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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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卤煮的楼，方便我以后翻出来跟你嘚瑟基辛格对中国的评论！

欧洲风格的国际政治外交思想在中国经验里是没有的。西方列强的侵入被当作是一种类似于过去中国割据时期的阵痛。好像受自然规律的指定，这样的割据终究会在一个新朝代出现时天下一统，中国又会恢复为天下的中心。（“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句被奉为金科玉律的话语误国人不浅啊，译者注）

（在中国过去的经验中）中国作为中央的作用就是对周边的外邦给予不偏不倚的对待，她依据邻邦接受中国文化和服从礼数的虔诚度而回施亲和政策。

中国处理国际事务方式最显著的一点是它不是以纪念碑来彰显一时的胜利而是长期运用战略性的智慧。在中国的历史中，沿着漫长的不断推移的边界居住着数不胜数的“劣和谐等”民族，他们移动性很强而且经常武装得更好。在中国的北部和西部是一些半游牧民族如满族人、蒙古人、维吾尔族人、西藏人、最后是俄罗斯人，他们的骑兵可以轻而易举地跨过边境线直指中原农业腹地。而中国的反击却会遭遇不友好地形的阻碍和漫长后勤线的困难。面对中国的南部和东部是一些国家，尽管他们通常承认中国宇宙论，却是骁勇善战的民族。其中最坚韧不拔的是越河蟹南，她曾顽强地抵抗中国做老大并声称在战场上打败过中国。

中国不可能征服她的所有邻国。中国的人口主要是农民，他们喜欢在祖上留下的田地里耕作。中国的精英官员不是靠武功取得地位，而是靠学习孔子的课文和优雅的艺术，如吟诗作画。单个而论，那些蛮族就已经了得，要是他们联合起来对付中国可就不得了。　

万里长城，在西方看来是中国的巨大成就，但在抵御外强方面却不是一个成功的解决方案，只显示出中国防御的软肋。相反，中国的决策者们运用一系列的外交和经济手段把可能的外敌拉入中国管理的关系网里，其最大愿望不是去征服他们（尽管中国有时也发动军事征服行动）而是避免被侵略和防止蛮夷的联盟。


通过经济贸易刺激和政治舞台的技巧性运用，中国劝服邻族人按中国中心的规范方式生活，同时彰示令人敬畏的中国威严，以避免可能的入侵者胆敢考验中国的力量。其目的不是征服蛮夷而是“放松缰绳驰马”。对那些不听话的蛮夷，中国会采用离间计将其他们分化瓦解，这就是著名的“以夷制夷”方略。

这一方略的目标实质上是防御，即防止中国边境的蛮夷采取联合行动。这种蛮夷管理的原理已经结晶于中国的官方指导思想里，以致于当欧洲“蛮夷”开着炮舰抵达中国海岸时，中国官员也用前朝的语言来描述他们面对的新挑战。他们想先“以夷制夷”然后再安抚进而驯服“蛮夷”。他们就是用这一传统策略应对英国人最初的破门而入。他们把欧洲其它列强也请进门来，希望先挑起列强之间的争夺再操纵他们。

为了追求这一目标，中国的朝廷采取了相当务实的措施。中国人贿赂蛮夷，或利用汉人的多数去掺杂蛮夷的种族成分。当被打败时，中国人可以屈服于蛮夷，就像元朝和清朝之初那样，作为将他们中国化的前奏。中国朝廷经常实践一种在其他场合下被认为是阿谀奉承的手段，尽管是经过一番精心的乔装打扮使得中国官员不失其仁慈而高高在上的面子。汉代贾谊就曾提出过“五饵”政策以管理中国西北部的匈奴：

赐之盛服车乘以坏其目；赐之盛食珍味以坏其口；赐之音乐妇人以坏其耳；赐之高堂邃宇府库奴婢以坏其腹；于来降者，以上召幸之，相娱乐，亲酌而手食之，以坏其心：此五饵也。

在强盛期，中央王国的这一外交政策促进了帝国权力的意识形态合理化。在衰退期，它掩盖着中国的软弱使得中国能够暗中操纵各种竞争力量。

与这一区域近代崛起的权力竞争对手相比，中国是一个满足的帝国，没有多少扩张领土的野心。正如汉朝的一个学者所言：皇帝不辖蛮夷，来者不拒，去者由之。所谓大中华圈的目的就是与分离而顺从的边缘国和睦相处，而不是把他们纳入中国的统一版图之中。

中国基本的务实主义最显著的一种表现就是依附于征服者。当外国王朝在战场上取得胜利时，中国的官僚精英能够服务于征服者并以中国之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文化精深为理由请求征服者用中国的办法、中国的语言和中国的官僚治理中国。几代下去，征服者发现自己越来越像他们原来想要统治的中国人了。最后，连征服者的家园领地—当年向中国进攻的出发点—也被认为是中国的一部分了。他们发现自己在追求传统的中国国家利益，把征服工程整个掉了个头。


== 中国的现实政治和孙子兵法 ==


中国人一直是聪明的现实政治实践者和战略学的学生，只不过他们的战略和外交与西方所习惯的很不一样。动乱的历史教会中国领导人不是每一个问题都有一个答案并且过分强调对一件事情的完全掌控会扰乱宇宙的河蟹（有点量子力学测不准原理的意思，译者）。有太多可能的敌人（或不稳定因素，译者）以致于中国无法生存在绝对安全（稳定）之中。如果中国的命运是相对安全，那么它同时也意味着相对不安全，这需要学习十几个有着不同历史经历和雄心的邻国的语法。

中国的决策者几乎从不把宝押在一场全胜或全败的冲突结果上。持续多年的有计划性的运作更接近他们的风格。西方传统总是把在一场绝定胜负的力量冲突中获胜的英雄捧上领奖台，而中国的理想强调不显山露水地、间接地、有耐性地提升相对优势。


这一对比反映在每个文化的智力游戏当中。中国最耐久的游戏是围棋。围棋是一种以棋子（石子）圈地的游戏，它暗含了战略包围的概念。一个由19乘19条线构成的棋盘开始是空的。每个玩家有180个棋子供他用（分黑白两色），每个棋子的价值与其他棋子是相等的。玩家可以轮流将棋子随意放在棋盘上任何一个位置，目的是加强自己的力量同时包围和捕吃对手的棋子。几场角逐在棋盘上不同的区域同时进行。随着玩家实施自己的战略计划和应对对手的意图而落下每一个子，棋盘上力量的平衡逐步变化。在一个玩得好的棋局终盘，棋盘上布满了互相交错的力量地盘。优势的差额往往很小，在一个外行眼里，胜负不是一目了然的。

而西方的象棋则是讲究全胜。游戏的目标是将军，把对方的国王逼入死角。大多数象棋棋局的胜利是靠消耗角色棋子而取得的，很少的也有通过戏剧性的巧妙一击将军。象棋还有另一个结果就是平局，双方都放弃了战胜对方的希望。

如果说象棋代表一个决定胜负的战斗，围棋就更像一场战役。象棋玩家以胜负为目标。围棋玩家则争取相对优势。在象棋中，对手的实力全部展现在你的眼前，因为棋子都摆在棋盘上。围棋玩家不但要估算棋盘上已有的棋子力量对比，还要估算对手将要把下一子放在哪里（即隐形的力量演变，译者）。象棋教给我们克劳斯维兹的“重心论”和“决胜时刻论”—象棋的开局通常都是在棋盘中心展开厮杀。围棋教给我们战略包围的艺术。象棋玩家盯住对手的棋子以一系列头碰头的厮杀步骤消灭之，而围棋高手则走进棋盘上的“空地”，逐步加强自己或削弱对手的战略优势。象棋培养专一思维，而围棋则培养战略灵活性。

在中国的军事理论方面也存在相似的对比。它的基础是在一个动乱时期建立起来的，那时敌对的王国之间展开了残酷的斗争，使得中国人口迅速消减。应对这样的大规模屠杀（并希望在斗争中取胜），中国的思想家发展了一种强调通过心理优势取得胜利的战略思想并且提倡避免直接冲突。

这一战略传统的主要历史人物是孙子，他写了一部《孙子兵法》。而令人称奇的是没有人能肯定孙子确有其人。从古代起，学者就争辩《孙子兵法》作者的身份和著书年代。传说孙子名孙武，是一个中国历史上春秋时代（770-476 B.C.）的将军和军事顾问，他的军事箴言被他的学生收集记录成书。

两千多年以来，《孙子兵法》一直是中国军事理论的中心思想。它由古典文字以半诗词半散文的风格描述了孙子对战略、外交和战争的警世性观察和思考。它的格言在二十世纪中国内战中孙子的学生毛河蟹泽东手里得到活生生的再现，还有在越南战争，胡志明和武元甲也分别对法国人和美国人使出了孙子的间接攻击和心理战术。近年来在西方，孙子又获得了第二职业，他的著作《孙子兵法》大量流行，被当作企业管理的法宝。甚至在当今，孙子的课文读来还是很有接近现实的见识，使他无愧位列世界级的战略思想家。人们可以说美国在亚洲的几场战争中窘迫不堪是因为她违背了孙子的箴言。

孙子区别于西方战略家的最重要一点是孙子强调心理和政治因素大于军事因素。伟大的欧洲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斯维兹和安东尼。亨利。约米尼把战略当作政治之外的独立体系。甚至，克劳斯维兹的名言：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也是暗指战争是政治的一个新阶段。

孙子把两个领域合并到一起了。西方的战略家思考如何在决定性时刻组成压倒优势力量，孙子则建议提升政治和心理上的主导优势使得冲突尚未开始胜负便见分晓。西方战略家在战斗的胜负中考验他们的道理，而孙子在不战而胜中验证他的道理。


孙子关于战争的论述不像欧洲军事文献那么辉煌，它也不推崇个人英雄主义。他的论述甚至带有悲剧气质，如《孙子兵法》开篇的警言：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对孙子而言，胜利不简单是战场上军队的凯旋，而是军事手段企图捍卫的政治目标的最终实现。降低敌军的斗志或将他逼入无可逃脱的劣势境地比与敌人真刀真枪地在战场上相见是为上策。因为战争是复杂而绝望的事业，知己知彼是关键。战略较量可以演变为一场心理意志竞赛：

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

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



在理想情况下，主帅取得了主导优势就可以彻底避免了战争。在另一种情况下，他会在作足形势分析和后勤、外交和心理准备后给敌人以致命一击。所以，孙子说：

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

因为战略上攻击敌人和他的同盟有心理感觉要素，所以孙子非常强调诡计和欺诈，他说：

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


对于遵循孙子箴言的主帅来说，用诡计欺诈得来的胜利比战场上用兵要更人性化（当然也更经济）。《孙子兵法》建议主帅引诱他的对手帮助自己完成目标或将他逼入一个不可能获胜的位置使他不得不选择率全军（甚至全国）投降以自保。

孙子最重要的见识也许就是在军事或战略较量中，所有事情都是相互关联的：天气、地形、外交，无间道、后勤供给，力量平衡、历史认识、惊吓和斗志。每个因素都影响着其它，引发相对优势和动量的莫测变化。战争没有孤立事件。

因此，一个战略家主要不是去分析一个单独的事态而是确定它发生的因果关系。没有任何一个形势是静止的，任何一个状态模样都是临时的，同时也是演变的。战略家必须掌握它变化的趋势并利用它为自己服务。孙子用“势”来概括它的意思，西方没有相对等的概念。在军事意义上，“势”代表了一个正在展开的形势的战略趋势和它的“势能”。


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

《孙子兵法》的这些话就是教人因势而动，因势利导，方能取胜。


对孙子而言，一个战略家把握“势”就如水往山下流，自动地发现最快捷容易的路径。一个称职的主帅会等待时机率兵出战。他首先避开敌人的锋芒；他肯花时间观察战场上的战略形势变化以谋求利用。他研究敌人的斗志和物资准备，调集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并玩弄敌军的心理弱点—直到最后他察觉机会到来才向敌人的软肋给予致命一击。那时，他快速调动所有资源，像水往低处流一样，沿着最小阻力的进军路线突然出击，一举成功。《孙子兵法》讲的是心理和政治上的优胜而不是恐怖主义袭击。


总的来说，中国的政治学也倾向于把总的战略形势看作整体的一部分：好和坏、近和远、强和弱、过去和未来都是互相关联的。西方把历史看作一个通往现代化的进程，其间人类在一次次与邪恶和倒退力量的战斗中大获全胜。与之相反，中国人的历史观则强调一个衰落与复兴的循环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可以认识自然和世界，但不能完全控制它。（如老子所言：道可道，非常道，译者注）。人们能够把握的就是尽最大努力与河蟹共舞。因此，战略和政治仅是与对手“斗争共存”的手段。目的是把对手运作到弱势地位同时加强自己的势，或战略地位。

体育老师 发表于 2014-2-24 21:38
插卤煮的楼，方便我以后翻出来跟你嘚瑟基辛格对中国的评论！
刚刚发文，老湿就来拜读，果然是文学气息浓厚之人开课语文，必定桃李满天下。

第二章 叩头的问题和鸦片战争

　　在18世纪末，中国站在帝国伟大的高度。1644年，东北的满族部落骑马进入中国，建立了清朝，将中国变成一个军事大国。结合满族和蒙古族的军事实力和汉人的文化和政府实力，它开始了北部和西部的领土扩张计划，建立中国领域的影响力深入到蒙古，西藏，和现代新疆。中国站在亚洲占主导地位，它至少是地球上任何帝国的强大对手。

然而，清朝的高峰也变成了自己命运的转折点。对于中国的广袤财富吸引了西方帝国和贸易公司的关注，它们远在中国传统的世界秩序概念和国器范围之外经营。在历史上第一次，中国面临的“蛮夷”不再寻求取代中国王朝和宣称天意为己任；相反，他们建议用一种全新的世界秩序景愿更换中国中心系统，即自由贸易而不是进贡，设立驻京大使馆和外交交流体系，不要称外国元首为“尊敬的蛮夷”和要求他们承诺效忠北京的皇帝

中国的精英们还不知道，这些外国社会已制定了新的工业和科学方法，几个世纪以来首次—或许曾经—超越中国。在西方，蒸汽机、铁路、新的制造业和资本形成使生产力获得巨大进步。满怀着征服的冲动，他们蜂拥而入中国的传统势力范围，西方列强认为中国普遍称霸欧洲和亚洲是可笑的。他们决心将自己的国际行为标准强加于中国，在必要时动用武力也在所不惜。由此产生的对抗严重挑战了中国的基本宇宙观，留下的伤口在一个世纪后中国恢复天下一统的时代仍然化脓。

对于外国代表，进入中国的口岸和到达首都的途径有着严格的限制 。进入中国市场是有限，只有在广州（当时称作Canton）严密监管下的季节性贸易。每年冬天客商必须返航回家。他们不被获准进入中国进一步创业。行商条例故意在海湾举行。对这些蛮夷教授汉语或出售中国历史和文化书籍均是非法的 。他们的交流只有通过特别授权的当地商人 。

自由贸易、驻地使馆，和主权平等的概念—这些欧洲人在世界每个其他角落几乎都享有的最低权利—在中国闻所未闻。只有俄罗斯已经获得了一个默契的例外 。它的迅速东扩（沙皇的领域现在已覆盖清朝的新疆、蒙古和满洲领土）使其处于一个独特的位置威胁中国。在1715年，清朝允许莫斯科在北京建立了俄罗斯东正教领馆，它最终成为事实上的大使馆；是一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此类外国领馆的唯一。

西欧商人扩展接触，尽管十分有限，却被清朝视为相当放纵。在中国人看来，天子施仁，让他们分享中国贸易，特别是茶叶、丝绸、漆器和大黄，对这些东东西洋蛮夷大开其贪婪的胃口。欧洲离中央王国太远而不能沿着朝鲜或越南这条路线汉化。

最初，欧洲人接受了他们作为中国朝贡秩序中的有求者身份，在那里他们被称为“蛮夷”，他们的贸易被当作“贡品。”但是，随着西方列强财富和信念的增长，这种状况站不住脚了。

英国的第一个补救这种情况的重大尝试是1793年至1794年乔治?马戛尔尼勋爵访问中国。这是一个最显着的，最好愿望的，不带“军国主义”色彩的欧洲努力，企图改变当时的中西方关系格式，并实现自由贸易和平等基础上的外交代表 。 它彻底失败了。

马戛尔尼的使命在一些细节上有研究指导意义。特使的日记说明了中国如何看待其在经营实践中的作用—和中西方外交看法之间存在的鸿沟。马戛尔尼是一位杰出的公务员有着多年的国际经验和敏锐的 “东方”外交感察力。他也是一个有显着文化成就的人。他曾在圣彼得堡非凡的凯瑟琳大帝朝中担任三年特使，在那里他谈判了友好贸易条约。回来后，他发表了一个广受欢迎的著作，记叙了他对俄罗斯历史和文化的观察 。他后来担任（印度）马德拉斯总督。他具备同时代任何人最好的素质开创一个跨文明的新外交 。

马戛尔尼访问中国的目的，对当时任何受过教育的英国人来说，也显得态度谦虚—尤其是以最近在邻近大国印度建立的英国统治相映射。内政大臣亨利?登打士将马戛尔尼的指示限定在这样一个框架里，即试图实现“与一个也许是地球上最传奇的民族自由沟通。”其主要目的是在北京和伦敦互立大使馆和开放中国沿海其它口岸进行商业贸易。关于后一点，登打士提请马戛尔尼注意在广州的“令人沮丧的”和“任意的” 限制条例系统，它阻止英国商人从事“市场公平竞争”（一个在儒家中国没有直接对应的概念）。登打士强调，他应该否认任何对中国领土的野心—这必然会被迎接人认为是一种侮辱，因为它意味着英国有尝试此类野心的选择。


英国政府以平等条件对待中国朝廷，给予一个非西方国家以程度罕见的尊严而在中国被视为傲慢抗旨，这肯定会雷倒英国统治集团。登打士指示马戛尔尼趁“最早的机会，”给中国朝廷留下深刻印象，说英王乔治三世认为马戛尔尼的使团是到“一个世界上最文明、最古老和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大使，观察其著名的机构，与其沟通并必须在该国与我们的国家之间毫无保留的友好交往结果中获得好处 。”登打士指示马戛尔尼遵守“所有天朝礼仪，这些可能有失你的主权荣誉或降低你自己的尊严，从而危及谈判的成功。” 登打士强调，他不应该“让任何琐碎拘泥形式成为重要利益的障碍，”而这些只有使命成功才可能获得。


为了进一步帮助他取得目标，马戛尔尼带去了英国科学和工业实力不胜枚举的样品。马戛尔尼的主要随行人员包括一名外科医生，一名医生，一名机械师，一位冶金学家，一个钟表匠，一个数学工具制造商，和“五位德国音乐家”，他们将晚间演奏 。（这些表演是使团比较成功的方面之一。）他给皇帝的礼物包括一些工业制造品，至少有一部分目的是为了显示中国与英国贸易可能会获得神奇的利益：火炮，战车，镶满钻石的手表，英国瓷器（山寨版，清朝官员对源自中国的艺术形式表示赞许），乔舒亚?雷诺画的国王和王后的肖像画。马戛尔尼甚至带来了热气球，计划让他的使团成员乘其飞越北京，作为示范，但没有成功。

马戛尔尼的使团没有完成一项具体目标；观念的差距实在太宽。马戛尔尼意在表明工业化的好处，但皇帝将他的礼物理解为贡品 。英国特使期望他的中国东道主认识到，他们已经绝望地被科技文明的进步甩在后面，只有寻求与英国的特殊关系，才能纠正自己的落后。事实上，中国视英国为一个傲慢无知的蛮夷部落想获得天子的特殊青睐。中国仍然拘泥于其农业生产方式，随着人口增加，粮食生产比以往更加迫切，儒家官僚忽视了工业化的关键要素：蒸汽动力，信贷和资本，私有财产和公共教育。

第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发生在马戛尔尼一行到热河访问时，那是位处北京东北的皇帝夏宫，他们乘坐中国游艇沿岸游览，船上载满丰厚的礼品和美味佳肴，但悬挂着一条大幅标语，宣称“英国大使给中国皇帝进贡。”马戛尔尼为了保持与登打士的指示一致，决定“先不言语，保留自己的意见等到出现合适的机会再说。”当他接近北京时，然而，负责管理的行政官吏揭开了谈判的盖子，这时观念的差距反映在更清晰的光线下。问题是，马戛尔尼是否要向皇帝和谐？磕头，或是否像他坚持的那样，他可以遵循单腿而跪的英国定制 。

中方的陈述以一个迂回的方式开启讨论，马戛尔尼在他的日记中回忆，他们评论“在不同国家普遍存在的礼服的不同模式。”中国官吏的最后结论是，中国的礼服是卓越的 ，因为他们让穿着者执礼时行动更轻松，他们说，“顶礼膜拜是所有人在公开场合面见皇帝的习俗。”英国代表团在趋见威风凛凛的皇帝之前脱掉其繁琐的膝甲扣和吊袜带就有那么难吗 ？马戛尔尼反驳说皇帝可能会更欣赏他“以相同之礼拜君如拜吾主。”

关于“磕头的问题”的讨论间歇性地持续了几个星期。中国官吏建议，马戛尔尼的选项是磕头或空手回家；马戛尔尼拒绝了。最后商定，马戛尔尼可以遵循欧洲的习俗，跪下一个膝盖。事实证明这是马戛尔尼唯一的赢点（至少作为实际行为；据中国官方报告指出，马戛尔尼，被皇帝的崇高威严镇服，毕竟最后磕头了） 。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中国礼仪程序的复杂框架内，这同时也反映了在挫败和拒绝他的建议过程中马戛尔尼的最明智之举。笼罩在包罗万象的礼仪程序中，保证每个方面都有其天理安排的不可改变的目的，马戛尔尼发现自己几乎无法开始他的谈判。同时，他带着尊重和不安的混合感情注意到中国的庞大官僚体系的效率，他评价说：“与我们相关的每一种情况，和从我们的嘴唇吐出的每一个字，在每分钟都被报告，并被牢记。”令马戛尔尼惊愕的是，欧洲的科技奇迹没有给拿其把玩的中国官员留下任何可以察别的印象。当马戛尔尼一行展示他们安装的大炮时，“我们的陪同人员假以轻心，并对我们说，（好像）这种东东在中国没有什么新奇。”他的镜头，战车，和热气球被礼貌屈尊式地拂袖一边。

马戛尔尼使团

　　中国的世界秩序假设对英国人（在中国的一些记录中被称为“红毛鬼”）尤其是冒犯。作为当时世界首屈一指的商业和海军霸权，英国对中央王国宇宙观指定它的作用感到郁闷，特别是因为英国注意到，中央王国的军队仍然主要使用弓箭而其海军几乎不存在。在广州的英国商人对受中国政府指定的商人“挤压”越来越不满，中国法规要求对所有西方贸易进行提成。他们寻求获得东南沿海以外的其它中国市场。

从17世纪开始，中国政府已经注意到越来越多的欧洲商人出现在中国东南沿海。他们看待欧洲人与其他帝国边缘的藩篱有很少区别，也许他们特别地更缺乏中国文化造诣。在中国官方看来，这些“西洋蛮夷”被归类为“进贡使节”或“蛮夷商人。”在极少数情况下，一些人被允许前往北京，如果有皇帝在场，他们被期望执行叩头仪式：一种额头触地三次的虚礼行为。


一个半月后，大使仍在等待面聆皇帝的圣喻，这段时间完全消耗在欢宴 、娱乐、和关于面见皇帝的相应礼仪的讨论中。

　　最后，他在清晨四点钟被传唤到“一个巨大的、富丽的帐篷内”等待皇帝（乾隆），皇帝如参加隆重仪式，乘三十二台大轿出场。马戛尔尼对中国礼仪的壮观感到惊奇，“这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一个神秘的宗教庆祝仪式，其每个功能都是十分庄严肃穆地执行。”对马戛尔尼和他的同行，皇帝赐予 礼物后应受宠若惊，“给我们几道从他自己的桌上端来的菜肴，”，然后“他亲手斟温酒送给我们每个人，我们立即在他面前一饮而尽。”（注：皇帝亲自为外国使节斟酒，在汉代的“五饵”蛮夷管理术中就已经特别提到。）

第二天，马戛尔尼和同行出席了庆祝皇帝寿诞的集会 。终于，皇帝在戏园包厢里召见了马戛尔尼。现在，马戛尔尼假设，他可以办理他的使馆业务。相反，皇帝拒谈“业务”而给了他又一份礼物，一个宝石匣和，据马戛尔尼记载，“一小本书，由他自己亲笔书画，他要我呈送给国王，我的主人，作为一个友谊象征，说那个小匣是他家八百年的传家宝。”现在，皇帝仁爱表示已被加赋，中国官员建议说，时令已近寒冷的冬天，马戛尔尼出发的时间到了。马戛尔尼提出抗议，双方还未曾就他受官方指示的项目“进入谈判”，他“几乎还没打开他的公文包。”国王乔治的愿望是，马戛尔尼强调，他应被允许作为永久性的英国大使留住中国朝廷。

在1793年10月3日的大清早，一位朝廷官员叫醒了马戛尔尼，要求他穿着完整的礼服到紫禁城，他被召见面聆答复。等待几个小时后，他被领着走上一节楼梯到一个绸缎覆盖的椅子前，坐在那里的不是皇帝，而是一封乾隆皇帝给乔治国王的圣旨（信）。中国官员对圣旨叩首，马戛尔尼则单腿下跪。最后，皇帝的圣旨被用完整仪式运回马戛尔尼的商馆。它被证明是英国外交史上一个最屈辱的通信。


诏书称英王为“尔国王”并赞许英王乔治“恭顺”派使节到中国进贡，但实质上几乎全部反驳了英国提出的互派大使和通商贸易的请求。全文陈述 如下：


　　朕披阅表文，词意肫恳，具见尔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所有赍到表贡之正副使臣，念其奉使远涉，推恩加礼。已令大臣带领瞻觐，赐予筵宴，叠加赏赉，用示怀柔。其已回珠山之管船官役人等六百余名，虽未来京，朕亦优加赏赐，俾得普沾恩惠，一视同仁。

　　至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一尔国之人住居天朝，照管尔国买卖一节，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向来西洋各国有愿来天朝当差之人，原准其来京，但既来之后，即遵用天朝服色，安置堂内，永远不准复回本国，此系天朝定制，想尔国王亦所知悉。今尔国王欲求派一尔国之人居住京城，既不能若来京当差之西洋人，在京居住不归本国，又不可听其往来，常通信息，实为无益之事。

　　且天朝所管地方至为广远，凡外藩使臣到京，驿馆供给，行止出入，俱有一定体制，从无听其自便之例。今尔国若留人在京，言语不通，服饰殊制，无地可以安置。若必似来京当差之西洋人，令其一律改易服饰，天朝亦不肯强人以所难。设天朝欲差人常驻尔国，亦岂尔国所能遵行？况西洋诸国甚多，非止尔一国。若俱似尔国王恳请派人留京，岂能一一听许？是此事断断难行。岂能因尔国王一人之请，以至更张天朝百余年法度。若云尔国王为照料买卖起见，则尔国人在澳门贸易非止一日，原无不加以恩视。即如从前博尔都噶尔亚（葡萄牙），意达哩亚等国屡次遣使来朝，亦曾以照料贸易为请。天朝鉴其悃忱，优加体恤。凡遇该国等贸易之事，无不照料周备。前次广东商人吴昭平有拖欠洋船价值银两者，俱饬令该管总督由官库内先行动支帑项代为清还，并将拖欠商人重治其罪。想此事尔国亦闻知矣。外国又何必派人留京，为此越例断不可行之请，况留人在京，距澳门贸易处所几及万里，伊亦何能照料耶？

