上海服装技师被召入京,成立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服装加工部,标志着该体制正式形成。1958年该部搬出中南海,与沪上迁来的波纬、雷蒙、造寸等西服名店合并成立了北京友联时装厂,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央领导人、各国使馆和出国人员们。1966年“文革”开始时,原友联时装厂东交民巷门店改称为“反帝服装店”,但为方便别国使馆人员前来制装,第二年又更名为“红都”,并沿用至今。《家居》说:“195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从全国各地(笔者注:错,这12位裁缝全都是从上海调来的。请《家居》作者从中举出一个人的名字,说他不是从上海调来的)调集12位技术精湛的裁缝进京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做衣服。田阿桐是其中之一,他被安排在北京红都服装厂工作。”(第126页)《家居》对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服装加工部讳莫如深,田师傅这段工作经历也被抹去,直接“安排”他到北京红都服装厂上班了。



五、毛泽东打补丁的衬衣背后隐藏了什么?

《家居》说:

新中国成立后,相对来说,外衣较少补丁,内衣补丁常见,甚至补丁叠补丁,江青打的整齐些,别人打的就有些五花八门,蓝布头、黄布头、灰布头,有什么布就打什么补丁(第115页)。

这段文字的问题有两个,一是1949年以后,江青为毛泽东的内衣打过“整齐些”的补丁吗?笔者曾在《战争年代,江青与毛泽东的日常生活》中说明,1940年代后期,养尊处优的江青已经把为毛泽东缝衣服的工作交给组织上专门为李讷雇的保姆了。1949年以后,一开始可能确有卫士为毛补衣服的情况,后来补衣服则成为专设(或外请)裁缝的工作,王子清、丁奎英、田阿桐、王庭森、周庆祥、吴兴扬、刘奎元等服装大师都为毛泽东服务过。其中上海服装六厂车间主任周庆祥、上海裁缝吴兴扬、北京总后被服厂刘奎元补的衣服最多。1957年夏,周师傅为毛泽东做了6套衣服(包括假领),却费了1个多月的时间,就是因为同时还要为毛缝补大量旧衣服。1937年便开始在上海学徒的吴兴扬以织补的方式为毛补衣服,号称“织补大王”。“织补就是用与破损衣物相同的丝线,按照衣物原本的花纹来回编织”,可以达到“天衣无缝”的境地。毛的许多衣服是派人专程送到上海请他补的。总后被服厂刘奎元师傅为毛补了那件著名的有73个补丁的木薯棉睡衣。工作人员称:“刘师傅真是高手,找了同颜色的布料精心缝补,不仔细看竟看不出补丁来(《补了73个补丁的木薯棉睡衣》)。《家居》不说这些高手匠人补衣服的事儿,单说江青1949年以后为毛泽东的衬衣打补丁,有什么史料可以证明吗?怎么确认毛泽东的内衣上哪块补丁是江青打的,哪块是别人打的?

二是说内衣上“蓝布头、黄布头、灰布头,有什么布就打什么补丁”。这个说法来自李银桥。他曾回忆说,毛的内衣有许多补丁,“蓝布头、黄布头、灰布头,有什么碎布就补什么补丁”(《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第95页)。李是从1947年到1962年一直陪伴毛的人,他的话也许很多人信。但是从1950年到1960年初一直陪伴毛,与毛一起工作、陪毛吃饭的秘书林克的看法完全不同。他说毛泽东“穿的内衣,我也没见过什么五颜六色的布补丁”,斥之为“那些书上的描写是夸张和离奇的,很不真实”(《林克:读书伴随了毛泽东一生》)。机要员谢静宜也于1960年代初在广州鸡颈坑别墅观察过毛的衣服补丁,发现“大部分补得都很好,也有补得不那么高明的,多数是用旧白棉布补的”。毛泽东喜欢穿白内衣,用旧白棉布去补是很自然的。只有一件浅棕色的长袖线衣,因为“整个背后破了无数个大大小小的洞”,“缝补的同志只好在里面垫上一块白布”(谢静宜《主席的衣服》,《在毛泽东身边》),并没有提到五颜六色的布头。同一件事,当事人分歧如此之大,信谁的?其实解决这个争论也很简单。毛的遗物都保留在韶山纪念馆,《家居》作者又是该馆工作人员,把那些五颜六色的补丁内衣拿出来看看不就行了。如果没有,便证明李银桥的说法不对;如果有,证明林克的说法有误。奇怪的是,《家居》可以把普罗公司的毛衣照片公布出来,却不肯公布一件带有五颜六色补丁的内衣照片。

更有甚者,《家居》刻意隐瞒一个事实不肯让读者知道:“五、六十年代,毛泽东一般夏天穿乔其纱衬衣、衬裤或白纺绸,或白的确良衬衣,冬天穿棉毛衣裤。到70年代,全部穿棉毛衣裤,夏天是薄薄的单纱白棉毛衣裤。衣为无领圆口套头衫,前胸从领口往下有19 厘米长开衩,钉三颗白色小有机扣,冬天则为稍厚的棉毛衣裤”。这些内衣均保留在韶山纪念馆。据披露,“现留存的毛泽东的棉毛衣、裤,乔其纱衬衣、裤,白府绸衬衣等新的、旧的,约有200 余件”(《毛泽东遗物事典轻、薄、软的内衣内裤》)。就按200件算吧,平均每年为毛缝制内衣裤达7.14件。1964年10月到毛家工作的吴连登还说,他经常到北京服装厂,让师傅们把毛的两三件旧内衣改成一件内衣。若此言可信,毛拥有的内衣数量更远超200之数。这么多内衣裤放在仓库里不穿,单单穿那两件打补丁的,图的是什么,有人能给个答案吗?



六、毛泽东究竟有多少条睡衣?

《家居》说:

新中国成立初,毛泽东需要“换装”……在大家看来,这也是由农村向城市的转变。衣服做出来了,工作人员又担心难过主席这一关。不过这一次,毛泽东见到新做的一堆衣服倒是没有表示什么,当看到几件又大又长的薄睡衣时,他高兴了。他选中一件米黄色木茄棉质地的,一件浅黄色薄棉绒质地的,说:“这两件留下,其余的拿走!”从此,毛泽东在家办公、学习、会客时都穿着睡衣。工作人员知道毛泽东不喜欢大红大紫或质地考究的面料,于是又选用浅色棉织品多做了几件(第118页)。

毛泽东喜欢穿睡衣,是1949年以后养成的生活习惯,一直保持到晚年。“无论是春夏秋冬穿什么样的衣服,主席在家的时候从不套罩衣,只穿睡衣。除非参加活动非换中山装不可”(亓莉《毛泽东晚年生活琐记》,第48页)。

广大读者最熟悉的是那件补了73个补丁的睡衣,因为这个故事流传甚广。“这件睡衣材质一般,样式普通,夹层,香蕉领,外侧有两个口袋,长141厘米。睡衣外观通体破旧,它的领子全换过,衣袖、前页、下摆等处补丁连补丁,竟达73个之多,以至几乎看不出本布。从50年代初一直到1971年,毛泽东春秋两季都穿它,这一穿就是二十年。尽管越来越旧,毛泽东却总不舍得扔掉”(阳国利《毛主席的睡衣打满补丁》)。这个故事是宣传毛生活简朴的。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把睡衣穿那么多年呢?按照《家居》的说法,当初王子清为毛缝制的衣服是一大堆,毛只选中两件,其余的让“拿走”。拿到那里去没有下文。叶永烈著《江青传》曾提到,1962年春,陈云和夫人于若木来到上海,被安排住进太原路上海交际处管理的一幢房子。刚进门,就觉得屋里特别豪华和奇特:绿色的地毯、绿色的沙发、绿色的窗帘,就连桌子、马桶、马桶盖上,也铺着绿色的丝绒!陈云觉得奇怪,这房子他曾住过,室内并没有这等特殊装饰。一问,才知此处后来江青住过。她说她喜欢绿色,绿色使人心境愉悦。她要求上海交际处照她的意见,对屋内装饰进行一番“改造”。于若木对警卫处长说:请你向交际处负责同志转达一下,这幢房子的装饰很别扭。我的意见是把这些窗帘都取下来,换上原来旧的。换下来的窗帘可以拿到市场上去供应群众。”(第231—232页)给绿窗帘提供了一个归宿。毛泽东不同。他只是让人把其他的衣服“拿走”,怎么处理不管。于是便出现了颇为怪异的现象:一方面他确实喜欢王师傅做的那件睡衣,破的地方打上补丁继续穿,另一方面有关部门又在不断地做新睡衣。他去世后,韶山纪念馆工作人员“清理毛泽东遗物时发现长的、短的,厚的、薄的,好的、破的各色各样的睡衣有 20 多件”(《毛泽东遗物事典补了 73 个补丁的木薯棉睡衣》)。就按20件算吧,这意味着从1949年到1976年间平均每年要做0.71件新睡衣。请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一个人在几十年内无法或不愿买新衣服,只有三四件换着穿,破了补好又穿,确为艰苦朴素。但毛泽东的情况不同,仓库里堆着许多睡衣,却没有一位身边工作人员在回忆中提到,他说过“不要再做新睡衣了,有三四件就足够了”这样的话。所以带补丁的睡衣一直穿,簇簇光新的睡衣一直做。《家居》只拿睡衣的“木茄棉质地”和“薄棉绒质地”说事,只说工作人员又“多做了几件”,却隐瞒了毛泽东拥有20多件睡衣这一无可否认的事实。



七、毛泽东使用假领、假袖是为了节省布料吗?

《家居》说:

(毛泽东使用假领、假袖)也节省了布料,这无疑符合毛泽东反对浪费的习惯,这大概也是他用假领、假袖的一个重要原因吧!(第118页)

《家居》说,毛使用假领、假袖,主要原因是他平时生活比较随意,但“会见民主人士和外宾时则非常注意仪容。他认为只有穿着整洁才礼貌,才表示尊重对方。他又嫌临时换衬衣麻烦,所以就用上了这假领、假袖。他的时间安排很紧凑,客人到达前20分钟,他才整理自己:理发员给他理发,他专心看有关材料。外宾就要来了,他脱下睡衣,戴上白色假领、假袖,外罩灰色中山装,换上棕色皮鞋。”(第117页)上述描写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但接下来说毛泽东使用假领、假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节省布料”,就令人大跌眼镜了。毛泽东如果按“节省布料”的原则办事,就无法解释他的遗物中为什么会有200多件内衣裤、20多条睡衣,为什么会平均每年做7件以上新外衣。值得一提的是,《家居》作者有意以自己的经历说明使用假领、假袖只是因为方便,“那是在冬天,内衣穿得多,在毛线衣上套个假领,看上去是穿衬衣的样子,穿西装时既可戴领带又可不挨冻,真是两全其美”(第118页)。笔者认为,图方便只是对毛个人而言,因为其卧室平时保持着22度的恒温,其他家庭很难做到。对毛泽东时代的广大普通百姓来说,这是短缺经济和票证制度逼出来的社会怪象。笔者是那个年代的过来人,亲眼看到喜欢打扮得漂亮点儿的青年女性因为每年发的布票少,做件新衣服实在难,便在衣领上做文章,用很少的布票可以做多套假领,质料、颜色、式样都不同,换来换去,满足自己的爱美之心。中年男女上班时戴假领的就比较少,老年人几乎没有戴假领的。戴假领作为一种时尚,最早在上海流行,以后全国各地争相仿效。1957年夏和1958年上海的周庆祥师傅为毛做的中山装、列宁装“领样”,指的便是这种假领。“文革”结束后取消票证制度,戴假领现象很快消失。为什么?能做一件完整衣服,不保暖,何必去做假领,被人发现了反而是件丢脸的事儿。《家居》作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戴假领是为了冬天穿西装方便,这种事肯定不会发生在毛泽东时代,那时普通百姓没人敢穿西装。况且现在在衬衣之外穿鸡心领或开缝的无领毛衣,再穿西装的情形十分普遍,并不影响系领带,也没有理由非穿假领不可。



八、毛泽东的新鞋先让身边工作人员穿,然后自己穿,是“决不会嫌旧”的问题吗?

《家居》说:

他(引者注,指毛泽东)不喜欢穿新鞋,说新鞋夹脚,不舒适。工作人员在他穿新鞋前,总要想办法把鞋子弄提宽松柔软一些。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新鞋让卫士或身边工作人员先穿,然后再由毛泽东穿,毛泽东决不会嫌旧(第123页)。

《家居》在这里延用多年来的“颂圣”思维,把感谢人和被感谢人的关系完全搞颠倒了。让人把新鞋穿松软了再自己穿,谁享受,谁遭罪,谁应感谢谁?恐怕是连几岁小孩子都明白的道理。独独在毛泽东这里行不通。毛让人替他把“夹脚”的新鞋穿得宽松柔软是“恩赐”,所以不存在感谢不感谢的问题,而是嫌弃不嫌弃的问题。作者的生花妙笔竟然把让别人替代“遭罪”改写成艰苦朴素的故事,这份本事真令人佩服。笔者记得当年批判“四人帮”时,江青的一条罪状就是不愿意穿新鞋,新鞋都是让内勤替她穿软了再穿,当时是被视为资产阶级“腐化堕落”的表现之一。“同样是两口子,差别怎么就这么大哩”——老婆让人穿新鞋就是“腐化堕落”;丈夫让别人穿新鞋,居然是“决不会嫌旧”的艰苦朴素作风。天下这么大,到哪儿讲理去?



九、毛泽东视察南泥湾时,上衣口袋里装的是什么?

《家居》在第113页的照片图题中说:

1943年10月毛泽东视察南泥湾,穿着常见的四个口袋的延安本地产的“干部服”,下面口袋和右上口袋鼓鼓的,估计是笔记本和香烟、火柴之类;头上戴的是比较厚的八角帽(第113页)。

一般来说,图题都比较简明扼要,《家居》非要在毛视察南泥湾的照片上罗索一番,实在另有深意。原来,老战士宋承志曾披露过这么一段秘闻:10月30日,毛泽东在视察359旅返回延安的途中,又专程来到位于陶宝峪的八路军炮兵团视察,听取汇报并吃了顿午餐。炮兵团拿自己喂的鸡,养的猪,种的菜招待毛泽东一行。时任炮兵团教导营营长、出生于1917年12月的宋承志,临时被分配负责视察时的保卫工作,陪同领导检阅部队。吃完晚饭,还剩下半只烧鸡,宋承志念及烧鸡是稀罕物,便塞进了毛泽东的衣服口袋。“当时,只有随行的江青手里有照相机,她记录了毛泽东的这一形象。”(《军中老照片——老照片背后的故事》)宋承志把剩下的半个烧鸡塞进毛泽东的哪个口袋,不详,但也算不上什么丑事。《家居》非要强作解人,隐去烧鸡,说成是“笔记本和香烟、火柴之类”,有这个必要吗?



史著写的好不好,史能、史识固然重要,最关键的还是能否秉持史家求真求实的学术道德。如果抱着某种目的有意掩盖真相,曲解史实,该意不讲真话,那就真的无可救药了。 来源 liuqing.bokerb.com

作者:卸甲书生

《毛泽东家居》质疑之一
          

笔者最早接触《毛泽东家居》(以下简称《家居》)一书,是因为《人民网》登载了龙剑宇的《毛泽东菜谱和真实食谱全揭秘》(在“凤凰网”发表时,改名为《秘书谈毛泽东1961年吃西餐:我的估计 不会的》)。据介绍系《家居》一书摘登。看完该文,痛感其学术品质低下,遂撰成《毛泽东菜谱八问》登载于共识网,可惜龙先生至今没有回应笔者的任何质疑。前不久,有机会读到这2013年1月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书,才知道龙先生这些年来撰写了不少关于毛泽东日常生活的著述,现为韶山毛泽东纪念馆副馆长、湘潭大学教授。龙先生其他著述水平如何?笔者没有读过,不能妄评。仅就《家居》而言,实在不敢恭维。书中相互矛盾、词不达意之处颇多,暴露出作者学养的严重不足。不过毕竟是小节。最致命的是出于某种目的,在毛泽东日常生活的问题上隐瞒史实,编造篡改,曲解误导,丧失了史学研究者应具有的学术道德底线和自律意识。笔者觉得有必要指出该书在哪些问题上讲了假话。是相信《家居》的,还是相信笔者的,读者看完拙文后自会有自己的判断。

下面分4篇文章对《家居》的有关问题提出质疑。之所以这样做,是一些网友觉得笔者的文章大都太长,动辄几万字。前不久,有网友回复说,读《〈关于毛泽东的那些谣言〉点评》花了一个小时。这在盛行文化快餐的时代确实不合时宜。但笔者一直做实证研究,反驳别人的文章,证明自己的观点都要有史料根据,不能空口白牙瞎说,故文章一写就长。这次针对《家居》一书的内容,按衣、食、住、用4个方面逐一撰文,分次发表,只是想让网友们减轻点“遭罪”的感觉,不知能否如愿。但不管怎样,笔者还是衷心感谢那些过去或今后都能把这些“又臭又长”的文章坚持读完的广大网友,甚至包括那些用恶毒语言咒骂的人。毕竟骂人也要在读完文章之后。当然,对于那些一心只想“站队”,看到文章题目就嗤之以鼻,不顾事实非要把毛泽东神化成“十全十美”偶像的人,另当别论。



    《家居》在毛泽东衣着的问题上,主要是极力维护一些流传已久的假故事和错误说法,有选择地利用馆藏遗物为其“站台”助力,刻意隐瞒事实真相,肆意曲解历史史实。



一、毛泽东穿着带补丁的衣服会见了沈钧儒等民主人士了吗?

《毛泽东家居》(以下简称《家居》)说:

“进京时,毛泽东准备接见沈钧儒、李济深等民主人士”,卫士李银桥翻箱倒柜也没找一件像样儿的衣服。“毛泽东安慰说:‘不必了,我想他们也不会太在意人的穿着。’就这样,毛泽东穿着带了补丁的衣服会见了沈钧儒等人。”(115页)

毛泽东穿着补丁衣服见客人,最早出自李银桥讲述的一个故事:“进城后,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接待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各界代表、知名人士。他要见张澜前,吩咐我说:‘张澜先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了不少贡献,在民主人士当中享有很高威望,我们要尊重老先生,你帮我找件好些的衣服换换’。我在毛泽东所有的‘存货’里翻了又翻,选了又选,竟挑不出一件不破或者没有补丁的衣服。这就是毛泽东进城时的全部家当——没有一件像样的新衣服。因为他说过进京赶考的话。所以我说:‘主席,咱们真是穷秀才进京赶考了,一件好衣服都没有了。’毛泽东说:‘历来纨挎子弟考不出好成绩。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我们会考出好成绩。’‘现在做衣服也来不及了,要不去借一件?’不要借了,补了不要紧,整齐干净就行。张老先生是贤达之士,不会怪我们的。”这样,毛泽东只好穿了补丁衣服见张澜,以后又穿这件衣服见沈钧儒,见李济深、郭沫若、陈叔通……。可我心里总有些难过。我们共产党打了天下,共产党的主席竟连一件没有补丁的衣服都没有。后来,毛泽东准备上天安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才到王府井请王子清师傅为他做了一身新制服(《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第96页)。

《家居》篡改了李的故事,把会见人张澜换成了沈钧儒、李济深。但无论是李的说法,还是《家居》的说法,均不符合事实。

其一,按常理,没有新衣服,就穿平时身上穿的衣服见客人嘛,除非平时身上穿的就是“补丁衣服”。其实,李银桥的述事已经偏离了毛的原意。毛是说让他“找件好些的衣服换换”,李不是去找“好些的”衣服,而是去找“不破或者没有补丁的衣服”,结果找不到。李银桥自己也说过,毛泽东“身上的补丁主要集中在外人看不到的内衣内裤以及粗线袜子上”(《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第95页),为什么此时不仅箱子里没有不“打补丁”的外衣,连毛平时身上穿的外衣也打了补丁?李银桥虽然没有明说,却暗示毛一直在穿打着补丁的外衣。可当时与他一起开会、工作的中央领导人或各级干部,没有一个人提过亲眼看到毛穿着打补丁的外衣,为什么?  

其二,毛泽东入住香山后不久便做了两套新衣服,不是没有不打“补丁”的外衣可穿。曾任中央警卫团团长的张耀祠说:“在衣着上,毛主席进城做过一套制服,这套衣服只用于接见外宾和参加会议等场合穿”(《张耀祠回忆录——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第285页)。张耀祠1953年才调任中央警卫团团长一职,毛泽东进城后做第一件衣服的事,只能听别人转述。但时任毛泽东卫士的孙勇证实确有这件衣服:“在香山双清别墅住时,开始穿一套黄呢子中山服”(孙勇《在毛主席身边二十年》)。这套衣服是谁做的?原来时任北京市长的叶剑英在军调处时代就结识了北京著名裁缝王子清。王曾经在法国喝过洋墨水,吃过面包、牛奶,回国后在北京王府井附近执业,国民党北平军分会的李宗仁等达官显贵都请他做过衣服。毛泽东一行入住香山后,叶很快便把他介绍过来为中央领导人做衣服。王子清的徒弟丁奎英回忆说:“起先,毛主席秘书拿一套旧衣服来找师傅,要求‘照这做一套’。衣服取走后又被送回来,原来那套在延安做的旧衣服太肥大,同样尺寸新衣服穿着不合适。王子清便到香山给首长量尺寸。‘好家伙,这可是毛主席的衣服呀!’师傅回来后特兴奋,‘去,打点儿酒喝,喝完干活。’师徒一夜没睡,拆了衣服重做。师傅留下毛主席衣服纸样,后来,给毛主席做开国大典时穿黄呢子礼服,就是照这样子做。”丁奎英还透露,紧接着他和师傅又给中央主要领导人缝制了一套平纹灰布中山装,衣服由王子清师傅裁剪,他缝制,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一人一套(《老裁缝丁奎英“神剪”》)。

     王子清为毛缝制第一件衣服的时间未见有文字记载。但通过判读历史照片,可以断定至迟在4月24日之前。

     目前所见毛泽东进城后最早的几张照片,如《3月25日在西郊机场阅兵》、《3月25日在西郊机场与民主人士合影》、《4月21日接见新民主主义共青团一大代表》,皆穿大衣,无法得知外衣着装情形。但在《4月24日毛泽东在香山看解放军占领南京的报道》这张照片上,毛已经穿上了呢子小尖领外衣,与西柏坡七届二中全会(3月5日至13日举行)上穿的尖领布衣服明显不同。另一套平纹灰布中山装是什么时候完工的?查1949年5月毛泽东在香山摄有两张单人照片,分别穿着小方领较卷曲、上衣兜盖褶皱密集的衣服和小方领、上衣兜盖都很挺刮的平纹布衣服(毛进城后缝制的衣服,衣领和兜盖都熨得很平整,无褶皱)。1949年5月毛泽东、徐肖冰、侯波在香山合影时,穿的也是这件新做的平纹布衣服(见《在毛泽东身边》,第78页)。笔者仔细察看了照片上毛泽东在西柏坡会议上穿的尖领布质衣服和5月份在香山的那身小方领布质衣服,并没有发现任何补丁。而且至今没有任何史料说明,毛穿着补丁衣服参加西柏坡会议。4月下旬以后,他又穿上了新缝制的呢子中山装和平纹布中山装。

其三,毛泽东接见张澜、沈钧儒、李济深等民主人士的时间均在6月15日召开的政协筹备会以后。毛进城后,从3月25日到4月20日,主要忙于部署渡江作战和指导与国民党代表团谈判,其间曾进城去看望过他在长沙读书的老师和同学,如汤璪真,黎锦熙、黄国璋等,主要是叙旧,对象是参与政治热情不高的几个湖南籍知识分子,话题涉及政治内容的不多。当时他真正谈政治的对象是张治中等国民党的谈判代表们。毛泽东与参政的知识分子们开始频繁交往,是在国共谈判破裂,解放军发起渡江作战之后。毛最早频繁交往的是诗人柳亚子。4月29日,他因柳亚子有诗呈送,和诗一首,内有“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之句。5月1日,毛到颐和园访柳,并一起在昆明湖上划船。5月5日,毛派人把柳接到香山谈话,朱德等人作陪。6月15日至19日政协筹备会召开以后,毛的工作重点转向组建政府,为了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交换意见,“先后会见了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陈书通、何香凝、马述伦、柳亚子等”(《毛泽东传,1893—1949》,第938页)。此时,他起码拥有进城前做的未见有任何“补丁”的外衣两套,新缝制的尖领黄呢外衣和小方领平纹布外衣各1套。有这些衣服不穿,非要穿“带补丁的”衣服去见民主人士,这个故事可信吗?

