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大学金一南少将讲述:中国军人的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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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大学金一南少将对本刊讲述

中国军人的担当


□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许陈静 李静涛 王乐然
2014年02月27日    来源:人民网-环球人物   


人物简介

金一南,1952年出生,1972年入伍,现为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主要研究方向是国家安全战略、国际冲突与危机处理等,著有《苦难辉煌》《心胜》等。党的十七大代表,曾获国务院新闻办“中国国际新闻奖”、国防大学“刘伯承优秀科研成果奖”等。



“毛泽东、蒋介石二人,心头皆有主义,手中皆有枪杆,历史选择他们代表各自的阶级和政党,用手中的枪杆和心中的主义,用对历史的感触和对未来的憧憬,在现代中国猛烈撞击,用一场又一场生死拼杀演出一幕又一幕威武雄壮的活剧来。”

“彭德怀和林彪相较,说勇林不如彭,说谋彭不如林。彭德怀是一团火,一团从里烧到外、随时准备摧枯拉朽的烈火;林彪则是一潭水,一潭深不可测却含而不露的静水。‘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前半句可形容彭,后半句可形容林。”

“自从人类被划分为阶级以后,阶级的核心就是政党。政党的核心是领袖。领袖的核心是什么呢?是意志,与思想。有的领袖提供意志,有的领袖提供思想。

所以列宁说,需要一个领袖集团。

但列宁本人,既提供意志,又提供思想。

毛泽东也是如此。

仅就此点来说,蒋也不敌。”

……

很难想象,这些话出自一部党史,一部习近平总书记推荐给省部级官员阅读的《苦难辉煌》。这些话很大胆,对重要人物犀利点评,将矛盾双方拉到一起比较;行文却像聊天一样直白,像散文一样优美,像随笔一样自由,像演说一样热烈。人们早习惯了党史是一张严肃的面孔,到了《苦难辉煌》这儿,变得如此鲜活和生动。

这还是党史吗?有人质疑过。但党的总书记在读它,省部级官员在读它,年轻人也在读它——得知记者要去采访此书作者、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金一南少将,一名“80后”拿出自己的《苦难辉煌》,交给记者索要金一南的签名,扉页上写着读后感:“一本每一字每一句都能触动‘萌点’的书,实在是可遇不可求,2009年8月4日。”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书磊评价是:作者怀有对中国革命史压抑不住的强烈的审美冲动,和强烈的英雄主义情怀。

从2009年出版至今,《苦难辉煌》卖了近200万册,金一南还因此登上“中国作家富豪榜”。他直言想不到:“想不到能有这么多读者。想不到这么多高级领导干部,包括总书记会看。如果我当时知道今天的结果,也许手一哆嗦,就写不出来了。”

“共产党人绝对不能追求自己首先富起来、家族首先富起来”

金一南年过六旬,军装笔挺,身姿挺拔,一开口就像天生的演说家,语言极富感染力。眼镜后的一双笑眼,流露出学者的持重与可亲,正符合人们对儒将的想象。这天还没有开学,但他案头已堆满工作。全国人大常委会邀请他讲课,他为此写了6000多字的提纲。自从2009年7月24日走进中南海、给第十七届中央政治局讲课后,他一直是最受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欢迎的主讲人。

但金一南更愿意回顾那些平凡的日子。“动笔写《苦难辉煌》时,我是个团职干部。没有人给我这个任务,就是自己想写。我一直在想,最初只有50多人的一个党,凭什么短短28年就夺取全国政权?这本书是写给我自己、解我内心困惑的,‘我以我笔写我心’。”

上世纪九十年代出书不难,出版社经常组织“剪刀+糨糊”式的写作班子。当时,有出版社找到金一南,希望他参加一部丛书的撰写,负责红军长征部分,拼够资料就行,不超过20万字,3个月交稿。当时金一南已经做了上百万字的党史、军史的笔记,但从没写过书,想借此练练笔,就应了下来。没想到一提笔就一发而不可收,长期积累的感受喷涌而出,“要求不超过20万字,可我已经写了10万字,红军在江西还没出发,这不是小学作文说的‘跑题了’嘛!”3个月期限将至,金一南拿着稿子老老实实跟出版社交底:“对不住,写跑题了,你们还是另外找人写吧。”没想到编辑看完稿子激动地说:“太好了!长征我们找别人写,你就照这个思路写下去!”

今天被形容为鸿篇巨制的《苦难辉煌》,就这样歪打正着地偶然上路。

走到这一步,金一南才下决心写一部自己心中的党史。他当过机械工人,参军后在部队长期从事技术工作,既非历史专业,也无文学建树,写党史的思路和别人大不一样。他构建了一个宏大的视野,引入共产党、国民党、苏俄与共产国际、日本昭和军阀集团4条主线,做了详细的年表。“年表里列出了每一天这四方力量分别在做什么,形成详尽的横向比较,光是这几个年表就有200多万字。”

紧张写作期间,金一南犯痔疮,动了手术。出院后无法坐着写稿,夫人为金一南在地上铺上被褥,他就趴在地上对着“386”电脑写。“趴着写很难受,两三分钟脖子、手肘就酸痛难忍,可我就是停不下来。那时住房很小,经常是夫人在客厅看电视,我趴在电视柜旁边写书。”看着整天趴在地上敲键盘的丈夫,从来不爱照相的金夫人竟然鬼使神差,拿起相机,留下了金一南趴在地上写作《苦难辉煌》的珍贵照片。

