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亡国始于贞观——浅论贻害后世的唐太宗

一、篡国之后的两个手段

　　很多人误认为，唐朝政治的腐朽，是从玄宗后期开始，并因之引发了安史之乱。其实唐朝吏治腐败、军事弱小的根子，自贞观年间便已扎下，祸延后世两百多年。
　　李世民发动玄武门兵变，杀兄囚父，夺得了本属于哥哥的皇位。由于是篡弑上台，得位不正，太宗一直担心遭到后人诟病，因此在登位后，施行了两则手段，一方面篡改历史，百般丑化老父和兄弟，夸大自己在开唐时的功绩，为篡位夺权营造合理性；一方面则醉心于建立文治武功，试图藉此证明自己治国有道，以塞天下悠悠之口。







二、苦难

　　为了在有生之年建立功业，太宗施政苛急，压榨过甚，大唐百姓民不聊生。令很多人难以置信的是，即使是在被高度吹捧的所谓“贞观盛世”，无数大唐百姓仍然身陷卖儿卖女、卖田卖地都无法缴纳苛捐杂税的苦境（“州县督迫严急，民至卖田宅、鬻子女不能供”——《资治通鉴》卷199）。为了逃避苛重的徭役，很多人甚至被迫自残肢体，“福手福足”比比皆是，无数人间惨剧就这样在太宗的功业大梦之中上演。而就在第二次大举筹备伐辽，官府逼迫日急，百姓们在生死线上辗转呼号的同时，满口“君舟民水”理论的李世民却不顾连年征战，国力疲耗，百姓们本就难堪重荷，照样大建宫室，奢靡享乐，在百姓们的血泪上挥霍享乐，结果激起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648年，剑南道），唐廷出动了数万大军才将这场民变镇压下去，足见其规模颇大。
　　利用那些急功近利的政策，尽管是在民穷财匮的贞观中、前期，唐太宗仍然聚集起了一定的战争资源，对于较为省钱的府兵制而言，已能够支撑时间并不太长的战事，遂伺机对外发动了数场战争，虽然进攻高句丽铩羽而归，但却趁着东突厥、薛延陀大规模内乱而相继将其灭国，将漠北草原变成了自己羁縻区，还攻取了小国高昌，建立了一些扩土之功，也因此而给后世留下了“雄主”的印象。 然而，攻灭东突厥、薛延陀（其实是自行亡国）的成绩，不仅主要是靠着运气较好，赶上对方自行分崩，更是奠基在巨大的恶果和代价之上，整体来看，其实是弊多利少，可谓严重的得不偿失。







三、恶果

　　直接的恶果主要有两个。其一，是太宗不顾百姓死活，穷兵黩武，压榨过甚，旷日持久的战争给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很多人家被逼得流离失所，大唐境内民不聊生。到唐太宗殒命之时，大唐百姓已然不堪其苦，所谓的“贞观治世”民怨沸腾。为了缓解一触即发的社会矛盾，李治甚至还来不及正式登基便匆忙下令——“罢辽东之役及诸土木之功”（《资治通鉴》卷199），停止了征辽准备和李世民劳民伤财的大修宫室等奢靡行为。
　　其二，贞观初年民穷财匮，国力弱小，本该休养生息，积蓄国力，可唐太宗急于加强军备，对外扩张，建开疆扩土之功，因此将兵制重新改回为问题多多的府兵制，这给后世留下了巨大的隐患，也奠定了唐帝国在开国仅几十年后，便沦落为军事弱国，屡战屡败，饱受周边各国、各部族痛打的悲惨局面。事实上，从贞观中后期开始，唐朝就已经走上了衰颓之路，不仅吏治日益腐败，门阀坐大后滥用权力，更是大大加剧了土地兼并，进而导致以均田制为根基的府兵制迅速崩毁，军队士气涣散，战斗力锐减，士兵甚至大量逃亡，这也正是李世民征辽铩羽而归，以及高宗执政后频频遭逢惨败的原因所在。
　　唐太宗在贞观初年所行弊政的恶果，在之后的几十年中迅速发酵成熟， 到高宗即位时，唐军的战斗力已经不堪一击，之后还在继续下降。662年苏海政出兵镇压龟兹易帜时，遇到来援的吐蕃军竟然不敢交手，反倒拿军饷去贿赂对方，以换取敌军放自己一条生路（“海政以师老不敢战，以军资赂吐蕃，约和而还。”——《资治通鉴》卷201），其无能无耻简直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可谓史所罕见。