《家居》作者对所谓“补丁衣服”的情节可靠性不做任何分析研究,却把李银桥所说的故事引发者张澜先生的名字换成沈钧儒、李济深,想要达到什么目的,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顺便提一下,《家居》关于毛泽东的补丁衣服瞪着眼睛说瞎话的地方颇多。请看下面一段:

战争年代,毛泽东说:“我节约一件衣服,前方战士就能多一发子弹。”和平年代,他则说:“现在国家还穷,不能开浪费的头。”又说:“没条件讲究的时候不讲究,这一条好做到。经济发展了,有条件讲究仍约束自己不讲究,这一条难做到。共产党人就是要做难做到的事。”这的确难做到,毛泽东做到了。过去,因为与一般群众交往多,而较少礼仪上的来往,毛泽东甚至外衣上也打满补丁。他留下的不少照片,即是这种打补丁的形象。新中国成立后他对补丁略有“讲究”,那就是让人尽量选用衣服本色相同或相近的布,形状也尽量整齐规矩(第116页)。

毛泽东在战争年代留下不少照片,笔者见过的也不少。但外衣“打补丁”的,笔者只见过1941年他在延安给干部做报告那一张,裤子双膝盖处有两处补丁。此外未见其他照片中有此情景。请《家居》作者多提供几张,让孤陋寡闻如笔者也开开眼。如果说毛给人留下了“打补丁”的印象,起码应当在一半以上的照片里他都穿着“打补丁”的衣服,问题是到哪去找?说新中国成立后毛对外衣补丁略有“讲究”,更属天方夜谈!1949至1976年,毛泽东先后缝制公务装(即外衣)30余套,如果每件衣服都穿,平均1件也就穿10个月左右便“退役”了。世界上有刚缝制10个月就需要打补丁的新衣服吗?《家居》这种不靠谱的说法比比皆是,传递给读者的信息相当混乱。



二、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穿过普罗公司生产的黄色羊毛衫吗?

《家居》说: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穿过的一件黄色羊毛衫留存至今,长60厘米,肩宽55厘米,胸围110厘米,袖长55厘米,后领缝有“普罗公司,标准货品”长形面条及“44”字样的布条。前胸有16厘米的开缝,并钉了一黄一灰的胶扣,另一颗扣子脱落;右袖肘部还补了一块浅灰色的棉纱,前后有6块用棉线缝补痕迹。整件衣服上有大大小小10多个破洞。1949年,毛泽东参加开国大典时还是穿的这件羊毛衫(第111页)。

韶山纪念馆作为毛泽东遗物的保存单位,收藏了这件羊毛衫,不假。但断言毛在开国大典上穿过这件羊毛衫,委实没有任何根据。问题有两个,一是毛在开国大典上到底穿没穿过羊毛衫;二是就算穿过羊毛衫,是不是这件羊毛衫?

其一,关于毛在开国大典上穿羊毛衫的故事,最早出自卫士马武义之口,说是毛泽东在开国大典礼服里面穿的毛衣裤十分破旧,毛衣“左右两个胳膊一边一个大洞,还是在西柏坡时,韩桂馨(毛泽东卫士长李银桥的妻子)用袜子头给补上的。”(《毛泽东贴身卫士回忆60年前的今天——开国大典前我为毛主席整理好衣装》,《现代快报》2009年10月1日)。

笔者在《毛泽东的开国大典礼服与毛衣裤》一文中已经说明,根据气象台对10月1日的气温纪录,从1951年(以前缺)到1959年,当日平均最高气温是22.13度(与毛泽东住所内的恒温温度标准相同)。1949年10月1日的气温虽然没有纪录,但当天并没有下雨(导致低温的主要原因),只是多云天气,况且开国大典于下午3时举行,通常从中午11时至下午3时是一天气温最高的时间段。看看人们的回忆,当天穿着单衣的典礼参加者,如穿着天蓝色上衣、白制服裤子的少年,穿深灰色制服、浅灰色列宁服的男女干部职员,没有一人回忆说感到很冷;在广场上负责通信保障的部队干部艾平甚至说到了中午时分,太阳晒在身上“火辣辣的”。所以毛根本就没有必要在厚实的美国将校呢的开国大典礼服之内,再穿上更厚的毛衣裤。当天随侍毛泽东一直呆在天安门上的保健医生王鹤滨的回忆则说,10月1日晚上天安门广场放焰火,“十月的夜晚有些凉了。毛主席穿上了那件棕红色的毛衣,在儿女们的簇拥下,坐天安门上观看焰火”(《紫云轩主人——我所接触的毛泽东》,第23页)。毛泽东穿毛衣是在当天晚上,而不是在开国大典上。

其二,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举行时有几件毛衣?笔者在《战争年代,江青与毛泽东的日常生活》一文中曾统计过,起码有3件毛(线)衣。一是1960年初毛泽东在广州鸡颈坑专用住所读书时,机要员谢静宜看到的一件浅棕色的长袖线衣,因为“整个背后破了无数个大大小小的洞”,“缝补的同志只好在里面垫上一块白布”。毛说这件可能是卫士长的夫人韩桂馨补的(谢静宜《主席的衣服》,载《在毛泽东身边》)。长袖线衣不是毛衣,也能起到御寒作用,故归入毛衣类。二是江青结婚后给毛泽东织的毛衣。1938年与毛结婚后,会织毛线活的江青为毛织了一套毛衣裤。1964年10月以后到毛家管仓库的吴连登说他还看到了这件毛衣。“主席有一件毛衣,还是在延安时江青织的,袖子短了,再接一块”(《毛泽东管家吴连登口述:毛主席工资404.80元是怎样开支的?》)。三是《家居》中所说的这件普罗公司生产的黄色羊毛衫。除此之外,还有保健医生王鹤滨说毛10月1日晚上穿的那件“棕红色”毛衣(《紫云轩主人——我所接触的毛泽东》,第23页)。如果王医生没有把颜色记错的话,它应当是当时毛泽东拥有的第4件毛(线)衣。这么多毛(线)衣穿哪件不行,非要穿肘部(单肘或双肘)打了补丁的毛衣?

其三,普罗公司生产的这件“黄色羊毛衫”是什么时间开始破损并打上补丁的?《家居》说该毛衣“右袖肘部补有一块浅灰色的棉纱”,从所附遗物照片看也确实如此。右肘部的补丁是什么时候缝的?却无说明。笔者推测它可能是1950年代缝的,理由是《家居》一书的封面上,采用了童小鹏所拍摄的《毛泽东在西柏坡的躺椅上》,毛当时穿的正是这件毛衣,无衣领、前胸开缝,都符合《家居》所介绍的该毛衣特点。毛泽东在西柏坡是什么时候?1948年5月27日入住西柏坡,1949年3月23日离开。他穿这件毛衣也应当是在1948年秋到1949年3月之间。从照片上看,毛衣尚无一处破损痕迹,特别是右肘部,看不出有用浅灰色棉纱缝补的情形(《家居》所附的该毛衣照片,棉纱缝补处面积较大,且比毛衣颜色浅的多,位置偏向衣袖外侧。若当时已缝了这块补丁,在童小鹏的照片上不会一点痕迹也看不出来)。毛3月25日到北京后,顶多继续穿1个多月,天气就热了。实际上他4月24日阅读解放南京消息的报纸时,已经不穿毛衣了。这件毛衣为什么会在童小鹏拍照后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立马破的不行,“右袖肘部还补了一块浅灰色的棉纱,前后有6块用棉线缝补痕迹。整件衣服上有大大小小10多个破洞”。《家居》作者怎么证明这块“补丁”以及6处“缝补痕迹”和10多个“破洞”是在1949年10月1日之前就有了?

毛泽东参加开国大典时穿着带补丁的羊毛衫,实为子虚乌有的假故事。《家居》为了使人相信其真,从馆藏毛泽东遗物中拣出一件右肘有补丁的毛衣来,指认为他在开国大典上穿过的那件,没有任何道理。其实,“右肘有补丁”的毛衣本身就否认了“双肘有补丁”的荒唐说法。《家居》又举不出任何证据说明这块右肘的“补丁”是开国大典之前缝的,除了对马武义的故事情节越搅越乱之外,想要为其“圆谎”,还真帮不上什么忙。



三、从1952年至1963年,整整十年,工作人员未敢为毛泽东添置一件新衣吗?

《家居》说:

毛泽东生性节俭,衣服非到无法再穿时不许更换,解放初期添置的几件衣服,他一穿就是几十年。1952年至1963年,整整十年,工作人员未敢为毛泽东添置一件新衣(第118页)。

同时还说:

1957年,毛泽东应邀出席苏共二十四大暨十月革命胜利四十周年庆典。……行前,田阿桐中毛泽东做了一套黑色中山装(第126页)。

既说1952年至1963年未敢“添置一件新衣”,又说1957年田阿桐为毛泽东做了件黑色礼服,真让人笑喷了!难道1957年不在这10年之内吗,田师傅做的黑色中山装算不算新衣?

《家居》在书中自相矛盾,其实是想隐瞒1952年至1963年间毛泽东缝制衣服的真相,维护一个流传已久的谎言,即卫士李银桥所说的:“可能有人不相信。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从1953年底到1962年底,毛泽东没做过一件新衣服”(《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第99页)。李银桥想以毛泽东卫士长的身份证实这一观点,只能截止于1962年,因为当年他转业去了天津;《家居》无故把时间又延长1年,依据是什么,却不说。

韶山纪念馆工作人员多年来一直致力于让人相信李银桥的这个说法是真的,却从未认真考察一下毛泽东这些年里到底做没做衣服。曾任纪念馆馆长的阳国利撰文说:“据主席身边工作人员回忆,从1953年到1962年,毛泽东没有做过一件新衣服。”(《毛主席的睡衣打满补丁》)如今《家居》作者再次力挺其说。

笔者想告诉大家的是,这不是什么“千真万确的事实”,而是千真万确的谎言!

按照毛泽东1949年以后的生活习惯,他平时在家穿睡衣,在参加公务活动、会见外宾和民主人士时,通常会穿中山装款式的政务装。仅以政务装为例,从1953年至1962年为毛泽东缝制的新衣服有:

1.大元帅服1套。在1955年评军衔时,本来准备按照苏联给斯大林评定军衔的做法,给毛泽东评大元帅。为此,天津一家总后的军工厂按毛泽东的身材做好了一套大元帅服。但毛泽东拒绝穿,他用开玩笑的口吻说:这样的大元帅服穿在身上会很不舒服(陈明远《毛泽东、周恩来等穿什么衣裳》)。这套大元帅服至今保存在军事博物馆,有实物可查。

2.在党的“八大”会议上所穿的政务装1套。这款由田阿桐等几位“红都”名师于1956年9月设计的服装,毛泽东在党的“八大”上曾经穿过(高黎明口述,谭璐采访:《不知佳衣谁裁出》,载《北京青年报》2010年4月2日C2版)。有照片可证。

3.第二次访苏时所穿黑色中山装1套。“1957年,毛泽东应邀出席苏共二十四大及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田阿桐特地为毛泽东做了一套黑色中山装。毛泽东穿着这套中山装出席了苏共大会,并在会议期间与赫鲁晓夫多次交锋。但这套衣服,毛泽东穿了一次就不愿再穿了,因为他生性不喜欢黑色”(袁成亮《上世纪中央领导人的首席服装师田阿桐》,《人民政协报》2009年05月15日)。《家居》也承认缝制过这套衣服。

4.1957年毛泽东在武汉做的服装,数目不详,起码1套。

上海的周庆祥师傅为毛泽东做衣服时,毛泽东自己说的,他身上穿的衣服是在武汉做的。

5.1957年夏上海的周庆祥师傅所做中浅灰色的派力司列宁装(中山装领样)2套。另有4套,款式不详。

6.1958年,上海的周庆祥师傅所做服装,至少有中山装、列宁装领样2套。

7.1959至1962年,上海的周庆祥师傅每年都为毛泽东做服装,式样、数量不详(以上均见《毛泽东在上海》,第341—342页)。

毛泽东的很多历史照片也可以证明这期间他做过不少新衣服,比如著名的毛式中山装就是在此期间逐渐“定型”的。据知情人透露,建国后有关部门先后为毛泽东制作过4幅标准像,除第1幅和第4幅外,其他都是上文所说的“1953年到1962年”之间制作的。第2幅标准像所穿衣服的领子较小较短,显然是“毛式中山装”正式定型之前的产物。第3幅则是标准的毛式中山装,衣服领子大而尖。中国摄影家协会图片社的创始人、毛泽东标准像的制作者陈石林曾披露它的制作过程:“1959年国庆十周年前夕,中央决定制作一幅反映毛泽东当年形象的正面标准照片。摄影记者为毛主席拍摄了一张清晰度和皮肤质感较好的照片,但是,由于存在一系列的摄影技术问题,画面的整体效果不太理想。最终领导还是决定让我来加工制作。我用反转显影、复制底片的方法,完成了第三幅标准照的制作工作。1960年至1966年天安门城楼悬挂的巨幅画像就是以此为摹本绘制的。1976年,天安门广场上百万人追悼毛主席大会上使用的大幅画像也是使用第三幅标准照片放大的”(《揭秘毛泽东四张标准像的由来及服装特点》)。亿万人多年来亲眼目睹的事实,总比一个人的说法更可靠吧?



四、田阿桐为毛泽东1957年访苏缝制黑色中山装,是初次为毛做衣服吗?

《家居》说:

(1957年毛泽东访苏行前,田阿桐为做毛泽东一套黑色中山装)他初次为毛泽东做衣服,对毛泽东的身高、体型都没有准确数据。中央办公厅安排对毛泽东进行一次目测(第126页)。

田阿桐原系上海一家服装公司的技师,13岁起学习裁缝。1956年,中央办公厅从上海招收12名服装技师,成立“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服装加工部”,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核和体格检查,专为中央首长们制装。“这个‘特别加工部’,其实就是由这12名服装技师组成的制装小组。这12名服装技师,皆出于上海红帮门派——旧指为‘红毛’(洋人)缝制洋服的裁缝。包括田阿桐、王庭森等名师。而他们进了中南海后才明白,原来,‘特别会计室服装加工部’在当时成立的真正目的和首要任务,就是为毛泽东研制合体的着装,包括让毛泽东以崭新的形象出现在1956年中共‘八大’的主席台上。”“这12名服装技师各有所长,比如凌溪生师傅以做女装见长,他带一队人专门给女宾做衣服。田阿桐和王庭森则负责给领导人做特体服装。至于制装所需的面料,只需裁缝们发话,中央办公厅便会派人去各地厂家采购。完成‘毛装’的制作后,特别加工部的12名裁缝于1958年搬出中南海,来到了东交民巷的红都服装店。这家服装店,实际上就是国务院外交部外交人员服务局的一个服装加工部,它的首要任务就是为中南海最高领导人和外国友人制装。这里的裁缝,中办几乎随叫随到。而中办则根据领导人的偏爱,指定专门的裁剪师为之服务”(《国家领导人的服装是由什么人来制作的呢?》)。

田阿桐是什么时间对毛进行目测的?通常的说法是中共八大之前。“1956年8月的一天,正在忙活的田阿桐突然接到一项为毛泽东做衣服的‘特殊任务’。中央办公厅相关人员再三叮嘱田阿桐要做好保密工作。毛泽东从井冈山时期就喜欢穿中山装,田阿桐此次为他做的服装自然也非中山装莫属了。俗话说‘量体裁衣’,做衣服自然少不了测量一下人体相关部位的尺寸。然而,田阿桐这次为毛泽东做衣服却是个例外。出于安全考虑,为毛泽东做衣服的裁缝都不能靠近他,自然也谈不上‘量体裁衣’了,只能靠‘目测’来解决问题。这对当事者来说无疑是一个莫大的考验。当田阿桐在工作人员带领下来到毛泽东所在的中南海书房时,已是晚上12点光景了。尽管田阿桐从来没有通过‘目测’来做衣服,但凭着几十年的经验,他站在离毛泽东5米远的地方,一次‘目测’成功”(出处同上)。这一说法可信,且有1956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上的照片为证。《家居》的说法不同,认为是在1957年冬,毛泽东准备去莫斯科开会前,田师傅才为毛缝制服装,并进行目测。那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上所穿的政务装是谁缝制的,是根据什么尺寸缝制的?

《家居》书中类似这种篡改史实、偷梁换柱的把戏甚多,有时甚至找不出理由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次笔者勉强替它找到一条理由——掩饰1950年代在中南海成立特别服装加工部这一事实。建立中央领导人服装特别保障体制,其实从开国大典以后就开始了。丁奎英回忆说开国大典后,他就跟着师傅王子清进中南海为领导人做衣服。但毕竟只是在“海里”支了个裁缝摊子,不成气候。1956年12名上海服装技师被召入京,成立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服装加工部,标志着该体制正式形成。1958年该部搬出中南海,与沪上迁来的波纬、雷蒙、造寸等西服名店合并成立了北京友联时装厂,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央领导人、各国使馆和出国人员们。1966年“文革”开始时,原友联时装厂东交民巷门店改称为“反帝服装店”,但为方便别国使馆人员前来制装,第二年又更名为“红都”,并沿用至今。《家居》说:“195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从全国各地(笔者注:错,这12位裁缝全都是从上海调来的。请《家居》作者从中举出一个人的名字,说他不是从上海调来的)调集12位技术精湛的裁缝进京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做衣服。田阿桐是其中之一,他被安排在北京红都服装厂工作。”(第126页)《家居》对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服装加工部讳莫如深,田师傅这段工作经历也被抹去,直接“安排”他到北京红都服装厂上班了。



五、毛泽东打补丁的衬衣背后隐藏了什么?

《家居》说:

新中国成立后,相对来说,外衣较少补丁,内衣补丁常见,甚至补丁叠补丁,江青打的整齐些,别人打的就有些五花八门,蓝布头、黄布头、灰布头,有什么布就打什么补丁(第115页)。

这段文字的问题有两个,一是1949年以后,江青为毛泽东的内衣打过“整齐些”的补丁吗?笔者曾在《战争年代,江青与毛泽东的日常生活》中说明,1940年代后期,养尊处优的江青已经把为毛泽东缝衣服的工作交给组织上专门为李讷雇的保姆了。1949年以后,一开始可能确有卫士为毛补衣服的情况,后来补衣服则成为专设(或外请)裁缝的工作,王子清、丁奎英、田阿桐、王庭森、周庆祥、吴兴扬、刘奎元等服装大师都为毛泽东服务过。其中上海服装六厂车间主任周庆祥、上海裁缝吴兴扬、北京总后被服厂刘奎元补的衣服最多。1957年夏,周师傅为毛泽东做了6套衣服(包括假领),却费了1个多月的时间,就是因为同时还要为毛缝补大量旧衣服。1937年便开始在上海学徒的吴兴扬以织补的方式为毛补衣服,号称“织补大王”。“织补就是用与破损衣物相同的丝线,按照衣物原本的花纹来回编织”,可以达到“天衣无缝”的境地。毛的许多衣服是派人专程送到上海请他补的。总后被服厂刘奎元师傅为毛补了那件著名的有73个补丁的木薯棉睡衣。工作人员称:“刘师傅真是高手,找了同颜色的布料精心缝补,不仔细看竟看不出补丁来(《补了73个补丁的木薯棉睡衣》)。《家居》不说这些高手匠人补衣服的事儿,单说江青1949年以后为毛泽东的衬衣打补丁,有什么史料可以证明吗?怎么确认毛泽东的内衣上哪块补丁是江青打的,哪块是别人打的?

二是说内衣上“蓝布头、黄布头、灰布头,有什么布就打什么补丁”。这个说法来自李银桥。他曾回忆说,毛的内衣有许多补丁,“蓝布头、黄布头、灰布头,有什么碎布就补什么补丁”(《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第95页)。李是从1947年到1962年一直陪伴毛的人,他的话也许很多人信。但是从1950年到1960年初一直陪伴毛,与毛一起工作、陪毛吃饭的秘书林克的看法完全不同。他说毛泽东“穿的内衣,我也没见过什么五颜六色的布补丁”,斥之为“那些书上的描写是夸张和离奇的,很不真实”(《林克:读书伴随了毛泽东一生》)。机要员谢静宜也于1960年代初在广州鸡颈坑别墅观察过毛的衣服补丁,发现“大部分补得都很好,也有补得不那么高明的,多数是用旧白棉布补的”。毛泽东喜欢穿白内衣,用旧白棉布去补是很自然的。只有一件浅棕色的长袖线衣,因为“整个背后破了无数个大大小小的洞”,“缝补的同志只好在里面垫上一块白布”(谢静宜《主席的衣服》,《在毛泽东身边》),并没有提到五颜六色的布头。同一件事,当事人分歧如此之大,信谁的?其实解决这个争论也很简单。毛的遗物都保留在韶山纪念馆,《家居》作者又是该馆工作人员,把那些五颜六色的补丁内衣拿出来看看不就行了。如果没有,便证明李银桥的说法不对;如果有,证明林克的说法有误。奇怪的是,《家居》可以把普罗公司的毛衣照片公布出来,却不肯公布一件带有五颜六色补丁的内衣照片。

更有甚者,《家居》刻意隐瞒一个事实不肯让读者知道:“五、六十年代,毛泽东一般夏天穿乔其纱衬衣、衬裤或白纺绸,或白的确良衬衣,冬天穿棉毛衣裤。到70年代,全部穿棉毛衣裤,夏天是薄薄的单纱白棉毛衣裤。衣为无领圆口套头衫,前胸从领口往下有19 厘米长开衩,钉三颗白色小有机扣,冬天则为稍厚的棉毛衣裤”。这些内衣均保留在韶山纪念馆。据披露,“现留存的毛泽东的棉毛衣、裤,乔其纱衬衣、裤,白府绸衬衣等新的、旧的,约有200 余件”(《毛泽东遗物事典轻、薄、软的内衣内裤》)。就按200件算吧,平均每年为毛缝制内衣裤达7.14件。1964年10月到毛家工作的吴连登还说,他经常到北京服装厂,让师傅们把毛的两三件旧内衣改成一件内衣。若此言可信,毛拥有的内衣数量更远超200之数。这么多内衣裤放在仓库里不穿,单单穿那两件打补丁的,图的是什么,有人能给个答案吗?



六、毛泽东究竟有多少条睡衣?

《家居》说:

新中国成立初,毛泽东需要“换装”……在大家看来,这也是由农村向城市的转变。衣服做出来了,工作人员又担心难过主席这一关。不过这一次,毛泽东见到新做的一堆衣服倒是没有表示什么,当看到几件又大又长的薄睡衣时,他高兴了。他选中一件米黄色木茄棉质地的,一件浅黄色薄棉绒质地的,说:“这两件留下,其余的拿走!”从此,毛泽东在家办公、学习、会客时都穿着睡衣。工作人员知道毛泽东不喜欢大红大紫或质地考究的面料,于是又选用浅色棉织品多做了几件(第118页)。

毛泽东喜欢穿睡衣,是1949年以后养成的生活习惯,一直保持到晚年。“无论是春夏秋冬穿什么样的衣服,主席在家的时候从不套罩衣,只穿睡衣。除非参加活动非换中山装不可”(亓莉《毛泽东晚年生活琐记》,第48页)。

广大读者最熟悉的是那件补了73个补丁的睡衣,因为这个故事流传甚广。“这件睡衣材质一般,样式普通,夹层,香蕉领,外侧有两个口袋,长141厘米。睡衣外观通体破旧,它的领子全换过,衣袖、前页、下摆等处补丁连补丁,竟达73个之多,以至几乎看不出本布。从50年代初一直到1971年,毛泽东春秋两季都穿它,这一穿就是二十年。尽管越来越旧,毛泽东却总不舍得扔掉”(阳国利《毛主席的睡衣打满补丁》)。这个故事是宣传毛生活简朴的。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把睡衣穿那么多年呢?按照《家居》的说法,当初王子清为毛缝制的衣服是一大堆,毛只选中两件,其余的让“拿走”。拿到那里去没有下文。叶永烈著《江青传》曾提到,1962年春,陈云和夫人于若木来到上海,被安排住进太原路上海交际处管理的一幢房子。刚进门,就觉得屋里特别豪华和奇特:绿色的地毯、绿色的沙发、绿色的窗帘,就连桌子、马桶、马桶盖上,也铺着绿色的丝绒!陈云觉得奇怪,这房子他曾住过,室内并没有这等特殊装饰。一问,才知此处后来江青住过。她说她喜欢绿色,绿色使人心境愉悦。她要求上海交际处照她的意见,对屋内装饰进行一番“改造”。于若木对警卫处长说:请你向交际处负责同志转达一下,这幢房子的装饰很别扭。我的意见是把这些窗帘都取下来,换上原来旧的。换下来的窗帘可以拿到市场上去供应群众。”(第231—232页)给绿窗帘提供了一个归宿。毛泽东不同。他只是让人把其他的衣服“拿走”,怎么处理不管。于是便出现了颇为怪异的现象:一方面他确实喜欢王师傅做的那件睡衣,破的地方打上补丁继续穿,另一方面有关部门又在不断地做新睡衣。他去世后,韶山纪念馆工作人员“清理毛泽东遗物时发现长的、短的,厚的、薄的,好的、破的各色各样的睡衣有 20 多件”(《毛泽东遗物事典补了 73 个补丁的木薯棉睡衣》)。就按20件算吧,这意味着从1949年到1976年间平均每年要做0.71件新睡衣。请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一个人在几十年内无法或不愿买新衣服,只有三四件换着穿,破了补好又穿,确为艰苦朴素。但毛泽东的情况不同,仓库里堆着许多睡衣,却没有一位身边工作人员在回忆中提到,他说过“不要再做新睡衣了,有三四件就足够了”这样的话。所以带补丁的睡衣一直穿,簇簇光新的睡衣一直做。《家居》只拿睡衣的“木茄棉质地”和“薄棉绒质地”说事,只说工作人员又“多做了几件”,却隐瞒了毛泽东拥有20多件睡衣这一无可否认的事实。



七、毛泽东使用假领、假袖是为了节省布料吗?