这种狂热的写作状态持续了很长时间,“别人说很苦,我一点不觉得。和笔下人物一起神游在那个狂飙突进的年代,无比快乐”。从1994年《苦难辉煌》最初动笔时,金一南是个团职干部,到2009年最终出版时,将近15年过去了,作为军职干部的他服役期也快届满。

出版时又出现问题。“50多万字的书、没有一张插图、字还这么小、印得密密麻麻,还是写党史军史,现在能卖出去吗?”出版社找来业内“大佬”咨询。来人简单翻了翻,说了一句“这样的书,也就六七千册”。他的意见让大家面面相觑:“要不先印几千册吧?保本就行。”没想到几千册很快卖光,加印,加印,再加印,还得加印……谁也没有想到这本不被看好的书就这样火了起来。不仅受到市场的好评,还获得高级干部的认可。有一次,金一南去国家发改委讲课,主持人是机关党委书记,他在介绍金一南时讲了个故事:“有位同志在机场读《苦难辉煌》,结果读得太入迷,把飞机误了,于是索性在机场休息室里看了7个小时,一口气看完。这个同志,就是敝人。”金一南在湖南、湖北、吉林、江苏等地讲课时,省里的党政领导不约而同地告诉他,习近平同志推荐他们读《苦难辉煌》。几位中央领导同志看完书后,专门约金一南谈这本书。一位领导同志说,他是在福建一个小地方的书店里发现这本书的,翻开前言,就被深深吸引。听到这些,金一南也很感慨:“我真没有想到,原本为回答自己内心问题而写的书,会受到这么多领导同志认可。”

金一南认为,《苦难辉煌》能受到好评,最大原因是它对今天有借鉴意义。“一位哲学家讲过:如果对前景感到迷茫,不妨回头看看过去。今天我们就面临很多问题。回过头去看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完成其他政治力量无法完成的使命,就因为他最英勇、最顽强、最无私利、最能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忘我奋斗。这是他‘登高一呼,云集者众’的力量来源和资本。虽然革命时期与建设时期对党的要求不同,但共产党有一点绝对不能变,就是中南海大门口那5个字——‘为人民服务’。这是我们永远不能改变的宗旨。共产党绝对不能变成为家族利益、集团利益服务的政党,不能变成‘先富起来’的人。”

这正如国防大学刘亚洲政委对《苦难辉煌》的评价:看似写历史,实则写现在;看似问过去,实则问将来。





http://military.people.com.cn/n/2014/0227/c1011-24485114.html国防大学金一南少将对本刊讲述

中国军人的担当


□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许陈静 李静涛 王乐然
2014年02月27日    来源:人民网-环球人物   


人物简介

金一南,1952年出生,1972年入伍,现为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主要研究方向是国家安全战略、国际冲突与危机处理等,著有《苦难辉煌》《心胜》等。党的十七大代表,曾获国务院新闻办“中国国际新闻奖”、国防大学“刘伯承优秀科研成果奖”等。



“毛泽东、蒋介石二人,心头皆有主义,手中皆有枪杆,历史选择他们代表各自的阶级和政党,用手中的枪杆和心中的主义,用对历史的感触和对未来的憧憬,在现代中国猛烈撞击,用一场又一场生死拼杀演出一幕又一幕威武雄壮的活剧来。”

“彭德怀和林彪相较,说勇林不如彭,说谋彭不如林。彭德怀是一团火,一团从里烧到外、随时准备摧枯拉朽的烈火;林彪则是一潭水,一潭深不可测却含而不露的静水。‘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前半句可形容彭,后半句可形容林。”

“自从人类被划分为阶级以后,阶级的核心就是政党。政党的核心是领袖。领袖的核心是什么呢?是意志,与思想。有的领袖提供意志,有的领袖提供思想。

所以列宁说,需要一个领袖集团。

但列宁本人,既提供意志,又提供思想。

毛泽东也是如此。

仅就此点来说,蒋也不敌。”

……

很难想象,这些话出自一部党史,一部习近平总书记推荐给省部级官员阅读的《苦难辉煌》。这些话很大胆,对重要人物犀利点评,将矛盾双方拉到一起比较;行文却像聊天一样直白,像散文一样优美,像随笔一样自由,像演说一样热烈。人们早习惯了党史是一张严肃的面孔,到了《苦难辉煌》这儿,变得如此鲜活和生动。

这还是党史吗?有人质疑过。但党的总书记在读它,省部级官员在读它,年轻人也在读它——得知记者要去采访此书作者、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金一南少将,一名“80后”拿出自己的《苦难辉煌》,交给记者索要金一南的签名,扉页上写着读后感:“一本每一字每一句都能触动‘萌点’的书,实在是可遇不可求,2009年8月4日。”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书磊评价是:作者怀有对中国革命史压抑不住的强烈的审美冲动,和强烈的英雄主义情怀。