　　若云仰慕天朝，欲其观习教化，则天朝自有天朝礼法，与尔国各不相同。尔国所留之人即能习学，尔国自有风俗制度，亦断不能效法中国，即学会亦属无用。

　　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尔国王此次赍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是尔国王所请派人留京一事，于天朝体制既属不合，而于尔国亦殊觉无益。特此详晰开示，遣令该使等安程回国。尔国王惟当善体朕意，益励款诚。永矢恭顺，以保义尔有邦，共享太平之福。除正副使臣以下各官及通事兵役人等正贯加赏各物件另单赏给外，兹因尔国使臣归国，特颁敕谕，并赐赍尔国王文绮珍物，具如常仪。加赐彩缎罗绮，文玩器具诸珍，另有清单，王其祗受，悉朕眷怀。特此敕谕。


因为似乎没有更多的事情要做，马戛尔尼决定通过广州返回英国。当他准备离开时，他观察到在皇帝全盘拒绝英国的要求后，中国官吏，如果有什么意思的话，更周到地照顾他，使得马戛尔尼反思，也许天朝三思其事 。他询问效果，但中国人做完了外交礼节。因为蛮夷觐见者似乎并不明白精妙，皇帝又下了一道近乎威胁的圣旨。皇帝安慰英王乔治，他知道“尔邦偏居海外，隔断重洋。”但中国首都是“四方万国瞻仰之中枢,凡仰赖我朝之人均不许在京买卖。”他最后告诫：

朕已特此详晰开示，尔惟当善体朕意，益励款诚。永矢恭顺，以保义尔有邦，共享太平之福。

　　皇帝，显然不熟悉暴力贪婪的西方国家领导人的能力，他在玩火，虽然他不知道。马戛尔尼离开中国后给予的评估意味不祥：
　　两只英国护卫舰将压倒帝国的整个海军力量 ???在半个夏季之内，他们可以完全摧毁其沿海的航船和减少沿海省份的居民，从食鱼为生到绝对饥荒。

两个世界秩序的碰撞：鸦片战争
　　方兴未艾的西方工业国家显然不会长期遵守这样一个外交机制，他们被称为“蛮夷”“进贡”，或被严格监管在单一的中国港口城市进行季节性贸易。对他们来说，中国不情愿对西方商人的“利润”（在儒家思想里隐约是一个不道德的概念）胃口作出让步；让他们感到震惊的是西方使节建议，中国可能只是许多国家中的一个，或者说，中国应该在首都有与蛮夷使节永久性日常接触的生活 。

以现代眼光看，特别是按西方的标准，西方使节的初步建议并没有离谱：自由贸易，定期的外交接触，和常驻使馆，这些目标并不得罪当代情面，而是一种标准的进行外交处理方式。但终极摊牌却起因于西方入侵的更可耻的一面：坚持中国不受限制地进口鸦片。


在十九世纪中叶，鸦片在英国被允许但在中国被禁止，尽管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消费此物 。英属印度是世界上大部分罂粟种植中心，英国和美国商人与中国的走私者沆瀣一气，做着一个生意兴隆的买卖。当时，鸦片其实是在中国市场上取得任何进展的一种为数不多的外国产品；英国的著名工业制造品被当作奇巧淫技或（相当于中国）劣质产品被驳回。西方的礼貌舆论视鸦片贸易为一种尴尬。然而，商家都不愿意放弃这一利润丰厚的贸易。

清廷曾辩论鸦和谐片合法化和管理其销售；它最终决定彻底打击和铲除鸦和谐片贸易 。1839年，北京派出钦差林则徐，一个有相当技能表现的官员，去广州关闭贸易并迫使西方商人遵守官方的禁令。一个传统的儒家文官，林处理此事就像任何特别顽固不化的蛮河蟹？族问题：通过武力和道义劝告双管齐下。在抵达广州后，他要求西方贸易代表团交出并销毁所有的鸦和谐片。当这一要求无效时，他封锁所有外国人—包括那些与鸦河蟹？片贸易无关的人—在他们的工厂，并宣布他们只有交出他们的违禁品后才释放他们。

然后，林发给维多利亚女王一封信给，以超乎传统礼仪的口气，赞美她的前辈“恭顺”“进贡”给中国：贵国王累世相传，皆称恭顺，观历次进贡表文云：‘凡本国人到中国贸易，均蒙大皇帝一体恩待’等语，窃喜贵国王深明大义，感激天恩，是以天朝柔远绥怀，倍加优礼，贸易之利垂二百年，该国所由以富庶称者，赖有此也。


他撰文的要点是，要求维多利亚女王负责铲除在英属印度领土（如孟加拉，马德拉斯，孟买，巴特那，贝拿勒斯和马尔瓦）上的鸦片：

　　贵国王诚能与此等处，拔尽根株，尽锄其地，改种五谷，有敢再图种造鸦片者，重治其罪，此真兴利除害之大仁政，天所佑而神所福，延年寿，长子孙，必在此举也。
。
　　谅贵国王向化倾心，定能谕令众夷，兢兢奉法，但必晓以利害，乃知天朝法度断不可以不懔遵也。
　　
　　我天朝君临万国，尽有不测神威。
　　
　　接到此文之后，即将杜绝鸦片缘由速行移覆，切勿诿延。


林似乎高估了中国的杠杆力量，他的最后通牒威胁要切断中国产品的出口，他认为那些是西洋蛮夷生存的必需品：

　　中国所行于外国者，无一非利人之物：利于食，利于用，并利于转卖，皆利也。中国曾有一物为害外国否？况如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中国若靳其利而不 恤其害，则夷人何以为生？又外国之呢羽、哔叽，非得中国丝斤不能成织，若中国也靳其利，夷人何利可图？其余食物自糖料、姜桂而外，用物自绸缎、瓷器而外， 外国所必需者，曷可胜数。而外来之物，皆不过以供好玩，可有可无，既非中国之需，何难闭关绝市！乃天朝于茶丝诸货，悉任其贩运流通，绝不靳惜，无他，利于 天下公之也。

林的信似乎从来就没有转到维多利亚（另一说，英国外交大臣劝维多利亚女王不要回信；总之，林则徐没有收到复函，译者）。在此期间，英国舆论认为林在广州包围英国社区是一个不可接受的侮辱。


中国贸易”的游说者请愿国会宣战 。帕默斯顿发给北京一封信，要求“中齤国当局对居住在中国的英籍人施加的伤害和对英国王室的侮辱给予满足和补救”，并要求中国永久割让“一个或多个充分大的位置合适的海岸岛屿”，作为英国的贸易站 。

　　帕默斯顿在他的信中承认，根据中国法律，鸦片是“违禁品”，但他拐弯抹角地在法律上辩护鸦片贸易，认为中国的禁令，在西方的法律原则下，由于腐败官员的纵容而失效。这种诡辩是不可能说服任何人的，帕默斯顿急不可待地将他的顽固决心明摆在额头：鉴于此事 “紧要”，并且中英两国分歧巨大，英国政府命令一个舰队立即“封锁中国的主要港口”，缴获“所有可能遇到的中国船只”， 并占领“一部分方便的中国领土”，直到伦敦满意为止。

鸦片战争拉开了帷幕。中国最初的反应认为英国进攻的前景是一个毫无根据的威胁。 一位官员上奏皇帝说，中国和英国之间遥远的距离会令英夷不给力：
“英夷乃卑微之族，固赖坚船利炮，然所跋甚远，必使供给不可及也，彼兵乍到，倘一战而败，后续不济，必溃不成军矣 。”

即使当英国封锁珠江并占领港口城市宁波对面的几个岛屿而扬威耀武时，林气愤地给维多利亚女王写道：

“尔等远海蛮夷如此大胆，竟敢藐侮我天国神威。天道其一，容尔等洗心革面，改邪归正 。倘谦服天朝，至恭至顺，我朝柔远绥怀，或赦尔等往过。”


几百年来天朝宝殿的优势已经扭曲了现实感觉。绷紧优越的假面将加剧遭致不可避免的屈辱。英国炮舰迅速攻克中国沿海的防御工事并封锁了中国主要港口。接待马戛尔尼的官吏所不屑一顾的大炮炮制了残酷的效果。

一位中国官员，直隶（包括北京和周边省份的行政区）总督琦善，当他被派往与北驶天津的英国舰队初步交涉时，才明白中国的脆弱性。他认识到，中国不能对抗英国舰载火力：

“虽无风助潮推，彼[蒸汽船]破浪航行，神速无以复加。。。彼炮塔架于旋盘之上，其炮口转动可指任何方向。”相比之下，琦善评估，中国的炮是从明代遗留下来的，并且 “置文官而管军务。。。不谙器械之用。”

琦善得出结论，这个城市（天津）在英国海军力量面前毫无防御能力，他选择了抚慰和疏导英**证他们在广州的纠葛一直是一个误解，并没有体现出皇帝“温良公正的意图。”中国官员会“公正地调查和处理问题，”但首先，“英国舰队扬帆南下，势在必行”，并在那里等待中国的督察。有些令人称奇的是，这一招居然好使。英国军舰回航南部港口，留下暴露在炮口下的中国北方城市完好无损。


基于这一成功，琦善又被发往广州接替林则徐和管理蛮夷。皇帝（道光帝）似乎没有完全明白英国的技术优势程度，他指示琦善与英方代表开展旷日持久的讨论，从而中国可以聚集力量：“使敌夷疲于冗长谈判，” 他用朱红御笔批道，“然我可突袭彼，制彼于一役。”林则徐因激起蛮夷躁动而被耻辱地解雇。他踏上遥远的西部流放之途，反思西方武器装备的优越性和起草建议中国发展自己武器的秘密奏折。


然而，一旦在他到达中国南方的岗位上，琦善面临一个更具挑战性的情况。英国要求领土割让和战争赔偿。他们回到南方是为了得到满足，他们将不再被拖延战术推迟行事。在英军对若干海岸工事开火后（虎门之战），琦善和他的英国对手，上尉查理?义律，谈判了一个草案协议，即《穿鼻草约》，其中授予英国对香港的特殊的权利，承诺600万银元的赔款 ， 并允许中国和英国的官员之间未来在同等条件下交往（也就是说，英国将不用像通常蛮夷觐见者那样遵守保留的礼仪）。

这笔交易被中国和英国政府都拒绝了，每方都认为它是一个屈辱的条款 。由于擅自超越指示，对蛮夷屈认太多，道光帝将琦善撤职查办，锁拿进京，然后判处死刑（后改判为流放） 。英国的谈判者，查理?义律，面临着一个较为温和的命运，因收获得太少，他被帕默斯顿骂个狗血喷头：“纵观你的整个程序过程，” 帕默斯顿抱怨道，“你似乎认为我的指示是废纸。”香港是“一个荒芜的小岛，几乎没有一所房子”；义律过于和解性，没有坚持更有价值的领土，或强迫更严厉的条款。

帕默斯顿又任命了一个新特使，亨利?璞鼎查爵士，指示他 采取更强硬的路线，因为“女王陛下的政府不可以允许，在英国和中国之间的交易中，中国的不合理做法取代所有其余人类的合理做法。”抵达中国后，璞鼎查用英国的军事优势，进一步封锁中国的港口并切割沿京杭大运河和长江中下游的交通。看到英国准备攻击古都南京，中国诉求和平。


耆英的外交方针：安抚蛮夷

　　璞鼎查现在面临另一中国谈判代表，满族亲王耆英。这是朝廷派来的第三个干这种极其没出息的活，它仍然在自己的宇宙中幻想。耆英处理英国的方法是中国面对失败时的传统战略。在尝试反抗和外交后，中国将以貌似妥协的姿态试图对蛮夷软磨硬泡。在英国舰队的阴影下谈判，耆英判断，落到朝廷大臣肩上的责任就是重复中央王国的精英们以前经常所做的：通过拖延，迂回，和精心安排的小恩小惠，他们会安抚和驯服蛮夷，同时为中国赢得时间在他们的攻击下喘息。


耆英将他的工作重点固定在与“夷酋” 璞鼎查建立个人关系 。他铺天盖地地给璞鼎查送礼物并把他称为他所珍视的朋友和“亲”。作为他们之间深厚友谊的表达，耆英甚至提出交换他们妻子的画像并宣布，他希望认璞鼎查的儿子为干儿子（他在英国，但从此后以“弗德里奇?耆英?璞鼎查”而闻名 ）。
　　在一次显着的差使中，耆英对天朝解释他的做法，而后者发现很费劲地理解这一诱惑过程。他描述了他渴望安抚英国蛮夷的方式：“此种化外夷族，不视我中华盛服，不晓我中华礼仪。。。虽口干舌燥以明之，仍充耳不闻。”


因此，耆英的宴会和对璞鼎查和他家人的雍容华贵的招待本质上为一个战略设计服务，在其中，中国人的行为是经过计算的特定剂量，并且像诚信这样的人性素质都成为武器；无论他们是否反映信念倒是次要的。他继续说：
　　固然吾须以诚待彼，然更需娴熟手腕掌控之 。时而引彼为我所用，使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时而坦露意图于彼，使其不疑，免动逆忤之心而反。时而吾当以美食盛乐待之，使其沾沾自喜而忘形 。其后于诸事干系者，凡吾示以博大襟怀信任无加，彼必不与我斤斤计较矣，然吾即控彼于股掌之上而自得其相助也。

西方压倒性力量和中国心理玩术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产生的结果是，耆英和璞鼎查签署两个条约，《南京条约》和补充性的《虎门条约》。最终结算比《穿鼻公约》让步更大。它基本上是丧权辱国的，虽然与军事形势允许英国可以施加的相比，条件还不太苛刻。它要求中国支付600万银元的赔款，割让香港，和开放沿海五个“通商口岸”，那里将允许西方居住和贸易。这实效性地瓦解了“广州体系”，即由中国朝廷监管与西方的贸易和限制持照商人。宁波，上海，厦门，福州被添加到通商口岸列表中。英国确保享有其在港口城市常驻使团并直接与当地官员谈判的权利，绕过北京的朝廷。

英国也得到了对其居住在中国通商口岸的国民行使司法管辖的权利。 在操作上，这意味着外国鸦片贩子将受到他们自己国家的法律和法规约束，而非中国的 。这种“治外法权”原则，在该条约的其他争议较少的规定中间，最终被看作是对中国主权的一个严重侵犯。不过，由于欧洲的主权概念在中国还是未知的，治外法权在当时是一个标志，与其说是违反法规毋宁说是皇权下降。由此造成的天意萎缩导致了一阵阵国内叛乱爆发。

十九世纪的英国翻译家托马斯?米多观察到，大多数中国人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察觉鸦片战争的持久影响。 他们将让步视为吸纳和消磨蛮夷的传统方法的应用。“国家的巨大的身躯，”他推测，“只能忍受其后的战事，且当作野蛮人部落叛乱，以坚船利炮攻战一些沿海地盘， 甚至设法进入京杭大运河并其占有要点，从而迫使皇帝做出一定的让步。”

但是，西方列强可不是那么容易被安慰的。中国的每一个让步往往引来西方更多的要求。那些条约，当初设想作为临时让步，却引发一个清廷不断失去控制中国商业和外交政策的过程。继中英条约，美国总统约翰?泰勒迅速派遣一个特派团到中国，为美国人获得类似的优惠，成为后来的“门户开放”政策的先行者。法国也为自己谈判达成含有类似条款的条约。这些国家轮流包括了一条“最惠国待遇”条款，它规定中国向其他国家提供任何让步，也必须给予签字国 。（中国外交后来利用这个条款来限制特权，挑起各种索赔人之间的竞争。）


这些条约是中国历史上在外国军事力量阴影下进行的一系列臭名昭著的“不平等条约”的首条。当时，最可恨最有争议的规定是平等地位的条款。直到那时，中国坚持认为自己优越超凡的地位，已经在国家认同意识中根深蒂固，并反映在朝贡体系中。现在，她面对一个外国势力决意用武力威胁中国从其“进贡国”名单上除名，以证明自己的主权与天朝平等。

双方领导人都明白，这一纠纷远远超过礼仪或鸦片问题。清廷愿意用金钱和贸易安抚贪婪的外国人，但如果蛮夷的政治平等原则与天子齐眉举案，整个中国世界秩序将受到威胁；天朝将冒着丢失天意的风险。帕默斯顿，经常对他的谈判对手言辞辛辣，将赔偿金额只视为部分象征，他倾注高度重视，以求避免在中国的通信中用语言揭示“中国优越感的假设”，或暗示英国，虽然在战争中得胜，仍然是一个觐见者请求皇帝的天恩惠顾 。最后，帕默斯顿的观点占了上风，《南京条约》包含了一项条款，明确保证中国和英国的官员今后将 “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对应”；它甚至列出具体的中文书面字符注以可以接受的中立内涵。中国的记录（或至少是那些外国人可以见得到的）将不再把英国描述成 “乞求”中齤国当局或“颤服”他们的 “命令”。

天朝已经明白中国军事的自卑，但尚未有适当方法对付。起初，它应用蛮夷管理的传统方法。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中国从不认输。中国的统治者想用汉代的“五饵”政策处理局面。他们认为这些入侵者的共性是渴望分享中国文化，他们希望在中国的土地上定居并分享其文明 。因此，他们可以被用心理方法逐步驯服，像耆英亲王说明的那样，假以时日，成为中国生活的一部分。


但欧洲侵略者却没有这样的愿望，也没有有限的目标。推定自己是更先进的社会，他们的目标是从中国获取经济收益，而非加入其生活方式。因此，他们的要求只受他们的资源和贪欲限制。个人关系不可能决定一切，因为入侵者的首领不是邻居而是远居万里之外，在那里他们由动机支配，对耆英类型的微妙和间接战略置若罔闻。


在十年的时空里，中央王国已经从卓越超群变成殖民势力撕咬的对象 。在两个时代和两个不同的国际关系概念之间，中国争取一个新的身份，高于一切的是，调整技术和商务并标彰其伟大的价值观，以此为安全基础。

　第三章 中央之国——从强盛走向衰落

　　随着十九世纪的进展，中国经历了几乎每一个可以想象到的对其自身历史形象的冲击。鸦片战争前，它设想外交和国际贸易是承认中国强盛的主要形式。现在，她不仅进入国内动乱时期，还面临着三个外国挑战，其中任何一个足以推翻王朝。这些威胁来自各个方面，而在此之前几乎难以想像其有形 。

欧洲列强跨海自西而来。他们带来的问题与其说是对领土防御毋宁说是对世界秩序观念的不可调和的挑战。在大多数情况下，西方列强只在中国沿海地区攫取经济实惠，并要求自由贸易和传教活动的权利。有些矛盾地，这被中国认为是威胁，但欧洲人根本并不认为它是征服。他们不寻求取代现有的王朝，他们只不过强加一个全新的—基本上与中国不协调的—世界秩序。

从北部和西部，军事上占强势地位且具有扩张性的俄罗斯试图撬动中国的广袤腹地。俄罗斯的合作可以暂时收买，但它不承认自己的领域和中国边疆之间有任何界限。不同于以往的征服者，俄罗斯并没有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它侵占的领土帝国永久失去了。

不过，无论是西方列强还是俄罗斯，没有任何野心取代清朝并声称天意；最终他们得出结论，如果清朝垮台，他们损失更多。相比之下，日本对中国古代机构或大中华中心圈秩序的存活并没有既得利益。从东部，它不仅占据中国领土的重要省份，还想取代北京建立一个新的大东亚国际秩序中心。随之而来的灾难令当代中国相当沮丧，是一个臭名昭著的“百年屈辱”，后来由共齤产党人以自信的民族主义主义形式统一国家而结束。与此同时，中国蹒跚而行的时代在许多方面见证了其克服应变的卓越能力，而其他社会可能经此一劫而完全破碎。

虽然外国军队在中国土地上恣意践踏并不断勒索令人屈辱的条件，天朝从未停止断然声称其中央权威和对中国领土的大部分地区实施管理。当今的侵略者被当作如同几个世纪以前的其他侵略者一样，是苍蝇叮大象那样的小骚扰，不受欢迎地打断中国生活的永恒节奏。北京朝廷可以如此行事，因为外国掠夺大多发生在中国的周边地区而入侵者只顾工商利益；正因为如此，同样符合侵略者利益的是，在广袤的中部地区，包括其大部分人口，保持平安。北京政府从而获得回旋余地。所有的勒索须经朝廷谈判，因此它站在这样一个地位，可以发挥作用互相抵销侵略者。

中国的政治家手拿一副弱牌却技巧娴熟地玩“斗地主”，避免了可能更糟糕的灾难。从权力平衡的角度来看，客观力量的配置会否定中国作为一个统一大陆国而生存的可能性。但有着传统的中国强盛远见，即使在暴力挑战、殖民掠夺和国内动乱的浪潮猛烈冲击下，中国最终通过自己的努力克服它的艰辛。经过一个痛苦和经常羞辱的过程，中国政治家最后在其世界秩序崩解离析时保留了道德和领土要求。

也许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们这样做使用的几乎完全是传统方法。清朝统治阶级以古典风格写了一段雄辩的奏折，面对西方，俄罗斯，和一个崛起的日本所带来的挑战，强调中国需要实践“自强”和改善其自身的技术能力。但是，中国的儒家精英和普遍保守的民众对这方面的意见仍然相当模棱两可。许多人认为外国语言文字和西方技术的进口危害中国的文化精髓和社会秩序。虽然经过几个战役被打得鼻青脸肿，当时 占上风的派别决定，沿着西方路线的现代化非中国可取，而且无任何理由放弃中国独特的遗产。因此，中国面临帝国扩张的时代，没有任何国家规模的现代军事机器，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适应采纳外国的金融和政治创新。

为了渡过难关，中国没有依靠技术或军事力量，而是两个深感传统的资源：外交官的分析能力和人民的耐力和文化信心。它制定了巧妙的策略，互相抵销新入门的蛮夷。负责管理中国外交关系的官员在各个城市提 供优惠，但他们特意邀请了多方外国人分享战利品，使他们能够“以夷制夷”，避免任何一个强权占主导地位。最终，他们坚持严格遵守与西方的“不平等条约”和外国的国际法原则，不是因为中国官员认为他们是有效的，而是因为这种行为提供了限定外国野心的手段。面对两个潜在的压倒性竞争者在中国东北地区占统治地位，而自己几乎没有任何力量击退他们，中国外交官让俄罗斯和日本互为对手，在一定程度上，减低了每一方侵犯的范围和持久性。


魏源的蓝图：“师夷之长以夷制夷”
　　在西欧国家用其卓越的技术攻击下和面对俄罗斯和日本的新野心，如通过一条布满诡计奸险的航道，中国靠其文化的凝聚力和外交官的努力行船渡过险滩，特别在朝廷一脸迟钝的表情下显得相当身手不凡。直到十九世纪中叶，只有少数中国精英已开始认识到，中国不再生活在强势体系中，中国必须学习竞争力量集团体系的语法。

一个这样的官员是魏源（1794年至1856年），他是一个中层儒家官吏，广州总督林则徐的同僚，后者因打击鸦片贸易引发了英国的干预，最终被迫流亡。虽然忠于清朝，魏源为它的昏庸自满深感担忧。他用从外国商人和传教士那里收集和翻译的材料开创性地编写了一部外国地理研究 。其目的是鼓励中国越过紧邻边界的朝贡国而放眼世界。


1842年，魏源著《海国图志》，其实质是对中国鸦片战争失败的研究，他提出将欧洲的强权平衡外交经验教训应用于中国的当代问题。认识到中国在面对外国列强时的严重物质匮乏—这一前提他的同时代人一般并不接受—魏源提出了中国可能会获得回旋余地的方法 。魏源提出了多管齐下的策略：
　　凡有两策可制夷，或励夷之敌以攻夷，或师夷之长以制夷。凡有两法可安夷，或与夷贸易以安夷，或执条约以安贸易 。


　这是中国外交分析技能的一个典范，面对超强敌手和潜在的索求不断增加，他明白，坚守一个即使丧权辱国的条约将限制进一步的横征暴敛。
　　同时，魏源从欧洲平衡原则出发，审查了能给予英国可见压力的国家 。魏源援引古老的先例，包括汉、唐、和清初如何管理具有侵略野心的夷族部落，他又审视全球，考查“英夷惧怕之诸敌国。”似乎 “以夷攻夷”的口号可以自我实现，魏源指出“西方的俄罗斯，法国，和美国” 和东方的“廓尔喀[尼泊尔]，缅甸，暹罗[泰国]，和安南[北越] ” 可以作假想候选人。魏源想象俄罗斯和廓尔喀从两个方面攻击英国最遥远和防卫不佳的利益，即印度帝国。

激法国和美国对英国的长期仇恨，使他们在海上攻击英国，是魏源分析的另一种武器。这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解决方案，但事实上，中国和谐政府并没有丝毫想法如何实现它。它对问题中的潜在盟国只有有限的知识，而且在其首都没有代表。魏源明白中国的局限性。在一个全球政治时代，他断言，问题不是“外夷不可用”；而是，“我急需用事之人”，“悉知彼之地理及互为敌友关系。”


未能阻止英国的前进，魏源继续说，北京需要削弱伦敦在世界和中国的相对位置。他又想出另一个原创想法：把其他蛮夷邀请到中国来，让他们和英国较量贪婪，因此，中国有可能成为实质上分自家财产的仲裁人。 魏源继续（意译）：
　　今英夷占据香港，广敛财富，争誉于诸夷，且大开通商口岸，让利于诸夷。与其使英夷让利于诸夷而纳其为伍，岂非我自让之而置诸夷于掌控之中为佳乎？

换句话说，中国应该给所有贪婪的国家提供优惠，而不是让英国为自己的利益与其他国家分享战利品。实现这一目标的机制是最惠国待遇原则，任何授予一个强权的特权应自动扩展到所有其他 。

时间不是中立的。魏源的微妙运作的好处需要用中国“师夷之长”武装自己的能力来衡量。魏源建议，中国应从法国或美国“请西方工匠至广州” “监造轮船枪支。”魏源总结了新战略，主张：在和平解决之前，“以夷制夷”；在解决之后，“师夷之长”，最后控制他们。


尽管最初对技术现代化的呼吁不屑一顾，天朝采用了坚持鸦片战争条约字字千钧的战略，以设立一个西方要求的上限。一位朝廷大官后来写道，“据守条约之规，不使蛮夷略超之”，因此中国官员应表现“以诚和待之”，但悄悄地让他们排好队。



　威严扫地：国内暴乱和列强挑战
　　西方条约强权，当然，无意排好队，在耆英-璞鼎谈判之后，一个新的期望差距开始出现了。对于中国朝廷来说，条约是一个对蛮夷力量的临时让步，可以遵守到必要的程度，但从来不主动扩大。对于西方，条约是一个长期过程的开始，在其中，中国将逐步纳入西方制定的政治经济交流规范。西方视为一个启蒙的过程，但在中国却被视为哲学上的攻击。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拒绝外国扩大条约的要求，包括整个中国的自由贸易和在中国首都的永久外交代表。北京明白—尽管其西方知识极其有限—外国人的优势力量、在中国境内无拘无束的外国活动、和在北京的多个西方使团相结合，将会严重损害中国的世界秩序假设。一旦中国成为一个“正常”国家，它会失去其历史的独特道德权威；它只会是另一个弱国，受入侵者恣意骚扰。在这种情况下，在外交和经济特权上看似微小的纠纷就演变成重大冲突。