四、社会的大倒退

　　苦害百姓和推行错误兵制，是唐太宗为了建功立业私心所付出的代价，而归根溯源，李世民对功业的执着，又与其得位不正大有关联。然而这些还并不是最为严重的恶果，唐太宗最大的历史罪责，其实是逆文明进程而动，纵容贵族坐大，压缩平民百姓的生存空间，此举不仅加剧了社会矛盾，更直接引发了整个社会的大倒退。
　　在大隋建国之初，继承了南北朝丑陋的门阀制度，鲜卑贵族的势力十分庞大，众门阀把持国家权力，利用特权残酷压榨百姓，导致贫富悬殊，社会矛盾尖锐，国家内部隐患重重，这也正是隋朝一直顺风顺水，成绩斐然，可稍遇挫折，便两世而亡的主因之一。其实前后两任隋朝皇帝都认识到了门阀的巨大危害，杨坚在掌稳权力后，立即开始改革，科举制的萌芽“九品中正制”出现，意在给平民提供进身之阶，削弱贵族们对国家的垄断。杨广登上皇位之后，更是进一步加大了对门阀的打压，大大完善了科举制，削除旧阀权力，大贵族们把持国家的现象有所好转，社会贫富差距减弱，风气日新，也给平民们提供了进身之阶。然而这种对国对民有利的行为，势必会遭致旧贵族们的怨恨，让他丢了江山。趁着隋炀帝第一次征辽失败，威信下降，忠诚皇室的力量削弱，旧贵族们疯狂反扑（如大贵族，楚国公杨玄感在二征辽东的关键时候率众造反，导致远征失败，徒损国力）。统治阶层的内讧严重削弱了隋廷的力量，而隋炀帝不恤百姓，三次远征辽东，给百姓带来沉重负担，激得民变四起，而大量把持军政权力的贵族们又有意拆台，放任农民起义坐大（意在改朝换代，重新推举新的代表门阀利益的君主），摧毁了大隋根基，戍守帝国北境的李阀趁势谋反，勾结突厥异族杀入中原，并在突厥人的扶助下扫平群雄，取隋而代。
　　正如大部分旧隋贵族的预期，虽然历经了改朝换代这样的大变，但唐朝的政治结构却与隋朝如出一辙，除了权力顶层的少数阀门有所更易外（包括李阀取代杨阀），大部分阀门贵族的地位一如从前，权力结构变化之微，就如同寻常的皇帝传位一般，这也正是史界将这两个王朝并称为“隋唐”，将其视为一体的原因所在。
　　李渊自身便是隋朝大阀李阀的阀主，还成功夺取了表哥杨广的皇位，自然深悉阀门势大对社会的危害，以及对皇权的威胁，因此在掌控天下之后，马上开始削弱门阀的力量，这自然会遭致很多门阀的不满，李世民之所以能得到一些官员的支持，兵变成功，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他已经成为关陇鲜卑贵族们的利益代言人，得到了这一撮人的支持。高祖迁都、移民等议，均有削弱关陇贵族之意，但李世民上台后，均废止，阻挠了历史的进步。
　　由于法统不正，根基不稳，李世民的帝座并不稳固，因此在夺取皇位后，非常倚重门阀贵族们的支持，遂不惜出卖国家利益，加大门阀的特权，让他们霸占更多的资源，把持住几乎所有的晋升通道，藉此来收买拉拢众贵族（主要是以鲜卑为主血统的关陇豪门），还施行了编撰《氏族志》之类的行为，以取悦众阀门。武德年间推行的均田制与租庸调法考虑到了广大百姓的利益，社会环境得以迅速好转，然而李世民上台后，政策开始向贵族倾斜，均田制的推行被强行打断，租庸调法到贞观中期也名存实亡，沉重的徭役赋税全都压在田地日少的可怜百姓头上，令他们艰于呼吸。
　　而在诸般政策的袒护下，复辟的关陇贵族们迅速坐大，很快便重新把持朝政，先进的科举选官制度名存实亡，这无疑是一种文明的大倒退，从隋文帝、隋炀帝两代人数十年的改革努力一朝付之东流，社会又重新倒退回两晋和南北朝时期贵族把持国家，平民永无进身之阶的灰暗状态。其实李世民也并非就不知道这是文明的倒退，但对他而言，把持住权力，坐稳龙床，可要比什么文明倒退、百姓苦难重要得多。此后，诸阀子弟充斥于国家各个部门，将家族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恣意盘剥百姓，而无限制的滥权又引发了严重的土地兼并，以及贫富悬殊、社会极度不公、百姓生活困苦等一系列恶果，激化了社会矛盾，也动摇了唐帝国的统治根基。
　　除此之外，唐太宗还在另一个方面成为了腐朽势力的代言人。李世民平生最重门第，竭力阻挠缩小门第差距的潮流，反而大力强化贵族特权，开历史倒车。贞观十一年六月，太宗下世袭刺史诏，一心想要实现封建分封制，因为过于荒悖，遭到了房玄龄、杜如晦等重臣的一致反对，只得作罢。然而太宗对分封制非常着迷，认为只有行分封，复古制，才能享国长久，尽管每次都遭到群臣反对而无法推行，但念念不忘，一意孤行，几次将给他献谗言，欲行分封的萧瑀任命为宰相，想通过他来努力。自武德九年十月李世民问计于萧瑀“朕欲始子孙长久，社稷永安，其理如何？”到贞观十三年二月“诏停世封刺史”做罢，历时长达十余载。
　　贞观十二年，太宗又令高士廉等修《氏族志》，渲染氏族的地位和辉煌，就是集中表现。高宗上台后，刚刚铲除了长孙无忌一党，就下诏改《氏族志》为《姓氏录》，纠正了父亲的错误。


　　注：李世民打压关东士族与南方士族，有些历史学家便宣传唐太宗摈弃门阀制度，打压豪强大族，摈弃门阀制度。其实李世民的门第观念极重，否则也不会去搞那个《氏族志》了，他那样做的真正原因不过是因为这两大士族并非他的立身根本，要为关陇阀门一枝独秀做铺垫而已。就在他打压关东士族与南方士族的同时，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关陇士族官僚反而日见重用。