从2009年出版至今,《苦难辉煌》卖了近200万册,金一南还因此登上“中国作家富豪榜”。他直言想不到:“想不到能有这么多读者。想不到这么多高级领导干部,包括总书记会看。如果我当时知道今天的结果,也许手一哆嗦,就写不出来了。”

“共产党人绝对不能追求自己首先富起来、家族首先富起来”

金一南年过六旬,军装笔挺,身姿挺拔,一开口就像天生的演说家,语言极富感染力。眼镜后的一双笑眼,流露出学者的持重与可亲,正符合人们对儒将的想象。这天还没有开学,但他案头已堆满工作。全国人大常委会邀请他讲课,他为此写了6000多字的提纲。自从2009年7月24日走进中南海、给第十七届中央政治局讲课后,他一直是最受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欢迎的主讲人。

但金一南更愿意回顾那些平凡的日子。“动笔写《苦难辉煌》时,我是个团职干部。没有人给我这个任务,就是自己想写。我一直在想,最初只有50多人的一个党,凭什么短短28年就夺取全国政权?这本书是写给我自己、解我内心困惑的,‘我以我笔写我心’。”

上世纪九十年代出书不难,出版社经常组织“剪刀+糨糊”式的写作班子。当时,有出版社找到金一南,希望他参加一部丛书的撰写,负责红军长征部分,拼够资料就行,不超过20万字,3个月交稿。当时金一南已经做了上百万字的党史、军史的笔记,但从没写过书,想借此练练笔,就应了下来。没想到一提笔就一发而不可收,长期积累的感受喷涌而出,“要求不超过20万字,可我已经写了10万字,红军在江西还没出发,这不是小学作文说的‘跑题了’嘛!”3个月期限将至,金一南拿着稿子老老实实跟出版社交底:“对不住,写跑题了,你们还是另外找人写吧。”没想到编辑看完稿子激动地说:“太好了!长征我们找别人写,你就照这个思路写下去!”

今天被形容为鸿篇巨制的《苦难辉煌》,就这样歪打正着地偶然上路。

走到这一步,金一南才下决心写一部自己心中的党史。他当过机械工人,参军后在部队长期从事技术工作,既非历史专业,也无文学建树,写党史的思路和别人大不一样。他构建了一个宏大的视野,引入共产党、国民党、苏俄与共产国际、日本昭和军阀集团4条主线,做了详细的年表。“年表里列出了每一天这四方力量分别在做什么,形成详尽的横向比较,光是这几个年表就有200多万字。”

紧张写作期间,金一南犯痔疮,动了手术。出院后无法坐着写稿,夫人为金一南在地上铺上被褥,他就趴在地上对着“386”电脑写。“趴着写很难受,两三分钟脖子、手肘就酸痛难忍,可我就是停不下来。那时住房很小,经常是夫人在客厅看电视,我趴在电视柜旁边写书。”看着整天趴在地上敲键盘的丈夫,从来不爱照相的金夫人竟然鬼使神差,拿起相机,留下了金一南趴在地上写作《苦难辉煌》的珍贵照片。

这种狂热的写作状态持续了很长时间,“别人说很苦,我一点不觉得。和笔下人物一起神游在那个狂飙突进的年代,无比快乐”。从1994年《苦难辉煌》最初动笔时,金一南是个团职干部,到2009年最终出版时,将近15年过去了,作为军职干部的他服役期也快届满。

出版时又出现问题。“50多万字的书、没有一张插图、字还这么小、印得密密麻麻,还是写党史军史,现在能卖出去吗?”出版社找来业内“大佬”咨询。来人简单翻了翻,说了一句“这样的书,也就六七千册”。他的意见让大家面面相觑:“要不先印几千册吧?保本就行。”没想到几千册很快卖光,加印,加印,再加印,还得加印……谁也没有想到这本不被看好的书就这样火了起来。不仅受到市场的好评,还获得高级干部的认可。有一次,金一南去国家发改委讲课,主持人是机关党委书记,他在介绍金一南时讲了个故事:“有位同志在机场读《苦难辉煌》,结果读得太入迷,把飞机误了,于是索性在机场休息室里看了7个小时,一口气看完。这个同志,就是敝人。”金一南在湖南、湖北、吉林、江苏等地讲课时,省里的党政领导不约而同地告诉他,习近平同志推荐他们读《苦难辉煌》。几位中央领导同志看完书后,专门约金一南谈这本书。一位领导同志说,他是在福建一个小地方的书店里发现这本书的,翻开前言,就被深深吸引。听到这些,金一南也很感慨:“我真没有想到,原本为回答自己内心问题而写的书,会受到这么多领导同志认可。”

金一南认为,《苦难辉煌》能受到好评,最大原因是它对今天有借鉴意义。“一位哲学家讲过:如果对前景感到迷茫,不妨回头看看过去。今天我们就面临很多问题。回过头去看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完成其他政治力量无法完成的使命,就因为他最英勇、最顽强、最无私利、最能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忘我奋斗。这是他‘登高一呼,云集者众’的力量来源和资本。虽然革命时期与建设时期对党的要求不同,但共产党有一点绝对不能变,就是中南海大门口那5个字——‘为人民服务’。这是我们永远不能改变的宗旨。共产党绝对不能变成为家族利益、集团利益服务的政党,不能变成‘先富起来’的人。”

这正如国防大学刘亚洲政委对《苦难辉煌》的评价:看似写历史,实则写现在;看似问过去,实则问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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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时代有大挑战,更需要大担当”

《苦难辉煌》给金一南带来巨大的成功,但他没有停下脚步,依然继续思考。这几年,他相继出版了《浴血荣光》《心胜》等书。现在,出版社还在翘首期盼他的《心胜2》。元宵节的前一天,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大时代要有大担当》,再次引发关注。依然是饱含激情的笔触,讲述他对这个时代的理解和对国家未来的期待。

环球人物杂志:为什么会提出“大时代要有大担当”这个命题?