所有这一切发生在一个庞大的中国国内动荡背景下，它在很大程度上被负责管理与外国人接触的中国官员表现出来的镇静自信所掩饰—这一特征在现代时期也没变。马戛尔尼曾经在1793年评论清朝满族统治阶级和中国汉族官僚精英以及大多数汉族总人口之间的不安共处。“现在几乎一年过去了，”他指出，“没有在某些省份发生起义。”

王朝的天命被付诸表决，国内对手的反抗范围升级。他们的挑战同时是宗教性的和种族性的，这为全面残暴的冲突提供了基础 。 帝国西部边疆目睹了穆斯林叛乱和短命的分裂主义大汗国，花了很大财力和人力成本才平息掉。在中国中部，被称为捻军的叛乱起义，吸引了来自中国汉族劳动阶级相当大的支持，于1851年开始，叛乱持续了近二十年之久。


　最严重的挑战来自太平天国（1850至64年），由中国南部一个基督教教派发起。那时，传教士在中国已经存在几个世纪了，尽管受到严格的规限 。在鸦片战争后，他们开始大量涌入这个国家 。由一个颇有魅力的神秘中国人领导，他自称是耶稣的弟弟并声称会传心术，旨在取代清朝建立一个新的“太平天国”，以它的领导人对进口的传教士文本的离奇解释而统治。太平军成功地从清朝夺取并控制了南京及中国南部和中部的大部分地方，以一个新兴王朝的模式统治着。尽管在西方史学鲜为人知，太平天国和清廷的冲突可被列为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冲突之一，造成数以千万计的伤亡。虽然没有官方数字，据估计，在太平天国、穆斯林、和捻军动乱期间中国人口从1850年大约4.1亿减少到1873年大约3.5亿。

《南京条约》和法国和美国的同类条约在19世纪50年代被要求重新谈判，而中国则正被这些国内冲突搞得焦头烂额。条约强权坚持认为，他们的外交官应被允许全年居住在中国首都北京，表明它们不是朝贡使节，而是平等主权国家的代表。中国广泛施展其增大贿赂的拖延战术，鉴于前谈判官的命运，没有清朝官员敢想退让到承认永久性外交代表这一点 。


　1856年，中国侵犯性地检查一艘注册英国商标的中国轮船 ， 箭头号，和被指控亵渎英国国旗，给重返敌对状态提供了借口。像1840年的冲突一样，宣战不完全是光彩的（后来发现，船舶登记在技术上已失效）；但双方都明白，他们都在为更大的赌注而战。由于中国的防御仍处于发展的早期状态，英国军队占领了广州和在中国北部和大沽口炮台，从那里他们可以很容易开进北京 。


在随后的谈判中，观念的差距比以往更宽 。英国以传教士式的信念压迫清廷，当作一项公共服务呈现他们的谈判立场，称这将使中国提速，最终与现代世界接轨。因此，伦敦的助理谈判代表霍拉旭?莱总结了当时西方的观点：“外交代表对你们有好处对我们也好，你一定会看到的。这是良药苦口，但后效十分大。”
　　清朝当局几乎没有这么热心。他们加入条约条款，是在宫廷和其谈判代表之间一阵痛苦的内部争吵和英国威胁进入 北京之后。


由此产生的1858年《天津条约》的核心是，伦敦经过超过六十年的徒劳努力，获得了在北京的永久使馆权利的让步。条约进一步允许外国在长江上航行，对西方贸易开放额外的 “通商口岸”，并保护中国基督教教徒和西方在中国传教（给定太平天国的前景，这点对清朝特别难受）。法国和美国也根据最惠国条款搞定了自己的条约含类似的条件。


条约强权现在把注意力放在建立常驻使馆上，但在一个明确不友好的首都。 在1859年5月，英国的新特使，冯检基?布鲁斯，抵达中国交换批准的条约，依此授予他常居北京的权利。 发现进入首都的主要河道都被铁链和尖刺封锁，他下令随行的英国海军陆战队员清除障碍 。但中国军队从新设防的大沽炮台开火，震惊了布鲁斯一伙。随后的战斗造成519英国士兵死亡，456人受伤。


　中国75年来对西方国际关系规范的抵制运动现在已达到了无可否认的危机。外交拖延的努力已经运行到尽头；兵戎相见则遇到优势的力量 。蛮夷声称主权平等，曾被北京嘲笑，现在带来军事优势示威的不祥阴影 。外国军队占领中国的首都，并强制实行西方的政治平等和大使级特权的解释。


此时，另一个中国世袭遗产的索赔人步入战斗 。到1860年，俄罗斯已在北京有超过150年的代表—一个教会使团，他们是唯一的欧洲国家被允许建立居所。俄罗斯的利益在某些方面紧随其他欧洲列强之后，它没有参加英国的定期武力演习就获得了扩展给条约强权的所有好处 。 另一方面，莫斯科的总体目标比传教或沿海商务走得更远 。它认为清朝衰落是一个肢解中华帝国的机会，将其“外自治邦”重新组装到俄罗斯身上。他特别看中管理稀松和界定模糊的满洲大地（满族在中国东北的腹地 ）、蒙古（当时在中国北方的半自治草原部落）、和新疆（在遥远的西部山区和浩瀚的沙漠之中，主要由穆斯林民族居住 ）。为此，俄罗斯已经逐渐移进和故意扩大其存在，沿着这些内陆边界线，用头衔和物质利益收买地方王侯的忠诚，用来势汹汹的骑兵加强之。


在中国最危险的时刻，莫斯科作为一个殖民政权浮出水面，在1860年冲突中提出调解，其实是要威胁干预。狡猾的—别人可能会说是两面三刀的—外交以隐藏的武力威胁为基础 。 尼古拉?伊格纳季耶夫将军，沙皇在北京的年青聪明而诡计多端的全权代表，设法说服中国朝廷只有俄罗斯能够确保占领中国首都的西方强权撤走，他转而又说服西方列强，只有俄罗斯能确保中国遵守条约。在提供详细地图和情报帮助英法联军进北京后，伊格纳季耶夫转脸令占领军相信永定河，一条进出北京的河流，在即将到来的寒冬将要冻结，那时他们将面对充满敌意的中国暴民的包围 。


　对于这些服务，莫斯科得到了惊人的领土回报：外满洲太平洋沿岸的大片领土，包括现在所谓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港口 城市。一出手，俄罗斯就获得了一个重要的新海军基地，一个在日本海的立足点，和一度被视为中国的35万平方英里领土。 伊格纳季耶夫还谈判规定，在蒙古的库伦（今乌兰巴托）和遥远西部城市喀什开设俄罗斯的贸易和领事馆。为了复加屈辱，埃尔金获得英国扩大的殖民地，从香港到附近的九龙地区。 中国征用俄罗斯为其阻止了它认为是条约强权独霸中国首都和沿海的进一步攻击，但在一个中国孱弱时代，“以夷制夷”不是没有成本的。



控制衰落
　　中国，如果总是对几近猖獗的外国入侵被动，是不能作为一个独特的文明存活四千年和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延续两千年的。在其整个历史时期，征服者不得不采纳中国文化或逐渐被他们的臣民吞噬，中国人善于用耐心掩盖其实际性。又一个考验时期到了。

在1860年冲突之后，皇帝和 朝廷的抵制派逃命离开首都 。恭亲王，皇帝的同父异母弟弟，承担了事实上的政府首脑作用 。在谈判结束敌对行动后，恭亲王在1861年给皇帝的奏折中概括了令人吃惊的战略选择 ：
　　今捻叛燃势于北而太平乱于南，使我军耗资疲怠。蛮夷趁虚而入以图制我。如不抑怒而奋敌，恐遭大难矣。 然倘无视其害，不予应付，奈何遗祸于子孙乎。


这是一个经典的战败困境：一个社会在顺应征服者的同时还能保持其凝聚力吗？如何建立能力扭转不利的力量平衡呢？恭亲王引用中国古语说：“为势所迫交友求和；实为攻防之策。”
　　由于没有总体解决方案，恭亲王的奏折建立了危险之中的优先选项，其效果相当于远交近攻原则。这是一个中国古典战略，大约一百年之后将再次被毛和谐泽东重新采用。恭亲王的奏折在其评估各种侵略者所代表的威胁中展现了巨大的地缘政治敏锐性。


尽管面对英国紧迫和实际的威胁，恭亲王的奏折把英国放在长远危险的最后位置，而把中国国内的稳定和俄罗斯排在第一位：
　　太平和捻叛节节得胜，实为我大清心腹之患 。罗刹（ 俄罗斯）与我毗邻，意欲蚕食我疆土，实如芒刺在背 。至于英国，其目的为买卖，但举止凶猛、匪顾吾人尊严。若非规之以法，我无以立足矣。此乃肋下之痛。故而，我应先平太平及捻叛之乱，再抑罗刹，而后制英夷。

为了实现他针对外国列强的远距离目标，恭亲王提出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办公室—外交部雏形—来管理与西方列强事务和分析外国报纸，获得中国境外发展的信息。他抱有希望地预测，这将是一个临时性的措举， 当军事行动结束和各国事务简化后， 随即取消。直到1890年，这个新部门并没有作为国家办事处列在大都市的官方纪录。其官员大都是从其他更重要的部门借调来的，作为一种临时指派。他们频繁轮流值班。虽然它的一些城市被外国势力占领，中国把外交政策当作一时权宜之计而非中国未来的 永久策略。 新部门的全称叫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是一个模棱两可的措辞，可以开放性地解释为，中国根本不是与所有外国从事外交，而是作为其普世帝国的一部分处理自己的事务。

恭亲王政策的实施落入李鸿章的手上，他是朝廷一品大员，在清廷镇压太平叛逆运动中从指挥军队上升到显著的位置。雄心勃勃、温文尔雅、面对屈辱而淡然处之、深谙中国古典传统、临危不惧，他成为近四十年中国对外的面孔 。他把自己浇铸成在外国列强坚持要求领土和经济优惠和中国朝廷虚张声势的政治优势之间的调解人。根据定义，他的政策可能永远不会满足任何一方的完全赞许。特别在中国，李鸿章留下了一份有争议的遗产，尤其是对那些敦促更具对抗性行为的人。然而，他的努力—被中国朝廷传统好战派认为无穷复杂，他们定期坚持以最少的准备与外国列强战斗—表现出显著的能力引导晚清中国在各种严重缺乏吸引力的选项之间腾挪，并通常减轻其危害。


李鸿章在危机中赢得声誉，以军事专家和“蛮夷管理者”的身份在十九世纪中叶动齤乱的中国浮现。1862年，李被派往管理东部富裕的江苏省，在那里他发现其主要城市被太平叛军围困，但由决心捍卫新商业特权的西洋军队保卫着。应用恭亲王奏折的格言，李与西方势力联盟，摧毁了他们的共同敌人，并使自己成为那里的最终权威。在一次实际上的中西联合剿匪战役中，李与查尔斯“中国人”戈登结下了共事之缘（戈登是著名的英国探险家，后来在苏丹喀土穆包围战中被马赫迪杀害）。 李和戈登最后又掰了，因为李下令将捕获的叛军领袖执行死刑而戈登已许诺宽大处理。随着1864年平息了太平天国的威胁，李鸿章被节节提拔到日益重要的位置，他成为中国事实上的外交部长和主要谈判代表，频繁活动于外交危机 之中。


一个在功能更其强大的国家和显著不同文化围攻下的社会代表面临两种选择。他可以尝试弥补文化差距，采纳军事上更强一方的行为方式，从而减少因文化歧视而诱发的压力。或者他可以炫耀其特色，坚持自己文化的有效性，并获得尊重自己信念的力量。
　　在19世纪，日本领导人选择了第一种事业，事实上，当他们遇到西方时他们自己的国家已经开始走上工业化道路，并已显示出它的社会凝聚力。李鸿章代表一个被叛乱破坏的国家，需要外国的帮助平息叛乱，他没有这样的选择。无论这一事业有何好处，他也不会放弃儒家思想根源。

李鸿章在中国的旅行帐户是一个中国风暴的严峻记录：在颇具代表性的1869年至1871年两年期间内，他四处奔忙；在中国西南地区，法国代表对反基督教暴动欲试牛刀；在北部，新的骚乱事件爆发；回到西南偏远地区，越南边境的一个少数民族部落起义；然后向西北方向，解决一个重大的穆斯林叛乱；从那里再跑到东部的天津港，那里屠杀基督徒已引来法国军舰和军事干预的威胁；最后向东南，台湾本岛正酝酿一个新的危机（当时被西方称作福尔摩萨）。

在由西方行为准则定义的外交舞台上李鸿章是一个打扮鲜明的人物。他穿着儒家式的长袖蟒袍，并自豪地炫耀古老的排名级别，如“双眼孔雀花翎”和“黄马褂”，他的西方同行只能困惑地看着。他的头顶前半部被剃光后面留了一个长辫子—清代发型，头戴官冠。他用文言文发言，只有极少数的外国人能懂。他带着一种超凡脱俗的宁静气度，一位当代英国人，怀着敬畏和不解的混合感情，将他比作来自另一个星球的访客。


他的言行举止似乎暗示，中国的艰辛和让步只是中国文明走向最终胜利道路上的临时障碍。他的老师，曾国藩，一个一流的儒家学者和太平天国运动时期的老帅，在1862年曾劝导李如何使用儒家的自我约束基本价值作为外交工具（大意）：

“凡与洋夷交道，不可轻浮于表，汝须示以轻松漠然状。置侮辱、晦诈、轻蔑于无动于衷，似解而非解，以愚暇智是也。”


像那个时代的每一位中国其他高官，他相信中国道德价值观的优越性和其传统帝国特权的公正性。不同之处不在于他对中国优越性的评估和诊断：至少在当时，中国缺乏物质或军事基础。在太平天国冲突中研究过西方武器，并检索过外国经济发展趋势的信息，他意识到，中国已经十分危险地落后于世界各地的发展阶段。正如他在1872年给皇帝的奏折中直言警告说：生活在当今还说“拒夷”和“驱夷于疆土之外”肯定是肤浅的妄谈。 。 。 。他们每天都生产武器，争取比我们至高无上 的地位和胜利，置其优越的技术针对付我们的不足。


李得出了与魏源相似的结论，只不过现在改革的紧迫性比魏源时期成时间指数增长。因此，李警告：
　　
依现今局面，对外须与蛮夷媾和，对内则须改制。若我仍固守成规，国将日益衰落矣。。。。现外国多行改革，蒸蒸日上。我若谨守旧制，断被其葬送之，非守固之顽徒而不悔也.


经过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国政策辩论，在19世纪60年代期间，李和他的官僚盟友提出了一个行动过程，他们命名为“自强”。在1863年的一个备忘录中，他以（大意） “中国民用和军用系统的一切都远远优于西方，只有在枪械上绝对不可能超越”作为出发点（和一个软化打击他的帝国读者的手段）。但鉴于其最近的灾难，李劝告，中国精英们伤不起再小看外国的创新，“嘲笑外国的锐利武器为奇技淫巧，认为这是不必要学习生产的东西。”中国需要枪支，蒸汽轮船，重型机械，以及生产它们的技术知识。


为了研究外国文字和蓝图，并与外国专家交谈，以提高中国的能力，中国的年轻人需要接受外语培训（之前，这样的提议必被驳回，认为是不必要的，因为所有的外国人大概立志成为中国人）。李认为，中国应该在大城市开设学堂—包括首都，尽管它为防止外国势力渗入战斗了这么久—以教授外语和工程技术。李把这一项目当作一个挑战（大意）：“中国人的智慧和智力不如西方人吗？ 如果我们真正掌握西方语言，再互教互学，然后他们所有的轮船和火器的巧妙技术就可以逐步完全掌握。”

恭王府用类似的语气在1866年提出建议，敦促皇帝支持学习西方的科技创新：
　　我所愿着，乃遣学子习西洋之技，凡数学计算、物理调查、天文观测，引擎组装，河道工程等科目。。。尽通其妙，如此倘仅如此，方保我大清帝国力量恒稳增长。中国需对外开放—以前番蛮夷藩属之国为师—先固朝廷内制，而后光复我帝国之强盛。


这就是中国所谓的“洋务运动”，它本来是一个雄伟的任务，如果中国朝廷在背后支持恭亲王的外交政策概念和李鸿章执行计划。事实上，一个巨大的鸿沟将这些更向外看的官员与狭隘的传统派隔开 。后者坚持古典看法，认为中国没有向外国人可学的东西，正如孔子时代的古代哲学家孟子所说：“吾闻有蛮夷习王土之法者，而未闻有习蛮夷者。”


同样，一位著名的儒家学院翰林院大学士翁同禾抨击恭王在中国学校聘请外籍教师的计划 ：
　　
帝国之基乃重礼义、轻权谋。此植根于人心，而非技巧也。目今，何以弄雕虫小技而尊蛮夷为师乎 。。。。 帝国幅员辽阔，人才丰富。如必究天文数理，岂非国人当有者乎。

中国自给自足的信念代表了几千年的经验总结。然而，它没有回答中国如何面对眼前的危险，特别是如何赶上西方技术。许多中国最高级别的官员似乎仍然认为中国外交问题的解决在于处死或流放其谈判官。当北京挑战列强时，李鸿章曾被三次耻辱地剥夺官衔，但每次他又被召回，因为他的反对者发现没有更好的选择，若不依靠他的外交技巧解决他们所产生的危机。


被弱国的冲动和帝国的普世宣称所折磨，中国的改革吞吞吐吐地进行。最后一场宫廷政变（戊戌变法）迫使有改革倾向的皇帝（光绪）退位，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返回并占主导地位。在缺乏基本内部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情况下，中国的外交官，实际上，被要求控制对中国领土完整的损害和其主权的进一步侵蚀，而不给提供任何手段来改变中国的基本弱点。他们要争取时间但不知用争取到的时间干什么。挑战比任何时候更令人着急，在东北亚地区的权力平衡游戏中一个新的角色正在崛起

—那是一个快速工业化的日本。

楼主继续啊

“那时，中国的船队可以载着皇帝到处征服和拓展。”
—————
南宋始末二帝表示有话说。

基辛格同志的战略意识也是顶级的了。。。等待楼主继续

老狐狸的动乱年代字小又厚又多看了点在看不下去了。中国完全可以象吸收佛教文明那样吸收改造西方文明的

日本的挑战

　　与大多数中国的邻国不同，日本几百年来抵制被纳入中华中心的世界秩序中。坐落于亚洲大陆外一百多英里的群岛上，由于长期隔绝，日本培植了自己的传统和独特文化。拥有几乎纯种的民族和语言，以及强调日本人以神为祖先的官方意识形态，日本孕育出对其独特身份的几乎宗教式的承诺。


在日本社会和自身世界秩序的巅峰站立着日本天皇，这一人物，像中国的天子，被设想为是一个人神之间的身份。从字面上看，日本的传统政治哲学假定，日本天皇帝是太阳女神的后裔，她生下第一个天皇并赋予他的后裔永恒的统治权。因此，日本像中国一样把自己看作远非同一般的国家。“天皇”头衔本身—由日本派到中国朝廷的外交使团执意展示—是对中国世界秩序的直接挑战。在中国的宇宙观里，人类只有一个皇帝，他的王位在中国。


如果说中国的排外主义代表了一个普世帝国的声明，日本的排外则源自一个岛国从邻居借贷累累但害怕被它支配的不安全感。中国的独特感断言，中国是一个真正的文明，并邀请蛮夷到中央王国“来进行改造。”而日本的态度，假定了日本独特种族文化的纯洁性，它甚至拒绝对其神圣祖先眷属以外出生的人延展和解释其好处。


有很长一段时间，日本几乎撤消了全部外交，仿佛与外界甚至间歇性的接触都会损害日本的独特身份。在一定程度上，日本也参加国际秩序，这样做是在琉球群岛（现代冲绳岛及周边岛屿）和对朝鲜半岛的各朝王国建立朝贡制度。具有一定讽刺意味的是，日本领导人借用最中国化的 机构作为自己独立于中国主张的手段。


其他亚洲各国人民接受了中国的朝贡礼仪制度，将他们的贸易贴上“贡品”标签，以获得进入中国市场的许可。日本拒绝与中国假借进贡进行贸易。它坚持至少与中国平等，如果不是优越的话。尽管中国和日本之间贸易有着自然关系，十七世纪两国贸易的讨论陷入僵局，因为任何一方都不愿履行对方假装世界中心所要求的礼仪程序。


如果中国的势力圈相应于帝国和沿其漫长边界的周边部落的力量对比而盈亏，日本领导人的安全困境设想和选择往往有着天壤之别。持有一个像中国朝廷一样突出的优势意识，但感觉自己更短小精悍，日本政治家以警惕眼光觊觎西方大陆—那里由中国历朝历代主宰并有时扩张到日本的最紧密邻居朝鲜—往往看到一个现实存在的挑战 。因此，日本的外交政策，在看到时机时，以惊人之势，从对亚洲大陆冷漠变换到面向取代中华中心而征服的大胆尝试。


日本和中国一样，在十九世纪中期也遇到过挥舞着陌生技术的西方船舶和压倒性的力量—1853年美国马修?佩里的“黑船”登陆日本。但日本面临挑战得出的结论与中国相反：它敞开大门迎接外国技术并对其机构进行大修整，试图复制西方强国的崛起。（在日本，这一结论容易被接受，或许是因为外国思想没有跟鸦片成瘾问题一起涌入这一事实，日本侥幸避免了。）在1868年明治天皇睦仁登基伊始，即颁行诏书，宣称“开拓万里之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志在向海外扩张。


日本的明治维新和渴望掌握西方技术为惊人的经济进步打开大门 。随着日本发展现代经济和强大军事机器，它开始坚持要获得与西方列强同等的特权。其执政精英得到结论，用岛津齐彬—一个19世纪的藩主和技术现代化的先行倡导者—的 话说，“如果我们采取主动，我们可以主宰；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将被主宰。”


早在1863年，李鸿章就得出结论，日本将成为中国安全的主要威胁。即使在明治维新之前，李曾写过日本应对西方的挑战。1874年，日本借台湾部落者与琉球 群岛的遇船难船员争执事故而兴师问罪，他写 道：
　　日倭力量日益增长，其野心不小 。因而耀武于东土，鄙视中国，并动辄入侵台湾。欧洲列国虽勐，然彼距我七万余里之遥，而日本只在庭院门阈之近，窥视我空虚。无疑，（日倭）将成为中国永久大患也。

看着西面巨树日益空心的世界霸主地位，日本已开始设想取代中国作为亚洲的主要力量。这些相互竞争的要求之间的斗争在一个相邻国家碰到大国野心的交集，这个国家是朝鲜。


朝鲜和甲午战争

　　中华帝国幅员广阔但从不犯人。她要求进贡和承认皇帝的宗主地位。但贡品更具象征意义而非实质性，宗主国的行使方式允许藩属国的自主权，与独立几乎没有区别。到了十九世纪，独立意识极强的朝鲜人与他们西北部的中国巨人达到了一个相安无事的状态。在技术上朝鲜仍是一个附属国，朝鲜国王经常遣使到北京进贡。朝鲜采纳儒家道德准则和中国文字作为正式通信。北京，反过来，对朝鲜半岛的发展有着浓厚的兴趣，因其地理位置可以作为从海上入侵中国的一个走廊。

朝鲜在某些方面在日本战略举措概念中扮演一个镜像作用。日本也是如此，视外国主宰朝鲜为一种潜在威胁。从亚洲大陆朝向日本凸出的半岛曾诱使蒙古人利用这一位置两次作为发动企图入侵日本列岛的出发点。现在，随着中国帝国影响力的减弱，日本力求确保对朝鲜半岛的主导权，并开始主张自己的经济和政治主张 。


整个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中国和日本分别在汉城李家王朝从事了一系列尔虞我诈的交手，争取主要的皇家派别 。当朝鲜发现自己为外国野心所困扰时，李鸿章劝告朝鲜的统治者应学习中国对付侵略者的经验。就是邀请潜在的殖民者进来，组织一个他们之间的竞争比赛。在1879年10月给朝鲜高官员的一封信中，李劝告，朝鲜应寻求远夷，特别是美国的支持：

　　诚言，避烦就简之法乃闭关以求和。然，此法断不可行。环视东方，无人以阻日倭之扩张：贵国岂非被迫签署通商条约而启新运乎？势以至此，吾之良策非乃以毒攻毒、方能消之也。


　　在此基础上，李提出朝鲜“抓住每一个机会，建立与西方国家的条约关系，以此抗拒日本。”他警告说，西方贸易如鸦片和基督教，会带来“腐败影响”；但相**本和俄罗斯寻求领土收益，西方列强的“唯一目的是与贵国贸易。”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平衡外国强权的危险，不让任何一个占主导地位：“既然你知道对手的实力，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分划他们；小心翼翼地行走，使用计谋，从而能证明你自己是良好的战略家。”李未说明中国在朝鲜的利益，或许因为他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的宗主统治权与其他外国势力的威胁性质不同，或他认为，中国没有切实可行的方法确保朝鲜免受外国势力影响。


不可避免地，中国和日本对与朝鲜的特殊关系的宣称越来越不相容。1894年，日本和中国都派兵到朝鲜平叛（在南部全罗道的“东学党”起义，译者）。最终，日本抓住朝鲜国王并组织了一个亲日政府。在北京和东京的民族主义者都扬言宣战；然而，只有日本有一个现代化海军力量的强项，最初为建设中国海军现代化而备的基金已经挪用到修缮颐和园上去了。


（甲午）战争爆发数小时内，日本摧毁了中国的海军力量，经费不足，几十年的洋务自强运动功亏一篑。李鸿章被从他定期的被退休中召回，去日本马关市进行和平条约谈判，从事在军事灾难中挽回中国尊严的几乎不可能完成任务。已在战争中占据上风的一方往往有拖延解决的刺激，特别是每过一天都提高其谈判地位。这就是为什么日本以排名不够礼仪等级为由否决了一连串中国建议的谈判代表，从而加深中国的屈辱，这是蓄意侮辱一个自认为天权化身的帝国，从前其外交官因此而级别高于所有其他人，无论他们在中国的排名等次。


马关条约讨论的条款对中国的卓越感是一个残酷打击。中国被迫割让台湾给日本；停止朝鲜的朝贡仪式并承认其独立（在实践中进一步开放了日本的影响）；支付丰厚的战争赔款；和割让满洲的辽东半岛给日本，包括大连和旅顺等具有战略位置的港口。只是日本民族主义者刺杀未遂的一颗子弹让中国幸免于更被贬低的结果。李受伤的脸在谈判现场让日本政府无地自容，因而下降了几个更笼统的要求。


李躺卧在医院病床上继续谈判，以表明他在屈辱中依旧挺立如松。他的淡泊明志可能因为他已经知道，即使在谈判进展中，中国外交官已正与在中国有利益的其他强权套近乎，尤其是俄罗斯，从1860年的战争结束后，其扩展到太平洋需要中国外交的影响。李已经预见到日本和俄罗斯在朝鲜和满洲的竞争，并于1894年，他已指示他的外交官对待俄罗斯至为敏感。从马关刚刚返回，他就确保了一个莫斯科领头的“三方干预”，由俄罗斯，法国和德国组成，强迫日本归还辽东半岛给中国 。


