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民族主义必然为祸天下苍生

为什么德国人会有“奥斯威辛”这样灭绝人性的残酷行为？在二战胜利60年后的今天，这依然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纳粹的“反犹”，首先源于它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理论。希特勒明白，只有制造一个全民族共同的敌人，产生“同仇敌忾”的效应，才能夺取、巩固政权。他曾经说，“必须始终存在一个看得见的反对对象，而不能仅仅是一个抽象的对象。”“只有本民族同志才能成为公民。不分职业如何，凡是具有日尔曼血统的人才能成为本民族同志”，尤其要反对犹太人。
　　夺取政权后，纳粹更加精心编织构造了一个颇为完备的关于民族特性、民族文化优越最终导致种族优越论的意识形态理论体系。这种理论声称世界历史中只有金发碧眼的雅利安人是高贵的(在纳粹语言中，雅利安人有时指非犹太血统的白种人，更多是单指日尔曼人)，其中日尔曼人又最高贵，人类的科学文化都是由日尔曼人创造的。人类历史就是一部优劣种族间血统对血统、种族对种族的斗争史，当代日尔曼人是最优秀的人种，是被上苍赋予“主宰权力”的高等民族，理所当然地“应该主宰世界”。在这种从“优”到“劣”的种族排序中，排列最底层的犹太人实际被认为是“非人”，因此为数不少的法西斯信徒才能毫不手软地将其灭绝。
　　种族主义是纳粹民族主义的核心和基础，但反过来又可说，民族主义又是种族主义的温床和基础，极易导致种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可怕的是，这种民族或种族主义具有强大的精神煽动性，极易激发起一种热血沸腾的英雄主义浪漫情怀，并使反对者背上“卖国”、“民族叛徒”的罪名。极端民族主义，确易导致巨大灾难。
　　纳粹政权清楚知道，这种“理论”要为大众接受，必须实行严酷的文化专制主义。因此当它掌握政权后，为了“统一思想”、保持“德意志的精神纯洁性”，纳粹实施了一系列具体的文化清洗政策以防止“异端邪说”的“污染”。这种文化专制的措施，纳粹十分狡猾地分步实施。
　　首先是煽动起民众的情绪，以“群众”的名义进行。被这些情绪挑动起来的青年成群结伙冲向书店和图书馆，把那些“有毒”的书搜走，或按中世纪的习惯把这些书钉在耻辱柱上示众，或把书籍放在大堆的柴薪上，口中念着爱国主义的词句，把它们烧成灰烬。
　　随后，由国家政权开始了一系列更大规模的禁书、焚书活动，对进步思想家残酷迫害，甚至科学都被区分为应受尊崇的“德意志科学”和应被禁止的“犹太科学”。
　　当这种种族主义理论被大众接受、具有相当“群众基础”后，纳粹便可以或破坏法制、或玩弄法律，为所欲为、大张旗鼓地残酷迫害犹太人。
　　在纳粹政权还尚未最后巩固时，它还需要“法律”作为遮羞布，因此它于1933年3月23日强迫国会通过“授权法”，规定政府有权制定国家法律；政府所制定的法律如果不以国会和联邦参议院的组织本身为对象，可以同宪法相异。“授权法”使希特勒政府摆脱了议会制约，拥有了独裁的权力。从当年4月份起，反犹法令就开始大批出笼。“法律”完全适应纳粹政权反犹的政治需要，哪种措施对犹太人的伤害最深，就制定相应的法令。事实说明，当“立法权”没有相对独立性时，“法律”只是独裁者“收放自如”的掌上玩物。
　　纳粹政权的种族主义理论、文化专制主义、对法治的破坏……从根本上说，是对“人”的否定，对最基本人权的否定。因此，对人的生命和基本人权的尊重，应成为一个社会最基本的底线。所幸的是，从1945年之后，对人的基本权利的尊重成为国际性问题，国际社会制定了大量的国际公约，因为“奥斯威辛”说明，这不仅仅是一国的国内问题。
