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马立诚：我不是卖国贼 我认为中日应接近

文/特约撰稿员 马立诚『人民日报社总编辑 评论部主任』

近来，《人民日报》评论员马立诚《对日关系新思维》一文引起轩然大波，赞同者认为其主张理性、成熟，反对者斥之"卖国贼"、"当代汪精卫"。日本舆论更以"石破天惊"形容马文，认为是中共高层授意之作。

　　对于上述反响和揣测，"投石者"马立诚是泰然处之，还是有所反思？记者就此与他做了对话，他明确表示坚持己见，并为本刊独家撰稿表明立场。

我写《对日关系新思维》的初衷

　　《战略与管理》去年12月发表我的《对日关系新思维》后，在外交界、学术界以及很多网站引起了激烈争议，这是我事先预料到的。因为过去在中日关系问题上，我们在民间较多听到的是一种声音，现在出现了两种声音，当然会引起争议。我认为，有争议是好事，可以促进社会思考，促进不同的意见群体深入反思自己的观点。

　　现在，中日两国贸易和人员往来规模之大，在历史上是空前的，但是两国国民的情绪却拧着劲，越拧越僵。这就容易造成这样一种局面：指责连着指责，报复连着报复，误会连着误会。这种局面的危险性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它会给两国决策层造成巨大压力，也容易被人利用，蕴含着深不可测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做一个探索，看看怎样才能破解这样一个链条，这是我写那篇文章的初衷。在文章中，我提出了在中国已经今非昔比的前提下，宽容日本、理解日本的一种思路。

　　政界和知识界有很多人对我说，我的文章讲出了他们的心里话，也有人准备写文章支持我。反对我的文章我也看过一些，对其中有的观点我也能理解。有人把我的文章和当年汪精卫的文章做段落对照，还有人发表了"在马立诚追悼会上的讲话"。这些文章大多有情绪化的倾向，而情绪化与国家利益是有矛盾的。

　　在中日关系上，站在一个战略的高度来把握大局才是理性的。我认为两种声音的出现扩大了决策层政策选择的空间，对于国家利益来说是件好事，对增进中日两国国民的深入了解也是一件好事。十六大报告提出"新思路、新突破、新局面、新举措"，又强调与时俱进。我的文章是落实十六大精神的体现，我相信我的这种想法能够反映中日两国关系的前途。

他们考虑问题是有战略高度的

　　应该站在什么样的战略高度来理解中日关系问题？

　　首先，中国需要一个长期稳定的环境来实现现代化，与中国具有最直接的关系的就是东亚的环境。十六大提出"与邻为善，与邻为伴"，就是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在东亚，日本就是一个最大的伴。在东亚关系中，中日关系是最重要的。

　　现在，欧洲已经向一个整体前进，北美也向一个自由贸易区深化，非洲在2005年要建立统一的自由贸易区。而东亚现在是一盘散沙，再过一段时间，我们会发现，东亚的每一个国家都要和强大的联盟单打独斗，这对于东亚国家的发展是不利的。所以，怎样推动东亚和东南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前瞻性课题。中国政府提出中国和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即10+1，以及建立中日韩3国自由贸易区的建议，是富有前瞻性的重大举措，符合时代潮流，也是亚洲的人心所向。

　　再者，中日两国现在实际上逐渐形成了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2002年中日两国的贸易额超过了1000亿美元，高于中美贸易额，在中国的双边贸易中占第一位。两国之间的贸易冲突，比如上次因为农产品产生的摩擦，总是在最后一分钟解决，为什么没有谈崩呢？因为两个国家都认识到，双方实际上是互相需要的，如果相互报复，形成恶性循环，彼此的损失就太大了。

　　与这种互相依赖的关系不相匹配的就是两国国民的情绪。比如因为大葱、蘑菇发生贸易摩擦，有些人也把这种国际间常有的经济矛盾上升到政治层面，高喊"灭了日本"等等。这其实不利于两国经贸关系的正常发展，也不利于两国在WTO框架下解决问题。

　　中国经过多年建设与高速增长，远不是原来那个积贫积弱的国家，日本的战败也已使它尝到了恶果。金庸小说有一个主题，就是有些江湖侠士经过反思，提出"冤冤相报何时了？"人与人之间是这样，国与国之间是不是也是这样？如果按照陈旧的思维模式，毛泽东放弃对日赔偿是要不得的；邓小平作为一个著名抗日将领，访日会见天皇更是使不得；当初胡耀邦提出中日两国青年大规模互访，也应受到责难。我觉得他们考虑问题是有战略高度的。