这是一个具有深远后果的回旋 。再次，莫斯科实行了其行之有效的中俄友好解释 。为它的服务，它又一次攫取对中国大片领土的特殊权利 。 这次它玩的是微妙，而不是光明正大。在三方干预后，它传唤李到莫斯科签署一个秘密条约，包含一个巧妙并明显有吞并意图的条款，为了保证中国面对日本进一步的潜在攻击的安全，俄罗斯将兴建横贯西伯利亚跨越满洲的延伸铁路。莫斯科的秘密协议承诺不使用铁路作为“侵占中国领土和侵犯中国皇帝陛下的合法权利和特权的借口，”然而，这正是莫斯科正在着手做的。不可避免地，一旦铁路建成，莫斯科坚持认为，与其毗邻的领土将需要俄罗斯部队保护投资。在短短几年内，俄罗斯已控制了超过日本被迫放弃的面积，并显著地更多 。


它被证明是李鸿章最具争议的遗产。干预阻止了日本的前进，至少暂时如此，但代价是让俄罗斯在满洲建立了支配性的影响力。沙皇在满洲建立影响范围挑起所有既定强权要求可比性优惠的争夺战。每个国家响应别人的进步。德国占领山东半岛的青岛。法国在广东获得了一块飞地，并巩固了其在越南的据守。英国在香港对面的新界扩大了它的存在，并在旅顺港对面获得了一个海军基地 。


蛮夷平衡的战略曾在一定程度上成功。没有一个完全在中国占主导地位，在这一狭缝中，北京政府得以操作。但是，保留中国本质的巧妙运作，即在中国领土上引进外部力量进行权力平衡的计谋，只有在中**持足够强大而被认真对待的情况下，才可能收到长期效益。然而，中国的中央控制宣称正在日益瓦解。


在20世纪30年代西方民主国家善待X特勒之后，绥靖政策成为一种行为称号。但对抗只有在弱者有能力以其战败加诸强者难以承受的昂贵代价才可以安全地追求。否则，一定程度的调解才是唯一谨慎的做法。不幸的是，民主国家是在他们军事强大时实践这一政策的。但是绥靖也有政治风险和抵押社会凝聚力。因为它要求公众对领导人保持信心，即使他们屈服胜利者的要求。


这就是李鸿章的困境，几十年来，他试图使中国在欧洲、俄罗斯和日本的贪婪无厌和朝廷的顽固迟钝之间的狭缝中航行。后来中国的几代人都承认李鸿章的功力，但一直纠结或痛恨于他这些辱权签名，最主要的是对俄罗斯和日本，以及割让台湾给日本。这种政策磨掉了一个骄傲社会的尊严 。然而，它使中国维护了主权元素，尽管经过一个世纪的殖民扩张被稀释了，但其他遭此劫难的每一个国家则彻底失去了独立性。中国超越了屈辱感而似乎顺其适应。


1901年，在他去世之前，李鸿章给慈禧太后上了一道奏折，用悲哀的口气总结了他的外交政策的用心（大意）：

　　毋庸置言，倘中国战之能胜，我何幸甚！ 我命垂危矣，终为乐见者，乃诸夷归顺效忠，毕诚毕敬拜服于龙座。实不幸者，因而抑郁而言，中国不堪与列强平等而事也，我军力实不举。此关乎帝国完整，投名瓷而击鼠辈，岂非蠢乎 ？

　　让俄罗斯在满洲对抗日本的战略制造了一个竞争状态，这两个大国逐步测试对方。在其坚持不懈的扩张中，俄罗斯抛弃了与其他中国剥夺者之间的默契，即保持各自债权者之间一定平衡和在一定程度上持续中国主权。


1904年，日本和俄罗斯在中国东北的相互竞争要求，导致了为了谁占主宰地位而发动战争，结果日本战胜。1905年的朴茨茅斯条约给予日本在朝鲜甚至可能在满洲的主导权，尽管，由于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干预，其所得低于胜利允许的可能。罗斯福调停日俄战争是以权力平衡原则为基础，这是一个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罕见的概念，它使得日本没能完全抓住满洲，从而保存了亚洲的平衡。在亚洲受阻后，俄罗斯将战略重点返回欧洲，这一个过程加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


义和团起义和新战国时期

　　到十九世纪末，中国的世界秩序完全散架，北京的朝廷不再作为一个有意义的因素发挥作用，无论是在保护中国文化或自治方面。公众的不满在表面沸腾，在1898年，爆发了所谓的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实行一种古代神秘主义形式，并声称刀枪不入并对外国子弹有神奇的抵抗力，他们操练传统武术，针对外国人和他们强加的新秩序标志展开煽动性的暴力运动。外交官，中国的基督徒，铁路，电报线，和西方学校都受到攻击。也许判断满清朝廷（本身就是“洋”的，只不过不再特别有效了）有可能成为下一个目标，西太后接受了义和团，并赞扬他们的攻击。冲突的震中再次是长期受争议的外国驻京大使馆—在1900年春天义和团包围了它们。经过一个世纪在高傲不屑、蔑视、和痛苦的调和之间摇摆不定后，中国现在同时对所有外国强权开战。


结果北京招致另一个沉重打击。一个由法国、英国、美国、日本、俄罗斯、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组成的八国联军远征部队于1900年8月抵达北京，以纾缓大使馆之围。在镇压了义和团和与之结盟的清军（在过程中毁坏大部分京城）后，他们强加中国又一个“不平等条约”—要求现金赔款，并给予外国列强进一步占领的权利。一个朝代无法防止外国反复在中国首都耀武扬威，或防止外国在中国领土上强取豪夺，显然已失去了天意。清朝，自首次与西方冲突后了不起地存活了七十年，终于在1912年垮台。


中国的中央集权再次断裂，它进入另一个战国时期。1912年1月，中华民国成立，国齤民党领袖孙中山宣布为新共和国总统。它诞生伊始既置身于军阀割据和一个危险的国际环境，从来没有机会去实践民齤主的美德 。好像被某种神秘的法律指挥帝国统一，孙在就职六个星期后既让位给袁世凯，后者是唯一能够统一国家的武装司令。袁在1916年宣布一个新皇朝胎死腹中后，政治权力下放到地区的省长和军事指挥官手中，形成军阀割据。与此同时，在中国的腹地，中国GCD于1921年成立，她管理着一个影子政府和平行的社会秩序，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散慢地遥相呼应。每个有志者都声称统治权，但没有一个强大到足以战胜其他。


在没有一个举世公认的中央权威的情况下，中国缺乏其传统外交的行为工具。到20世纪20年代末，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对整个古老的大清帝国疆域行使着名义控制。然而，在实践中，中国传统领土的特权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耗尽力气和受威尔逊自决原则的影响，西方列强无力再在中国扩大其影响圈；他们仅能够勉强维持。俄罗斯正巩固其内部的（苏维埃）**，没有进一步扩张 。德国被完全剥夺了它的殖民地。

　　在中国统治地位的前参赛者中，只有一个留下，却是对中国独立最危险的：日本。

  中国没有强大到足以保卫自己。而且没有其他国家在场平衡日本的军事力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战败后，日本占领了以前割让给德国的山东。1932年，东京在满洲设计炮制了一个由日本主导的分裂主义的满洲国。在1937年，它开始了征服整个中国的计划（并占领了东部大部分地区）。


日本现在发现自己也站在以往中国征服者的位置上。征服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就足够困难，如果不依赖其文化格言的话，管理她更是不可能。而日本原来珍视自己机构的独特性，从 来没有准备这样做。逐渐地，其昔日的合作伙伴—由美国支持的欧洲列强—开始加入反对日本的行列，首先在政治上，最终在军事上


　　这是一个积自强外交政策而成大功的例子，与以前的殖民者合作，现在一起维护中国的主权完整。这一努力的领导者是美国，而其执行文书是国务卿海约翰在1899年宣布的开门政策。原本打算要求美国得到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同样的好处，它在20世纪30年代被改造成一个维护中国独立的方式。西方列强参加了这一努力。中国现在能够克服帝国主义殖民阶段，只要它能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生存下来，就可以再次打造中国统一。


1945年日本投降时，中国仍处于破坏和分裂之中。国共两党都企望中央权威。两百万日本士兵仍然留在中国领土上等待遣返。苏联承认国民政府，但一直保持另一选项，向GCD提供武器；在同一时间，它用巨大的和不请自来的军事力量冲进中国东北地区，以恢复他们昔日的殖民地宣称。北京对新疆脆弱的控制进一步削弱。西藏和蒙古已被吸引到半自治状态，分别与大英帝国和苏联的轨道对准 。


国公众舆论同情战时的盟友蒋介石。但蒋介石执政着一个已经被外国占领弄得支离破碎的国家。中国被视为组织战后世界的“五大国”之一，并被授予在联合国安理会行使否决权。其实，在五国之中，只有美国和苏联真正拥有权力进行这项任务。

　　随后，中国内战重新延续。华盛顿寻求用它的标准方案化解内战冲突，但一次又一次地失败，并在随后几十年亦无起色。它敦促相互厮杀了二十年的国共两党组建联合政府。在1945年9月间，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在陪都重庆召开会议，邀请蒋介石和GCD领导人M泽东和谈。双方领导人都尽职尽责地参加了，但背后却摩拳擦掌准备着最终摊牌。



会议刚刚结束，双方重新开始敌对行动 。蒋介石的国民党部队选择控制城市的战略，而M泽东的游击军队以农村为根据地；每人都寻求用围棋战略包围其对手。在国民党呼唤美国插手的一片嚣嚷之中，杜鲁门总统派 乔治?马歇尔将军到中国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努力，以鼓励双方同意携手。在此期间，国民党军队阵地崩溃。

　在大陆被GCD击败，国民党军队于1949年撤退到台湾岛上。国民党带来了军事设备，政治阶级，以及国家权力（还包括故宫收藏的文化艺术珍品）的残余 。他们宣布中华民国迁都于台北，并扬言他们要养精蓄锐，有朝一日光复大陆。他们保留了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 。

　　同时，中国在新宣布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义下再造统一。GCD中国投身到一个全新的世界：在结构上，一个新的王朝；在实质上，中国历史上首次一个全新意识形态。在战略上，它面对十几家邻居，与其边界开放但同时对付每一个潜在威胁又手段不足—在中国整个历史中历朝政府面 临同样的挑战。总攮所有这些问题，中国的新领导人还面对美国在亚洲事务中的参与，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一个自信的超级大国出现，特别是它正在对GCD在中国内战胜利时自己的被动而反省。每个政治家都需要平衡过去的经验与未来的要求 。这对毛和GCD刚刚接管的中国，正是恰如其分。


第四章毛的继续革命

几个世纪以来，中国的朝代更替似乎按照一定的节奏发展。在新的朝代到来前，旧的朝代被认为已不能保护人民的安全或不能满足人民的愿望。通常不是因为一个毁灭性的灾难而是经过一系列灾难的冲击，在人民的眼里，当朝统治者渐失天意。而新朝获得天意也就顺理成章（总把新桃换旧符）。


　　在中国的戏剧性历史中，旨在推翻旧朝的起义屡屡发生。但是，没有新的统治者扬言要推翻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过去的“天意”秉承者—特别是那些外族征服者—总把自己打扮成旧的社会价值体系的合法捍卫者并保证按过去的教条执政。他们继承并保持了原有的官僚体制，也许只为了能管理好这么富裕和人口众多的国家。这一传统就是中国化的机制。它以孔子的学说为朝纲。


在1949年，一位巨人MZD以农村包围城市建立起来一个新的朝代。他是一位诗人又是战士，既是先知先觉又是带来灾难的人，他冷漠决断，有着不可超越的影响力，他统一了中国并带领她踏上一条几乎走向覆灭的旅途。在她精疲力尽的终点，中国却以世界大国的面貌出现，成为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全面崩溃后硕果仅存的（除古巴，北朝鲜和越南以外）社会主义国家。

毛的伟业
　革命者根据革命事业的需要必须强大而思想专一。一个几乎不变的模式是革命者从当时政治环境的某个犄角旮旯起家成功地运用个人魅力和发动仇恨并在心理上压倒对手而取得成功。


　每场革命都有一个指定的事业，一旦成功便在新建的秩序中落实。毛的革命没有最后的休息地，他的最终革命目标是一个模糊的景愿，与其说是政治重建毋宁说更像精神升华。GCD的干部就如教士，他们的任务不是完成一个规划好的事业而是类似十字军的讨伐。

在毛以下，党的干部本人亦生活在坠入地狱的边缘。对他们来说—在几乎可以肯定的未来—他们本人将被他们受鼓舞而发起的运动所吞噬。中共的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那一代）几乎都经历过如此煎熬。只有那些经受住考验的人才有可能重返权利舞台。毛革命时期的所有亲密同志—包括终身服务于他的总理和外交家周恩来--亦无可幸免


在过去的皇帝中，毛最尊敬秦始皇绝非偶然。秦始皇扫六合而归中华于一统，于221 B.C.结束了战国时代。秦始皇一般被认为是统一中国的奠基者，但他在中国历史中从来没有被给予最高的尊重，因为他做出了焚书坑儒的恶行。毛曾经说过对中国的统治应该用马克思和秦始皇的办法双管齐下。毛写过一首悼念秦始皇的诗：
　　七律《封建论》呈郭老 1973年8月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
　　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多行秦政治，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毛的中国，按他的设计，是一个危机永无休止的国家。从GCD建国初期开始，毛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政治斗争浪潮。中国人民不允许坐着享受他们取得的成就。毛给他们指出的命运是不断地通过意识形态的斗争达到个人以至社会的纯化。

　　毛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将砸烂旧传统作为国家行动的统治者。他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敢于破旧立新的人，尽管有时很暴力。M泽东1965年与法国文化部长安德列?马尔罗谈话时明确说明：

　　中国过去的旧思想、旧文化和旧习俗必须抛弃。而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和新习俗，尽管现在还不存在，必须建立起来。。。新思想，新文化和新习俗只能在斗争中产生，只要复辟旧中国的危险存在一天，斗争就必须进行下去。


　　毛曾经发誓，为了消灭旧制度，中国要像原子一样被“砸碎”，同时产生能量爆炸达到一个从未有过的成就高度：

现在我们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了。我们是热情奔放的国家，像火焰一样跳跃。我们的国家好比是个原子，当原子核被砸碎时，它释放的热能威力巨大，我们能够做到前人无法完成的事情。

毛对传统的中国政治思想发动了令人信服的攻击：孔子宣扬普世河蟹，而毛把国内外对立力量的冲突作为理想境界（事实上，毛认为两者是关联的，也经常把国内运动和境外危机结合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战役之中）。孔子的传统强调中庸之道，在改革时，它是渐进而行的，只提出恢复或修正过去的价值。与之相反，毛追求根本性的变革，与过去切断一切联系。传统的中国政治理论将军事力量奉为次尊而强调统治者通过道德和仁慈取得境内外的安稳。毛受他的理想和对百年国耻的忿怒驱使，缔造了史无前例的军事化中国生活。对所有珍存传统文化的东西，包括艺术、文化和思维方式，毛统统宣战。

　　但是，在许多方面，毛又是他想要调解的辩证矛盾的化身。他一方面是公开的、激情的孔子反对者，另一方面他博览古籍，引经据典，出口成章。毛发明了“继续革齤命”的宗旨，但是当国家利益需要时，他又能够耐心调整他的长远计划。毛被认为是化解“矛盾”的战略大师，而其实际效果却恰恰为从孔子的“大同”或大和谐概念演绎出来的的终极目标而服务。


这样，毛主义的统治方式就成为老花镜里的孔子传统学说，一面宣称与过去断绝关系一面又利用中国传统的政治工具，包括皇帝式的管理方式，即将国家当作一个道德工程，和一个庞大的官僚体制，尽管毛十分憎恨这一体制，周期性地想毁灭它，而最终又不得不周期性地重建它。


　　毛的终极政治目标不可能用一种单一的组织结构来代表，或以实现一系列的政治目标而满足。他的目的是持续革齤命这一过程本身。他感到他的使命就是通过一次次更彻底的造反使他的人民得到净化和升华。


　　被推翻，例如眼前国齤民党反动派被我们所推翻，过去日本帝国主义被我们和各国人民所推翻，对于被推翻者来说，这是痛苦的，不堪设想的。对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共齤产党，则不是什么被推翻的问题，而是努力工作，创设条件，使阶级、国家权力和政党很自然地归于消灭，使人类进到大同境域。--《论人民民齤主专政》


　然而，一个永远造反的国家如何参与到国际体系中去呢？如果继续**不断地实施，那就意味着动和谐乱不断，甚至战争。渴求稳定的国家就会联合起来反对她。这样的国家如果想打造一个面向世界的国际秩序，必然与继续**的提倡者相冲突。这一两者难取其一的推论一直困扰着毛而终身未得其解。


毛的国际关系学：空城计、威慑和心理战胜

　　毛在掌握政权的当天夜晚就向世界宣誓了他对国际事务的基本态度。在新成立的人民政治协商大会上，毛把新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态度总结为一句话：“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一百多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包括伟大的中国革齤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齤命在内。我们的先人指示我们，叫我们完成他们的遗志。我们现在是这祥做了。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齤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


对中国来说，1949年宣称在世界上站立起来有着大无畏的气概。当时这个国家还是一个未发达的国家，没有足够强的军事能力把她的选项强加于世界各国，而他们都有着远胜于中国的资源，特别是技术。当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美国已经是主要的核大国（苏联当时刚刚初试核爆）。在内战时期，美国曾在二战日本投降后帮助蒋介石运送兵力和武器到北方的城市以遏制共齤产党的军队。毛齤泽东的胜利打了华盛顿一记耳光并引发了“谁丢失了中国？”的论战。这至少在北京看来是有最终翻盘的企图。1950年，当北朝鲜进攻南朝鲜时，杜鲁门总统命令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以阻止大陆政府解齤放台湾就成了“犯罪”的实例。


　　苏联是一个意识形态上的同盟，并且最初可以作为战略伙伴平衡与美国的力量对比。但是中国领导人不仅没有忘记一百年来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让俄罗斯占有了中国远东沿海省份和在满洲和新疆的特殊优惠，也没有忘记1945年苏联在中国抗齤日战争中迫使蒋介石签署的划出中国北方领土为蒙古的协议。斯大林认为苏联是共产世界理所当然的老大，这一姿态与毛的强烈民族主义情感和意识形态的长远景愿不相匹配。

　　另一方面中国与印度还有边界之争。争论地区在喜马拉雅山麓下的一条由所谓的麦克马洪线所界定的地区，它有125，000平方公里，相当于美国的整个宾夕法尼亚州或，用毛的话说，中国的福建省，此非区区弹丸之地也。


毛把这些挑战分为两类。在国内，他有足够的权力和影响力实施他的继续革齤命事业。在国外，世界革齤命只是个口号，也许是个长期目标，但中国领导人现实地认识到除了意识形态手段他们没有足够的实力去挑战当时的国际秩序。在国内，除了克服中国人根深蒂固的顽习，他几乎没有哲学境界上的客观极限。在外交领域，他确是相当谨慎的。


　当共齤产党在1949年掌权时，有相当一部分地区脱离了历史上中齤华帝国的版图，如西藏，新齤疆部分地区，蒙古部分地区和中缅边境地区。苏联在北部保持了她的影响圈，其中包括占领军和旅顺港的舰队。毛也像以前朝代的皇帝一样宣称中国的边境是史上最强大时建立起来的。对于中国历史上的版图领土—台湾、西藏、新齤疆和蒙古，他实行中国式控制而且都成功了。内战刚一结束，他就派兵收复了意图分裂的地区，如新齤疆、内蒙古、最后是西藏。在这个意义上齤，台湾不是一个考验共产意识的问题，而是对中国历史的尊重。尽管毛忍用军事手段，他对十九世纪“不平等条约”割让出去的的领土也宣称主权，如1860年和1895年割让给俄国的海参崴等远东领土。


至于对世界其他各国，毛发展了一套独特的外交风格，即用意识形态力量和心理作用代替物质力量。它主要由中国中心论，加上一点世界革齤命的佐料，和传统的蛮夷外交齤管理手段调制而成。它专注于长期规划和运作，意图在心理上压倒对手。


　　西方外交家的常识观点认为中国从几十年内乱恢复过来后应该与大国修好，但毛戒饮此酒。他拒绝任何软弱的表现，采取挑战而不是迎合的态度，甚至拒绝与西方国家打交道。



周恩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任外交部长，用形象化的的语言概括了这一超然态度。新中国不会落入已有的外交关系俗套。她要“另起炉灶”。与新政权的关系要通过谈判逐个解决。中国要“打扫庭院待客来”，也就是说中国要先清除殖民影响再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她要用她的影响团结世界人民，鼓励发展中国家的革齤命事业。


　　外交传统学者会否定这种冷漠挑战性态度的可行性。但毛相信意识形态和心理因素对战略目标的冲击力。他通过对军事强权分寸拿捏准确的藐视达到与超级大国心理上平等的地位。


　　《演义三国》里诸葛亮的空城计就是一个中国战略的经典例子。当时蜀国军师诸葛亮注意到强兵压境。如果出兵抵抗就意味着自取灭亡。如果投降，则对未来局势彻底失去控制。军师心生一计。他大开城门，自己坐在城头弹琴以待。在他的身后表现出城中正常的生活，没有一点恐惧或慌张的迹象。敌军主将把这种镇定解释为城中有伏兵，遂下令大军止进并撤兵。


毛对核战争威胁的令人心惊胆颤的藐视肯定在某些方面取材于那个传统战例。从一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不得不在与两个核大国的三角关系中斡旋，其中任何一个都有能力单独对中国构成严重威胁，若两个加起来将压倒中国。毛对付这一似乎不可逃避的绝望局势就是视而不见。他公开宣扬对核威胁无动于衷；事实上，他曾扬言他准备以牺牲几百万人的代价，甚至愿意以此为保证，换取共产主义胜利。毛是否真的相信他自己的保证几乎已经无法确定。但毛确实成功地让世界相信了，这是信誉的终极考验。


　毛能够从中国长期国务传统中汲取教训，就是如何从一个弱势地位取得长期战略目标。几个世纪以来，中国的政治学能够把“蛮夷”编织在国门以外的关系网里并且谨慎地通过外交技巧保持着政治至高无上的虚构故事。从共和国建立以来，中国在世界舞台上一直扮演着超乎其客观实力的角色。作为强烈捍卫她的传统国家定义的结果，中国成为不结盟运动—一群新近独立的国家在超级大国之间寻求生存之路—的最具影响力的领袖。中国确立了自己不可被人小觑的大国地位，同时在国内进行着重新定义自己的运动而在外交上又要挑战核大国。


　　在追求外交成果的过程中，毛的成就更应归功于孙子而非列宁。他经常从阅读中国经典古籍和他公开蔑视的旧传统中汲取灵感。在他主持外交倡议时，他不是经常引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而是传统的中国经典：孔子、关于朝代兴衰的《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等关于战争和战略的著作、关于反叛英雄传奇的《水浒》和官宦家族罗曼情事的小说《红楼梦》，这部书毛说看了五遍。作为孔夫子式学者官员的现代化身，尽管他对这类人嗤之以鼻，他写诗和哲学随笔，他对自己狂飞乱舞的书法更是感到骄傲。他的这些文学艺术细胞不是他政治劳作的逃难者，而是他伟人整体的一部分。当毛离开三十二年后于1959年重返他的故乡时，他不是宣扬马克思主义，而是写了一首充满浪漫主义情怀的诗词：
　　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教日月换新天。



　　中国的文学传统不仅在毛，而且在他周围紧密同僚的思维中亦是根深蒂固。1969年，毛的外交政策走到了一个转折点。毛给当时被打倒的四位解放军大元帅（陈毅，聂荣臻，徐向前，叶齤剑英）布置了一个“家庭作业”—分析当前的国际局势和中国的战略选择。四大元帅引用了《三国演义》中—一本当时的禁书但他们肯定毛熟读过— “三分天下”的典故，建议与当时的头号敌人美国打开关系。即使在毛猛烈地清扫中国古代传统遗产的时候，毛也用传统中国的智力角逐比喻来构思他的外交政策。他形容中印战争为“跨过楚河汉界”，这里蕴藏了反映在中国象棋中的古代经典战例。他甚至把中国传统的赌博游戏--麻将--当作战略思维训练营，他说：“如果你喜欢玩麻将，你就会知道概率计算和确定性的原理”。在中国与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的冲突中，毛和他的最高同僚们用围棋的概念化解了战略包围的威胁。


正是在这些传统方面超级大国有很大的难度去理解毛的战略动机。透过西方战略分析家的镜片，在冷战的头三十年中北京的军事行动几乎都是不可能任务，如果由他们纸上谈兵的话。让中国对抗军力远远强于自己的大国而且战事发生在山高皇帝远的次等战略要地—北朝鲜、台湾周边的岛屿、喜马拉雅山麓人烟稀少的地方和乌苏里江的冰天雪地里—这些中国出兵的举动让外国观察家—和每个对手—都大跌眼镜。毛坚定不移地采取措施防止任何力量或力量的联合包围中国，不管他们的意识形态是什么，他把这些看作是有太多的“围棋”子包围中国，从而打乱他们的计算


这正是使中国卷入朝鲜战争的促因，尽管当时国力虚弱。同样道理，毛死后，中国与越南—一个不久前的同盟者—交战，也是挑衅河内与莫斯科刚刚签署的攻守同盟，尽管当时苏联在中国北部边境陈兵百万。对中国周边力量构造的长远规划远胜于一时局部力量平衡的计算。这种结合心理战和长远计算的策略也同时是毛威慑潜在军事威胁的手段。



尽管毛被中国历史所深深吸引，还没有一个从前的中国统治者能像毛那样把传统与权威、残酷无情和环视全球应用得这样得心应手：面对挑战时冷酷无情；而在条件不允许他占一时之上风时又能熟练地运用外交技巧取得最终优势。他的宏伟而勇敢的外交计划，无论战术上如何传统，正是在中国社会经受大动荡的年代实行的。毛承诺整个世界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世界上所有的阶级中，无产阶级是最无畏的、最想改变自己地位的，其次是半无产阶级；因为前者没有任何财产，而后者也好不到哪里去。美国现在还控制着联合国和世界大部分地区，这一状态只是临时的，总有一天会改变的。中国现在是一个穷国，它在国际事务中的权利被否定了，这也会改变的。穷国会变成富国，权利被否定会变成享有权利—事情都向着相反的方向转化。


毛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不可能把实现世界革齤命作为一个实际目标来奋斗。作为结果，中国对世界革齤命的实际贡献主要是在意识形态上，包括对各国共齤产党的情报支持。毛在1965年一次会见埃德加.斯诺（他是第一个报道内战时期共齤产党根据地—延安—的美国新闻记者）时说：“中国支持他国的革齤命运动，但不是靠侵略他国。当然，无论哪里有解放斗争，中国都会发表声明和举行示威去支持它”。


　　同样，在1965年发表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的小册子里，林彪，当时毛的最显著接班人，争辩道：世界的农村（指发展中国家）将会打败世界的城市（指发达国家），就像人民解放军打败蒋介石一样。林登?约翰逊政府把这一条解读为中国的战略蓝图—它意图支援而且极有可能直接参加--世界范围的，特别是印度支那的，共产主义蔓延化。林彪的小册子是导致美国出兵越南的一个因素。可是，当代学者则认为林的文献只是表明了中国在军事上支持越南或其他革齤命运动的限度。因为，事实上，林彪宣称：“群众也只有群众才是解放自己的力量—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任何一个国家的解放战争是那个国家人民自己的事情，而只能由那个国家的人民自己完成，没有其它的途径。


这一自我约束反映了中国对实际力量平衡的冷静思考。现在我们不可能知道如果平衡朝着共产主义力量倾斜的话毛会做出如何的决定。但是，不管是作为现实主义的考虑还是哲学动机，意识形态革齤命是以表演而不是战争的形式改变世界，就像传统的皇帝认为他们自己的作用一样。