　　自“奥斯威辛”之后，世界开始变化。当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为什么德国人会有“奥斯威辛”这样灭绝人性的残酷行为？在二战胜利60年后的今天，这依然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纳粹的“反犹”，首先源于它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理论。希特勒明白，只有制造一个全民族共同的敌人，产生“同仇敌忾”的效应，才能夺取、巩固政权。他曾经说，“必须始终存在一个看得见的反对对象，而不能仅仅是一个抽象的对象。”“只有本民族同志才能成为公民。不分职业如何，凡是具有日尔曼血统的人才能成为本民族同志”，尤其要反对犹太人。
　　夺取政权后，纳粹更加精心编织构造了一个颇为完备的关于民族特性、民族文化优越最终导致种族优越论的意识形态理论体系。这种理论声称世界历史中只有金发碧眼的雅利安人是高贵的(在纳粹语言中，雅利安人有时指非犹太血统的白种人，更多是单指日尔曼人)，其中日尔曼人又最高贵，人类的科学文化都是由日尔曼人创造的。人类历史就是一部优劣种族间血统对血统、种族对种族的斗争史，当代日尔曼人是最优秀的人种，是被上苍赋予“主宰权力”的高等民族，理所当然地“应该主宰世界”。在这种从“优”到“劣”的种族排序中，排列最底层的犹太人实际被认为是“非人”，因此为数不少的法西斯信徒才能毫不手软地将其灭绝。
　　种族主义是纳粹民族主义的核心和基础，但反过来又可说，民族主义又是种族主义的温床和基础，极易导致种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可怕的是，这种民族或种族主义具有强大的精神煽动性，极易激发起一种热血沸腾的英雄主义浪漫情怀，并使反对者背上“卖国”、“民族叛徒”的罪名。极端民族主义，确易导致巨大灾难。
　　纳粹政权清楚知道，这种“理论”要为大众接受，必须实行严酷的文化专制主义。因此当它掌握政权后，为了“统一思想”、保持“德意志的精神纯洁性”，纳粹实施了一系列具体的文化清洗政策以防止“异端邪说”的“污染”。这种文化专制的措施，纳粹十分狡猾地分步实施。
　　首先是煽动起民众的情绪，以“群众”的名义进行。被这些情绪挑动起来的青年成群结伙冲向书店和图书馆，把那些“有毒”的书搜走，或按中世纪的习惯把这些书钉在耻辱柱上示众，或把书籍放在大堆的柴薪上，口中念着爱国主义的词句，把它们烧成灰烬。
　　随后，由国家政权开始了一系列更大规模的禁书、焚书活动，对进步思想家残酷迫害，甚至科学都被区分为应受尊崇的“德意志科学”和应被禁止的“犹太科学”。
　　当这种种族主义理论被大众接受、具有相当“群众基础”后，纳粹便可以或破坏法制、或玩弄法律，为所欲为、大张旗鼓地残酷迫害犹太人。
　　在纳粹政权还尚未最后巩固时，它还需要“法律”作为遮羞布，因此它于1933年3月23日强迫国会通过“授权法”，规定政府有权制定国家法律；政府所制定的法律如果不以国会和联邦参议院的组织本身为对象，可以同宪法相异。“授权法”使希特勒政府摆脱了议会制约，拥有了独裁的权力。从当年4月份起，反犹法令就开始大批出笼。“法律”完全适应纳粹政权反犹的政治需要，哪种措施对犹太人的伤害最深，就制定相应的法令。事实说明，当“立法权”没有相对独立性时，“法律”只是独裁者“收放自如”的掌上玩物。
　　纳粹政权的种族主义理论、文化专制主义、对法治的破坏……从根本上说，是对“人”的否定，对最基本人权的否定。因此，对人的生命和基本人权的尊重，应成为一个社会最基本的底线。所幸的是，从1945年之后，对人的基本权利的尊重成为国际性问题，国际社会制定了大量的国际公约，因为“奥斯威辛”说明，这不仅仅是一国的国内问题。
　　自“奥斯威辛”之后，世界开始变化。当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