《家居》说:

(毛泽东使用假领、假袖)也节省了布料,这无疑符合毛泽东反对浪费的习惯,这大概也是他用假领、假袖的一个重要原因吧!(第118页)

《家居》说,毛使用假领、假袖,主要原因是他平时生活比较随意,但“会见民主人士和外宾时则非常注意仪容。他认为只有穿着整洁才礼貌,才表示尊重对方。他又嫌临时换衬衣麻烦,所以就用上了这假领、假袖。他的时间安排很紧凑,客人到达前20分钟,他才整理自己:理发员给他理发,他专心看有关材料。外宾就要来了,他脱下睡衣,戴上白色假领、假袖,外罩灰色中山装,换上棕色皮鞋。”(第117页)上述描写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但接下来说毛泽东使用假领、假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节省布料”,就令人大跌眼镜了。毛泽东如果按“节省布料”的原则办事,就无法解释他的遗物中为什么会有200多件内衣裤、20多条睡衣,为什么会平均每年做7件以上新外衣。值得一提的是,《家居》作者有意以自己的经历说明使用假领、假袖只是因为方便,“那是在冬天,内衣穿得多,在毛线衣上套个假领,看上去是穿衬衣的样子,穿西装时既可戴领带又可不挨冻,真是两全其美”(第118页)。笔者认为,图方便只是对毛个人而言,因为其卧室平时保持着22度的恒温,其他家庭很难做到。对毛泽东时代的广大普通百姓来说,这是短缺经济和票证制度逼出来的社会怪象。笔者是那个年代的过来人,亲眼看到喜欢打扮得漂亮点儿的青年女性因为每年发的布票少,做件新衣服实在难,便在衣领上做文章,用很少的布票可以做多套假领,质料、颜色、式样都不同,换来换去,满足自己的爱美之心。中年男女上班时戴假领的就比较少,老年人几乎没有戴假领的。戴假领作为一种时尚,最早在上海流行,以后全国各地争相仿效。1957年夏和1958年上海的周庆祥师傅为毛做的中山装、列宁装“领样”,指的便是这种假领。“文革”结束后取消票证制度,戴假领现象很快消失。为什么?能做一件完整衣服,不保暖,何必去做假领,被人发现了反而是件丢脸的事儿。《家居》作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戴假领是为了冬天穿西装方便,这种事肯定不会发生在毛泽东时代,那时普通百姓没人敢穿西装。况且现在在衬衣之外穿鸡心领或开缝的无领毛衣,再穿西装的情形十分普遍,并不影响系领带,也没有理由非穿假领不可。



八、毛泽东的新鞋先让身边工作人员穿,然后自己穿,是“决不会嫌旧”的问题吗?

《家居》说:

他(引者注,指毛泽东)不喜欢穿新鞋,说新鞋夹脚,不舒适。工作人员在他穿新鞋前,总要想办法把鞋子弄提宽松柔软一些。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新鞋让卫士或身边工作人员先穿,然后再由毛泽东穿,毛泽东决不会嫌旧(第123页)。

《家居》在这里延用多年来的“颂圣”思维,把感谢人和被感谢人的关系完全搞颠倒了。让人把新鞋穿松软了再自己穿,谁享受,谁遭罪,谁应感谢谁?恐怕是连几岁小孩子都明白的道理。独独在毛泽东这里行不通。毛让人替他把“夹脚”的新鞋穿得宽松柔软是“恩赐”,所以不存在感谢不感谢的问题,而是嫌弃不嫌弃的问题。作者的生花妙笔竟然把让别人替代“遭罪”改写成艰苦朴素的故事,这份本事真令人佩服。笔者记得当年批判“四人帮”时,江青的一条罪状就是不愿意穿新鞋,新鞋都是让内勤替她穿软了再穿,当时是被视为资产阶级“腐化堕落”的表现之一。“同样是两口子,差别怎么就这么大哩”——老婆让人穿新鞋就是“腐化堕落”;丈夫让别人穿新鞋,居然是“决不会嫌旧”的艰苦朴素作风。天下这么大,到哪儿讲理去?



九、毛泽东视察南泥湾时,上衣口袋里装的是什么?

《家居》在第113页的照片图题中说:

1943年10月毛泽东视察南泥湾,穿着常见的四个口袋的延安本地产的“干部服”,下面口袋和右上口袋鼓鼓的,估计是笔记本和香烟、火柴之类;头上戴的是比较厚的八角帽(第113页)。

一般来说,图题都比较简明扼要,《家居》非要在毛视察南泥湾的照片上罗索一番,实在另有深意。原来,老战士宋承志曾披露过这么一段秘闻:10月30日,毛泽东在视察359旅返回延安的途中,又专程来到位于陶宝峪的八路军炮兵团视察,听取汇报并吃了顿午餐。炮兵团拿自己喂的鸡,养的猪,种的菜招待毛泽东一行。时任炮兵团教导营营长、出生于1917年12月的宋承志,临时被分配负责视察时的保卫工作,陪同领导检阅部队。吃完晚饭,还剩下半只烧鸡,宋承志念及烧鸡是稀罕物,便塞进了毛泽东的衣服口袋。“当时,只有随行的江青手里有照相机,她记录了毛泽东的这一形象。”(《军中老照片——老照片背后的故事》)宋承志把剩下的半个烧鸡塞进毛泽东的哪个口袋,不详,但也算不上什么丑事。《家居》非要强作解人,隐去烧鸡,说成是“笔记本和香烟、火柴之类”,有这个必要吗?



史著写的好不好,史能、史识固然重要,最关键的还是能否秉持史家求真求实的学术道德。如果抱着某种目的有意掩盖真相,曲解史实,该意不讲真话,那就真的无可救药了。
毛泽东日常饮食的真相

《毛泽东家居》质疑之二


      本文主要质疑《毛泽东家居》(以下简称《家居》)涉及其日常饮食生活的相关内容,其中有些问题在《毛泽东菜谱八问》(以下简称《八问》)中谈过了。但为了照应系列质疑文章内容上的完整性,方便没有读过《八问》的读者全面了解该书谬误,还是将相应内容移植过来并加以修改和补充,读《家居》一书后新发现的问题也一并附上。



    一、验证毛泽东的菜谱,需要蒙哥马利助阵吗?

《家居》说:

有人对毛泽东的饮食起居提出质疑,网络上流传着一篇关于毛泽东饮食的帖子,题为《毛主席的菜单,不服不行!》,特别提及1961年4月26日工作人员会同厨师定制的一份西餐菜谱:“有牛羊肉菜十多种,西餐汤十六七种,其他种种更是名目繁多”,对于这一说法,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工作人员认真查对该馆保存的毛泽东遗物,从毛泽东的食谱、菜谱及其相关记载出发,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得出了与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相当的结论:毛泽东是“凡人时代最不平凡的人”(第146页)。

韶山纪念馆是保存毛泽东遗物档案的单位。多年来,该馆相关档案从未向学术界开放,只是在其工作人员编书、写文章时,或在一些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要求下利用过这批档案资料。《家居》作者说这次该馆工作人员对毛的菜谱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依然是自说自话。既然学术界绝大多数人仍然无法看到这些菜谱,不能对其日常饮食生活做全面考察,如何验证纪念馆工作人员的结论是正确的,如何相信这一结论?

纪念馆的办法是拉一位“洋大人”——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为自己的结论助阵。这显然是学术上“不自信”的表现。蒙氏曾两次访问中国,都受到毛、周等人的盛情款待。第一次是1960年5月,受周恩来、陈毅邀请访问。在宴请蒙哥马利时,周总理、陈毅邀请杜聿明作陪,后经广州、深圳取道香港回国;第二次是1961年9月,参观了包头、延安、西安、三门峡、洛阳、郑州、武汉等地,毛泽东于23日和24日两日在武汉两次见了他。但他与毛泽东共餐只有9月23日一次,该餐共有6道凉菜、4道热菜。其中那道凉菜“奶酪虾卷”是程汝明厨师用渤海湾特供大虾做的。吃完晚餐后,蒙哥马利摸着肚子对毛泽东说:主席,您的饭菜太可口了,我很久没吃那么好吃的饭菜了,尤其是那道“奶酪虾卷”(《“御厨”忆往事:红烧肉就是毛主席的补品》)。接待蒙氏是什么时候?正是中国的“三年困难时期”,在广大农村因饥饿死亡数以千万计的年代。即使是主、副食品供应受到重点保障的城镇居民,也是多日不知肉味。1961年北京居民从1月份起每人发肉票2张,每张供肉0.2斤;春节另发肉票1张,供肉0.2斤。从4月起用熟肉、鸡、鸭、鱼罐头顶替肉供应。从 6 月至年底对居民暂停猪肉供应。年人均消费仅0.85公斤(北京《副食品商业志》第一篇第一章第三节)。靠“特供”吃得比在本国还要好的蒙氏,说主人几句好话是人之常情,这也是毛、周接连两次请他访华的目的所在。问题是自以为精明的蒙哥马利在中国考察时过“当”,声誉并不好。1961年,毛泽东在接待来访的法国社会党领袖(后来的法国总统)密特朗时,针对西方世界有关中国发生大饥荒的传言说,“我再重复说一遍,中国没有饥荒。”(周宇新《1961年,毛对来访者说:中国没有饥荒》)同年访华的蒙哥马利为了验证中国有没有饥馑,访问延安时特地起了个大早,散步到自由市场,同那些卖镰刀蔬菜的人广泛交谈,而后又走进了路边的男子公共浴室,审视着浴池里的一个个裸体。陪同人员大为惊讶,不明白这位元帅为什么对公共浴池感兴趣。从浴室出来后,蒙哥马利说:“这里的人肌肉都很好,丝毫看不出饥饿的现象。”(史诚《蒙哥马利元帅两次访华毛泽东用英语问好》,《环球时报》2008年11月21日)。蒙氏这次实地调查以及“不存在饥饿”的判断,已被证明是个历史大笑话。韶山纪念馆拉谁来助阵不好,非要选这位信奉“瞎子摸象”原则的“二战英雄”?把毛泽东的食谱、菜谱拿出来让学术界研究,远比在餐桌前撑得走不动路的“洋大人”的结论更令人信服。



二、毛泽东的食谱随意简单,能反映出他“一直以来的平民化价值取向和日常生活的俭朴、自律”吗?

《家居》在介绍毛泽东的菜谱和食谱时说:

这些菜谱和食谱基本保存完整,均由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手写,记录了毛泽东每日的饮食情况及菜色安排,具有真实性和权威性。记录这些食谱和菜谱所用的纸张非常随意,有零散的一张一张的,有几张纸粘在一起的,有缺少封皮的笔记本,也有8开或16开的白纸,边上用粗白线装订而成,或者干脆就用信纸对折裁成两半,然后用硬纸板夹起来。此外,它们的纸质材质不一,字迹也较为潦草、凌乱,用笔各不相同,有铅笔、圆珠笔、钢笔,笔迹颜色也是红黑蓝交杂使用,从记录方式和使用的材料看,并没有因为是毛泽东的菜谱和食谱而显得郑重其事。一位大国首脑的食谱如此随意简单,反映出毛泽东一直以来的平民化价值取向和日常生活的俭朴、自律(第146页)。

在毛泽东时代,为个人建立食谱制度,不要说平民百姓,就连地位仅次于毛的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其他领导人也没有做到。这个全国唯一的个人食谱制度本身就是不“平民化”的产物。与毛泽东食谱打交道的人,主要是管理员、厨师和卫士们。卫士周福明说:“主席每顿饭都有食谱。食谱是厨师和管理员提前一天写下来的,再拿给我们卫士看,最后商定。”卫士参与食谱制定,主要是毛泽东“临近睡觉前的那顿饭,必须由卫士陪着吃”,吃饭时也观察毛泽东“这顿饭吃的怎么样,饭菜是否可口,把观察了解的情况与厨师通通气”(《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第66、第73页)。菜谱制定后,一式两份,一份保存下来,另一份由厨师带至厨房具体执行。程汝明厨师说:“每次做饭之前,我要写一份菜单上报,批准之后我再抄一份带到厨房,等饭做完了,我就得把手里的菜单解决掉。”因为中央办公厅有纪律,“如果重要领导的饮食习惯被敌对势力掌握,那么他们就可能根据这些信息预测领导人的健康变化情况,然后选择领导身体状况不佳的时候向中国发难”(《毛泽东的掌勺厨师回忆:菜单用完就销毁》)。毛泽东身边的管理员、厨师和卫士文化水平都不高,食谱字迹潦草、凌乱无可厚非。况且这些食谱只供有关人员工作时使用,并不呈送毛本人过目,自然没必要搞的那么正规。工作人员使用的食谱用纸随意、字迹潦草与否与毛泽东本人“日常生活的俭朴、自律”扯得上一毛钱关系吗,《家居》这种“上纲上线”式的阿谀奉承也太过分了吧?



三、1961年4月26日的西餐菜谱是干什么用的?

《家居》说:

被人指责甚多、现存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的1961年4月26日的一本西餐菜品清单,实属“菜谱”的范畴,而非毛泽东实际享用过的“食谱”。稍有常识的人,看过这本菜谱,都能断定,这本菜谱甚至根本就不是专为毛泽东准备的,而极有可能是为在中南海或中南海之外举行较大规模、宴请对象多为西方客人的宴会时准备的“菜谱”,而绝非毛泽东某天实际“享用”过的食谱,因为任何一个人在一天之内都不可能吃下那么多西餐菜!至于这本菜谱封面上留下的日期,不过是厨师或其他工作人员制作这本菜谱的时间而已(第148页)。

《家居》说“这本菜谱甚至根本就不是专为毛泽东准备的,而极有可能是为在中南海或中南海之外举行较大规模、宴请对象多为西方客人的宴会时准备的‘菜谱’”,错的离谱。

其一,中南海为中国领导人聚居之地,外国人在这里出入是件很敏感的事儿。1950年代,两位负责检验领导人饮食的苏联人住进中南海,引得人们议论纷纷。毛泽东1950—1960年代见外宾,大多是在人民大会堂或在外地的住所。晚年即使在中南海游泳池住所见外宾,却也未在这里大规模宴请过外宾。笔者尚未查到毛泽东何时在中南海举行了“较大规模、宴请对象多为西方客人的宴会”,请《家居》作者告知。

其二,即使是“宴请对象多为西方客人的宴会”,上的菜也不会全是西餐。笔者曾在《毛泽东与毛家“小灶”》一文中介绍过有关“国宴”的情况:“1950年代初,毛泽东曾批评国宴大讲排场,吃掉的还没有扔掉的多,白白浪费了国家的金钱和物资。他认为宴会规格太高,千篇一律都上燕窝鱼翅那些名贵的菜,花钱很多,又不实惠。有些外国人根本不吃这些东西。‘我们请外国人,有四菜一汤就可以了。另外,宴会时间长了我也陪不起……’。其实除了上述理由外,也有不愿意摆上桌面的原因——他对国宴菜肴不感兴趣。当时主管外交的周恩来生于淮扬之地,祖上为官宦世家,喜欢颇为讲究的淮扬菜,在国宴菜体现他的个人偏好也无可厚非,况且大多数外国人对辛辣口味的中国菜肴也敬而远之。所以国宴菜就形成以精致的淮扬菜为基础再整合各地菜系而成,荤素搭配,以清淡为要的基调。”可见在招待外宾的国宴上,中国特色菜肴一直唱主角。有关部门有自己的常备菜谱,根本没有必要为了招待“宴请对象多为西方客人的宴会”专门去制定一套西餐菜谱。

《家居》为了证明自己招待“宴请对象多为西方客人的宴会”使用西餐菜谱的说法正确,特地列出了1961年在武汉宴请蒙哥马利的菜谱——“毛泽东1961年9月在武汉东湖甲舍宴请蒙哥马利元帅,当时的菜单就是:‘四干果、四鲜果、四凉菜、面包、奶油豆蓉汤、铁板扒鳜鱼、元帅虾、什锦炒饭、奶油克斯、水果拼盘、饮料。’”单从这张菜谱看,确实除了铁板扒鳜鱼、什锦炒饭外,其他都是西餐。可一对照资料,便暴露出《家居》作者做学问的恶劣态度——只选对自己有利的资料,删除不符合自己需要的内容。让笔者来说明这个菜谱的真相吧:6道凉菜——花篮红鱼籽(由鸽蛋和鱼籽做成)、酿鸽子(鸽子去骨,放肉馅、虾泥、蟹泥等)、奶酪虾卷(生菜垫底,虾煮后去皮、籽,浇上汁)、烤猪排、麻辣牛肉、什锦色拉;4道热菜——烫片鸭子、铁板扒桂鱼、牛肉扒、炒豆苗(《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第13页)。其中酿鸽子、烫片鸭子、麻辣牛肉、铁板扒桂鱼、炒豆苗都是典型的中国菜,奶酪虾卷(即“龙文”中的元帅虾)则是毛家“小灶”厨师程汝明的即兴之作。只是除了铁板扒桂鱼,龙先生有意把其他中国菜都删除了,不让读者知道。

其三,说“这本菜谱甚至根本就不是专为毛泽东准备的”,这种说法根本就站不住脚。与毛泽东无关的东西,为什么长了腿,跑到毛家来了?

在笔者看来,这本菜谱恰恰与毛泽东大有关系。一是其制定时间为1961年4月26日。这是什么时候?是1960年9月底或10月初毛泽东宣布“不吃肉”后近7个月之际。目前所有说毛泽东“三年困难时期”不吃肉的资料都说他有“7个月”不吃肉,算来时间正好与菜谱拟定时间相符。二是一向不太喜欢吃西餐的毛泽东从1960年代初开始喜欢上了西餐。据《毛泽东生活档案》一书介绍:“毛泽东60年代对西餐感兴趣,但他很少正正经经吃上一顿纯正的‘西餐’。在毛泽东看来,无论是口味,还是营养,中国菜都远超西方菜。当然西菜中也有不少极品,有不少值得中菜借鉴学习的地方。然而,如果让他每日吃西餐,他就会不愿意。因此,毛泽东吃西菜时一般都会与中菜合在一起吃,即是说,他每日的饮食还是以中菜为主,其中也夹杂着几个西菜,或是西菜肉类,或是西菜汤类”(第702页)。1961年9月,他宴请蒙哥马利时上的烤猪排就西菜。1962年,有一次他吃咖喱牛肉时,趁兴把赫鲁晓夫搞的改革称为“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毛泽东健康饮食生活》,第80页)。毛泽东喜欢吃西餐总要事出有因吧,其中的“因”正与这份菜谱有关。笔者在前面说过,1961年4月,北京猪肉供应十分紧张,不得不以罐头等顶替鲜肉供应。两个月后对普通居民已停止供应。毛家“小灶”的工作人员正是为了应对猪肉供应的紧张局势,拟制了这份以牛羊肉为主要食材的西餐菜谱,毛泽东喜欢吃西餐也是从这时开始的。

又及,2013 年 12 月 24 日,《环球人物》杂志第237期刊登了一篇名为《关于毛泽东的那些谣言》的文章(周福明、吴连登、孟进鸿、王明富、王鹤滨黄建新口述,本刊记者刘畅、张忆耕、王乐然整理,本刊特约记者余玮整理),网上还另以《毛泽东,被流言掩盖的真实生活》题流传。该文引述吴连登的观点,说这份菜谱是“主席出访俄罗斯等国后,想了解西方的饮食文化与中国有什么不同,看哪种饮食比较科学,我们就偶尔把四菜一汤中的一个菜换成西餐”;这与《家居》作者说菜谱是为在中南海举行“较大规模、宴请对象多为西方客人的宴会”准备的说法同样可以并称“奇葩”。毛泽东最后一次访苏是在1957年冬,接下来好几年没说过喜欢西餐的事儿,怎么突然到了1961年4月喜欢起西餐来了?曲解历史是某些人“塑造”毛泽东简朴生活形象的惯用手法,可惜总是不大高明。



四、由不在现场的秘书高智证明“毛泽东不吃西餐”,可靠吗?

《家居》说:

2010年6月10日,韶山纪念馆邀请到毛泽东的秘书高智(1952年到1962年4月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卫士张木奇,畅谈毛泽东的日常生活起居,高智回答毛泽东“吃西餐”的事说:“这个没有听说过,按照我的估计,不会的!主席吃饭很简单,就几个小碟……毛主席一辈子心里想的就是人民,现在有人说毛主席这错了那错了,我还不完全接受,这个要时间检验!(第148—149页)

该书拉高智来替他证明毛泽东不吃西餐,就像拉蒙哥马利来证明“三年困难时期”中国不存在饥饿一样不靠谱。高智确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但在1961年初,吃过1960年毛泽东生日餐的高智已经奉派下乡,时间长达一年多,回京后即被分配他处工作。毛泽东不喜欢吃西餐,他是知道的。但毛泽东喜欢吃西餐时,他已经离开了。靠这样一个并不在现场的人去“估计”毛泽东会不会吃西餐有什么说服力?《家居》这样做是不是很荒唐?



五、1949年以后,毛泽东的“生日总是过得平平淡淡”吗?

《家居》说:

毛泽东的生日菜谱也比较简单。从延安时期开始,他便公开反对搞生日庆典,他常说:“庆贺生日不会使人长寿,因此并无必要庆贺。”解放后,他更是以身作则,他的生日总是过得平平淡淡(第149—150页)。

这里所说的毛泽东的“生日总是过得平平淡淡”,与事实大相径庭。

如果从政治层面说,毛泽东过生日起码有两次已露出掀起全国政治风暴的端倪。一次是1964年过生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小餐厅请客,参加者有刘少奇、周恩来、陈毅、贺龙、董必武、彭真、余秋里、钱学森等领导人以及陈永贵、邢燕子、王进喜、董家耕等工、农和青年代表(《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第269页)。吃饭前,李讷听说爸爸准备在大会堂请客,也要跟着去。正在洗手间里的毛泽东说:“你今天不能去,爸爸我要骂娘”(《毛泽东泽东保健饮食生活》第81页)。果然,他在这次生日餐上严肃地批评了刘少奇等领导人主持的“社教”运动。参加寿宴的副总理薄一波回忆说:毛泽东指责中央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还谈到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席间鸦雀无声(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66-1167页)。另一次是1966年的生日餐,当天晚上,毛泽东临时通知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这几个“文革新贵”一道吃饭。吃饭时,他举杯: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461—1462页)。

1964年生日餐后不到两年,刘少奇及全国一大批各级领导干部被打倒,政治风暴席卷全国,多少人死于非命,家破人亡。1966年生日餐4天之后,上海两个对立的造反组织发生了号称全国第一次大规模武斗的流血冲突。武斗从此向全国蔓延。请问,这还不够惊心动魄吗?