　　一组能够进入北京中央档案馆的学者极其精确地描述过毛的矛盾双重性：献身于世界革齤命，时刻准备着在任何情况下鼓励革齤命，然而又保护中国生存的必要性。这一矛盾心理表现在毛与澳大利亚共齤产党领袖希尔在1969年的一次谈话中。毛当时正考虑对美国开放，之前两国二十多年来锁定在敌对关系中。他对会见人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是正在进入一场革齤命来遏止战争，还是进入战争最后引发革齤命呢？如果是前者，与美国和解就没必要了；如果是后者，为了防止对中国的攻击，它就是当务之急。最后，经过一番犹豫，毛选择了与美国和解。防止战争（在当时极有可能是苏联进攻中国）比鼓励世界革齤命更重要。


毛齤泽东的第一次外交活动是1949年12月16日访问莫斯科，在宣布中华人们共和国成立后两个月的时间里。这也是他的第一次出国旅行。他的目的是与共产主义超级大国苏联结成联盟。后来，事与愿违，这一访问引发了一连串的事件积累起来导致了将中苏同盟的初衷转化为中美苏之间的三角外交关系。三国各扯其角，互相牵制。


　　在毛抵达莫斯科的当天，斯大林会见了他。会见时，毛强调中国需要一个“三至五年的和平期，用来安定国家和把经济建设搞到战前的水平”。然而，毛那时没想到，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中国和美国就发生了头碰头的战争。

正如当时所发生的，斯大林几乎没有任何兴趣帮助中国康复。他当时正受着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叛离的刺激。南斯拉夫是唯一一个欧洲共产国家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苏军占领取得政权的。铁托刚刚脱离苏联不到一年。斯大林下定决心不让类似的结果在亚洲出现。他了解共产主义在中国胜利的地缘重要性；他的战略目标是操纵这一结果并在其影响中获利。
　　斯大林毫不怀疑与他打交道的对手毛是一个难以对付的巨人。中国共齤产党在中国内战中获胜，完全出乎苏联的预料并且也没听苏联的劝告。尽管毛宣称中国在国际事务上会“一边倒（向莫斯科）”，但是在所有共齤产党领袖中毛是莫斯科最难掌控的，特别是他现在掌管着人口最多的共产国家。这样，两个共齤产党巨人的相遇就跳起了复杂的小步舞，其直接结果就是六个月后的朝鲜战争把美国和中国，还有苏联的影子，搅合在一起。


毛当时相信美国关于“谁丢失了中国”的热吵是想最终翻盘的前奏—任何情况下，共产和谐主义观念也促使他这样认为，毛努力想尽最大限度从苏联获得物资和军事支持。因此，正式结盟是他的目标。

　　但是，两个共产独和谐裁者命运不交携手合作。斯大林那时已经执政三十年了。他已经战胜国内所有的反对力量并领导他的国家打败了纳粹的侵略，尽管以令人恐怖的生命代价。他周期性地组织清肃运动，造成上百万的受害者，而且当时正准备开始又一个新的清肃行动。那时，斯大林已经成了超越意识形态的神。以他对俄国历史的粗暴理解为准绳，他的领袖风格贴满了残暴和玩世不恭的马基雅维里主义标签。


在中国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漫长的抗齤日战争中，斯大林蔑视了共齤产党军队的能量和毛的以农村为根据地的农民式的战略战术。整个期间，莫斯科只与国民政府保持官方联系。在抗齤日战争结束的1945年，斯大林迫使蒋介石准予苏联在满洲和新齤疆占有优惠权利--其土地面积与当年沙皇获得的相当--并承认外蒙古作为苏联控制下独立的人民共和国。斯大林还积极地鼓励新齤疆的分裂分子。

　　同年在雅尔塔，斯大林坚持让他的盟友，罗斯福?富兰克林和温斯顿?丘吉尔，同意给苏联在满洲的特殊权利（包括将大连和旅顺的港口当作海军基地）予以国际承认，作为对日宣战的条件。1945年8月，莫斯科和国民政府签署了确认雅尔塔协议的条约。


在这种情况下，两个共齤产党巨人的会见不可能只因有相同的意识形态而热烈拥抱。正如尼基塔?赫鲁晓夫，当时斯大林政治局的成员，回忆当时的情景道：
　　斯大林热衷于对尊敬的嘉宾表现他的待客热情，而且他知道怎么做。但是，在毛的逗留期间，斯大林有时会好几天不看他一眼。因为斯大林不理毛而且也没有派人接待他，没人敢去看他。后来，毛让人知道如果继续这样他就打道回府了。我猜，当斯大林听到毛的抱怨后，又跟他共进了一顿晚餐。



一开始就清楚，斯大林并不认为共齤产党在中国的胜利就是他放弃以出兵对日作战为代价换来的利益的理由。在会谈时，毛开场白就强调他需要和平：“关于中国很多重要问题的决定都取决于未来的和平前景。考虑如此，中央委员会委托我从您，斯大林同志，这里得到保证，如何保持国际和平和能保持多久。”


　　斯大林立马作出和平前景的保证，或许只想降低毛要求紧急援助的价码和将匆忙结盟的必要性最小化：
　　和平的问题也是苏联严重关切的，尽管在过去的四年里我们已经有了和平。至于中国，目前没有即将发生的威胁。谁想打仗？日本还没有站起来，根本没准备进行战争；美国尽管叫嚣战争，但其实它什么都不怕就怕战争；欧洲也怕战争；实质上，没人会与中国打仗，除非金日成决定侵略中国？和平依靠我们的努力。如果我们继续友好，和平不仅能持续5-10年，甚至20-25年或更长。


如果真的如此，军事联盟就没必要了。当毛正式提出这个问题时，斯大林表明了他的保留态度。他作出令人吃惊的断言，新的结盟条约只能是表面文章，已存在的条约就足够了。而这个条约是与蒋介石在不同的情况下签署的。为了加强他的论点，斯大林还声称苏联的地位早已设计好得足以避免“美国和英国有任何改动雅尔塔协议的法理依据”。



其实际效果是，斯大林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会受到苏联与毛刚刚推翻的国民政府签署的条约的最佳庇护。斯大林很得意他的这一论点以至于他接着让毛“请求”他继续行使蒋介石让给他在满洲和新疆的权利。毛作为一个激烈的民族主义者，以重新定义斯大林的权利的方式拒绝了这些要求。他争辩说，目前关于满洲铁路的安排符合“中国利益”，因为它为中国干部参加铁路和工业建设提供了一个培训所。中国人员在受训结束后将接管铁路。苏联专家可以留下直到培训完成。


　　在主张友好和肯定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的同时，两个马吉雅维利主义者实际上为谁占主导而角力（在中国周边一块不小的土地之上）。斯大林更资深，而且在当时更强大。毛占尽地利而更自信。两人都是伟大的战略家，当然意识到沿着这条道走下去他们的利益必将发生冲突。



经过一个月的讨价还价，斯大林让步了，同意联盟条约。不过，斯大林坚持大连和旅顺仍然是苏联的基地，直到与日本达成和平协议。最后北京和莫斯科于1950年2月14日签署了中苏友好互助联盟条约。毛得到了他想要的而斯大林想推没推掉的东西：在与第三方发生冲突时互相支援的义务。理论上，中国亦有义务在全球事务上帮助苏联。但在实际操作上，当中国周边若隐若现的潜伏危机抬头时，它给毛罩上一张安全网。中国为此付出的价钱也相当不小：采矿、铁路和满洲和新疆的租地；大连和旅顺的港口作为苏联海军基地。几年后，毛仍然当着赫鲁晓夫的面怨气连天的牢骚斯大林想把这些租地变成“半殖民地”。


　　至于对斯大林来说，一个强大的东方邻居的出现是一场噩梦。没有一个俄罗斯统治者能够忽视沿着中俄两千英里长的边境双方人口的悬殊对比：中国的五亿人口对西伯利亚的不到四千万人口。


中国发展到何等阶段这些数字才变得重要呢？意识形态上的貌似相同不仅没有消除反而加强了这一关切。玩世不恭的斯大林怎会怀疑当一个强人认为他是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强大起来时他会抵触联盟中的正统强权，不管他们关系多么亲密。斯大林，一个刚跟毛过过招的人，当然知道他（毛）不会谦让他的。

艾奇逊和中国铁托主义的诱饵

　　在毛逗留莫斯科期间，在世界的另一端正上演着另一段戏，预示着共产世界的潜伏危机和美国在这一三角关系中若隐若现的可能作用。剧情是美国国务卿迪?艾奇逊回应国内关于“谁丢失了中国”的批评大合唱。在他的指示下，国务院在1949年8月发布了一篇针对国民党在大陆垮台的白皮书。尽管美国当时仍然承认国民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白皮书则把国民党描述为“腐败，反动和低效率的”。艾奇逊这样总结并建议杜鲁门总统道：

　　不幸的和不可逃避的事实是中国内战的可预见的结果已经超出了美国政府可能控制的范围。任何这个国家在它合理的能力限度内做过的或可能做过的事情都不可能改变这一结果。。。。那是中国内部力量角逐的产物，这个国家（美国）企图影响它但没成功。


1950年1月2日在合众社俱乐部的一个讲话中，艾奇逊加强了白皮书中的观点并提出一个环视亚洲的新政策。他的讲话包含了三个基本重点。第一点是华盛顿在中国内战中金盆洗手。

  艾奇逊声言:国民党表现出不仅仅政治上不够资格而且“任何军事指挥无与伦比的昏庸无能”。

   对于GCD人，艾奇逊推论道，“没有制造这一条件”，而是技巧性地利用了这一缺点。

   蒋介石现在只是一个领着残兵败将盘踞在中国海岸边一个小岛上的逃难者。

　　既然已经把大陆让给了GCD人，无论其地理影响如何，再抵制GCD人占领台湾已无任何意义。

　　事实上这正是一份NSC-48/2文件的官方判断，它是由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参谋起草总统签字同意的一份国家政策文献。这份文件于1949年12月30日正式生效，它的结论是“福尔摩萨（台湾）的战略重要性不足作为公然军事行动的合理依据”杜鲁门在1950年1月5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强调了相似的一点：“美国政府不会为福尔摩萨上的中国军队提供任何军事援助和教导.


第二点，也许更重要地，艾奇逊没有给谁可能在长远利益上威胁中国独立这一问题留下丝毫疑问,他说：

　　共产主义的概念和技法让俄罗斯帝国装备了一种更阴险的新的渗透性武器。有了这些武器的力量，正在中国发生的是苏联把中国北部的省份从中国分离开来并附在苏联体上。这一过程已经在外蒙古完成了。在满洲也几乎完成。我相信在内蒙古和新疆的苏联情报人员正在乐呵呵地给莫斯科打报告。这就是正在那里发生的事情。

　　艾奇逊的最后一点更对未来具有深远意义。因为它直接暗示了中国的铁托模式选项。倡议与中国的关系应该基于国家利益，艾奇逊直言中国的主权完整就是美国的国家利益，不管它国内的意识形态如何：“我们必须采取我们过去一直采取的立场，就是任何破坏中国主权完整的人是中国的敌人，也与我们的利益背道而驰。”


从国家利益而不是意识形态出发，艾奇逊为新的中美关系铺垫了一个温情的前景：

　　今天是老的东西方关系消失的一天，过去的关系在最坏时是掠夺主义，而在最好时是温情主义。那种关系结束了，今天的东西方关系特别是在远东必须是相互尊重和互相帮助。

　　下一个美国政府高官对GCD中国发表同样的看法要等到二十年后，理查德?尼克松对他的内阁提出了相似的观点。


艾奇逊讲话精心巧妙的措辞有意触动斯大林多处敏感神经。事实上，斯大林被惹得不得不动一动。他立马派他的外交部长安德烈?扬?维辛斯基和部长会议主席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紧急召见那时还滞留在莫斯科进行联盟谈判的毛，警告毛艾奇逊正在耍“离间计”，而事实上是邀请毛表忠心。这可是一个慌乱无措的姿态，与平时斯大林镇定而颖悟的秉性不符。因为表忠心这一要求本身定义了对方具有不可靠性的潜在能力。如果你的伙伴有想法有能力叛离你，那么表衷心就可信吗？如果不是，那还有什么必要呢？况且，毛和斯大林都心知肚明艾奇逊的“离间计”是对当前中苏关系的一个准确阐述。


　　苏联的两位外交大员要毛表态否定艾奇逊关于苏联企图部分分离并主控中国的指控，并建议毛说这是对中国的侮辱。毛未加任何评论，点上一支烟慢条斯理地朝苏联使者索要艾奇逊讲话的拷贝并询问了艾奇逊可能的动机。几天后，毛批准了一条讽刺批评艾奇逊的声明。与苏联由外交部作出反应相比，北京把这事交给官方的新闻局去拒绝艾奇逊的建议。声明在语言上否定了艾奇逊的“诽谤离间”，但是它在外交礼仪上的相对低层次使中国进退有余。毛选择不在莫斯科为他的依然孤立的国家寻求安全保障的时侯去深挖艾奇逊讲话的含义。


　　毛迟至1956年12月才道出自己的真实想法，以他特征的语气，就脱离苏联靠近美国的选择，似乎是冲着艾奇逊却又没指名道姓地说：
　　中国和苏联是站在一起的。。。现在还有人怀疑我们的这一立场。。。他们认为中国应当站到中间来，为美国和苏联搭一座桥。。。如果中国站在美国和苏联的中间，这好像是一个有利的位置，一个独立的位置，但是其实她是不可能独立的。美国并不可靠，她会给你一点东西，但不会多。难道帝国主义能给你一顿饱饭吗？它不能。


　　但是，如果美国真的准备给毛一顿“饱饭”，那会怎样呢？这个问题要等到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时看了。


金日成和朝鲜战争爆发

　　事情很可能就像皮影戏那样演下去几年，也许十几年，如果只是两个有疑心病的绝对统治者勾心斗角，把自己的枪口准星校正到对方的目标（动机）上。这时，在远东地缘政治乱局中窜出一个金日成。斯大林曾在与毛的第一次会谈中调侃过这位北朝鲜的领袖。斯大林为了避开中国与苏联军事联盟的话题曾调笑地提醒（对中国）和平的威胁只有来自北朝鲜如果“金日成决定侵略中国”。没想到斯大林一语成谶（译者加注）。

　　当然金日成不是真的这么做。相反，他决定侵略南朝鲜，而在这一过程中，他把世界上主要的大国都带向了全球战争的边缘，特别是导致中国和美国的直接军事对抗。

在北朝鲜进攻南朝鲜之前，几乎不可想象刚刚从内战拔出腿的中国会跟拥有核武的美国交战。战争的爆发是因为两个共产巨人互相猜疑而金日成正是玩弄了他们的相互猜疑，尽管他完全依赖这两个他不可与之同日而语的强大盟友。


　　朝鲜在1910年并入日本帝国并很快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跳板。1945年，日本战败后，苏联军队占领着朝鲜北部，而美国军队占领着南部。两者的分界线，38度纬线，是任意划分的。这仅是两国军队在二战结束时的进军界限。


　　当占领军在1949年撤离时，两边的占领区就分别成了主权国家，但他们都感到不舒服。他们各自的统治者，北边的金日成和南边的李承晚，都曾经为了统一朝鲜的利益以生命对日作战。他们没有理由现在放弃，他们都自称自己是代表全朝鲜的领导。在分界线上，两边的冲突时有发生。

从1949年6月美国从南朝鲜撤军开始，在1949年到1950年间，金日成一直企图说服斯大林和毛默许他进攻南朝鲜。两人起初都不同意。在毛访问莫斯科期间，斯大林讯问毛对这一进攻的看法，毛尽管乐见其成，却担心美国出兵的可能性太高。他认为任何征服南朝鲜的工程应当放在中国内战结束--包括台湾解放--以后来实行。

　　正是毛的这一目标给了金日成工程一个启动激励。金日成似乎确信，不管美国的声明多么含糊其辞，美国几乎不可能接受两场共产主义军事征服的结果。因此，他急不可待地要完成他在南朝鲜的目标，争取在中国成功占齤领台湾而美国有了别的想法之前。


几个月后，在1950年4月，斯大林改变了主意。在金日成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给金日成开了绿灯。斯大林强调他相信美国不会出兵干涉。解密的前苏联外交文件把此事记录在案：

　　斯大林同志对金日成肯定国际环境已发生重大变化，允许（我们）在朝鲜统一问题上采取更大的主动性。既然现在已经签署了中苏友好条约，美国会更加小心地挑战亚洲的共产主义力量。根据美国来的情报，正是这样。压倒性的民意情绪是不干涉。这种情绪特别被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最近拥有了原子弹和平壤力量的加强所震慑。


　　那以后，在这件事情上就没有任何中苏直接对话的官方记录。金日成和他的使团成为这两位共产巨人在朝鲜问题上交流的通勤车。斯大林和毛为在朝鲜争取主导地位而角力，至少也是不让另一伙伴得手。在这个过程中，毛同意把人民解放军的五万朝鲜族师全副武装送到朝鲜。毛的动机是鼓励金日成的（统一朝鲜）设计还是表现出尽意识形态义务而避免中国最终全面军事参与？无论毛的最终意图是什么，其实际结果是大大加强了平壤的军事地位。


在美国国内关于朝鲜战争的争论中，艾奇逊1950年1月的亚洲政策讲话遭到了广泛批评，因为它把朝鲜置于美国“太平洋防御圈”之外因而给北朝鲜的侵略开了“绿灯”。在美国对太平洋承诺这点上，艾奇逊的政策不是他的原创。美国远东司令部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1949年3月在东京的一次新闻访谈中就提出相似观点：

　　现在，太平洋已成为一个盎格鲁-撒克逊湖，我们的防线连成了一条包围亚洲海岸的岛链。它从菲律宾开始，东接琉球群岛包括冲绳，然后弯向日本，在经阿留申岛到阿拉斯加。


从那以后，美国从朝鲜撤出了大部分驻军。当时，一项援助朝鲜的提案正在国会讨论，并遇到相当的阻力。艾奇逊被逼得只好重复麦克阿瑟的原话说：“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安全防线由一条连接阿留申到日本再到琉球群岛，再从琉球到菲律宾群岛组成”。
　　至于朝鲜，艾奇逊指给出了一个模糊的解释，反映出华盛顿在这个问题上的摇摆不定：

　　“既然南朝鲜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几乎被全世界所有的国家承认”，艾奇逊争理道,“我们的责任就更直接而我们的机会就更清楚了”（尽管这些“责任”和“机会”到底是什么？艾奇逊一开始就没有解释过，特别是它们包不包括自卫反击）。

　　如果袭击不是发生在太平洋岛链的南部或东部地区，艾奇逊建议，“开始的抵抗必须依靠那里的人民，然后依照联合国宪章决定文明世界采取的行动”。


国家威慑必须意图明确，正是这点艾奇逊失分了。

　　迄今为止，中国和苏联提到艾奇逊讲话这一点的文献还没有出现。不过，最近得到的外交文件显示，斯大林是因为看到了NSC-48/2复件才改变初衷的。这份文件很可能由他的情报网从英国双重间谍唐纳.麦肯林手里得到的。这份文件确定地把朝鲜置于美国太平洋防御圈之外。因为它是一份绝密文件，这就使苏联情报分析人员更相信了。


　　斯大林改变初衷的另一个因素很可能是他不高兴毛在中苏联盟谈判（前面提到的）中胜出，既得到了中苏友好条约的保障又不能再明白地告诫俄罗斯在中国的优惠待遇不会太长了。俄罗斯对大连不冻港的控制也指定是临时的了。斯大林肯定想过统一的朝鲜会给他的海军提供很多方便。

更有甚者，斯大林心怀叵测地鼓动金日成找毛谈，说毛更了解“东方的事情”。实际上，他是想尽量把自己的担子卸到中国人的肩膀上。他告诉金日成“不要期望从苏联得到太多的援助和支持”，他解释说莫斯科关心“西方的局势”还忙不过来。

　　斯大林左手捏着烟斗，一双鹰目环眼直盯着金警告他说：
　　“你就是被踢掉大牙，我也不会动一根指头。你必须找毛帮你。”
　　金日成圆胖的脸上依然习惯性地挂着慈祥的笑容。

　　这就一个真实的斯大林：傲慢，拒人千里之外，作弄人，谨慎而心机缜密，在获得地缘政治利益的同时把责任和风险都撂给中国人。


斯大林惯用此伎俩，事实上他与希特勒签订苏德条约就是以解希特勒后顾之忧而让他放开胆去打西方—从而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次他也下了同样的注。

（斯大林的算盘是这样打的）

如果美国出兵干涉，对中国的威胁就会增加而中国对苏联的依赖也会增加。
如果中国响应美国的挑战，它必然需要苏联的援助，结果一样。如果中国置身事外，莫斯科就会拿下错觉妄想的北朝鲜。



1950年5月13-16日，金日成飞往北京与毛秘密会晤。在到达的当天，金向毛报告了斯大林同意他的进攻计划并请毛肯定他的支持。

　　为了进一步降低风险，斯大林在他鼓励发动的进攻之前不久，撤回了北朝鲜军队里的所有苏联顾问，以示不相干。当发现这一招大大减弱了北朝鲜军队的表现能力时，他又把他们派了回去，不过是以塔斯社新闻记者的身份作掩护。


两个共产巨人的小兄弟是如何发动一场具有全球国际影响的战争呢？后来毛身边的一位翻译总结记录了毛和金日成之间的谈话：

　　金告诉毛"斯大林同意了他进攻南朝鲜的计划。"

    毛询问了金"如果北朝鲜进攻南朝鲜美国的可能反应会是什么?"

    强调一是因为李承晚政权是美国的傀儡二是因为朝鲜离日本太近，美国干涉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不过，金日成好像很自信美国不会出兵至少时间来不及因为北朝鲜只要两至三个星期就能解决战斗。

  毛也确实问过金日成是否需要中国的军事支援并答应派三个军驻扎在中朝边境。金“非常自负地”（用毛自己的话说）说用北朝鲜自己的力量和南边游击队的合作，他们自己就能解决问题，不用中国的军队。


金的陈述显然把毛震倒了，以致于他提前结束了会见并命令周恩来给莫斯科发加急电报要求斯大林“本人澄清”事实。第二天，莫斯科回电，但斯大林把皮球又踢回给了毛。电报解释道：

　　在他与朝鲜同志的谈话中，斯大林和他的朋友。。。都同意朝鲜的统一计划。关于这点，我们原则上坚持最后的决定应当由朝鲜和中国同志一起作。如果中国同志有不同意见，这个问题将留待以后讨论。


这当然把否决这一工程的责怪完全加在毛身上。更进一步表明自己与此无关（给了金日成又一个夸大其词的机会），斯大林预叫出让北京回电的牌来：“朝鲜同志可以告诉你们谈话的细节”。

　　毛和金接下来的谈话可能就是一个永远的秘密了。5月16日金带着毛的祈佑回到了平壤—至少他是对莫斯科这么说的。毛也许会算计着默许征服南朝鲜将来可以作为中国解放台湾获得苏联海军支援的一个筹码。

  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即使美国对共产主义占领南朝鲜漠不关心，美国公众意见也不会允许杜鲁门政府旁观GCD在台湾海峡的另一个军事行动。


及至十年以后，莫斯科和北京还都各不承认谁实际上最后给金日成开的绿灯。1960年6月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一次共产国际大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和那时的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大吵。赫说：“如果毛不同意，斯大林不会那样做的。”而彭回敬说这完全是“颠倒黑白”，“毛主席是反对战争的。。。是斯大林同志同意的。”

　　可是当时，两个共产巨人都没有充分估算如果金日成和斯大林的乐观预测是错误的会对全球造成何等影响，就这样滑入战争。当美国加入战争以后，两人就不得不想一想了。



美国的干涉：抵抗入侵

　　政治计划的一大问题是分析不能代表做出决定时刻的情绪。杜鲁门，爱奇逊，和麦克阿瑟的各种声明在做出的时候都反映了当时美国的想法。美国对国际社会安全的承诺在国内总是有争议的，那时还不包含朝鲜的防务。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 还正在组建。但是，当美国的政治决策者们为了共产入侵而面对面碰头的时候，书面政策就成了一堆废纸。

　　金日成于6月25日发起进攻，北朝鲜军南下势如破竹。美国随即作出让共产领袖们吃了一惊的举动，不但出兵干涉还把它与中国内战联系起来。美国首先派地面部队占据南方的釜山港口，并迅速建立了周边防区。这一行动由联合国授权，决定被通过是因为苏联因抗议台北占据中国的席位而缺席。两天后，杜鲁门总统下令美国太平洋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强制“中立化”，即防止两边任何一方攻击对方。其动机是获得国会和民意的广泛支持，没有证据表明它是意图把战争扩大化而与中国对抗的行动。


在那个决定之前，毛把解放台湾当作是他的下个军事目标并为此在中国东南的一个省份福建省集结了大量军队。美国已经多次—包括杜鲁门在1月5日新闻发布会上—发表声明传递了它无意阻挡这一行动的信息。


杜鲁门派第七舰队到台湾海峡的决定主要为取悦于民意，当然也为降低美国在朝鲜的风险。在宣布舰队出发时，杜鲁门一面强调台湾防务的重要性一面又劝诫“福尔摩萨岛上的中国政府停止一切对大陆的海空军事行动”，甚至警告：“第七舰队会看到这是一个完成事实”。


对毛来说，一碗水端平的姿势是不可想象的；他认为这是虚伪的表现。毛担心美国意图重返中国内战之中。杜鲁门公告之后的第二天，1950年6月28日，毛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发表讲话，将美国的行动归为对亚洲的侵略：

　　美国侵略亚洲只能唤起亚洲人民更广泛更坚定的抵抗。杜鲁门1月5日说过美国不会干预台湾事务。现在他自己就证明他是在撒谎。他撕毁了所有关于美国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国际协议。
　　在中国，围棋的意识立刻浮现在行动上。美国一面派兵去朝鲜一面又派舰队到台湾，就像在围棋盘上落下两子，对中国形成可怕的包围之势。


当战争爆发之时，美国没有一个关于朝鲜的军事计划。美国宣布它的朝鲜战争目的是击退“侵略”。侵略在法理上的定义是对一个主权实体采取未经授权的军事行动。那么，用什么标志成功呢？是返回以前的38度线状态吗？这样，岂不是告诉侵略者他最坏的结果就是什么也没丢失？仰或是彻底消灭北朝鲜的军事侵略能力？没有证据表明这一基本问题在最初的军事行动中被考虑过。也许因为当时政府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釜山及周边防区。实际效果上，就是让军事行动牵着政治决定的鼻子走。


直至麦克阿瑟1950年9月在釜山北面很远的仁川取得了令世人震惊的两栖登陆胜利，遏止了北朝鲜前进的冲力，并打开了收复南朝鲜首都汉城（今首尔）之路，杜鲁门政府选择了让军事行动继续直到朝鲜统一。他假设北京会接受在侵略中国的传统路线上陈列美国军队这一事实。

　　在北朝鲜境内军事推进的决定是由联合国决议授权的，这个决议是联合国全体代表大会以投票超过三分之二而通过的。它授意：“所有成员国行动起来迎接一个统一的、独立的、民主的主权完整的朝鲜国。”中国出兵反对美国被认为是超出中国能力范围的。


（不幸的是）这些观点远远不符合中国处理国际事务的方式。美国军力刚一插入台湾海峡，毛立刻认为第七舰队的出现是对亚洲的入侵。因错误理解对方的战略意图，中国和美国走进直接的冲突中去。美国极力迫使中国在它提倡的国际秩序中低头，而这个秩序是被联合国认可的（其实是被美国操纵的，基辛格没承认这点，译者）