金一南:大时代也有大问题,很多问题是国家发展过程中积压下来的历史问题,这是我提出要有大担当的出发点。

今天这个时代,是一个条件好到前人从来没有过的时代。从物质条件说,30年前我在连队时,一个人的伙食标准是四角五分钱。8个人一桌的午饭就是玉米面发糕配两块酱豆腐。我们连队有位身材高大的技师,他经常一筷子夹走1/3的酱豆腐。大家对他不满意,评先进从来没他的份儿。他也没办法呀,饭量大,吃不饱。再看现在,连队的战士都是分餐制,伙食条件很好。这样的物质条件,过去我们怎么敢想?

这个时代也给人们提供了非常自由的发展空间。今天的年轻人经常为自己要不要去体制内纠结。过去呢?我们只能服从组织安排。以前常有人说自己怀才不遇,现在却是经常找不到人才。央视一位领导说过,他现在是擦亮眼睛找人才,是千里马你就放开了跑呀,是人才,谁不想用?

但这个时代也有问题。这是一个知识碎片化的时代,大家什么都知道一些,什么都了解得不深,社会充满急功近利的浮躁情绪。我们今天不缺聪明人,不缺高学历者,但太多的人一见困难,马上就撤。大智若愚、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执着者太少。所以一个人要做到有担当,先要有一股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劲头。具有这种担当的决心和意志,才称得上是真正的人才。

环球人物杂志:一个军人,一个官员又该如何担当?

金一南:现在,不论在地方还是军队,很多人认为最高标准就是听话,和中央保持一致,自己没有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这就是典型的不担当。用“与中央保持一致”为借口,推卸自己的责任。解放战争时期,粟裕多次提出与中央不同的作战意见,却受到毛泽东的赞赏,这才是担当。没有这种担当,难以想象淮海战役是如何成功的。如今有的干部只想着任内不出事就好,以乌纱帽为最高标准,一旦出了事,就是对手怎么狡猾、情况如何复杂,不愿从自身找原因。为官一任,在“take”(索取)和“give”(付出)之间,一些人只讲“take”不讲“give”,更谈不上什么担当了。

环球人物杂志:但现在有种说法,敢担当的干部容易得罪人,被人告、被人查;不担当的老好人、和稀泥的人反而提拔得快。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

金一南:这就要求干部任用不能只看档案,只看学历、经历。过于强调这些,很多人会削足适履:没有学历,我弄个假学历;没有基层经历,我想尽办法也弄个类似的经历。这种状态下,如何让干部们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做实事呢?另外就是“稳定高于一切”成了硬标准,干部想的就不是做些什么,而是摁住什么、捂住什么。只要不出事,我的官位就很稳。更有甚者,在自己任内不顾后果大把花钱,一屁股烂账留给继任者去偿还,只要自己平安无事,管它今后洪水滔天。这样的人不仅不是好干部,更不是合格的共产党人。必须通过使用一批敢于担当、目光长远、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功成不必在我”的干部,才能树起风气来,逐步解决这个问题。
“军队要把钱管好”

“习近平总书记说的以‘壮士断腕’的勇气推进改革,就是大担当。”金一南1972年参军,在他42年的军旅生涯中,亲历了军队数次变革,十八大之后开始的新一轮军队改革和从严治军,让金一南尤为振奋:“如果说以前有的人可以在军队‘混日子’,现在就不再好混了。”

环球人物杂志:自十八大以来,军队改革是全社会关心的热点。您经历了解放军哪几次大的改革?

金一南:改革开放之前,解放军的变革多是装备层面上的。改革开放之后,解放军先后经历了3次发展思路和建军模式的重大转变。

第一次是1985年邓小平领导的百万裁军。从这次裁军开始,解放军改变过去依靠人数优势、进行大规模地面作战的思路,开始走上精兵之路。

第二次是从1991年海湾战争到1999年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整个军队建设思路的调整就是“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这是建军模式的第二次重大转变。

第三次就是十八大之后开始的这次军队改革了。

环球人物杂志:军委主席习近平主导的这次改革有什么新特点?

金一南: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提出“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没有任何一届中央全会提出内容如此详尽具体的军队改革方案。其中“优化军委总部领导机关职能配置和机构设置,完善各军兵种领导管理体制”,“调整改善军兵种比例、官兵比例、部队与机关比例,减少非战斗机构和人员”,“依据不同方向安全需求和作战任务改革部队编成,加快新型作战力量建设”等等,都可谓切中要害。习主席这次军队改革遵循的思路是“一切以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为目标,以战斗力为根本标准”,而不是注重部门间利益与关系的平衡。这必然会触及军队一些人、一些团体的实际利益,但必须下定决心进行下去。

环球人物杂志:媒体曾大胆预测,认为“七大军区”将改为“五大战区”。据您了解,是否有这样的改革计划?