如果从物质层面说,毛泽东的生日也谈不上“总是平平淡淡”。

据《毛泽东遗物事典平常无奇的生日菜谱》说:“1959 年12 月26 日是毛泽东66 岁生日。这一年,国内经济形势十分紧张,各地传来粮荒死人的消息。毛泽东从大清早起便愁眉不展,心事重重。这天是卫士封耀松值正班,他照顾毛泽东穿衣起床后小心翼翼地问:‘主席,给你煮一缸麦片粥吧?’毛泽东摇摇头,然后坐到沙发上不断地吸烟。小封想:‘今天是主席生日呀,主席这么不开心,今年可又砸了。’突然,毛泽东对小封说:‘你去把银桥、高智、敬先、林克和东兴叫来。今天在我这里吃饭。’小封一听,顿时高兴起来。他想:‘主席今年可又要请生日饭了’。然后,他跑去叫人,并告诉厨房,准备做饭。客人到齐了,厨房也送来了饭菜。这天的主食是红豆米饭,一共有六道菜,即:奶油鱼头、拔羊肉、干边豆角、炒瓢儿菜、小干鱼、炒野芥菜。菜不是很丰盛,但在当时看来已很不错了。因为此前毛泽东己立下了规矩,要求从今年起要同全国人民一起定量吃饭,并宣称实行‘三不主义’: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因此,今天的生日饭菜,厨师们也不敢违反规定,只是做菜时特意多放了一些油”。

这部主要由韶山纪念馆工作人员编写的书错漏百出,这段文字也值得拿出来说说。其一,这一故事是对卫士封耀松回忆的误植。封耀松回忆的是1960年的生日餐(参见《毛泽东与他的卫士们》下册,第706—第708页)。其二,除了误植以外,该文在叙述逻辑上也十分搞笑。既然毛泽东已经立下了规矩,宣布了“三不主义”,为什么席间还上了鱼头、小干鱼、羊肉这些荤菜?这难道是不吃肉,用“只是做菜时特意多放了一些油”能解释通吗?

无独有偶,《家居》在很多地方也继承了《毛泽东遗物事典》这种叙事逻辑。该文说“1962年12月26日,毛泽东69岁生日,他只吃了早餐,晚餐仅仅是一缸子麦片粥。早餐是和工作人员一起吃的,食谱上是这样写的:干烧冬笋、油爆虾、白汁鲤鱼白、鸡油冬瓜球、炒生菜。这份菜谱中明显地就没有肉类,印证了毛泽东在1961年主动提出不吃猪肉、鸡肉的情况。”(第150页)读文至此,笔者为作者叹息,真的不愿意相信他竟然能够一而再,再而三的干出这种学术不端的行为来!

其一,这个菜谱在《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一书中系于1960年,笔者也对其说法表示怀疑。因为毕竟三个月前毛本人刚刚宣布“不吃肉”,这么快就“食言”不太正常,吃过1960年生日餐的秘书林克也说过“没有肉”的话。《家居》把它当成于1962年生日餐菜谱,这与笔者的看法到是一致。但接下来就很令人感慨了,该书作者故伎重施, 公然再次篡改菜谱,把“油爆肉”、“肉丝烩米粉”从菜谱上删除了,以证实自己关于毛泽东“不吃肉”结论的正确。好在《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一书第110页已经公布了这张菜谱的复印件,证据确凿,不容否认。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对比一下,看看胆大妄为的《家居》作者是如何造假的。

又及,《毛泽东菜谱八问》发表后,始终没有人对此回应。近读《家居》,在第150页上看到了这段有关1962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菜谱的文字,差点没笑岔了气!原来,读者根本就没必要去费力查找《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第110页的复印件,它明明就贴在《家居》这段文字的旁边。这里笔者也代作者责备编辑几句,作者靠撒谎和篡改史料以彰显毛泽东的简朴,你就配合一下嘛。偏偏把菜谱原件贴在旁边,让细心的读者一眼就看出了破绽,这不是想让作者露馅出丑吗?

其二,且不论从菜谱中删掉“油爆肉”、“肉丝烩米粉”的行径多么卑鄙,就拿没有删掉的“油爆虾”、“白汁鲤鱼白”说事。虾、鱼算不算“肉类”,恐怕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事儿。只有《家居》作者认为包括“油爆虾”、“白汁鲤鱼白”在内的“这份菜谱中明显地就没有肉类”。这一说法颠覆了连一年级小学生都懂的基本生活常识!那么笔者在这里要问一句,在《家居》作者的字典里,“肉类”只包括猪肉和鸡肉两种吗?

其三,如果说《家居》还有什么学术价值的话,就是说出了“毛泽东在1961年主动提出不吃猪肉、鸡肉”的真相。1960年9、10月间,毛泽东宣布“不吃肉”(参见拙文《毛泽东“三年困难时期”不吃肉的真相》),但他究竟是不吃过去比较喜欢的猪肉、鸡肉,还是不吃一切肉类,始终是个未解之谜。笔者在《毛泽东过生日:编故事还是谈真相》一文里曾推测过,毛泽东宣布“不吃肉”可能只是指猪肉而言。因为他在1960年生日餐的当夜,给陪同他吃饭并答应到农村去搞调查的身边工作人员写信,就提到“你们如果很饥饿,我派人给你们送牛羊肉去”这类话。同时还注意到周恩来劝毛泽东吃肉,也是说“请吃一口猪肉吧”!终因证据较少,始终没有捅破这层窗户纸。如今有人说毛泽东在三年时期只是不吃猪肉、鸡肉,对其他肉类并不拒绝,笔者连对“不吃肉”这一政治表态行为的评价都要大打折扣,因为这与“老百姓共甘苦”差之太远,从某种意义甚至可以说是场骗局。但愿这只是《家居》作者表述上的失误。



六、毛泽东1958年生日餐菜谱是全的吗?

《家居》披露了毛泽东1958年生日餐的菜谱:

大菜为“萝卜丝鲫鱼、长征鸡、烧豆角、炒大白菜”,小菜为“炒腌菜、炒腊肉”,主食、面食为“米饭、寿桃、寿面”(第150页)。

这是保存毛泽东菜谱的韶山纪念馆以往尚未公布的资料。但鉴于《家居》在1961年9月在武汉宴请蒙哥马利菜谱和1962年生日餐菜谱上两次弄虚作假,笔者已失去对其学术品德上的信任。从情理上看,比照毛泽东其后几次生日餐的菜谱,《家居》披露的这个菜谱也未免过于“寒酸”。

现将毛泽东随后几年的两次生日餐菜谱录之如下:

1961年毛泽东生日餐  4席

小吃:腊肉、苦瓜、咸蛋松花、蒜黄肉丝

冷盘:桂花鸭子、洋火腿、黄瓜、烤夫、糖醋白菜、陈皮牛肉、蚧肉

热菜:烧扁鱼、面条鸡、粉蒸肉、烧芥菜、鸡油豆角

主食:煎年糕、寿糕、面条(《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第111页)

1965年生日餐

红寽烧冬笋、卤猪肝、油焖鸡、百荷、炒盖兰菜、燕菜汤、小青椒、腊八豆、腊肉、王瓜、叫化鱼、米粉肉、茄子、娃娃菜、素菜汤、炒菊红,糖醋菜、肚尖、王瓜炒小虾、澲菜等20道(《毛泽东遗物事典平常无奇的生日菜谱》)。

1958年是什么时候?正是毛泽东春风得意之机,“大跃进”、“放卫星”令他意气昂扬,甚至与农民讨论起粮食吃不了怎么办的问题。但“龙文”披露的当年毛泽东生日餐却只上了4道菜、两道小菜,连日常的“四菜一汤”标准都没达到,这中间删掉了什么?1961年年底,北京市居民的肉类供应已停止半年之久,毛泽东的生日餐尚且鸡、鸭、鱼、肉、海鲜、腊肉、火腿齐全,为什么偏偏在1958年的生日餐上如此俭省?笔者有理由怀疑有人删除了1958年生日餐的一些菜品,尤其是猪肉类菜品。请有关方面拿出点学术良心来,公布真实、齐全的毛泽东1958年生日餐菜谱。

  

七、中南海的小鱼小虾能随便捞的吗?

《家居》说:

毛泽东提倡“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比如,他常吃的小虾就是中南海产的,工作人员休息时做几个小箱子,里面放一些饭粒,丢进中南海里,第二天取箱子时就能捞上一碗小虾。毛泽东很喜欢吃中南海出产的这种小虾(第151页)。

笔者当然知道毛泽东很喜欢吃中南海的小虾,还知道玉泉山农场的职工也会在毛家管理员吴连登的要求下在稻田里捕虾。但中南海的鱼虾是什么人都能捞的吗?答案是否定的。据熟悉当时情况的人说,中南海里的鱼一般是不允许钓的,有一阵子为了强调这一点,管理人员就在海边插了一些写着“禁止钓鱼”的牌子。但领导人偶尔为之的消遣,并不禁止。有一次,吴继光在海边玩,看见陈毅来钓鱼。陈毅走到海边,发现了一块写有“禁止钓鱼”的牌子,他自言自语:“禁止钓鱼,这就是说我不能钓鱼了?”旁边的人解释说:“别的人不能钓,您钓是可以的。”站在不远的吴继光听见陈毅闻此发了脾气:“不允许别人钓,那我怎么能钓呢!如果允许我钓,那别人也能钓!”于是,他把牌子拔了出来,扔到一边去了(《红墙童话:我家住在中南海》)。

“三年困难时期”,许多中央领导人正在上中学的子女也吃不饱,比如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就为了身体好,去晒太阳,吃“太阳蛋白”。他们不知道去中南海里摸虾捕鱼,补充营养吗?而且这正是中学时代孩子们的特长和爱好。如果这期间开放中南海,允许所有领导人及工作人员的子女都去捞小鱼小虾为自己补充营养,能被允许么?

答案是——中南海只允许毛家“小灶”的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别人就算了吧。

   

八、毛泽东食用的蔬菜和副食品是哪里“自产”的?

《家居》说:

毛泽东喜欢种菜,从60年代一直到他去世这段时间,他都喜欢叫大家在中南海的园子里和旁边的边边角角种上各种蔬菜、瓜果之类的东西。他自己有时间也浇浇水。种的蔬菜有大白菜、萝卜、黄瓜、西红柿、茄子、辣椒、苦瓜、大冬瓜,等等。凡是能种的、常吃的蔬菜都种,有的地方还种上果树。吴连登回忆:“开始的时候,院子里好多地方都种了花,主席就叫我们给刨掉了,因为他讲了:‘种那么多的花没有用,浪费肥料。种花不如种菜好!’种好的菜弄给他吃,他通常吃过后都很高兴。”1967年3月22日的《毛泽东食用蔬菜和副食品的记载》中,就写明他食用的蔬菜和副食品的来源分为两种:一种是自产,一种是本市及外地购买。从这份登记中,我们可以清晰了解到当时自产的蔬菜和副食品总共五大类:蔬菜类、豆制品、奶制品、家禽类、猪肉类、水产类。每一类还分很多种,真是种类繁多,基本做到了自给自足。需要采购的部分就很少了,主要是本地不能生产的蔬菜、粮食、水果、海味干货等,数量很少(第151页)。

毛泽东让人在中南海的园子里和旁边的边边角角种上各种蔬菜、瓜果,只能满足其食用蔬菜的很少一部分。《家居》说毛泽东自产的蔬菜和副食品种类繁多,基本做到了自给自足。这些“自产”的蔬菜和副食品都来自中南海吗,有谁看到中南海里养过奶牛、鸡鸭和猪,毛家餐桌上的鸡鸭鱼肉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让笔者来告诉读者们吧,“基本做到了自给自足”的不是毛泽东在中南海的菜园子,而是位于北京西北郊的香山农场、玉泉山农场和巨山农场3个特供基地。被《家居》刻意隐瞒相关特供农场情况,笔者曾在《毛泽东的日常生活与特别保障体制》一文中有所描述,录之如下:

中国领导人的特供体制形成于1950年代。最初是效仿苏联领导人食品安检体制,请了两位黄头发蓝眼睛的苏联专家进入中南海从事检测技术工作,由此带来对食品供应渠道的控制,安全食品基地的建设,食品供应体制的形成等一系列特供体制。据1950年年底进入中南海,担任周恩来保健医生的周尚珏回忆,当时有一位叫斯乔宾的苏联专家,把苏联那一套安全保健的方式都带到中国来了,要中国的保健大夫们照着做。“斯乔宾经常强调的是要严格检查卫生,他所说的检查卫生还包括检查空气,要查看空气中有没有什么有害物质。此外,他还告诫保健大夫们,要检查首长驻地及其周围摆放的花盆,要翻番土,看里面有没有什么炸弹。”“另外,苏联专家也比较注意保健对象的饮食营养,要求经常对食物进行化验,当然这个化验主要也是对了防止有人在食物中投毒。但这使保健大夫们增长了一些知识,包括如何注意营养均衡。他们还要跟厨师们商量如何保证饮食营养的问题,协助制定菜谱,搞好调剂搭配,保持食品卫生等等。”(王凡、东平《红墙医生:我亲历的中南海往事》,第93页)

应当说,苏联专家在中南海最初建设香山食品基地时提供了不少好的建议,比如场地要大,物种要多,粮食、蔬菜、肉类、奶制品、水果要有专业生产区,办公区要独立,并且要有相应科研加工设备,牲畜用房要敞亮通风、讲究卫生、便于清扫。还要有大小不等的硬质道路,完善的灌溉排水系统,绿化隔离带或围墙等。而当时的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对这种规范化模式食品基地一无所知。原警卫局副局长毛维忠回忆说:“那时大家刚从小农经济环境里过来,对办什么新式农场毫无经验。最大的愿望就是养猪炖肉、种粮吃饭。对苏联专家的那一套,从来没有听说过,真是‘新媳妇上轿,头一遭’。”香山农场筹办小组很快接到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传达的毛主席意见:人家想搞一流的模范农场,说明他们有学问、有知识,心是好的。但好心不一定就能办成好事。苏联工业发达,地方大、人口少、好办事,我们比不了。现在弄吃的,也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先搞“土”的,以后有条件,再搞“洋”的。标准打了折扣的“土”安全食品基地就是拥有近600亩土地的香山农场。根据一张存留至今的《香山农场区划图》,当时各类作物区面积是:种青贮玉米260亩;青割玉米15亩;打籽玉米10亩;白薯110亩;燕麦、大麦、冬小麦50 亩;苜蓿(重要牧草)80亩、苏丹草10亩,蔬菜40余亩等。整个农场拥有职工40余人,中央办公厅就制定了机关干部每年参加劳动20天的规定,要求特别是青年干部要参加体力劳动和生产实践。该农场由中央警卫局管理,产品由局属供应科收购,专供副总理以上和部分老中央委员的需要。在随后一段时间里,这些领导人宴请外宾或重要人士所用的农场小牛肉、笋鸡、乳制品、肉鸽、鲜蛋等样样都是浓醇飘香的真材实料。各家日常用量较大的豆角、黄瓜、茄子、西红柿、油菜、青笋、尖椒、萝卜之类的蔬菜,由于合理种植,农家肥足,不愁浇水,故而虫害少,长势好。加上职工早起、早摘、细心分装、及时送达,其干净新鲜程度,绝非一般渠道的蔬菜可比。要是赶上哪家首长孩子多,端上餐桌的肉片烧豆角,蒸茄拌肉末,拍黄瓜段,便是吃得很香的好菜。如果遇上按季熟透、刚从枝杈上摘下的西红柿,其亦酸亦甜,原汁饱满的天然美味(《香山农场:为中央首长特供农产品》)。

其后,除稻田和人员外,香山农场全部归北京市统一管理,自主经营。留下来的人员组建了“玉泉山农场”。除了种稻子外,还在沙土高墩上种栽“甜心白薯”,开垦山坡荒地栽种果树。果品到了收摘季节,分为一、二、三级。以苹果为例:一级最好,专供首长,市场价每斤两角五分;二级次之,供机关幼儿园,每斤一角五分;三级最差,供机关工作人员(包括首长孩子)每斤一角左右。因为是自己种的,尽管普通,但味道不错,大家总是争相购买。代替香山农场供应中南海首长各家和总特灶基本副食需求的是巨山农场。该农场拥有土地1353亩,主要种植绿色水稻、青菜及饲养猪、鸡等禽类,蜜桃香山大久保自1960年代起就享誉京城。产品一部分供应中央首长用,一部分用于改善干部战士生活。有一部名叫《岁月如歌》的书,曾描写了一位叫郭黑儿的第31中队警卫战士从六所换防到巨山农场劳动,说该农场主要生产桃、梨、苹果和葡萄,还有一个养鸡场和一个奶牛场。农场的水果品种十分丰富,“使郭黑儿大开了眼界,而且增长了不少的园林知识。光是桃子、苹果,就有不少品种。什么蟠桃、黄金、水蜜桃什么国光、青香蕉、黄香蕉等等。在这里,郭黑儿既饱了眼福,也享了口福。哪种水果好吃,他们就专门吃哪种。当兵的人吃东西也不讲究那么多,把水果从树上摘下来,用手搽吧搽吧,就是一顿饱餐。郭黑儿最喜欢吃那种足有一斤多一个的黄金桃,这种水果成熟得最晚,基本接近夏季时令水果的尾声,才收这种水果。这种黄金桃全部上了纸袋,没有任何虫子光顾。吃到嘴里,那可是爽呆了”(见该书第三十节《印象八大处》)。

中南海领导人的日常生活保障主要通过特设的供应站来分配。“在中南海东墙外北长街的一个院落内,有个被称为供应站的单位,专门负责对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食品供应。那时,这里的设备并不先进,只有一些依靠窖藏的天然冰块进行冷冻储藏的原始冰箱和普通货架,储存着从生产部门和市场上选购来的各类食品,包括粮食、肉、奶、蛋、糖、蔬菜、水果等等。另有少部分外省赠送中央领导人的食品,也都由这里管理分配。中南海里的特灶食堂和小灶食堂,以及单独起灶做饭的一些领导人的厨师,都是来这里购买食品和食品原料,而用不着到市面上的菜市场去购买。有一些在市面上难以买到的名牌烟、酒,也可以在这里买到,但购买的数量受到限制,这类东西是凭特供证定量供应的”(《50年代的中南海生活》,文章原标题为《陈伯达之子忆50年代中南海不为人知的生活》)。

香山农场、玉泉山农场和巨山农场的建设及其与之配套的食品特供保障体制的建立,开创了中国食品供应方面的几个第一:

其一,开始使中南海的副食水果供应与北京普通市场完全隔离,做到每样蔬果来历清晰,使食品从生产到分配全程跟踪,全程监控,以保证领导人的饮食安全。“特供”无小事。北京市二商局干部高智勇2007年在《炎黄春秋》杂志撰文回忆,过去为保证绝对安全,涉及“特供”事务的业务干部与职工可由商业局选调,但保卫干部与化验人员,必须经由公安部八局任命和市公安局选派。政治上是否可靠,出身背景、家庭成分都是审查所考虑的因素。同时,他们不仅要认真执行中央制定的“特供”政策与组织纪律,还被要求深入研究服务对象的需求喜好,并在工作中落实(《人民大会堂“特供”标准揭秘》)。当时领导人家中的厨师甚至坚持不做来自普通市场的食品。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纪登奎之子纪坡民回忆说:“炊事员买菜都去领导人特供的地方买,东西好一点儿”,“种类丰富一些。”刚结婚时,纪坡民有次回家,妻子上街看到山楂糕不错,买点儿回来想做汤,炊事员不给做,说街上买的东西不准吃。“炊事员买菜都去领导人特供的地方买,东西好一点儿。米面油都是一样的价钱,肉比外面稍微便宜些,另外就是外面买不到的东西,那里能买到,种类丰富一些。”(张海林《纪坡民忆中南海往事:刘少奇、朱德日子过得最紧巴》,《瞭望东方周刊》2011年第26期)。其中涉及到的食品安全知识在当时中国老百姓中根本无人知晓。

其二,开始专门为毛泽东种植反季节蔬果。由于玉泉山农场能提供的产品种类越来越多,警卫局领导根据其独特的住地环境,开始着重研究毛主席等少数领导人在饮食方面的特殊需要。曾担任中央办公厅警卫局服务科招待员、办事员、总特灶伙食组组长等职的张宝昌回忆说:有一年初夏刚至,天气较热,毛泽东提出要吃桔子,然而时间不对,老的没有,新的要等到9月才能上市。报告上去,不知什么原因,毛泽东火了,驳斥道:“现在正是摘桔子的时候,怎么会没有,我要吃,叫他们去办。”结果还是没有鲜桔子,只好用罐头产品替代,他自然很不高兴。张宝昌说:人老了,有时候说话任性,是很难免的。但对领袖人物,工作人员不敢多嘴或顶撞,只能想尽法子,尽量满足要求。玉泉山农场的同志专为毛泽东试种了几样平时他爱吃的反季蔬菜和瓜果。如:苦瓜、青椒、木耳菜、南油菜、无籽小西瓜,等等。对于这种具体问题具体对待的方法,有人解释为“专供中的特供”。有的则戏称为:“我们种的是党中央一块小小的自留地”(张云初《香山农场——为中央首长特供农产品》)。

为毛泽东种植的反季节蔬菜还包括他最喜欢吃的野菜——马齿苋。1967年5月13日中南海《对农场种植计划的要求》中,特意将马齿苋列为“重点保障的蔬菜”首位,要求平均日产一斤,常年供应(《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第130页)。

其三,开始动用特供基地的力量专门为毛泽东饮食服务,毛家生活管理员可以直接指挥基地工作人员。吴连登说过,有一次毛泽东觉得脚痒,怕是得了脚气,就找吴旭君护士长说:“这段时间给我吃精米太多,给我吃些糙米吧。”吴旭君找到我说了此事,这时离开饭时间已经很短了,我赶紧给玉泉山农场的同志打电话,让他们以最快的速度搞上二两糙米。磨糙米的方法就是将稻子用砖头在地上搓去稻壳就行了。这样,当晚就用糙米做成了米饭。主席吃了很高兴,此后我们就经常给主席做糙米饭吃。他还透露了另一件事儿:他们经常在中南海的湖里给毛泽东捉小鱼小虾。如果不够吃,他就会让玉泉山农场在稻田里捕捞,以保证毛泽东每天都能吃上新鲜的小鱼小虾(《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第36页)。这些都不是玉泉山农场生产计划的内容,只是吴连登临时提出的服务要求。

毛泽东的食品特供基地不仅限于上述3个北京农场。1980年代,《税务报》的一篇文章中说,毛泽东喜欢吃长沙东方红渔场的活鱼,于是安排专机每周定期往返“北京-长沙”,专为毛空运活鱼。现在长沙东方红渔场的名字已很难检索,但毛泽东的厨师程汝明的一段话却可以从侧面印证此事。程说,他随专列到了长沙,当地特供了武昌鱼。但毛泽东随后去了武汉,当时没有冷藏设备,他就用了几块冰做了“土冰箱”,把特供的武昌鱼带到武汉,毛泽东因此写下“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的诗句。曾经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孟进鸿将军说:“主席每到一地,要请人谈话,来了,走了,不兴师动众。但他想要吃的菜不是宴席上那种,有时真不好找,一旦没有,他也会显得不高兴。有时甚至用送文件的飞机带一小筐菜。武昌鱼也只好专程由湖北运来,不像现在,哪个地方都有全国各地的土特产品”(《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一些事情(纪实回忆)》)。

毛泽东的特供也可以通过军队渠道实现。比如,庐山会议时,毛泽东吃的米是在北京由警卫战士一粒一粒挑过的,但厨师在做饭时还要再挑一次。毛泽东喜欢吃野味,警卫部队就到处去给他打野味。吴法宪回忆说,1971年9月13日,林彪乘机北逃,周宇驰等人乘直升机从沙河机场起飞,正当周恩来等人紧张之际,毛泽东的警卫部队要求进机场为毛打野兔子吃。周恩来说:“都什么时候了,只好叫他们去打一次,以后不要再这样了”(《吴法宪回忆录》下卷,第866页)。曾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丁盛,说当年毛泽东喜欢吃麦片,他派人专门到香港去买澳大利亚生产的麦片,用情报部的船拉回来,直接送到北京。自己没尝过一口,也不知道怎么吃。此外,毛泽东到武汉,上庐山,当地有关部门也都组织人去打野味,打麻雀,捉石蛙,做成美食端上餐桌。



九、毛泽东招待客人时是怎样加菜的?