  没有其它选择。但从一开始，毛就不准备接受任何一个他在那里没有发言权的国际体系。美国最好的战略企图就是沿某一条分界线停战，可以是鸭绿江，如果美国占上风的话；也可以是北朝鲜前线上任何一条线，比如平壤到元山，如果中国出兵迫使或美国单方停战的话。


最不可能的结果就是中国默许美国陈兵鸭绿江边，特别是因为日本曾经从这里入侵满洲里和北部各省。如果中国在两个战线上都战略萎缩，一个在台湾一个在北朝鲜，她的反应极不可能会是被动的，特别是在某种程度上毛在序幕尚未拉开时就失去了对朝鲜事件的控制。两边的误解交错叠加。

美国没想到北朝鲜会进攻；
中国没想到美国的反应。

每一边又用自己的行动加强了对方的误解。在这一（误解）过程的终端就是两年的中美战争和二十年的互不理睬。


中国出击：另一种震慑

　　没有一个军事学家能够想到刚从内战解脱出来装备着缴获国民党武器的人民解放军能够迎战一支拥有原子弹支持的现代化军队。但毛不是一个传统的军事战略家。要理解毛在北朝鲜的行动就必须先理解一些中国的东西：据敌于千里之外，战略和心理优胜，合起来或许可以被“西方战略学”称之为威慑或叫先发制人。

　　在西方，冷战和核武器的毁灭性制造了一种威慑概念：将毁灭远大于任何可能收获的风险展示给可能的挑战者。威摄的效果用还未发生的事情来衡量，也就是说，避免了战争。


对毛来说，西方的威慑概念还太被动。他拒绝中国站在被动挨打的位置上。只要有可能，他就主动出击。在某种程度上，这与西方的先发制人概念相似，即首先出击以预防受袭。但按西方的原则，先发制人意在军事取胜。


  毛的先发制人的不同点在于他超乎意想的心理威慑。他的动机力与其说是发动一次决定胜负的军事打击毋宁说是改变心理平衡，不是打败敌人而是扭转风险计算的结果。正如我们在以后的章节中看到，中国在1954-58年间的台海危机、1962年的中印边境冲突、1969-71年间的中苏乌苏里江战斗、和1979年的中越战争中的行动都有一种共同的特征：首先是勇敢的突然出击然后是政治角力。在中国人眼里，把双方拉回到心理方程式中后，真正威慑的目的就达到了。


中国的先发制人观点与西方的威慑概念想撞的结果往往产生恶性循环：中国的自卫行动会被外界认为是侵略；而西方的威慑会被中国人解释为包围。在整个冷战期间，美国和中国就在这一两难论擂台上摔跤，无法脱身。



一般常识把联合国军跨过三八线向鸭绿江—中朝边境—进发作为中国决定出兵的时刻。另一个理论说这是共产主义扩张的本性使然—像在东欧发生的那样。最近的学术研究表明两种理论都是不正确的。毛和他的同僚在朝鲜问题上不曾有过一个战略设计，至少在挑战主权的意义上；战争开始前，他们只关心平衡苏联在那里的影响。他们更没想到会在那里在军事上挑战美国。他们是在犹豫和深思熟虑之后选择先发制人而进入战争的。


事实上，勾动中国出兵计划扳机的事件是美国首次派兵釜山和强制台湾海峡“中立化”。从那时起，毛就命令计划出兵朝鲜，至少，为了防止北朝鲜崩溃--或许为了彻底驱逐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势力这一最大革命目标。远在美国军队推进到三八线之前，毛就想到，除非中国出兵，北朝鲜要完蛋。

  阻止美国进军到鸭绿江只是一个附带的因素。在毛的想法里，它（美国兵指鸭绿江）创造了一个突然袭击的时机和调动民意支持的机会。当1950年8月美国阻止了北朝鲜的前进时，中国出兵变得相当有可能；而当美国在仁川登陆迂回包抄北朝鲜军队让战场上洪流倒卷并冲过三八线的时候，这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中国的战略学通常表现出三个特征：

对长期发展趋势明察秋毫的分析，战术选项的仔细研究，和运作决策的分头探索。


1950年7月7日和7月10日—仅在美国出兵朝鲜两周后，周恩来主持了两次中国领导人的集体会议，研究分析美国军事行动对中国的影响。计划开始了。与会者同意将原来为解放（基辛格原词，侵略）台湾而驻扎在福建沿海的部队派到中朝边境去，并将其改编为东北边防军，以“保卫东北边境和支援朝鲜人民军”为使命。到七月底—美军跨过三八线前两个多月，多达二十五万人的中国部队已经部署在中朝边境。


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会议在八月继续召开。8月4日，仁川登陆前六个星期，那时局势对入侵的北朝鲜军队还是相当有利，前线仍深入南朝鲜纵深，直逼釜山，毛怀疑北朝鲜的能力，告诫他的政治局：
　　“如果美帝国主义者赢了，他们就会被胜利冲昏头脑；然后，他们就会冲着我们来。我们必须帮助朝鲜，我们必须支援他们。这可以是以志愿军的形式，在我们选择的时间，但我们必须做好准备。”


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也做了同样的分析：
　　“如果美帝国主义者打垮北朝鲜，他们就会变得妄自尊大，和平就会受到威胁。我们要保证胜利，就必须增强中国的影响，这将可能改变国际局势。我们必须作长远规划。”

　　总之，是预计仍然挺进的北朝鲜军队战败这一结果--而不是美国军队到底在什么地方—是中国必须阻止的。第二天，毛命令他的最高将领们“在两个月内完成准备等待参战的命令。”

　　8月13日，中国的第十三军团举行了一个高级将领会议讨论这一任务。尽管对八月份的期限持有保留，与会者一致同意中国“应当主动出击，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坚定不移地向前推进，打碎敌人侵略的美梦。”


与此同时，军事参谋们也在进行沙盘推演和分析。中国人得出结论：西方人可能直觉地认为这不可能，以至于我们能够赢得这场对美国的战争。其论据是，美国在世界各地插手会局限它投入朝鲜的力量最多到五十万，而我们有四百万军队。中国离战场更近使我们占有后勤优势。中国的计划者还认为他们也占有心理优势，因为世界人民支持中国。（“胜兵先胜而后求战”）


　　核打击的可能性居然一点也没使中国的计划者感到恐惧—也许因为他们缺乏核武器的第一手经验而且也没办法得到它。他们（尽管不是没有主要的反对者）总结出美国用核武作反应是不可能的；一是因为苏联已有了核力量，二是因为朝鲜半岛上“犬牙交错的战场形势”使美国投鼠忌器—对中国进入朝鲜的部队进行核打击也会消灭美国人自己。


8月26日，周在对中央军委的讲话中概括了中国的战略：

　　“我们不能把朝鲜问题只看成是兄弟国家的事情或东北的事情。这一问题应该被认为是一个严重的国际问题。”
　　周继续说：

　　“这正是世界斗争的焦点。。。在占领朝鲜后，美国肯定会转向越南和其它殖民地国家。因此，朝鲜问题至少是东方的关键。”
　　周最后总结道，由于朝鲜局势最近的逆转，“我们的任务更加艰巨。。。我们要作最坏的打算和最快的准备。”

　　周还强调了秘密行动的需要：“我们将秘密参战，给敌人突然一击。”


这一切发生在麦克阿瑟在仁川两栖登陆的几个星期之前。事实上，中国的一个战略研究小组预测了这一事件。那时，离联合国军队越过三八线还有一个月之遥。

  简短地说，中国参战是基于战略趋势的考虑，而不是对美国某个特定的战术动作作出的反应，更不是为了保卫三八线的法律确定性。中国的进攻是一种先发制人的战略，为避免尚未发生的危险和基于对美国最终意图的错误理解。这当然也是表达朝鲜在中国长期战略计算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特别是在当今世界更关乎寻常。

  也许，毛坚持他的事业也是为了挽回他默许金日成和斯大林耍把戏而丢失的面子。若不然，他肯定会因一方面让美国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出现另一方面让美国陈兵中朝边境而造成的中国战略困局而遭到共产世界其他领袖们的责备


中国出兵的障碍相当恐怖，毛必须尽展其领袖风采才能获得同僚的支持。有两位主要指挥官，其中包括林彪，以各种借口推掉了指挥东北边防军的责任。毛最后发现了彭德怀愿意肩负重任。
　　毛曾有感彭德怀作战英勇而为其赋诗：
　　山高路远坑深， 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 唯我彭大将军。


毛占了上风，就像他在所有关键决定时刻一样，中国军队准备入朝参战的准备工作不屈不饶的进行着。1950年10月19日，迎着向北挺进的联合国军，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誓死（基辛格原词：决心）保卫朝鲜。他们的目的是用武力捍卫三八线的“当前状态”，在技术上，其实是执行联合国的决议。两军相交已经有了命中注定的性质：中国人握紧拳头准备突然一击，而美国和它的同盟军对等待在他们前进终点的挑战茫然无知。


　　周在一边精心搭建外交舞台。9月24日，他对联合国决议提出抗议，指出这是“美国指使的旨在把朝鲜战争扩大化的行动，其目的是武装侵略台湾，更进一步武装侵略中国。”10月3日，他警告印度驻中国大使帕尼卡美国军队会越过三八线，“如果美国军队真的这么做了，我们不会袖手旁观无动于衷，我们会干预。请转告你们的总理。”帕尼卡回答说他预见越线在十二小时之内就可能发生，但是印度政府不会在收到电报十八小时内“采取任何有效措施”。周回答：“那是美国的事儿。今晚谈话的目的是让你们知道我们对尼赫鲁总理信中提出的问题的态度。”这次谈话更多是把已经作出的决定公开记录，而不是对和平作最后的恳求，像通常那样。


这个时候，斯大林以一个扭转乾坤的面貌突然在情景中现身，想把这个他从一开始怂恿的而不愿看到它就此结束的冲突继续下去。北朝鲜军队正在溃退，苏联情报员预报美国在另一侧海岸的元山登陆（其实是错误的）。中国出兵干预的准备已箭在弦上但尚未发。斯大林10月1日发电给毛要求中国出兵。他坚持如果美国对中国出战作出全面战争反应的话他已准备好了保证苏联的军事支援：

　　当然，我考虑到美国，尽管它没有准备一场大战，也可能为了面子打一场大战（的可能性）。这就会把中国拖入战争，也会把苏联一起拖入战争，因为它和中国结成互助友好同盟。我们怕吗？以我的观点，我们不怕，因为我们在一起比美国和英国加起来强，而其他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德国除外，但他现在还帮不了美国）不足为道。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那就让它现在来吧，至少别等到几年后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成为美国的盟友，那时美国和日本就会把李承晚统治的整个朝鲜作为桥头堡。


从表面价值上看，这封非同寻常的电报似乎是断言斯大林已经做好与美国开战的准备以避免朝鲜陷入美国的战略圈里。一个统一的、亲美的朝鲜再加上早晚会复活的日本，在斯大林眼中，在亚洲构成了与北约在欧洲相仿的威胁。这种东西夹击的局势对苏联是很棘手的。


　　而在具体事件中，在考验面前，斯大林证明了他不情愿实施对毛的全面承诺—甚至一点都不想跟美国直接对抗。他知道现在摊牌力量平衡对他不利，而不是两边战争的问题。他意图在亚洲拖住美国的军事力量并把中国带进一个日益依赖苏联的企业。不过，斯大林的信确确实实地显示了苏联和中国的战略家多么严重地估计朝鲜的战略重要性，尽管同床异梦。


　　斯大林的信把毛放在火上烤。为了革命团结友谊而抽象地计划出兵是一回事。具体实施就是另一回事了，特别是北朝鲜当时已几乎全军覆没。中国出兵急需苏联的物资，特别是空中掩护，因为人民解放军那时还没有值得一提的空军。因此，当出兵参战的问题提到政治局讨论时，毛收到了左右两难的反响，以致于他迟迟下不了最后的决心。毛派林彪（之前他以身体不恙的理由推掉了指挥入朝部队的责任）和周恩来去俄罗斯讨论苏联军援的事宜。斯大林正在高加索休假，他没觉得有理由为此改变他的日程表。他让周到他的疗养别墅来，尽管（也许有意地）在这里周没有与北京通讯联络的工具，除非使用苏联的频道。


　　周和林彪受指示告诫斯大林，没有苏联所承诺的支援保证，中国很可能实施不了她两个月来准备的行动。因为中国是斯大林挑起的这场冲突的舞台主角，她的戏如何演下去要靠斯大林的支持和提供的“道具”。当面对现实时，毛的同僚反应左右为难。有些人甚至直言国内的经济发展才是当前的优先选择。毛第一次犹豫不决，尽管只是短暂的一时。是为了在中国的军事行动不可逆转之前争取到斯大林的支援而故作姿态呢？还是他真的决定不了？

木脑壳 发表于 2014-2-25 00:43
楼主继续啊
每日更新，详情关注二楼

天天来学习 发表于 2014-2-25 02:16
基辛格同志的战略意识也是顶级的了。。。等待楼主继续
每日更新，详情关注二楼

俺在黙黙地看，本不想回复地，可每日更这么少只有上浮催一下更啦

无缝的蛋 发表于 2014-2-26 00:55
俺在黙黙地看，本不想回复地，可每日更这么少只有上浮催一下更啦

我小看了CD爱学习童子们的热情了···

基辛格亲自写的还是署名？

       基佬击败了苏联
　　基佬联手老周，活活熬死了老毛
　　基佬活活压制了平爷30年
　　基佬击败了中苏两大帝国
　　基佬悍然让尼克松滚下台
　　基佬活活控制了福特、卡特两任总统，当了8年太上皇
　　基佬射向里根的子弹，让丫听话点
　　基佬在平爷死的1997年一刻发起最后攻势，连绵起伏至2001年WTO
　　基佬是冷战史的分水岭
　　基佬是冷战分野的象征
　　基佬，就是美国
　　基佬的一切，就是冷战之谜
　　基佬的1972，埋藏着中美关系急速冷冻的历史之谜
　　但，基佬，依然如此的惧怕老毛
　　30年来，每年都跑到中国3趟，持续的战略侦察老毛到底死透了没有，还是即将死灰复燃，正式复活归来？？

中国内部不决的一个征兆是关于毛10月2日晚发给斯大林电报的神秘事件。北京和莫斯科的档案各有一份，且内容大相径庭。
　　北京档案馆收藏的电文原件是毛亲笔手写的。中国收藏的毛的手稿—也许从未发给莫斯科—写道：北京“决定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义派兵入朝与美帝国主义和他的走狗李承晚作战和支援朝鲜同志。”毛还说，如果没有中国力量的干预，“朝鲜革齤命军将被彻底打败，而美国侵略者一旦占领全朝鲜将势不可挡。这对整个远东局势将非常不利。”毛提醒道：“我们必须准备好应对美国宣战和接下来美国空军对中国主要城市和工业基地的轰炸以及美国海军对中国沿海的攻击。”


中国的计划是在10月15日从满洲南部调动十二个师入朝。“初期阶段”，毛写道，他们只集结在三八线以北对越过三八线的敌人“开展防卫性战役”。在此期间，“他们等待苏联运送武器。一旦他们装备好了，他们将与朝鲜同志并肩反攻，彻底消灭美国侵略者。”
　　毛10月2日电报的另一版本是由苏联驻京大使发出、由莫斯科接受并存入俄罗斯总统档案。在那封电文里，毛告知斯大林北京还没有准备好派兵。他保留了这一可能性，称在与莫斯科磋商（暗含附加的苏联军事援助）后，北京愿意加入冲突。



多年来，学者们都把第一个版本当作唯一的实效版本；当第二个版本出现时，有人就怀疑其中的一个是故意制造出来掩人耳目的。最令人信服的解释是由中国学者沈志华提出来的：毛起草了第一份版本，但是中国领导人意见不一，结果发出一份措辞圆滑的电文（第二版本）。两者的差距显示即使中国部队已经向着朝鲜前进，中国的领导层还在争论在迈出卒子过河的一步之前等待苏联确认的军事支持到何时。
　　斯大林知道，仅次于美国陈兵边境，毛最不想要的结果是在满洲与朝鲜接壤的少数民族地区成立一个带有主权性质的自治政府。他肯定已经意识到毛迈出了回不了头的一步。在此时，中国只能在两者之间选择：美国陈兵鸭绿江--这将威胁就近的几乎半个中国的工业基地--还是一个不高兴的苏联—不仅不给支援，很可能还要求恢复它在满洲的“权利”。再者，毛只有按他的原计划进行，即使仍在与斯大林讨价还价之中。他处在一个只有出兵干涉的境地，即使是自相矛盾地保护自己免于落入苏联的设计（圈套）。



10月19日，在几天等待苏联的物资供给保证之后，毛命令他的部队跨过鸭绿江入朝参战。斯大林提供了相当的后勤支援，在不与美国直接接触的条件下（比如，对满洲但不对朝鲜的空中掩护）。
　　相互猜疑之深使周过早返回莫斯科，从那里他能够跟北京直接通话。其后，斯大林好像想通了。为了防止毛把苏联整进一个一面负担装备解放军另一面得不到牵制美国军力在朝鲜的境地，斯大林告诉周只有中国军队进入朝鲜成为事实以后，援助才会启动。后来，斯大林兑现了苏联的承诺，当然，小心谨慎的斯大林只将空中支援局限于中国领土之上。与他早前在毛的信中所表达的准备在朝鲜全面开战的意思相比可真有天壤之别啊。
　　两个共产领袖互相摸索了对方的痒处（需要）和痛处（不安全感）。毛成功地得到了苏联的军事援助使其军队现代化—某些中国消息来源称在朝鲜战争期间他得到了足足装备六十四个步兵师和二十二个飞行大队的武器装备—而斯大林把中国紧紧捆绑在朝鲜的中美对抗之中。



中美对抗
　　对这些共产世界内部的权谋运作，美国只是个旁观者。它没有考虑过在三八线停止和统一朝鲜之间的中间地带，并忽视了中国关于越过那条线的后果的警告。艾奇逊令人不解地没有将这些警告当作是官方通信，以为可以完全忽略。他也许想他可以俯视毛。
　　至今从各方公布的文件都没有显示出任何一方曾认真讨论过外交选择。周跟政治局和中央军委的多次会议都没有表露过这样的意图。与流行的观点相反，北京“警告”华盛顿不要越过三八线几乎肯定是转移视线的战略战术。到那时，毛已经让PLA的朝鲜族师从满洲开进北朝鲜，把台湾方面的大量部队调集到东北边境，并对斯大林和金承诺中国的支援。


避免直接卷入中美交战局面的唯一机会也许能在毛对周的指示当中发现。周当时还在莫斯科，中国部队正准备跨过鸭绿江，毛当时的战略意图是：
　　我们的部队要继续加强防卫。如果在下六个月中敌人只是顽固坚守平壤和元山而不北进的话，我们的部队不会进攻平壤和元山。只有等到我们的部队装备训练好了，在空中和地面上都取得压倒优势，再进攻平壤和元山。总之，我们有六个月的时间不会讲发动进攻的事情。
　　当然，在六个月的时间里中国没有机会取得他们称之为的绝对“压倒优势”。


如果美军真的在平壤-元山（朝鲜半岛的窄脖子）一线停步，那就会给毛的战略关注制造一个缓冲区吗？如果美国对北京采取某些外交手段，结果会不同吗？毛是不是真的就想用他入朝参战换来军队现代化呢？或许毛跟周提到的那六个月就是一个外交接触的机会。但从另一方面想，在以前的共产土地上建立一个缓冲区肯定不是毛负有**战略责任的想法。再说了，他是一位真正孙子的学生，能够同时追求两种看似矛盾的战略意图。美国在史上任何时候都没有过这种能力。美国选择了联合国认可的鸭绿江分界线而不是更易防守或外交解决的朝鲜半岛脖颈线。


　　这样一来，三角关系的每一边都朝着一个制造全球冲突的战争扯动。战线前推后移。中国军队一时拿下汉城又被驱退，直到双方在战场上对峙形成僵局，接下来是长达两年的停战谈判。在此期间，美国军队限制了进攻性行动。这几乎是苏联的理想结果。整个过程中，苏联的意见是把谈判拖得越久越好，战争也越长越好。最后，停战协议于1953年7月27日签署生效，基本上回归到以三八线为界的战前状态。



没有一个参战者完全达到预期目的。对美国来说，停战协议实现了它参战的最初目标：否定北朝鲜侵略的胜利；但是，与此同时，它让中国，在当时还是一个相当虚弱的国家，站起来与一个核大国打仗并迫使他不得前进一步。它保持了美**护盟友的信誉但以初期盟友反对和国内意见不一为代价。观察家们不能忘记在美国国内发生的关于战争目的的争论。麦克阿瑟将军应用传统战法寻求胜利；（美国）政府则把它当作是将美国引入亚洲的诱饵—这正是斯大林的战略意图—而准备以军事上的平手（也许，从长远观点看，是政治上的退让）作为结论。其军事和政治目标的不协调一致让亚洲其他的挑战者相信美国国内在战争问题上的软肋就是没有明确的军事结果—这一两难境地在十年后复仇性的越南战争漩涡中再次出现。



北京也不能说完全取得了她的目标，至少用传统上的军事话语说。毛没有成功地把全朝鲜从“美帝国主义”手中解放出来，像中国的宣传机器最初宣称的那样。但他的参战达到了更大、某种意义上更抽象甚至浪漫的目的：让“新中国”经受了战火的洗礼，扔掉了近代历史中戴在头上的“东亚病夫”的帽子；向西方（某种程度上，也向苏联）证明了中国现在是一个军事大国而且敢于用力量维护她的利益；加强了中国在亚洲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并在他瞅准时机时出手打击美国（毛相信美国一直计划最终侵略中国）。新意识形态的主要贡献不是他的战略构想而不过是他藐视敌人的意志和吹鼓他的航帆的风。



在那个广义上，朝鲜战争就不仅仅是平局了。它使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立为一个军事大国和亚洲**的中心。它还建立起一种令对手害怕和尊重的军事威信，其后几十年间不减。中国出兵干涉朝鲜的记忆在其后的越南战争中很大地约束了美国的战略设计。北京成功地利用战争和与其相随的“抗美援朝”宣传和“三反五反”整肃运动完成了两大中心任务：消灭国内反党分子，激起民众的“**热情”和国家骄傲感。毛把这场战争嵌进“打败狂妄的美帝侵略者”这一镜框里，掀起了中国人对西方掠夺的憎恨情绪；他们把战场上的胜利看作是中国近百年来虚弱和受欺负之后的精神复元。中国从战争中筋疲力尽地，但令国人和世界刮目相看地，站立起来。


具有讽刺性意味的是，朝鲜战争最大的输家就是斯大林。他给了金日成开战的绿灯，并鼓动甚至说要挟毛大规模干预。受到美国默许共产主义在中国胜利的鼓舞，他计算金日成可能想在朝鲜重复中国的模式。美国的出兵阻止了那个目标。他鼓动毛出兵，期望这一行动的后果是中国与美国的长期敌意和中国对苏联的长期依赖。


　　斯大林在战略形势预测上是正确的，但他严重错误地计算了后果。中国对苏联的依靠是一把双刃剑。中国的重新武装，由苏联一手实施的，在最后却缩短了中国能够自己行动的时间。中美的对立，斯大林促使的，也没有使中国与苏联走得更近，更没有降低中国的铁托模式选项。与其相反，毛计算出他可以同时玩两个超级大国于股掌之间。美国与苏联争斗的意义尤为深远，毛判断他几乎可以不为苏联在冷战中支持他付出任何代价，他甚至不用请示就可以利用这一点威胁另一方，在其后的几场危机中他也确实如此做了。在朝鲜战争之后，中苏关系开始走下坡路，其中不小的因素可能有,斯大林怂恿金日成冒险玩的黑幕把戏；他压迫中国出兵的粗暴手段；以及苏联支援的不情愿方式，这些都是以有偿贷款的形式。在十年内，苏联就变成中国的主要对手。再过十年，逆向联盟将会发生。



以传统强权政治的观点来看，毛当然不在三角关系的平等对手位置上。他是当时最弱最易受攻击的一位。但是，凭着玩弄超级核大国之间的敌意和制造一个藐视核毁灭的印象，他为中国营造了一个外交避难所。毛给强权政治空间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我还不知史上有此先例。非但没有向任何一个超级大国寻求支持—如传统的力量平衡理论所提醒的—他利用苏联和美国互相害怕这点同时分别挑战他的对手。


在朝鲜战争结束一年内，毛又在台湾和谐海峡的一次危机中与美国军事对抗。几乎同时，他开始与苏联在意识形态上对抗。他感到非常自信能够同时从事这两个事业，因为他计算到没有一个超级大国会让另一个打败他。这就是诸葛亮空城计的光辉应用典范，它把物质贫乏变成一种心理财富。
　　在朝鲜战争结束时，传统的国际关系学生—特别是西方学者—以为毛需要一段静养期。自共和谐产党胜利后，几乎没有一个满月的消停。土地改革，经济苏联化，三反五反等等组成了一幕接一幕的戏剧性的国内议事日程。同时，这个远未发达的国家还与具有最先进军事技术的核大国进行了一场战争。


在朝鲜战争结束一年内，毛又在台湾和谐海峡的一次危机中与美国军事对抗。几乎同时，他开始与苏联在意识形态上对抗。他感到非常自信能够同时从事这两个事业，因为他计算到没有一个超级大国会让另一个打败他。这就是诸葛亮空城计的光辉应用典范，它把物质贫乏变成一种心理财富。
　　在朝鲜战争结束时，传统的国际关系学生—特别是西方学者—以为毛需要一段静养期。自共产党胜利后，几乎没有一个满月的消停。土地改革，经济苏联化，三反五反等等组成了一幕接一幕的戏剧性的国内议事日程。同时，这个远未发达的国家还与具有最先进军事技术的核大国进行了一场战争。



在朝鲜战争结束一年内，毛又在台湾海峡的一次危机中与美国军事对抗。几乎同时，他开始与苏联在意识形态上对抗。他感到非常自信能够同时从事这两个事业，因为他计算到没有一个超级大国会让另一个打败他。这就是诸葛亮空城计的光辉应用典范，它把物质贫乏变成一种心理财富。
　　在朝鲜战争结束时，传统的国际关系学生—特别是西方学者—以为毛需要一段静养期。自共产党胜利后，几乎没有一个满月的消停。土地改革，经济苏联化，三反五反等等组成了一幕接一幕的戏剧性的国内议事日程。同时，这个远未发达的国家还与具有最先进军事技术的核大国进行了一场战争。



第一次台齤海危机 　　北京和台北都承认同一个中国的国家身份，但他们各自宣称相互竞争的版本。以国齤民党的看法，台湾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它是流亡的中华民国政府的暂居地，就像国齤民党宣传的那样，他们是被共产主义起义排斥到这里的，他们会返回大陆恢复它正宗的地位。在北京的概念中，台湾是一个叛离的省份，它与大陆分开并与外国强权结盟是中国“百年耻辱“的最后污点。两边都承认大陆和台湾是同一政治实体的部分。异议在于哪个”中央政府”是正统的统治者。


　　华盛顿和它的盟国周期性地试探把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不同的国家承认，这一想法就是“两个中国”的方案。中国的两边都大声吵嚷地拒绝这一提议—基于一点是它排除了他们各自解放对方而完成国家统一的神圣义务。华盛顿，与其最初（关于中国内战结果的）判断相悖，肯定了台湾的姿态，即承认中华民国是“真正的”中齤国政府，享有在联合国和其它国际机构代表中国的席位。美国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后成为国务卿—迪?卢斯科1951年讲明了当时杜鲁门政府的这一姿态：“北京政府不是中国的政府。。。它不具备代表中国在国际社会说话的资格。”首都在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美国来说是法律和外交的虚无体，尽管她实际控制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这将是以后二十年美国的官方姿态，虽不时有些微调。