金一南:军队改革的具体步骤不能妄加预测,而要由中央军委决定。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就是战区划分一定要符合未来战争的要求。目前七大军区的划分,大体上是依据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对国家安全形势的判断:敌人从四面八方入侵,将国土切割成几块,则每个军区相当于一个独立的战区,分区作战,陷敌人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但这样的安全形势一去不返了。当今世界,没有任何一支力量有能力入侵、肢解、占领中国。随着安全形势的变化,改革是必然的,因为过去那套体制无法很好适应今天的情况。

环球人物杂志:有人说,改军区为战区是向美军学习。而您曾说过,“如果只是按照美国的模式改造自己,肯定要失去自己的特色”。中国军队在改革中应该保留什么特色?

金一南:1991年海湾战争后,美国的作战模式对我们冲击非常大。我们一度大量翻译美军的作战条例、军事报告,无形中开始参照对方的模式和标准来建军。

但同时,美军却在研究我们的作战精华。美国每年会发表一本《中国军事力量报告》,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2007年至2008年的报告中有一章专门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战术”,里面有一句很醒目的话“You fight your way,I fight my way”(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这句话是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在美国看来,“它颠覆了世界胜败的标准”。自古胜败标准都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占领城市”。但毛泽东的标准是:只要游击队不被消灭,就是胜利;对方正规军不能全胜,就是失败;只要我还活着,敌人就失败。“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十六字诀是中国定的标准,颠覆了整个世界的军事体系。

所以,军队需要借鉴最新的作战方式,但取胜之道还得靠自己。今天我们仍然要记住,我们不只是接受规则,也要制定规则。

环球人物杂志:这次军队改革力度很大,是哪些因素促成的?

金一南:国际形势和国家发展的新情况是推动军队改革的主要原因。建设一支与我们国际地位相称、与国家安全和发展相适应的强大军队,已经成为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

过去军队有句话,“经费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有人质疑解放军战斗力不高,我们可以说军队没钱,所以装备受影响;有人质疑解放军人员素质不高,我们还是说军队没钱,所以招不来人才、留不住人才。但现在,我国的军费达到1100多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亚洲第一。回想当年,邓小平有个愿望,就是等国民生产总值到10000亿美元时,能够拿出100亿美元来投入国防,提升军队的战斗力。现在,我们的军费是邓小平愿望的10倍还多。再用经费不足当借口混日子是不行了。充足的经费是军队发展的动力,也是压力。如果建立不起与投入相应的战斗力,军队上对中央下对百姓怎么交代?

环球人物杂志:从2013年起,解放军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长期以来部队内部反映强烈的问题得到遏制。截至去年年底,全军清退了2.7万多套不合理住房,压缩公务用车2.9万多辆,总后勤部原副部长谷俊山案也被公开披露。您如何看待军队腐败问题?

金一南:我们现在强调军队战斗力的重要性,但腐败无疑会严重腐蚀军队的战斗力。它不仅仅带来经济和装备上的损失,还会使我们已有的枪炮“生锈”,使我们已经形成的战斗力大大下降。因此军队的反腐是和提升战斗力相联系的。解放军在战争年代浴血奋战,在建设年代辛勤付出所建立起来的声望,决不能被腐败分子毁了。

环球人物杂志:人们有一个共识,腐败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那么对军队来说,腐败问题是不是也关系到生死存亡?

金一南:军队存在腐败,这个问题不能回避,但如果因此说军队整个腐败了,那也是危言耸听。固然有谷俊山这样丢尽军队脸的败类,但更多的军人、整个军队的主流还是好的。我们周围有很多战友,都在尽心竭力地工作和奋斗。我相信,军队里纯净、光明的一面一定会战胜腐败、阴暗的一面。去年两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在解放军代表团的讲话中说,军队要把钱管好。这是对我们的重大提醒。

环球人物杂志:除了腐败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人们担忧的——解放军经历的和平太久了,军人会不会变娇气了,战斗力变差了?

金一南:习近平主席曾说,军人要有些血性。军人的血性是什么?就是为了国家和民族不惜抛洒自己的一腔热血。就像毛主席赞赏彭德怀写的那首诗一样,关键时刻看“谁敢横刀立马”。

今天的军人还有没有这样的血性?去年年底,我们带着省部级干部国防研究班的学员去湖北参观空降兵第十五军。很多省部级领导拉起空降兵战士布满老茧的手,都泪流满面。常年战略训练,他们的手像粗粝的钢铁一样!我们在山东观摩26集团军特战部队训练,是4月初,战士们在冰冷的泥浆里摸爬滚打。当天的风力已经超过安全标准,干部战士照样临空而降。能说中国军人没有血性、没有战斗力吗?