《家居》说:

毛泽东的食量不大,每餐一般三菜一汤。新中国成立后,情况好转,改成四菜一汤,来了客人再适当加一两个菜,但每个菜的量都不大;另外会有两到四小碟凉菜,而凉菜中豆豉、辣椒是必不可少的(第149页)。

又说:

他(指毛泽东)宴请宾客,除了外宾,也不讲排场,从来都是四菜一汤,他自己点一个菜,再配两素一汤(第295页)。

第295页说请客从来都是“四菜一汤”,第149页又说“再适当加一两个菜”,明显矛盾。《家居》多次出现这类低级错误。即使按第295页的说法为准,毛“自己点一个菜, 再配两素一汤”,加起来也不到“四菜一汤”呀,真不知道算术是怎么学的。

关于“四菜一汤”,笔者曾专门写过考证文章,后来才发现咱们跟人家所说的“四菜一汤”根本不是一码事儿。人家说的“四菜一汤”根本不包括小菜。什么是小菜?按《家居》第149页的意思是小碟凉菜,包括豆豉、辣椒之类,不是热炒。但1959年6月23日,毛在武汉与省委书记王任重及其他共7人在船上就餐的菜谱中,烧边鱼、炒苋菜、辣子鸡、炒肚腰、炒茄片、焖牛肉、红白汤是主菜,不仅烤辣子、酱口条是小菜,连炒苦瓜也算成小菜(参见《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第121页)。1968—1976年任毛家生活管理员的吴连登说:“毛主席餐桌上,我们经常见到是四菜一汤,我跟你讲,并没有山珍海味,海参鱼翅都没有,这四菜一汤就是百姓常吃的家常饭,鸡、鱼、肉、蛋为主,肉,或者是红烧肉,牛肉、或者羊肉,第二个菜,就是鱼,因为毛主席特别喜欢吃鱼。第三个菜就是荤素搭配,第四个是素菜,比如说空心菜、木耳菜什么的。汤有时就是简单的西红柿鸡蛋汤,有时也吃一些西餐汤”(2013年12月10日吴连登到人民网党史频道谈毛的日常生活,该频道以《吴连登回忆陪伴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为题刊登)。在另外的场合,吴又表示,除了“四菜一汤”,他每顿还要准备四个小碟。“一碟蒜泥,一碟辣椒。还有两碟是两道其他的菜,如果主席吃了,我明天就做给主席吃”(刘畅《平板三轮带我进入中南海》)。两道试吃菜也算成小菜。

经常参加外事宴会的外交部工作人员张颖说:江青请美国副教授维特克吃饭,按常规是六样冷盘,四菜一汤。领导人请客,可以加一样稍为名贵些的菜(《外交风云亲历记》,第203页)。看到这段文字,多年来一头雾水的笔者才恍然大悟,原来毛家的“四菜一汤”是按照宴会的规矩来的,冷盘(小菜、凉菜或一部分热炒)不算在内。

下面是目前披露出来的毛泽东私人宴客菜谱:

1950年代毛泽东招待小时候的老师李漱清,席上有红烧肉、家乡腊肉、火焙鱼、豆豉炒辣椒、两碗汤菜以及两道北方菜(《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第203页),8道菜。

1952年春天,毛泽东战争年代的卫士翟作军受邀到中南海做客,毛特意加了菜,“共有五个菜,一火锅大白菜粉丝汤”(《毛泽东与他的卫士们》上册,第279页),5菜一汤。

1958年10月26日,毛泽东请吴冷西、田家英到住处谈话,中午请他们吃饭。菜品有小砂锅炖狗肉、红烧狮子头、湖南腊肉,豆豉炒辣椒,西红柿炒鸡蛋,麻婆豆腐,莼菜汤,主食是拷得半焦的玉米,喝了茅台酒(吴冷西:《忆毛主席》之第七章《冷静的促进派》),6菜一汤。

1959年6月23日,毛在武汉与省委书记王任重及其他7人在船上就餐,主菜有烧边鱼、炒苋菜、辣子鸡、炒肚腰、炒茄片、焖牛肉、红白汤;小菜有烤辣子、炒苦瓜、酱口条(《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第121页),9菜一汤。

6 月24 日,毛泽东听取王任重工作汇报时适逢开饭,便留下王同餐。当日菜谱上记载了7道菜:“炒鳝片、烧萝卜、炒马齿苋、炒鸡蛋、肉片汤、铁板里几、炒海带”(《毛泽东遗物事典别具一格的马齿苋菜谱》),6菜一汤。

以下是已披露出来的毛泽东日常菜谱,各餐基本上是6道菜。5月30日晚餐估计可能有客人来,增加了一道菜和一道水果:

5月29日早

炸小鱼、炒白菜、烧西葫芦、炒木耳菜、爆牛肉、爆肚花、烩西饼,6菜1主食。

5月29日晚

腌鸡丝、蒜泥白肉、烧白菜、炒苋菜、蒸烧鲫鱼、油焗大虾、白菜清汤,6菜1汤。

5月30日中

五香牛肉、炝黄瓜、荷包蛋、煎猪扒、烧茄子、鸡丝生菜、发糕,6菜1主食。

5月30日晚

什锦拼盘、白菜煎翅、香酥鸭子、鸡油菜心、干烧扁鱼、口蘑烧猪肚、煎牛扒、冬瓜清汤、二丁包子、鸡汤面条、烩水果,7菜1汤,两主食,一道水果。

5月31日早

花生米、香干肉丝、炒木耳菜、酱爆肉、炒双脆、烧瓠子、炒面,6菜1主食(《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第118页)。

可见,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人对毛身边工作人员坚持的“四菜一汤”之说没有领会到精神实质。我们是按照普通百姓居家过日子的规矩来理解的,只要不是有客人,从来没有每顿饭在热菜之外,还要上多少个冷盘的习惯,就算从泡菜坛子里夹出几块泡菜来,也算是个菜了。循此思路真的想去数一数毛家到底是哪 4个菜,哪1个汤,都大错而特错。毛家冷盘不算正式菜,大菜才算。比如5月29日早餐的冷盘就用炸小鱼、炒白菜(热菜)代替,加上蒜泥、辣椒小碟,凑成四道凉(小)菜。5月29日晚餐的冷盘为腌鸡丝、蒜泥白肉,再加上蒜泥、辣椒小碟;5月30日晚餐估计是来了客人,凉菜上了什锦拼盘,合两道为一道,主菜为6道热菜;31日早餐,可归入凉菜类的有花生米、香干肉丝。除去每餐有两道通常很硬的凉菜,主菜确实没有突破“四菜一汤”的标准。到了毛晚年,吴连登用两道试吃菜替换了两个小碟。但他没有向读者讲清楚的是,炒两道试吃菜,除了食材用量少一点以外,在人工付出和炒制程序上与炒一道正式菜没有多大差别。

《家居》说,来了客人“再适当加一两个菜”,这话是对的。卫士李家骥也说过“进京后,每餐是四菜一汤,来客人就在这四个菜的基础上再加几个菜。荤素各半。”(《跟随红太阳——我做毛泽东贴身卫士十三年》,第243页)但这只是用来接待普通客人,正式宴请不在此列,比如毛请老师李漱清,几次较大规模的生日餐以及李敏婚宴等。曾任人民日报副总编的安岗回忆说:1951年5月的一天下午,他和人民日报总编邓拓、新华社社长陈克寒、总编吴冷西,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副局长徐迈进和温济泽到菊香书屋,谈到下午5点多钟,毛把邓、安、温留下继续谈,“毛主席叫来勤务员:‘小鬼,你告诉厨房加三个客人的饭。’公务员提来一个四屉饭盒,其中三个菜,一个汤,一个炒鸡蛋似乎专门加的。又拿来一盆饭,一瓶红葡萄酒。毛主席给每人斟了一杯酒,他说他只能喝一杯,要大家随便喝。大家举杯祝毛主席健康,不过都没有喝干。安岗记得端上来两盘红烧肉,但毛主席没吃红烧肉,大家也都没好意思吃”(《别让我学蒋介石  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忆3见毛主席》)。反映了毛在住处招待普通客人的一般加菜规矩。至于所谓宴请宾客“从来都是四菜一汤,他自己点一个菜,再配两素一汤”,这场景只能出现在《家居》作者的梦幻里。



在日常生活上,毛泽东就是个充满七情六欲的普通人。他在饮食上确实很“土”,江青的话没有错,毛自己也毫不掩饰对湖南乡下小地主家饭菜风味的饮食偏好。曾经当过毛家管理员的方国兴说他“山珍海味不追求”,也实事求是。因为毛从小生活在内地省份湖南,后来又多年在西北生活,不常吃这类食材。但不常吃不等于不吃。他多次吃过熊掌,三年困难时期吃过海参,鱼翅燕窝也都吃过,这些都有当事人回忆可证。非要曲解历史事实,甚至不惜篡改菜谱,实在无助于达到宣扬毛泽东日常生活简朴的目的。
毛泽东“简约而居”吗?

《毛泽东家居》质疑之三

本文对《毛泽东家居》(以下简称《家居》)的质疑,主要涉及到其日常生活住所问题。毛泽东喜欢穿宽松、柔软的补丁衣服,喜欢吃湖南乡下小地主家中常吃的红烧肉、猪下水,喜欢吃“野菜”马齿苋。那些大肆宣扬其生活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人因此都做足了文章。但要否认遍布全国各地的数十座毛泽东专用别墅却难。它们绝大多数至今仍在,并没有坍塌毁灭,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事实。然而《家居》却敢做“唐·吉柯德大战风车”式的傻事,一边不断重复毛泽东“简约而居”的谎言,一边竭力回避、掩饰历史真相。



一、毛泽东的北京住所只有菊香书屋、游泳池、玉泉山和新六所吗?

    《家居》说:

(在描述完中南海丰泽园之后)毛泽东的其他寓所,在北京,除了菊香书屋、游泳池,还有玉泉山和新六所。玉泉山有温泉,毛泽东偶尔去休憩。新六所在万寿路,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修的六栋小楼的总称,五大书记一人一栋。毛泽东太劳累或完成一项大任务后,有时到新六所住几天,1959年以后就基本不住了(第33页)。

这段文字如果是学生作文,老师判卷时就会打个叉,因为逻辑不通。按照正常的思维,“这个”之外,才是“其他”。结合《家居》的上下文意,“这个”是指毛泽东住的丰泽园(参见第31页—33页)。然而丰泽园本身就包括菊香书屋,为什么还要在“其他”部分里又提到菊香书屋,不是思维混乱吗?

学养不足并非关键,关键是《家居》仍在刻意隐瞒毛泽东的北京住所,只提及菊香书屋、游泳池、玉泉山和新六所4处。2013年底,一篇为纪念毛诞辰120周年发表的文章《关于毛泽东的那些谣言》(该文在网上另以《毛泽东,被流言掩盖的真实生活》之名传播,原文于2013 年 12 月 24 日刊登于《环球人物》杂志第237期,周福明、吴连登、孟进鸿、王明富、王鹤滨 黄建新口述,本刊记者刘畅、张忆耕、王乐然整理,本刊特约记者余玮整理)说的更过分,说:“主席从1949年8月23日便入住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直到1966年8月搬走,他的全部活动几乎都在菊香书屋的北房紫云轩进行。”暗示即使加上毛后来入住的游泳池,也只住过两处地方。周福明、吴连登等人是多年在毛身边的工作人员,《家居》作者是在专门的展陈、研究机构里搞研究的,身份不一样,在想方设法隐瞒毛泽东住所的态度上却别无二致。

鉴于《家居》及《关于毛泽东的那些谣言》这类书籍文章不肯讲实话、真话,笔者来告诉读者毛泽东北京住所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1. 北京双清别墅

原为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熊希龄在1917年办香山慈幼院时建造的别墅,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到北京后的第一个住所。它中间是容纳20多人的会客厅,西边是卫生间、卧室、办公室,东边还有办公室和会客厅,再过去是小餐厅和厨房。毛泽东住正房,家属孩子住院子西头平台上的几间平房,其他房间供工作人员住。警卫班住东门外的另一个小院(参见何虎生《毛泽东初进中南海》,第46—48页)。当年为了防止国民党飞机轰炸,还专门由工兵挖掘了一个防空洞。1990年代笔者参观双清别墅时,曾进去过。

毛泽东是何时最后搬离双清别墅的?理发员、卫士周福明说“主席从1949年8月23日便入住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关于毛泽东的那些谣言》)。周不是当事人,因为这时候他还没来到杭州理发店当学徒,与毛见面并被调入中南海的时间更晚。张耀祠说毛泽东1949年9月21日移居此住所(《张耀祠回忆录——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第66页)。他1953年5月才调任中央警卫团团长,也不是当事人。两人只能听别人转述,所以在毛个人生活档案公布之前,这个时间仍不好确定。但毛在开国大典以后确实没有再回到双清别墅居住,为不争的事实。

2. 北京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

清代建筑,毛泽东1949年迁入。“中南海的红墙内,在南海北岸的西侧,从西数第一个大门即是丰泽园。这是一所古式的大建筑群。在丰泽园的大院内,被小的院落分割成一些较小的建筑群,作为中央部分领导人办公和居住的地方。每个独立建筑或建筑群都有名称,都挂有匾额。”(参见何虎生《毛泽东初进中南海》)

3. 北京玉泉山一号楼

修建于1953年。毛泽东的卫士马武义回忆说:“1953年9月的一天……汪东兴同志从后门来到主席身边,满面笑容地说:‘主席,给你盖了栋新房子,今天天很好,去看看吧!’‘哦!那好哇,去看看去。’”(《毛泽东与他的卫士们》下卷,第582页)。这座新房子是高而大的平房。包括摆放着4棵芳香佛手的正厅,正厅左侧的警卫值班室,放着钢琴和乒乓球桌的100多平方米的娱乐室,东西向的长走廊,5套内有卫生间、设备齐全的标准间,两则全为玻璃窗、宽4米、长20余米的花廊,两间高大宽阔、所有家具都是苹果绿色的毛泽东卧室和办公室,屋内所有窗帘都是3层,整个室内都铺着厚实的驼毛泽东地毯。该住所还包括电影厅、会客厅、餐厅以及江青张罗建的一个室内游泳池。“整个游泳室不过百平米,水池只有五六十平方米、齐腰深的水,但有山有流水,有花有草,还有一块双人床大的沙滩(《毛泽东与他的卫士们》下卷,第584页)。毛泽东不喜欢这个游泳池,一次也没用,并用稿费5亿元(指币制改革前的旧币,相当于新币5万元)支付了修建费用。当时还在玉泉山无梁殿内还为毛泽东建了室内电动体育锻练器械,毛泽东不喜欢,也没去过(田恒贵口述,王凡整理《中南海内修缮工程杂忆》,载《文史参考》杂志2010年第16期)。

4. 北京新六所一号楼

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1952年春,我跟江青在万寿路新六所打扑克。所谓新六所就是中央在万寿路修建的六栋小楼。中央五大常委毛、刘、周、朱、任,每家住一栋,工作人员住一栋。毛泽东的七律二首《送瘟神》就是在这里写的。1959年以后,毛泽东再不曾来新六所居住”(《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第149页)。新六所修建时间当在1949年夏秋之际。因为1950年3月毛泽东出访苏联回来,在新六所小厨房里看到了改任毛泽东家生活管理员的原卫士武廷象,说明毛泽东已入住新六所一号楼(《毛泽东与他的卫士们》上册,第355页)。北京每年11月至次年2—3月间气温多为零下,不方便进行室外施工。可见在此之前新六所已经盖好了。张耀祠回忆说1953年5月他受命出任中央警卫团团长一职时,其职责之一就包括保卫新六所(张耀祠《张耀祠回忆录——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第2页)。

5. 北京中南海游泳池

关于它的修建时间,有两个说法,一个说法来自在中南海负责修缮工作的工程师田恒贵。他说该处原系为方便毛泽东游泳,1955年由中央建筑设计院设计,由北京市第五建筑公司负责施工的室内游泳池(田恒贵口述,王凡整理《中南海内修缮工程杂忆》,载《文史参考》杂志2010年第16期)。另一个说法来自专门负责修建中南海游泳池等建筑的工程师王爱深。他说:“中南海室内游泳池是一九五四年开始修建,一九五五年秋天大约九月或十月完工的。游泳池南端的太阳光室是一九五九年扩建,一九六○年春天才完工。”(《历史的真实——评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的回忆〉·第三章》)。该建筑内除游泳池外,还有门厅、更衣室、淋浴室,东南角有供毛泽东休息的一间住房,南面有供毛泽东会客的大厅。因毛泽东喜欢这个地方,经常住宿,1966年7月以后长住这个住所(田恒贵口述,王凡整理《中南海内修缮工程杂忆》,载《文史参考》杂志2010年第16期)。

6. 北京官园别墅

位于西直门南小街98号,原为清代端郡王府所在地,八国联军入侵时期遭焚毁。邢台地震后,周恩来与汪东兴决定在中南海外为毛泽东修住所,但修好后毛泽东不愿意去住(参见欧阳海燕《未曾公开的轶事》)。1982年3月3日改为中国少年儿童活动中心。

7. 北京密云水库石骆驼别墅毛泽东住所

据一位网友说,他开车路过密云水库附近的一个院子,“看到了一个很高大的苏式建筑物,我下了车,碰到了一个这里的工作人员,他告诉我,这里是毛泽东主席别墅,地名叫石骆驼,原来,这是在五十年代,因为在夏天北京特别热,当时的北京市政府就给毛泽东主席和周总理在这个气温较低的湖心岛上盖了别墅。当时的专家历经三个月考察,在北京的多个方向选择了十余处侯选位置,最终确定在石骆驼——密云水库中心的小岛。几十年来,此岛一直被作为国家一级森林保护区和国家一级水源保护区,封闭管理,植被和环境没有遭受任何破坏,城市中罕见的野生情趣随处可见,景色如画”(《北京密云水库的回忆》)。这位网友的说法在乐途旅游网上的相关介绍中部分得到证实,而且两份资料的最后一句话差不多一样:“帘青会议度假中心——毛泽东、周恩来的别墅区”,“一代伟人毛泽东、周恩来的郊外歇息地,座落在密云水库湖心岛松林深处,依山环水,秀岭葱茏,负氧离子是市区的七倍。置身山间水畔,但见天高水阔、林深叶茂,但闻鸟鸣鱼跃、风舞林梢。朝露可饮、晚霞能餐,松涛阵阵、波光粼粼。五十年来,此岛被作为国家一级森林保护区和国家一级水源保护区,封闭管理,自然生态、野生情趣随处可见”。航运资讯网的介绍比乐途旅游网信息量有所增加,如说中心“占地面积600余亩,距城区90公里”,“昔日历经三个月考察,确定此处为主席、总理别墅区”,证明那位走访密云水库别墅的网友说法不是空穴来风(见北京帘青会议度假中心主页,又见《自然生态区中的度假村》)。笔者认为,毛本人可能并没有去住过,但确实是北京市委为毛准备的住所。

8. 北京人民大会堂118厅

原来不是专门为毛泽东居住修建的,但后来毛泽东长年在这里办公、开会、接见外宾和休息,即成为他的专用住所。118厅在大厅内挂了4幅画,摆了一圈沙发,卧室内有一张床、一个三屉桌、一个办公桌(《在毛泽东身边》273页)。除大厅、卧室外,还有一些附属建筑。

9. 北京钓鱼台国宾馆12号楼

据吴法宪介绍:钓鱼台国宾馆原来是国务院招待外国元首的地方,一共三十多座小楼(引者注:此处有误,共16座小楼),装修极其豪华。其中江青住的十号楼、康生住的八号楼是最华丽、最好的。当时江青一个人独占了三座楼。除了住宿的一座楼以外,她还有一座专门放电影的楼和一座带舞厅的楼。江青也曾这毛泽东在钓鱼台准备了一座楼,但毛泽东除了去西郊机场接见红卫兵时,曾在里面休息过几小时外,再也没有去住过(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册,第679页)。王力说,1966年7月中旬江青从上海回来后,建立文革小组的办公机构和制度,筹办刊物——“快报”,专门开了(钓鱼台的)一个楼——16号楼。当时陈伯达住14号楼,江青自己住11号楼,毛泽东主席要来开会就住12号楼(《王力反思录》下册,第33页)。对12号楼情况说的最详细的是当时担任钓鱼台保卫任务的公安部八局工作人员邬吉成。他介绍说:从60年代起,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等人有时会到钓鱼台国宾馆召集会议或小住。毛泽东每次来都住12号楼,但他并不住二层最高级的贵宾大卧室,而是住一层的贵宾随员住的套间。该套间只有一个很小的厅、一个浴室、一个卧室。吴法宪是文革期间才进入中央核心层的,他只知道1966年毛泽东去西郊机场接见红卫兵时在12号楼休息的情况。邬吉成则举了《杨尚昆日记》中毛泽东在1960年4月22日和26日两次在钓鱼台召集他谈话、开会的例子,说明从1960年起,毛泽东已开始入住钓鱼台国宾馆了。在邬吉成的记忆里,毛泽东来钓鱼台或小住几天,或仅住几个小时。在后一种情况下往往是下午到,凌晨时离开。毛泽东在1967年以后再也没有去过钓鱼台,吴法宪、邬吉成对此回忆是一致的。但邬吉成还说,毛泽东住过的那个套间里,始终保持着他住时的布置,直到毛泽东逝世(《红色警卫——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邬吉成回忆录》,第78—79页)。

10. 中南海202别墅

   据江仙《毛泽东与中南海》一文说:经身边工作人员一再动员,1974年,毛泽东终于同意将游泳池南面几处旧的小平房拆掉,新盖一座房间宽敞、高大明亮、抗震能力强的房子,即202别墅。别墅有卧室、书房、会客厅,还有几间附属用房,有宽敞的走廊连接室内游泳池。施工中特别强调人员的绝对可靠,首先要求各施工单位的党组织对人员进行认真审查,再经警卫局保卫部门严格把关。施工现场的重要部位,中南海的警卫部队日夜设哨看守。工程中的各种管道、风口、顶棚等处都有专人巡回检查。验收时,除组织人工细致检查外,还请卫生、防化及反窃听等有关部门带上仪器进行防原子、防化学、防辐射等等检测。1974年底,202工程完工,但毛泽东还是坚决不去住,有人劝说将丰泽园菊香书屋整修一下住回去,他说:“我讲过,我就住在这里,哪都不去。丰泽园我也不去。就住在这儿!”

  1976年6月,毛泽东因患心肌梗塞已被抢救一次,虽经多方抢救,病情一直不见好转。7月28日凌晨,大地突然颤动起来,泳池卧室的门窗玻璃“哗啦啦”地响个不停,地下也有拖拉机般轰轰的响声,毛泽东的病榻摇晃不止。这时,有人喊:“小周,快!主席的头。”工作人员周福明听见喊声,立即抱着毛泽东的头部,弓下身挡住,以防止房子掉下东西砸着毛泽东,其他工作人员赶紧找到一个大被单,几个人拉住四角,罩在毛泽东的床铺上面。不多时,回到家中休息的华国锋,被地震摇醒后,也飞快赶到毛泽东的住所。天亮后发现,中南海东八所的几段院墙和围绕中南海的大墙多处震倒,少数房子被震塌。经医生同意,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把毛泽东用担架转移到抗震能力很强的202别墅。

  搬到202别墅当夜下了大雨,又有较强的余震,但在室内几乎没什么感觉。毛泽东醒来执意要回泳池。他得知这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决定后显得无可奈何,用含糊不清的话说:“既然是常委们的决定,只好如此。”43天后,毛泽东于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在202别墅病逝。

综上所述,毛泽东在北京的住所共达10处。其中香山双清别墅,自1949年搬离后,再不去住;密云水库石骆驼别墅、北京官园别墅自建好后从未去住过,可以认定与毛无关。但中南海菊香书屋(1966年搬离,东西什物仍放在住所内,每天从设在那里“毛家小灶”做饭送来)、万寿路新六所一号楼(1950年代末后再未去住)、中南海游泳池、玉泉山一号楼、人民大会堂118厅、钓鱼台国宾馆12号楼及中南海202别墅7处住房一直归其所有,《家居》仅提到4处。



二、毛泽东到外地视察,没有专为他修的住处吗?