五、统治阶层的内讧

　　为了坐稳龙庭，李世民在登位之后，施行了大量利己损国的弊政。在人事方面，他一方面任人唯亲，提拔自己的班底，同时打压、贬黜、杀戮开国时功臣、能臣，一面与关陇旧阀相互勾结，虽然让他自己一时掌稳了权力，却将国家推到了悬崖边缘。
　　公正地说，在每个王朝建国之初，吏治都相对清明，之后则会越来越差，直至百姓们活不下去，乱世到来，然后改朝换代，非独唐朝一家如此。然而，由于李世民出于私心，放纵门阀滥权，导致唐朝政治迅速腐坏，在短短三四十年间，便走完了其它王朝几百年的堕落历程。从贞观中、后期开始，唐朝的吏治便一日不如一日，贵族们倚仗特权胡作非为，贪腐严重。到了高宗登基后，吏治败坏的情景更加明显，唐初诗人，太常博士裴守真在给高宗的上表中说道：“黠吏因公以贪求，豪强恃私而逼掠，以此取济，民无以堪”（《唐会要》卷83），清楚阐明了当时的吏治、民生情况。
　　贞观二十三年，正是门阀势力蓬勃发展的二十三年，在贞观中后期，门阀坐大的恶果便已凸现，关陇贵族，北魏皇族后裔长孙无忌才智平庸，却位高权重，连新君的人选都受其干扰。据《旧唐书》卷80记载：“史臣曰：太宗诸子，吴王恪、濮王泰最贤。皆以才高辩悟，为长孙无忌忌嫉，离间父子，遽为豺狼”。通过玩弄权术，长孙无忌借唐太宗之手，除掉了贤明的吴王、濮王，将身体孱弱、性情温顺的李治立为太子，为自己大权独揽铺平了道路。等到高宗李治继位时，众阀门已经势力磅礴，非他所能驾驭，以长孙无忌、褚遂良为首的腐朽的关陇地主士族官僚们欺他威望不固，行事比太宗生前更加肆无忌惮，架空高宗，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大贵族、诸阀把持朝政，恣意横行，世风日下，百姓苦不堪言。
　　唐太宗留给儿子的，其实是一个隐患重重，强臣凌主的烂摊子，眼见国家走到了危亡之秋，而自己又大权旁落，唐高宗再也无法忍受，但他自己的能力、精力都不足以与之对抗，不得不放任武瞾专权，借其才能来铲除诸阀，最终引发了统治集团间的激烈冲突。
　　在一些偏颇的历史分析中，将武则天能够窃取权力，归因于高宗懦弱无能、耳根软，惑于女色，脑子不够数，却对真正的历史背景和内在原因只字不提，着实浅薄得很。事实上，武周灭唐的祸根，根本就是在太宗时期种下，将责任尽归到高宗头上，并不公平。由于唐太宗一手推行的坐大阀门的制度倒退文明，逆潮流而动，还以劣币驱逐良币，唐帝国才会衰败得如此之快，并为当时的百姓们所唾弃。武则天一介女流，在男权社会，本来难受拥护，之所以能够成功篡取国家，正是因为她矫正了唐太宗的错误，逆其错误国政而行，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给了平民阶层出头之日，得到了百姓的支持，而一大批没有晋身机会的人才、基层官吏更是死心塌地对其效忠。武则天当政的数十年，虽然李唐宗室发动的叛乱不绝，但却均轻松被其平灭，如果真像真如那些别有用心者的歪曲，是什么篡国女贼遭到唾弃，唐朝宗室一呼百应，百姓闻风景从，又怎会连大风浪都掀不起来，显然武周还是深得人心。而武则天掌政时虽然宫廷争斗腥风血雨，李唐余孽叛乱频频叛乱，对外战争接连失败，却百姓安居乐业，进入了唐朝三百年间少有的幸福生活，这种极不协调的现象，其实正是李唐代表了落后生产力的明证，唐太宗所推行之弊政的不得人心据此也一览无余。
　　在雄才大略的武则天的帮助下，高宗李治先后罢黜了褚遂良、韩瑗、来济等权臣，最后还除掉了祸根长孙无忌，至此高宗才基本实现了君主集权。关陇贵族集团在此期间遭受了沉重打击，自魏晋南北朝以来皇权不振的情况被改变，自魏晋开始的丑陋的门阀制度自此开始衰败，皇权大为强化，科举大兴，国家也走上了正规，这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之后唐朝唯一真正强盛时期——开元盛世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在太宗掌政时，奴婢和部曲属于贱民，按《唐律》的规定地位等同于牛马，贵族王公占有大量家僮奴仆，可以随意打骂甚至杀害。武则天上位后，沉重打击了丑恶的奴婢部曲制度，以法令形式限制了奴婢的数量，同时规定不许人杀害奴婢部曲，奴婢死亡也要禀告官府，减弱了社会矛盾。汪钱先生认为武氏统治期间基本上消灭了关中地区的军事贵族的部曲、佃客制，不仅是对门阀制度的冲击，也解放了大量劳动力，大大利于社会进步。武则天鼓励提倡奴告主，限制奴婢人数，又赎买奴隶当兵，在她任内，国家气象一新，甚至连市民阶级都开始形成。而李世民恰恰是最反对奴告主的，《贞观政要》还作为政绩记载下来，这也是太宗阻挠历史进程的又一例证。