日本不太可能复活军国主义

　　多年前，我写《对日关系新思维》的思路就有了，但在去日本后有了许多实际感受和触动。比如说，我认为日本是不太可能复活军国主义的，因为我亲眼看到他们建立了民主体制，各种力量互相掣肘、互相制约。什么是军国主义？我理解就是整个国家处于军队控制之下，法西斯军事独裁，全国充满了战争狂热和战争煽动，民众都在进行军事训练，政治经济文化等等都纳入战争轨道，一触即发，日本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要求成为政治大国、军事大国与军国主义是两回事。日本派出一两艘军舰参加维和行动等做法，完全不必大惊小怪。再比如说，日本再度进攻中国我认为不可能。日本一共37万平方公里，比黑龙江还小，是一个狭长的岛国，它的55个核电站都裸露在岛上，很容易受到攻击。在现代导弹战争中，日本没有战略纵深。再比如说，以前我们把日本称为"列强"之一，但我到日本以后发现日本人很怕中国。很多日本人对我说："中国要骑在日本的头上指手画脚……"我感觉到中日两国的力量对比变了，而且还要变，我们的对日政策当然也要与时俱进。

　　有人说，你第一次去日本，只呆了13天，就写出这样一篇文章来，是不是太轻率了？

　　我认为这并不是一个人在那里生活多久的问题。现在资讯发达，关键在于你是否具有在一定高度上思考这个问题的能力，如何恰当利用机会是因人而异的。比如马克思，根本没来过中国，但你不能说他对于中国的事情就不可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有人说，那篇文章不是学术文章。

　　这话的意思是说我那篇文章价值不大。但是我觉得，一篇文章有没有价值，不在于它是不是学术文章。康有为要求变法的《上清帝万言书》，陈独秀和鲁迅的很多文章，以及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都不是学术文章，但能说它们没有价值吗？我那篇文章可以说是思想文章，也可以说是政治文章，它不是对当前中日关系的一个全面的学术研究，而是提出了解决中日关系的一个思路，一个框架。我认为当前比较缺乏的是思想。文/特约撰稿员 马立诚『人民日报社总编辑 评论部主任』

近来，《人民日报》评论员马立诚《对日关系新思维》一文引起轩然大波，赞同者认为其主张理性、成熟，反对者斥之"卖国贼"、"当代汪精卫"。日本舆论更以"石破天惊"形容马文，认为是中共高层授意之作。

　　对于上述反响和揣测，"投石者"马立诚是泰然处之，还是有所反思？记者就此与他做了对话，他明确表示坚持己见，并为本刊独家撰稿表明立场。

我写《对日关系新思维》的初衷

　　《战略与管理》去年12月发表我的《对日关系新思维》后，在外交界、学术界以及很多网站引起了激烈争议，这是我事先预料到的。因为过去在中日关系问题上，我们在民间较多听到的是一种声音，现在出现了两种声音，当然会引起争议。我认为，有争议是好事，可以促进社会思考，促进不同的意见群体深入反思自己的观点。

　　现在，中日两国贸易和人员往来规模之大，在历史上是空前的，但是两国国民的情绪却拧着劲，越拧越僵。这就容易造成这样一种局面：指责连着指责，报复连着报复，误会连着误会。这种局面的危险性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它会给两国决策层造成巨大压力，也容易被人利用，蕴含着深不可测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做一个探索，看看怎样才能破解这样一个链条，这是我写那篇文章的初衷。在文章中，我提出了在中国已经今非昔比的前提下，宽容日本、理解日本的一种思路。

　　政界和知识界有很多人对我说，我的文章讲出了他们的心里话，也有人准备写文章支持我。反对我的文章我也看过一些，对其中有的观点我也能理解。有人把我的文章和当年汪精卫的文章做段落对照，还有人发表了"在马立诚追悼会上的讲话"。这些文章大多有情绪化的倾向，而情绪化与国家利益是有矛盾的。

　　在中日关系上，站在一个战略的高度来把握大局才是理性的。我认为两种声音的出现扩大了决策层政策选择的空间，对于国家利益来说是件好事，对增进中日两国国民的深入了解也是一件好事。十六大报告提出"新思路、新突破、新局面、新举措"，又强调与时俱进。我的文章是落实十六大精神的体现，我相信我的这种想法能够反映中日两国关系的前途。