    《家居》说:

毛泽东到外地视察,没有专为他修的住处,他到上海、杭州、武汉去的最多,住的也最久。在上海住宾馆,在杭州住别墅,在武汉住东湖宾馆。晚年到长沙去的多,住省委招待处九所一、二、九号楼(第33页)。

这段话有两个问题,一是把宾馆、别墅和招待所这类概念拉进来,混淆它们同毛专用住所的区别。

《家居》说毛泽东在外地住宿,为什么要把毫无关系的宾馆、别墅、招待所牵扯进来?原来许多读者都有一个固定的成见,以为毛在外地这些名为招待所、宾馆的地方住宿,就如同我们今天入住宾馆、酒店一样,跑到总服务台,拿出身份证登记,交押金,然后领到钥匙开房入住,所住不外是套间、单人间、双人间,撑死了是总统套间。如网民杨虎(是不是近几年在“凯迪猫眼”十分活跃的杨虎星空,亦或老杨虎?)曾宣称毛泽东在外地的住所,是老百姓都可以住招待所。还有一个叫“风云”的网民把话说的更直白:“有的右派则把组织上对毛泽东的一些特殊照顾,作为他生活奢侈的证据,甚至他出差住过的宾馆也被当作他的‘行宫’。按他们的逻辑,我这个普通的小公司职员,由于有过几次出差的经历,也在中国的好几座城市有了几座星级‘行宫’了”(《如今才看清毛的真面目》)。可见《家居》这么干不是没有自己的刻意考虑。笔者需要澄清的是,对毛泽东而言,所谓的宾馆、别墅、招待所只是个名目。近代史研究专家李新在回忆录中曾提及他在三年困难时期,因完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通史》的编写任务,与几位卷本主编一起随革命老前辈、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先生到杭州休息,浙江省委只允许老资格的吴、李二人入住毛泽东下榻过的刘庄宾馆(毛的专用住所是其中的一号楼),其他几位教授另外安排入住省委新盖的宾馆大楼,可见刘庄宾馆不是谁想住就能住的,要由资历和级别决定。外地接待毛泽东住宿是最高规格的标准。而毛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外地,都遵循自己的住宿特点:一是除非情况特殊的临时住宿,他总是独住一幢房子(别墅),很少与他人共处一个屋檐之下。毛泽东入住香山时,一家独居双清别墅,其他四大领袖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都带着家属住在距双清别墅二三百米远的一个大院子里(参见何虎生《毛泽东初进中南海》,第48页)。1958年开南宁会议时,他一人住招待国宾的五号别墅,其他中央领导人集体住二、三、四号别墅(参见杨庆旺《毛泽东旧居考察记》,第568页)。二是毛住过的(或从未住过的)别墅只要不弃用,在毛泽东时代始终归其个人专享。别人住过了,就要另修新房子。“文革”期间,毛示意汪东兴让广州军区给他盖南湖别墅,理由就是原先住过的鸡颈坑别墅被柬埔寨贵宾住过了,所以要求另盖。三是毛泽东对住所有自己独特的审美要求,住所要求是单层、高大、宽敞,有大落地窗,有巨树环抱、满眼翠绿的幽雅环境等。如果说1950年代初,仪制未备,有时毛泽东到各地还得住在原先达官显贵的旧公馆里,1950年代中后期各地已专门为毛修建了他喜欢的房子。如广州市委专门为哈尔滨送去广州小岛一号楼的图纸,武汉梅岭一号、杭州汪庄、广州南湖宾馆之间都对修建毛泽东的房子做了充分交流。各地国宾馆的毛泽东专有住所也大都仿效同一风格。

    二是昧着良心极力否认毛泽东在全国各地那些专用住所的存在。

《家居》想证明“毛泽东到外地视察,没有专为他修的住处”,办法只有一个——闭着眼睛说瞎话。近年来,各地一些毛的专用住所,如湖北武汉东湖宾馆梅岭别墅、江西庐山庐林一号别墅、湖南韶山滴水洞别墅等出于经济效益的考虑,曾公开售票让游客参观;各省国宾馆内的毛泽东专用住所大多不对外开放,但通过关系也可以进去看。《家居》作者敢于说出各地“没有专为他修的住处”的话来,暴露出其甘愿昧着良心,为颂圣极力阿谀逢的阴暗心理。

《家居》说,在外地没有“专为他修的”住处,笔者说有。孰是孰非?笔者的办法是罗列一下目前公开史料披露出来的部分毛泽东外地住所的情况。《家居》作者不同意,可以根据确切史料证实哪一处不是为毛专修的住处。

鉴于毛在外地的住所数量较多,本文按性质分为各地国宾馆专用别墅、专列火车暂时休息住所、疗养地专用别墅、家乡韶山专用别墅以及其他等几类:

(一)各地国宾馆毛泽东专用别墅

1. 黑龙江哈尔滨花园邨宾馆一号楼

2. 长春南湖宾馆一号楼

3. 天津第一招待所一号楼。1970年代中办又要求在俱乐部老楼室内游泳池改造一间供毛休养的卧室。

4. 石家庄白楼宾馆保育院平房

5.济南南郊宾馆一号楼

6.郑州省委第三招待所(黄河迎宾馆)八号楼

7. 南京依村1号别墅

8.上海西郊宾馆一号楼

9.浙江杭州刘庄宾馆一号楼

10.浙江杭州刘庄宾馆一号楼

11.江西南昌滨江宾馆别墅

12.湖北武汉梅岭别墅

13.长沙蓉园一号楼

14. 长沙九所三号楼、六号楼(此处据《毛泽东生活档案》下册,1965年他会见胡志明时就住三号楼,见第832页;赵志超《毛泽东十二次南巡》说1971年以后住六号楼,见第166页。《家居》说他住一、二九号楼,不知何据)

15. 广州小岛别墅一号楼、四号楼

16. 广州南湖别墅七号楼和松园

17. 广州磨刀坑别墅

18. 广西南宁西园饭店一号楼

19.成都金牛坝宾馆一号楼

20. 贵州贵阳花溪宾馆

21.内蒙古呼和浩特新城宾馆一号楼

22.青海西宁胜利宾馆一号楼

23.陕西西安丈八沟宾馆一号楼

24.甘肃兰州宁卧庄宾馆一号楼

25.太原晋祠宾馆

26.南昌滨江宾馆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国宾馆毛泽东专用住所的统计并不齐全,如沈阳、昆明、合肥等地省国宾馆的情况均不详;上述别墅大多是在“大跃进”前后修建起来的,毛本人有的居住次数较多,有的根本就没有住过,但一直为毛的到来做准备。上述别墅中也有的后来被毛弃用,其他中央领导人也可以入住。

(二)专列火车暂时休息住所

1.浙江金华“512工程”别墅

2.上海虹桥“一O一”住所(担任毛泽东警卫工作的陈长江称为“吴家花园专运站”)

3.南昌“八二八”宾馆一号别墅(本为毛专列停驻之用,但建筑标准之高,内部设计之全,与毛在外地的专用别墅别无二致,其实应当归入专用别墅一类)。

(三)疗养地专用住所

1.江西庐山芦林一号别墅

2.大连棒槌岛别墅

3.青岛八大关小礼堂

4.海南鹿回头宾馆

5.北戴河别墅

6.北戴河小别墅

(四)家乡韶山专用别墅

1.韶山松山一号别墅

2.韶山滴水洞别墅

(五)其他

湖北咸宁“131”工程特一号别墅一栋(1969年修建的战时指挥枢纽“131”工程)

以上是毛泽东的部分专用住所,但并不是全部,因为一些非省会城市也在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大刮为中央领导人修建“楼堂馆所”之风。彭德怀在庐山上的发言曾谈到各地为毛泽东等人盖房子的问题,但毛并无回应。“文革”时,它们曾被说成是各省领导人为巴结被打倒的“叛徒”、“内奸”、“工贼”和“党内最大走资派”刘少奇等人搞的腐败行为。时至今日,绝大多数毛泽东的专用住所仍空关在那里,普通百姓甚至中央领导人还是不能入住。

   

三、韶山滴水洞一号楼才是“唯一专为毛泽东修造,也为毛泽东接受的”的住宅是吗?

《家居》说:

唯一专为毛泽东修造,也为毛泽东接受的是他故乡韶山滴水洞的一号楼。1959年6月,他回韶山住松山一号,从1966年6月底到7月初,在此住了12天(第34页)。

《家居》一书逻辑混乱。前面刚说过毛“到外地视察,没有专为他修的住处”(第33页),紧接又说“唯一专为毛泽东修造,也为毛泽东接受的”的住处是“故乡韶山滴水洞一号楼”。自己都前后不统一,让读者信哪句的?

专为毛泽东修造的住处是不是只有韶山滴水洞一号楼?笔者在前面已经给出了答案,不再重复。“为毛泽东接受的”是什么意思?耐人啄磨。1949年以后毛出巡外地,去的次数最多的地方,是杭州,前后达40多次,先是住刘庄,1959年起住汪庄;毛住的时间最久的地方,是武汉,在梅岭一号一次最多住过半年,以致东湖宾馆有“小中南海”之称;毛明确表达对住所态度的,是对杭州汪庄,说:“湖南、北京是我的第一、第二故乡,浙江杭州是我的第三个家。”(汪庄宾馆主页)1966年6月18日毛泽东来到韶山滴水洞别墅,“抬眼望着葱绿的群山,高兴地说:‘这个洞子天生一半,人工一半,怕是花了不少钱哪!既然修了,就要管理好,不要破坏了’。”(《张耀祠回忆录——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第86页)如果去的次数最多,住的时间最长都体现不了“为毛泽东所接受的”这层意思,那么毛夸赞过的住所,也不止韶山滴水洞一处,起码包括杭州汪庄。况且毛“不接受”杭州刘庄、汪庄,武汉梅岭别墅,他去那么多次,住那么长时间干什么,《家居》凭什么只认定毛“接受的”只有滴水洞一处?

《家居》刻意强调“为毛泽东接受的”是滴水洞一号楼,在逻辑上也很荒谬。毛每次出巡,都有人数可观的保卫、办公、餐饮、医疗方面工作人员相随,这些人都要安排住宿,不能支帐蓬住在大街上。1950年代前期,中南海管理的北戴河疗养院因为没有专门修建随员住房,临时要把附近几幢楼利用起来,毛自住一号楼,周围的六、七、八号楼由家属子女、身边工作人员和警卫战士住。毛住各地国宾馆别墅,也都有附属建筑供随员居住。相对独立的毛专用别墅,则通常由一组建筑组成,比如武汉梅岭毛泽东专用别墅,由一号、二号、三号楼组成,毛泽东住一号楼,有会议室、办公室、卧室及内庭院;二号楼为两层楼,警卫、工作人员住,有10多个房间和会议室、餐厅、接待室等;三号楼为毛泽东等人的活动场所,有宽30米,长60米游泳池、舞厅及剧场等(参见烟波浩淼等《“梅岭一号”》)。广州鸡颈坑别墅也是“一组房子”。广州南湖别墅由一至八号别墅组成,其中毛住七号楼和松园,八号楼由警卫及工作人员住(参见《南湖“行宫”修建记》)。韶山滴水洞别墅由一至三号楼组成,因地形关系没盖在一起,沿进洞道路依次为供警卫或服务人员居住的三号楼(楼房);供随行领导人住的二号楼(两层小楼),有24间客房;毛泽东自己住的一号楼(实为平房)。《家居》说毛只“接受”滴水洞一号楼,言外之意是其他建筑都不“接受”,那么陪同前来的领导、服侍他的工作人员和保卫他的卫士们怎么办,住在大街上去吗?



四、毛泽东为什么从菊香书屋搬到游泳池去住?

《家居》说:  

毛泽东从1966年8月舍弃丰泽园,原因是工作人员乘他外巡,对房屋内外大装修,外巡回来,毛泽东发现了这个变化,大怒,从此不愿再住,而搬到比韶山故居还要简陋的游泳池,直到去世(第34页)。

1958年,毛泽东外出视察,有较长时间不在北京,有关部门趁机做了修缮,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毛泽东回来大怒,一气之下搬到宽敞简陋的游泳池。起初,因为一应物件还留在菊香书屋,他还回来住过几次,从1966年8月开始,再也未回来住过(第80页)。

《家居》行文自相矛盾之处太多。毛因菊香书屋修缮而搬到游泳池,是发生在哪一年的事儿?该书一会儿说1966年,一会儿说是1958年。按照书中的意思,莫非1958年毛泽东已经大怒一回,搬到游泳池去了,只是偶尔回来住住。1966年外出回来,不消停,又专程跑去菊香书屋去看装修了没有,见到装修了,又大怒一次,跑到游泳池去,再也不回来了?既然说毛从1958年起就偶尔才回到菊香书屋住几日,却又有事儿没事儿跑去看它装修了没有,不是有病吧?《家居》想要编故事,也要细心点儿,不能无视逻辑和常识。

有关毛泽东搬到游泳池的原因,其实是个流传甚广的假故事。笔者分析一下其中的谬误。

(一)毛泽东因不满菊香书屋装修而搬到游泳池的说法可信吗?

据笔者所知,最早提到毛泽东于1966年“7月18日一回到丰泽园,发现园内所有的房子都修茸一新”,因而大怒搬到游泳池的,是毛的机要秘书张玉凤(香港《文汇报》记者阮纪宏《张玉凤回忆在毛泽东身边的日子》)。毛的卫士周福明也沿用此说(《关于毛泽东的那些谣言》)。两人中张玉凤不是当事人。她1970年才由毛专列服务员调任毛的秘书,进入中南海,只能是听别人说的。周福明虽然在毛身边,却又举不出任何证据来。

两人的说法都是错的。

先来考察一下1949年以后菊香书屋的修缮史。

菊香书屋是清代建筑。据负责中南海房屋修缮任务的田恒贵工程师介绍,1951年,他进入中南海以后主持的第一个工程,是给毛泽东和江青建卫生间。一年以后他们把院内走廊加高了,并做成了用玻璃和木石材料封闭式的。1956年,又拆了东边的西六所建筑,毛泽东的院子扩大,增建了毛泽东及身边工作人员活动用的乒乓球室。还重修了卫生间,为毛泽东换了个大浴缸。1958年对菊香书屋进行改造(称“06工程”),是当年中南海最大的工程,院内所有建筑的房顶全扒掉了,将墙增加了高度,做了通风道,然后重新做了房顶。房屋外的走廊也全部拓宽了。房间内的地也都改成了硬木地板,还将毛泽东居住的房屋的窗户都扩大了,做了双层的钢窗(田恒贵口述,王凡整理《中南海内修缮工程杂忆》,载《文史参考》杂志2010年第16期)。《家居》说1958年毛看到菊香书屋做了修缮,“一气之下搬到宽敞简陋的游泳池”,纯属是天方夜谈!真相是,1958年对菊香书屋的改造工程是毛泽东本人同意并亲自选定的设计方案。当时有关部门的领导“分别让田恒贵和另一名工程师梁炳亮各搞一个工程设计方案。他们两人的设计图画出来后,毛泽东的‘大管家’叶子龙和罗道让又在此基础上,各自做了修改,画出草图。两份草图被送到毛泽东那里,他最后选定了叶子龙的那一份。”(田恒贵《55年我在中南海为毛泽东建游泳池》)菊香书屋改造工程的项目包括:院内所有建筑的房顶全扒掉了,将墙增加了高度,做了通风道,然后重新做了房顶。房屋外的走廊也全部拓宽了。房间内的地也都改成了硬木地板。房屋窗户都扩大了,做了双层的钢窗。修缮是毛自己同意的事儿,“大怒”什么?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1958年以后,毛并非如《家居》所说的在菊香书屋“还回来住过几次”。在此期间,毛偶尔留宿游泳池,经常住的是菊香书屋,直到1966年8月彻底搬离。《家居》非要说毛从1958年起主要住游泳池,请拿出证据来。

关于毛泽东因发现丰泽园的房子都修葺一新,因而大怒搬到游泳池去住的故事,细节根本经不起推敲。

其一,张玉凤说毛泽东因未经其同意而修缮菊香书屋,因此搬离。这个意思在什么时候向什么人说过,张玉凤没有说。笔者知道的事实是:1959年6月,毛泽东在滴水洞口的韶山水库游泳,对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说:“小舟,咯个地方很安静,我退休后,在这儿搭个茅棚给我住住好吗?”1960年5月,毛泽东回长沙,与新任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再次谈起韶山有个滴水洞,这个地方很好(参见《毛泽东生活档案》下卷,第817页),要让张平化把滴水洞修起来。1966年6月17日,毛泽东第二次回到故乡,首次住进张平化为他盖的滴水洞别墅,很满意,“抬眼望着葱绿的群山,高兴地说:‘这个洞子天生一半,人工一半,怕是花了不少钱哪!既然修了,就要管理好,不要破坏了’。”(《张耀祠回忆录——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第86页)仅仅1个月零1天后,他返回北京,却对菊香书屋“正房向阳一面还新修了一道双夹道走廊”、“安上双层玻璃”这样的小修缮“大为不悦”,“搬到中南海怀仁堂东侧的房子(引者注,即游泳池)里去住了”。同样是为他修缮、建造房子,毛的态度为什么判若两人?

其二,毛泽东因不高兴而迁居,在中南海可是捅破天的大事,主其事者按理应受到处理。1953年江青自作主张修了玉泉山一号楼小游泳池,毛泽东还让她写检讨,并拿出自己5亿元(旧币)稿费替她付账。奇怪的是,这次却没有听说有哪个人受到批评,也没有听说哪个人写检讨。

其三,毛既然搬到游泳池去住了,按理应当把菊香书屋交还给管理机关,另行分配给他人。但毛的东西什物依然放在菊香书屋里,饭菜依然在相邻的毛家小灶做,每顿端过来。说明菊香书屋并没有被放弃,只是成了毛家仓库。

其实,对毛泽东搬迁游泳池的原因,专门负责修缮中南海房屋的田恒贵工程师另有说法。他说“毛主席特别喜欢室内游泳池,一是那里的房间比较高,起码有五六米高,二是房间前面全是大玻璃窗,很有气派,特别敞亮,相比之下,菊香书屋的房间就感觉有些憋屈。毛主席后来时不时就住在那儿,因此在后来的日子里我有幸多次在这里遇见他。游泳池这边的建筑内没有厨房,毛主席住在这里的时候,还在原来住处的厨房做饭,再给把饭送过来,我多次看见毛主席身边的服务人员往这里送饭。”(田恒贵《55年我在中南海为毛泽东建游泳池》)毛泽东喜欢落地大玻璃窗,是1957年11月2日跟毛泽东访问苏联的警卫局副局长王敬先发现的,他说毛泽东住在这样的房间里心情好像特别好。从苏联回国后,王敬先将他的观察告诉了周围的人,于是人们有了毛主席喜欢大玻璃窗的印象。以后,有关方面对菊香书屋维修时,都想方设法扩大窗户面积,但它毕竟是清代结构的老房子,房屋高度有限,摆脱不了“憋屈”的感觉,比起梅岭别墅、滴水洞别墅等高大、宽敞、庄重,大落地窗的建筑样式有很大差距。田工程师的猜测不是没有道理。毛泽东为什么搬到游泳池去住?至今众说纷纭,没有定论。但有一条,非要把这一举动说成是反对铺张浪费没有任何道理。有关部门不仅“全面修缮”了菊香书屋,还要在毛入住游泳池之前再花一笔钱,在室内游泳池为其改造出来一间会客厅和一间书房兼卧室,不是更浪费吗?

(二)毛泽东在住所问题上体现了“择居的低标准和生活的低要求”吗?

《家居》以毛搬迁游泳池一事为例,说“哪怕不怎么豪华的装修都是与毛泽东择居的低标准和生活的低要求相违背的。”(第34页)

这种说法与事实严重不符。毛本人曾经对住所的外部风格有很具体的要求,没有一处显示出“择居的低标准”。下面摘录笔者《对毛泽东1949年以后住所的考察》一文中的相关文字:

第一,符合毛泽东对建筑美学的欣赏趣味

毛泽东对居室建筑美学的看法,体现在1953年2月18日他在武汉游东湖时对王任重说过的一番话里。当时,他批评湖北省委在东湖边所盖招待所的两幢房子“可让真人不敢恭维,像一个乌龟壳,有什么好看?落后的东西都要逐步废除。木船是民族形式,要不要轮船代替?人们为什么不喜欢旧茅厕,要用抽水马桶?飞机、汽车,还有坦克,哪一样是民族形式?我是说要提倡进步,反对保守,反对落后,不管怎么说,还是大洋房比小平房好”。因为这两幢房子为突出古代特色,在两层顶楼上扣着比两层楼还高的屋顶,乌黑瓦从房顶一直爬到房檐,远远望去,活像两只匍匍在湖边的巨龟(章重:《东湖情深—毛泽东与王任重十三年的交往》,第24—25页)。毛泽东喜好的不是大屋顶的楼房,而是古朴庄重的中国传统样式的高大平房,同时要进行改造,吸收外国建筑保暖防寒的特点,安装高大宽敞的玻璃窗,以利于采光。这类在现代中彰显着朴素与淡然,青砖灰瓦,庄严肃穆的建筑几乎成为毛泽东绝大多数专用住所和常用住所的共同式样,其中以芦林一号、滴水洞住所最为典型。芦林一号为单层平顶,坐东朝西。主楼为四合院式,中间有天井花园。四周是内走廊,面向天井的均为大玻璃窗(江西省庐山旅游局编《游——庐山恋旅游手册》;庐山风景名胜管理局编《庐山历史上的今天》)。“在滴水洞的万绿丛中,有一座青灰色的四屋脊的平房,那就是被称作1号楼的房舍,是毛泽东主席的下榻处”(张耀祠《张耀祠回忆录——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第84页)。两处住所都是参照丰泽园毛泽东居房式样,吸取苏式建筑保暖防寒优点设计的。凡是建国后专门为毛泽东修建的专用住住所大都属同一建筑风格。有的建筑则仿效毛泽东家乡韶山住房的样式,如浙江金华“512工程”别墅,“有一个天井,引起不少参观者好奇。沈世元解释,天井是依照毛泽东主席老家韶山的房子造的,天井里有一个缸,缸里养着荷花”(《20军60师前副师长沈世元证实——金华神秘的601别墅是毛主席休息室》)。

毛泽东的这一建筑美学欣赏趣味不仅体现在他的专用住所上,也是各地领导为毛泽东安排下榻之处首先要考虑的标准。杭州刘庄和汪庄,长沙蓉园、郑州迎宾馆等皆为单层中国园林式建筑。一度作为毛泽东在广州主要住所的小岛“一号楼其实只有一层,中间为大厅,两侧卧室大致对称。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的要求,一号楼的设计尊重毛泽东的生活习惯,房子特别高大”。黑龙江省委的花园邨一号楼是根据广州小岛一号楼的图纸建成的,拟供毛泽东到哈尔滨时居住(欧初《毛泽东与小岛》)。专门考察毛泽东旧居的杨庆旺,也注意到松山一号这座平房“风格与中南海的建筑有相仿之处”;蓉园一号“这栋小楼与东湖梅岭一号、刘庄一号大体相似”;郑州三所“八号楼和我见到那个年代修的别墅,如梅岭一号、刘庄一号、蓉园一号、明园饭店五号楼,外表大体相仿”(杨庆旺《毛泽东旧居考察记》,第576、561、602页)。

第二,符合毛泽东对住所环境的要求,即面朝大片水面,翠林修竹掩映,亭台廊榭点缀以及远离大道闹市,若该环境具有丰富历史文化内涵则更佳。

广州军区原司令员丁盛说他为毛泽东在广州建南湖住所时曾问过毛泽东的“生活大总管”汪东兴:“汪主任,你说给主席修房子,它有什么样的规格呀?有什么要求啊?我不知道啊!我们也没有去过他住的地方,也不知道什么样的好?你给我们讲个原则。”汪东兴讲:“主席有两个地方最为满意,一个是武汉的东湖,一个是杭州的西湖,主席住的地方。这两个地方,一个是休息得好,一个是玩得好,活动得好”(丁盛口述,金光整理《丁盛回忆录》)。汪是跟随毛泽东几十年的人,对他的心思摸得很透,他总结的三条确实是毛泽东对住所环境的基本要求。

“休息得好”是指环境幽深,远离闹市,门前一片浩瀚水面,庭院幽深,没有杂音打扰。毛泽东常说:“一到东湖就睡的比别的地方好”。武汉东湖因此成为继杭州西湖外另一个他在最常去的地方。毛泽东并不避讳他对住所环境的要求,1953年2月19日他谈到:你们的东湖不错嘛!昨天,我在船上大致观察了一下,湖的北面,地势平坦开阔,南面层峦叠翠,东西两面,丘陵起伏有致,整个湖区,山水相依,自然条件绝好,是游览休息的好去处,特别是如此浩瀚的湖面,如此清澈的湖水,真是少见啊!王任重告诉毛泽东,东湖面积33平方公里,是杭州西湖的五倍(章重《东湖情深—毛泽东与王任重十三年的交往》,第96页)。

“玩得好”,“活动得好”是指有亭台楼阁胜景可观,有古迹典故可寻。这方面杭州西湖和武汉东湖都可以满足毛泽东散步,爬山,寻思古之幽情的爱好。

第三,适应毛泽东个人生活习惯的功能要求

毛泽东与其他人不太一样的个人生活习惯主要有:习惯使用蹲式厕所;常常顾不上穿外衣,就从这边的房间去那边的房间。在春暖之前、秋凉以后,只穿睡衣经过没有封闭的走廊,就容易被风吹到受凉感冒,因此要把走廊封闭起来(毛泽东在南方的住所一般不封闭走廊,只有“芦林一号”除外,这大概与该住所位于山上的缘故);以散步、游泳、跳舞、看电影、打乒乓球为主要休息方式,因此要有宽敞的院落、游泳池(或距离可游泳水域比较近)或舞厅、乒乓球室、电影放映室等。因此为毛泽东安排专用或临时住所的配套建设通常都会努力满足这方面的要求。