六、放任胡人坐大

　　更致命的是，在对外政策上，李世民同样犯下了本质性的大错。由于贞观年间的扩张和军事胜利，全都奠基于东、西突厥的内乱分崩，唐军虽然把握机会，趁人之危，尽得其地，还迫使诸部族俯首称藩，但这种胜利却颇有些投机取巧，大唐的军事实力非但不足以击败内乱前对方，甚至连维持统治都非常勉强，只能采用控制松散的“羁縻府州制”，这种体制虽然让大唐取得了名义上的尊奉，让李世民风风光光地做了一把周藩的共主“天可汗”，大大地满足了他的虚荣心，却给后世留下了重大的隐患。
　　羁縻州和本土有着本质区别，因此大唐不会对羁縻州中的百姓推心置腹，坦诚相待，更不会大量移民实边，充分交流，真正将该地同化，而是一面以统治者的姿态高高在上，作威作福，遭致羁縻区内百姓的普遍怨恨；一面却又自觉不自觉地在接触中促进了这些部族在经济、文化、工商等方面的发展。聪明的政府对待被征服的领土，要么就不断挑拨分化，令其难以坐大；要么就真心融合，将其真正纳为子民，如唐朝般既遭其怨恨，又助其发展的应对策略，实在是愚不可及，相当于以粮资敌，最终给自己塑造了一个又一个敌人。到了高宗统治的中后期，李世民昔日种下的恶果已然全面爆发，之前被扶持起来的周边各部族纷纷坐大，唐帝国却不断衰落，此消彼长之下，唐帝国与周藩的强弱关系已然逆转，遭到对方此起彼伏的大反攻，大唐的边境从此再无宁日。更糟的是， 先前无节制的扩张又导致边界绵长，无力守御，边防上危机重重……
　　在内忧外患的共同作用下，唐帝国在北、西、东三个方向上接连惨败，军队十几万十几万地覆没，之前趁周边诸国内乱而抢来的土地也吐出大半，情势每况愈下，大唐从高宗统治中期开始，就已经无可避免地走上了衰亡之路。由于这种崩解的起因是生产资料（土地兼并）这个本质性因素，因此根本无法挽回，唐朝根本就是毁在了太宗手中，然而只顾眼前的太宗在生前却风风光光，却让可怜的李治抱着他留下的烂摊子一筹莫展，最终还落得个庸碌无能的历史评价。
　　等到李隆基登基之时，唐帝国刚刚历经了数十年的惨败失土，已然陷入危如累卵的困境。唐玄宗在接手了这样一幅烂摊子后，根本无力应对危局，其实此时大唐败象已成，任谁执政也无力回天。万般无奈之下，李隆基只好暂顾眼前，被迫饮鸩止渴，改革兵制，并放任藩镇坐大，果然大唐边军的战斗力显著提高，边境上节节败退之势也被遏止住，在西域还一度有所反扑，一时间国势大振。饮鸩止渴的效果极为明显，到了天宝初年，唐帝国似乎重新焕发了活力，边军强大，经济繁荣，各个方面皆为唐朝三百年之冠，一度呈现出中兴之象。然而这只不过是一种回光返照般的表现，势必难以持久。仅以天宝年间锋头最健的西域唐军来看，早在安史之乱前数年，大唐已经在怛逻斯决战中惨败于大食的偏师，最精锐的安西唐军丧失殆尽，几乎被彻底逐出西域。这一事件充分说明，即使唐朝不顾后果地激发出所有的力量，在面对大食、吐蕃这样稍强的对手时，也依然捉襟见肘，难以支撑，可见唐朝的国力和军事实力绝非某些人认为的强盛无比，天下无敌，只与吐蕃相若，比起阿拉伯帝国还相差甚远。
　　就在大唐号称兵威最盛的天宝年间，四面战争也频频败北（南诏、大食、契丹），早在安史之乱以前就已露出衰败之象。之后的安史之乱确实令唐朝整体上又下了一个台阶，但也不过只是令其雪上加霜而已，绝非什么“由盛转衰”，唐朝绝不是从安史之乱才开始衰败地，也绝不是因为安史之乱才会衰败。某些人竭力误导人们相信：大唐在安史之乱以前一直欣欣向荣，百姓安居乐业，是两千年的封建王朝中最煌盛之时，这种兴盛本来再持续个几百年也不成问题，只是因为安史之乱一朝剧变，才令盛世突然终结……其实这些都是胡扯，无非就是想将唐朝衰朽的责任，尤其是唐太宗该负的历史罪责，全都归咎于安史之乱，让安禄山一个人来承担一个王朝崩塌的全部责任，从而遮掩唐朝在各个方面早就昏暗透顶这一事实。
　　值得注意的是，自唐太宗开始，历任唐朝统治层都厚待、倚重胡人，除了自身力量不足，必须借助外力的因素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唐朝自身就是鲜卑胡族，因此亲近胡人，放任其发展坐大，因之引发了严重的后果，将华夏拖入五代十国的乱世，此后北方游牧强大起来，压制中原上千年，都是唐朝愚蠢且吃里扒外的民族政策招来的祸患。







七、历史的罪责

　　宏观来看，唐太宗推行的种种弊政，给唐帝国留下了无穷的隐患，祸延后世，而且都是些极难治愈的痼疾，令继任者在矫正时举步维艰。治国如同弈棋，一步走错，满盘俱输，李世民在开国之初便举措失当，导致大唐帝国的根基早早就歪斜不正，等到他死时，错误的格局早已充分展布，积重难返，武曌尽平生之力，也仅仅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门阀势大这个弊端，其它方面同样束手无策。从某种意义上看，后来的诸位君王，其实都是在为太宗当年推行的诸般弊政买单而已。而从诸般事实来看，李世民在治政时犯下的种种错误，并非因为见识不足，而是纯粹出于个人利益。为了建立功业，太宗根本不顾百姓死活，国家利益更是被抛在一边，临死前还将一个烂摊子留给了后世子孙，其自私自利的心态着实令人齿冷。
　　太宗推行的种种“只顾眼前”的短视政策大大伤害了唐帝国的国本，令大唐刚刚起步就身受内伤，然而儒教就因为试图将李世民塑造成“内圣外王”的典范，便罔顾事实对他大加吹捧，并且竭力为其遮羞掩过。为了洗清李世民，掌控了修史权的儒家弟子竟然将导致唐朝后期天下大乱、民不聊生的历史罪责尽数推到了李隆基头上，而把始作俑者李世民摘得干干净净，这种历史态度显然是不客观且不公正地。其实从本质上看，早在天宝末年，唐帝国就已痼疾深重，早已经烂至骨头里了，安史之乱不过是各种社会矛盾的最终爆发而已，百多年的积弊一朝喷薄而出，根本不是几个人的意志和决策就能挽回地。一些封建史家将一个王朝衰败的责任归结到某几个人身上，剖析历史的态度可谓极不公正，纯粹将史书当成了徇私的工具