今天的问题不在于基层官兵的训练和素质,而在于高级军官的抱负、追求和精神状态。军委一位领导同志说:我们今天的差距关键是领导干部的差距,关键是高级领导干部的差距,不解决这些差距,强军目标实现不了。
“中国需要安倍这样的反面教员”

环球人物杂志:说到军队的战斗力,大家自然而然会想到一个问题:中日是不是必有一战?如果这一战不可避免,中国军队的胜算有多大?

金一南:海洋争端存在于中日之间,但战与不战则在中美。日本目前没有能力单独抗衡中国,2012年9月“购买”钓鱼岛之前,它要连续数次让美国声明《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借他人之力实现自己目标,恰恰反映日本自身的力不能及。

美日关系中,美国是主子,日本是仆人。仆人能当家吗?美国在符合自身利益时,才允许日本打美国牌,一旦闹过头,美国就会出面压日本。现在美国想打仗吗?它不想,当然我们也不想。所以总体来看,中日海上争端,只要中美保持战略清醒,大局可控。

但有一点必须明确:我们不怕战争,不会后退。和平和安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和平可以在没有尊严的情况下获得,牺牲尊严就可能换来和平;安全则是有效维护自己的权利。我们今天追求的是国家安全,不是没尊严的和平,这一点必须让日本明白。

在国家安全问题上,我们一些人想得很功利。中日会不会发生战争?不会,我们就往前走走;会,我们就往后退。中国能打赢吗?能,我们就往前挤挤;不能,我们就往后退。这都是功利的算计。我们谈中日可能的冲突要特别注意,尊严也是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尊严从何而来?来自让对手知道,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会坚决捍卫自己的尊严。

环球人物杂志:也就是说,在中日之间,尊严比胜败还重要?

金一南:对。如今部分国人的行为让世界以为中国人很功利,有好处就上,没好处就溜。这个印象会给中华民族带来灾难。有些国家会据此判断:只要我硬,中国就软。所以中国现在需要的不是对战与不战、胜与不胜的争论,而是要展示自己为捍卫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不惜一切的气魄。这一点超越胜败。

环球人物杂志:中日对抗,会影响我们的发展吗?

金一南:实际上,我们今天如果没有日本首相安倍这样的反面教员,就太容易昏昏然了。对抗其实是种检验。中国到底行不行?哪里还不行?通过对抗一目了然。对抗也是种机会。解放军过去的一切荣誉来自陆军,海空军是我们的短板,而日本的海空力量是其优势。中日对抗,正好可以提升我国海空军的实力。虽然是被迫的提升,但事实的确如此。一个国家能力的提升,靠嘴说没用,唯有靠实践牵引和推动。这种牵引和推动有可能使我们实现飞跃。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中、日、美、俄四国的战略关系是怎样的?

金一南:四国中,美日靠得最近。中俄靠拢一直是西方的噩梦,因为中俄靠拢产生的力量太强大了,所以西方总会想方设法离间中俄。中俄想要恢复中苏同盟那种关系已经不可能,但双方靠近,能够彼此获得一个可靠的后备,维护自己的利益,也照顾对方的利益。在这一点上,中俄是有默契的。

同时,美日同盟也并非坚不可摧。日本所谓的“国家正常化”,核心就是要脱离美国的控制。美国对此很明白。历史上,给日本造成最大伤害的是美国,给美国造成最大伤害的也恰恰是日本。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前任司令托马斯·法格曾告诉我,每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纪念日,很多美国人会去夏威夷的亚利桑那号战舰纪念馆参加纪念仪式,最早进去的1900多人,每人可以拿到一朵花投向大海,每朵花都系着一个牌子,写着一名遇难官兵的名字。我问法格,有日本人参加这个仪式吗?法格说:从来没有。可想而知,两国内心深处至今埋藏着巨大的隔阂。

不盲目认为美日关系是铁板一块,同时维护好中俄关系,这是目前中国该做的。

环球人物杂志:中国民众和舆论始终希望解放军更强硬。但只要我们表现出强硬的一面,其他国家就渲染“中国威胁论”。解放军如何应对这种矛盾?

金一南:我们要有自知之明,解放军的确发展了,但要走的路还长。现在有一些过分宣扬军队能力的言论,造成民众的期待值虚高。比如“歼—20”隐形战斗机、“运—20”大型运输机试飞后,舆论沸腾。但有多少人知道,它们形成战斗力要在数年以后?过分渲染我们能力的报道有害无益,也不实事求是。我们还是应该像邓小平说的:多做少说,先做后说,只做不说。

至于其他国家要说什么,就让他去说。军队必须产生威慑力,否则要军队做什么?毛泽东在1975年对海军做最后一次指示时说:“海军要搞好,使敌人怕。”一句话胜过现在千言万语的论述!就是要让对方感到怕、感到威胁,才不敢放肆,才能制止对手于冒险之前。不战而屈人之兵,需要的就是这一点。

“美国在塑造英雄,我们在推倒英雄”

在采访中,每当谈及中国军人的血性、基层军人的刚毅艰苦,金一南都会眼含热泪。从他的办公室望出去,视野范围正是从国防大学到军事科学院一带,这里几乎云集了全军的知识精英。他们思维活跃,广泛接触社会思潮。金一南和这一大批军方知识精英对社会热点问题也形成独立的见解。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有人担忧,中国人信仰缺失,中华民族精神缺失。您认为,是什么造成了这个问题?