他们考虑问题是有战略高度的

　　应该站在什么样的战略高度来理解中日关系问题？

　　首先，中国需要一个长期稳定的环境来实现现代化，与中国具有最直接的关系的就是东亚的环境。十六大提出"与邻为善，与邻为伴"，就是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在东亚，日本就是一个最大的伴。在东亚关系中，中日关系是最重要的。

　　现在，欧洲已经向一个整体前进，北美也向一个自由贸易区深化，非洲在2005年要建立统一的自由贸易区。而东亚现在是一盘散沙，再过一段时间，我们会发现，东亚的每一个国家都要和强大的联盟单打独斗，这对于东亚国家的发展是不利的。所以，怎样推动东亚和东南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前瞻性课题。中国政府提出中国和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即10+1，以及建立中日韩3国自由贸易区的建议，是富有前瞻性的重大举措，符合时代潮流，也是亚洲的人心所向。

　　再者，中日两国现在实际上逐渐形成了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2002年中日两国的贸易额超过了1000亿美元，高于中美贸易额，在中国的双边贸易中占第一位。两国之间的贸易冲突，比如上次因为农产品产生的摩擦，总是在最后一分钟解决，为什么没有谈崩呢？因为两个国家都认识到，双方实际上是互相需要的，如果相互报复，形成恶性循环，彼此的损失就太大了。

　　与这种互相依赖的关系不相匹配的就是两国国民的情绪。比如因为大葱、蘑菇发生贸易摩擦，有些人也把这种国际间常有的经济矛盾上升到政治层面，高喊"灭了日本"等等。这其实不利于两国经贸关系的正常发展，也不利于两国在WTO框架下解决问题。

　　中国经过多年建设与高速增长，远不是原来那个积贫积弱的国家，日本的战败也已使它尝到了恶果。金庸小说有一个主题，就是有些江湖侠士经过反思，提出"冤冤相报何时了？"人与人之间是这样，国与国之间是不是也是这样？如果按照陈旧的思维模式，毛泽东放弃对日赔偿是要不得的；邓小平作为一个著名抗日将领，访日会见天皇更是使不得；当初胡耀邦提出中日两国青年大规模互访，也应受到责难。我觉得他们考虑问题是有战略高度的。

日本不太可能复活军国主义

　　多年前，我写《对日关系新思维》的思路就有了，但在去日本后有了许多实际感受和触动。比如说，我认为日本是不太可能复活军国主义的，因为我亲眼看到他们建立了民主体制，各种力量互相掣肘、互相制约。什么是军国主义？我理解就是整个国家处于军队控制之下，法西斯军事独裁，全国充满了战争狂热和战争煽动，民众都在进行军事训练，政治经济文化等等都纳入战争轨道，一触即发，日本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要求成为政治大国、军事大国与军国主义是两回事。日本派出一两艘军舰参加维和行动等做法，完全不必大惊小怪。再比如说，日本再度进攻中国我认为不可能。日本一共37万平方公里，比黑龙江还小，是一个狭长的岛国，它的55个核电站都裸露在岛上，很容易受到攻击。在现代导弹战争中，日本没有战略纵深。再比如说，以前我们把日本称为"列强"之一，但我到日本以后发现日本人很怕中国。很多日本人对我说："中国要骑在日本的头上指手画脚……"我感觉到中日两国的力量对比变了，而且还要变，我们的对日政策当然也要与时俱进。

　　有人说，你第一次去日本，只呆了13天，就写出这样一篇文章来，是不是太轻率了？

　　我认为这并不是一个人在那里生活多久的问题。现在资讯发达，关键在于你是否具有在一定高度上思考这个问题的能力，如何恰当利用机会是因人而异的。比如马克思，根本没来过中国，但你不能说他对于中国的事情就不可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有人说，那篇文章不是学术文章。

　　这话的意思是说我那篇文章价值不大。但是我觉得，一篇文章有没有价值，不在于它是不是学术文章。康有为要求变法的《上清帝万言书》，陈独秀和鲁迅的很多文章，以及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都不是学术文章，但能说它们没有价值吗？我那篇文章可以说是思想文章，也可以说是政治文章，它不是对当前中日关系的一个全面的学术研究，而是提出了解决中日关系的一个思路，一个框架。我认为当前比较缺乏的是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