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如果在九一八时奋起抗日可能得到最大利益

　　假如九一八事变中，蒋氏令张学良全力抵抗，如日本不退让，就动员全国之力抗战，会有什么结果？历史不可重演，但可以分析研讨。
　　九一八放弃东北，即使不是蒋氏直接下令，也是经他首肯的，这可以有多个论据说明。本文将说明，这应是蒋氏一生中最大败笔。
                       
　　一，中日国力对比
                        
　　1931年九一八以后，蒋氏多次鼓吹“抗日国必亡”，甚至说只要中国和日本绝交中国就亡。
　　当时日本的国力比中国强，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问题在于和1937年七七事变时比较，中日两国的实力，变得对谁更有利？
　　1931年日本刚摆脱1929年始的空前世界经济危机，经济上问题多多。在九一八之后不久，日本又挑起了一二八侵略上海的战争，其战况及结局就可以看出，对于全面战争，它还远没有准备好。
　　1931年至1937年，如果两国都在备战，从体制上说，日本的效率远比当时中国高，何况蒋氏一力剿共以控制各路军阀，并未作抗日的战争准备。这些年的经济发展都是轻工业，不能借力于军备，且多集中于长江下游，一旦开战，损失必十分惨重。
　　所以，只考虑中日两国开战，1931年时中国的国力反而会比1937年相对更强些。如果蒋氏1931年就像六年后那样抗日，不会比1937年更惨，日本能占领中国的土地，也未必会比1944年豫湘桂战役后更多。
                              
　　二，军阀派系
                                
　　国民党内充斥着大大小小只顾一己私利，又野心勃勃的政客军阀，这需要蒋氏整合。但这不应是不发起抗战的理由。
　　事实上对外战争恰是收拾国内反对派的好时机。不是抗日战争，蒋氏怎 能枪毙眼中钉韩复榘？！
　　九一八以后，不少反蒋的活动都是打着反对蒋氏不抗日的旗号，如果蒋氏积极抗日，他们反蒋就没有借口。
　　即使多个军阀政客仍不买蒋氏的帐，但也不可能都降日，由于自身的利益所在，如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这几个实力最强的，一定会抵抗日本的。即使有投降的，官再大也大不过汪精卫，当伪军的充其量也就是百万吧！
　　早些抗日，蒋氏就会早些成为民族领袖和民族英雄，早些压服非嫡系军阀和政客。
                              
　　三，苏联的态度
                                   
　　日本占领东北时，就有觊觎苏联远东之意，在其统治层中 就有“北进”一派。中日开战，苏联当然不希望中国屈服成为日本进攻苏联的基地，甚至成帮手。所以，九一八后，苏联对蒋氏的态度逐渐在变化。
　　1934年蔡廷锴发动福建事变反蒋抗日，开始时中共是支持的，和蔡氏订有协定共同反蒋，但莫斯科反对，中共只好也反对蔡氏，丢失了一个可能打破五次反围剿的绝好机会。
　　1936年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莫斯科的意见也是和平解决，维持蒋氏的领导地位，这对中共有很大影响。
　　1935年提出“兄弟阋墙外御其侮”共同抗日的《八一宣言》就是王明在莫斯科起草发表的。和正在长征中苦斗的毛泽东、张闻天等无关。显然是符合斯大林的战略思想的。
　　斯大林支持维护蒋氏，正是苏联本国的利益最大化的体现，而非意识形态局限。
                                
　　四，中国共产党和红军
                                            
　　蒋氏不能停止围剿红军，可能是他不能抗日的重要理由。最后是红军没有能剿灭完，自己倒是被迫放弃剿共，容忍共产党，使之坐大。
　　如果蒋氏能早些表明他全力抗日，并争取和苏联成为抗日的盟友，斯大林为了自身利益，必会支持蒋氏。这是蒋氏要求斯大林对红军武装反蒋加以扼制，斯大林是会答应的，因为他需要蒋氏全力对抗日本，且对一心搞“红色割据”的毛泽东等并不信任。他可能要求中共和蒋氏搞统一战线，而且“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后来抗日时王明所主张的）。
　　当时，中共不过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领导人都是莫斯科指派的。恰好在九一八前，王明被共产国际定为中共的实际领导人。他是绝对服从莫斯科的命令的。
　　九一八事变时，主张走自己的路的毛泽东虽然是中央委员，但距中央决策层还远的很呢，他也不得不服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不但处境会十分尴尬，而且他的“红色割据”的实践也会夭折。也就不会再有遵义会议这个跻身中共领导核心的机会了。
　　若是这样，中共以后会怎样，难说。
                                         
　　总之，如果蒋氏早些全面抗日，对他来说是利益最大化。
　　如果蒋氏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而是采取三大策：御外以收取民心；一致抗日以压服各路军阀；靠苏联保远东的利益而压制中共（这只有王明博古掌权时有效，毛泽东掌权则无大用），确可保其利益最大化。
　　执行这样的国策，必将困难重重。在当时的条件下，敢以此类策略治国的人必是大英雄或大枭雄，蒋氏虽能雄视一时，可惜此公多疑而且心胸狭窄，缺破釜沉舟气魄，对于曾触犯及反对过他的人的仇恨之深，也不是一般人可以体会的到的。望他行此等大事，难矣！最后只有逃至台湾一条路。反过来说，如果蒋氏有实行看似不可行之魄力，有不怕极大困难的精神，真不知今日的大陆是何人的天下。
　　何况，在他内心深处对日本的恐惧可能极强，一厢情愿的要和日本“亲如一家”（蒋氏赠给日本鼓吹侵华的右派头目头山满的墨宝）。抗日胜利后不敢收回琉球，可能也缘于此。