臆想未到的后果就是美国自动卷入中国内战。在北京的概念中，它把美国投入到近百年来西方列强瓜分控制中国的阴谋中去。以北京的观点看，只要台湾保持一个分立的政权并接受外国政治军事援助，建立“新中国”的工程就没有完成。
　　美国，蒋的主要盟友，对国齤民党反齤攻大陆没有多少胃口。尽管国会中台湾的支持者不时地对白宫呛声：“放手让蒋干！”，没有哪一位美国总统认真考虑一个将中国内战共齤产党胜利的结果逆转的战役—但共齤产党对此却有深深的误解。


　第一次台齤海危机发生在1954年8月，仅比朝鲜战争结束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其前戏是国齤民党从大陆撤退：国齤民党军残部留守在几个环绕大陆海岸的防御工事加固的近海岛屿上。这些岛屿，包括金门、马祖和几个刚刚露出海面的礁石岛，与大陆比与台湾更接近。依据谁来看，这些近海岛屿可以说是台湾的第一防线，或者说，像国齤民党宣传的那样，是最后反齤攻大陆的前沿阵地。



　　对于十年内将要引起两次台齤海危机和苏美一时扬言准备使用核武器的事件严重程度来说，这些近海岛屿的位置就有点不足为道了。苏联和美国都对这些近海岛屿没有战略兴趣。事实证明，中国（大陆）也没有。相反地，毛只把它们当作国际关系的边鼓来敲：是他在第一次对美国和第二次对苏联—特别是赫鲁晓夫--大战略的一部分


金门离大和谐陆的主要港口城市厦门在最近点也就两英里；马祖与福州几乎也一样近。这两个岛屿可以从大和谐陆用肉眼看到并在炮兵的容易射程之内。台湾在其一百英里之后。1949年PLA抢滩登岛的企图被国民党顽强的抵抗打退了。朝鲜战争开始时杜鲁门派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强迫毛无限期地推迟了进攻河蟹台湾的计划，而北京对莫斯科支援“解河蟹放”台湾的请求也被推诿了—导致最终疏远的第一个缝隙。


当艾森豪威尔继杜鲁门成为总统的时候，局势变得越来越复杂。在1953年2月2日他的第一个国情咨文中，艾森豪威尔宣布结束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的巡逻任务。因为第七舰队防止了双边的攻击，艾森豪威尔推理道：这一任务“意味着美国海军事实上被要求作为一支保护共产中国的臂膀”即使中国军队正在朝鲜杀伤美国部队。现在，他命令它撤出海峡，因为美国人“当然没有义务保护在朝鲜与我们打仗的国家。”




在中国，第七舰队驶入台海被看作是美国的一个主要侵略行动。现在，相互矛盾的是，它的驶出拉开了一个新危机的序幕。台北开始派上万的部队和军械装备加强金门马祖的防卫。


　　中美两边都处于一个两难的境地。中国绝不会放弃收回台湾的承诺，他可以在压倒性障碍如第七舰队面前推迟实施行动。当第七舰队撤离后，与其相当的障碍没有了。对美国来说，它承诺台湾的防卫，但为了如国务卿约翰?杜勒斯描述的像“一堆礁石”一样的那些近海岛屿开战就是另一回事了。当艾森豪威尔政府开始与台湾谈判联防条款和其后建立东盟组织的时候，冲突就迫在眉睫了。


当遇到挑战时，毛通常采取最令人无法想像的和最复杂的路径。当国务卿约翰?杜勒斯飞往马尼拉筹建东盟组织时，毛下令大举炮轰金门马祖—敲击台湾自治的船首和考验华盛顿对亚洲多边防务的承诺。
　　首批炮轰金门打死了两名美国军官，于是招来三个美国航空母舰战斗群开到台海附近区域。为保持与不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保护臂膀”的声调一致，华盛顿现在同意国齤民党军队对大陆进行报复性的炮击和空袭。与此同时，联席参谋长会议的参谋们开始研究可能使用核武器的计划，如果危机升级的话。艾森豪威尔让此计划暂时搁置一边，同意先寻求一个联合国停火议案。在没人想要的领土上发生的危机变得具有全球意味。


　不过，这一危机貌似没有任何政治目标。中国没有直接威胁台湾；美国也不想改变海峡的现状。这一危机与其说是匆忙的对抗—像媒体报道的那样—毋宁说是危机管理的一道微妙的练习题。两边都在政治层面上宣布这是一个军事冲突但却实际上朝着防止它发生的复杂原则运作。在台湾海峡的外交角力场上，孙子活了。



结果是“斗争共存”，不是战争。为了威慑由于误解美国决心而可能产生战争—如在朝鲜那样—1954年11月23日，杜勒斯跟台湾驻华盛顿大使在计划了很长时间的美台联防条款上签了字。不过，有关正在受到炮击的岛屿，美国则言辞模糊：条款只包含台湾和澎湖列岛。它没提到金门马祖和其它接近大陆的领土，把他们留在其后的定义中，“如双方同意而决定”。
　　在毛这边，他一面用标识笔把美国最犀利的武器涂抹圆浑，一面禁止他的指挥官攻击美国军队。在一个气氛不相称的会谈中，他对芬兰（驻京）大使表示他藐视核威胁，他说：

　　中国人民不会屈服于美国原子弹的恫吓。我们的国家有六亿人口和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美国只有一小打原子弹，不够消灭中国。就算美国的原子弹强大，它掉到中国的土地上，也就砸个大洞穿透地球，即使地球爆炸，对整个宇宙也不算什么，也许是太阳系的一个主要事件。。。如果美国用飞机加A弹来侵略中国，那么中国就用小米加步枪肯定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全世界人民都支持我们。


　中国的两边都在玩围棋，大陆开始向美台联防条款留出的空地落子。1月18日，她攻占了大陈岛和一江山岛，两个没有被条款包含的小岛。两边都继续小心地定义他们的界线。美国不想防卫那些小岛，事实上，第七舰队还帮助国民党军队撤离。解放军则不朝美国军舰开火。
　　事实证明，毛的夸大其词更让苏联头皮发麻而对美国没什么影响。因为他迫使赫鲁晓夫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有义务）支持他的盟友一方面为对俄罗斯没有战略意义的小岛担着卷入核战争的风险。对此，赫鲁晓夫不断强调这是不可接受的。苏联的那些人口稀少的东欧同盟更是害怕毛所说的中国能够牺牲半数人口在战争中最后取得胜利的逛逛大言。



在美国这一面，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的表现堪称匹配毛的灵活性。他们没有真想考验毛对核武的忍耐度。但他们也没有放弃保卫国家利益的选项。在1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他们安排国会两院通过了一个议案授权艾森豪威尔使用美国的军事力量保卫台湾、澎湖列岛和台海的“其他有关位置和领土”。危机管理的艺术就是把注下得足够大使得对手跟不起，而在形式上避免以牙还牙。以这一原理为基准，在1955年3月15日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杜勒斯宣称美国已准备好用战略核武器迎接任何新的共产主义进攻，“就像你会用子弹或其它什么东西一样。”这是美国第一次就正在发生的危机作出有所指的核威胁。
　　毛也证明他自己更愿意口称藐视核战争而不想实践它。他命令正在印度尼西亚参加亚非不结盟国家大会的周恩来发出退让的声音。1955年4月23日，周伸出了橄榄枝：




“中国政府不想与美利坚合众国进行一场战争。中国政府愿意坐下来与美国政府谈判讨论松弛远东紧张关系的问题，特别是松弛台湾地区的紧张关系。”
　　一周后，中国停止了台湾海峡的炮击战役。
　　结果跟朝鲜战争一样是打个平手，各自取得短期目标。美国压下了一次军事威胁。毛知道大陆军队在协调抵抗下没有能力占领金门马祖。其后，他解释他另有更深的谋略。他告诉赫鲁晓夫他不想占领那些近海岛屿，他是把它当作一种威胁使得台湾不得脱离大陆：
　　“我们所做的就是表现我们的能力。我们不想让蒋介石离我们太远。我们要把他留在我们能够得着的地方。有他在（金门马祖）就意味着我们能用我们的岸炮和我们的空军打他。如果我们占领了那些岛屿，我们就失去了任何时候我们想让他难受的机会。”



按那个说法，北京炮击金门是重新强调“一个中国”但又克制她的行动到防止“两个中国”概念产生的程度为止。
　　莫斯科只懂得直白的战略意图并有着实际的核武器知识，它发现一个领袖只为了象征性的一点意思而甘冒核战争风险是不可理喻的。正如赫鲁晓夫向毛抱怨道：

　　“你要炮击，你就应该拿下这些岛屿；如果你认为没必要拿下这些岛屿，那么干吗开火呢？我不明白你的这个策略。”
　　在一本一面倒的甚至有些言辞冒火的毛的传记中，甚至有人说在危机中毛的真正动机是制造一个核战争的气氛有多么迫在眉睫，从而迫使莫斯科加快帮助北京发展核武以分担苏联的压力。在所有关于这次危机的非直觉效果方面，明显地就是苏联的决定—在第二次台齤海危机中重新加强了—帮助北京搞核项目，使自己能够在未来的危机中离这位爱惹麻烦的盟友远点，把中国核防护问题留在中国人自己的手中。

中美外交插曲
　　危机的一个结果是美国和中国恢复了正式对话。在1954年为解决法国和共齤产党领导的独立运动之间的第一次越南战争而召开的日内瓦会议上，北京和华盛顿似乎极不情愿地同意在日内瓦建立领事级官方接触。
　　这一安排为避免由误会引起冲突而设置了一个安全网构架。但两边都没有明确说明。或者说，明确的是朝着相反的方向走。朝鲜战争使得杜鲁门政府中止了所有对中国的外交倡议。艾森豪威尔政府--在朝鲜战争后期入主白宫—认为中国是最不妥协最革齤命的共产大国。因此它的主要战略目标是在亚洲建立一个安全体系阻挡中国可能的侵略。对中国的外交原则是避免她破坏仍然脆弱的安全体系如东盟和即将建立的日韩联盟。在日内瓦会议上杜勒斯拒绝与周恩来握手就反映了道德拒绝和战略设计。



毛的态度是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在镜子里的影像。台湾问题为双方冲突制造了一个永远的起因，特别是只要美国把台湾当作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中美外交关系中这本质上是一个死扣，因为中国不会谈其他事情除非美国从台湾撤兵，而美国不会谈撤兵除非中国宣称放弃武力解齤决台湾问题。
　　同样道理，中美对话在第一次台齤海危机后旋即悄无声息，因为只要双方仍停留在原地就没什么可谈的。美国重申台湾的身份要通过北京和台北之间的谈判来解决，而且要有美国和日本参加。北京将此提议解释为重新打开开罗会议决定的包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开罗会议决议宣布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坚拒“放弃使用武力”的要求，称其为是对中齤国政府在其管辖下的国土上行使主权的干涉。王炳南大使，那十年里中国的主要谈判者，在他的回忆录里描述了这一死扣：“回过头来看，当时让美国改变它的中国政策是不可能的。在当时的形势下，我们单刀直入地谈台湾问题，这个问题是最困难的，最不可能解决的，也是最带感情色彩的。自然地，谈话毫无结果。”



但至少，以上谈判达成两点一致。一个是步骤性的：把日内瓦接触从领事级提升到大使级。（大使级的重要性在于大使是国家首脑的个人代表，可能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和影响。）这一步骤只把无所作为机构化了。在从1955年到1971年的十六年间里，在中国和美国驻当地的大使之间举行了一百三十六次会议（其中大多数在华沙举行）。只有一个实质性的一致是在1955年9月达成的，美国和中国都同意让由于内战滞留在各自国家的对方公民回国。



因此，在十多年的时间里，美国的方针聚焦在从中国打探是否有放弃使用武力的信息。正如卢斯科1966年在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所说：“我们年复一年地寻找某些信号能够表明共产中国准备放弃使用武力去解决争论。我们还寻找了能够暗示它准备放弃美国是头号敌人这一立场的标识。中国共齤产党的态度是充满敌意的和坚决的。”


　　美国的外交政策对其他任何国家都从来没有展示过这么严格的谈判先决条件，总括放弃使用武力。卢斯科注意到在中国的激烈言辞和相对克制的国际表现之间存在着差距。尽管如此，他争辩道，美国的政策实际上应当基于言辞—意识形态比行为更重要：
　　有人说我们应该忽视中国共产领袖所说的话而根据他们所做的事判断他们。确实是，他们在行动上比言语上更谨慎—他们自己做得比他们挑动苏联做得更谨慎。。。但是我们不认同他们宣称的未来意图和计划，我们不能放弃这一原则。


　　基于以上态度，以中国拒绝放弃使用武力为借口，美国把日内瓦会谈从大使级降级到一等秘书级。中国撤走了她的代表团，会谈暂停。第二次台齤海危机接踵而来—当然表面上是另一个原因。


毛、赫鲁晓夫和中苏分裂

　　1953年，斯大林在执政三十年后辞世。他的接班人是—经过一个短暂的过渡期—赫鲁晓夫。斯大林的恐怖统治给赫鲁晓夫一代留下了心理伤疤。他们都是一些从三十年代大肃反运动中爬到云梯最高层的人，其他几乎一代领导人都在人间消失了。他们以情感上的不安全感为代价买来了政治上的高升。他们见证了—并且参加了—统治集团的下岗大甩卖，他们更担心同样的命运也在等待着他们；斯大林确实在他死前正着手另一波肃反。他们还没有准备好改造这一产生组织性恐怖的体系。他们只试图改变一些行为方法，批评斯大林滥用权利，同时坚持他们为之终身奋斗的核心信仰。（这正是“臭名昭著”的赫鲁晓夫秘密讲话的心理根据，如下讨论。）


无论作何姿态，新的领导层在心里深处知道苏联在终极意义上是竞争不利的。赫鲁晓夫大部分的外交政策可以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来形容：1961年的超高当量热核爆，1958年的柏林最后通牒，1962年的古巴和谐导弹危机，等等。在当时的形势下，这些杂乱无章的脚步似乎是在走向与美国（赫鲁晓夫心里知道它远比苏联强大）谈判前获得一定的心理平衡。


　　对中国，赫鲁晓夫的姿态既是屈尊施恩又反感中国领导人的自信和挑战莫斯科在意识形态上的领导地位。他乐意获得与中国联盟的战略利益，但他又害怕中国版的意识形态。他想给毛一个好印象，但又没有学习毛使用的真正语法。毛利用苏联威胁，从来不管苏联的优先选项。最后，赫鲁晓夫绷着冷脸收回了他当初与中国结盟的承诺并逐渐加强了苏联在中国边境的军事力量部署。他的接班人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受这一姿态鼓舞，采取了对中国先发制人的行动（此是后话）。


意识形态把北京和莫斯科连结到一起，意识形态又使他们分离。有太多的历史问题提出问号。中国领导人不能忘记沙皇的领土吞噬和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背着中国共齤产党与蒋介石作的交易。斯大林和毛之间的第一次会晤进行得也不太好。当毛主动走进苏联的保护伞下时，他花了两个月的时间说服斯大林，而且他为结盟付出了在满洲和新疆的重大经济让步，使中国的统一跛脚而行。
　　历史只是开端，当代的经历更是提供了无穷无尽的摩擦因素。苏联把共产世界当作一个整体，它的领袖在莫斯科。它在东欧建立了一片卫星国，在军事上和经济上依赖于苏联。对苏维埃政治局来说，同样的格局在亚洲出现是理所当然的（必须的）。



用中国历史的辞句、中国中心论、和他自己对共产意识形态的定义来说，没有任何东西比这（苏联的老大感，译者）更令毛厌恶。文化差异也加大了潜在的紧张关系—特别是苏联领导人普遍对中国历史的敏感性茫然无知。一个很说明问题的例子是，赫鲁晓夫要求中国为西伯利亚的伐木工程提供劳力。他触碰了毛身上的敏感神经。毛在1958年对他说：
　　“你知道，赫鲁晓夫同志，多年来广泛的观点是中国经济不发达、人口过多和大批失业，它是廉价劳动力的好市场。但是你知道，我们中国人认为这一态度非常具有侮辱性。从您口中说出，更是尴尬。如果我们接受您的提议，其他国家。。。会认为苏联对中国的印象和资本主义西方一样。”
　　毛的感情丰富的中国中心论不允许他参加莫斯科管理的苏维埃帝国企业。那个帝国安全和政治的焦点是在欧洲，这是毛关心的次要问题。当1955年苏联建立共产国家的华沙条约组织与北约作对时，毛拒绝参加。中国不会把自己的国家利益捍卫权交给一个联盟。



与此相反，周恩来被派往万隆参加1955年的亚非国家会议。这一会议掀起了一个新鲜的并自相矛盾的运动--不结盟运动。毛想用苏联作为减轻美国在角逐亚洲霸权中给中国施压的平衡砝码。但同时他也试图组织不结盟国家形成反对苏联霸权的安全网。在这个意义上，几乎从一开始，两位共产巨人就在互相竞争。



基本的差别植根于两个社会的本质之中。俄罗斯曾遭受外国残暴力量的经久摧残，它从未宣称过它是其他社会的普世楷模。其人口大部分是非俄罗斯人。他的最伟大的统治者，如彼得大帝和卡捷琳女皇，曾把外国的思想家和专家请到朝中向他们学习先进的东西—这对中国朝廷是不可想象的。俄罗斯统治者以他们的坚韧性赢得人民的爱戴，而不是“伟大性”。俄罗斯外交在超乎寻常的程度上依赖于超级权力。俄罗斯几乎没有他不在其地驻军的盟友。因此，俄罗斯外交是权力相向的，顽强地坚守固定位置并把外交变成残酷的战争。

　　毛代表的社会，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最有组织的和，至少在中国人眼里，最温馨的政治体制。她的表现给予国际最广泛的影响是智慧。当一个中国统治者恳求他的人民辛勤劳动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他是在鼓励他们再现辉煌。（不幸的是）只在最近百年里这一观念被（西方列强）残暴了。这样的国家显然不可能玩一个小角色。


　　在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社会里，定义权利的合法性是关键。毛当着埃德加?斯诺的面把自己描述成一个教师；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有成就的哲学家，他不会让出共产世界智慧领袖的位子。毛的拥有自我定义正统权利的宣称威胁了莫斯科帝国的凝聚力并为马克思主义的其他国家解释开了先例。以解释主义开始的刺激演变成关于理论和实践的争论并最后导致实际军事碰撞。


人民共和国开始根据苏联三、四十年代的经济政策计划它的经济。1952年，周恩来跑大老远到莫斯科征询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方案。1953年初，斯大林表达他的意见，强调北京要采取一个平衡的方式把经济增长率控制在每年13-14%。


　　但是到了1955年12月，毛公开地把中国经济与苏联经济区分开来并强调与苏联盟国相比中国面对的“特殊”和“巨大”的挑战：
　　“我们有二十年根据地的经验和经受了三场革齤命战争的锻炼；我们有丰富的经验。。。。因此，我们能够快速地建立一个国家，并完成革齤命的任务。。。。我们人口众多，我们的形势大好。我们的人民勤苦耐劳。。。所以，我们能够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在1956年四月一次关于经济政策的讲话中，毛把实际差别转变成哲学意义上的问题，他把中国的社会主义之路定义为有特色的和超越苏联的：

　　“我们已经比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做得更好了。苏联长期未能达到十月革齤命前的最高粮食产量。东欧国家的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严重发展不平衡。我们的国家不存在这些问题。”


　　中国和苏联对当务之急概念理解的差别转变成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冲突。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联共齤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否定了斯大林，并细数其罪行。赫鲁晓夫的讲话震撼了共产世界。几十年的经验是基于斯大林不倒的神化形象建立起来的，包括在中国，不管毛对斯大林作为盟友的行为有多么不快，他正式承认斯大林在意识形态上的特殊贡献。当时，非苏联代表--包括中国代表—都不被允许在会议大厅聆听赫鲁晓夫的讲话，莫斯科甚至拒绝给这些亲如兄弟的盟友一份权威性的文本，这更加深了侮辱性的隔阂。北京根据中国代表的不完全笔记临时拼凑了一份赫鲁晓夫讲话的二手版；最后中国领导人不得不依据从纽约齤时报报导翻译过来的中文译本。


　　北京没有浪费多少时间就指责莫斯科“抛弃了斯大林的宝剑。”斯大林当初害怕的中国铁托主义以捍卫斯大林的意识形态遗产的方式抬起头来。毛把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化”起名叫“修正主义”—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攻击—它暗示苏联正在偏离共产主义回到资本主义的过去。


　　为了恢复一统，1957年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召集了一次社会主义国家的大会。毛也参加了；这是他第二次离开中国的国土，也是他最后一次出国旅行。苏联刚刚发射了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伴侣号”（Sputnik），大会为此欢欣鼓舞，相信--许多西方国家亦有同感—苏联的技术和力量正在蒸蒸日上。毛采纳了这一观点，讥讽性地宣称：现在是“东风压倒西风”。但是他从美国力量相对衰退这一表象得出的结论更让他的苏联盟友头疼，也就是说，中国处在一个更强的独立自主位置。其后，毛对他的身边人员（医生）说：“他们的真正目的是想控制我们。他们要捆住我们的手脚。但他们是一厢情愿，痴人说梦。”


1957年莫斯科大会重新明确了赫鲁晓夫的号召，社会主义阵营要与资本主义世界“和平共存”（另有一说，和平竞争，译者），这一目标正是赫鲁晓夫在1956年的会议上批评斯大林的同时首次提出来的。在令人吃惊地反驳赫鲁晓夫的方针同时，毛利用这个时机号召他的社会主义同伴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肩并肩联合起来，同时不忘再次发表中国藐视核毁灭的标准宣言，他宣称：

　　我们不应该害怕战争。我们不应该害怕原子弹和导弹。无论任何战争爆发—常规的或热核的—我们将最终胜利。对于中国来说，如果帝国主义把战争强加在我们的头上，我们可能损失三亿人。这算得了什么？战争就是战争。几年就过去了，我们会开始生产，生出比以往更多的小孩子。


　　赫鲁晓夫发现毛的讲话“让人忧心忡忡”，回忆起当毛用异想天开的乡土语言描述核武的“世界末日”时台下听众神经紧张的咧嘴干笑。毛讲话以后，捷克斯洛伐克共齤产党领袖安托宁?诺沃特尼抱怨道：“那我们呢？我们捷克斯洛伐克只有两千万人。我们可能在战争中失去最后一个灵魂，我们会不剩一人何谈重新开始。”


到现在，中国和苏联开始经常地公开地闹矛盾，然而他们仍然是正式的盟友。赫鲁晓夫似乎相信恢复同志式友谊秩序正等待苏联的主动倡议。他没明白—或者说，他明白了但不承认—他的和平共存方针在毛的眼里是与中苏联盟不协调的。因为毛确信，在危机中，害怕只能长他人志气。


　　在这种情况下，毛没有失去任何机会加强中国的独立自主。1958年，赫鲁晓夫通过苏联大使向毛提议在中国建一座无线电发射台与苏联潜艇通讯，并帮助中国造潜艇，作为苏联海军使用中国港口的回报。因为中国是苏联的正式盟友，而苏联为增强中国军力又提供了大量装备和技术，赫鲁晓夫显然以为毛会欣然接受。他被证明是犯了灾难性的错误。毛（龙颜）大怒，严厉训斥了苏联大使。这给莫斯科敲响了警钟，以致于赫鲁晓夫亲赴北京去宽慰这位盟友伤不起的骄傲。



　　不过，到了北京之后，赫鲁晓夫又提出了一个更糟糕的方案，他提出给予中国使用北冰洋苏联潜艇基地的特殊许可--以换取苏联使用中国太平洋的不冻港。“不！”毛回答，“我们两样都不同意。每个国家都应该把武装部队放在自己的领土上而不是其他国家。”正如主席回忆道：

　　“我们有过英国人和其它外国人在我们的土地上呆了好些年，我们再也不会让任何人用我们的土地达到他们的目的。”
　　在正常的结盟关系中，在某个特定问题上的意见分歧通常导致双方加倍努力去解决其他议题上的分歧。在赫鲁晓夫1958年那个命途多舛的访问期间，它好像为双方提供了一个时机罗列无穷无尽的抱怨分类表。


　　赫鲁晓夫一开始责怪他的大使作出了未授权的表示就使自己处于下风。毛对共产世界的运作方式太熟悉了，一眼就看穿了那个提案的荒唐性。毛和赫鲁晓夫进行了一系列对话，在其中毛诱使赫鲁晓夫表现得又蠢又尴尬—也许故意让中国干部看这个挑战斯大林形象的苏联领导人是多么不靠谱。


　　它还给毛一个机会言明莫斯科的过分行为如何深深刺伤他。毛特别提到斯大林的居高临下态度。
　毛：我们革齤命胜利后，斯大林怀疑它的性质。他相信中国是另一个南斯拉夫。
　　赫鲁晓夫：是的。他认为那是可能的。


　　毛：我去莫斯科（1949年十二月）的时候，他不想跟我们签订友好条约，他也不想废除与国齤民党的旧条约。我想起费多连柯（苏联翻译）和科瓦列夫（苏联特使）转告我斯大林的建议让我去乡间走走看看。但我告诉他们我只有三项任务：吃喝、拉撒、睡。我不只是到莫斯科为斯大林祝寿的。因此我说如果你们不想签订友好条约，爱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会完成我的三项任务。


　　双方的需要很快将话题从历史转到当前的争论中来。当赫鲁晓夫问毛是不是中国真的认为苏联是“红色帝国主义”时，毛让赫鲁晓夫明白这种物质交换性的同盟很伤感情：

　　“这不是红色或白色帝国主义的问题。有一个人名字叫斯大林，他拿去旅顺港并把新疆和满洲变成半殖民地，他还开了四家合资公司。这都是他干的好事。”


　　依然是，无论毛如何以国家利益为重批评斯大林，他尊重他的意识形态贡献。

　　赫鲁晓夫：你捍卫斯大林。而你批评我批评斯大林。现在又反过来。

　　毛：你批评的是不同的事情。

　　赫鲁晓夫：在党代会上，我也讲了这个。

　　毛：我总是说，现在，和那时在莫斯科，对斯大林错误的批评应当是公正的。我们只是对批评的严格标准有不同意见。我们相信斯大林的十个手指，只有三个是坏的。



第二天，毛以在游泳池接待赫鲁晓夫而不是贵宾室的方式为会谈定调。赫鲁晓夫不会游泳，只得套上游泳圈。两位政治家边游边谈，翻译就在游泳池两边跟着来回跑。赫鲁晓夫后来抱怨道：“那是毛把自己摆在上风位置的方式。过一会儿，我有点晕。。。。我爬上来，坐在边上，把两腿放在泳池里。现在，我在上而他在下面（游泳）。”


　　（两国）关系在接下的一年中变得越来越坏了。1959年10月3日（一年后），赫鲁晓夫又来到北京。这次是他访问美国与艾森豪威尔总统举行峰会返回的途中，来给他的易怒的盟友作简报。中国领导人早就非常怀疑赫鲁晓夫在美国逗留（的动机），更被他关于达齤?赖?喇齤?嘛问题（书中说的是中印交战，估计是穿越时空的错误，译者）站在印度的立场上而激怒。