金一南:我认为是教育。讲两个我知道的事情。

一位在地方工作的朋友跟我讲过一件事,他的小孙子在美国上到小学三年级回国读书,上学第一天回家就哭了。怎么回事?小孙子说:班上同学都在骂美国,我很生气,但又争不过他们。这个朋友十分震惊,没想到这个孩子在美国只读了3年书,爱美国爱得那么深。这就是美式爱国主义教育的成果。

黑龙江一位边防团长告诉我,中俄边境会谈,他在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的烈士陵园里,看见幼儿园老师带着孩子围坐在一起,讲烈士的故事。老师哭,孩子哭,大人小孩哭成一团。这位团长感慨地说:我们现在还有能在烈士陵园流泪的老师吗?信仰缺失、精神缺失,问题不在孩子,在老师。我们今天有多少做父母的、做老师的,在公开场合诋毁狼牙山五壮士、诋毁雷锋、诋毁我们一个又一个英雄?

我亲身经历了美国人是如何塑造英雄的。麦克阿瑟在美军内部是一个长期饱受争议的人,刚愎自用,唯我独尊,曾经给美国带来不小损失。现在不一样了。我先后4次访问五角大楼,麦克阿瑟的形象一次比一次高大,如今已经成了完美无缺的英雄。他的烟斗、软檐帽、手枪、钢笔,在五角大楼里到处可见。在美国陆军指挥与参谋学院有间麦克阿瑟办公室,我前往访问时,他们在“麦克阿瑟办公室”的牌子下贴我的名字,作了一天“金一南办公室”,告诉我“这是你在这里获得的最高荣誉”。

我们多少人在推倒自己的英雄。一个民族若背弃了自己的光荣与梦想,除了成为个人利益至上的一盘散沙,还能有什么结局?

环球人物杂志:还有一个担忧是道德滑坡,导致假冒伪劣产品泛滥,各种关系学盛行,人们生活于“在家吃饭不安全,出门办事得求人”的怪圈。

金一南:这是过分逐利的结果。我们以前过分强调市场,一切交给市场配置。这是一个误区。市场提高效益的同时也会带来负面影响,比如说一切向钱看、向权看,就滋生了造假、人情和道德滑坡。

公平和效益是矛盾的,社会主义强调公平,资本主义强调效益。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力图让效益和公平结合。就算是美国,也有凯恩斯主义,也讲国家调节。行政手段必须参与市场的调节,避免人们不择手段地追逐利益。
出身将门的苦孩子

金一南对今天的中国有这样深刻的认识,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丰富而坎坷的人生经历。金一南的父亲金如柏1930年在江西投身革命,走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母亲郑织文,当年怀着一腔热血,从河南老家跋涉14天到达延安,成长为一名战地护士,与金如柏结为伴侣。

1952年,金一南在江西出生,先随父母在昆明度过了童年,后举家来到北京。金家六姐弟中,他排行第五。虽然出身将门,但金一南没享受到父辈的荫庇。“文革”开始后,父母遭到迫害,他沦为“黑帮子女”,初中刚毕业就到小工厂当烧瓶工。在烟熏火燎的车间,金一南烧了3个月的瓶子,双手有6个指头被烫得发白,从蒸锅里端滚烫的饭碗,也没有一点感觉。

金一南没有怨天尤人,反而更加努力地工作。他曾为完成一批紧急加工任务,连续工作36小时,手被划破了,就把血往裤腿上擦。直到1972年,随着林彪集团的覆灭,父亲获得平反,金一南才如愿参军。他先后做过无线电技师和军体教员,在基层当了12年兵。

1984年,金如柏去世,32岁的金一南被调回北京,分配到解放军政治学院(国防大学的前身之一)。只有初中学历的金一南,进了校办企业。厂子在大西北,那3年时间,烈日下的茫茫戈壁成了他最熟悉的景色。

1987年,金一南被分配到学院图书馆。在那里,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埋头自学军事理论知识。他无意间翻出一张表格“1936年世界各大国陆军实力比较”。上面记载,当时中国陆军220万人,世界第一,日本陆军25万人,世界第八。再对比中日两国装备,中国陆军主力师的装备堪称世界先进水平,并非传统史料中所描述的“敌强我弱”。金一南有感而发,写下了《军人生来为战胜》一文:“一支平素慕于虚荣而荒于训练、精于应付而疏于战备的军队,一支无危机感紧迫感的军队,一支没有军人枕戈待旦的军队,兵力再多、装备再好,也无有不败。”

1995年,金一南写成22万字的《装甲战》一书,可惜送到出版社没有引起任何重视,最后书稿还被编辑弄丢了。由于这份书稿全是手写的,没留底稿,金一南痛心不已。

金一南在图书馆默默待了11年。直到1998年,美国国防大学校长切尔克特第一次到中国国防大学访问,筹备会上,校方负责接待的人员连切尔克特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反倒是金一南对此人了如指掌。他向大家讲述了切尔克特的经历,把切尔克特近期发表的文章题目和观点整理成书面材料,还提供了从互联网上找到的切尔克特照片。校长很专注地上下打量着金一南,最后说:“下午2点之前,把你掌握的所有材料送到我的办公室!”

