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不公拉大阶层差距 专家吁调整资源配置

教育不公拉大阶层差距 专家吁调整资源配置  

2005年05月17日 09:56【文章字体：大 中 小】

凤凰卫视5月17日消息 据香港商报记者姚志东综合报道，在‘八股纳才’的科举制被废除的第100年，内地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问题再次受到各界关注。城乡学生受教育机会不均、教育资金分配不等、重点高校招生指标有限及教育腐败等原因，使社会差距扩大，进而造成贫富差距拉大。
政策偏差资源配置失衡
据了解，内地教育制度的最大缺陷在于它的二元分割性。二元教育制度的表现形式是，在城市和农村之间进行整体分割，割裂‘农村教育’和‘城市教育’；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各教育阶段实行内部分割，形成重点院校和普通学校的两极世界。城乡、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导致教育机会不均等，是最重要的教育国情之一。
这种现象的背后有制度性原因。政策的不同取向或偏差，往往会加剧教育不公的现实，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教育资源配置不公、教育政策和规则不公。
专家认为，对于业已形成的巨大发展差距，公正的教育资源配置应该适当调整配置，不再继续人为地扩大这一差距，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向落后地区倾斜，以主动缩小差距。但近年来的现实情况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城乡之间、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之间教育资源配置的失衡，仍然明显存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差距仍呈拉大之势。由于两种制度下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权利实现程度截然不同，不同的社会成员及其子女必须宿命地面对着教育机会的不平等。
‘城市优先’思维是主因
据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调查，2002年社会各项教育投资是5800多亿元，其中用在占总人口不到40%的城市人口上的投资为77%，而占总人口60%以上的农村人口只获得23%的教育投资。另据相关资料显示：城乡分割办学制度使农村儿童一开始就处于劣势，导致80%左右的农村适龄人口无缘参加高考。
此外，中国高等教育所获公共资源也远远多于基础教育。为创办一间‘一流高等学府’，上亿财政拨款将投给办学条件已相当不错的大学，而农村中小学校危险教室改造的经费，甚至要通过农民集资的方式解决。数据显示，中国的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平均公共教育经费之比为1︰1︰23，而美国为1︰3︰2。
以1993年为例，内地城乡小学生的人均经费差距为1.9倍，贵州省内城乡之间差距为3倍，而上海市与安徽农村之间达7倍；在初中阶段，内地城乡整体差距为2倍，贵州省内城乡之间达到4.2倍，而北京市与贵州农村之间则达到10倍。1999年，上述各个层次的差距都进一步扩大，其中小学和初中阶段城乡整体差距均扩大到3.1倍，小学阶段最大差距达11倍（上海市3556.9元，贵州农村323.6元），初中阶段最大差距达到12.4倍（北京市5155.2元，贵州农村16.7元）。
在人口大省河南，这种差距也异常惊人：在小学阶段，郑州市预算内教育经费为全省农村平均额的5.9倍，相当于最低的滑县农村的14.7倍；在初中阶段，新乡市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与全省农村的平均数相差5.9倍，与最低的延津县相差11.4倍。
2000年之后，由于向农民收取教育集资的行为受到限制，农村中小学的教育经费更加紧张，差距仍然没有缩小，甚至是再度拉大了。
二元教育导致三不公
缺乏科学公正的教育制度必然引起不公平的结果。
城乡受教育机会失衡
首先是城乡受教育机会的失衡。调查显示，近年学历越高的人群，城乡差距越大。城市人口拥有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的人数，分别是农村人口的3.5倍、16.5倍、55.5倍、281.55倍、323倍。