赫鲁晓夫，外交不是他的华丽外套，在会谈中提到达齤?赖?喇齤?嘛这一敏感问题；没有几个这样的问题更能够让中国人怒发冲冠。他批评毛在那一年3月西和谐藏齤暴乱期间手段不够硬，使得达齤?赖?喇齤?嘛逃到印度北部：

　　“我跟你说一个客人不该说的话：西和谐藏事件是你的错。你统治西和谐藏，你就应该有情报来源在那里，你就应该知道达齤?赖?喇齤?嘛的意图和计划。”


　　毛不想谈这个问题，但赫鲁晓夫坚持讨论这个题目，直言中国人应该把达齤?赖?喇齤?嘛干掉而不是让他跑掉：

　　赫鲁晓夫：。。。关于达齤?赖?喇齤?嘛从西藏逃跑这件事，如果我在你的位置上，我就不会让他跑掉。他躺在棺材里更好。而现在他在印度，也许他会去美国。这对社会主义国家好吗？



毛：这不可能；我们那时不能逮捕他。我们也不能禁止他离境，因为与印度的边境很长，他可以在任何一点跨过。
　　赫鲁晓夫：不是逮捕的问题；我是说你让他走是个错误。如果你给他机会逃到印度，那么干尼赫鲁鸟事儿？我们相信西和谐藏事件是中国共齤产党的错，而不是尼赫鲁的错。


　　那是毛和赫鲁晓夫最后一次谈话。令人奇怪的是在其后十几年的时间里世界把中苏紧张看作是共产大家庭里两个大人吵架而不是存在主义的斗争。在与苏联关系紧张上升期间，毛又发动了一场与美国有关的危机。


第二次台齤海危机

　　1958年8月23日，人民解放军对近海岛屿开始了另一波大规模炮击，并伴随着宣传喇叭大声齐鸣解齤放台湾。两周后，它暂停了一时，接着又展开连续二十九天的轰击。最后，它有点奇怪地形成每月单日打双日不打的规律，还特意明白警告岛上居民并避开岛上的重要军事设施—毛对他的高级将领说这是一场“政治仗”而不是常规的军事战略。


　　在这次危机中起作用的一些因素是（我们）熟悉的。北京再一次试探美国对台湾防卫的承诺。炮击也是对美国把第一次台齤海危机后建立起来的中美对话机制降级而做出的反应。但是最主要的动力似乎是提升中国在全球的作用。在危机开始的一次（北戴河）领导集训会上，毛对他的同僚解释说炮击金门马祖是中国对美国干涉黎巴嫩的反应，那年夏天美国和英国部队在那里登陆：

　　“坦白地说，炮轰金门就是该轮到我们有目的地制造国际紧张关系了。我们要给美国一个教训。美国欺负（霸凌）我们好多年了，现在我们有了机会，为什么不做给他瞧瞧？美国在中东点了一把火，我们就在远东点一把。我们看他们能怎么样。”


　　炮打近海岛屿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是打苏联的脸。苏联默许美国在中东的战略举动正好与中国在意识形态和战略上的给力呈鲜明对比。

　　彰显了它的军事决心，毛解释道，中国现在可以在两个场地上重新与美国对话了，“一个行动的场地和一个谈话的场地”—这是孙子的斗争共存原理在现代主动攻击威慑中的应用。


　　炮击近海岛屿的最重要的一个维度与其说是刺激美国超级强权毋宁说是挑战中国的正式盟友苏联。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存原则在毛的眼里会让苏联成为一个麻烦的盟友甚至说是潜在的对手。毛是这样推理的，如果台齤海危机被推向战争边缘，赫鲁晓夫就不得不在和平共存和与中国为盟之间选择。


在某种意义上毛又赢了。让毛有恃无恐的是至少当着全世界的面苏联表面上公开支持中国对台湾海峡的政策。当时正是赫鲁晓夫访问北京—那次关于潜艇基地的灾难性的相遇—三个星期之后，更巧的是第一次台齤海危机开始的那周赫鲁晓夫也在北京。两次，无论是开始还是期间，毛都没有告诉苏联他的意图。但在每次危机中华盛顿都假定—正如艾森豪威尔在给赫鲁晓夫的信中指控的—毛的行动不仅仅得到苏联的支持甚至直接受苏联指示。北京把它的苏联盟友夹塞在它的外交队伍里而莫斯科不知道自己在被利用。
　第二次台齤海危机与第一次基本平行，除了主要差别在于苏联为盟友不自觉地卷入核威胁而这位盟友正在羞辱它。



　在1958年的台齤海危机中，大约有1000人左右的伤亡。如在第一次台齤海危机一样，北京结合了挑衅性的核威胁召唤和巧妙校对的战略。毛最初要求他的将官们以避免造成美军的伤亡的方式炮击。将官们回答这个保证做不到。然后，他命令他们不要射过这些近海岛屿的领空，只朝国齤民党军舰开火，即使美国军舰开火也不回击。在这次危机之前和期间，中国的宣传机器吹响了“我们必须解齤放台湾”的号角。但当解放军的电台广播中国军队登陆“近在眼前”并号召国齤民党官兵站过来“参加解齤放台湾的伟大事业”时，毛宣布这是个“严重错误。”


　　至于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毛遇到了一个会玩斗争共存的对手。1958年9月4日，杜勒斯重申了美国对台湾防卫的承诺，包括“有关阵地如金门和马祖。”杜勒斯直觉到中国的有限目标，因此释放了美国有意将危机控制在一定局限内的信号：

　“任凭中国共齤产党人怎么说和到目前为止的所做所为，不过，还不清楚他们的目的事实上就是用武力全面攻克台湾和近海岛屿。”
　　9月5日，周恩来肯定了中国的有限目标，称北京这次冲突的目的是恢复大使级中美对话。

　　9月6日，白宫发表了一个声明说美国驻华沙大使已准备好代表美国恢复对话。

　　交流至此，危机就该结束了。就像一部排演熟络的戏，两边开始都重复老掉牙的威胁最后又峰回路转地以恢复大使级对话而谢幕。


在这一三角关系游戏中唯一不知所以然的就是赫鲁晓夫。不止一次地听到毛大胆宣称对核战争的藐视（一年前在莫斯科和这次在北京），他几乎被一方面惧怕核战争一方面害怕如果不站在中国一边会失去这个重要盟友的双重矛盾撕裂开来。他忠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使他不能理解他的意识形态盟友会是他战略上的对手，而他的核齤武器知识又太多以致他不可能舒服地把它结合到以不断威胁使用它为基点的外交中去。


　　当一个哆嗦的政治家走到两难的十字路口，他有可能慌不择路。赫鲁晓夫派他的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到北京去恳劝北京克制冲动；他知道这可能不好使，作为平衡，他又给中国领导人看一封他写给艾森豪威尔的信的草稿。这封信强调：“对我们伟大的朋友、同盟和紧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攻击就是对苏联的攻击”并警告“苏联将做任何可以做到的。。。去保卫我们两个国家。”



　　结果两招都不中。9月12日，艾森豪威尔婉拒了赫鲁晓夫的信。艾森豪威尔表示欢迎中国愿意回到大使级会谈的态度并坚持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放弃使用武力，而对赫鲁晓夫，只让他奉劝北京克制。艾森豪威尔对赫鲁晓夫只是别人编排的戏剧里的一个角色这一事实仍茫然不知，他在信中暗示莫斯科跟北京共谋，他指出：“这一紧张的军事行动于八月二十三日开始，仅在您访问北京三个星期之后。”


　　几乎同时，在1956年9月11日发布的公告中，艾森豪威尔用了一堆风卷残叶式的理由将美国的参与公正化。他警告：炮击金门马祖就如希特勒占领莱茵兰，墨索里尼占领埃塞俄比亚，或者日本人1931年占领满洲（这个比较肯定很令中国人生气）。


　　葛罗米柯在北京也没好到哪里去。毛看了信的草稿后公开地大谈核战争的可能性和苏联对美国核报复的条件。因为毛看到（到了这个时候）战争的危险已经远去了，核威胁只是空口白话。在他的回忆录中，葛罗米柯回忆起被毛的胆大包天惊呆了的情景，他引述中国领导人对他讲的：

　　我想美国人很可能会对中国发起战争，中国必须考虑这个可能性，我们确实考虑了。但我们绝不投降！如果美国使用核齤武器攻击中国，我们的军队必须从边境地区往内部深处撤回。我们先吸引敌人深入进来，然后像钳子一样把美国军队钳制在中国内部。等到美国人正好到了中国中部的省份时，你们就把你们所有的东西往他们的头上砸。


　　毛没有请求苏联的帮助，除非等待美国军队被吸引到中国的纵深，而这一情景根本不会发生。葛罗米柯发给赫鲁晓夫的报告好像又把他震住了。尽管华盛顿和北京已经同意大使级会谈，赫鲁晓夫仍出了两手昏招以防核战争。为了镇定他以为的北京对美国侵略的害怕，他提出派苏联防空导弹部队到福建的建议。北京推迟答复直到危机过去了又同意接受，但条件是苏联部队必须在中国指挥之下—结果是不可能的。9月19日，赫鲁晓夫给艾森豪威尔的另一封信是他神经紧张的进一步表现，他恳请克制并警告核战争就要到来。他只是不知中国和美国事实上在他发出第二封信之前就已经把问题解决了。

1959年3月，赫鲁晓夫在与毛的会谈中交代了苏联在台海外交中的态度：

　　就我们两个之间保密地说，我们说我们不会就台湾问题打仗，但是为了给外人听，我们则说相反的话，也就是说当因为台湾而局势恶化时苏联将保卫中国。与之相反，美国宣布他们将保卫台湾。因此，出现了一种战前状态。


　　赫鲁晓夫让毛把他调戏进一个一事无成的事业，他还同时自作聪明和玩世不恭。特别是当要作战争与和平的最终决定时，一个战略家必须明白讹诈并考虑空洞的恐吓给未来的可信度带来何等影响。在台湾问题上，毛利用了赫鲁晓夫的两难引诱他作出自己不想实施的核威胁，为了维护一个他不关心的利益和一个憎恨他的盟国领袖，绷紧了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弦。


　　现在我们只能想象毛在偷着乐：他把莫斯科和华盛顿骗得互相威胁使用核武器，只为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微不足道的地方争得可能是世界地缘政治意义上最不值钱的一块房地产。更何况，毛是在他想做的时候做的，是以他宣传得胜的方式做的，而当时中国仍然比美国或苏联弱很多。中国的宣传机器宣称重返中美大使级会谈大大加强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一手挑起危机又一手结束它，毛断言他达到了目的：


　　“我们打了这场战役，使得美国愿意跟我们谈话了。美国打开了大门。形势好象对他们不利，如果他们不和我们谈，他们就日夜不得安宁。OK，那我们就谈吧。在总的形势上看，与美国以会话或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是好的，因为我们是热爱和平的人民。”
　　周恩来提供了一个更复杂的估算。他把第二次台齤海危机当作是证明了中国的两个党有能力能够在核威胁的乌云下跨过意识形态的障碍心照不宣地相互讨价还价。十五年后，周对访华的尼克松总统阐述了当时北京的战略：


　　“在1958年的时候，那时的国务卿杜勒斯要蒋介石放弃金门和马祖，以使台湾跟大陆彻底断开，并在那里划一条线。蒋介石不想这样做。我们也劝他不要从金门马祖撤退。我们劝他的办法就是朝他们打炮弹—也就是说，我们在单日炮打他们，双日不打，节假日我们也不打。不用其它传递信息的办法，只用打炮的办法他们就明白了。”


　　不过，这些辉煌战果必须与危机的全球影响平衡。大使级会谈几乎刚刚恢复就陷于死寂。毛的不明确的动作事实上将中美关系冻结在对手的姿势上，其后十年不变。中国决心要把美国赶出西太平洋的表达像种子在华盛顿生长成一个信仰教条，使得双边都失去了灵活外交的腾挪余地。


　　而对苏联领导的影响也与毛的意愿相反。非但没有放弃和平共存方针，莫斯科对毛的诳语和打核战争的擦边球感到相当恐惧。他戏谑性地扬言核战争对世界社会主义有利和对莫斯科不请示也令莫斯科相当不快。在危机之后，莫斯科中断了与北京的核合作，并在1959年6月撤回了送给北京一个模型原子弹的承诺。1960年，赫鲁晓夫从中国撤走苏联专家并取消全部援助项目，他宣称：


　　“我们不能简单地坐视不管，让我们的最合格的专家--那些在我们自己的工业和农业中受到锻炼的人—用他们提供的帮助换来不是别的而是骚扰。”

　　在国际上，毛让人看到了中国在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受到威胁时让人汗毛倒竖的反应。这会使她的强邻在中国发生（毛即将发起）内乱时不敢贸然利用。但另一方面它也使中国日趋孤立，使得毛不得不在十年后重新考虑他的外交政策。



第七章 危机四伏的十年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一个十年期间，她的坚强的领导驾驶着他们征服的古老的帝国破船走到一个国际重要大国的位置上。第二个十年由毛加速国内继续革齤命的企图所主导。继续革齤命的动力是毛的主义，他相信道德和意识形态力量能够克服物质的局限性。这十年是在国内混乱中开始也是在混乱中结束，两次都是由中国自己的领袖命令发起的。这次危机震动了中国大厦的每块砖头,使中国几乎断绝了与外界所有的接触；几乎所有的外交官都被召回北京。中国的两大主要社会结构停运修整：一是经济，以大跃进开始；二是秩序，以文化大革齤命结束。外交不时髦了，战争才是。当毛感到国家利益再次受到挑战，在他自己造成的阵痛中，中国再次站立起来，在西部最前线，在艰苦的喜马拉雅山麓，又打了一仗。



大跃进
　　中国领导人认为有责任针对赫鲁晓夫的秘密讲话阐明什么是构成共齤产党的政治合法性，如果不仅仅是为了捍卫党主席的上帝般的神化不倒的话。在继1956年2月讲话后的几个月里，他们似乎觉得他们自己执政的方式更加透明，大概是可以避免周期性整改冲击的必要性。对毛齤泽东的崇拜性引用在共齤产党的党章之中被删除了。党通过决议反对在经济领域“冒进”，并表明现在“阶级斗争”的主要阶段结束了。


　但这样一个四平八稳的做法，很快就与毛齤泽东的不断革齤命构想发生冲突。短短几个月内，毛齤泽东提出另一条政治整改路线：中国共齤产党将邀请各方对其执政方法进行批评辩论和开放中国的思想和艺术生活，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毛发出这一号召的确切动机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题目。百花齐放运动的解释，一说是党为了切开官僚体系的隔离而直接听取人民意见的真诚呼吁，而另一说是哄骗敌人暴露自己的计策（即“引蛇出洞”，译者）。不管动机如何，非议迅速从对战术调整的建议扩大到对共产主义制度的批评。学生在北京设立了“民齤主墙” 。 批评者抗议地方官员的虐待和苏联式经济政策所施予的物资匮乏；一些人将共齤产党的第一个十年统治与它之前的国齤民党时代作不利的对比。



无论初衷是什么，毛齤泽东从来没有容忍对他的权威挑战为期过长。他给予迅猛的迎头回击，并当作是他的辩证法的正当化一面。百花齐放运动转化成“反右运动”，以对付那些误解了较早邀请辩论的极限的人。一个大清洗运动造成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遭到监禁、教养、或内部流放。在该进程结束时，毛齤泽东再次站立为中国的一家言领导，清扫了批评他的领域。他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加快继续革齤命，将它变成大跃进 。
　　1957年莫斯科的社会主义政党会议看到毛齤泽东发表了一个有关中国经济发展的致命性声明 。应对赫鲁晓夫预测苏联将在十五年内超过美国经济，毛齤泽东发表了即席讲话，宣布中国将在相同时期内钢产量超过英国。


这一评论很快成为一个政策。十五年的钢产目标，随后在一系列基本上是即兴的发 言中 ，减少到三年，与一系列同样雄心勃勃的农业目标相匹配。毛齤泽东正准备将中国的继续革齤命投射到一个更积极的阶段，用最惊人的挑战考验中国人民。
　　像毛的许多事业一样，大跃进结合了经济政策、思想升华和外交政策等诸多方面。对于毛，这些不是不同领域的努力，而是中国革齤命伟大工程的相互关联链 。
　　在其最具字面意义上，大跃进的目的是实行毛的横扫千军万马的工农业发展思想。中国剩余的私有财产和个人激励机制几乎统统被淘汰，全国重组成“人民和谐
？公社”的形式，汇集财产、食品、和劳力于一体。农民被征召进半军事性的旅团，从事大规模的公共工程项目，许多是即兴的。



喜马拉雅山麓下的边境争端和1962年中印战争

　　至196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成立开始刚刚走过十年多一点的时间，她已经与美国在朝鲜打过一仗并就台海近海岛屿进行了两场有美国参与的军事对抗。她重新占领西藏和新疆，恢复了帝国王朝历史边境范围内（除蒙古和台湾外）的中国权威。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还没有完全过去。尽管如此，当中国定义的历史边境被印度挑战时，毛在另一个军事冲突面前没有萎缩。
　　中印边境危机有关两块领土，位于喜马拉雅山麓下渺无人迹的高原，坐落在西藏和印度的不可攀越的山峰之间。基本上，问题出自对殖民历史的解释。


　　中国宣布沿着喜马拉雅山南面山麓的帝国王朝边境线，包括中国称之为的“南西藏”，但实际上是被印度管理的“阿鲁纳恰尔邦”。而印度的定义就是相对年代近的了。它是由英国人为阻止俄罗斯帝国在西藏的前进而界定的分界线发展而来。最后有关文件是由大不列颠和西藏在1914年签署的，在东区划下了一条以英国的主要谈判者起名的麦克马洪线。


中国与西藏有过相当长的关系。蒙古人曾经在十三世纪发起的一波远征中同时征服过西藏和中原，使两者在政治上亲密接触。以后，清朝曾经常地干涉西藏事务，驱逐其他非汉族力量从南边或西边进入西藏。最后，北京宣称其宗主权由“***特使”在拉萨行使。北京，从清朝开始，认为西藏是中国皇帝统治的“天下”的一部分。并保留推翻有敌意的“无照经营者”的权利；但是距离和西藏人的游牧文化使得完全中国化行不通。以此方式，西藏人在日常生活上享有相当的自治度。


　　到了清朝末期的1912年，由于中国的管理能力受到西方列强的严重制约，中齤国政府在西藏的代表性萎缩了。在清朝垮台后，印度的英国殖民当局在西姆拉召开了一个有中国和西藏代表参加的会议，目标是划定印度与西藏的边境线。中齤国政府，没有有效的力量去反对这一行动，在原则上否定了任何对历史宣称过的领土主权的退让。北京的态度由其驻加尔各答（英属印度政府所在地）代办陆兴祺的话反映出来：


　　“我们的国家现在很虚弱；我们的外交关系很复杂很困难而我们的财政又十分紧张。但无论如何，西藏对中国十分重要，我们必须在会议谈判上寸步不让。”


　　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在两难的境地中在决议文件上只写上名字的首字母而没有签字。西藏和英国的代表签了字。在外交实践中，写上名字的首字代表冻结书面文字，它意味着谈判结束。签字则意味生效。中国坚持西藏代表不具备签署边界协议的合法权利，因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因而无效力行使主权。她拒绝承认麦克马洪线南部的印度当局的有效性，尽管她开始也没反对。


　　在西区，有争议的领土被称为阿克塞钦。她几乎不可从印度进入，这也正是为什么1955年中国修建一条连接新疆和西藏的铁路时印度花了几个月才知道的原因。这一地区的历史起源也是有问题的。英国把它画在几乎所有的官方地图上但却从来没有管理过。当印度宣布从大英联邦独立出来时，它没有宣称与英国过去宣称的领土不相关。她把阿克塞钦和麦克马洪线都包括在它的地图上。


　　两条分界线都具有战略意义。在五十年代，两边的位置之间存在一定的平衡。中国把麦克马洪线看作是代表英国计划分离西藏甚至控制她的符号。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宣称对西藏有文化和宗教感情，因为印度的传统佛教和西藏佛教之间有历史联系。但他有准备承认中国在西藏的主权，只要西藏保持相当程度的自治。在这一政策指引下，尼赫鲁拒绝了把西藏政治身份问题提交联合国的请愿。


　但是当达齤赖喇齤嘛1959年逃到印度并被给予政治避难时，中国开始以战略眼光对待这些分界线了。周提出一个以中国对东部领土宣称换取印度对西部领土宣称的交易，换句话说，就是接受麦克马洪线作为承认中国对阿克塞钦主权宣称的谈判基础。

　　几乎所有的后殖民地国家都坚持他们独立时的（殖民地）边界。把这个摆在谈判桌上招来无尽的争议和国内的压力。基于他不是被选举谈判他认为是印度不可争议的领土的原则，尼赫鲁以不回答的方式拒绝了中国的提议。


　1961年，印度采取了所谓的“前进政策”。为了克服它对有争议领土的不抗争印象，印度向前推进了它的哨所，接近中国以前越过分界线建立的岗哨。印度指挥官被授权可以在他们自行辨别的情况下对中国军队开火，他们认为中国人是侵略者。1959年的时候，毛为了避免冲突曾命令中国军队后撤二十公里，这一举动更加强了印度的方针。印度的计划者得出结论认为中国军队不会抵抗印度的前进而只是以此为借口规避。印度军队被命令，用印度关于战争的历史记录中的话说，“从我们目前的位置朝着国际承认的边境尽可能地远地巡逻，防止中国人进一步前进并攻下任何在我们领土上建立起来的中国哨所。”


　　这证明完全是计算错误。毛立刻撤销了以前的后退命令。但他仍然谨慎地告诫北京的中央军委：“小不忍则乱大谋。我们要注意形势。”这还不是军事行动命令；而是提醒作战略准备计划。这样，我们所熟悉的中国战略运筹开始了：贯穿全局的分析；心理和政治因素的精心准备；速战速决。


　　在中央军委和高级指挥官的会议上，毛用一句成语评论尼赫鲁的前进政策：“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换句话说，喜马拉雅山下的中国部队对印度的前进政策太容忍了—中国人认为这是在中国的土地上。


　　中央军委随即下令部队停止后撤，并要求中国军队在新建的印度哨所对面建立自己的哨所。中国的哨所接近他们，包围他们。正如毛概括道：“你挥枪，我也挥枪。我们面对面看谁怕谁。”毛把这一方针叫做：“针锋相对”（基辛格原话：武装共存）。事实上，这开始了一盘喜马拉雅山下的围棋。


准确的指示下达到部队指战员。目标仍然是避免大冲突。中国部队被要求不准开火，除非印军接近到五十米以内。除此之外，任何军事行动需要来自更高权威的命令。


　　印度的计划者注意到中国已经停止后退但也观察到中国人的克制开火。他们下结论认为再捅一下就成了。印度不是在空地上试探，而是把目标定在“将中国人已经占领的哨所推回去。”


　　因为中国声明的两个方针目标—阻止印军前进和避免流血—都没得到满足，中国领导人开始考虑突然出击或许能逼迫印度回到谈判桌上来并终止目前这种以牙还牙的状态。


　　在追求这一目标的过程中，中国领导人很关心美国是否会借中印冲突之机放手让台湾反齤攻大陆。另一个忧虑是美国为了防止河内将老挝变成越南战争的后方基地而作的外交努力会是美国最后通过老挝进攻中国的前奏。中国领导人不能相信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卷入（那时还没有战争升级）只是为了局部战略利益。


　　中国领导人想办法把两点都搞明白了，这显示了中国政策制定过程的全面性。华沙会谈被选定为获取美方意图的途径。中国大使被从度假中召回并被指示约见美国大使。他宣称北京注意到了台湾准备反齤攻大陆的迹象。美国大使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因为事实上根本没有这回事儿，他被指示回答美国希望和平因而 “在当前局势下”不会支齤持台湾的主动进攻。正如会谈中的中国大使王炳南事后回忆，这一信息对北京的最后决定“至关重大”。没有证据显示美国政府是否问过自己为什么（中国）有这一特殊约见要求。这就是政策制定的分段方式和全面方式的差别。


　　老挝问题也自动解决了。在1962年的日内瓦会议上，老挝中立化和美国撤兵打消了中国的忧虑。

　　有了这些保证，毛于1962年十月召集中国领导人宣布了最后的决定，即开战：

　　“我们跟老蒋打过。我们跟日本打过，跟美国也打过。我们都没有害怕过。而且每次都是我们赢了。现在印度（阿三）想跟我们打。自然地，我们是不害怕的。我们不能让出一寸土地，我们若让出一寸，他们就会得寸进尺掠取相当于福建省那么大的一块地盘。。。。现在尼赫鲁把头伸出来让我们打，我们不打就是不够朋友。来而不往礼非礼也！”



在10月6日，决定基本传达下去了。战略计划是发起大部队攻击产生惊敌之效果逼迫印度谈判或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停止对中国的骚扰。

　　在进攻命令下达之前，赫鲁晓夫传来话说一旦发生战争苏联将履行中苏友好联盟条约支持中国。鉴于中苏近几年的关系和克里姆林宫以前在中印关系上的中立态度，这一表态一反常态。最可信的解释是赫鲁晓夫需要中国在即将到来的加勒比海危机中支持他为苏联在古巴部署核武器向美国摊牌。古巴危机过后他就再也不提这事了。


　　中国的进攻分两阶段发生：10月20开始为时四天的初期攻势，随后在11月中旬开展了大部队攻击，直抵喜马拉雅山脚下的传统帝国***的边境。至此PLA停止了前进并后退到开始进攻的地方，远离它宣称的边界线。这块有争议的领土至今仍有争议，但是两边都不越过实际控制线加强他们的宣称。


　　中国的战略与台海岛屿危机相似。中国在1962年的中印战争中没有征服任何土地—尽管她继续宣称麦克马洪线南部的领土主权。这反映了政治判断和后勤现实。占领东区领土需要保证穿越艰苦地形的漫长供给线。


　　战争结束了，毛又一次经受住了危机的考验—而这次他大获全胜—尽管中国境内的大饥荒刚刚结束。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朝鲜战争的重演，包括以下因素：对手对中国的低估；关于中国能力估计的未经证实的情报；对中国如何看待她的安全环境和她在军事上如何反应的严重错误把握。


　　同时，1962年的战争在中苏关系不可挽回地变坏的时候为中国增添了另一个对手。事实证明苏联的支持跟它在古巴的导弹运载船一样逃得快。

　　一旦喜马拉雅山麓的军事冲突升级，莫斯科立马采取中立立场。好比往中国的伤口上撒盐，赫鲁晓夫用毛憎恨的和平共存原则为他的中立辩护。1962年2月一篇《人民日报》—中国共齤产党的官方喉舌—编辑部评论文章忿怒地指出这是第一次一个共产国家没有站在另一个共产国家一边反对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对一个共产主义者来说，他应该清楚地区分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他应该对敌人冷酷无情而对自己的同志充满热情。”评论文章要求中国的盟友“检查他们的意识并问他们自己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什么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到了1964年，苏联甚至摘掉了中立的面纱。提到古巴导弹危机，米哈伊尔?苏斯洛夫，苏维埃政治局委员和理论家，指责中国在苏联最困难的时刻侵略印度：

　　“事实是在加勒比海危机的最关键时刻，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印边境扩大了武装冲突。不论中国领导人以何种借口为他们的行为辩护，他们逃脱不掉实际上帮助了最反动的帝国主义联盟的责任。”

　　中国，几乎刚刚克服大饥荒，现在四面树敌。

楼主骗积分也不至于这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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