一、篡国之后的两个手段

　　很多人误认为，唐朝政治的腐朽，是从玄宗后期开始，并因之引发了安史之乱。其实唐朝吏治腐败、军事弱小的根子，自贞观年间便已扎下，祸延后世两百多年。
　　李世民发动玄武门兵变，杀兄囚父，夺得了本属于哥哥的皇位。由于是篡弑上台，得位不正，太宗一直担心遭到后人诟病，因此在登位后，施行了两则手段，一方面篡改历史，百般丑化老父和兄弟，夸大自己在开唐时的功绩，为篡位夺权营造合理性；一方面则醉心于建立文治武功，试图藉此证明自己治国有道，以塞天下悠悠之口。







二、苦难

　　为了在有生之年建立功业，太宗施政苛急，压榨过甚，大唐百姓民不聊生。令很多人难以置信的是，即使是在被高度吹捧的所谓“贞观盛世”，无数大唐百姓仍然身陷卖儿卖女、卖田卖地都无法缴纳苛捐杂税的苦境（“州县督迫严急，民至卖田宅、鬻子女不能供”——《资治通鉴》卷199）。为了逃避苛重的徭役，很多人甚至被迫自残肢体，“福手福足”比比皆是，无数人间惨剧就这样在太宗的功业大梦之中上演。而就在第二次大举筹备伐辽，官府逼迫日急，百姓们在生死线上辗转呼号的同时，满口“君舟民水”理论的李世民却不顾连年征战，国力疲耗，百姓们本就难堪重荷，照样大建宫室，奢靡享乐，在百姓们的血泪上挥霍享乐，结果激起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648年，剑南道），唐廷出动了数万大军才将这场民变镇压下去，足见其规模颇大。
　　利用那些急功近利的政策，尽管是在民穷财匮的贞观中、前期，唐太宗仍然聚集起了一定的战争资源，对于较为省钱的府兵制而言，已能够支撑时间并不太长的战事，遂伺机对外发动了数场战争，虽然进攻高句丽铩羽而归，但却趁着东突厥、薛延陀大规模内乱而相继将其灭国，将漠北草原变成了自己羁縻区，还攻取了小国高昌，建立了一些扩土之功，也因此而给后世留下了“雄主”的印象。 然而，攻灭东突厥、薛延陀（其实是自行亡国）的成绩，不仅主要是靠着运气较好，赶上对方自行分崩，更是奠基在巨大的恶果和代价之上，整体来看，其实是弊多利少，可谓严重的得不偿失。







三、恶果

　　直接的恶果主要有两个。其一，是太宗不顾百姓死活，穷兵黩武，压榨过甚，旷日持久的战争给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很多人家被逼得流离失所，大唐境内民不聊生。到唐太宗殒命之时，大唐百姓已然不堪其苦，所谓的“贞观治世”民怨沸腾。为了缓解一触即发的社会矛盾，李治甚至还来不及正式登基便匆忙下令——“罢辽东之役及诸土木之功”（《资治通鉴》卷199），停止了征辽准备和李世民劳民伤财的大修宫室等奢靡行为。
　　其二，贞观初年民穷财匮，国力弱小，本该休养生息，积蓄国力，可唐太宗急于加强军备，对外扩张，建开疆扩土之功，因此将兵制重新改回为问题多多的府兵制，这给后世留下了巨大的隐患，也奠定了唐帝国在开国仅几十年后，便沦落为军事弱国，屡战屡败，饱受周边各国、各部族痛打的悲惨局面。事实上，从贞观中后期开始，唐朝就已经走上了衰颓之路，不仅吏治日益腐败，门阀坐大后滥用权力，更是大大加剧了土地兼并，进而导致以均田制为根基的府兵制迅速崩毁，军队士气涣散，战斗力锐减，士兵甚至大量逃亡，这也正是李世民征辽铩羽而归，以及高宗执政后频频遭逢惨败的原因所在。
　　唐太宗在贞观初年所行弊政的恶果，在之后的几十年中迅速发酵成熟， 到高宗即位时，唐军的战斗力已经不堪一击，之后还在继续下降。662年苏海政出兵镇压龟兹易帜时，遇到来援的吐蕃军竟然不敢交手，反倒拿军饷去贿赂对方，以换取敌军放自己一条生路（“海政以师老不敢战，以军资赂吐蕃，约和而还。”——《资治通鉴》卷201），其无能无耻简直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可谓史所罕见。