南京学者张玉林研究了北大和清华20年来的招生情况，情况令人惊叹：以1999年为例，两校招收的本科生中农村学生只占17.8%。
重点大学招生指标分配不公
其次，最高学府本应公正地向各地学子敞开大门，但现实是，落后地区的孩子考上重点大学，付出远远多于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孩子，而且重点高校招生指标对各省区都有名额限制。
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称，如果不定额分配的话，‘西藏的学生就没法读北大了’，现行制度‘确保每个省都有最好的学生进入国家最好的大学，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是公平的’。
而上海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则明确表示：‘上海市对复旦的支持非常大，所以复旦在上海的招生人数相对要多一些。’王校长坦言，高校招生在一定程度上会优先考虑高校所在地生源。
但民众显然并不认同校长们的观点。《中国青年报》调查显示，89.3%的人认为，目前全国重点大学招生指标分配不公平，有批评指出：‘这是以“扶弱”之名，行“济强”之实。’
在今年的‘两会’上，来自湖北省的全国人大代表对此进行了分析：‘据不完全统计，恢复高考制度20多年来，清华、北大在湖北省每校每年招生不足百人，在北京市则不低于500人，招生人数相差5倍；而湖北省总人口7500万人，北京市总人口1500万人，相差5倍。即同等条件下，湖北省只有一个招生指标，北京市却有25个指标。据统计，湖北省考生上清华、北大的平均分数比北京市考生要高160分！’
学者张玉林先生也解剖了‘清华’神话：在迄今为止的20多年间，清华大学投放北京市的招生名额始终超过苏、皖、鄂、川4省总和，2001年占其招生总数的18%，而当年北京高中毕业生数量只占全国总量的0.9%。结果必然是各地录取比例和分数絬的极大悬殊。
对此，北京大学教授郑也夫也指出：‘所谓配额制，大多是偏向弱势群体的，只有在中国当代高考才反其道而行之，它公然照顾强势群体——大城市中的考生！’
特殊招生导致教育腐败
此外还有一种不公正现象引起各方指责——由各种特殊招生手段造成的不公，从而导致教育腐败滋生。
目前高校招生有几类降分录取：一是‘定向生’，省属院校可按规定的录取絬下降20分，收费‘行情’不一，少则1.5万元，有的重点名校高达10万元以上。‘定向生’并不‘定向’，已是公开的秘密，可这种假指标仍年年由有关部门下达。二是‘二级学院’，各校收费标准不一，大体3万元左右，录取絬按生源多少而定，可以降100分甚至更多。三是‘专升本’，向专科生贩卖本科学历，一般在1万元左右。
有家长还观察到，高校招生中，常常让‘上絬’人数多于最终录取数，由此产生了很大的‘灵活空间’，使具有特殊背景的考生优先进入。至于‘机动指标’、‘保送生’和各种‘特长生’的名额，往往不会流向普通平民的子女。
民众呼唤教育公平
种种不公正现象抬高了平民子女升学的门槛，不但是智力和努力的较量，还有身份、关系网、财力的较量。教育本是推动社会公正的利器，但教育的种种弊端，使它失去了传统价值系统赋予的道义色彩，反而造就与扩大了阶层鸿沟。中国社会科学院去年发布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研究报告表明，目前内地处于社会优势地位的阶层，其子女职业继承性明显增强，调查数据表明：‘干部子女当干部的机会比常人高2.1倍。’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价值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和体现，包括教育权利平等和教育机会均等两方面，没有教育公平就实现不了社会公平。
每个公民都享有受教育的机会，这是法律明确规定的，良好的教育应该为大多数人所享有。政府部门在保障教育经费充裕、稳定的同时，要确立以人为本的观念，提升和改善教育品质，确保教育公平。只有让更多的人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机会，才有可能让他们充分享受到经济进步和社会发展带来的成果。
有专家建议，要消除现在教育制度的弊端，应建立中央财政对经济困难地区义务教育的转移支付制度，行政部门要按照《宪法》和《教育法》对学校进行投入和宏观规范，不能以政策方式进行干预。教育不公拉大阶层差距 专家吁调整资源配置  