比如,这些住所都要有特别宽阔的绿化植被空间,远离尘嚣,宁静安适。接待方为毛泽东本人准备的专用住所和供毛泽东下榻的临时住所都力求达到这一要求。毛泽东曾下榻的上海太原别墅有12650平米院落;上海兴国宾馆有市内独地无二的70 000平米花园;成都金牛宾馆占地630余亩;武汉东湖宾馆庭院面积0.83平方公里;江西庐山“芦林一号”占地面积100 000平米;上海西郊宾馆占地1160亩,约732,600平方米,环河内400多亩,环河外700亩;绿地面积700亩,约466,200平方米;哈尔滨花园邨占地80 000平米;南京东郊国宾馆占地30余万平方米;济南南郊宾馆占地1160亩,建筑面积16万平方米;长春南湖宾馆占地面积86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4 万平方米;南昌“八二八”宾馆占地面积1000余亩,等等。

相当多的住所还要有方便的游泳条件或可打乒乓球。如丰泽园有紫光阁南室外游泳池、乒乓球室;游泳池、玉泉山一号楼有室内游泳池;松山一号楼和滴水洞可在韶山水库游泳;庐山芦林一号可在芦林湖游泳;梅岭一号有室内游泳池;“八二八”宾馆有乒乓球室等。

就内部装修而言,毛的住所从来都是顶级标准。中南海工程师田恒贵说,当年在菊香书屋为毛和江青修的“两个卫生间里的洗手池边,第一次安装了活动的莲蓬喷头,就是软管连接的、可以用手拿着的,便于洗头的那种。这种活动的莲蓬喷头,是当时我们在北京能见到的最新型的产品了。据说还是从上海购买来的”(田恒贵口述,王凡整理:《中南海内修缮工程杂忆》,载《文史参考》杂志2010年第16期)。江西庐山芦林一号所有的门锁、锆链、抽销、风钩都由上海红光五金厂用黄铜按规格制造;采暖设施由上海建筑机械厂制造;室内家具都是上海大厦家具厂按中南海毛泽东住所的家具加工制作的话;室内各种灯具,由上海灯具厂仿人民大会堂式样制造,其中包括专门为毛泽东办公用的立式可旋转360度的台灯(李国强等《毛泽东与庐山》,第225页)。“文革”期间,在广州和南昌为毛修建的两处住所内部装修更是上了不止一个档次。了解内情的广州军区干部迟泽厚说,广州“南湖与松园工程建成,让广州原有的内部高级招待所无不黯然失色。这里环境开阔,湖光山色,风景幽美,空气清新;布局合理,设计精妙,工艺严格,陈设考究。此外还有两个最大特点:建筑高大、坚固。主房最大房间面积400多平方米,室内最高处8米,其余房间也在5米上下,一般人进入房内都有一种渺小的感觉”。当时,广州南湖居所仅高级陶瓷洁具就申请了420套,连国家建委副主任谢北一都感到吃惊(《南湖“行宫”修建记》)。而据参观过南昌“八二八”宾馆的人介绍,宾馆一号楼活动室“周围的玻璃有三层,每层玻璃有一尺多厚。王经理告诉我们,这种玻璃具有防弹、防风、隔音的效果。为此,他们还特意在窗外放爆竹实验过,室内听不到任何声音。从活动室出来,穿过一条走廊,便来到了会议室,实际兼作书房。会议室完全是按照中南海的模式建造的。王经理介绍,会议室的地毯也很特别,是1969年8月从青海订制的纯羊毛地毯,无接缝拼痕,梅花图案镶嵌,青竹展枝,栩栩如生。”(《探访南昌“八二八”防空洞 毛主席专车防弹防水防毒》)。1969年在湖北咸宁修建的战时指挥枢纽“131”工程1栋别墅(供毛专用)内,有方形吊灯,高大的书柜,华贵的木质地板,就连靠墙的暖气柜也套着十分精致的木罩。据导游介绍,房内布局是根据毛泽东主席的居住习惯设计的,专供战争间隙毛泽东主席在地面办公。房内舞厅、书房、会议室、健身房等设施一应俱全。房间的东北角与“131”地下工程的地道口相通,一旦有情况,随时可以转移(《“131”地下工程》)。

具体到游泳池,据田恒贵工程师回忆说:他在1955年就承担了紫光阁南边中南海室外游泳池的大修工程。这个游泳池解放前就有,比较简陋,就是用水泥砌的池子。因为时间太久了,又很长时间闲置和不加维修,游泳池的底部和池壁好多地方都裂了缝,最宽的地方有两三公分,水渗漏得很厉害,池子上面的边沿也裂了,不加改造大修根本就不能用。室内游泳池则由建筑公司施工的。田恒贵参与了游泳池外墙的粉刷、装修以及游泳池内部的部分配套项目,为其添加了一些以前没有的设施,用从别处工程剩下的太湖石石料,在游泳池院子里修了一座假山,还修了一间比较大的更衣室。后来毛泽东喜欢上了这座游泳池,不仅来这里游泳,还时常在此留宿。为此,田恒贵他们还专门修理过游泳池内的休息室,因为房顶有些漏雨。老房顶上面铺的是油毡,时间长了就会老化,修葺时在上面又加铺了一层石棉瓦顶(参见田恒贵口述,王凡整理《中南海内修缮工程杂忆》,载《文史参考》杂志2010年第16期)。毛泽东正式入住游泳池之前,那里还进行过装修。有关部门将游泳池小传达室布置成卧室,将休息大厅改成书房兼会客室。从毛“文革”期间在住所接待外宾的照片看,内墙装有护墙板。这是那个时代没有任何住宅装修概念的普通百姓想都不敢想的。

1966年毛泽东正式搬到游泳池,一开始住在什么地方?《关于毛泽东的那些谣言》一文说,毛泽东一开始搬到游泳池的更衣室,那里很狭小,条件差,他说:“太小了怕什么,只要能摆个床铺,有张桌子、有把椅子不就可以了嘛。”事实真相是,毛泽东根本就不用去住“狭小”的更衣室,有关部门早就为毛在室内游泳的东南角修了一间住房(参见田恒贵口述,王凡整理《中南海内修缮工程杂忆》,载《文史参考》杂志2010年第16期)。在1966年正式搬入之前,他偶尔留宿游泳池也是住这间房子,为什么此时就不能住了?毛是什么时候搬到游泳池的?时担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回忆说:“7月18日毛主席回到北京。少奇、小平根本不知道主席回来。主席一回到北京,康生、陈伯达、江青先去。少奇听到了就去了,走到门口,被挡了驾。少奇知道有事了。24日晚8时半,毛主席在丰泽园召开会议。我和吴德都参加了。没有通知少奇、小平同志参加。据说少奇听到消息马上赶到丰泽园,看到外面停着很多车子,就没有往前走。另一种说法是,他走到门口,警卫不让他进去,只好回去了(李雪峰《回忆文革初期的“五十天路线错误”——从“6.18”事件到“7.29”大会》,人民网摘自《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4期)。担任警卫队长的陈长江说,8月10日,毛泽东晚饭后散步,因走出中南海,被群众发现,围得水泄不通,好容易才解救出来。从该回忆的上下文意看,毛当时仍住在菊香书屋。为什么,原因是游泳池正在为毛入住而进行改造,把小传达室布置成卧室,休息大厅改成书房兼会客室。毛不可能此时入住游泳池。他习惯于晚上工作,白天睡眠,工人则要在白天施工。他能允许嘈杂的睡眠环境吗?卫士长李银桥就讲过一个毛在白天睡觉时对房屋内施工的工人发脾气的故事。就算不睡觉,毛也不会允许在自己办公时身边有高分贝的施工噪音吧?既然毛说“太小了怕什么”的语境条件不存在,这番话也只能是有人刻意编出来的。

(三)游泳池“比韶山故居还要简陋”吗?

《家居》说游泳池“比韶山故居还要简陋”。这话的根据是什么,作者不说。笔者来做一下比较。且按《家居》的说法,以1917年至1918年韶山故居改建和扩大成为13间瓦房的最好时期算,该故居“包括退堂屋、厨房、横屋、毛顺生夫妇卧室、毛泽东兄弟三个各自的卧室,还有家具室碓屋、谷仓、牛栏、猪栏、柴屋及与邻居家共用的堂屋”(第43页)。从面积算,每间房平均10平米,也就130平米。游泳池有多大?一个正规的50米长、4泳道游泳池,至少200多平米,还要加上周围的客厅、卧室、值班室等各类用房以及通道,10个韶山故居也不止。值得一提的是,室外游泳池本来是允许中南海干部及家属游泳的,毛入住后,这里也成为私人“禁脔”。从建筑材料看,韶山故居除了木材、瓦片外,砌墙所用是土砖、白灰,游泳池是水泥、砖瓦(石棉瓦)、钢材。从室内装饰来看,韶山故居是四壁土墙,游泳池墙上装有护墙板,暖气片有木罩遮护,“房子的四面都有宽大的玻璃窗。毛泽东卧室里的窗户位置很高,平时全用白色帷幔档住”(《走进毛泽东的最后岁月》,第139页)。室内用暖气采暖(顺便说一句,毛的室内游泳池平时也用暖气加温,不管他当天是不是游泳),保持22度恒温。尽管40多年后的今天,百姓家居标准已经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游泳池高大宽敞、阳光充足等特点仍是普通城市百姓家居所不具备的,广大农村的普通农民家居更不具有可比性,怎么能说它比民国初年修建的韶山毛家故居还要“简陋”呢?



五、哪里是毛泽东的最后家居?

《家居》说:

毛泽东的最后家居其实是在极其简陋的中南海游泳池。这个地方实在太简单,以至我们从无下笔去描绘……丰泽园曾经毛泽东选择并认可的最后居所(第34—35页)。

说“最后家居”也好,“最后居所”也罢,其实都是指毛临终前最后居住的地方。

《家居》为什么要强调丰泽园是毛“选择并认可”的最后居所呢?理由是该书认定游泳池只是毛的临时住所。但据目前见到的资料,毛从来没有明确表示选择并认可丰泽园为最后居所的意思,也没有说过游泳池只是“临时”住所这一类的话。上述说法都只是作者个人揣测。相反,到是有资料记载,当时有人问毛要不要再修繕一下菊香书屋,回到那里去住时,毛明确表示不同意。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家居》竟然告诉读者,毛泽东是在游泳池住所去逝的。其第35页页下注说:“我们永远也不要忘记游泳池这个地方,它是毛泽东终老的地方。”类似的意思在其他地方也可以看到:“毛泽东搬到比韶山故居还要简单的游泳池,直到去世”(第34页)。

往好的方面想,这一谬论暴露了《家居》作者的愚昧无知。毛泽东1976年9月9日在中南海“202”别墅去逝,几乎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事儿。独独多年研究毛泽东的专家、韶山纪念馆副馆长、湘潭大学教授的作者不知道,令人不可思议。这就不得不令人往别的地方想了——作者是另有用意。笔者读《家居》一书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全书没有一处谈到毛最后去世的住所中南海“202”别墅。这座“房间宽敞、高大明亮、抗震能力强”,“有卧室、书房、会客厅,还有几间附属用房,有宽敞的走廊连接室内游泳池”的新房子就如同国外表演的大型幻术一样,被结结实实地“藏”了起来。这就是《家居》作者的苦衷,唯有这样,才能圆上他自己编造的1949年以后毛泽东不事奢华、“简约而居”的谎言。

为了掩盖一个谎言,就要不断编造新的谎言,颂圣者什么时候才能走出自己设下的“囚徒困境”?
卸甲一书生:毛泽东真的生活“简朴”吗?

《毛泽东家居》质疑之四


  本文主要质疑《毛泽东家居》(以下简称《家居》)有关其日常生活"用"的部分。此处的"用"既指用品,也指用度(家庭收支)。笔者认为,该书对毛家之"用"的描述,除了把本来简单清晰的事儿搅得一塌糊涂外,还为了达到"阿腴颂圣"的目的曲解事实,拚命维护毛泽东生活"简朴"的神话。

  一、毛泽东用竹筷子反映了他的"平民本色和远离贵族化的倾向"吗?

  《家居》说:

  毛泽东吃饭爱用筷子,这一方面是出于节俭,另一方面,不能不说也是他早年在韶山形成的对竹筷子的感情使然,在用筷子方面体现着他一生的平民本色和远离贵族化的倾向(第171页)。

  毛泽东用竹筷子的故事流传很广。比较典型的是一个名叫张承永的人,虽然不远万里去了罪恶的"西方反动势力"聚居地美国,从此没有"抗拆迁"和"吸雾霾"之虞,心中却抑制不住对伟大领袖的热爱,编了一个《乾坤段子:九十九个毛主席的故事》。其中第34个故事《毛泽东与象牙筷子》是这样讲的:

  国人就食,传统用筷。然于其使用,却有天壤之别。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王公贵族多用精美绝伦的金银筷、象牙筷,平民百姓只能使用普通材质的竹、木筷。金筷、银筷,象牙筷,囿于传统,在新中国仍未消失。以毛泽东的身份地位,完全有条件使用。然其一生,反对任何生活上的特殊化,拒绝任何形式的感官享受。所谓"甘心做平民,不愿当天子。"

  1949年9月,毛泽东入住北平不久,饮食依如战争年代,然因应酬增多,时常要陪客吃饭。一天,他突然吩咐卫士:"今天我要在家招待客人,是国民党起义将领。中午就在这里吃饭,你们准备一下。"毛泽东留客吃饭极少,更少亲嘱工作人员。随后,中办主任杨尚昆来给卫士布置任务,让李家骥通知厨房多加几个莱,招待科帮助搞好一点,并说:"你到招待科弄些好点的餐具来。"李家骥摇头摆手:"主任,主席反对摆阔呢!"杨尚昆知道毛家餐具难登大雅之堂,现有竹筷霉变发黑,洗之不净,便解释说:"这次例外么,不然人家会笑话我们的。"李家骥深知主席习惯,自感为难,便跑到卫士长李银桥处汇报。李沉思片刻,说:"既然杨主任这么安排,我们还是服从吧!"便与李到招待科借来一套新碗和象牙筷。

  饭前,毛泽东突然光临东房餐厅,似特意来检查。见餐厅布置得井然有序,微微点头。但桌上的象牙筷,飞扑入眼,便立时脸色一沉,大声道:"谁让你们摆象牙筷?赶快给我拿下去!"毛泽东进房时,李家骥心理便七上八下,见其果然生气,只得硬着头皮解释,说是从招待科借来的……毛泽东不等说完,大声断言:"我叫你撤你就撤!"说罢,拂袖而去。

  事后,毛泽东重申:"今后不管来客是谁,都要讲节约,不能摆阔气,不能大吃大喝。而且,今后无论是待客还是自家吃饭,都一律用竹筷!"

  毛泽东喜用竹筷,厌恶象牙筷,且旗帜鲜明表示过立场。然其中原因大家不甚了解。一次,李银桥与毛泽东闲聊,又扯起用筷的事,说:"毛竹筷容易长霉,主席平时使用的竹筷就长霉,黑兮兮的,很难看。若用象牙筷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毛泽东听罢,似是唤起无限心事,缓缓说道:"我从小到大都是用毛竹筷子,已经习惯了。"并说起过筷子的好处:"第一,筷子经济。不用花多少钱就可以买到,不愿意买么还可以用一根树枝或竹子修一下就是一双筷子。筷子反映了我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精神。第二,筷子大众化。中国老百姓吃饭都用筷子,而且连日本人也用筷子。第三,轻便好带,不怕丢失,不怕被盗。有这么多的益处,你们说是不是筷子好?"又一语双关补道:"象牙筷么,那是有钱人用的,太贵重了,我毛泽东拿不起!"

  假如故事至此结束,确实令人感动。问题在于张承永的故事只讲了一半。他把结尾砍掉了。为什么?笔者续上故事结尾,大家自然明白:

  毛泽东的家乡湖南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派专人专车去湘西寻找一种黄羊木。因为用它做出来的筷子不仅美观,还不容易发霉变色。经过苦苦觅寻,终于在一位老乡家的门口找到这种木材。他们花了几百元买下木材,运到长沙,由木工赶制了一批木筷,派人专程送往北京(参见《毛泽东档案生活》下卷,第720页)。

  《家居》没有否认湖南方面专门为毛做黄羊木筷子的事,却极力强调它反映了毛"平民本色和远离贵族化的倾向"。笔者的困惑是:象牙筷子虽然贵重,却是当时收缴地主、资本家的浮财,系旧物利用,成本可以忽略不计;专人专车远赴湘西深山里寻找黄羊木,制成筷子,专程送到北京,其中劳务费、汽油费、汽车折旧费、货物运输费都是一大笔可观的支出,成本不能忽略不计。孰奢孰俭,智力正常的人心中自明。如果平头百姓要用筷子,尽可去路边杂货店买一把回来,竹的、木的都可以,绝不会一头钻进深山里去"苦苦觅寻"那棵特殊的黄羊木。把毛用筷子的家常小事当成头等大事对待,专人专车专程寻找木料,制作筷子,送往京城,简直就是在为"帝王之尊"供奉御用品,岂止"贵族化"而已!

  二、毛泽东是什么时间开始抽雪茄烟的?

  《家居》说:

  毛泽东抽"中华"几十年,偶尔也抽过"555"、"熊猫"。1968年,他患重感冒,依然想抽烟,每次一抽就咳嗽,只好吸上几口丢掉,他感叹:"人病了,抽烟都没味了。"李先念建议毛泽东抽一种特制的"雪茄烟":"这种烟既可解瘾,又不会咳嗽"。毛泽东被李先念说动了心,他让一个比他咳嗽还厉害的人先试抽,果然不错。毛泽东也就正式抽起这种烟来(第158页)。

  毛泽东是什么时间开始抽雪茄烟的?目前有多种说法。一说是在1965年。"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贺龙向毛主席夸赞起自己手中的那支雪茄烟味道如何好,主席好奇地点燃一支深深地吸了一口,立即对其清凉香醇的味道产生了兴趣,从此便认准了这种四川什邡烟厂生产的雪茄烟"(《特供烟之谜》,载《上海烟业报》)。另一说是在1969年。毛家管理员吴连登说:"有一次,主席在游泳池召集领导们开会,旁边坐着李先念,他抽着雪茄烟。主席总是看他,眼巴巴地看着。一般开会没人给主席递烟,李先念那天给了主席一根。主席接了过来,他说:‘先念啊,你抽这么好的烟,也不告诉我。’"从这之后,吴连登打听到李先念抽的雪茄"不是国外进口的,是成都一个老师傅自己卷的。我们把他请到了北京,专门给主席卷烟。这个雪茄烟有个缺点,抽了容易引起咳嗽。为此,我们在里面加了一些止咳化痰的中草药。我们还考虑,主席毕竟年龄大了,又有烟不离手的习惯,为了保证安全,不引起火灾,这个烟加了一个特殊的工艺,在30秒之内不抽,它就会自动熄灭"(《毛主席一生清廉:毛泽东家庭财产真相》)。还有《家居》的1968年说,相关内容与此前出版的《毛泽东生活档案》大体一致,只是在叙述文字做了一些改动(参见第760页)。

  其中吴连登的说法,除了时间上与他人不一致外,还有贪他人之功为己有的嫌疑。比如说"这个雪茄烟有个缺点,抽了容易引起咳嗽。为此,我们在里面加了一些止咳化痰的中草药。我们还考虑,主席毕竟年龄大了,又有烟不离手的习惯,为了保证安全,不引起火灾,这个烟加了一个特殊的工艺,在30秒之内不抽,它就会自动熄灭"。添加止咳化痰药物、让烟30秒内不抽就自动熄灭,是什邡雪茄厂技术人员攻关的成果。吴只会在毛家管账采购,对烟草技术一窍不通,还真没这个本事。请不要老说"我们,我们"的,好象没了你,地球都不转了。

  吴连登和《家居》都说毛是因为患重感冒咳嗽不能再抽中华烟,因而接受李先念推荐改抽雪茄烟。但《家居》接下来讲述的一个故事表明,早在患重感冒剧烈咳嗽之前,毛已经开始抽雪茄烟了:

  1967年10月12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宾主落座后,毛泽东从茶几上拿起香烟请谢胡、阿利亚抽。"谢谢!我们不抽烟。"两位客人有礼貌地说。"你们都讲卫生,我不讲卫生。"毛泽东风趣地说。"霍查同志抽烟!"周恩来赶紧告诉毛泽东。"那就是我的好同志!"顿时,整个大厅响起一片爽朗的笑声。周恩来接着告诉毛泽东:"霍查同志抽的是中华牌香烟。""雪茄烟比较好,抽了不咳嗽。"说着,毛泽东从茶几上拿起一支雪茄烟,划火点燃,津津有味地抽了起来(第159-160页)。

  假如这个故事是真的,毛泽东根本就用不着李先念推荐,并且早就知道什邡雪茄烟厂用特殊工艺制作出来的雪茄烟有止咳功效。这样一来,毛泽东什么时间开始抽特供什邡雪茄烟,起因是什么,谜底仍未解决开。

  分析毛什么时间开始抽雪茄烟,是个学术问题。但《家居》在毛抽烟的问题上闪烁其词,或浓墨重彩,或轻描淡写,这种态度已经不仅是学术上的问题了。

  浓墨重彩的对象是1961年托外交部在国外购买的两打过滤烟嘴,价值人民币94.23元,汪东兴从毛的稿费中报销,洋洋洒洒几大段文字(参见第160页)。轻描淡写的对象是什邡雪茄烟厂特别在北京设立的分厂,只有一句话--"有关部门专门在中南海附近设了个烟厂生产特制雪茄烟,但即使是这种烟毛泽东也抽不了"(第163页)。

  用毛泽东稿费报销的烟嘴不足百元。什邡雪茄烟厂在北京设立分厂需要花多少钱?且不算分厂所在地南长街80号内外院(内院为生产区,外院供人居住)的占地费用,设备购置费用,在四川种植并运送到北京的烟叶等原料成本,锅炉用煤、生产用电、汽车所耗汽油费等,单算分厂的13位成员--3位卷烟师傅,1个保安、1个厨师、1个驾驶员、两个锅炉工、1个书记外带4个学徒的工资,就远远超过每月特供雪茄的售价。据介绍,特供雪茄每条9元,毛本人每月烟费约100元。烟厂只生产两种烟,一种给毛抽,另一种给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抽。就算一半人为李先念等人造烟,另一半人为毛泽东造烟,毛100元的购烟费平摊到6.5位工作人员身上,每月只有15元左右。这些钱根本支付不了分厂干部、工人的工资,不足部分从哪里来,用毛的稿费支付了吗?

  三、"毛瓷"是"无意而成"的吗?