四、社会的大倒退

　　苦害百姓和推行错误兵制，是唐太宗为了建功立业私心所付出的代价，而归根溯源，李世民对功业的执着，又与其得位不正大有关联。然而这些还并不是最为严重的恶果，唐太宗最大的历史罪责，其实是逆文明进程而动，纵容贵族坐大，压缩平民百姓的生存空间，此举不仅加剧了社会矛盾，更直接引发了整个社会的大倒退。
　　在大隋建国之初，继承了南北朝丑陋的门阀制度，鲜卑贵族的势力十分庞大，众门阀把持国家权力，利用特权残酷压榨百姓，导致贫富悬殊，社会矛盾尖锐，国家内部隐患重重，这也正是隋朝一直顺风顺水，成绩斐然，可稍遇挫折，便两世而亡的主因之一。其实前后两任隋朝皇帝都认识到了门阀的巨大危害，杨坚在掌稳权力后，立即开始改革，科举制的萌芽“九品中正制”出现，意在给平民提供进身之阶，削弱贵族们对国家的垄断。杨广登上皇位之后，更是进一步加大了对门阀的打压，大大完善了科举制，削除旧阀权力，大贵族们把持国家的现象有所好转，社会贫富差距减弱，风气日新，也给平民们提供了进身之阶。然而这种对国对民有利的行为，势必会遭致旧贵族们的怨恨，让他丢了江山。趁着隋炀帝第一次征辽失败，威信下降，忠诚皇室的力量削弱，旧贵族们疯狂反扑（如大贵族，楚国公杨玄感在二征辽东的关键时候率众造反，导致远征失败，徒损国力）。统治阶层的内讧严重削弱了隋廷的力量，而隋炀帝不恤百姓，三次远征辽东，给百姓带来沉重负担，激得民变四起，而大量把持军政权力的贵族们又有意拆台，放任农民起义坐大（意在改朝换代，重新推举新的代表门阀利益的君主），摧毁了大隋根基，戍守帝国北境的李阀趁势谋反，勾结突厥异族杀入中原，并在突厥人的扶助下扫平群雄，取隋而代。
　　正如大部分旧隋贵族的预期，虽然历经了改朝换代这样的大变，但唐朝的政治结构却与隋朝如出一辙，除了权力顶层的少数阀门有所更易外（包括李阀取代杨阀），大部分阀门贵族的地位一如从前，权力结构变化之微，就如同寻常的皇帝传位一般，这也正是史界将这两个王朝并称为“隋唐”，将其视为一体的原因所在。
　　李渊自身便是隋朝大阀李阀的阀主，还成功夺取了表哥杨广的皇位，自然深悉阀门势大对社会的危害，以及对皇权的威胁，因此在掌控天下之后，马上开始削弱门阀的力量，这自然会遭致很多门阀的不满，李世民之所以能得到一些官员的支持，兵变成功，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他已经成为关陇鲜卑贵族们的利益代言人，得到了这一撮人的支持。高祖迁都、移民等议，均有削弱关陇贵族之意，但李世民上台后，均废止，阻挠了历史的进步。
　　由于法统不正，根基不稳，李世民的帝座并不稳固，因此在夺取皇位后，非常倚重门阀贵族们的支持，遂不惜出卖国家利益，加大门阀的特权，让他们霸占更多的资源，把持住几乎所有的晋升通道，藉此来收买拉拢众贵族（主要是以鲜卑为主血统的关陇豪门），还施行了编撰《氏族志》之类的行为，以取悦众阀门。武德年间推行的均田制与租庸调法考虑到了广大百姓的利益，社会环境得以迅速好转，然而李世民上台后，政策开始向贵族倾斜，均田制的推行被强行打断，租庸调法到贞观中期也名存实亡，沉重的徭役赋税全都压在田地日少的可怜百姓头上，令他们艰于呼吸。
　　而在诸般政策的袒护下，复辟的关陇贵族们迅速坐大，很快便重新把持朝政，先进的科举选官制度名存实亡，这无疑是一种文明的大倒退，从隋文帝、隋炀帝两代人数十年的改革努力一朝付之东流，社会又重新倒退回两晋和南北朝时期贵族把持国家，平民永无进身之阶的灰暗状态。其实李世民也并非就不知道这是文明的倒退，但对他而言，把持住权力，坐稳龙床，可要比什么文明倒退、百姓苦难重要得多。此后，诸阀子弟充斥于国家各个部门，将家族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恣意盘剥百姓，而无限制的滥权又引发了严重的土地兼并，以及贫富悬殊、社会极度不公、百姓生活困苦等一系列恶果，激化了社会矛盾，也动摇了唐帝国的统治根基。
　　除此之外，唐太宗还在另一个方面成为了腐朽势力的代言人。李世民平生最重门第，竭力阻挠缩小门第差距的潮流，反而大力强化贵族特权，开历史倒车。贞观十一年六月，太宗下世袭刺史诏，一心想要实现封建分封制，因为过于荒悖，遭到了房玄龄、杜如晦等重臣的一致反对，只得作罢。然而太宗对分封制非常着迷，认为只有行分封，复古制，才能享国长久，尽管每次都遭到群臣反对而无法推行，但念念不忘，一意孤行，几次将给他献谗言，欲行分封的萧瑀任命为宰相，想通过他来努力。自武德九年十月李世民问计于萧瑀“朕欲始子孙长久，社稷永安，其理如何？”到贞观十三年二月“诏停世封刺史”做罢，历时长达十余载。
　　贞观十二年，太宗又令高士廉等修《氏族志》，渲染氏族的地位和辉煌，就是集中表现。高宗上台后，刚刚铲除了长孙无忌一党，就下诏改《氏族志》为《姓氏录》，纠正了父亲的错误。


　　注：李世民打压关东士族与南方士族，有些历史学家便宣传唐太宗摈弃门阀制度，打压豪强大族，摈弃门阀制度。其实李世民的门第观念极重，否则也不会去搞那个《氏族志》了，他那样做的真正原因不过是因为这两大士族并非他的立身根本，要为关陇阀门一枝独秀做铺垫而已。就在他打压关东士族与南方士族的同时，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关陇士族官僚反而日见重用。