2005年05月17日 09:56【文章字体：大 中 小】

凤凰卫视5月17日消息 据香港商报记者姚志东综合报道，在‘八股纳才’的科举制被废除的第100年，内地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问题再次受到各界关注。城乡学生受教育机会不均、教育资金分配不等、重点高校招生指标有限及教育腐败等原因，使社会差距扩大，进而造成贫富差距拉大。
政策偏差资源配置失衡
据了解，内地教育制度的最大缺陷在于它的二元分割性。二元教育制度的表现形式是，在城市和农村之间进行整体分割，割裂‘农村教育’和‘城市教育’；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各教育阶段实行内部分割，形成重点院校和普通学校的两极世界。城乡、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导致教育机会不均等，是最重要的教育国情之一。
这种现象的背后有制度性原因。政策的不同取向或偏差，往往会加剧教育不公的现实，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教育资源配置不公、教育政策和规则不公。
专家认为，对于业已形成的巨大发展差距，公正的教育资源配置应该适当调整配置，不再继续人为地扩大这一差距，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向落后地区倾斜，以主动缩小差距。但近年来的现实情况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城乡之间、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之间教育资源配置的失衡，仍然明显存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差距仍呈拉大之势。由于两种制度下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权利实现程度截然不同，不同的社会成员及其子女必须宿命地面对着教育机会的不平等。
‘城市优先’思维是主因
据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调查，2002年社会各项教育投资是5800多亿元，其中用在占总人口不到40%的城市人口上的投资为77%，而占总人口60%以上的农村人口只获得23%的教育投资。另据相关资料显示：城乡分割办学制度使农村儿童一开始就处于劣势，导致80%左右的农村适龄人口无缘参加高考。
此外，中国高等教育所获公共资源也远远多于基础教育。为创办一间‘一流高等学府’，上亿财政拨款将投给办学条件已相当不错的大学，而农村中小学校危险教室改造的经费，甚至要通过农民集资的方式解决。数据显示，中国的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平均公共教育经费之比为1︰1︰23，而美国为1︰3︰2。
以1993年为例，内地城乡小学生的人均经费差距为1.9倍，贵州省内城乡之间差距为3倍，而上海市与安徽农村之间达7倍；在初中阶段，内地城乡整体差距为2倍，贵州省内城乡之间达到4.2倍，而北京市与贵州农村之间则达到10倍。1999年，上述各个层次的差距都进一步扩大，其中小学和初中阶段城乡整体差距均扩大到3.1倍，小学阶段最大差距达11倍（上海市3556.9元，贵州农村323.6元），初中阶段最大差距达到12.4倍（北京市5155.2元，贵州农村16.7元）。
在人口大省河南，这种差距也异常惊人：在小学阶段，郑州市预算内教育经费为全省农村平均额的5.9倍，相当于最低的滑县农村的14.7倍；在初中阶段，新乡市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与全省农村的平均数相差5.9倍，与最低的延津县相差11.4倍。
2000年之后，由于向农民收取教育集资的行为受到限制，农村中小学的教育经费更加紧张，差距仍然没有缩小，甚至是再度拉大了。
二元教育导致三不公
缺乏科学公正的教育制度必然引起不公平的结果。
城乡受教育机会失衡
首先是城乡受教育机会的失衡。调查显示，近年学历越高的人群，城乡差距越大。城市人口拥有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的人数，分别是农村人口的3.5倍、16.5倍、55.5倍、281.55倍、323倍。
南京学者张玉林研究了北大和清华20年来的招生情况，情况令人惊叹：以1999年为例，两校招收的本科生中农村学生只占17.8%。
重点大学招生指标分配不公
其次，最高学府本应公正地向各地学子敞开大门，但现实是，落后地区的孩子考上重点大学，付出远远多于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孩子，而且重点高校招生指标对各省区都有名额限制。
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称，如果不定额分配的话，‘西藏的学生就没法读北大了’，现行制度‘确保每个省都有最好的学生进入国家最好的大学，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是公平的’。
而上海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则明确表示：‘上海市对复旦的支持非常大，所以复旦在上海的招生人数相对要多一些。’王校长坦言，高校招生在一定程度上会优先考虑高校所在地生源。
但民众显然并不认同校长们的观点。《中国青年报》调查显示，89.3%的人认为，目前全国重点大学招生指标分配不公平，有批评指出：‘这是以“扶弱”之名，行“济强”之实。’
在今年的‘两会’上，来自湖北省的全国人大代表对此进行了分析：‘据不完全统计，恢复高考制度20多年来，清华、北大在湖北省每校每年招生不足百人，在北京市则不低于500人，招生人数相差5倍；而湖北省总人口7500万人，北京市总人口1500万人，相差5倍。即同等条件下，湖北省只有一个招生指标，北京市却有25个指标。据统计，湖北省考生上清华、北大的平均分数比北京市考生要高160分！’
学者张玉林先生也解剖了‘清华’神话：在迄今为止的20多年间，清华大学投放北京市的招生名额始终超过苏、皖、鄂、川4省总和，2001年占其招生总数的18%，而当年北京高中毕业生数量只占全国总量的0.9%。结果必然是各地录取比例和分数絬的极大悬殊。
对此，北京大学教授郑也夫也指出：‘所谓配额制，大多是偏向弱势群体的，只有在中国当代高考才反其道而行之，它公然照顾强势群体——大城市中的考生！’
特殊招生导致教育腐败
此外还有一种不公正现象引起各方指责——由各种特殊招生手段造成的不公，从而导致教育腐败滋生。
目前高校招生有几类降分录取：一是‘定向生’，省属院校可按规定的录取絬下降20分，收费‘行情’不一，少则1.5万元，有的重点名校高达10万元以上。‘定向生’并不‘定向’，已是公开的秘密，可这种假指标仍年年由有关部门下达。二是‘二级学院’，各校收费标准不一，大体3万元左右，录取絬按生源多少而定，可以降100分甚至更多。三是‘专升本’，向专科生贩卖本科学历，一般在1万元左右。
有家长还观察到，高校招生中，常常让‘上絬’人数多于最终录取数，由此产生了很大的‘灵活空间’，使具有特殊背景的考生优先进入。至于‘机动指标’、‘保送生’和各种‘特长生’的名额，往往不会流向普通平民的子女。
民众呼唤教育公平
种种不公正现象抬高了平民子女升学的门槛，不但是智力和努力的较量，还有身份、关系网、财力的较量。教育本是推动社会公正的利器，但教育的种种弊端，使它失去了传统价值系统赋予的道义色彩，反而造就与扩大了阶层鸿沟。中国社会科学院去年发布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研究报告表明，目前内地处于社会优势地位的阶层，其子女职业继承性明显增强，调查数据表明：‘干部子女当干部的机会比常人高2.1倍。’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价值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和体现，包括教育权利平等和教育机会均等两方面，没有教育公平就实现不了社会公平。
每个公民都享有受教育的机会，这是法律明确规定的，良好的教育应该为大多数人所享有。政府部门在保障教育经费充裕、稳定的同时，要确立以人为本的观念，提升和改善教育品质，确保教育公平。只有让更多的人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机会，才有可能让他们充分享受到经济进步和社会发展带来的成果。
有专家建议，要消除现在教育制度的弊端，应建立中央财政对经济困难地区义务教育的转移支付制度，行政部门要按照《宪法》和《教育法》对学校进行投入和宏观规范，不能以政策方式进行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