  《家居》以"无意而成的‘主席用瓷’"作为书中小标题(第163页)。它想表达什么,笔者始终没搞明白。按字面意思,可以解释为没有主动去想,也没有主动促成却有了事实结果。

  揆诸事实,这个说法没有任何根据。

  其一,毛泽东与中南海之"意"。

  《家居》说:

  (毛泽东)也有自己的喜好。比如,用餐的碗,虽然对瓷质没有什么要求,但他对碗上的装饰有所偏爱--这种偏爱他并未明说,更没有为此发"指示",这都是工作人员长期细心观察和体会出来的#p#分页标题#e#(第163页)。

  《家居》说毛对自己的餐具偏爱没有发"指示",这话显然与同书所记醴陵群力瓷厂职工苏国瑞的回忆相矛盾:据说1974年主席回湖南,在长沙吃饭时,谈到所用瓷器要两面有花更好看(参见第166页)。这不是在明确发指示吗?在那个"一句顶一万句"的年代,谁敢不一溜小跑去落实?该书说工作人员通过对其察颜观色揣摩其意思,确为事实,但这也正是遗害无穷的"最高指示"执行方式。举几个例子:1.1966年1月,汪东兴等人从景德镇取回烧好的瓷器。毛泽东看到碗时,想起自己的家乡,说了句"湖南有个醴陵,也产瓷器",于是湖南省委接待处的肖根如和毛家管理员吴连登便拿着中央办公厅和湖南省委办公厅的介绍信,几下醴陵瓷厂,布置任务,督促试制,终于研制成功(参见《毛泽东生活档案》下卷,第755、第714页)。2.1974年,毛在长沙时说了"两面有花更好看"的话,于是湖南省委接待处便想到为他生产一批两面有花的碗,重量不能超过150克。群力瓷厂接到任务后,选用高级工人生产了几百个,从中选择出100个送上(《家居》,第166页)。3.据时任江西省公安厅副厅长的黄庆荣回忆,1974年12月,他在湖南省委警卫接待处见到湖南省公安厅高文礼副厅长拿了一个红色梅花瓷盘,说"这是给毛主席用的。"黄觉得质量不够好,对当时在场的汪东兴表示江西可以做出更好的瓷器。后来黄从湖南警卫接待处得知,他们从醴陵定制了一些带梅花图案的家用餐具瓷器放在长沙的毛泽东住处。1974年毛主席到湖南休息,用到这些瓷器时,微微皱了一下眉头,什么话也没有说。长期在他老人家身边的工作人员凭经验猜测,肯定是对瓷器不满意,却不知具体所指何意。在此背景下,瓷都景德镇有关方面着手为毛试制家用餐具"7501瓷"(即"毛瓷",《揭秘毛泽东专用瓷:宁可打碎不许流入民间》)。

  毛泽东用瓷的"定制",通常是作为一种政治任务,按"中央表达意向",各地下达指令的方式落实(《家居》,第165页)。这里的"中央"其实与政治局无关,就是中南海警卫局,甚至它的负责人汪东兴,工作人员吴连登等人,说啥是啥,主观任意性很大,有时仅仅揣摩了一下毛的心思,就开始布置任务,让下面执行。因为这个原因,定制毛泽东用瓷从来没有中央红头文件,全靠"指令"。1949年以后,中央定制瓷器,一开始是保障所有领导人群体的。毛家管理员吴连登说,建国初期,毛与其他中央领导人的生活用瓷叫"建国瓷",是中南海专门向景德镇定制的。但后来,保障对象却变成毛一个人。《家居》披露:1974年,江西、山东、湖南等地省革委会接到中央派人传达的上级指令,要为毛泽东设计、制作一套生活用瓷,并提出要能代表当代中国制瓷最高水平,且超越前代(第168页)。为一套生活用瓷如此大费周张,确实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色,每每得知中南海的"意图"后,各地领导部门都没有二话儿,积极贯彻落实任务。

  其二,各地领导部门之"意"。

  在毛泽东时代,能为毛泽东特殊制作生活用瓷是件无尚荣光的事儿,江西、湖南等名瓷产地对此十分踊跃。

  1958年4月14日,湖南省委派人到醴陵,带来一个延安使用过的上下一般大的桶形茶杯,要求在此基础上改矮、扩大、加盖,并以最短的时间试制出样品,后来为此研制生产出"胜利杯"(《家居》,第165页)。

  1966年,因毛泽东提到湖南醴陵也产瓷,于是湖南省委接待处的肖根如和毛家管理员吴连登,几下醴陵瓷厂,终于试制成功(参见《毛泽东生活档案》下卷,第755、第714页)。

  1974年,湖南省委接待处指令醴陵为毛泽东专门生产一批两面有花的碗,要求重量不能超过150克(《家居》,第166页)。

  1975年,根据中央派人传达的指令,江西省为此专门成立了由公安厅副厅长黄庆荣任组长、景德镇市委书记李克时任副组长的领导小组,在科研攻关的关键时刻,黄厅长把具体组织科研的驻景德镇的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副所长罗蓉慧带到专门为毛建的"八二八"别墅一号楼,告诉她"做的这套瓷器"就是为房子主人用的。最终,研究所提交了"水点桃花"样品,在各地提供的样品中一举夺魁,最终获得最后一次为毛泽东专制瓷器的任务(参见《揭秘毛泽东专用瓷:宁可打碎不许流入民间》)。

  其三,研制和生产单位之"意"。

  《家居》也承认,生产毛泽东生活用瓷"已不同于一般的经济意义上的生产行为。这与古代御用瓷的生产有相似之处,但亦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第165页)。景德镇和醴陵瓷厂、研究所的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则是从一开始就把它当成"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来完成的。1958年研制"胜利杯",湖南陶瓷研究所在两个月内连续设计了6种造型,先后4次送长沙审定(出处同上)。1974年醴陵群力瓷厂生产毛泽东特制梅花碗时,把设计人员都调集起来。那时政治热情高。参加的都是高级工人,一般的工人都不参加。生产了几百个,从中选出100个送上(第166页)。搞"7501瓷"的时候,江西省公安厅黄副厅长向景德镇陶瓷科技研究副所长罗蓉慧提出基本要求:"用料要最好的,绝对保证卫生安全,做出来要灵巧、好看、朴实、有个性特色,制作工艺要最好的,厚薄一样,不准有一点泡或一点疵。"随后两个多月,试制组设计了很多种图案,推荐出"水点桃花"、"翠竹红梅"、"双面绘芙蓉花"3种,造型也搞了好几种,于是就选定了"翠竹红梅"。开始试验烧制了好多次,花费10多万元,都没有成功,也用完了库存的高岭土。为此专门到江西抚州地区临川县,组织老百姓上山捡了两天,凑集了两卡车高岭土,发动陶研所全所职工用手工的方法从中挑出两吨精料。烧了两窑,因釉下彩达不到要求又报废了。大约在1975年8、9月份集中全力攻关,终于达到设计要求(参见《揭秘毛泽东专用瓷:宁可打碎不许流入民间》)。

  难道毛泽东与中南海之"意"、各地领导部门之"意"、研制和生产单位之"意"不都是"意"?《家居》非要把这些说成"无意",究竟意在何处?

  对毛泽东用瓷的评价,最令人瞠目结舌。《家居》对此讲了3条,大意是:1.毛的瓷器全都以日常用瓷为主,韶山纪念馆中没有1件古、名瓷,说明了他求真务实,不喜华靡的品性。2.毛喜好朴素、自然、淡雅也体现在他的日常用瓷中。3.毛用瓷体现了他平民化、大众化和善于吸收古今中外之长的特征。

  话讲到这种颠倒黑白的地步,在学术圈里"混"就很没意思了。

  以没有收藏古瓷为理由,说毛泽东"不喜华靡"没有任何道理。"青菜萝卜,各有所爱"。有人喜欢收藏古董,有人不喜欢。不能以此为标准,就说喜欢倾囊收藏古董的康生、邓拓、田家英等人喜华靡,不务实。毛不喜欢古瓷,却喜欢法书。毛曾向黄炎培借了王羲之的真迹,爱不释手,黄几次打电话来探问,毛还埋怨他小气。毛曾于1959年向故宫借了明代书法名家的20本真迹观摩阅读(参见《家居》,第275-276页)。这算不算喜华靡,不务实?

  至于说没有名瓷,笔者更难理解。一般来说,名瓷是指由名家高手,用名贵稀见原料,按照独特工艺炼制出来的瓷器精品。数数毛泽东用瓷,哪一条不符合这个标准?《家居》自己也说过,据湖南省陶瓷研究所有关专家介绍,制作主席用瓷的原料都是优中选优的特级品,世上存量极少,现在已不复存在。毛用瓷的设计人员都是中国陶瓷界顶尖人物。1974年红月季、红芙蓉、红秋菊、红腊梅4件套釉双面彩薄胎碗的设计者是湖南少工艺美术大师李小年和彩绘总工程师李人中等;毛泽东的牙具、茶花餐具、烟灰缸设计画面的则是湖南省陶瓷研究所的高级工艺美术师熊声贵。"7501瓷"的设计者包括国家级陶瓷工艺美术大师王锡良、高级工程师徐亚凤、刘平、彭召贤等。利用当时最先进的工艺技术、按照"御供"标准制作的瓷器精品算不算名瓷?这些耗费无数人力、物力和财力,不计成本研制生产出来的瓷器在哪一点上体现了"求真务实,不喜华靡的品性"(第170页)?

  说毛泽东用瓷"体现了他平民化、大众化"的特征,真怀疑自己的眼睛看花了。细读原文,发觉作者是指这些瓷器的造型和花色。用这两样说明是不是大众化、平民化能令人信服吗?几千年来,皇家也好、平民也罢,生活习俗都在不断变化。某一时期王公贵族的时尚穿着,随着岁月流逝,也可能成为平民百姓常穿衣物,"昔日王孙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只涉及社会审美观念的流变,而非某一社会阶层固化不变的审美情趣。即使在帝王群体中,审美观念也有很大差别。汉帝喜欢腰细一捻的赵飞燕,唐宗喜欢丰腴肉感的杨贵妃,哪个代表了帝王贵族的特征?在今天看来,毛泽东用瓷的造型确实有些"土气",但这是那个彻底砸烂"旧世界",严厉批判剥削阶级、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时代所能允许人们使用的茶餐具器型。在没有得到上级明确指示的情况下,哪个设计师敢在这方面玩花样,早被关到牛棚里写检讨去了。1975年毛在长沙,想看"文革"中被批得体无完肤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旧戏,演员们吓得不敢演。直到湖南省委派人解释后才穿上堆在仓库里多年无人问津的蟒袍青衣。至于花色,体现的根本不是"大众化"的情趣,只是毛泽东自己的喜好。毛喜欢梅花,于是全国上下一起咏梅,以为它最体现"革命者精神",其他花草树木全都等而下之。以毛一人的个人偏好作为全民一律的审美标准,恰恰反映的是封建帝王做派。其实,真正能够体现毛泽东用瓷"平民化、大众化",主要是其社会定位,普通百姓谁都可以买,谁都可以用。毛泽东用瓷在科研生产上要求高、任务急,人力物力财力投入不记成本,生产的数量却极为有限,除精选出来专供毛一人使用的产品,其余略有暇疵者统统打碎,不许存世。其中哪一条体现了它的"平民化、大众化"特征?

  四、毛泽东的工资怎么成了一笔糊涂账?

  毛的工资情况并不复杂。1955年由供给制改成薪金制以后,其工资为610元;1960年10月为了体现与民众"同甘共苦",降为404.8元,以后一直没有变。但《家居》却把这点简单的事儿搅得一塌糊涂。请看:

  1955年,国家供给制、包干制全部改为工资制,毛泽东的工资大约200元,江青只有一百多元。……60年代,毛泽东和江青的工资都涨了许多,1962年第二季度,毛泽东3个月的工资总和是1214.4元,平均每月400多块;江青二季度的工资共729元,月平均243元。……70年代,他(引者注:指毛)的工资降低,党费也按规定下降。如1970年10月4日至12月8日的收支报表显示,这一季度他的工资总数是809.32元(第152-154页)。

  读了这段文字,令人哭笑不得。1949年以后国家各级干部的工资标准是公开的,哪一级干部该领多少工资,其间全国干部、工人涨过几次工资,都一清二楚,尽可以去查阅相关资料。《家居》关于1950年代到1970年代毛工资变化的说法,笔者闻所未闻。为什么会叙述这样一段不靠谱内容?据笔者判断,到未必是作者别有用心,而是学术功底太差的缘故。

  其一,说1955年改为工资制以后,"毛泽东的工资大约200元,江青只有一百多元",这是张冠李戴。毛泽东的卫士李银桥说:"那时,毛泽东家里的生活实行经济包干制。不是供给制了,也还没实行薪金制。毛泽东每月200元左右,江青1O0多元,钱统一由我掌管。我是每月50多元。事后我将毛泽东的话向警卫科指导员毛崇横作了汇报。并写了个开支计划。伙食、衣服、杂费及节余都搞了计划表:记得毛泽东一家的伙食费我给定的是每天3元。毛释东看过计划,觉得伙食费定高了点。我解释包括待客的钱,毛泽东便提笔写了‘照办’两个字。以后便严格照此计划执行了。"(《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第76-77页)《家居》作者根本没有搞清楚这200多、100多元只是进城以后实行包干制发放的生活补助费,与1955年实行薪金制后毛、江的工资风马牛不相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可行吗?#p#分页标题#e#

  其二,毛泽东在1955年实行工薪制以后,所领为三级工资,与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一样,每月610元(《毛泽东"管家"吴连登:主席工资404.80元》)。1960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通知降薪:三级降12%,四级降10%,五级降8%,六级降6%,七级降4%,八级降2%,九至十七级降1%。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人的工资由此降为"每月人民币404.8元"(张海林《纪坡民忆中南海往事:刘少奇、朱德日子过得最紧巴》,载《瞭望东方周刊》2011年第26期)。毛的工资此后再无变化。江青工资为243元,从1968年3月起调整为342.7元(参见《新中国"第一家庭"的生活账》。《家居》作者说1960年代毛与江的工资涨了,1970年代毛的工资又降了,凭什么说这个话?1960年代初正是中国经济困难时期,广大农村饿死者数以千万计,毛、江能在这个时候涨工资吗,此时涨工资不怕千夫所指吗?说1970年代毛又降工资,因为什么原因?凡事总有因果关系,作者能给出个说得过去的答案吗?

  其三,《家居》说:"1962年第二季度,毛泽东3个月的工资总和是1214.4元,平均每月400多块;江青二季度的工资共729元,月平均243元。"这话没错,但说这句话意义何在,直接说每月工资毛404.80元,江243元不就结了。把一个季度的工资换算成月工资,小学生都算得过来,作者非要替读者做这些既正确又无用的计算干什么?从另一个角度看,该书的文风到是一贯如此,该说的不说,比如毛有几十件公务装、20多条睡衣、200多件内衣裤,全国各地几十处专用别墅住所等,一概讳莫如深。不该说的,喋喋不休,这也是一例。

  其四,《家居》说:"1970年10月4日至12月8日的收支报表显示,这一季度他的工资总数是809.32元。"(第154页)说这是毛一个季度工资,肯定错,理由不再重复。但毛两个月工资应为809.60元,此处却是".32元",尾数不对。《家居》并未公布该报表原件。是原报表本身有误,还是作者抄错了?应当有个交待。

  五、毛泽东的工资养了多少人?

  《家居》说:

  曾经与毛泽东、江青一起生活的有毛岸青、李敏、李讷、刘松林、侄儿毛远新、江青的胞姐李云露及其儿子,后来毛岸青、李敏、刘松林虽然结婚相继搬出,一家的日常开支仍然颇大,收入来源却只有毛泽东、江青的工资以及毛泽东的稿费(第152页)。

  多年来,一些人为了强调毛泽东日常生活"简朴",总是拿他养了多少人说事儿。例如毛家管理员吴连登就说毛泽东工资"这404.80元里面,每月的固定开销就有200多元:党费10元;房屋以及全套家具的租金84元;(李敏、李讷)两个孩子的学费,原来每人15元,后来随着物价的上涨提高到每人30元;江青有一个姐姐也住在这里,每月生活费30元;还有冬天的取暖费30多元。"(《关于毛泽东的那些谣言》)总是力图把毛供养的人说的越多越好,以证明"主席的工资总不够用"的说法,似乎是那些宣扬毛生活"简朴"的人共同手法。《家居》在这方面走的更远,连吴连登都不好意思提的毛岸青、刘松林、毛远新都拉进来垫背。

  笔者且梳理一下毛泽东工资究竟供养了多少人,省得谣言继续惑众。

  1.李敏,1959年结婚,1963年搬出中南海,1964年夏天大学毕业,有了自己的工作和工资,与丈夫共同生活。吴连登1964年国庆节后才到毛家管仓库(他刚到毛家时仅仅是管仓库和打杂,1968年正式任命为毛家生活管理员。他什么时间开始管理毛家财务的,不详),他说自己管账时毛家每月还要给李敏学费30元,就算是从1964年10月以后开始的,李敏也不在其列。

  2.李讷,1965年夏大学毕业,随后参加"四清"。从1965年夏天起有工资,经济自主,不用毛家供养。

  3.刘松林,1949年以前已经参加工作,有自己的工资,不用毛家供养。

  4.毛岸青,患病长期不工作。奇怪的是,目前披露出来的毛家财务账目上均无此人用度支出的记载。1949年以后,毛岸青的生活费是如何解决的,至今不详。

  5.毛远新,是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毛泽民-毛泽东的亲弟弟与朱旦华的儿子。1951年朱把毛远新送到毛家生活。他用不用毛家供养?笔者认为不用。原因是朱的丈夫毛泽民在新疆被盛世才杀害后,关押在新疆的朱旦华等共产党人在张治中主政新疆时被释放。后朱与同时被囚的方志敏弟弟方志纯结婚。两人婚后没有孩子,只有方的孩子囹子、朱的孩子毛远新两人。方、朱皆为中共高干,方先任江西省副省长,后任省长,夫妻工资都不低,不会不支付毛远新的生活费。毛远新于1965年大学毕业,有自己的工资,与毛家财政无关。

  6.江青的胞姐李云露及其儿子。据吴连登的说法,每月生活费30元,由毛出。这笔钱维持到什么时候?据厨师程汝明说,"文革"期间,他奉江青之命到被赶到清华一间破房子里寄居的李云露家里去看她,发觉她生活十分狼狈。此时毛泽东是不是仍然在掏这30元生活费,尚不清楚。

  《家居》非要把这么多无关的人拉来充当毛家抚养对象,又拿不出每月抚养他们的金钱数额,造假水平实在不高明。其实,"文革"初江青与其机要秘书杨银禄闲谈时,早把这个情况说清楚了:"现在孩子都大了,都工作了,我和主席的工资,除了吃饭、穿衣,没有别的用场"。且不论毛每年以万元稿费补贴家用的事实,单就毛的工资而言,所谓"钱不够花"也是骗人的鬼话。

  六、毛泽东每月交多少党费?

  《家居》说:

  毛泽东的生活账记载有他交党费的情况。他每月交20元党费,从来没有滞交、少交过。……1970年10月4日至12月8日的收支报表显示,这一季度他(指毛)的工资总数是809.32元,交党费20元(第154页)。

  《家居》自己拆自己的墙脚。既然前面说每月党费20元,为什么在1970年10月4日至12月8日"一季度"的收支报表里却只交党费20元,这不暗示毛泽东滞交和少交了吗?另外,毛自从1960年10月起工资标准是404.80元,一个季度怎么只发两个月的工资,第三个月工资哪儿去了。仔细研究了一下,才发觉作者根本就没有看懂这份1970年的报表,硬把毛两个月的收支当成一个季度的,自摆"乌龙"。那么,该书公布的两份资料能证明毛每月交党费20元吗?笔者认为恰恰相反。前一份是1967年12月、1968年1月份的党费交纳情况(第153页,附有原件),党费是40元;后一份是1970年10月4日至12月8日的收支报表,党费是20元(第154页,没有附原件)。前一份把江青工资也列入收入项,可见毛、江经济上尚未分家,账目中支出的两个月党费当然包括毛、江二人,每人每月10元,两个月40元;在后一份资料中,江青工资是否纳入收入项不详。据笔者判断当不会列入。理由是江青已于1968年搬到钓鱼台,自己开伙,收支单列(即管理员吴连登所说的"二号账"),交党费自然也不会从毛的账上出。两份资料到足以证明毛、江二人每月每人党费均为10元。所谓毛泽东"每月交20元党费",只是《家居》作者的个人臆想。

  《家居》诸如此类的问题甚多,因篇幅原因,笔者就此打住,不再继续评论。

  笔者不解的是,这部自相矛盾、词不达意、刻意隐瞒和曲解事实的质量低劣读物的出版,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的活动中究竟增加了哪些光彩?
欢迎毛粉来驳
太密太多,根本没毅力看多少,还是等有心人看了
主席的待遇不会低,毕竟是国家领导人嘛。至于那些催谷情绪的文章。双方的都没必要看。
毛算是开国皇帝,一代伟人,主要应该看他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贡献,对个人生活问题既不应该夸大,也不应该刻意营造一种勤俭节约的形象,完全没必要。刻意编造和粉饰反而失真。

别的不说,7501瓷,其做工和复杂程度,比历代官窑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都是事实,没毕业刻意营造毛艰苦朴素的形象,这样太矫情。


原来我去博物馆玩过玉器也是华靡...原来华靡是这么简单的事...{:soso_e120:}

原来我去博物馆玩过玉器也是华靡...原来华靡是这么简单的事...{:soso_e120:}
原来我去博物馆玩过玉器也是华靡...原来华靡是这么简单的事...
啊,那我吃过茶叶蛋和康师傅方便面算土豪了吗?
有些事情,比如补丁,我觉得纯属老毛生活习惯不好,跟品德无关。
wujingping 发表于 2014-4-16 01:18
有些事情,比如补丁,我觉得纯属老毛生活习惯不好,跟品德无关。
这种话现在说当然没事,你想象别说毛时代,就我们父母小时候,敢这么说,都会被父母打!

轻工业现代化之前,谁敢说“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是生活习惯不好啊?

我觉得,评价一种生活习惯好坏,最好不要脱离时代背景,尤其是当年的工业能力。
汤姆哥 发表于 2014-4-16 01:42
这种话现在说当然没事,你想象别说毛时代,就我们父母小时候,敢这么说,都会被父母打!

轻工业现代化 ...
他有很多习惯,比如用牙粉不用牙膏,比如吃茶叶。他衣服其实并不缺,但是人家就喜欢穿有补丁的那一件。这个就是个人的一种习惯,跟简朴没关系。
吹过分了,就是高级黑
简朴要跟人拥有的条件相对比看。
家居没看过,感谢下lz。主席能力挽狂澜终究从其家居就能觅得因果一二,至于歪嘴书生的野犬吠日,笑笑而已。。。
大独裁者私德不彰相比之下算是小恶了,反倒是为其粉饰吹捧的无德文人跪舔的嘴脸更令人作呕。
人都死了几十年了现在还说这些有什么用
这个作者搜肠刮肚能写出这些玩意,也算是有点学术道德,屁股站那边暂且不说,比网上那些逗比水平高多了。
闲得O疼~有这功夫,也许都考证出“繁体字是最优秀的文明”了
flyer 发表于 2014-4-16 00:16
毛算是开国皇帝,一代伟人,主要应该看他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贡献,对个人生活问题既不应该夸大,也不应该刻意 ...
7501瓷只是比当时的民磁好,比那些官窑差多了,看外形就是当时的常见的,人们喜欢只是他的稀缺。
家居没看过,感谢下lz。主席能力挽狂澜终究从其家居就能觅得因果一二,至于歪嘴书生的野犬吠日,笑笑而已。 ...
你找得出半条证据能反驳文中的任何一句吗?
原来我去博物馆玩过玉器也是华靡...原来华靡是这么简单的事...
文章里头什么时候提过玉器了?
以皇帝或者终身执政官的标准来说,毛的生活确实算简朴了。
你找得出半条证据能反驳文中的任何一句吗?
凭你的注册时间和在线时间,你文中的每一句话都不值得反驳,自己High去吧
有些事情,比如补丁,我觉得纯属老毛生活习惯不好,跟品德无关。
你以为旧社会都跟现在一样,衣服破了就不穿买新的了啊……

没人要求他吃糠咽菜……
不过既然大教主英明神武万岁万万岁都出来了,这么点马屁也出来揭露,不觉得只是在九牛之上增添了一毛而已?
本朝结束之前,毛都会是伟光正。
本来这个位子的就不可能也不必要太简朴

吃的不好的确要影响国家大事

但是有些人吹牛太厉害,几个月不吃饭都出来了,还不准别人质疑,一粉顶十黑

前阵子出个一本食谱,里面有三年期间的饮食记录

是对毛几个月不吃饭,几个月不吃肉的打脸,也是对毛那个时期天天鲍参燕翅穷奢极欲的回击
生活间朴从来不是对领袖的要求
《开国秘密战》中作者就回忆1946年荣高棠去北平给毛买大衣,作者同行,荣在街上找身材和毛类似的拉进裁缝店量尺寸。
这是完全应该的
由守转攻,好厉害啊{:soso_e113:}
没有高人指点,必有组织相助啊{:soso_e121:}
在国外没别墅没存款,儿子死在战场上,对于一个传说中穷凶极恶骄奢淫欲的大独裁者来说可以了!
主席生活奢侈,顿顿吃茶叶蛋,你满意了吗?
idecca 发表于 2014-4-15 23:52
欢迎毛粉来驳
是你自己原创的还能说这话!别人的文章你自己都未必考证过。领袖就是领袖不可能是凡人,粉和黑  都不是好鸟。


某组织疯了,不得不来票大的,可惜啊可惜,狗屁不通啊!
idecca 发表于 2014-4-16 08:06
你找得出半条证据能反驳文中的任何一句吗?
真是闲的蛋疼,天天挖空心思研究人的外衣、内裤,研究了半天高兴的说,看yeah看yeah,他衣服没补丁,他吃过高档食品。文章确实又臭又长,谁有那闲工夫去找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去反驳,作者不去当狗仔队真可惜了,娱乐报纸研究明星私生活也没作者这么用心。
哪有皇帝天天吃窝头咸菜的,楼主对故领袖用心不良
又臭又长,你以为这玩意能改变什么吗?
得有多闲的人才这么干啊,怀疑精神不错,但的确挺闲的晃呦!
码这么些字的人得多么无聊啊,有这闲工夫你研究点儿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