这是金一南人生的又一次转折,好几个教研室都想把金一南调去。最终,金一南进入中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正式踏上军事理论研究的道路,一直走到了今天。

“年轻人要敢于被埋没”

讲起早年岁月,父亲是金一南怎么也绕不开的话题。金如柏战功赫赫,金一南却一路坎坷,这在今天看来难以理解,但金一南认为,这正反映了父亲那一代军人特有的个性。他向记者讲述了父子间的一段往事——

入伍第一年,金一南表现突出,武汉空军教导队让他试讲了一堂课,效果非常好。教导队领导决定把他留下来当教员或区队长,提前提干。金一南很兴奋,写信给家里报喜。未料到父亲很快回信,异常干脆:“立即返回部队,好好当兵,从基层干起。”

父亲还找到武汉空军的老战友,让儿子马上归队。金一南就这样回到部队。教导队领导后来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武汉空军司令部要打来这么一个电话。后来金一南明白了父亲的苦心,父亲说:“你才当了3年工人,当兵也没满一年,在基层时间太短,对基层还不够了解。只有从基层干起,你才能真正了解国家、真正了解军队。”

过了一段时间,父亲第二封信到了,这次是自我检讨:“让你回基层,从主观上看我也犯了错误,只想到让自己儿子经受锻炼,没有考虑到你首先是组织的人,首先应该服从组织的安排。组织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我不做过多干预。影响组织决定,也是我的错误。”

这封信让金一南感慨颇深。“父亲那代人就是这样。他不是把你提起来,而是把你摁下去。就连后悔,都不是对不住孩子,而是对不住组织。他1984年去世时,我只是个营职干部,而且服役期快满。从营职到团职到师职,我都是勉强赶上‘末班车’。”如今,金一南完全理解了父亲:“对父亲来说,没有中国革命,他可能永远是江西的一个贫农,革命改变了他的命运。他心里只有党,不会把家庭利益放在第一位。他留给我们的家风,就是‘做真人’。虽然一辈子受了不少委屈,但直到人生最后时刻,他都不允许身边人讲党和军队一个‘不’字。父亲那代人,是无法复制的。”

“那您自己做父亲后,是一个为孩子谋前程的父亲,还是一个摁住孩子去锻炼的父亲?”记者问道。

金一南坦然道:“我女儿不在军队工作,喜欢自我选择。不论她干什么,我要求她一定要了解自己的国家,要多看看最贫困、最偏远的地方。”

在采访的最后,我们问金一南,有什么人生感悟可以告诉年轻人。金一南沉思片刻,说:

“我跟年轻人分享两句话吧。第一句是‘做难事必有所得’。我大半辈子的经历就是做难事,迎接各种挑战。年轻人不要有太强的趋利避害的想法,要主动做难事,敢于吃亏,敢于被埋没。这个时代充满了机会,但机会来临时,还是要看自己的积累够不够深厚。

“第二句话是‘越是喧闹,越是孤独;越是寂寞,越是丰富’。这是我自己的座右铭。当周围熙熙攘攘、自己不得不随波逐流时,内心其实非常孤独,不知该何去何从;当离开喧闹的世界、自己独处时,才可以思考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这时候内心最充实。

“如今的社会太热闹了,全民娱乐,唯独缺寂寞。就说我们今天搞科研,很多都是群众运动式的。做个课题,你一章我一章,最后一拼凑就完成了。马克思的《资本论》是课题组的成果吗?真正的好东西一定是个人的,是诞生于‘宁静致远’的过程中的。这个时代就缺摒弃喧闹的勇气。一个真正沉下心来、甘于寂寞的人,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否则活了一辈子,最后还是在随波逐流,一无所成。

“我一直记得在大西北看到的画面:茫茫戈壁,在烈日下,一个三角形的路牌,在地上投射出一块很小的阴影。3个去上学的孩子,就挤在这仅有的阴凉下休息。不曾见过这样的场面,不曾了解今天的差距,就不了解今天的中国。我们有多少人生活在最发达地区,享受一流待遇,却满腹牢骚,指手划脚,舍我其谁。他们永远不会懂得脚下这片土地。所以今天的年轻人,不仅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要知道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听金一南讲完这段话,我们几位年轻记者注意到金一南办公室里的各种武器模型。茶几上两个模型是“歼—20”战斗机和“歼—31”战斗机;窗台上的模型是094型核潜艇;书柜顶上是99式主战坦克,会议桌上是“直—10”武装直升机……在他的讲述中,我们想起了《苦难辉煌》里的话:“列宁去世时不到54岁。斯大林42岁当上总书记。蒋介石39岁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1927年就义时,才38岁。毛泽东34岁上井冈山。周恩来29岁主持南昌暴动。聂耳为《义勇军进行曲》谱曲时,还不到23岁。寻淮洲19岁当师长,20岁当军长,21岁任军团长,22岁牺牲。邹容18岁发表《革命军》,20岁去世。那是一个年纪轻轻就干大事、年纪轻轻就丢性命的时代。无一人老态龙钟,无一人德高望重,无一人切磋长寿、研究保养。需要热血的时代,便只能是年轻人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