五、统治阶层的内讧

　　为了坐稳龙庭，李世民在登位之后，施行了大量利己损国的弊政。在人事方面，他一方面任人唯亲，提拔自己的班底，同时打压、贬黜、杀戮开国时功臣、能臣，一面与关陇旧阀相互勾结，虽然让他自己一时掌稳了权力，却将国家推到了悬崖边缘。
　　公正地说，在每个王朝建国之初，吏治都相对清明，之后则会越来越差，直至百姓们活不下去，乱世到来，然后改朝换代，非独唐朝一家如此。然而，由于李世民出于私心，放纵门阀滥权，导致唐朝政治迅速腐坏，在短短三四十年间，便走完了其它王朝几百年的堕落历程。从贞观中、后期开始，唐朝的吏治便一日不如一日，贵族们倚仗特权胡作非为，贪腐严重。到了高宗登基后，吏治败坏的情景更加明显，唐初诗人，太常博士裴守真在给高宗的上表中说道：“黠吏因公以贪求，豪强恃私而逼掠，以此取济，民无以堪”（《唐会要》卷83），清楚阐明了当时的吏治、民生情况。
　　贞观二十三年，正是门阀势力蓬勃发展的二十三年，在贞观中后期，门阀坐大的恶果便已凸现，关陇贵族，北魏皇族后裔长孙无忌才智平庸，却位高权重，连新君的人选都受其干扰。据《旧唐书》卷80记载：“史臣曰：太宗诸子，吴王恪、濮王泰最贤。皆以才高辩悟，为长孙无忌忌嫉，离间父子，遽为豺狼”。通过玩弄权术，长孙无忌借唐太宗之手，除掉了贤明的吴王、濮王，将身体孱弱、性情温顺的李治立为太子，为自己大权独揽铺平了道路。等到高宗李治继位时，众阀门已经势力磅礴，非他所能驾驭，以长孙无忌、褚遂良为首的腐朽的关陇地主士族官僚们欺他威望不固，行事比太宗生前更加肆无忌惮，架空高宗，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大贵族、诸阀把持朝政，恣意横行，世风日下，百姓苦不堪言。
　　唐太宗留给儿子的，其实是一个隐患重重，强臣凌主的烂摊子，眼见国家走到了危亡之秋，而自己又大权旁落，唐高宗再也无法忍受，但他自己的能力、精力都不足以与之对抗，不得不放任武瞾专权，借其才能来铲除诸阀，最终引发了统治集团间的激烈冲突。
　　在一些偏颇的历史分析中，将武则天能够窃取权力，归因于高宗懦弱无能、耳根软，惑于女色，脑子不够数，却对真正的历史背景和内在原因只字不提，着实浅薄得很。事实上，武周灭唐的祸根，根本就是在太宗时期种下，将责任尽归到高宗头上，并不公平。由于唐太宗一手推行的坐大阀门的制度倒退文明，逆潮流而动，还以劣币驱逐良币，唐帝国才会衰败得如此之快，并为当时的百姓们所唾弃。武则天一介女流，在男权社会，本来难受拥护，之所以能够成功篡取国家，正是因为她矫正了唐太宗的错误，逆其错误国政而行，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给了平民阶层出头之日，得到了百姓的支持，而一大批没有晋身机会的人才、基层官吏更是死心塌地对其效忠。武则天当政的数十年，虽然李唐宗室发动的叛乱不绝，但却均轻松被其平灭，如果真像真如那些别有用心者的歪曲，是什么篡国女贼遭到唾弃，唐朝宗室一呼百应，百姓闻风景从，又怎会连大风浪都掀不起来，显然武周还是深得人心。而武则天掌政时虽然宫廷争斗腥风血雨，李唐余孽叛乱频频叛乱，对外战争接连失败，却百姓安居乐业，进入了唐朝三百年间少有的幸福生活，这种极不协调的现象，其实正是李唐代表了落后生产力的明证，唐太宗所推行之弊政的不得人心据此也一览无余。
　　在雄才大略的武则天的帮助下，高宗李治先后罢黜了褚遂良、韩瑗、来济等权臣，最后还除掉了祸根长孙无忌，至此高宗才基本实现了君主集权。关陇贵族集团在此期间遭受了沉重打击，自魏晋南北朝以来皇权不振的情况被改变，自魏晋开始的丑陋的门阀制度自此开始衰败，皇权大为强化，科举大兴，国家也走上了正规，这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之后唐朝唯一真正强盛时期——开元盛世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在太宗掌政时，奴婢和部曲属于贱民，按《唐律》的规定地位等同于牛马，贵族王公占有大量家僮奴仆，可以随意打骂甚至杀害。武则天上位后，沉重打击了丑恶的奴婢部曲制度，以法令形式限制了奴婢的数量，同时规定不许人杀害奴婢部曲，奴婢死亡也要禀告官府，减弱了社会矛盾。汪钱先生认为武氏统治期间基本上消灭了关中地区的军事贵族的部曲、佃客制，不仅是对门阀制度的冲击，也解放了大量劳动力，大大利于社会进步。武则天鼓励提倡奴告主，限制奴婢人数，又赎买奴隶当兵，在她任内，国家气象一新，甚至连市民阶级都开始形成。而李世民恰恰是最反对奴告主的，《贞观政要》还作为政绩记载下来，这也是太宗阻挠历史进程的又一例证。