　　假如九一八事变中，蒋氏令张学良全力抵抗，如日本不退让，就动员全国之力抗战，会有什么结果？历史不可重演，但可以分析研讨。
　　九一八放弃东北，即使不是蒋氏直接下令，也是经他首肯的，这可以有多个论据说明。本文将说明，这应是蒋氏一生中最大败笔。
                       
　　一，中日国力对比
                        
　　1931年九一八以后，蒋氏多次鼓吹“抗日国必亡”，甚至说只要中国和日本绝交中国就亡。
　　当时日本的国力比中国强，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问题在于和1937年七七事变时比较，中日两国的实力，变得对谁更有利？
　　1931年日本刚摆脱1929年始的空前世界经济危机，经济上问题多多。在九一八之后不久，日本又挑起了一二八侵略上海的战争，其战况及结局就可以看出，对于全面战争，它还远没有准备好。
　　1931年至1937年，如果两国都在备战，从体制上说，日本的效率远比当时中国高，何况蒋氏一力剿共以控制各路军阀，并未作抗日的战争准备。这些年的经济发展都是轻工业，不能借力于军备，且多集中于长江下游，一旦开战，损失必十分惨重。
　　所以，只考虑中日两国开战，1931年时中国的国力反而会比1937年相对更强些。如果蒋氏1931年就像六年后那样抗日，不会比1937年更惨，日本能占领中国的土地，也未必会比1944年豫湘桂战役后更多。
                              
　　二，军阀派系
                                
　　国民党内充斥着大大小小只顾一己私利，又野心勃勃的政客军阀，这需要蒋氏整合。但这不应是不发起抗战的理由。
　　事实上对外战争恰是收拾国内反对派的好时机。不是抗日战争，蒋氏怎 能枪毙眼中钉韩复榘？！
　　九一八以后，不少反蒋的活动都是打着反对蒋氏不抗日的旗号，如果蒋氏积极抗日，他们反蒋就没有借口。
　　即使多个军阀政客仍不买蒋氏的帐，但也不可能都降日，由于自身的利益所在，如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这几个实力最强的，一定会抵抗日本的。即使有投降的，官再大也大不过汪精卫，当伪军的充其量也就是百万吧！
　　早些抗日，蒋氏就会早些成为民族领袖和民族英雄，早些压服非嫡系军阀和政客。
                              
　　三，苏联的态度
                                   
　　日本占领东北时，就有觊觎苏联远东之意，在其统治层中 就有“北进”一派。中日开战，苏联当然不希望中国屈服成为日本进攻苏联的基地，甚至成帮手。所以，九一八后，苏联对蒋氏的态度逐渐在变化。
　　1934年蔡廷锴发动福建事变反蒋抗日，开始时中共是支持的，和蔡氏订有协定共同反蒋，但莫斯科反对，中共只好也反对蔡氏，丢失了一个可能打破五次反围剿的绝好机会。
　　1936年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莫斯科的意见也是和平解决，维持蒋氏的领导地位，这对中共有很大影响。
　　1935年提出“兄弟阋墙外御其侮”共同抗日的《八一宣言》就是王明在莫斯科起草发表的。和正在长征中苦斗的毛泽东、张闻天等无关。显然是符合斯大林的战略思想的。
　　斯大林支持维护蒋氏，正是苏联本国的利益最大化的体现，而非意识形态局限。
                                
　　四，中国共产党和红军
                                            
　　蒋氏不能停止围剿红军，可能是他不能抗日的重要理由。最后是红军没有能剿灭完，自己倒是被迫放弃剿共，容忍共产党，使之坐大。
　　如果蒋氏能早些表明他全力抗日，并争取和苏联成为抗日的盟友，斯大林为了自身利益，必会支持蒋氏。这是蒋氏要求斯大林对红军武装反蒋加以扼制，斯大林是会答应的，因为他需要蒋氏全力对抗日本，且对一心搞“红色割据”的毛泽东等并不信任。他可能要求中共和蒋氏搞统一战线，而且“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后来抗日时王明所主张的）。
　　当时，中共不过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领导人都是莫斯科指派的。恰好在九一八前，王明被共产国际定为中共的实际领导人。他是绝对服从莫斯科的命令的。
　　九一八事变时，主张走自己的路的毛泽东虽然是中央委员，但距中央决策层还远的很呢，他也不得不服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不但处境会十分尴尬，而且他的“红色割据”的实践也会夭折。也就不会再有遵义会议这个跻身中共领导核心的机会了。
　　若是这样，中共以后会怎样，难说。
                                         
　　总之，如果蒋氏早些全面抗日，对他来说是利益最大化。
　　如果蒋氏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而是采取三大策：御外以收取民心；一致抗日以压服各路军阀；靠苏联保远东的利益而压制中共（这只有王明博古掌权时有效，毛泽东掌权则无大用），确可保其利益最大化。
　　执行这样的国策，必将困难重重。在当时的条件下，敢以此类策略治国的人必是大英雄或大枭雄，蒋氏虽能雄视一时，可惜此公多疑而且心胸狭窄，缺破釜沉舟气魄，对于曾触犯及反对过他的人的仇恨之深，也不是一般人可以体会的到的。望他行此等大事，难矣！最后只有逃至台湾一条路。反过来说，如果蒋氏有实行看似不可行之魄力，有不怕极大困难的精神，真不知今日的大陆是何人的天下。
　　何况，在他内心深处对日本的恐惧可能极强，一厢情愿的要和日本“亲如一家”（蒋氏赠给日本鼓吹侵华的右派头目头山满的墨宝）。抗日胜利后不敢收回琉球，可能也缘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