六、放任胡人坐大

　　更致命的是，在对外政策上，李世民同样犯下了本质性的大错。由于贞观年间的扩张和军事胜利，全都奠基于东、西突厥的内乱分崩，唐军虽然把握机会，趁人之危，尽得其地，还迫使诸部族俯首称藩，但这种胜利却颇有些投机取巧，大唐的军事实力非但不足以击败内乱前对方，甚至连维持统治都非常勉强，只能采用控制松散的“羁縻府州制”，这种体制虽然让大唐取得了名义上的尊奉，让李世民风风光光地做了一把周藩的共主“天可汗”，大大地满足了他的虚荣心，却给后世留下了重大的隐患。
　　羁縻州和本土有着本质区别，因此大唐不会对羁縻州中的百姓推心置腹，坦诚相待，更不会大量移民实边，充分交流，真正将该地同化，而是一面以统治者的姿态高高在上，作威作福，遭致羁縻区内百姓的普遍怨恨；一面却又自觉不自觉地在接触中促进了这些部族在经济、文化、工商等方面的发展。聪明的政府对待被征服的领土，要么就不断挑拨分化，令其难以坐大；要么就真心融合，将其真正纳为子民，如唐朝般既遭其怨恨，又助其发展的应对策略，实在是愚不可及，相当于以粮资敌，最终给自己塑造了一个又一个敌人。到了高宗统治的中后期，李世民昔日种下的恶果已然全面爆发，之前被扶持起来的周边各部族纷纷坐大，唐帝国却不断衰落，此消彼长之下，唐帝国与周藩的强弱关系已然逆转，遭到对方此起彼伏的大反攻，大唐的边境从此再无宁日。更糟的是， 先前无节制的扩张又导致边界绵长，无力守御，边防上危机重重……
　　在内忧外患的共同作用下，唐帝国在北、西、东三个方向上接连惨败，军队十几万十几万地覆没，之前趁周边诸国内乱而抢来的土地也吐出大半，情势每况愈下，大唐从高宗统治中期开始，就已经无可避免地走上了衰亡之路。由于这种崩解的起因是生产资料（土地兼并）这个本质性因素，因此根本无法挽回，唐朝根本就是毁在了太宗手中，然而只顾眼前的太宗在生前却风风光光，却让可怜的李治抱着他留下的烂摊子一筹莫展，最终还落得个庸碌无能的历史评价。
　　等到李隆基登基之时，唐帝国刚刚历经了数十年的惨败失土，已然陷入危如累卵的困境。唐玄宗在接手了这样一幅烂摊子后，根本无力应对危局，其实此时大唐败象已成，任谁执政也无力回天。万般无奈之下，李隆基只好暂顾眼前，被迫饮鸩止渴，改革兵制，并放任藩镇坐大，果然大唐边军的战斗力显著提高，边境上节节败退之势也被遏止住，在西域还一度有所反扑，一时间国势大振。饮鸩止渴的效果极为明显，到了天宝初年，唐帝国似乎重新焕发了活力，边军强大，经济繁荣，各个方面皆为唐朝三百年之冠，一度呈现出中兴之象。然而这只不过是一种回光返照般的表现，势必难以持久。仅以天宝年间锋头最健的西域唐军来看，早在安史之乱前数年，大唐已经在怛逻斯决战中惨败于大食的偏师，最精锐的安西唐军丧失殆尽，几乎被彻底逐出西域。这一事件充分说明，即使唐朝不顾后果地激发出所有的力量，在面对大食、吐蕃这样稍强的对手时，也依然捉襟见肘，难以支撑，可见唐朝的国力和军事实力绝非某些人认为的强盛无比，天下无敌，只与吐蕃相若，比起阿拉伯帝国还相差甚远。
　　就在大唐号称兵威最盛的天宝年间，四面战争也频频败北（南诏、大食、契丹），早在安史之乱以前就已露出衰败之象。之后的安史之乱确实令唐朝整体上又下了一个台阶，但也不过只是令其雪上加霜而已，绝非什么“由盛转衰”，唐朝绝不是从安史之乱才开始衰败地，也绝不是因为安史之乱才会衰败。某些人竭力误导人们相信：大唐在安史之乱以前一直欣欣向荣，百姓安居乐业，是两千年的封建王朝中最煌盛之时，这种兴盛本来再持续个几百年也不成问题，只是因为安史之乱一朝剧变，才令盛世突然终结……其实这些都是胡扯，无非就是想将唐朝衰朽的责任，尤其是唐太宗该负的历史罪责，全都归咎于安史之乱，让安禄山一个人来承担一个王朝崩塌的全部责任，从而遮掩唐朝在各个方面早就昏暗透顶这一事实。
　　值得注意的是，自唐太宗开始，历任唐朝统治层都厚待、倚重胡人，除了自身力量不足，必须借助外力的因素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唐朝自身就是鲜卑胡族，因此亲近胡人，放任其发展坐大，因之引发了严重的后果，将华夏拖入五代十国的乱世，此后北方游牧强大起来，压制中原上千年，都是唐朝愚蠢且吃里扒外的民族政策招来的祸患。







七、历史的罪责

　　宏观来看，唐太宗推行的种种弊政，给唐帝国留下了无穷的隐患，祸延后世，而且都是些极难治愈的痼疾，令继任者在矫正时举步维艰。治国如同弈棋，一步走错，满盘俱输，李世民在开国之初便举措失当，导致大唐帝国的根基早早就歪斜不正，等到他死时，错误的格局早已充分展布，积重难返，武曌尽平生之力，也仅仅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门阀势大这个弊端，其它方面同样束手无策。从某种意义上看，后来的诸位君王，其实都是在为太宗当年推行的诸般弊政买单而已。而从诸般事实来看，李世民在治政时犯下的种种错误，并非因为见识不足，而是纯粹出于个人利益。为了建立功业，太宗根本不顾百姓死活，国家利益更是被抛在一边，临死前还将一个烂摊子留给了后世子孙，其自私自利的心态着实令人齿冷。
　　太宗推行的种种“只顾眼前”的短视政策大大伤害了唐帝国的国本，令大唐刚刚起步就身受内伤，然而儒教就因为试图将李世民塑造成“内圣外王”的典范，便罔顾事实对他大加吹捧，并且竭力为其遮羞掩过。为了洗清李世民，掌控了修史权的儒家弟子竟然将导致唐朝后期天下大乱、民不聊生的历史罪责尽数推到了李隆基头上，而把始作俑者李世民摘得干干净净，这种历史态度显然是不客观且不公正地。其实从本质上看，早在天宝末年，唐帝国就已痼疾深重，早已经烂至骨头里了，安史之乱不过是各种社会矛盾的最终爆发而已，百多年的积弊一朝喷薄而出，根本不是几个人的意志和决策就能挽回地。一些封建史家将一个王朝衰败的责任归结到某几个人身上，剖析历史的态度可谓极不公正，纯粹将史书当成了徇私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